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范文10篇

摘要：荀况首次游齐是在“年五十”而不是“年十五”，时间是在齐湣王末年；荀子曾三次来到齐国；荀子来齐国前曾游于燕；荀子游秦当在公元前265年前，而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前262年。

关键词：荀况；行年；稷下

荀况是战国末年儒学大师，对他的生平活动前人多有考订，但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荀况首次游齐是在“年五十”还是“年十五”，与此相关，在荀子是否曾游于燕，来齐国的次数等一系列问题上也产生不同看法。近些年郭店楚简的出土，引起学者对荀子与思孟及稷下学宫关系的浓厚兴趣，为澄清分歧，有必要对荀子的行年重新进行考辨。

（一）荀子始游于齐是在“年五十”还是“年十五”

荀子首次来齐国时的时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争论起因于文献中的两处不同记载。《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于处，时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摘要]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况，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提出“性恶论”的人道观时，曾经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尤其是对如何满足人类欲望以及满足欲望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证，最终建构起比较系统的“欲望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应如何认识和对待欲望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关键词]欲望满足欲望理性思维原则

在先秦诸子中，凡谈及人类欲望问题者甚多，但大都浅尝辄止，没有能作深入的分析。到了战国末期，先期各派学术思想的总结者荀况（约公元前313年至前238年，战国末期赵国人），为了提出他的“性恶论”的人道观，曾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他不仅分析了欲望的各种表现、欲望的性质等等，而且还分析了欲望的满足和对待欲望的原则等问题，以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欲望论”。本文拟就荀况“欲望论”的主要内容作一浅析。

一、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是人的性情的反应

荀况首先肯定的命题就是：“人生而有欲”。[1]即人们的各种欲望如欲食、欲暖、欲息、好利、恶害等等，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焉。”[2]

在此基础上，荀况还对人的性、情、欲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客观的理解。他认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3]在他看来，性是天生成的，情是性的本质，欲则是情或性的具体反应。例如寒冷本身是情或性的本质的一种表现，而求暖的要求就是欲。既然性与情是“无待而然”的，那么欲同样也是“无待而然”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况第一个直接地论述了性、情、欲之间的关系问题。

[摘要]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况，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提出“性恶论”的人道观时，曾经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尤其是对如何满足人类欲望以及满足欲望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证，最终建构起比较系统的“欲望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应如何认识和对待欲望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关键词]欲望满足欲望理性思维原则

在先秦诸子中，凡谈及人类欲望问题者甚多，但大都浅尝辄止，没有能作深入的分析。到了战国末期，先期各派学术思想的总结者荀况（约公元前313年至前238年，战国末期赵国人），为了提出他的“性恶论”的人道观，曾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他不仅分析了欲望的各种表现、欲望的性质等等，而且还分析了欲望的满足和对待欲望的原则等问题，以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欲望论”。本文拟就荀况“欲望论”的主要内容作一浅析。

一、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是人的性情的反应

荀况首先肯定的命题就是：“人生而有欲”。[1]即人们的各种欲望如欲食、欲暖、欲息、好利、恶害等等，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焉。”[2]

在此基础上，荀况还对人的性、情、欲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客观的理解。他认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3]在他看来，性是天生成的，情是性的本质，欲则是情或性的具体反应。例如寒冷本身是情或性的本质的一种表现，而求暖的要求就是欲。既然性与情是“无待而然”的，那么欲同样也是“无待而然”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况第一个直接地论述了性、情、欲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的古典文学十分讲究对偶，诗词尤要对仗工整。如《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就是很工整的对偶句，音律也很美。先秦诸子散文中不乏整饬齐谐的句子。如荀况的《劝学篇》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句是抑扬顿挫的正对；从学过荀况的秦相李斯《谏逐客书》中的“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与荀况的“跬步”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骚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赋，对偶手法的运用更加纯熟。到了魏晋，骈文兴起，虽有形式雕琢之弊，但在散文对偶、对仗的技巧上又树新蠹，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用骈文体写的。如《物色》篇“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隋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长短句交错，组词匀称，声调铿锵，节律谨严。盛极一时的唐诗更把对仗工整、平仄有序规定为严格的律诗形式。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无不受到中国古典文学修辞对偶传统的影响。即使用白话文写作也注意长短句相间，声韵清亮，注意语句排列的形式美。语言大师鲁迅作品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中讲团结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一段话：“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步走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一段话中的“神兵”与“仇敌”相对，“天上掉下来”与“国外杀进来”不但比喻恰切，而切对仗也整齐。

对偶的修辞方法在新诗写作中也得到大量运用，它使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句子匀齐。如郭小川的《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旧话说：/跑一天的腿，/张一天的嘴；/咱们说：/喝三瓢雪水，/放万朵花蕾！”句句对仗。又如李季《向昆仑》中的一节：“紧紧握手含泪告别，/殷殷嘱咐常通信函，/忙匆匆爬上大卡车，/情依依预祝再相见！”对仗也极工整。

我们有些作品不但语言贫乏，在句式上、用词上也少变化。我们在阅读欣赏名著学习语言时，不仅要积储大量词汇，还要学习对偶的技巧。

我国的古典文学十分讲究对偶，诗词尤要对仗工整。如《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就是很工整的对偶句，音律也很美。先秦诸子散文中不乏整饬齐谐的句子。如荀况的《劝学篇》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句是抑扬顿挫的正对；从学过荀况的秦相李斯《谏逐客书》中的“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与荀况的“跬步”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骚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赋，对偶手法的运用更加纯熟。到了魏晋，骈文兴起，虽有形式雕琢之弊，但在散文对偶、对仗的技巧上又树新蠹，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用骈文体写的。如《物色》篇“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隋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长短句交错，组词匀称，声调铿锵，节律谨严。盛极一时的唐诗更把对仗工整、平仄有序规定为严格的律诗形式。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无不受到中国古典文学修辞对偶传统的影响。即使用白话文写作也注意长短句相间，声韵清亮，注意语句排列的形式美。语言大师鲁迅作品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中讲团结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一段话：“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步走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一段话中的“神兵”与“仇敌”相对，“天上掉下来”与“国外杀进来”不但比喻恰切，而切对仗也整齐。

对偶的修辞方法在新诗写作中也得到大量运用，它使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句子匀齐。如郭小川的《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旧话说：/跑一天的腿，/张一天的嘴；/咱们说：/喝三瓢雪水，/放万朵花蕾！”句句对仗。又如李季《向昆仑》中的一节：“紧紧握手含泪告别，/殷殷嘱咐常通信函，/忙匆匆爬上大卡车，/情依依预祝再相见！”对仗也极工整。

我们有些作品不但语言贫乏，在句式上、用词上也少变化。我们在阅读欣赏名著学习语言时，不仅要积储大量词汇，还要学习对偶的技巧。

摘要：近30年来，港台的荀子研究方兴未艾，以对性恶论的不同理解区分道学论和文学论；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己突破并超越唯物唯心的二维思维模式，与人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而创新迭出。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学界更侧重于荀子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道德教化、应用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使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然而，现阶段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学界去克服。

关键词：港台；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分歧。两千多年或多或少延续不断的中国政治史中，有两个相距很近的划时代的决策。第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从此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基本上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为主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除去古埃及之外——是绝无仅有的。第二是汉武帝把儒家思想确定为政治与社会理念的基础。中央集权与儒家政治基本上贯穿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李斯在确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主管司法的大臣——廷尉（由于秦朝重视刑罚，因此廷尉位列三公）——李斯抵制了丞相与御史大夫（宰相与副宰相）分封诸侯的建议，开创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斯的政治天才与远见。从时效上来看，李斯几乎赶上了孔子。李斯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实践家，他从业于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家荀况，并从同学韩非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理论家。李斯甚至是书法家。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李斯一个极端特殊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总结他的一生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且与周召列矣。”

但是，李斯不同于他的前辈老子与孔子。老子与孔子虽然生前没有建立功名，但死后不久就受到了极高的崇拜。汉朝以来，史家很少谈到李斯，一旦谈到，也是严厉地批评。李斯的名望要等两千多年之后才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五四的时代和中的批林批孔。五四和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李斯有一种特殊的崇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崇拜李斯，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崇尚欧洲18世纪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这与李斯和法家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绕一个圈子，看看作为历史人物的李斯的人格是怎样的。

李斯的人格

有关李斯的生平的史料不多，今天人所依据的也主要是司马迁《史记》中的相关章节。我们先看看李斯与同学韩非的关系。《谏逐客书》是中国文学史很重要的作品，我们很多人在中学都读过。当时，在秦国强大的压力之下，很多诸侯国都派出说客游说秦王，企图以此化解来自强秦的威胁。秦国的宗室大臣看穿了这些说客的计谋，请秦王驱逐所有外国来的士人。李斯出身楚国，后来跟随荀况学习，不是秦国本地人，当然在被驱逐的行列。李斯为此向秦王上书，这就是那篇名著《谏逐客书》。李斯列举了外来的人才、物产对秦国的益处之後总结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这篇文章有理有据、痛快淋漓，一下子就把秦王说服了。李斯不仅重新回到了秦国，而且很快就受到了重用。李斯在这里不仅今强调了外国的人才对秦国有用，还特别强调了外国来秦国寻求功名的士人都愿意效忠秦王。

我们知道，李斯与韩非都曾经拜荀况为师，是同学。而且，从后来李斯《对二世书》我们可以知道，李斯对韩非的学问与理论崇拜已极，甚至把韩非的话说成是“圣人之论”。那么，他是怎样对待这位令自己崇拜不已的同学的呢？《史记•韩非列传》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李斯陷害韩非所使用的理由，恰恰就是当年自己被驱逐的理由。在这里，李斯口气一转，说外国人不能效忠秦王，这是人之常情。看到这里，我们对那篇精彩的《谏逐客书》的夸奖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它不是出于内心的信仰，而是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写得再好，也是假的。更严重的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明确指出，如果把这些外国的人才驱逐掉，不仅秦国不能利用他们的才能，还会逼着他们到别国去效劳，因此，“逐客”是“资敌”，对敌国有好处。为了避免韩非可能帮助其他的国家与秦国作对，就不能把韩非驱逐，而要把他杀掉。为了杀掉韩非，李斯教唆秦王诬陷韩非，找茬把他杀掉。而且，李斯在极度的嫉妒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于可能的竞争敌手一定要斩草除根。看到秦王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就把韩非毒死在狱中了。果然，秦王很快就后悔了，但是，李斯已经捷足先登。所有心肠险恶、残酷无情的人看到这里恐怕都要抚膺长叹、自愧不如了。

生命的动力

为便于大家记录备用，将我经常“化用”的关于知与行之间关系的引注罗列如下：

教育学的任务就是鼓励个人把现实组织到行动与思想中去，而不仅仅是描摹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第144页。

大多数意义学习是从做中学的。——施良方《学习论》第409页。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选》第75页。

学生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荀况《荀子·儒效》

盖尝论之，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提出了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轻徭薄赋、重本抑末和平利均富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与目前较权威的认识有些不同；探讨了正统经济思想所包括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讨论了重本抑末这种在先秦法家提出的思想与儒家的正统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得出这些思想之间是互相融合的结论。

【关键词】正统经济思想/贵义贱利/轻徭薄赋/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平利均富

【正文】

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比较发达和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关。在众多的经济思想中，有些思想是对封建社会主要经济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被封建统治者所接受、为当时和后世大多数思想家所认同，在思想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我们称之为中国正统经济思想。从以上对正统经济思想的理解上，我们可以看出“正统”主要体现一种继承关系，是个中性词，也就是说，正统经济思想既可能是保守的、教条的；又可能是进步的和有生命力的。与封建时代儒学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相一致，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应由儒家或儒学化的经济思想所构成。那么，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具体由哪些内容组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本文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以期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

前些年出版的一本权威著作，把桓宽的《盐铁论》成书看成是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形成的标志，并且把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归纳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三大教条（注：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第664—673页。）。但仅把封建正统思想归结为以上三个，就显得单薄了些。贵义贱利是总纲，有经济问题从属于封建道德问题的含义；重本抑末是对社会不同经济部门的认识，或者是关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黜奢崇俭是讲消费领域问题。但关于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领域，即财富的分配问题和赋税问题都没有涉及，而在先秦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当时和后世的统治者和思想家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在赵靖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中，把讨论物质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时产生的“均”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四大要旨之一（其他三个是富、庶、义）（注：赵靖《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第19—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就体现了对原来认识的修正。

人们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对于经济行为的正当与否往往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判断。而在作出这种价值判断时，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又无疑是人们为其经济活动寻找正当性解释的标尺。历史地看，人类对经济伦理问题的关注古以有之，在中国先秦诸学派的著述中，儒家与法家对经济伦理问题就有非常丰富的阐述。这些论述集中表现在

对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属性即“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功利价值即“利”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中。

“重义轻利”的理想主义经济伦理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前期儒家总体上强调“义”在经济活动中的至上性，但他们并不反对“利”的获取。如“孔子适于卫”，并非仅仅关心那里的道德状况，倒是盛赞其人多地庶，当学生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明确回答：“富之。”（《论语·子路》）“庶”、“富”皆属“功利”范畴，孔子之言显然是对“利”的肯定。在他看来，只要“取之有道”，“君子”也可以“爱财”。相反，即使言不及利，甚至鄙视正当的功利活动，但结果却是贫贱交加，则更不足取，所以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正是基于对“利”的正当性认识，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与孔子相应，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他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这意味着人并非远离物质需要的纯道德主体，道德本身也并非远离基本物质需要的抽象存在。没有作为生存需要的稳定的物质前提，道德活动可能丧失栖存的根据。孔孟肯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正当意义，但并非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追求利。在他们看来，“利”的获取，必须以“义”作为前提和根据。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更是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所以，他们认为，君子应当“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人的经济活动，必须“义以为上”。“义”才是取“利”者绝对服从的“道德命令”，是纯义务、超功利性的存在，才是经济活动正当展开的前提。由此可见，前期儒家注重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前提，强调经济主体纯善的精神动机，而“以义为质”的道德前提，最终也就决定了经济活动必须具有“为他”、“利他”的超功利目的，从而在对经济活动的整体评价上就表现出崇尚道德、拒绝功利的理想主义特点。

“先利后义”的现实主义经济伦理观。先秦前期儒家虽然在经济伦理观上表现出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以荀况为代表的后期儒家在如何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则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反思，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荀子认为：“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莫若仁人之善也。”“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富国》）由此可见，与前期儒家不同，后期儒家已不立足于经济活动正当与否的讨论，而是认为对“利”的追求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节用裕民、材万物、养万民、兼利天下等功利结果，已成为“义”的实现和确证；换言之，真正的“义”，必须与现实的功利效果相联系。荀子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前期儒家的“道义论”传统，如他也认为“保利弃义谓之贼”（《荀子·修身》），“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但是，他在指出“义”作为取“利”的基础时，已经注意到“义”并非抽象至高的“绝对命令”。“义”除了具有超功利的本质外，还具有功利性的一面。循“义”而“趋”并非无条件地表现为对“道德命令”的绝对服从，它也可能是获取“荣”与“利”的一种方式。因此，他认为“先义而后利则荣”（《荀子·荣辱》），并提出“礼法”并用的评价模式。荀子主张以“循礼”作为经济行为获得正当性支持的道德前提，而以“好法”作为维护经济行为正当性存在的客观界限。因为“礼者”，可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能够完成对人的“欲”的道德性支配；而法则可以“定分止分”，克服道德活动的主观性缺陷，实现客观的社会公正。荀子在“义利”观上承认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两重性，无疑使儒家价值观从“理想”走向了“现实”，而“礼法”并用的行为评价模式，又表现出“儒法过渡时期的特点”（胡适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义利观促成了“道德主义”向“法治主义”的历史转向。

“贵法不贵义”的法治主义经济伦理观。与儒家不同，在“义利”观上，法家已逐渐剔除了“义”的主观评价功能，而以“法”作为衡量经济活动正当性的客观尺度。因此，先秦法家的经济伦理观明显具有重法轻德的“法治主义”特点。相对于先秦后期儒家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中有功利和道德两重倾向，法家认为“凡人之情”，皆“趋利避害”的功利本质，“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管子·禁藏篇》）。既然如此，在经济活动中就不宜设定道德制约，而应当“索民之疾作而节用”（《韩非·显学》），通过相互竞争，增加社会财富，实现足民富国的目的。由此，法家认为，“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篇》）并且提出客观的经济目的的实现应当是“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这就表现出法家以法律制度的客观设计作为规范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式的特点。法家的出现，说明在社会变革时期，人性不稳定的历史状况。他们已经认识到儒家只强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动机的内在弊端，因而试图从功利的角度为经济行为寻找获取正当性的有效途径。他们认为，社会公正应当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人的道德主观来把握。因为以“私”为本的人的主观性总是不稳定的。只有通过明确的立法活动，才能将人引导到合适的社会生活中来，使人之私欲变为合理的社会要求。如韩非即认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