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范文10篇

一、广告跨文化传播的一体化策略

该理论源自美国学者李维特（Levitt）。1983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提出了市场一体化策略。他认为，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日益使世界成为共同的市场，消费者几乎趋同的品味、需求、生活方式将超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如果广告商实施市场一体化策略，集中资源，大量生产某种产品，用同一广告策略、同一品牌名称，塑造同一产品形象，就可达到很好的广告效益。

李维特的理论虽然夸大了消费者品味、需求、生活方式的趋同性，忽视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对一体化策略实施的阻碍，但如果能够准确地抓住不同文化的共性，并以这些文化共性作为产品的广告主题内容，实施一体化策略，的确能取得很好的广告效益。

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共性，即普世的价值。比如：勤劳、勇敢、善良、爱、和平、健康、安全、环保等。把它们作为广告创作策划的诉求点，能很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赢取国际市场份额。如北京站二楼的中央检票厅“2008奔向北京”艺术穹顶以不同体育项目运动员英姿为主要表现元素、以五大洲不同地域风情、建筑文化为背景，体现出健康、运动、和平的人类共同的追求，由此获得第38届莫比广告奖户外媒体金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个荣获国际奖项的户外广告艺术作品。

但是，广告跨文化传播的一体化策略并非尽善尽美。首先，不是所有的广告都能找到与文化共性的结合点。其次，文化共性在不同的文化圏内，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果广告的跨文化传播错用了表现方式，将会导致文化抗阻。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全球化广告策略适用于专业化产品、高档耐用品、销售地区的文化环境大致类似的产品、目标消费者具有流劫性、不同地区的产品对本产品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要求等情况。”笔者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二、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化策略

摘要：纪录片作为大众叙事媒介，通过影像化的表达方式传播人类思想文化，有着国家“家庭相册”的美誉，其记录的故事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以其独特的影像化视角表达方式更易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众所接受。“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是中国系列优秀纪录短片的代表之一，自2011年创办以来，来自数十个国家的青年导演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他们以跨文化的直观体验去感受中国文化，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彰显中国魅力，在中国纪录短片的拍摄中，创新叙述视角，以他者的视角叙述中国故事，通过界定中国文化核心元素，多维度塑造中国形象，并转变叙事方式，使中国故事鲜活生动。这些纪录短片包含了中国悠久历史的传统优秀文化、现当代精神文明等内容，成为世界看中国的重要“窗口”，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纪录短片；跨文化；传播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快速融入世界，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中，履行大国应有的职责。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让西方世界不安和误解，西方话语体系里不利于我国形象的“中国威胁论”等声音频频出现。因此，一个真实、向上、强大的中国亟须被世界了解。在新的文化格局与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更好的对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彰显大国文化自信，塑造国家形象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党的报告强调，要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纪录短片、短视频、网络等新媒介是非常重要手段。其中，中国纪录短片正以其新颖、多样的叙事方式，丰富、生动的现实题材讲述中国故事，对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树立良好、积极的中国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创办于201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10届，旨在通过中外青年参与拍摄中国各类文化素材的纪录短片讲述中国故事，以加强中外跨文化交流，彰显中国文化魅力。截至2019年，该计划已组织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格鲁吉亚、印度、新加坡、韩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等60个国家的610名青年，出色地制作了609部短片，共获了100余项国际奖。［2］本文以“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纪录短片为例，分析其在全球化语境下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探析纪录短片的优势和特点，以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一、创新叙述视角，以他者的视角叙述中国故事

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各类纪录片陆续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如《故宫》《美丽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等系列纪录片，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传播了中国文化。这些纪录片讲述的中国故事更多是一种自我叙述的表达方式，立足传播者的主体意识。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其“对话理论”中指出，对话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他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3］在影像（纪录片）的对话和交往过程中，叙述者，执行者都应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共同完成故事的叙述。“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纪录短片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其以他者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国外青年拍摄的每一个纪录短片都会通过主客体的视角，即拍摄者和被拍者的视角共同完成故事的展现，两者的视角均被赋予了对等的话语权利，二者通过聚焦和引导的方式推动故事主线发展，彰显了叙事的真实性，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更为客观有力，更能体现中国魅力。第一个视角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年轻人，他们担当故事整体叙事的主要角色，强调其独立的创作与独特的文化体验。因其不尽相同的文化背景，所关注和阐述的重心也各不相同，但相同点在于他们都喜欢中国文化，渴望观察中国，感受中国，了解中国，他们通过影像这种世界共通的语言，记录着他们对中国感兴趣的某一类题材，把中国的生活故事、历史文化、发展理念传播给世界。美国杰夫·波伊斯特教授对波士顿大学参加过“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参与者们认为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相比于以游客的身份来中国让他们更有深刻的体会，原因在于他们需要使用摄影机工作，这使他们必须倚重视觉语言，而非口头语言，他们发觉自己和被拍摄对象的互动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找到一个主题并据此讲述故事，这要求他们要更深人地钻研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4］通过参与到中国纪录片的拍摄，青年导演们被中国的魅力所感染，从而改变了从前的看法，总体感觉中国历史悠久、中国文化丰厚、中国美食好吃、中国人非常友好。这体现了以他者的视角记录故事，参与者有着更直观的感受，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的社会及人文环境，也能给其他受众者同样的感同身受，真正地融入和接受中国的文化。第二个视角的叙事主体是被拍摄者，每一个纪录短片中各个独立的故事主人公面对镜头时，自然地叙述自身的故事，没有掩饰，没有虚假，就像和家人或者朋友讲述生活的经历，叙述生活的感受，包括少数民族村寨布依族手艺人、苗族芦笙舞传承者、漂泊在外的打工青年夫妇、北漂青年、农村留守老人、身处异国他乡的女志愿者等，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各类人士生活的生动展现，这种强调被拍摄者主体叙述地位的表达，能让受众者有一种互动式，身临其境的感受，并乐于接受这种拍摄方式。同时以对普通人物现实生活的记录展示中国文化，使中国形象的塑造更加真实立体，充分展现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社会环境。纪录片中，被访者在镜头面前自然地叙述自身的生活文化故事，展示中国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而拍摄者以朋友、客人的身份与受访者形成互动，这种以他者的叙事视角很好地讲述了中国的故事，塑造了客观的中国形象，在中国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界定核心内容，多维度塑造中国形象

摘要：对于跨文化传播工作来说，由于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文化传播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艺术设计方式和内容与文化传播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文化传播工作的开展效果。且从艺术设计的角度上分析，可知设计工作的开展由于艺术形式和内容本身的差异，会产生更多的差异和呈现形式，如何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做出符合文化传播要求的艺术设计，并且取得预期的跨文化传播效果，是现阶段基于艺术设计的跨文化传播工作开展中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艺术设计；传播方法

跨文化视角意味着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艺术设计，在其内容要求的丰富性和传播渠道的复杂性上都有显著的提升性要求。这就需要从事艺术设计的设计人员和从事文化传播的传播人员同步注重自身工作方法的转换。

一、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概念阐述

从跨文化传播的概念提出背景方面来看：“一带一路”经济合作项目是这项传播工作提出的得到一个主要契机[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经济合作必然能够带来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叉和融合，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概念在这种背景下也属于一个宏观性的概念，即从多个层次和方面的文化表达和表现领域入手，实现参与合作国家之间的信息传播和精神交流。具体到文化这一概念上来，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含义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日常生活维度的跨文化传播，即基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相关性比较高的元素之间的传播和交流。第二，文化心理结构角度的传播。这一层次的传播内容在深刻性上更强，是深入到文化感知的心理层面上的一种传播要求。第三，基于上述两个层面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变化。综合来讲，跨文化传播所研究的内容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长的不同人就其信仰和观念在互动过程中的相互交流和对相关意义的理解过程。

二、跨文化传播与艺术设计之间的关系分析

【内容提要】跨文化传播（或跨文化交际）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殖民主义打破了不同文化自足的进化方式后，强势文化将强权即真理的逻辑搬到了文化领域，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响、融合提升的主题，而变成了文化的殖民主义。这个基本的判断已经随着“二战”后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瓦解成为学界反思历史和看待今世的基本共识，更何况文化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变幻形式，愈加乖离平等这个主题。历史的分析有语境，文化的判断有系数。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和实践，更需要在深刻认识这样的语境的基础上，全面检视作为“舶来品”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作出我们当下的思考。本文即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并兼之与学界前辈童兵教授商榷。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国传媒集团、话语博弈、文化生态

读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先生发表在《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的文章“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深受启发，尤其是童先生在文中的一个观点引发了我的思考，即跨文化传播并不会构成文化侵略，是否如此呢？本文拟从童先生的这个观点出发，就国际传媒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内在逻辑，以及作为跨文化传播精神实质的的话语博弈、世界文化的在劫难逃现实、中国在当前跨文化传播中的生态、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等基本问题就教于本领域的学者，兼与童先生商榷。

一、跨文化传播不构成文化侵略？

童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无数事实表明，信息就是一种战略资源，谁在跨文化传播中掌握制导权，谁就在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和人心竞争中占有主动性。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影视剧跨文化传播频繁。文章以柬埔寨受众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结合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分析中国电视剧在柬埔寨的传播现状，阐释柬埔寨受众观看中国电视剧的动机、体验及期望，旨在为中国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实践参考。研究发现，受文化环境差异的影响，柬埔寨受众最喜欢观看的中国电视剧类型是古装剧。因此，中国电视剧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重视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需求差异。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电视剧；柬埔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也在不断加速。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是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制作发行电视剧202部、7476集。但相对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我国影视作品的对外传播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值得影视传媒行业人员探索。柬埔寨近年来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中柬关系外事密切。随着中国与柬埔寨在文化领域不断交流，中国电视剧逐渐被柬埔寨主流媒体引进译制成柬埔寨语播出。中国电视剧成了中柬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柬埔寨受众由于受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影响，更偏好观看古装类中国电视剧。笔者对柬埔寨部分中国电视剧受众进行深度访谈，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文化折扣理论和受众需求理论，探析中国电视剧在柬埔寨的传播，旨在为电视剧制作和跨文化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由爱德华·霍尔提出，跨文化传播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提出“文化即媒介”的概念，强调应重视语境在传播中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逐渐在美国兴起，学者们提出了语言、思维模式、态度—价值观、非语言代码等概念。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者逐渐把研究转向应用实践，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中的传播能力，发展了人际、组织、国际跨文化传播几个研究范畴。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广播电视领域，胡正荣以美国制作的电视节目在海外的发行传播为出发点，研究大众媒介对受众的影响［1］。目前，电影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传播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受众是传播学中的重要概念，是传播过程中的客体，是接收信息的主体［2］。传播效果的好坏主要由受众评判。受众具有以下三个特性。一是层次和类别，处于同一层次和类别的受众通常具有相似的特性，包括习俗、兴趣和文化背景等等。二是受众数量众多，在大众媒介传播中，内容的传播很难做到与每一个受众面对面传播。三是受众的自由性，虽然受众接收信息的媒介和方式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但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受众可以随时退出及进入，这大多数时候完全取决于受众本身的意愿。传播的内容、渠道、播出方式等要素能被受众接受，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是电视剧跨文化传播取得成功的关键［3］。任何一种文化产品都包含其文化特性和背景。文化折扣，也被叫作文化贴现，是指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产品由于其内含的文化要素不被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受或完全理解，进而导致其传播效果和价值降低。文化折扣带来的结果是文化产品的吸引力降低，受众对产品的兴趣、理解、认同程度降低，从而导致文化产品的价值降低。与之相对应的情况是，受众在接受自己熟悉的完全能理解的文化作品时，几乎不会产生文化折扣的情况，或者只产生较少的折扣。换言之，之所以会出现文化折扣是因为受众受到了地域生活习俗、民族、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等要素的制约，这些要素导致其文化背景存在差异，进而导致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误解以及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价值降低。文化折扣主要有三个成因。首先是语言，语言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构成要素，语言差异是文化折扣的重要诱因。在电视剧的跨文化国际传播中，翻译、制作、配音人员对语言的理解等都会影响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折扣的程度。其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习俗、社会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受众在接收其他国家的电视剧内容时，由于受当地历史、观念、文化的影响，无法完全理解电视剧的内容，从而产生文化折扣现象。最后，受众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文化产品。受众在成长过程中长期受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环境赋予的特定文化规范、价值观念等。因此，在选择文化产品时他们会排斥与自身文化背景相冲突或不一致的产品，文化背景差异越大，排斥的程度就越高［4］。总之，与受众文化背景不一致或者相冲突的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遭受抵制或出现文化折扣现象。传播的内容、渠道、播出方式等要素能被受众接受，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是电视剧跨文化传播取得成功的关键。受众观看电视剧的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感官、情感和理性需求。首先是感官需求，这是受众观看电视时的基本需求，受众通过观看感兴趣的电视剧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其次是情感需求，受众在收看电视剧时，能随着剧情发展实现情感的宣泄，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最后是理性需求，受众在收看电视剧时，除了有感官需求、情感需求之外还包括伦理道德、求知欲、审美等方面的需求。

二、柬埔寨的宏观环境

论文摘要：在评述跨文化传播的典型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研究跨文化传播的新思路。文章主要对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式的阐述，认为借助地方性知识的视角能够弥补跨文化传播中研究视角不足，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带来新的内容和特征。此外，还对地方性知识视角的研究局限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跨文化传播；视角

人类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是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起步的。跨文化传播本身研究的是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分支：其一，强调文化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其二，强调传播对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在介绍、研究跨文化传播方面有分量的著述却非常稀少，国内的跨文化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和外语领域，缺乏批判精神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有创新性的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在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后指出，“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是中国学者研究跨文化传播常用路径，“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这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创新性视角的缺乏，的确是导致此领域研究薄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升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水平，有必要探索一条适合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

1典型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寻求的是在“互相参照”的过程中认识文化的特性，使各种文化都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新资源。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互相参照”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跟人类所有的传播现象一样，跨文化传播离不开“国家、民族”和“市场”的双重介入，国家之问、民族之间、阶级之问乃至性别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影响甚至操纵着跨文化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同文化问的交流和冲突更加严重。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必然带来一些弱势文化的萎缩，文化霸权正在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导致单向的不平等的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必须从根本上反思这种权力关系及其影响。

在反思跨文化传播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后殖民主义”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典型研究视角。的确，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更揭示了人们对于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思考与认识。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广阔视野，同时也为探讨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角度。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西跨文化传播时也以它为理论向导，在对西方传媒与西方舆论的认识和评判中，时时显露这一理论思维方式的运用。然而，毋庸置疑，后殖民主义视角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后殖民主义是在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基础上对国际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表述，对此，我国学者始终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霸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后殖民主义”表述对中国人来说还包括了许多民族情绪：它包含百年屈辱留给中国人的对西方文化的敌对、仇视和恐怖的情感；它是“帝国主义”印刻在中国内心深处的心理阴影；它是一种民族主义而非殖民化的文化抵抗；它还带有自卑情绪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将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泛化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难免会导致研究者在审视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以及双向的交流传播时欠缺理性思考。另外，“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也仅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而涉及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时则变得无力。因此，在全球文化风暴刮起时，“后殖民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坚定的文化立场，不能作为对跨文化传播的认识模式或普遍化的研究视角。

摘要: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尤其为理论构建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现实的诉求。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体现了交往的本质，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从学理上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依据，而构建以交往思想为核心的“交往话语权”范畴可以消解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存在的单向灌输所产生的疑虑和紧张感问题。实现“交往话语权”的路径包括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的话语权，其所强调的双主体地位有助于构建文化融合，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关键词:交往思想;中国跨文化传播学;交往话语权;范畴构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跨文化传播基于一系列与文化相关的范畴(如“文化”“文化与认知”“文化与传播”等)，构建了“一维时间观”“多维时间观”“高语境”“低语境”“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冲突”等新范畴，奠定了该学科的发展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跨文化传播经历了对自我的反思，重新定义了“跨文化传播学”范畴，引入“道德伦理”范畴，旨在解决该学科的身份认定问题。随着跨文化传播学从民族志研究方法向民族主义中心传统和公平问题的转换，该学科又出现了诸如“他者”“濡化”“涵化”“公平”“平等”“认同管理”以及“本土文化”等范畴(罗雯，2006:141;张美伦，2012:163;戴晓东，2012:A06;安然，2013:55)。这些范畴试图解决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与公平问题，探索民族国家如何促进跨文化间非垄断化市场和多元化新闻传播空间的原则，从而使新闻传媒成为文化传播的论坛(罗雯，2006:142)。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跨文化传播学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欧美中心”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国外学者提出了“非洲视野”和“亚洲视野”来挑战“欧洲中心”。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以及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争议为中国学者参与这一挑战提供了历史机遇(施安斌，2011:41)。其中，中国学者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学界论述了“他信力”“在场”“交流力”等范畴(单波，2011:105;李建军，2013:84)，强调了跨文化传播的交往性以及对话关系中他者对促进跨文化传播的作用。这些研究将交往思想纳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抓住了跨文化传播的本质，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这也符合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际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国家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强化，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式，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最佳契机。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李永杰，2014:A02)。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传播内容上较多关注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较少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在传播方式上，多强调文化输出和单向宣传，其强烈的传播者主体性难免造成传播对象的抵触心理，甚至是疑虑和紧张感(李建军，2013:8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学者急需做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如何实现从“作为材料的中国”到“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再到“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的转化(阿拉达日吐，2016)。本研究将立足于交往思想，指出问题的根本在于能否正确处理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者及传播对象的关系，并从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双主体出发，通过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进一步丰富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也借此阐述如何解决中国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

1．1交往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纵观交往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关于交往的讨论不是西方独有的，也不是近现代的专利。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对交往的论述充分反映了交往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模式。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交往的探索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自然发展说。其中，儒家提倡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通过交往有序化制度，即礼制来规约人与人交往的行为规范，其中以礼治国的理念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社会理性，并依照交往规则行事，那么社会一定是和谐有序的。儒家交往思想从人的本体角度关注了实现人与人和谐交往的道德标准，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以及礼仪制度，对后代中国人的交往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丁大同，1997:56)。与中国古代交往思想相比较，西方关于交往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交往上升为概念和范畴，从本体论角度分析交往主客体的变化及其活动机制。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布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领域。在哲学史上，从洛克的认识论到休谟的情感论，从霍尔马赫的功利主义交往观到康德的辩证对立统一交往原则，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回归到马克思的交往社会实践性本质，这些论述无不展现了早期西方哲学家对交往思想立体和深入的探索。现代交往思想则以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雅思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代表，二者都超越了交往的客观性和物质性，用主体间观念代替主客体观念，从精神、思想层面探索交往的意义。同样对现代交往思想做出贡献的是巴赫金，他的交往对话理论对个体独立性和个体间交往对话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的思想(巴赫金，1998:340)。1．2现代交往思想的核心内涵。现代交往思想产生于人对自身的深切关怀，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交往特点和交往的本质。首先，由于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成为人的社会本性的体现，又确证和实现着人的本质。交往思想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以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为最终目标，对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是对人的自由、解放和理性精神的张扬。正是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哈贝马斯(1989:35)力图建构交往理性，以对抗旧的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意志的压迫。与此同时，他赋予话语新的交往意义，认为话语作为交往的语言符号工具，具有协调人类交往和相互理解、达成行为一致和共识的功能，是一种交往资源。他进而主张，为了促进人的交往，解放人的主体性，人的交往应该在话语方式上实现从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向对话式话语的转变，在话语内容上贴近人的生活世界，在话语之中融入人的情感。哈贝马斯作为一名从事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立足于现实社会，从宏观社会学视角探索人的生活世界，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与生活世界的严重脱节，技术、科学以及金钱、权力等中性媒介侵入和强占了人作为主体的生活世界，抵消了生活世界对于社会整合应起的作用(傅永军，2003:9)。交往思想同时也强调主体间性的意义。主体间性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反映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环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如果说主体性是人相对于自然和社会对人自身的理性思考，主体间性则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交往模式，实现了从主客模式向主主模式的转化，为探索我与他者、我与环境的交往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石。巴赫金在论述交往对话语言观时指出，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缺陷在于隔绝了语言与人的关系，隔绝了说话人与受话人两个主体之间的联系，因而只是主体－客体的、静态的、非交往动态的关系，而他的语言哲学观则“超越了形式与内容这个僵死的二分法”，运用文化阐释模式，将文化看作是由多重话语构成的、拥有各种独立主体即“自我”和“他者”的东西，“从而开拓了一条融符号意识、话语理论和交往精神为一体的语言哲学道路”(托多罗夫，2001:173)。1．3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跨文化传播是人类悠久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交往方式，这是由文化的交往性所决定的。交往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独特发展规律只有通过交往互动才能被感知，由此决定了文化传播的交往性(霍尔，1991:206)。同时，人作为传播关系的总和，其地位是第一位的，人的交往本质自然也成为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单波，2011:108)。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间的传播，由此决定了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必须以文化与人的交往为基础，体现交往的本质。交往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重要活动，交往促进了文明的流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借鉴与吸收，在漫长的人类交往活动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交往智慧，这些智慧应当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交往思想既体现了人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文化传播的本质，二者的契合性决定了交往思想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理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成果也证明了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交往，这种交往既是国际的又是区域的，既是双边的又是多边的，既是陆上的又是海上的，既是跨国的又是跨洲的，是跨文明跨文化的交往。“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遵循着交往思想，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加深经贸、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和生态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的广泛交往和合作，合作共赢理念已经转化为行动，愿景正在转变为现实。这种美好的未来需要建立在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不仅是中国的项目和工程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沿线国家人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实际收益。上海洋山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正在实现“东方大港”的百年梦想，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国际物流分拨中心，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新焕发活力，成为希腊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通力合作的结晶(新华网，2108)。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交往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放，而且在交往中与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的发展机遇，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

2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的必要性

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下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匡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lion)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您队形式上讲，跨文化传播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一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进行的传播，这种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贴近，也更容易被接受。

跨文化传播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文化的输人方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输出方，为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文化的输人与输出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剪刀差”的问题。客观的数字表明，跨文化传播双方的文化流通量并不是对等的，甚至是差异悬殊的。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欧洲电影市场的75%以上是被好莱坞电影控制的，欧洲电影票房收人的75%以上也是被美国制片商拿走的，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人就达IS亿美元。虽然欧洲有着比美国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在跨文化传播上却败下阵来。就像一位法国学者所言:虽说法国也是强势国家，但在美国文化面前法国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

欧洲尚且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人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人达3654一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人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人的总和。虽然该数据显示的只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但更深层反映的却是我国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形式之下，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文化输人大干文化输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

其实这种文化逆差对输人方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威胁。因为多年的文化逆差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外国文化的呈几何数增长，而本土文化却被一再稀释，最终在外国文化的包围下消解。文化殖民也就此产生。

所以，跨文化传播对那些处干传播弱势的国家来说，只能是一个经历了文化逆差和文化渗透之后走向文化殖民的过程。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主义的味道，但确实可能。文化殖民不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个严重的威胁，更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时的国民无异于外国的文化奴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脊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化逆差甚至文化殖民的出现呢?

第一，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受跨文化传播之战。跨文化传播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市场的开拓，每一环节都是以大量资金投人为保障的，没有经济支持，跨文化传播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作为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为了进人中国的市场也确实“破费”不少。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场这一切是一般的传媒公司承受不起的。恰恰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也都是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曾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当年的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使他们历经百年也难以恢复。当武装侵略已成往事，新一轮的跨文化传播之战袭来时，他们仍无力抗衡，再次面临被殖民的危险。

【内容提要】跨文化传播（或跨文化交际）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殖民主义打破了不同文化自足的进化方式后，强势文化将强权即真理的逻辑搬到了文化领域，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响、融合提升的主题，而变成了文化的殖民主义。这个基本的判断已经随着“二战”后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瓦解成为学界反思历史和看待今世的基本共识，更何况文化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变幻形式，愈加乖离平等这个主题。历史的分析有语境，文化的判断有系数。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和实践，更需要在深刻认识这样的语境的基础上，全面检视作为“舶来品”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作出我们当下的思考。本文即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并兼之与学界前辈童兵教授商榷。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国传媒集团、话语博弈、文化生态

读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先生发表在《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的文章“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深受启发，尤其是童先生在文中的一个观点引发了我的思考，即跨文化传播并不会构成文化侵略，是否如此呢？本文拟从童先生的这个观点出发，就国际传媒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内在逻辑，以及作为跨文化传播精神实质的的话语博弈、世界文化的在劫难逃现实、中国在当前跨文化传播中的生态、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等基本问题就教于本领域的学者，兼与童先生商榷。

一、跨文化传播不构成文化侵略？

童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无数事实表明，信息就是一种战略资源，谁在跨文化传播中掌握制导权，谁就在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和人心竞争中占有主动性。

在当代社会，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传播也日益频繁。但鉴于不同地域文化及语言之间存有一定的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则成为常用的文化交流形式。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能有效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还能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英语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语言交流沟通工具，英语翻译的方法需要被重视。因此，研究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由赵冰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英语翻译策略与技巧》一书，以跨文化传播为视角，在详细阐述语言学以及翻译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英语翻译技巧的运用进行详细解读。

该书综合运用概念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法、跨学科研究法及经验总结法等多种研究手段对英语翻译领域展开研究，能为我国翻译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论层面的指导，其不仅是英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参考书，也是翻译人员和研究人员必不可少的工具用书。该书共包括七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对语言与翻译理论的介绍。第二章是对翻译的主要流派及观点的说明，包括美国翻译培训学派、翻译科学学派、翻译文化学派、翻译结构主义学派及主要观点。第三章内容是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第四章是对跨文化传播视角下英汉翻译的介绍，包括地域、宗教文化、人名、习俗文化、饮食、典故文化及翻译。第五章介绍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翻译的可译性及其限度。第六章是跨文化传播视角下英语翻译技巧及其方法。第七章介绍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实战领域翻译，从新闻语言、营销语言、影视语言、广告语言及外贸语言几方面加以展开。此书有较强的理论性及实践性特征。书中关于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可能会使翻译的词汇空缺。基于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及伦理道德方面的诸多不同，中西方的语言也存有巨大差异，该种差异表现在词汇上便会形成概念表达的不对应，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词汇空缺。例如，作者通过对汉英文化中有关亲属的表达及汉语中“鹤”“雁”“杜鹃”等词语的文化在英语中缺项的论述，证明在英语翻译过程中词汇空缺现象常有发生，为了有效解决翻译过程中的词汇空缺现象，翻译人员可采用转换角度的变通手法，实现作者原本意图与风格的传达。

第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会造成翻译的语义空缺。鉴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英语翻译过程中语义空缺现象并不罕见，其不仅给跨文化交流造成阻碍，也不利于信息的传递。尤其在一词多义作为人类话语的根本属性下，同一个词基于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言语者、不同的时间都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作者通过对“醋”“鹤”“松”“竹”等在汉语与英语语义环境下内涵的不同展开论述，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语义空缺现象也较为常见。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给翻译工作带来的语义空缺，可通过词语的具体语境意义来填补。翻译人员在具体运用时不仅需要考虑相应的语言因素，也需要同客观世界的具体事实相对应，还需要了解使用语言人的个人背景等。

第三，中西方文化差异还会造成翻译中的文化自恋。文化的主观性特征决定了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人会以该种文化的是非观来判断事物。英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渠道之一，在翻译作品时，当译入语文化强势而翻译居于次位时，译者可能会遵从本国文化的准则，对原著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乃至删除。反之，如果译入语文化位于弱势而翻译居于主位时，译者可能将原作的文化元素带到本国文化系统。针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给英语翻译造成的文化自恋现象，翻译人员应注意对文化现象“度”的把握，在进行英语翻译时既要将自身优秀文化元素加入翻译中，同时也需要对原作中缺失的优秀文化加以补充。

作者：曾屹君 单位：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国际商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