困境范文10篇

[摘要]中国最新推行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但影响着广大贫困家庭，更波及到政府内部的执行者。此种扶贫方式的转变是由面到点的转变，更具有针对性与准确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与精准扶贫政策之下，研究并挖掘扶贫深层的阻碍因素与困境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帮扶政策，成为一个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精准扶贫，推动社会协调机制的健全、完善和全面发展，为贫困户寻找更为精准的帮扶措施，建立长期的帮扶监测体系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关键词]精准扶贫；影响因素；困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关键一年，承载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绩效，将贫困人口从7.7亿减少至5000多万，但剩下的贫困人口却是最难帮扶、基础最为薄弱的贫困户。虽然扶贫工作进展巨大，但当前对于收入水平低引起的绝对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相对贫困这些现象仍然值得关注。截至2015年统计显示，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达5000万之多，扶贫工作依然不容轻视。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典型的国家，因历史渊源城乡差距巨大，为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就成为当前我国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它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扶贫方式。但扶贫工作开展的时间较长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影响扶贫成效、出现扶贫困境，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既可以发现扶贫工作中的阻碍因素，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扶贫成效、走出扶贫困境，促进我国脱贫攻坚的圆满完成。

1文献综述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政府是消除贫困的主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和资源动员能力，这是扶贫取得成功的关键。宫留记认为，政府扶贫对于解决大面积、集中性贫困问题卓有成效，市场扶贫则在专业性和效率方面更有优势，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政府在扶贫中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政府投入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也会存在着弊端体制，因此，坚持精准扶贫与市场化扶贫模式创新，让市场在政府的管理下介入到扶贫工作中来，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律，合理安排扶贫产业项目和金融信贷支持，从而防止产业项目过度投资和低效配置。扶贫项目是扶贫措施市场化的一个关键环节，邢成举指出当前扶贫项目的目标有所偏离，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自利性的村干部、获得项目信息与权力的“差序格局”、农民分化与需求差异及村庄内出现了大量的针对扶贫项目与资金的精英俘获，这些都会导致扶贫工作的内卷化，邢成举还指出从微观层面看，精英俘获的出现是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关键原因，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问题须在克服精英俘获现象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汪三贵指出目前在精准扶贫方而的困难主要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这三个方面，学者赵晓峰也指出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难点在于贫困村和贫困农户的识别越来越困难，在财政扶贫资源下乡的过程中存在着精英俘获现象，左停等则认为精准扶贫机制的推出是为了解决此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瞄准目标偏离和精英捕获问题，但还面临贫困规模控制下的规模排斥和市场化背景下扶贫开发手段不足的问题。学者葛志军和邢成举基于地方实践发现精准扶贫面临多方面的困境，包括贫困户参与不足、帮扶政策缺乏差异性和灵活性、扶贫工作遭遇上访困扰、扶贫资金有限和驻村扶贫工作队效果较差；导致困境的主要原因有农民的社会流动、自利性和信息的缺乏、精准扶贫的内在矛盾、维稳工作的优势地位、结构性贫困的挑战、驻村扶贫干部的双重身份和扶贫资金筹集渠道的单一等。邓维杰认为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过程中出现了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在王国勇看来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贫困对象识别不精准、干部驻村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化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学者王介勇提出新时期扶贫开发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在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日益突出、贫困主体日益呈现出分散性、脆弱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及贫困治理的边际效益日益递减，指出精准扶贫政策难点与实践困境在于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标准单一、技术实现困难精准扶贫的动态管理与考核机制不健全与精准扶贫政策存在多部门协调难、扶贫资源配置低效问题。

2脱贫的影响因素

摘要：所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作为现阶段扶贫工作的行动指南在过去的五年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据报道，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853万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在调研中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深入研究该问题，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总结扶贫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打好脱贫攻坚战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精准扶贫;脱贫;对策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将扶贫开发工作放在重点突出的位置，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扶贫战略先后呈现出逐级递进的关系：改革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扶贫—定点扶贫—精准扶贫。扶贫政策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是我们党立足基本国情，对扶贫工作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在取得突出成效的同时也暴露一些精准扶贫在施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精准扶贫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一）精准识别机制存在不足——纵向识别与横向识别的困境。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纵向识别是自上而下的，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多个扶贫文件标志着脱贫攻坚“四梁八柱”性质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国家政策在地方施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变质走样”等情况，“瞄准偏差”就是这样产生的。“瞄准偏差”产生，既可能源于技术难题，即瞄准机制的简约性要求和社会环境复杂性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源于政治过程，即扶贫的社会福利诉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性诉求之间的矛盾；还可能源于文化难题，即扶贫中文化污名的社会排斥。[1]如何确保顶层设计能够落地生根是现阶段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横向识别对识别主体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基层扶贫人员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对扶贫政策认识不清、识别标准吃不透可能会存在误评、错评现象。纵向识别与横向识别的矛盾使得精准识别面临困境。（二）精准帮扶环节存在问题——“输血”与“造血”的困境。在精准扶贫帮扶工作中，扶贫资金一次性交予贫困户，对资金的使用情况不做后期追踪，使得游走在贫困标准线的贫困户一接受帮扶就能快速脱贫，一遇天灾人祸就迅速返贫。这种“输血”式帮扶弱化了贫困户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滋生了“等、靠、要”的不良风气，导致扶贫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出现“越扶越贫”的悖论困境。由“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帮扶的转变也绝非易事，扶贫对象因自身组织化程度不高，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扶贫项目与其实际承载力不符；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科学管理，没有市场竞争力，项目实施后无法得到后续政策的支持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贫困户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致富。“输血”式帮扶使得部分贫困户丧失脱贫斗志，依赖国家政策，以“争当贫困户为荣”。“造血”式帮扶又因贫困户自身能力受限，无法在短期内达到预期成效。改变贫困户“智贫志困”的现实困境，是当前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贫困人口的自我造血是精准扶贫的应有导向[2]，只有把贫困户自身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以“助人自助”为基本遵循，才能真正意义上脱贫致富。（三）精准考核过程中存在问题——“面子”与“里子”的困境。精准考核是针对扶贫工作情况全过程的考查，既要考核扶贫工作中不同层级扶贫部门的工作成效，又要保证扶贫政策措施的深化落实。当前，为保全“面子”，部分基层干部把扶贫工作“文件化”“会议化”“表格化”；把大量的资金用在垒大户、堆盆景、制作精美挂图展板上；在考核评估过程中弄虚作假，组织群众统一口径应付上级检查。要想顾全“里子”，则需要扶贫干部真正深入贫困户，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为其提供脱贫致富的“点子”而不是片面给予他们解决温饱的“票子”。建立起完善的考核监督体制机制，邀请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介入协助考核监督是精准考核的中心环节。针对扶贫政策、措施在施行过程中具有阶段性、特异性的特点，精准考核体系应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精准考核须完善激励和问责机制，体制外监督与体制内自我监督双管齐下，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使权力在阳光下行使。

二、精准扶贫研究思考

一、自我认同危机：当前德育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四则个案资料

资料一：璐璐是一名小班的幼儿，在班里她不说话，不与同伴交往，不爱玩玩具，不运动，她拒绝参加班里组织的任何活动，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小椅子上不让小朋友接近她。小朋友和她接近同她交往时，她要么不理会，要么推开小朋友，甚至用双手捂着脸哭。经过观察，璐璐虽然不同人交往，但她会用眼睛注视老师和小朋友的活动，当有的小朋友做出滑稽的动作时，她也会哈哈大笑，而当她发现有人看她时，她会立即收起笑容，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资料二：2005年8月20日下午4时多，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26岁的衡阳籍在读博士生孟懿从研究所教学楼7楼纵身跳下，一声重物砸地的闷响打断了正在会议室集中学习的研究所工作人员，同时也夺走了孟懿年轻的生命。

一封事先张扬的遗书，末尾写着：“自杀原因：厌世，想偷懒，精神抑郁。”

资料三：2月23日下午1时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报云南某大学学生公寓一宿舍发现一具男性遗体。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在该宿舍柜子内共发现4具被钝器击打致死的男性遗体。经警方认定，云南大学在校学生马加爵有重大作案嫌疑……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来宾：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奋起在困境之中

2009年，是注定载入公司史册的一年。这一年，公司先后获得了平顶山市“五一劳动奖状”、河南省用户满意企业、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企业资质从“土石方一级”增加到了“拆除与爆破一级”。虽然，这一年公司的帐面盈利额仅为33.6万元，可在两年前的2007年，这一数字还是负的1363万元。

亏损1363万元，对于一个在残酷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搏杀的企业，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人们不会忘记两年的情景，机关总部累计十三个月不发工资，许多年轻人不辞而别，技术人员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四十多岁职工坐等破产，五十多岁职工的盼着退休。“哀，莫大于心死”。可以说，所有职工的心里已经由失望转向了绝望。

哲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言。虽然除了极少数人有幸聆听哲学大师的演讲而外，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阅读而接受哲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语化的语言对哲学没有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语应该是书面语言的基础，因为在书面语言产生之前，甚至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使用口语了。总之，语言的表达方式对哲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其深刻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例如中国语言中没有印欧语系特有的系词结构，因而中国哲学中就没有西方哲学式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尽管它可以有类似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形态。由此可见，无论是学习哲学、研究哲学还是表达哲学思想，都离不开语言。

哲学正是在这里陷入了的困境。

我们实际上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无论哪个语种的语言都属于日常语言。虽然20世纪以来人们致力于建立一种“人工语言”来“纠正”日常语言可能发生的错误，但是这一工作并不十分成功，其实即使成功了，那也毕竟只是少数专家才能使用的专业化的“书面语言”。对我们来说，语言就是日常语言。同样一套语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它来交流和沟通，哲学家们亦用它来表达哲学思想。问题是，日常语言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而哲学的对象却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对象，它们往往具有超验的性质。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和有限的，哲学的对象却是抽象的和无限的，例如存在、实体、至善等等。同样一套语言要适应两个不同的领域，这就造成了“一仆二主”的尴尬局面。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通常都是用日常语言写成的，但是大多数人却看不懂哲学著作，即使是懂哲学的人也不一定看得懂。正如维特根施坦所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哲学家们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他们所思想的对象往往超越了日常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和界限，因而日常语言并不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下使用的。就古典哲学而论，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世界是颠倒的：在人们看来，他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而在哲学家看来，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不过是“现象”，真正真实可靠的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背后的“本质”。日常语言产生于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要用它来否定日常生活的世界的可靠性，并且用它来表达这个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哲学因此而陷入困境无疑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哲学的确有其特有的话语形式。

当古人刚刚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抽象概念可用，所以只好使用象征、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例如赫拉克利特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表示万事万物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道理。逐渐地哲学有了推理论证，并且形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抽象的思维操作方式，这也是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然而，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无能，而是因为哲学家们难以表述清楚他们的思想。因此，哲学话语就变成了另一种隐喻，我们必须有本事“看”出哲学话语“背后”的含义才能弄懂哲学家的思想。相信读过哲学著作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当你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读懂了（或自认为自己读懂了）一部哲学著作之后，便会为其中的道理如此之简单，哲学家的表述却如此之笨拙而感慨万分，但是当你试图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它的时候却又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的表达方式已经是“最佳”的方式了。

可能有人会说，哲学著作看不懂没有关系，只要哲学家看得懂就行了。自然科学的著作不是同样看不懂吗，这并不影响科学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不懂科学技术并不影响我使用科学技术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不懂哲学，就不可能使用哲学的成果。因为科学不过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哲学所关涉的却是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它决定的是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东西我可以拿来就用，但哲学家的思想如果不化为我自己的思想，或者我的思想如果不能达到哲学的水平，哲学对我就毫无意义。因此，如果哲学家们的著作始终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得懂，那么哲学就不可能发挥什么社会作用了。科学技术可以由少数人发明出来然后使之简单化也就是“傻瓜化”给大众使用，哲学却不可能发明出来之后“傻瓜化”。我们能不能由哲学家们“发明创造”出世界观人生观来，然后拿过来就用？换言之，我们能不能把人生之路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哲学家，自己充当傀儡呢？人生之路归根结底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走，不然的话，我们岂不是成了行尸走肉？！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和适应要素禀赋特点的发展模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占全国企业数总量99%以上的中小企业，其产值已占到我国GDP的近60%，可以说，中小企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此外，中小企业在活跃市场、促进技术创新、提供就业机会、造就市场机制、稳定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有的作用是大企业所无法替代的［1］。然而，追求规模经济和实施经济赶超战略却使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强位弱势”［2］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在融资方面普遍面临“不公平的待遇”。从资金需求的实际满足程度来看，占我国企业总量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资金不足一直是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对于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融资困难，学界已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比如，我国金融体系产生的金融压抑［3］，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问题和规模问题［4］，政府作用的发挥问题和企业所有制歧视问题［5］，以及银行的垄断结构与经济中的摩擦因素过多和信息不对称问题［6］等等。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解释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就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总的来讲，这些重要研究大都是集中于在我国现有金融服务的经营模式下解析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从金融制度的内生性来讲，探讨中小企业融资的逻辑起点理应落脚于企业的融资需求［7］，但是，就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实质而言，其实就是要通过金融系统的一定安排使得能够高效率使用资金的中小企业能够顺利地获得资金这种资源，从而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8］。基于此，和已有文献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试图从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经营模式定位的角度，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局形成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并提出通过发展社区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政策建议。

二、信息类型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定位

众所周知，金融机构是具有信息生产优势并依赖于信息生产进行经营活动的专业化经济组织。从现有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信息就其基本属性或特征主要有两类，一类称为“硬信息”，另一类则称之为“软信息”。所谓“硬信息”就是能够数量化、容易储存和以非人员方式进行传递，而且其内容独立于信息收集过程的信息，如财务报表信息、可抵押资产的数量与质量信息、信用评分等级档案等等。而“软信息”则不同，它很难以数量化的方式传递（传递要以文本的方式进行，如意见、观点、传闻、经济计划、未来的管理规划和市场评论等），信息收集过程也必须通过专人亲自收集而不能委托他人来，而且信息收集人本身就是信息内容的一部分，甚至还是信息的使用人或以此信息进行经营决策的人［9］。正因为经济信息存在“硬信息”与“软信息”之分，一些研究企业组织的文献就认为，分析信息的类型有助于解释企业的经营领域与市场定位。StEin［10］的研究表明，如果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交流对于其产品生产至关重要（如银行业），那么，企业可获取的信息类型特征就决定了企业是否在某一市场领域进行专业化经营。他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软信息”不容易收集而且在组织内部不容易传递，采取分散化的经营方式对小银行更有吸引力，而在信息容易“硬化”和传递的情况下，采取集权化的经营方式对大银行更有吸引力。可见，如果银行在收集处理“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那么银行会定位于提供关系型银行业务的经营模式，以进行分散化经营；如果银行在收集处理“硬信息”方面有优势，那么在经营取向上，银行会定位于提供交易型银行业务的经营模式，以进行集权化经营。所谓关系型银行业务则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在获取特定客户专有信息上进行投资，并对这样的投资从与同一客户长期和/或多产品的多重互动方面进行盈利性评估之后提供的金融服务［11］。而交易型银行业务（注：从国内外的研究文献看，很少有文献对交易型银行业务进行明确的界定，往往是通过与关系型银行业务的对比来说明；也许这是由于交易型银行业务是当今主流的银行业务模式的缘故。此外，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对交易型/关系型借贷、交易型/关系型融资和交易型/关系型银行业务没有做太多的区分，而经常交替使用。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银行业而言，交易型/关系型融资则是交易型/关系型银行业务的一个核心内容。）的经营模式，就是主要提供高度标化的金融产品，如金融中介服务、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其经营活动依赖于可靠的和容易获得的“硬信息”，在信息管理方面对人力投入要求也很低的一种经营模式［12］。

从交易型银行业务的特点来看，ScottE.HEinetal.［12］认为，该经营模式大量使用信用评分模型来对客户的金融需求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策（注：当然，该经营模式也大量根据客户的可抵押资产、可质押资产和财务报表进行经营决策。），而且这种决策往往由上级主管集中作出；在服务对象取向方面，交易型银行业务模式对可带来巨大利润的大客户实行优惠利率，而对小客户则降低服务水平并收取较高的服务费用；此外，交易型银行业务模式注重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从而使得银行资产规模的膨胀和管理层级的增加（注：这与关系型银行业务模式在具体经营中更多地依赖于掌握客户“软信息”的人员做出是否提供金融服务的决策，注重经营决策的当地化，委托环节很少的经营特点有很大的不同（ScottE.HEInetal.，2005）。很显然，依赖于“硬信息”经营的管理层级较多的大银行在关系型借贷市场上就不具有效率优势［10］。一方面，关系型银行业务的经营模式要求银行在长期中通过最大化与其客户关系所产生的总体利益来增加其收益，而不是寻求从单一的产品或单笔交易中获取最大利益［13］；另一方面，即便是开展关系型银行业务并能够从中获利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中介机构获得的是私人信息，而不是唾手可得的公众信息；信息通常是通过与借款人多样化的交往，如提供多样的金融服务来收集；获得信息后保密，使其仍然是私人的［14］。这就需要银行与其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联系，通过以客户为中心的多产品、多渠道、长期的业务往来以获取和垄断客户的专有信息。就此而言，以提供交易型银行业务为特征的经营模式对“软信息”丰富而“硬信息”缺乏的金融需求主体产生排斥，也就具有经济意义上的逻辑基础或必然性。

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财务正常的公司为样本，首先应用剖面分析和单变量判定分析，研究财务困境出现前5年内各年这二类公司21个财务指标的差异，最后选定6个为预测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分别建立三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在财务困境发生前2年或1年，有16个财务指标的信息时效性较强，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较高；(2)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在财务困境发生前4年的误判率在28％以内；(3)相对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预测模型的误判率最低，财务困境发生前1年的误判率仅为6．47％。

一、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研究的基本问题

财务困境(Financialdistress)又称“财务危机”(Financialcrisis)，最严重的财务困境是“企业破产”(Bankruptcy)。企业因财务困境导致破产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行为，所以财务困境又可称为“违约风险”(Defaultrisk)。事实上，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通常从财务正常渐渐发展到财务危机。实践中，大多数企业的财务困境都是由财务状况正常到逐步恶化，最终导致财务困境或破产的。因此，企业的财务困境不但具有先兆，而且是可预测的。正确地预测企业财务困境，对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对于经营者防范财务危机、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监控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纵观财务困境判定和预测模型的研究，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财务困境的定义；二是预测变量或判定指标的选择；三是计量方法的选择。

(一)财务困境的定义

关于财务困境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Carmiehael(1972)认为财务困境是企业履行义务时受阻，具体表现为流动性不足、权益不足、债务拖欠及资金不足四种形式。Ross等人(1999；2000)则认为可从四个方面定义企业的财务困境：第一，企业失败，即企业清算后仍无力支付债权人的债务；第二，法定破产，即企业和债权人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第三，技术破产，即企业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合约付息还本；第四，会计破产，即企业的账面净资产出现负数，资不抵债。从防范财务困境的角度看，“财务困境是指一个企业处于经营性现金流量不足以抵偿现有到期债务”，即技术破产。

在Beaver(1966)的研究中，79家“财务困境公司”包括59家破产公司、16家拖欠优先股股利公司和3家拖欠债务的公司，由此可见，Beaver把破产、拖欠优先股股利、拖欠债务界定为财务困境。Altman(1968)定义的财务困境是“进入法定破产的企业”。Deakin(1972)则认为财务困境公司“仅包括已经经历破产、无力偿债或为债权人利益而已经进行清算的公司”。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为基础，提出德育过程就是引导个人合于德性的现实生活展开的过程，德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幸福生活。现代德育的困境在于与生活疏离。走出困境的出路是向生活回归。由此提出回归生活的德育途径，从德育走向生活和从生活走向德育。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那种永远为自身而不为它物的目的是最完满的、绝对最终的目的，是最高的善。”善对人类意味着幸福，“善是最高的幸福”。而人的善就是合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生活的目的是其自身的善。善的生活构成人类的幸福；德性是内在于生活并走向好（善）生活的途径，德性的完满本身即是好生活的重要部分；德性是一种获得性品质，它的养成离不开生活。

由此我们提出，德育的功能就是培养人的完满的德性；德育过程是引导个人合于德性的现实生活展开的过程；德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好生活，是生活的幸福。

一、现代德育的困境----与生活疏离

（一）生活对德育的疏离

社会发展至今，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物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铺天盖地的物质世界。不仅如此，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也越来越大，这使得人陷入物质主义的泥坑而难以自拔。有用性成了生活的唯一尺度。与物质主义密切相关的是工具理性的扩张与技术的至上。“20世纪是第一个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一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

摘要：教育要以德为先，在初中教学中渗透德育，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同时还能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前初中德育教学还面临着一些困境，通过分析这些困境，在此基础上就解决措施展开论述。

关键词：德育教学；困境；策略

我国的德育渗透对初中生当前发展和今后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目前现状来看，初中德育教学情况不容乐观，还面临着较多的困境。学生的个性、品质以及潜能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就如何突破初中德育教学的困境阐述一下自己的见解。

一、初中德育教学的困境

（一）德育渗透内容与学生认知不符。初中生年龄比较小，身心都处在感知运动阶段，没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对于很多事物不能进行正确的辨别和掌握，初中老师在渗透德育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思维发展水平和认知水平，渗透的内容与学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有较大的出入，导致学生完全不能理解，德育效果较低。（二）忽视了对学生良好习惯的培养。要想对初中学生进行德育教学，让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品质，首先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尤其是初中生，身心都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习惯养成的黄金时期。但是目前初中的德育教学，很少老师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也不注重班级学习作风和学习氛围的创建，导致德育教学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三）其他困境。除了上述两种困境，初中的德育教学还存在诸多困境，比如校园暴力问题。无论是报纸媒体上还是电视新闻上，经常看见一些初中校园暴力问题，并且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人人都比较关注，这也是初中德育教学困境的一个突出表现。除此之外，有些初中老师在德育教学过程中，重视对成绩好的学生进行教育，对于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则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导致学生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而且对后进生的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也是初中德育教学面临的困境之一。

二、突破当前初中德育教学困境的策略

在世界的利益图景上，历史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种种冲突、反复博弈的零星分散机制，以其涓涓细流最终在近代蔚然成了宪政主义的洪涛大川，然而此洪涛大川远非人们所渴求的那样风平浪静。相反，却始终存在着人类所难以消弭的纠葛和矛盾——如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横、传统对现代的挑战、精英与民众的对峙等等。本文试图探讨产生宪法效力困境的原因，并对宪政内在的纠葛与矛盾略作清理。

一、宪法效力困境之界定

“宪法效力困境”并非学术界对相关思想的惯常表达。何谓宪法效力困境？宪法效力困境果真存在？此问题意义何在？

宪法效力这一概念包含实然效力与应然效力两个方面。所谓宪法的应然效力，即宪法的规范效力，也就是宪法文本中所规定的关于宪法至高无上效力的法律地位的规范表述与价值申明。关于应然效力的至上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予以了直接或间接地承认。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谓宪法的实然效力，指宪法规范对其所调整的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人与事所具有的事实上的强制力与拘束力，它是宪法实现的事实状态。宪法效力的实现状态是其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的宪法重合。具体表现为三方面：①一切法律法规都得依据宪法；②一切法律法规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③宪法具有最高的强制效力，一切组织与个人都应以宪法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一切组织与个人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严厉制裁。然而，经验世界中，宪法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间的巨大的裂缝与间距已远远超过人们对规范与现实常态差距的合理容忍度，宪法效力面临虚化而落空的尴尬境地，此即“宪法效力困境”。

果真存在宪法效力困境吗？其实，弥散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的冲突是我们的理性不得不容忍的现实。宪法作为关于社会及自身价值追求的规范，自其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它的应然效力高于诸法，而它的实然效力却被诸法瓦解，以至于形成的应然与实然的巨大落差超过了理性的合理容忍度，并以“困境”的形式呈现在众人面前。并且，宪法效力的困境不单存在于宪政文明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也存在于宪政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率先颁布《人权宣言》，富有革命理想与激情的法国，其宪法文本变动频繁，宪法效力百余年来仅存于纸面，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宪法委员会，宪法效力困境才有所改善。宪法起源地的英国至今不承认宪法高于其他法律的效力。英国奉行议会至上，议会制定的法律至上，导致宪法与法律的制定程序、地位、效力混同，没有突出宪法的特有效力，更毋论至上权力。因此，宪法效力之实现已是困境重重，宪政改革的呼声甚高。虽然美国以司法审查制促使宪法由文本成为现实，被视为当代世界宪政文明的楷模，但是因为审查机关非由民选，故这个机关及其审查行为面临审查法律、解释宪法的权力的正当性怀疑和指责。而广大的非西方国家虽然在市场经济魔力推动的全球化趋势下或积极或被动地移植了宪法，但是本土文化传统对异质的宪政精神依然漠然置之，而是热衷于以宪法为工具，增添本国政权权威度的砝码。可见，宪法效力的困境，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它可以是英美法等国家宪法效力实现过程中权力的内在紧张关系，可以是非西方国家的混血宪法因为缺乏宪法诉讼经验而导致宪法效力的早夭；也可以是大陆法系国家司法权力历史性的软弱导致宪法的实然效力长期落空等等。是故，宪法效力困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程度有深有浅，但也不能因此否认特殊性背后的普遍性，其普遍性乃是来自于宪政自身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必然逻辑地展开于现实的经验世界中，使各国的宪政效力表现出特殊性。我认为，这普遍性因素，就是产生宪法效力困境的根本原因。

研究宪法效力问题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知道，宪法效力的困境是每一个宪政追求者们心底的痛，尤其在中国、伊朗等后宪法国家。面对滚滚的宪政潮流，人们总是倾向于埋怨本国传统的落后、本土资源的欠缺与当权者的保守等等。但是，宪政这一当初仅限于一二个国家的具体时代的具体的政治经验真的就具有逻辑的普遍性与实证的完备性？宪政本身是否有逻辑困境从而导致它在现实层面的效力困境？因此，本文转换思维角度，从宪法自身的内在逻辑矛盾来思考产生宪法效力困境的原因，并尝试寻找突破困境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