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化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巴赫金狂欢化超越

论文摘要：本文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兵体分析喜别电影的生成过程，观众的观彩心态，提出真正优秀的喜别屯影应该超越狂欢化理论规范。

喜剧影片是一种颇难界定的电影类型，在电影评论界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最近，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就像刚刚发掘出来的古董，被理论家所珍爱与赏析。使用“狂欢化”理论来分析喜剧影片，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喜剧电影脱胎于戏剧中的喜剧，而古希腊的喜剧起源到祭祀酒神的即兴表演，发展略晚于悲剧，可分为旧喜剧、中期喜剧和新喜剧三个时期。公元前487一前404年是旧喜剧时期，多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讽刺的对象是社会名人，特别是当权人物。公元前404一前338年是中期喜剧时期，以讨论神学、哲学、文学和社会间题为主。公元前338一前120年是新喜剧时期，大都是世态喜剧，主要描写日常生活、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

到了中世纪，为了表现对官方宗教的令人苦恼的严肃性的反抗，人们通过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使得郁积的情感得以宣泄。喜剧便是狂欢节上的一种主要的表演形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需要虔诚和严肃的调子，也不需要命令和允许，它只需要发出一个开始玩乐和戏耍的简单的信号。狂欢节使意识摆脱了官方世界观的支配，使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观世界;它没有恐俱，没有虔诚，它是以彻底批判的但又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展示世界的，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因为它展示了世界无限丰富的物质基础，展示了生成和更替，展示了新生事物的不可制服和无往不胜，展示了人民大众的永生。狂欢不仅是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而且还是一种观察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民间狂欢节上关于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冬与夏等等之类的‘争辩’，充满了除旧布新的情神，具有轻松愉快的相对性，即不让思想停滞、不让思想陷入片面的严肃之中，呆板和单调之中。也可以说，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对宗教思想的一种反抗，预示着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似乎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中国的喜剧起源于徘优的表演。远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宫廷中便蓄养培训了一批徘优，供帝王将相玩弄。这些徘优能歌善舞，口才出众，有些甚至相当聪明，然而地位低下，与宫中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自汉魏以来的参军戏、角抵戏、歌舞戏到宋杂剧、金院本，都有不少充满喜剧色彩的作品。武汉帝时，东方朔作为滑稽家，经常给皇帝讲些谐谑的故事，引得王公大巨哈哈大笑。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喜剧也具有某种西方狂欢节的特点，“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止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崇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听造成的一切现象，尽管这种乌托邦是短暂的时刻，却是人们期盼的生活。个体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强行拆解社会政治的束缚，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这就是入类生存的喜剧体验。

【摘要】狂欢是对现代性的反叛，电视在诞生之日似乎便与狂欢结下了某种默契。电视狂欢在内容上表达了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却在形式上“屈从”于现代性的“淫威”，它使整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和不可避免的后现代性同时得以展示和宣泄。

【关键词】电视狂欢；后现代；线性；文化工业

一、如是狂欢：每周每天此刻，成千成万看客

“斯蒂夫在电视机前大叫着：‘回答是B！白痴！B！法国革命是1789年！B！B！B！No！No！’斯蒂夫自知强抢答的速度不够，自知是场外指导的人选，不过，也就是一晚上一晚上地嚷嚷着，过把瘾算完。听着他在那儿嚷嚷，这可能是我觉得最过瘾的地方，似乎离那些大钱真近呀”，这是美籍华人作家张辛欣对丈夫收看美国游戏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WantstobeaMillionnaire·》）时情状的描写。

事实上，不只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其实无论是游戏节目、还是新闻、谈话和综艺类节目，在电视机前，电视受众几乎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狂欢状态，他们或是哈哈大笑，或是巨声嘶叫，或是涕泪纵横，或是纵情咒骂，似乎有意为之，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处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某种状态。此外，另一个突出表现受众狂欢性的是收看、收看节目的人群是如此地庞大，每周播放四次的游戏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在1999年—2000年度，“平均每晚的观众达2900万人”，“在《百万富翁》最终红火的时期，一周观众高达7700万人”；真人秀节目《幸存者》第一季最后一集播放时，“全美约有44%的家庭，5800万人收看”，“第二季最后一集也有3580万的观众”；同样作为真人秀节目的《美国偶像》2004年的“决赛吸引了6500万人次投票，相当于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人数”；CNN播出的脱口秀节目《拉里·金现场》“平均每晚的观众人数都超过100万”；谈话节目《奥普拉·温弗瑞节目》在1986年开播后三个月，即在全美“192个城市播出，拥有了900万到1000万的观众”，“1993年那期采访杰克逊的节目对全球7000万观众进行了直播”；周播的综艺节目《周六夜直播》“每周有数百万名观众在观看它”，而对于日播的新闻杂志节目《今天》，在2000年《TheNewYorkTimesTelevisionReviews》的427页则如是写道，“上周，平均每天看《今天》的观众有670万”，我们可以暂且把这种现象称作“电视狂欢”。

对于电视狂欢这一现象，如果仅仅从观众随着节目表现出了各种超出常情的举动而呈现出了“异常性”，仅仅从收看这些电视节目的人群十分庞大而呈现出的“群体性”，那么，我认为这还不足以展现这一现象被专门提取出来的特殊意义，我要说的是，这种狂欢的“日常性”更值得关注，在每周、甚至于每天的同一时间，一个国家、甚至于全世界，如上面这些数字所说明的，有数以万计的观众如约会般、如信众参加礼拜般、习惯性地守坐在电视机旁，等待着喜爱节目的播出，并随着节目的进展欢笑哭泣，这种形态是日常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机械的。因而，与米哈依尔·巴赫金狂欢节上的广场狂欢不同，与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也不同，电视狂欢呈现出不同于这二者的许多出人意料的特点，此处，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关于它的粗略的描述性定义以确定这个概念的大致内涵：巨大数量的受众在每天或者每周固定的某个时刻或者某几个时刻收看预知的电视节目，并随之表现出各种超乎常态的情绪和行为，这种状态称之为电视狂欢。值得注意的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由电视带来的狂欢都可称作电视狂欢，它需要具备以上分析所得的三个特点，即异常性、群体性和日常性。

[摘要]源发于欧洲狂欢节的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因其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而使其成为具有了颠覆性。但原本作为原生态的生活形态已经越来越“形式化”，成为纯粹的表演活动。

[关键词]狂欢化狂欢化世界感受形式化

一、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狂欢性，在定义上基本是积极的，它在追求自由平等，颂扬亵渎神灵和离经叛道行为的同时，反叛官方以及一切的社会道德规则，讴歌了充满生命力的创造精神，具有解放的积极作用。作为“狂欢化”理论的提出者，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也是从狂欢性的积极方面来阐述他的“狂欢化”理论。“狂欢化”即“狂欢节化”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始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第4章)，而在《弗朗索瓦·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狂欢化”来源于欧洲的“狂欢节”。最早的狂欢节可溯源于古希腊神祭之后的狂欢活动。狂欢节指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节以及它所体现的精神，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的深刻根源，同时在阶级社会仍然有异常的生命力和不衰的魅力。”[1]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物质形式的总和就成了“狂欢式”，而“狂欢化”表示各种受到狂欢节形式和狂欢型民间文学影响的文学和体裁形式。他说“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从古至今，一切属于狂欢体的文学体裁尽管外表纷繁多样，都同狂欢节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或多或少都透露着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而这种感受具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他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而且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3]巴赫金看来，西方文学是在丰厚的狂欢化文化土壤中成长的美丽花朵，具有浓厚的狂欢化文化背景和色彩，形成一种狂欢化的文学传统，而且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也就是说狂欢化文学发展的道路是这样的：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巴赫金指出：“狂欢式（意旨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的总和）”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这个形式非常复杂多样，虽说有共同的狂欢节的基础，却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的，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4]

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摘要]源发于欧洲狂欢节的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因其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而使其成为具有了颠覆性。但原本作为原生态的生活形态已经越来越“形式化”，成为纯粹的表演活动。

[关键词]狂欢化狂欢化世界感受形式化

一、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狂欢性，在定义上基本是积极的，它在追求自由平等，颂扬亵渎神灵和离经叛道行为的同时，反叛官方以及一切的社会道德规则，讴歌了充满生命力的创造精神，具有解放的积极作用。作为“狂欢化”理论的提出者，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也是从狂欢性的积极方面来阐述他的“狂欢化”理论。“狂欢化”即“狂欢节化”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始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第4章)，而在《弗朗索瓦·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狂欢化”来源于欧洲的“狂欢节”。最早的狂欢节可溯源于古希腊神祭之后的狂欢活动。狂欢节指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节以及它所体现的精神，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的深刻根源，同时在阶级社会仍然有异常的生命力和不衰的魅力。”[1]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物质形式的总和就成了“狂欢式”，而“狂欢化”表示各种受到狂欢节形式和狂欢型民间文学影响的文学和体裁形式。他说“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从古至今，一切属于狂欢体的文学体裁尽管外表纷繁多样，都同狂欢节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或多或少都透露着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而这种感受具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他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而且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3]巴赫金看来，西方文学是在丰厚的狂欢化文化土壤中成长的美丽花朵，具有浓厚的狂欢化文化背景和色彩，形成一种狂欢化的文学传统，而且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也就是说狂欢化文学发展的道路是这样的：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巴赫金指出：“狂欢式（意旨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的总和）”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这个形式非常复杂多样，虽说有共同的狂欢节的基础，却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的，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4]

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一、引言

姜文作为导演创作的电影，从第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到《鬼子来了》（2000），到《太阳照常升起》（2007），直到去年年末的《让子弹飞》（2010），17年4部影片的产量固然不能算高产，但不得不说的是，姜文的每一次出手，总会给人惊喜，然后必然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纵观姜文导演的四部影片，至少从文本层面上，几乎找不到显而易见的共通点：四个不同的故事、四个迥异的年代，人物设置上，大院少年马小军、中年农夫马大三、归国华侨老唐，以及绿林英雄张麻子，同样是四个不一样的模型。四部影片的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层面，在更深层次的探究上，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意义、两种手法：《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是采用多线叙述的方式，探究在大背景下作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而《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则是采用经典的二元对立手法，用故事性极强的嬉笑怒骂的方式对民族性进行尖深的拷问。所以，很难把姜文电影划种归类。可以说，姜文电影是“无类型”的——各个层面上，四部影片均相互独立地存在着。但如果把审视的眼光从整体移至局部，仔细研究和品味其精神内涵，会发现在四部影片中存在着诸多共同的元素，如“欲望”、“征服”、“现实与梦境”等。而在影像表达方式上面，在每部影片需要点明内涵或深化主题的节点，总会有一段“狂欢式”的影像表达。这样的带有典型的标志性个人色彩的表达方式，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

本文所谈的姜文电影中的“狂欢”，主要是指苏联文论家巴赫金所界定的关于“狂欢节”、“狂欢式”以及“狂欢化”的概念范畴。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并流行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节日，市民相聚欢庆、彩车游行、化妆舞会、盛大宴会等是其主要特征。狂欢式，是巴赫金基于狂欢节现象首创的概念，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说道：“狂欢式是指所有狂欢节式的庆贺活动的总和，这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这个形式非常复杂多样，却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从定义看，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而呈现不同色彩的节日，如中国的元宵节，庙会、泼水节也大致可属于此列。狂欢式是狂欢节内涵的扩大，就性质而言，它与狂欢节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狂欢化”，也是巴赫金文论的专门术语，按他本人的定义，“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狂欢化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从民俗学研究的对象狂欢节和狂欢式向文学领域的转化，这是巴赫金文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在阐述了“狂欢”在其三个层面上的含义之后，巴赫金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狂欢的作用，即“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是某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所拥有的领域（如在浪漫主义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理解为“通过暂时性肉体上的放纵和欢愉，能得到精神上短时间的自我满足与释放”。

二、狂欢化的透视

姜文的电影，在结构上如同一部曲折的推理小说，突显中心主题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在影片的末尾。把情绪推向高潮的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特点。张艺谋会利用宏大唯美的构图和色彩，王家卫则会在镜头上下功夫：停顿、慢放、组接、闪回……情绪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步入高峰。姜文则偏爱“狂欢式表达”，并使之成为其电影的标志性符号、横贯所有的作品。姜文的偏好，从其第一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即可见一斑。《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狂欢式表达，是马小军一众人在莫斯科餐厅里把酒言欢的片段：富丽堂皇的餐厅、花季雨季的少年、觥筹交错的酒席，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影像与那样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这正是印证了巴赫金所说的“第二种生活”：“我们不妨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这么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了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界限。如果不考虑这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常规的体系和狂欢的体系）的相互更替和相互排斥，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人们文化意识的特点，也不可能弄清中世纪文学的许多现象……狂欢节，就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

以马小军为代表的时代青少年，个性与欲望常年被畸形的社会扭曲着，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长期只能处于“第一种”生活的现实中。自然的，马小军们内心丰富的诉求与单调简陋的客观世界激烈冲突着，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狂欢——哪怕是白驹过隙的、甚至是半梦半醒的。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所论述：“当稳定的社会结构功能失去平衡的时候，冲突便会充当起一个平衡机制”。马小军等人当然无力与社会冲突，于是小范围内的、个体性的“自我冲突”便成为了当时唯一可行的途径。这就不难理解影片中醋意十足的马小军用半截酒瓶猛刺刘忆苦的画面，在那两分多钟的慢镜头中，马小军积压许久的情感肆无忌惮的宣泄着、释放着，即使那只是凭空想象的梦。因而，随后姜文的独白：“千万别相信这是真的，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勇敢过、壮烈过……”事实的真假已不是重要，关键的是正是在这样忽明忽暗、半真半假的叙述中，主人公的压抑得到了暂时性的缓解，“安全阀门”被打开，起到了应有的效用。之后，镜头再次切回那次宴会，一众人照常嬉戏笑骂、乐成一团。此时旁白澄清：我的记忆产生了错乱，事实是当时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不快……应该看到的是，狂欢、冲突作为一种影像表达方式，在姜文电影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但狂欢画面本身，仅仅是一种手段、渠道，并不是归宿。影片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尽情宣泄的马小军，但姜文更想表达、或者说是更愿意让人关注的，是画面的背后、是暂时性释放之后的马小军们。疯狂过后（即使那次疯狂是真的），马小军压抑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实质是否得到了真正缓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狂欢过后，依然是冰冷的现实。

论文关键词：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大众文化

论文摘要：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足迹涉及哲学、语言学、诗学、符号学、美学和文化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和狂欢诗学。二十世纪中后期，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潮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约翰·多克、费斯克等大众文化研究学者广为引证、剖析的理论资源，鲍尔德温等人主编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也将巴赫金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

巴赫金研究在当前中国学界炙手可热，争论颇多，呈现出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态势。就其狂欢化理论而言，学者们聚焦于狂欢理论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话”展开对话与争鸣;①同时，对于狂欢化理论能否被挪用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观点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论架构的庞杂和未完成性，其在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种种误读，本文在文化研究视阂中考察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狂欢化理论与民间文化

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历史源头出发，以歌德《意大利游记》中对1788年罗马狂欢节的描述为史料，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狂欢化理论。狂欢节、狂欢式与狂欢化是狂欢化理论的三个核心范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欢化的重要概念。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而狂欢节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神节和民间仪式，它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r>[2](P163)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是一种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游艺。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以上四个范畴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言说，而是通过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的游艺仪式的“思想”。当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时，就是所谓的狂欢化。

论文关键词:巴赫金狂欢化超越

论文摘要:本文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兵体分析喜别电影的生成过程，观众的观彩心态，提出真正优秀的喜别屯影应该超越狂欢化理论规范。

喜剧影片是一种颇难界定的电影类型，在电影评论界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最近，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就像刚刚发掘出来的古董，被理论家所珍爱与赏析。使用“狂欢化”理论来分析喜剧影片，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喜剧电影脱胎于戏剧中的喜剧，而古希腊的喜剧起源到祭祀酒神的即兴表演，发展略晚于悲剧，可分为旧喜剧、中期喜剧和新喜剧三个时期。公元前487一前404年是旧喜剧时期，多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讽刺的对象是社会名人，特别是当权人物。公元前404一前338年是中期喜剧时期，以讨论神学、哲学、文学和社会间题为主。公元前338一前120年是新喜剧时期，大都是世态喜剧，主要描写日常生活、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

到了中世纪，为了表现对官方宗教的令人苦恼的严肃性的反抗，人们通过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使得郁积的情感得以宣泄。喜剧便是狂欢节上的一种主要的表演形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需要虔诚和严肃的调子，也不需要命令和允许，它只需要发出一个开始玩乐和戏耍的简单的信号。狂欢节使意识摆脱了官方世界观的支配，使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观世界;它没有恐俱，没有虔诚，它是以彻底批判的但又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展示世界的，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因为它展示了世界无限丰富的物质基础，展示了生成和更替，展示了新生事物的不可制服和无往不胜，展示了人民大众的永生。狂欢不仅是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而且还是一种观察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民间狂欢节上关于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冬与夏等等之类的‘争辩’，充满了除旧布新的情神，具有轻松愉快的相对性，即不让思想停滞、不让思想陷入片面的严肃之中，呆板和单调之中。也可以说，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对宗教思想的一种反抗，预示着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似乎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中国的喜剧起源于徘优的表演。远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宫廷中便蓄养培训了一批徘优，供帝王将相玩弄。这些徘优能歌善舞，口才出众，有些甚至相当聪明，然而地位低下，与宫中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自汉魏以来的参军戏、角抵戏、歌舞戏到宋杂剧、金院本，都有不少充满喜剧色彩的作品。武汉帝时，东方朔作为滑稽家，经常给皇帝讲些谐谑的故事，引得王公大巨哈哈大笑。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喜剧也具有某种西方狂欢节的特点，“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止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崇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听造成的一切现象，尽管这种乌托邦是短暂的时刻，却是人们期盼的生活。个体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强行拆解社会政治的束缚，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这就是入类生存的喜剧体验。

摘要: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与冯梦龙的“笑话”理论,作为反抗霸权独语的文化策略,其异构同质之处在于理论前提都是两个世界的划分,概念自身都包含其理论的核心内涵,理论归宿都是建立平民大众的理想世界。

关键词:狂欢;笑话;话语;异构同质;本真

西方的笑文化传统源于古老的“文化狂欢节”,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即脱迹于此,通过对狂欢节活动的经典分析,升华了其笑文化意义,找到了文学发展与“狂欢——笑”文化的内在联系。中国没有狂欢节传统,也没有幽默的传统,唯一可称得上笑的传统的,便是鲁迅所讽刺的“说笑话”和“讨便宜”的传统。[1](p43)但中国明代笑话集大成者冯梦龙对古代笑话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从哲学前提到笑话功能、文本编纂与解读,构成了一个雏型的笑学体系,其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相媲美。虽然巴赫金与冯梦龙处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时空中,但由于两人的笑学理论(“狂欢”与“笑话”)都源于民间笑文化,两人都站在平民大众立场对笑文化进行形上思考,思维指向于文化意义,因而两人的理论间有许多异构同质之处

一

巴赫金和冯梦龙的笑学理论中都存在两个世界。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理论前提是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又称第一生活、官方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由官方(教会和封建国家)统治,是严肃和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在第一世界中,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话语权力,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平民大众则处于被话语统治的地位,感受到的是来自官方的羁绊和重压。第二世界,又称第二生活、狂欢世界,是与第一世界对峙的“狂欢节”的时空。在“狂欢节”期间(包括其他狂欢性质的节日),整个世界,无论是广场、街道,还是官方、教会,都呈现出狂欢态。这时各种等级身份的人们,打破了平常的等级界限,不顾一切官方限制和宗教禁忌,化妆游行,滑稽表演,吃喝玩乐,尽兴狂欢。狂欢态的第二世界,一切都和第一世界相反,甚至“国王”可以被打翻在地,小丑可以加冕成“王”。正像巴赫金所言:“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第二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2](p13)更确切地说,这个第二世界是平民大众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平民大众的情绪、意志是主导的情绪、意志,没有贵族、官僚、教士,有的只是一律平等的平民大众,素日高高在上的官方角色,如面具一般成为人们戏弄的对象。这个世界里,和谐、融洽、欢乐的氛围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的氛围,是平民大众心底真诚友善等美好情愫的直接迸发。往昔生活在异己世界的平民大众,只有在狂欢节日里创造出来的第二世界中,才真正地成为自我世界的主人。而一切非平民阶层要想在第二世界生活,只有放弃在第一世界的一切权力、身份、地位,借助于面具的遮掩,扮作平民,才能够为第二世界所容纳。同样,冯梦龙“笑话”理论的理论前提也是两个世界的划分,只不过一个是虚假世界,一个是本真世界。在笑话的世界里,不存在赞美讴歌的肯定式笑话,笑话的生命在讽刺,笑的前提是世界的虚假,笑话嘲笑的便是虚假悖谬。但在冯梦龙的“笑话”理论中,出于讽世的需要,将笑话的前提“世界的虚假”引申为“虚假的世界”,扩大了笑话的针砭范围,也延伸了笑话的文化深度,“虚假世界”亦成为其笑学体系的支点。唯此,冯梦龙否定“真”,否定“世界”,他说的“非谓认真不如取笑,古今原来无真可认也”[3](p3),“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4](p498),都是这种思想的间接阐释。虽然冯梦龙的“笑话”理论承认虚假世界,但并不否认本真世界的存在。冯梦龙的“笑话”理论服从其整体的文学追求,其文学思想的核心,可形而上地概括为:通过“证伪”寻求世界的“本真”。冯梦龙认为当下世界的功名富贵道德礼教皆为毒害人们的“虚假”,受“虚假”毒害的人成为“假人”。这些“假人”组成了当下“虚假世界”(官方世界)。虽然当下世界是虚假的,但在人们心底的真性情、真心并未消失,只不过为“虚假”所遮蔽。只要打破“虚假”,便可使“假人”回归为“真人”,从而世界也由“虚假世界”回归为“本真世界”。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所说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5](p859),即是这种文学追求的反映。而笑话这一文学样式,由于其否定性婉讽的需要,其存在前提必须是世界的虚假,其否定世界虚假的内在理由必然是本真的存在。这一点契合了冯梦龙的文学追求。虽然冯梦龙在笑话评论中否定了“真”、否定了“世界”,但这一愤世嫉俗的言论是针对虚假世界和虚假世界中的假真(以假为真)而言的,其目的是为了再现本真世界和本真世界中的本真。

二

【论文摘要】意犬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绝笔之作《索多玛12o天》，自公映之后就颇具争议。它以令人触目惊心的写实手法，对人性的黑暗与丑恶进行了再现，体现了对终极人性的思考。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视野的关照下，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更具有其无比的深刻性，发人深省。

【论文关键词】《索多玛的12o夭》狂欢化理论终极人性

《索多玛120天》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绝唱，这部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影片，改编自萨德侯爵的同名小说，但把时代背景搬到了二战期间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统治下的臭名昭著的“萨罗共和国”。导演帕索里尼利用萨德的色情描写与当时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代表统治阶级的四种权势神权、法权、政权和封建势力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揭露。该片以完整的结构形式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引起西方电影界的重视和争议，也反映出导演本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复杂性。影片套用了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四段式故事形式，其中大量直白的表现，赤裸的写实手法，使这部影片成为当时以至现在被人当作是污秽不堪和禁片的代名词，被称为“电影史上最黑暗的影片”、“必须一看而不可再看的影片”。在此，我们不妨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视野下，来关注一下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是他对欧洲狂欢节民间文艺和拉伯雷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思考的思想结晶。狂欢时，全体人民都参与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之中。人们头带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尽情地歌舞，开怀地畅饮。有的还要选举出狂欢国王和王后，给其加冕，随后又对其脱冕。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这是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1}民间狂欢节充满诙谐、快乐、坦率和生气勃勃的格调和氛围。人人都在参与，人人都在享受。在诙谐的笑声中，人们的心灵彻底得到解脱，人们的心情变得非常愉快和舒畅。在此，人们可以实现在第一种生活(日常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东西。

在《索多玛120天》中，也带有一些“大众狂欢”的意味。故事讲述了二战即将结束时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四个中年法西斯经过精心的策划和挑选，劫持了18名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把他们关押在一栋暗粉红色的别墅里，对他们进行了种种非人的虐待。其中还穿插四个妓女不停地对这些孩子讲着下流的故事。正是这些淫秽下流的故事成了整部影片的线索，每个故事一讲完，就会被四个法西斯迫不及待地变成现实，用在那些羔羊般的少男少女身上。灰色的天空，四周有绿色的树丛，波光粼粼的湖面，暗粉红色的别墅，红色的大厅，紫色的地板，幽雅的钢琴声。半裸的少男少女，席地而坐听老妓女讲淫秽下流的故事，等待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狠褒和蹂踊。在客厅这个“小广场”上，施虐者、受虐者与帮凶在一起进行一场令人膛目结舌的“狂欢”。

另外，巴赫金还指出，在拉伯雷的作品中，那些充满物质—肉体因素的形象(如人的身体本身、饮食、排泄、性生活等)占了绝对压倒的地位。它们是“民间诙谐文化的遗产，即这种民间诙谐文化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象观念。更广泛些说，则是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审美观念的遗产。这种审美观念，与以后几世纪(从古典主义开始)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这种审美观念，我们将姑且称之为怪诞现实主义”0[2]巴赫金在拉伯雷的这种独特的怪诞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中，发现了“物质—肉体因素”的全民性、节庆性和乌托邦性。他认为，在那里，宇宙、社会和肉体是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展现出来的，而这个统一体是一个欢快和安乐的整体。他认为，拉伯雷笔下的物质—肉体因素构成的狂欢世界，是全民性的喜剧和盛宴，真正的平民大众的狂欢节。它以民间笑话和对封建教会的戏仿为主导，神圣和卑俗相倒置，诅咒与赞美相混杂。所以“鄙俗化”便成为怪诞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而不拘一格的广场言语(骂人话，顺口溜，赌咒等)也是其一大表现形式。我们在《索多玛120天》中也很容易能找到这样的内容。肆意地漫骂、侮辱强奸、鸡奸、众目睽睽下当众做爱;喝尿、吃大便等等，在这里，对人的肉体因素的再现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摘要：相较于传统文化，大众文化具有赤裸裸的商品性，满足市场需要、获得利润是它的目的。在如今物欲横流、技术泛滥的时代，大众文化所呈现的转向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身体转向、消费转向、美学转向，结合“狂欢”理论探讨如今盛行的“颜值崇尚”现象。“颜值”，一个新兴的产物，却越来越成为一种“视觉霸权”。在大众媒介的推崇和大众文化的加持下，“颜值”这一种外貌的量化标准变得显著和重要，也可以说是一种身体、消费和美的狂欢。

关键词：身体；大众文化；颜值；消费社会

对于某个现象的研究，很难从单一的层面去阐释，因为它往往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它涉及层面很广，笔者选取身体、消费和美三个层面试图构建一个具有特定论述主体的内在逻辑。以“颜值”为时代标签的话语表达成为不可阻挡的强音，这种外在美的过分强调，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的颠覆性和狂欢意味。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成为后世学者们研究大众文化的观念维度，大众文化与狂欢理论的契合在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文学作品时提出，并被普遍认可。“狂欢节”开放、无等级和颠覆性的特点正是大众文化所展现的精神内涵。“狂欢”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实践行为，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常态。相较于传统的文学作品和电视节目，网络具有超强的聚合能力，越来越多独特和自由的个体得到彰显和传播，无论是人本身、消费行为还是审美能力都产生变化，形成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狂欢。借此，笔者将大众文化的身体转向、消费转向和审美转向作为“颜值崇尚”研究的基本切入点进行分析。

一、“颜值”崇尚的身体狂欢现象

“颜值”，顾名思义是对人外貌的量化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带有浓重的“意识美学”的特点。网络的四通八达和即时通信让形形色色的物和人暴露在大众视野，人们不自觉地越来越在意外在的美，此时“颜值即正义”悄然入侵，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颜值经济”。这种“颜值崇拜”虽然自古就有，比如成语倾国倾城、闭月羞花，以及《诗经》中的罗敷拥有绝世的“颜值”让人驻足，但是，现代技术呈现带来行为表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形成了一个网络时代的特殊语境———颜值狂欢。身体美学思想下，“颜值崇尚”现象在现代社会具有更加显著的表现。身体美学思想是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的，即论述身体体验在审美经验中的重要位置。网络营造出“颜值”的狂欢场景，身体成为一种视觉文化符号，在如今的社会评价体系中“颜值”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尤其年轻人对“颜值”的推崇俨然成为时尚。这使观看这种身体行为产生了快感，快感有了生产空间，而且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身体行为摆脱了限制，尤其在互联网中，充斥着能够引发快感的“身体”，因此“快感”逐渐演变成“狂喜”，这也就是狂欢的世界感受。当然“颜值”的崇尚或者说崇拜不仅仅是人的长相，在一个多样视觉文化符号表征的空间，“颜值”的载体也被延伸，延伸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产物———网络直播，是敞视的、风格化的，把“颜值崇拜”发挥到极致，在这里可以摆脱时间空间的束缚，阶级地位、收入高低被忽略。身体在这时是自由的，无论是观看者还是被消费的身体，只把自己有“颜值”的那一方面展现出来，就能被用户观看。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介展现的身体这一视觉符号，首先被大家在意和议论的或许是“颜值”本身，但是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后传播媒介”———互联网中，这种“颜值崇拜”更加普遍和显著。

二、消费语境下颜值等于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