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范文10篇

《苦难辉煌》是本好书。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初期的艰难历程是个充满苦难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更是个充满苦难的历程。苦难不仅来自外部帝国主义的欺负，国内反动派之流的残酷镇压，而且来自党的高层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的领导人、孔荷宠、龚楚之流的背叛，苦难还来自党因自身的不成熟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多

少党的优秀儿女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含冤于九泉之下。金一南悲伤地认为，历史的真相也许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没有办法用三色、六色或十二色，甚至二十四色来描绘，我们只能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尽管这真实可能很残酷、很费解或者很令人尴尬，但历史就是个复杂的多面体，甚至是个永远也无法说得清清楚楚的综合体。掩卷而思，不禁感叹：人间真的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与上帝，只要是人就不会天生正确，更不可能永远正确，再伟大的人物也会犯错误，也会冤枉人，甚至还会发脾气。我更加感叹：不是作为伟大领袖的、只是默默无闻的，甚至从不曾留下名字的红军战士，是他们无怨无悔地把自己仅有的一生，奉献给一个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奉献给一个伟大的事业——拯救中华民族，才有今天的辉煌。他们才真正无愧于“中华民族之子”的称号，他们才真正无愧于“中华民族脊梁”的桂冠。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籍籍无名而忧伤，却要树立起崇高的理想，把自己极其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的人民的事业中去。

书中在描述一些战役的时候经常会有假设，比如说假如怎样，历史就会更改。但是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但假设永远只不过就是一个假设。时间的一维性是不会重新再来的，人生的真正的机遇也仅有一次，抓不住便要面对失败。当背叛共产国际时，共产国际的领导说：“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让自己尝了苦果，斯大林党派作风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的不良作风注定失败。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真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从苦难走向辉煌，而不是从苦难跌入深渊，就是因为他们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能坚持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他们不唯上也不唯书，他们敢于奋起抗争，他们更不追求个人的私利，甚至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去追求一个美丽的梦想，更重要还在于他们这么想也这么干了。正是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以，不要为自己干不出惊天伟业而忧伤，却要把自己的分内事做好，试想一尘不扫的能扫净天下的污秽吗？

金一南撰写这本书的精神也很让我感动。从网上资料获知，金一南曾当过工人，被赞为“天生就是个好工人”，还曾当过兵，被誉为“天生就是个好战士”，他现在是大学教授，又被叹为“天生就是个教书的料”。金一南自己说，没有天生的事情，只是做什么就要用心、尽全力，热爱生活就要干好工作；创新贵在坚持，只是把别人打牌、看电视的时间用来搞研究了；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八小时以外。他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无异金玉良言。我也是个老师就应该做个好老师，做个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我的教书也要教出自己的风格，我的育人就该育出对人民有利的人。人活一辈子要有热情、有理想，有追求，不要说得太多，干的太少，要做个能干实事的实干家。人间的苦难很多，但大多不能创造出辉煌，只有凤凰涅盘地对待苦难才能浴火重生创造辉煌。作为个人的我从不敢希翼一辉光芒，也永远不敢存此妄想。但我愿，愿与我灾难深重的全民族人民一起去创造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摘要：《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近代合唱音乐史上的一个经典曲目，作品在内容上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动人场面。音乐上汲取了民间音乐的素材，形象地塑造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力量与民族苦难。音乐创作上讲究典型形象的丰满性。在风格与结构上强调内在统一性，是一部具有民族气派，富于时代特征的音乐作品，是中国大型合唱声乐作品的典范。

关键词：《黄河大合唱》力量苦难象征

《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近代大型合唱作品的典范，也是我国近代合唱音乐创作史上的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每当高歌此作品，高亢激昂的旋律即在人们的心中唱响，它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展示的是一种激流勇进的黄河形象。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苦难、斗争、力量的象征。虽然是一首流传了几十年的曲目，它却浓缩了词曲作者太深的情感，包含了中华民族顽强的民族精神。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非常艰辛，同时又充满激情。词作家光未然曾回忆他的创作经历，《黄河大合唱》原名《黄河吟》，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他率领抗敌演剧三队赴吕梁山工作，在陕西宜川壶口东渡黄河时，亲眼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黄河的惊涛骇浪英勇搏斗的情景，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深深感动了他，并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当晚三次提笔创作，泪流满面，激动不已，船夫们与黄河的惊涛骇浪英勇搏斗的场面给了他太多的感动。1939年初，回到延安后，作者饱含激情地写下了长诗《黄河吟》，并在同年的除夕晚会上朗诵表演，感动了所有的干部战士。

而曲作者冼星海当时就在现场。长诗的感情深深打动了他，并且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他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带病创作完成了这部剧作的初稿。冼星海在日记中写到：“3月26日，今天开始写《黄河吟》，光未然写词，这是一种新作风的象征，内容包括很广……3月27日，身体不怎么好。恐怕是营养不良的关系，继续写《黄河吟》……3月31日，《黄河吟》八首歌曲完成……”可见冼星海创作环境是多么艰苦。同年5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由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唱，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获得巨大的成功。演唱气势磅礴，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乐记》中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黄河大合唱》正是作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抗争力量的感动与感悟，才能创作出如此经典的音乐合唱作品。今天我们再度欣赏此作品时，民族之魂，黄河的英雄形象，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力量的象征，依然清晰可见。

《黄河大合唱》在艺术上有着很高的音乐成就与独创性。这首作品的创作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地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这部作品的词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气魄，音乐表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其高度的思想性、象征性、艺术性为我国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同学们：大家好！

先问一下大家，早上顶着寒风7点就得到学校早自习，苦吧？苦可以理解，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回想一下，虽然苦了点，这些年来，大家还不是一样坚持过来了，真不容易呀！在这里我想请同学们都表扬一下自己——“我很棒，我有吃苦精神”。

是的，大家都有吃苦的精神，但如果能拿一把秤称一下的话，每个人拥有的吃苦精神的绝对值就不一样了。君不见，面对着糟糕的成绩时能发愤读书的能有几人；君不见，面对生活困境能坦然处之勇于挑起责任跨越苦难的能有几个。

苦难原本是生命旅途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原创：苦难是竖立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一扇纸糊的门，你只要敢于捅破，前方的路便天宽地阔；苦难是蹲在成功门前的看家犬，怯弱的人逃的越急，它便追你越紧；苦难是火焰熊熊的炼狱，灵魂在苦难中涅槃，就会显露出金子般的成色。

四季轮回。既然有春天的葱茏，也就有秋天的落叶；既然有夏天的热烈，也就有冬天的风雪。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苦难，没有理由不善待苦难。

世上没有不变的路，人间没有不谢的花。也许，所有的艰难险阻都是通向人生驿站的铺路石。曹雪芹满腔辛酸作成《红楼梦》，贝多芬用苦难谱写《第九交响乐》，诺贝尔则利用生命的代价换取了震撼世界的一声巨响。苦难之于人生是一笔丰厚迷人的财富。

最近，参加我们工会开展的“读书——助我素质提升”主题读书活动，陆陆续续阅读了《中国震憾》、《光辉的历程》、《苦难辉煌》等书籍，并且认真做了读书笔记。开卷有益，这些书籍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苦难辉煌》这本书，掩卷沉思，不由自主想起列宁同志曾经说过那句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是啊，我们大国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大国的传统是需要传承的，大国的精神是需要发扬的。

由华艺出版社出版，金一南先生所著的《苦难辉煌》，是第一本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书，是第一本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历史的书，是第一本可以作为大散文欣赏的历史图书。讲述20世纪在世界东方，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经历了如此的地狱之火，带领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全书关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叙，能够举重若轻，娓娓道来，令人读时进入角色，爱不释手。读罢，掩卷沉思，感慨万千。

我们经常这样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孰不知，共产党打天下，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要在苦难的炼狱里备受多少煎熬。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从苦难走向辉煌，而不是从苦难跌入深渊，就是因为他们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艰苦中不懈奋斗，自主创新才有今天，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我们所敬仰的同志也曾经打过败战，曾经在公开的场合坦承自己的指挥失误；“伟大的长征”在刚开始时根本不知未来的方向，曾经遭遇四面楚歌；红军的指挥部差一点被包困。正如同志在他《沁园春长沙》诗词中那样豪情万丈表现的“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从1911至1925年，同志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这期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影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革。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的一座又一座峥嵘的高峰。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同志等，为了中国革命走出苦难的水火和中国人民从苦难深渊里拯救出来，而经历了苦难的历程。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否则，就是一种背叛。

中国这个泱泱东方巨龙的迅速崛起已经举世公认，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和完成我们的责任，需要汲取多方面的营养。因此，我们每一个热血的中国人，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不仅不能忘记历史的苦难，还要勇于承担起自己的强国责任，立足本职，务实创新，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和历史的人物相比，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岗位，爱岗敬业，在岗一小时，奋斗六十分，我们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强盛贡献自己的聪明与才智。

关键词：《黄河大合唱》力量苦难象征

摘要：《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近代合唱音乐史上的一个经典曲目，作品在内容上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动人场面。音乐上汲取了民间音乐的素材，形象地塑造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力量与民族苦难。音乐创作上讲究典型形象的丰满性。在风格与结构上强调内在统一性，是一部具有民族气派，富于时代特征的音乐作品，是中国大型合唱声乐作品的典范。

《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近代大型合唱作品的典范，也是我国近代合唱音乐创作史上的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每当高歌此作品，高亢激昂的旋律即在人们的心中唱响，它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展示的是一种激流勇进的黄河形象。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苦难、斗争、力量的象征。虽然是一首流传了几十年的曲目，它却浓缩了词曲作者太深的情感，包含了中华民族顽强的民族精神。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非常艰辛，同时又充满激情。词作家光未然曾回忆他的创作经历，《黄河大合唱》原名《黄河吟》，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他率领抗敌演剧三队赴吕梁山工作，在陕西宜川壶口东渡黄河时，亲眼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黄河的惊涛骇浪英勇搏斗的情景，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深深感动了他，并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当晚三次提笔创作，泪流满面，激动不已，船夫们与黄河的惊涛骇浪英勇搏斗的场面给了他太多的感动。1939年初，回到延安后，作者饱含激情地写下了长诗《黄河吟》，并在同年的除夕晚会上朗诵表演，感动了所有的干部战士。

而曲作者冼星海当时就在现场。长诗的感情深深打动了他，并且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他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带病创作完成了这部剧作的初稿。冼星海在日记中写到：“3月26日，今天开始写《黄河吟》，光未然写词，这是一种新作风的象征，内容包括很广……3月27日，身体不怎么好。恐怕是营养不良的关系，继续写《黄河吟》……3月31日，《黄河吟》八首歌曲完成……”①可见冼星海创作环境是多么艰苦。同年5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由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唱，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获得巨大的成功。演唱气势磅礴，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乐记》中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②《黄河大合唱》正是作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抗争力量的感动与感悟，才能创作出如此经典的音乐合唱作品。今天我们再度欣赏此作品时，民族之魂，黄河的英雄形象，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力量的象征，依然清晰可见。

《黄河大合唱》在艺术上有着很高的音乐成就与独创性。这首作品的创作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地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这部作品的词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气魄，音乐表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其高度的思想性、象征性、艺术性为我国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社会底层百姓的严酷恶劣的生活境遇、命若悬丝的生存状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的深切关注，“底层写作”几成文学主潮。那些与底层百姓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作家们，以饱蘸血泪的文字，直面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与不幸，在或理性冷静或激情难抑的真切叙写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不无酸楚、凄切的生活画面，具有振聋发聩、撼人心魄的省世意义。

论文关键词：底层写作百姓苦难呈现

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传统之一，但对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生存苦难比较集中的聚焦，则是近几年的事情。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凸现，使城里的下岗工人与广大的农民一道沦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严酷恶劣的生活境遇，他们的命若悬丝的生存状态，引起了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的深切关注。从二〇〇五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底层叙述”成为“热门叙述”和“主流性叙述”。许多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到对底层苦难的真切呈现上，让读者触摸到了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伤痛，对社会民主、平等、公平等问题有了切肤之感。因此，这样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底层写作的阵营中，罗伟章无疑是个主力作家。虽然他的小说取材范围很广泛，像去年发表的《奸细》《我们能够拯救谁》等小说，就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教育问题，但是给他带来文学声誉的，则还是他的底层写作。《我们的成长》《变脸》《故乡在远方》等且不说，单是《大嫂谣》《我们的路》这两部中篇，就足以奠定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了。《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中的大嫂，为了家庭，为了供儿子上学，五十三岁了，还到广东打工。身体并不好、又有贫血症的她，在推砖时竟然昏倒了，虽然骨头没被轧断，但腿上被搓掉了一张皮。每月六百元钱的工资，只能自己开伙，吃不能再差的饭菜。当包工头胡贵出事后，大嫂连这样卖命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干起拾荒的营生。虽说作者在小说结尾以大嫂的二儿子清华考上大学来抚慰了一下大嫂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也让读者胸中长出了一口气，但小说传递出来的信息仍令人心惊。即使是社会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的工人，到了五十多岁的年纪，也早已领得一份退休金，在家里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安适的生活了，而大嫂却还要像一个青年人一样背井离乡，从事极繁重的劳动，这社会公平又哪里去了?《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中郑大宝在外打工五年，没有回过家，但也只给家里寄了三千一百元钱，根本不够家里的日常开销。扣两个月的工钱也抵不住他对妻子、女儿的思念。回到家里的郑大宝还是心事重重：他曾多次给老板下跪讨要工钱；他亲眼看到农民工贺兵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而老板只给了他父亲一万元了事；与他同村的春妹刚刚十六岁便不明不白地当了母亲，受到村人的议论。这一切让曾考上大学、但因家里穷与大学失之交臂的郑大宝感慨万千。再看看凋敝荒凉的家乡，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心头沉重。小说并不是给社会开药方的，“我们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作者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同罗伟章只是客观地叙写底层苦难不同，同为四川作家的曾平，在他的小说《大伯》(《四川文学》2006年第5期)中则直接挖掘了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原因。小说告诉我们，已经娶了儿媳妇的大伯生活本来还算可以，所以大伯决定要建楼房。但是这个梦想却因村里的招商计划而破产。因为有老板要来投资办砖厂，村支书李乘龙巴上欺下，强令大伯砍掉荔枝树。大伯索赔无果，荔枝树被砍个精光。他到乡派出所讲理，并多次到县里、市里反映，结果不但无济于事，连大青马也被卖掉抵罚款。大伯在万般无奈中，喝下了毒药。小说通过这个个例真切地展现了农民——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下，生存境遇的恶劣。究竟是谁让一个原本殷实的农民家庭莫名其妙地变得鸡犬不宁，以至于要了大伯的命?各级领导的好大喜功、追求政绩，无视大伯的正当权益，无疑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

云南作家杨继平的中篇小说《烟农》(《滇池》2006年第3期)，写出了地方政府与百姓争利酿成的悲剧。为了不让烟叶外流，乡政府便在靠山屯通往县城的路上设置堵卡点，禁止烟农把烟叶销往外乡镇。这本身已是违背了《烟草法》的规定。烟农们千辛万苦收获来的烟叶当然想卖个好价钱，可当地烟站把等级压得很低，烟农们便要把烟叶卖到外地(外乡镇)。就在这样的官夺民利的对抗中，青年农民赵三林竟然被乡政府的堵卡员活活地打死。无奈，赵家以暴尸乡政府的办法，要求解决问题，可是公安局竟出动防暴警察，大打出手，并逮捕了赵二林，而乡里相关的领导却安然无事。与民争利的政府怎能不让人失望，农民的一条命不如一条狗的现实怎能不叫人寒心!

一、历史的苦难与底层的人生

就一般意义而言，女性作家的历史书写多以自己的女性性别视角为切入点，描写在历史进程中女性真实的心灵体验和生命历程，从而打破了传统男性叙事中女性往往被遮蔽甚至被歪曲的惯常套路，写出了女性自己所发现的并以女性为主体的历史。女性对历史的书写，在经历了从民间历史到个人历史乃至母系历史的艰难书写进程之后，终于从国家民族的历史压抑下“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一种特殊的女性经验史和心灵史。同时，女性在对自我的反省和审视之中，“尝试建构和确立的，远不仅是女性群体自身的、更好的社会生存，而且是在资本主义父权结构、现代民族国家压抑体系之外，思考和探究人类生存的不同的空间与可能”［1］。于是，女性历史书写便有了更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历史研究意义。虹影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描写的是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末山城重庆贫民窟的一家人在那个历史大动荡时代中的辛酸史。小说围绕着一位即将年满18岁的少女六六的日常活动，展现了她周围的亲人、邻居、老师等人的卑微琐屑的生活。六六住在与繁华文明仅一水之隔的长江南岸，这里是城市的边缘，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到处是拥挤的、逼仄的小板房，街头巷尾到处是垃圾堆，刺鼻的气味经久不散，甚至还不时会发生强奸案、无头尸案等，人们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里仿佛就是另一个寓言般的“生死场”。而这里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饥饿，则使这里的生活成为一种特殊的炼狱。出生在1962年的六六，虽然侥幸与“”擦肩而过，但是母亲怀孕时的饥饿感似乎随着血液渗入进了她的五脏六腑之中，所以她对食物气味异常敏感，每天夜里都会饿得哭醒过来，永远有吃不够的感觉。母亲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维持着几个孩子的吃食，父亲为了把粮食省下来带回家自己却因饥饿从船上栽倒在江里，三哥冒死在江里打捞从上游冲下来的菜叶、瓜皮，而六六亲眼目睹了最亲的五哥为了几粒豆子被车轮压断腿的惨剧等，作者以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描写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常态。

二、多重的饥饿与生命的记忆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就像苦难并不一定使人奋进一样，饥饿并没有带来生产和创造的热忱，而是更加激起了人们原本潜藏在心中的恶的基因。人们为了食物而不惜彼此伤害，动物本能在人身上的全面恢复，甚至使饥饿像一只挥之不去的幽灵，时刻盘旋在每个人的头顶，令人们的道德与尊严在面对生存困境时愈发显得虚弱与易碎。而更可悲的是，饥饿在这个世界里还具有更多的含义，因为就整体的存在来说，饥饿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最基本、恒常的食物的需求，同时也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共生的需求，即对爱和性的饥饿。所以对少女六六而言，她首先要面对的是另一个精神困境———爱的缺失。她的私生女身份注定了她悲剧的人生，她是母亲和家人的耻辱，也是家里的“多余人”。母亲对她冷淡漠然，对她最常说的话便是“能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丝毫没有母爱的宽容和无私，养父对六六总是不温不火，兄弟姐妹则总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六六出丑……这都让六六感到无比的孤独。而与此同时，六六还必须承受另一种甚至更可怕的存在，即家庭之外的更加丑陋不堪的日常底层生活，这给她正处在成长期的脆弱心灵带来了更多的戕害。对六六而言，过早地面对生活和生命的冷酷以及过早地了解男女的身体，都使她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扭曲甚至变态。作者用冷静漠然的态度还原着底层大众野蛮、残酷的生活本相。人们在希望中为了基本的生存欲求摸爬滚打，却总是绝望地发现，“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2］。这样的生活里没有任何诗意美好的存在，人的存在目的只剩下维持生命和繁衍后代，生命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轮回，人们在轮回中忙着生，忙着死，不管时代如何前进，却丝毫无法撼动更别说改变底层大众的生存怪圈。少女六六的人生经历展现的是人类的冷漠和自相残杀，苦难的历史把人类最普通的亲情都抹杀掉了，留给世人的只是无尽的孤独与焦虑。文学作品中的“饥饿”描写总是能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因为它往往都不单是个人的、民族的记忆，更是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一个18岁的少女的灵与肉的双重饥饿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那段荒诞的历史记忆的控诉，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本质、人类能否得到救赎这类带有哲理性质的问题的思考。正如人们已经意识到的，“这种重构的历史，既有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同时又更具有主体的体验性与认知性，有更大的和更抽象的‘历史含量’，是永恒的人性与生命经验在历史空间中的示演”［3］。

三、个体的关怀与历史的重构

女性作家的历史梳理一方面是在关注历史大背景中的日常经验，另一方面也有着对女性个体成长的人道关怀。法国的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埃莱娜•西苏曾说:“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历史一样”，而女性对自我的发现和拯救都离不开女性自我文本的构建，所以她才大声疾呼:“写吧!你寻找自我的本文将了解自己胜过了解血肉”“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方式获得拯救”［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批女性作家才会凭借着对写作的巨大热情，视线内转把焦点对准了无法替代的个人记忆，让自己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打上了自我书写和精神自传的烙印，虹影也一样。不过值得称赞的是，在《饥饿的女儿》里作者较少有女性的喃喃自语、过分的自我怜悯和自我欣赏，而是把18岁的主人公放置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客观地复述出一个女孩的成长历程，所以使作品的生活广度和人性深度有了更大的拓展。如虹影所自述的:“当我记述过去的一切，我觉得就像做一个黑白的电视纪录片一样，把每一个场景、当年发生的一切忠实地展现出来，自己就是一把手术刀，我的笔把自己无保留地划开。”［5］因此，《饥饿的女儿》蕴涵了丰富的女性生存的主题:女性身份的焦虑、寻找父亲的焦虑、母女既相互仇恨又彼此依靠的焦虑、女性成长的性压抑的焦虑等，几乎涵盖了一个女孩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困境。与焦虑相伴的总是对于自我的追问以及希望由此可以达到的拯救与解脱。“焦虑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不能仅仅被看成与特定风险或危险相联结的独特性现象……焦虑的爆发出现在个人不能实现与被制止实现某一行为的时候。”［6］而六六从记事起就有了强烈的身份焦虑，她不断地感受到自己是家里的多余人但却无法得知答案，于是对自己身世的疑惑促使她走上拯救自我、为自己生命存在寻找意义的旅途。她首先开始的是自我身份的认同。她渴望寻找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亲生父亲虽曾出现却没有带给她任何归属感，只是让她身上流淌的血液永远提醒自己是不合乎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存在。养父给了六六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却没有给她的心灵任何的关爱与抚慰。历史老师的年龄和睿智有着父亲一般的感觉，而且可以和她平等地交流感情，所以六六在他身上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和自我存在的价值，但他却在苦难的现实面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六六18岁生命中出现的三个男人快速登场，却又很快退场，六六最后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父亲，期待男性的拯救只是一场虚妄，只有她自己才是唯一的依靠。其次，六六艰难地获得了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身份认同是用来指一个人的身份，比如一个人的性别、种族、年龄、宗教或社会性别。”

关键词：苦难人性变异战争小说

摘要：丘东平以“苦难意识”作为中心性美学基调搭构起其叙事空间，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了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性的卑微与崇高、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使他的小说极大地扩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丘东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也许只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或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才略知一二。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却如彗星般划过，并以传奇的人生经历、短暂的生命过程、另类的文学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惊奇与迷惑。曾有人向郭沫若介绍：“这是中国新进作家丘东平，在茅盾、鲁迅之上”，固有夸张的成分，但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认：“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1}有人认为他“是我们的《静静的顿河》,我们的《内战史》《铁流》《毁灭》的最理想最可能的作者”{2}。也有人评价：“七月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是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东平与路翎支撑起来的。……没有东平与路翎——尽管人数只占三分之一，七月小说流派就不能存在。”{3}但是因其过早离世，因其小说的异端色彩，因其所属的七月派“被贬抑、被排斥、被抹煞”的历史事实，而被研究者们长期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事实上，对他的忽略，将导致我们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小说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而且缺失的是一分极有意味、深刻的理解。

阅读丘东平的小说，会感觉到一种焦虑，一种压抑，甚至是一种极度的紧张，这不仅与作者阴冷的叙述语调、晦暗的叙事心态以及沉闷的场面氛围相关，还与作品中扑面而来的苦难感密切相连。“沉郁”、“恼怒”、“愁苦”、“痛苦”、“苦难”等诸如此类相近或相同意义的词汇在丘东平小说中不断堆积和频繁出现，使人感到无可形容的压迫，似乎整个空气都是沉甸甸的。很多研究者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东平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壮美和悲剧性”{4}，“以沉重的语言，描绘着沉重的苦难和奋起”{5}，“色调悲壮沉郁”{6}。

这分令人窒闷的苦难感究竟源自何处呢?首先，这无疑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丘东平的母亲是填房，他出生三天，他的祖母就去世了，在这个充满迷信色彩的家庭中他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东平常说：“我是在我的父母不愿生我的时候生出来的。”他身材矮小、脸庞黝黑，其貌不扬，他的兄弟父母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毋宁说，他们是讨厌东平的”{7}。少年时代，他参加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暴动，暴动失败以后，丘东平带着灰暗的心情离开养育自己的故土，流浪到香港，经历过最底层的生活，后参加淞沪抗战、福建事变，1937年加入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自小家庭温情的缺失，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四处漂泊的生存状态强化了丘东平的忧患意识和丰富敏感的心理素质，使他形成了对生活之中沉郁、苦难的方面尤为敏锐的极端个性。其次，作者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灾难、痛苦、挫折的悲剧时代。丘东平的创作高峰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社会黑暗、政治反动、经济凋敝、官僚腐败的时代，再加上日寇的入侵，使贫瘠的国土横遭侵占和践踏，困顿的国民饱受蹂躏和屠杀。而丘东平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曾说：“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8}，而他愈是追求完美，现实的苦难和丑恶就愈令他痛苦，所以“他时时感觉到自己是一颗暴烈的炸弹，如果一撒手，这炸弹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他所显示给别人的是一副灰暗沉郁的脸相”{9}。在创作中，沉郁、苦难就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情绪和氛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篇作品都浸染着浓重的悲郁色彩。再次，丘东平小说浓郁的苦难意识主要来自尼采的影响。“东平和路翎早年都接受过尼采思想气质上的较深的影响”{10}，他是“很赞赏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11}的，丘东平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及尼采：“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12}这里的“尼采的强音”,指的应是尼采哲学的主角———酒神精神。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人生就像酒神狄俄尼索斯那样，永远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他还认为，人生没有苦难，就会败坏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义。那么，与其避让，不如奋起抗争。“酒神”的精神在于不畏苦难和不幸，不把苦难和不幸看做灾难和恐怖，而应把苦难和不幸当成人生的“佐料”和“营养”，只有苦难才能勃发人的生机，磨炼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在尼采的酒神哲学中，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一种东西:对苦难的崇拜。哲学思想的启迪和现实人生感受，使丘东平全身心地沉浸于血样的生活，搏击于火样的斗争，以苦难意识为突破口，表现出人们的不平、愤懑、痛苦、挣扎与渴望，还原那些被遮蔽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处境，揭示出人的悲剧性生存困境。

在丘东平小说中，苦难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摘要：《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近代合唱音乐史上的一个经典曲目，作品在内容上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动人场面。音乐上汲取了民间音乐的素材，形象地塑造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力量与民族苦难。音乐创作上讲究典型形象的丰满性。在风格与结构上强调内在统一性，是一部具有民族气派，富于时代特征的音乐作品，是中国大型合唱声乐作品的典范。

关键词：《黄河大合唱》力量苦难象征

《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近代大型合唱作品的典范，也是我国近代合唱音乐创作史上的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每当高歌此作品，高亢激昂的旋律即在人们的心中唱响，他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展示的是一种激流勇进的黄河形象。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苦难、斗争、力量的象征。虽然是一首流传了几十年的曲目，他却浓缩了词曲作者太深的情感，包含了中华民族顽强的民族精神。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非常艰辛，同时又充满激情。词作家光未然曾回忆他的创作经历，《黄河大合唱》原名《黄河吟》，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他率领抗敌演剧三队赴吕梁山工作，在陕西宜川壶口东渡黄河时，亲眼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黄河的惊涛骇浪英勇搏斗的情景，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深深感动了他，并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当晚三次提笔创作，泪流满面，激动不已，船夫们与黄河的惊涛骇浪英勇搏斗的场面给了他太多的感动。1939年初，回到延安后，作者饱含激情地写下了长诗《黄河吟》，并在同年的除夕晚会上朗诵表演，感动了所有的干部战士。

而曲作者冼星海当时就在现场。长诗的情感深深打动了他，并且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他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带病创作完成了这部剧作的初稿。冼星海在日记中写到：“3月26日，今天开始写《黄河吟》，光未然写词，这是一种新作风的象征，内容包括很广……3月27日，身体不怎么好。恐怕是营养不良的关系，继续写《黄河吟》……3月31日，《黄河吟》八首歌曲完成……”①可见冼星海创作环境是多么艰苦。同年5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由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唱，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获得巨大的成功。演唱气势磅礴，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乐记》中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②《黄河大合唱》正是作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抗争力量的感动与感悟，才能创作出如此经典的音乐合唱作品。今天我们再度欣赏此作品时，民族之魂，黄河的英雄形象，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力量的象征，依然清晰可见。

《黄河大合唱》在艺术上有着很高的音乐成就与独创性。这首作品的创作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地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这部作品的词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气魄，音乐表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其高度的思想性、象征性、艺术性为我国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成为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现象，由于他关注现实，与当下生活的紧密联系，受到作家、读者乃至评论家的欢迎。特别是2004年以来，随着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的面世，关于底层的创作与研讨更是让“底层文学”的概念大放光芒。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家竞相涌现，有罗伟章、陈应松、尤凤伟、刘庆邦、王祥夫等，甚至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贾平凹、迟子建等也将笔触伸向底层。由于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1］(P47)所以他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被他者言说。因此在作家的代言、媒体的宣扬与底层读者期待视野中出现了不同的底层形象。

一、底层文学中的“底层”人物叙事

底层文学中的底层人物大都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作家似乎带有“苦难焦虑症式”的心态认为凡是底层就必然生活贫困、缺少欢乐、还经常遭遇难以预料的不幸。在作品中运用大量的篇幅来刻意书写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为了让命运坎坷多舛的人物最终走上毁灭道路，不惜采用叠加式的方法叙述苦难，将种种意想不到的不幸与灾难降临到作品主人公身上，甚至采用极端化的充满血腥味的场面来渲染苦难的强度。［2］(P28)荆永鸣的《北京的候鸟》中，到北京谋生的“来泰”，充满希望的以为在首都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他拉三轮车却被保安无辜殴打。《我们的路》中春妹的被骗、贺兵的死、工钱被扣、工人为了工钱向老板下跪。曹征路的《霓虹》中倪红梅身上的各种极端不幸却令人深思。父亲为了在火灾中抢救工厂的财产而被烧伤致死，婆婆又瘫痪在床，自己成了下岗工人，为了生计好不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所有倒霉的事都轮到了她，所有这些好像都是为了将她逼到绝境，使她在无奈之中只能去做皮肉生意。《那儿》中的杜月梅也是由于丈夫早早的死掉、自己下岗后也卖过早餐试图自食其力，可由于女儿患病住院需要大量的钱才走上了暗娼的道路。可以说作者总是唯恐底层人物苦难不足，将大量的不幸予以堆积来凸显人物的悲惨命运。在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为了加强苦难的震撼力，作家采用夸张而又荒诞的手法来描写一些充满血腥恐怖气息的场面。《马嘶岭血案》一位穷困的农民和“我”仅仅为了二十元钱杀掉了勘察队所有的人，最后杀红眼的九财叔连我也不放过。其中九财叔连杀七人的场面，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将其叙述的惊心动魄、鲜血四溅，充满暴力色彩。九财叔与勘察队之间的矛盾是被夸大了的城乡冲突的体现，是人与人之间因隔阂而不能沟通的结果。《太平狗》中程大种与他的太平狗来到城市时，狗被驱逐、人被排斥。他为了证明狗没有狂犬病，将自己的手指伸进狗嘴里，紧挤狗的牙齿让它咬破自己的手。当狗嘴里流出人血时，他高兴的告诉周围人狗时健康的，没有狂犬病。他以自我的折磨换的别人对他和狗的暂时宽容。城乡处于二元对立之中，农民在面对城市时自我内心总有一种自卑感，他们为了生存、有时甚至不惜采用自我折磨的方式来换得城里人认可。底层人物一直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城市是他们想象中的乐土。他们千方百计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寻找命运转变的奇迹。尽管他们都曾经努力过，可作品中的他们总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在苦难中一步步走向了堕落。作者在描写底层女性时将她们首先放在一个很贫困的环境中，而且为了生活、或是为了自己的某位患病亲人在极度需要钱的情况下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这种堕落成为她们没有办法的选择，以此来换得人们(读者)对这种行为的同情与理解。邵丽的《明慧的圣诞》中明惠看到从城里回来的桃子赚了钱受到村民的羡慕，来到城市便直奔洗浴中心做了最能赚钱的按摩女。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身体被老板占用的过程中心理没有任何的不愿和悔恨，她似乎因能找到这样的“靠山”、能拿身体赚钱而感到欣慰。《家园何处》中何香停进城后先是在张继的引诱下失身，接着又被转给别人玩弄，最后她也自觉地走上了卖身的路。杜秀兰刚刚做了家庭保姆照顾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太太时感到工作不错，很快却成了宝良、贝良兄弟的情妇，继而被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去做(《女佣》)。还有像尤风伟《泥鳅》中的陶凤、寇兰，这些如花的生命都走上歧途。“当代小说似乎离开了三陪女就不能揭示底层的艰难与困境”，“这些作品不像是一枚揭示底层艰难的苦果，倒像是一颗让人难以咂摸的怪味豆”。［3］(P35)作品中的底层女子在穷困与无奈中只有堕落到靠出卖肉体来谋生，这成为她们唯一的出路。她们大都是柔弱善良的，在生活重压下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她们的转变过程应该充满矛盾与冲突，可作品没有写出她们的内心煎熬，没有心理的不安与自责。似乎金钱的获得就可弥补她们的损失，钱成为她们放弃人格和尊严的理由。作品中过多的性话语与性描写的存在使底层文学在如何正确地塑造女性形象成为一个亟需重新审视的问题。底层叙事中的女性农民工进城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沦为按摩女、二奶的现象在底层文学中屡见不鲜。而男性农民工堕落的抒写则大多由穷苦走向愤怒，因愤怒而导致一种失去理性的报复。尤风伟的《泥鳅》中，蔡毅江本是一个来城市在一家搬运公司打工的善良本分的农民，在一次为别人搬家的过程中在卡车上出了意外，伤了他的命根子，老板跑了，没人对这次事故负责，他去看病却受到医生的侮辱。身体受伤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得不到补偿，身体功能的失衡也使他的性格扭曲逐渐发展为心理变态。由虐待妻子到对社会的以暴抗恶，最后成为当地黑势力团伙的头目为别人充当“保护伞”而走上了不归路。王祥夫的《一丝不挂》中的“阿拉伯兄弟”在被老板欺骗后愤怒之中抢劫了老板，并剥光了他身上的衣服才让他回家去。在底层文学作品中作者为处于苦难中的底层没有安排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着力刻画了这些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和谐行为。将底层置于绝对的二元对立处境中使他们的抗争走向极端，最后滑向堕落的深渊而自我毁灭。底层生活中不可否认总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可这一幕幕苦难使他们的生活永远处于绝境，没有希望。作家这种追求快意的放纵式苦难书写，将苦难的细节夸大，必然是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扭曲。面对作品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底层究竟是怎样的?甚至我们会怀疑作家这种迷恋苦难的背后有无其他原因。

二、主流媒体传播中的“底层”形象

被认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底层毫无疑问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不协调、分配不公等原因造成的。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而使得“弱势群体”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我国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弱势群体，国家非常重视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工作。早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所作的报告中多次强调了与保护弱势群体有关的内容，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人共享发展成果”;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并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中央还出台了许多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文件，自2004以来中央每年下发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这些表明国家非常重视弱势群体，而且要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国家也意识到保障他们的权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关系到改革的深化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尊重弱势群体主体地位也是和谐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底层叙事。在官方底层叙事中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底层叙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经常看到官员亲民的形象，他们给底层人物送温暖的事迹屡屡报道。特别在春节临近的时期，新闻中有关农民工与生活困难户的报道就增多。各级领导们给生活困难户送去慰问品时，农民工满面笑容的在摄像机前数钱。这表明底层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在国家和政府的关怀下底层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底层现在的处境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而且国家也在努力改变底层的生活状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官方底层叙事中的底层人物大都处在欢乐之中的，他们也是享受改革成果的一分子，并逐渐融入当下的社会主流。“底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要利用这一时机，通过自身能力的提升是有可能摆脱底层的圈子。在我们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中，底层文学苦难书写中那一群衣衫褴褛、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能保障的底层多少显得有些不和谐。作品中对苦难过分的渲染使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中的底层形象发生了偏差，这种对社会转型中优秀面缺少反映的书写使底层文学在传播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三、底层读者期待视野中的“底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