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范文10篇

摘要：混凝土抗压强度不足、低温环境施工等因素影响，房屋建筑框架梁很容易出现裂缝问题，而为了明确裂缝的形成原因及危害，必须围绕框架梁裂缝开展检测鉴定，基于此，本文简单介绍了房屋框架梁裂缝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的基本方法，并结合上海地区某工程实例，详细论述了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的要点，希望由此能够为相关业内人士带来一定启发。

关键词：房屋框架梁；裂缝；检测鉴定；加固设计

房屋框架梁裂缝的检测鉴定能够明确裂缝的起因、属性、类别，裂缝所处位置、所处环境、发展程度也能够得到直观揭示，近年来相关研究大量涌现也能够证明这一认知，而为了保证框架梁裂缝检测鉴定能够为加固设计工作的开展提供更有力支持，正是本文围绕该课题开展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1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的基本路径

1.1检测鉴定检测鉴定得出的结论能够为裂缝的修补提供支持，通过现场调研、检测以及分析，可以明确判断出裂缝的类别、属性以及起因，同时，还应该在综合考虑裂缝所处的环境、位置以及发展程度等情况的基础上，鉴定出裂缝可能带来的危害，才能选择出针对性较强的修补方法。具体检测过程需严格遵循《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784-2013）进行检测，主要检测内容包括梁外观、裂缝情况检查，以及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梁底受力钢筋配置情况、梁混凝土截面尺寸与抗压强度检测，由此即可分析裂缝出现的原因。在具体检测过程中，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测一般应用回弹仪，梁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配置情况检测则运用钢筋位置测定仪，裂缝的宽度和长度检测运用钢卷尺和裂缝测宽仪，梁的截面尺寸检测应用非金属板厚检测仪和钢卷尺[1]。1.2加固设计混凝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式就是尽可能延长其使用寿命，而开裂问题则会在较大程度上缩短混凝土的使用寿命。即使房屋框架梁的裂缝并不大，但只要存在裂缝，就会使结构构件气密性降低，不但会导致钢筋出现锈蚀现象，降低结构耐久性，还会给建筑物美观度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让人因担心安全性而产生一种心理负担与精神压力。因此，必须及时加固修补房屋框架梁中出现的裂缝。基于房屋框架梁裂缝检测鉴定结果开展的加固设计需遵循一定原则，即经济性、耐久性、适用性、安全性，且保证加固过程尽可能不影响其他结构配件，同时不能够对室内空间使用造成影响。常用的加固材料有修补胶液、碳纤维布，其中修补胶液需具备低黏度、渗透性较优秀特点，碳纤维布则需要具备较高强度并应用专用胶[2]。

2实例分析

在殖民地时期，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经济对国际贸易是“开放”的，这一时期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阶段是扩大过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来，在像韩国和台湾这样的东亚经济中，最初因人口对土地的沉重压力而开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出口的显著扩大和相应的经济高增长率，是国内制度框架深化的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仅根据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有效的特定资源的配置还不能充分解释扩大出口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增长的某些“残留”原因。

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出口经济，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首先，这里的“框架”(fames)与“语境”(context)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语境”是事实的一种外在体现;“框架”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字面意义，它构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一种图式;因此，“框架”并不是“真实的”，就好似我们认识世界的图式并不是实际区域环境真实、完整的再现［3］(P34)。例如:“Ihateyou”从表层意义上来看，是说话者在表达对听者的厌恶之情，但是这句话的深层意义可以是“Iloveyou”;即表层意义“Ihateyou”是深层框架“Iloveyou”的戏谑之语，这种“框架”反映了表层意义(surfacemeaning)与深层意义(deepmeaning)之间的差距。除了对于真实世界的内在的心理再现，“框架”也包括人们心理预期的一种典型范例或原型(Prototype):它是人们自己理想化的、意中的一种具体形象，是抽象的具体化，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为了交际的进行，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的内在心理图式与真实场景中的事物进行一定形式的匹配。不同的文化对于同一事物或概念会有不同的理想原型，即使处在同一文化大背景下、不同民族和区域的群体和个人，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预期。例如:当提到“鸟”时，美国成年人首先会联想到“知更鸟(robin)”，但是十二岁左右的儿童则会想到“鹦鹉(Parrot)”，而我们中国人则想到“麻雀(sparrow)”。显然，这种“框架”是由文化决定的(cultur-allydetermined)，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框架”(culturalframes):即把文化视为一个框架体系，在这个框架内部，人们可以对外部事物进行理解和阐释;所以，框架对于文化具有阐释的辅助作用。Tannen［3］(P125)则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将其定义为“人们关于文本已有的知识、以及对该文本作出的概括和预期内容的集合体”。因此，文化翻译者要特别注意的是:意义并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和个体经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而附加上去的;翻译是不能过于强调字面表层意义，也不能过于强调内涵深层意义。(从认知学出发，“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共有的、观察世界的心理模式或图式(mentalmodelormapoftheworld);文化就是认知;认知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文化心理图式是积淀着特定文化蕴涵的心理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它影响着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体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1.影响因素。Hofstede［3］(P88)列出了影响人类感知世界的“感知过滤器”(Perceptionfilters)———人类活动过程中特有的三个层次，从低层到高层依次是:人类本性(humannature)、文化(culture)和人格特征(Personality)。Katan［3］(P88－89)在此基础之上，加入了“语言”因素，从而总结出了四个影响人类心理感知的因素。首先是“生理因素”(Physiological)，这与Hofstede的“人类本性”是相对应的，属于最低层次。此时，我们与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解读自我感觉接收器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一方面，人类的感觉器官在进化领域内并不是最先进的，如我们的听觉和触觉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不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这种感官上的局限是无意识的。其次是“社会工程因素”(socialengineering)，即对应Hofstede的“文化”因素。人类通过神经能够感知、触及的世界是非常广泛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自我的“感觉性需求”(Perceivedneed)对听觉、视觉、触觉等不同方面进行选择这种。选择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它不仅因文化而异，也因人而异。再者是“个体因素”(individual)，对应Hofst-ede的“人格”因素。这种因素不仅取决于先天性的、个体独有的基因结构，也受后天教化的影响。最高层次的就是“语言因素”(language)。在很大程度上与Sapir－Whorf假说相类似:一方面，语言影响着我们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在构建、反映事实的同时，也会有压制和曲解。2.实现工具。既然真实世界(realworld)与人们感知的文化心理图式不同，人们更倾向于文化心理图式;而“文化心理模式”正是通过“元模式”(meta－model)这一工具在语言中加以应用。和地理结构图式一样，文化图式也往往过于详尽和繁琐;为了提高其有效性，必须对真实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概括(generalize)、曲解(distort)或删减(delete)，使文化心理图式得以简化。这种起简化作用的模式就是“元模式”。“元模式”是文化的集合模式，不仅明确了意义简化模式的三种形式，也为我们的交际提供简略的表达方式。第一种是概括(generalization)，是预知世界的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概括能力。第二种是删减(deletion)，对于感知的事物，只能抓住其中重要的部分，不重要的内容就要有意删除;例如“鸡尾酒会现象”(cock－tailpar-ty)就是与会者有意删减不必要的东西，即使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也能听见对方所讲话语。第三种是曲解(distortion)，它可以是有意、也可是无意的:有时为了更方便地把握事件内容，便会故意曲解，把明知不是的那些事物变作是的东西———这在翻译中时很普遍的，“意译”就是一种曲解;而有时曲解完全是由于人类经验的有限造成的。

传统的翻译方法采用的是“解码－编码”(decoding/encoding):先在源语内部对文本进行解码，从文本表层意义揭露其深层意义;然后通过语际转换成目的语的深层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在目的语内部编码成表层意义，最终形成目的语文本。但是这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方法，无法解决不同文化框架内部、不同文化心理图式作用下的文化差异问题，无法对抗文化冲突。“解构”和“重构”作为一种文化对抗策略，已成为文化翻译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因素。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metaphysical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不能仅仅局限于被解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解读为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若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发现源文本中有许多被压抑与忽视的观点。在语言文化差异甚至冲突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译过程中，若没有准确的语义文化诠释，就谈不上文本的解读［5］。因此，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文本解码已远远不能满足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期望和需求，这也就更加突显出译者“文化协调者”的身份与作用———在实际翻译活动开展之前，必须首先在源语文化框架内部，对源语文本实行“文化框架解构”，全面分析源文本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分布，为有效的文化翻译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解构”源语文化框架，充分掌握源语中的文化信息及其体现的文化心理图式，并输入到目的语大背景下，接下来“文化协调者”的另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在目的语文化中“重构”文化框架。“重构”(reconstruction)是指编码后在不更改代码的外部行为的前提下，通过更改代码的内部结构来改进代码的过程。顾名思义，广义上的“文化重构”(culturalreconstruction)就是文化的重新构建，它包含两个层次:低层次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自身的“重构”，即对于已有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于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例如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或者将某一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都属于重构;高层次的“重构”是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跨文化重构”(cross－culturalreconstruction)———即以保留再现源语文化功能为前提，在目的语文化框架内部对于某个已有的或缺省的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尽可能追求文化间的“留异存同”。在中国，“除夕”是农历新年的前一个夜晚，而西方的“平安夜”(ChristmasEve)同样也是西方新年“圣诞节”的前一夜;参照中西方在新年及新年前一夜这一文化现象上的共性，把中国的“除夕”译为“ChineseNewYear’sEve”，既实现了“存同”———“eve”，又达到了“留异”———“Chi-neseNewYear”。而文化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框架重构”显然隶属于“跨文化重构”。鉴于文化差异性，必须关照目的语文化心理图式，顺应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运用概括、删减或曲解等一系列策略对新输入的源语文化进行适当处理，以目的语读者熟悉、可接受的语言方式，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纵观整个文化翻译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文化框架解构、文化框架转换、文化框架重构。从操作内容来看，“文化框架解构”(decon-structionofsourcecultureframes)是在在源语文化框架内部全面分析源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及其分布，“文化框架转换”(shiftingfromsourcecultureframestotargetcultureframes)是采用适当的策略方法加工源语文化信息使其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语境，“文化框架重构”(reconstructionoftargetcultureframes)则是在目的语文化框架内依据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图式创造新的文本并成功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从过程本质来看，“文化框架解构”和“文化框架重构”都属“语内转换”(intralingualtransformations)，“文化框架转换”则是“语际转换”(interlingualtransformations)。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活动，必然涉及到文化框架的转换，即从源文本解构后的框架到目的语文本重构前的框架，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熟知两种文化各自的本质特征(包括文化框架和文化心理图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总之，这一核心环节不仅是文化翻译者作为文化协调者与传统译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译者转换文化框架的能力更是决定译文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框架转换主要包括三种策略:归纳(generalization)、删减(deletion)和曲解(distortion)。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三种翻译策略虽然与元模式中的三种意义简化形式名称相同，但本质是不同的:在元模式中，这三者作为人们感知世界、认知世界的方法是抽象的、理论心理层面上的;而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处理文化异同现象的策略，是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物，常常会通过语言对事物现象进行范畴化，即归类:用某一上义词(superordinate)来统领众多的下义词(hyponyms)，类似于“原型(Prototype)”理论;或者用已有的文化意识和观念来引领对于未知事物和现象的观点看法。这种归纳分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受文化的影响、与文化密切相关，且通常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同一文化大背景下的不同群体或个人，都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归纳方式;有时这种归纳是不准确、以偏概全的，有时又包含了正反两面观点。总之，任何一种归纳法都只适用于特定场合下的目标群体，而非所有场合、所有对象［6］。这里“归纳”作为文化翻译的一项策略，适用于文化不对等或文化缺省现象:即当源语文化框架中的某一文化现象，在目的语文化框架中不能够找到与之对等的或近似的语言词汇，就只能翻译成语义范畴上更广泛的词汇———上义词(superordi-nate)。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语文化中纷繁复杂的家族称谓词，如“爷爷”与“外公”，“奶奶”与“外婆”，“舅舅”、“伯父”、“姑父”、“叔叔”等等，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如此细化的上下义关系，因此可以归纳翻译为“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等汉语中对应的上义词。在某一文化框架内部，人们往往会把大众普遍认知的、已成惯例的文化信息省去，或者说这已经成为了该文化群体共享的文化心理图式，甚至是一种文化定势。这种隐藏在文本内部、看似缺损的文化信息，是可以通过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推导并重新获得的，对于文化翻译者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文化协调者”一方面要凭借自己的素养敏感地感知这些隐含信息(implicitinformation)，使之从文本中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必须采用一定的策略手段对这些信息加以处理，最后传递给目标读者。1.从隐性到显性:增译/补译。在一定场合下，如果目标读者缺乏源语读者特有的那部分文化信息知识，就无法准确地体会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或情感，更无法了解和体会外来文化，这就违背了文化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宗旨与意图。这时就需要采用“增译/补译”(addition)的方法，将原文本隐含的信息完整地呈现，即目标文化的读者(tar-getculturereader)也能感知源文化读者(sourcelanguagereader)享有的文化框架。例如:…WhenIshutthelastlunchboxandhadthehousetomyself…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家庭女性，从“shutthelastlunchbox”(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可以看出文中的具体时间是在为家人准备好午餐后，因此是中午以前，即早上;“hadthehousetomyself”是指“我一个人独居家中”，结合前半句“为家人准备午餐”及以此推断出的时间信息，可以进一步推测出这里隐含了“送走丈夫和孩子”的前提条件。若按照原文直接译成“在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后，我独居家中”，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准备好午餐后就一定是一个人在家呢?这里必须将作者隐含的其“家庭妇女”的身份信息加以交代:“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送走丈夫上班和孩子们上学后，独居家中时……”2.从隐性到删去:减译/删译。在其他场合下，隐含的信息不一定能增加目标读者对于源文化思维、处事方式的知识储备，反而会使目标读者在理解源文化框架核心内容的道路上南辕北辙。所以说，最捷径有效的方法就是删去隐含的信息不译，或者减译更多内容。例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里隐含的源文化框架信息就是历史人物诸葛亮，这在目标文化框架内是空缺的。如果直译为“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ChukehLiang”，英语读者根本不能明白这句谚语的内涵意义。但是，若将“诸葛亮”背后隐藏的信息补译出来，那么译句就会过于冗长，不像是谚语了。所以，完全可以大胆地采用“减译/删译”方法，删去“诸葛亮”和“臭皮匠”及其背后隐藏的信息，从而意译为“Two/Manyheadsarebetterthanonehead”，这样既短小精悍，又保留了原句所要传达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思想意图。除了上述的文化缺省和空缺，对于文化差异现象，可以采用“曲解”(distortion)策略。这里的“曲解”是属于中性词汇，它是译者把目标读者导向说话人或作者所认为的重要内容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翻译策略，目标读者仅仅聚焦于某些方面，而忽视了整个大背景下的其他部分。其具体方法主要是意译、替换等。1.词汇－语法重心转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会采用不同的词汇－语法形式来表述同一个深层次意义或概念:不同的主语、不同的重心、以及不同的强调内容。例如:Althoughtheproductionofsuchtransgenicstrainsofanimalscarryingforeigngenesisnowarela-tivelyroutinetechniqueinmanylaboratories…尽管目前在许多实验室里，培养这种携带异体基因的动物转基因株是一种较常规的技术英语是一种“名词优势于动词”(Preponder-anceofnounsoververbs)的语言，倾向于使用抽象名词来代替动词;汉语作为一种最缺乏屈折形态的语言，其语法结构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象似性(iconicity)，即汉语“以动词为中心”。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在名词化上表现的不同，又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意念、结构上的差异2.前景化。在文本翻译中，译者特别注重某些语言要素或句子成分并对此做特殊的处理，就能“突显”(foregrounding)译者认为的文本中的关键信息，并引起读者的关注。例如:Ispentaninterruptedmorningwriting，whichIlove.我花了整个上午进行写作，无人打搅———我非常喜欢写作。译者把“interrupted”一词特别拎出来，放到译句的最后，特别强调“不受人打搅”这一关键信息，并把它一下子突显出来，瞬间抓住了目标读者的眼球。3.操控。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的这种“操控”(manipulation)是有意识的、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强调那些他认为重要的文化信息。例如:TocarrycoalstoNewcastle.运煤到纽卡索，多此一举。纽卡索是英国的一个产煤中心地，如此煤矿丰富之地却还把煤运往那里，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但若是直接将之译成“运煤到纽卡索”可能会给读者造成相当的阅读困难，因为大部分中文读者并不了解这一背景预设，因此译者相应的增添了一条信息“多此一举”，从而更加强调原文的深层关系。4.替换法。有时译者为了加强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情感、语气，更加突出作者的目的、意图，译者将某些信息“替换”(translationshifts)为目的语文化中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的文化意象。例如:IfyouareexpectingthestorktovisityourhomethisyearandhehastocomebywayofRoycecit-y，hewillhavetobringacheck－booktopayhisbillbeforedelivery.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留产，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该句是德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位医生所登的一则广告，目的是为了预防经济大萧条年代的美国人产后赖帐。对原文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理解stork内涵。根据英国民间传说，婴孩是由鹤鹤stork带来的，因此“expectingthestork”的表达意图就是指“生孩子”，这是较正式的表达。在汉语文化中表达相同意义的正式说法就是“有喜”。因此，这种替换使得译文与原文一样符合特定的文本类型、具有相同的内涵作用。新形势下的译者必须重视文化翻译，即通过文化输入和文化建构，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因此，译者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与其说是翻译者，不如说是一位“文化协调者”。不同的文化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图式，因而也构建出不同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译过程主要包含三个步骤:解构源文化框架，源文化与目的文化之间的框架转换，重构目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译的关键，一方面是全面、准确诠释源语语文化，因为有效的文化翻译，必须首先充分掌握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若没有准确的语义文化诠释，就谈不上对文本的解读，也就不会有成功的译本产生;另一方面就是框架转换，从源文化框架转换到目的文化框架，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归纳、删减和曲解这三种策略进行。综上所述，文化框架是文化翻译的充要条件。如果把跨文化交际比作一棵参天大树，文化翻译是主杆，那么文化框架就是肥沃的土壤;主干必须根植于土壤中，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充足的养料，从而输送到全树的各个分支丫节。总之，只有根植于文化框架理念、基于文化框架解构、转换和重构的文化翻译，才能真正传递文化信息，在目的语中再现原语的文化负载功能。

本文作者：张钧伟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摘要］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这也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而客户的盈利能力分析则有助于企业甄别现有客户给企业带来的贡献程度，并可以指导企业如何开发有价值的客户。然而，实务中企业常常忽略对客户盈利能力的分析，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分析客户盈利能力的框架。文章主要基于企业价值链的原理，结合企业实践，试图建立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框架，从企业战略和运营视角审视客户盈利能力分析的重要性及其运用。

［关键词］客户盈利能力；财务报表分析；企业管理

企业财务报告是企业经营一段时间内的财务成果，向报告阅读者传递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及相关的非财务信息。而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作为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可以体现公司的管理水平，还反映公司的战略定位及其商业模式。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从多维度分析，如产品、地区、客户、渠道（线上和线下、自营和）等。然而，实务中很少见到公司分析客户盈利能力的案例。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客户盈利能力分析存在的困境、主要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1现行财务报告中客户盈利能力分析的缺失

客户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顾客就是上帝”和“以客户为中心”销售和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企业对客户的要求积极响应，尤其是市场营销和销售部门都在争取利用公司内各种资源，努力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并希望客户能够回馈公司更多的订单。然而，通过阅读国内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可以发现，上市公司对企业盈利的分析还停留在常规的毛利、地域及渠道方面，涉及客户的也仅仅列举前几大客户名称及其销售额，往往忽略了对客户盈利能力的分析。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更难见到分析客户盈利能力的相关报道。那么，既然企业高度重视客户，那么为何对客户的结构及客户给公司带来的贡献缺少深入的分析呢？1．1传统财务报告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欠缺的原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客户盈利状况的资料分散在公司内各个部门，无法及时协调并汇总。从开发一个新客户到交付产品或服务（以下统称为“产品”），需要的周期较长，而且涉及市场营销、研发（尤其是定制化的产品）、采购、制造、财务和售后服务等部门，资料散放在上述部门，很难按照客户的口径归档。第二，现有的财务会计核算模式不适应按照客户归集收入和相关成本的要求。由于现行会计的假设之一便是会计分期，而且会计期间一般按照自然年度，跨年度的成本和费用因为编制会计报表的需要而结转。同时，会计核算系统中也未按照客户的维度设置辅助账，不便于统计相关数据。第三，客户给企业带来的贡献有滞后性。毕竟，从开发新客户到产生订单需要一定时间，对客户未来的贡献更难准确地预测。第四，企业观念短期内很难转变。通常认为，对待客户应该一视同仁，不应因其订单给公司带来的贡献不同而被贴上不同的标签。1．2客户盈利能力分析不足的影响。然而，由于“二八定律”（帕累托法则）的存在，从管理角度而言，并非所有的客户都能给企业带来等价的贡献，通常而言，只有少部分的客户能够给企业带来持续的高价值的贡献。如果对所有客户采取同样百分百满意的策略，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企业将会花费大量的资源来维护客户，在企业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很明显存在浪费资源或资源错配的现象。第二，公司的整体财务绩效受影响。由于选择了错误的客户，企业的业绩自然受到影响。第三，对公司商业模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对于选择线上和线下销售的企业而言，客户定位和细分客户的统计选择将会影响到公司的客户战略。相应的，企业的主要活动也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公司的商业模式，最终影响公司的整体战略。

2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框架

1引言

人类活动是以地球空间为基础，空间信息既是人类社会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相关社会信息的重要载体。据分析统计，在全世界数据中，约有75%到80%的数据与地理参考特征有关[1]。因此，研究空间信息成为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的重要方面，空间基础框架也成为建设数字地球、数字城市以及数字行业的重要基础[2-4]。空间基础框架建设以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3S”技术、空间数据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建成多尺度、多类型、多分辨率的空间基础框架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建成专题的地理信息应用系统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各行各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决策部门、社会公众等统计服务对象对统计数据真实、客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更好地完成统计基本任务上，现有的统计方法体系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提高统计信誉，提高数据质量，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的统计方式以提高统计工作水平，实现国家统计手段的革命性发展，更好地支持宏观决策与管理，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空间统计信息服务，成为当前国家统计工作的新目标。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导航定位为核心的“3S”空间信息技术，则是实现统计工作技术提升、理念革新的关键支撑技术之一，也是实现常规目录统计进入空间统计时代的重要保障。随着以遥感为主的“3S”空间信息技术在统计业务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5-7]，传统的目录统计将逐渐向以空间对象为基本统计单元的空间统计转化。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能够为这一转化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统计业务部门在业务应用服务、空间信息管理和空间信息服务等方面对空间基础框架建设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本文对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应用。

2框架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2.1目标与任务

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目标和任务是以满足国家空间统计的重大需求为出发点，与国家统计部门广泛开展合作，针对统计遥感业务对各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统计业务专题数据、遥感影像底图数据以及空间信息技术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充分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定位导航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建立多尺度、多分辨率、多种类的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数据体系；构建统一的统计遥感空间基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空间统计信息数据的管理、维护、更新、共享、统计查询、报表生成、数据表现与产品制图等方面的功能；形成有效的空间统计数据共享体系，为各级统计部门提供高质量的基于空间位置的应用服务，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空间统计信息服务；为实现国家统计手段的革命性发展，最终建立国家空间统计体系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支持。

2.2框架构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多边投资框架可能对我国产生的现实和潜在经济影响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在WTO多边投资框架问题上应该坚持的基本立场。然后，分别就框架所要涵盖的主要议题，探讨了我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在谈判过程中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WTO；多边投资框架；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2001年11月WTO多哈部长宣言，多边投资框架有助于建立一个透明、稳定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如果WTO成员在谈判模式上达成一致，那么实质性的谈判将在2003年9月的坎昆部长会议后启动。多边投资框架是一个迄今为止范围广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针对投资的国际协定，将对WTO成员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分析该框架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我国应该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在7项具体议题上的对策。

一、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的基本立场

建立一个普遍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投资框架，已经成为当前WTO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国际经济政策议程中的核心议题。中国作为现实的利用外资的大国、作为潜在的对外投资大国，在应对多边投资框架谈判问题上，是积极推动还是被动选择，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选择。本文认为，中国的基本立场应当建立在多边投资框架是否有利于更多地吸引外资，增加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减少外资的负面效应；是否有利于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是否超越我国现有的国际投资承诺能力上面。

(一)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利用外资

摘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给文化产业统计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针对文化产业核算范围、文化产业就业统计等方面的问题，在总结联合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伊比利亚美洲关于文化卫星账户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分类标准，并充分考虑中国文化产业的特色和发展新动向，提出了构建中国文化卫星账户的总体思路。即剖析了文化产业基本概念、产业分类，构建了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整体框架，编制了文化供给表和使用表，较为系统地设计了文化产业就业核心表式，探讨了文化卫星账户编制方法，为中国文化卫星账户的编制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化产业；卫星账户；国民经济核算

近年来，新型文化业态蓬勃发展，文化消费模式日趋便捷，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1]。中国文化产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文化与科技、旅游、创意、金融等产业不断融合发展。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科学准确衡量文化产业规模、测算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科技、金融、旅游、综合零售等产业已具有完整的统计体系，因此，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未将上述经济活动纳入分类体系中，但文化活动又与上述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这导致文化产业统计并不完整，未包括“全口径文化产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国际公认的标准框架，其表现形式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定义、分类和核算规则。因此，不可能将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全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框架，否则会造成整体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于繁杂。卫星账户在保证国民经济核算的严密性和操作的灵活性的同时，能够以行业角度为切入点，因此在研究整个文化产业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SNA2008全面阐释了旅游卫星账户等卫星账户的开展情况，这为构建文化卫星账户奠定了良好基础[2]。近年来，文化卫星账户的编制和文化产业规模测度等已经引起了各个国际组织或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正在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文化卫星账户。因此，本文认为在保证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框架体系完整性的前提下，为了全面阐释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探究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间的互动机制，全面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程度，构建中国文化卫星账户兼具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在总结文化卫星账户国际标准和结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1文献综述

当前，有关文化卫星账户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广泛重视。对文化卫星账户的核算范围和核算方法的研究成果不尽相同，但纵观国外对文化卫星账户的研究，以联合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伊比利亚美洲关于文化卫星账户的研究较为成熟[3]。一是联合国对文化卫星账户的研究。联合国为适应2008年国民核算体系和构建文化卫星账户（CSA），建立了文化产品和产业清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部门及其各自的行业和产品进行了界定[4,5]。2009年该组织发布《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FCS），将文化产业分为8大类和28个小类。2015年该组织提出文化卫星账户是各国衡量文化部门经济贡献的替代方法，2017年起草了《国际文化卫星账户建议草案》。二是美国艺术和文化生产卫星账户（ACPSA）[6]。ACPSA于2013年首次发布，并使用投入产出模型衡量文化部门对美国经济的贡献。ACPSA通过同心圆模型将文化产业分为四个逐步递进的层次：核心创意产业、其他核心创意产业、广义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ACPSA包括识别ACP产品、定义ACP产业、确定艺术和文化部分、估算ACP产出、估算增加值、估算就业和薪酬、估算总产出和间接产出等内容。三是加拿大关于文化卫星账户（CSA）的研究。为准确衡量文化产业，加拿大统计局和加拿大文化遗产局联合开发了文化卫星账户（CSA）。CSA认为共有六个文化领域：遗产和图书馆、现场表演、视觉和应用艺术、书面和出版作品、视听和互动媒体、录音，并规定每个文化领域都由核心文化和附属文化组合而成。加拿大投入产出表是CSA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行业维度和产品维度。但是，投入产出表中使用的产品和行业分类过于笼统，无法直接纳入CSA，且包括非文化行业，因此需要将基于加拿大投入产出行业分类体系（IOIC）的行业分解为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基础6位数行业，并最终计算出每个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产出和增加值。四是澳大利亚文化和创意活动卫星账户。该卫星账户主要核算文化创意产业、其他行业的文化创业活动、文化创意活动机构的志愿者工作、文化创意活动生产者的非市场活动。同时，澳大利亚使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职业分类（ANZSCO），根据技能水平和专长对职业进行分类。五是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卫星账户（CSC）。CSC包括文化卫星账户的核算框架、文化卫星账户特征和具体对应账户、文化卫星账户实施这三个模块的内容，确定了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核算目标、核算范围，并将非正规经济和非法生产以及促进文化活动的其他非文化产品纳入统计范畴，介绍了确定不同文化部门的方法，以及每个部门对应的账户特征及分类情况，并对构建文化卫星账户提供了建议措施，确定了文化卫星账户实施路线图；同时，还确定了以生产账户、文化供给表和使用表在内的文化卫星账户核心表式。

2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框架设计

摘要：阐述常用衣帽架框架设计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点，在优化衣帽架框架设计时，增加衣帽架两侧竖梁设计，使衣帽架框架和后地板框架形成整体封闭结构。从而不仅有效满足尾碰过程能量的传递和分散，而且增加后轮包的局部动刚度和整个车身的扭转刚度。

关键词：轿车；衣帽架；框架结构；优化设计

汽车的衣帽架结构主要由后座椅靠背横梁、后风窗流水槽横梁、衣帽架覆盖件等组成，左右两侧与侧围总成连接。从功能上说，前侧支撑后座椅靠背，上侧安装搁物板，并能承载一定的搁物重量，后侧设计有后风挡安装面和流水槽，也需要承载一定载荷[1]。从性能上说，衣帽架结构的设计，对车身的尾碰性能、行李箱入侵、车身扭转刚度都有较大的决定因素。

1常用衣帽架框架结构

1.1常用设计方案目前常用衣帽架框架结构主要是在前部设计有后座椅靠背横梁，后部有后风窗流水槽横梁，该两横梁在与左右侧围总成连接。图1为现有衣帽架结构示意图。图中，衣帽架总成1与左右侧围总成2、3连接成整体结构，4为后地板框架总成（简化为虚线所示）。衣帽架总成与上车体侧围总成2、3连接，并与下车体后地板框架总成4连接。1—衣帽架总成；2—左侧围总成；3—右侧围总成；4—后地板框架总成图2为现有衣帽架结构A-A视图。衣帽架总成1由后座椅靠背横梁5、后风窗流水槽横梁6、衣帽架7组成。5—后座椅靠背横梁；6—后风窗流水槽横梁；7—衣帽架图2A-A视图Fig.2SectionA-A由图1、图2所示，现有衣帽架结构设计时，衣帽架总成1中的后座椅靠背横梁5、后风窗流水槽横梁6只与左右侧围总成2、3连接，侧围总成上没有设计竖粱，用来连接衣帽架总成1和后地板框架总成4。1.2常用方案的缺陷由于结构原因，导致衣帽架总成1中的框架和后地板总成框架4没有形成封闭的整体框架结构。在尾碰撞时，碰撞力通过后地板框架中纵梁直接传到前部，增加伤害后排乘客人员伤害。在车辆行驶时，突然的刹车，会导致行李箱的行李也会直接碰撞后排成员，造成人员人身伤害。在市场车型中，也会经常反馈后轮包动刚度不足，导致车辆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后轮包开裂现象。另外，不封闭的框架结构大大影响车身的扭转刚度。

2优化衣帽架框架结构

摘要：本文简单介绍了MSS移动模架的结构组成及其在施工中的应用，重点就其现场拼装施工方案进行讲解。

关键词：MSS移动模架，主梁拼装，施工方案

1.工程概况

苏通长江公路大桥D2合同段位于南引桥区，起迄点桩号为：K21+967.00～K23+617.00。上部构造采用跨径50m预应力混凝土等截面连续箱梁，梁高2.8m，单箱单室。单幅共分三联，每联11孔。箱梁顶面设有2％的横坡。桥位处于水陆两地，陆地30孔，水上3孔，最大水深3米，由于地处长江河道入海口，受潮水影响非常大。墩身高度13.725m~48.344m。根据现场工程实际及投标承诺，该工程上部结构采用与挪威NRS公司联合开发研制的移动模架施工。

2.移动模架概况

移动支撑系统（MSS）主要由牛腿、主梁、横梁、后横梁、外模及内模组成。每一部分都配有相应的液压或机械系统。各组成部分及结构功能如下：

[摘要]信息认证既是审计活动的历史起点，也是审计理论框架构建的逻辑起点。以信息认证为逻辑起点，审计理论框架由信息认证、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准则等要素组成。审计基本理论框架的深入研究，可以避免审计实践的盲目性、无序性，大大减少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执业风险和与注册会计师有牵连的会计舞弊案件的发生，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信息认证；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准则

一、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信息认证

审计理论框架逻辑起点的择定是审计理论框架构建的关键。一种学科理论的逻辑起点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框架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便提出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即“商品”。然后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以商品为起点建立起《资本论》严密的逻辑体系。“列宁一再指出，马克思是从商品交换——这个最简单的现象，资本主义主义社会的这个‘细胞’的分析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萌芽)。”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亦应是该体系中的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要素，而且是体系中的直接存在物并包含体系内在矛盾的一切萌芽，应从具备这些特征的要素去寻找。从审计产生的历史看，审计的萌芽状态是信息认证。信息认证是审计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出现之初的状态特征，它既是审计活动的历史起点，也是审计理论框架构建的逻辑起点。

审计是由原始的会计信息或经济信息的认证活动发展而来的。从信息认证的产生到审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会计及经济信息的认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