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文学范文10篇

如果说，文学权力是一种话语权力或符号权力；如果说，文学话语可以凭借它所具有的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的稀缺性，控制、支配或影响话语场，从而使自身构成符号资本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指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学权力的性质、范围、大小等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那么，影响文学权力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不能首先考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教育权力等权力，这并不是说它们对文学毫无影响，事实上，文学权力本身就可能是上述种种权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某种投影，或者就是上述权力在表征领域的策略延伸乃至突围表演，而且，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文学权力与上述权力唇齿相依，不可相互取代；但至少就其现实性而言，上述诸权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权力在社会世界中的地位和性质。它们可以让文学穿上五花八门的服装，但却不能调整文学在话语场上音量的大小。这是因为，上述诸权力对文学权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渗透或规定上，它至多只是强化了文学权力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固有的强度和水平。那么，谁是文学权力的合法审判者呢？

从权力总是基于资本的占有这一社会学常识出发，我们认为，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文本作为符号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中——特别是表征领域里所占的比重。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等诸权力总是寻找最能彰显自己利益的话语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因此，要探讨文学权力，在围绕着文学自身的逻辑展开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结合人类历史上传播媒介手段的演变，结合其他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叙事话语形式如口传话语、报纸话语以及影视话语等等的兴衰来加以考察。这就是说，文学曾经由于它在表征领域的特殊地位，由于其文化资本的稀缺性，由于这些方面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从口传时代到大众媒介时代被建构成一种文学权力；但是，当其他的叙事话语形式（如现代传媒）基于另一种符号资源，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权力得以实现的功能时，文学权力必然要呈现出全面萎缩的征兆。

但如何对此进行论证呢？我们可以假定一定的文学观念是一定历史语境中文学权力的集中显现，因为文学在社会世界中所具有的符号资本的意义，必然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投射到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的合法定义上。当然，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权力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文学观念是权力意志的赤裸裸的表达，而只是强调一种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同源性[1](P14)。文学观念固然无疑是交织着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的某种程度的映射图像，但另一方面，从符号权力的逻辑看，主要是从文学家对于社会所持的基本态度、倾向和立场——比如是认同现实，还是拒斥社会，或者是对主流话语保持距离来看，又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权力意志的曲折表达。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权力总是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话语系统的兴衰、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迁而发生历史性演变的，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媒介技术的进步来理解文学权力的失落。

因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作为文学载体的口头语言和文字、书籍在人类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段里，曾经在传播学意义上起过支配性的作用，文学由此得以垄断表征领域，成为最重要的叙事手段。此一阶段是文学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确认的时候。文学家与统治者具有一种同谋关系：一方面，统治者迫使文学成为自己的符号工具，迫使文学负载着与她的自由本性相对立、相异在的使命；另一方面，得到体制认同的文学家们跻身于社会上层，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符号权力（注：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叙事形式。比如哲学的叙事，宗教的叙事，道德信条的叙事等等，但在表达与知、意并列的情的叙事上，在追求与真、善并列的美的叙事上，文学的叙事仍不可替代。）。与此同时，他们自觉地将主流文学的叙事，表现为肯定现实的倾向。

但是，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升级所造成的技术可能性，出现了报纸，此后，在现代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广播、电影、电视等新的媒介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取得话语场的领导地位。伴随着可能的文学受众的注意力逐渐迁移到上述大众媒介那里，文学逐渐由稀有其匹变成稀松平常，文学权力逐渐由举足轻重变成无足轻重。这样，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空前的蚕食和挤压，并被迫走向边缘。文学为了强化自己的独特性，调整了自己的叙事策略。就其仍然追求稀缺性并在后来得到体制认可的所谓纯文学而言，它使自己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对大众而言，都变成了不可读的、不可解的甚至不再美的艺术。反映在文学观念里，就出现了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屈从于社会的、道德的或宗教的等所有其它功利价值的种种主义和思潮，文学的写作变成了为小圈子而创作的精英写作。与此同时，文学把传统的文学写作贬之为载道文学，把谋求读者大众认可的文学写作斥之为商业文学或通俗文学，通过对文学场所强加的这种区隔，把它们合法地排斥在文学的神圣殿堂之外；另一方面，文学家与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形式上，也变成了对立关系。这样，从权力的观点看，文学尽管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力，但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他者，作为一种反话语，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屠龙之技，基本上失去实际效用。作为虽生犹死的活文物，文学尽管仍然以诸如文学教育、诺贝尔文学奖等种种形式被现存体制所继续认可，但这只不过是其文化惯性力量的滞后效应，最终改变不了其气数已尽的历史宿命。

如果说，文学权力是一种话语权力或符号权力；如果说，文学话语可以凭借它所具有的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的稀缺性，控制、支配或影响话语场，从而使自身构成符号资本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指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学权力的性质、范围、大小等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那么，影响文学权力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不能首先考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教育权力等权力，这并不是说它们对文学毫无影响，事实上，文学权力本身就可能是上述种种权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某种投影，或者就是上述权力在表征领域的策略延伸乃至突围表演，而且，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文学权力与上述权力唇齿相依，不可相互取代；但至少就其现实性而言，上述诸权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权力在社会世界中的地位和性质。它们可以让文学穿上五花八门的服装，但却不能调整文学在话语场上音量的大小。这是因为，上述诸权力对文学权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渗透或规定上，它至多只是强化了文学权力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固有的强度和水平。那么，谁是文学权力的合法审判者呢？

从权力总是基于资本的占有这一社会学常识出发，我们认为，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文本作为符号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中——特别是表征领域里所占的比重。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等诸权力总是寻找最能彰显自己利益的话语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因此，要探讨文学权力，在围绕着文学自身的逻辑展开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结合人类历史上传播媒介手段的演变，结合其他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叙事话语形式如口传话语、报纸话语以及影视话语等等的兴衰来加以考察。这就是说，文学曾经由于它在表征领域的特殊地位，由于其文化资本的稀缺性，由于这些方面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从口传时代到大众媒介时代被建构成一种文学权力；但是，当其他的叙事话语形式（如现代传媒）基于另一种符号资源，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权力得以实现的功能时，文学权力必然要呈现出全面萎缩的征兆。

但如何对此进行论证呢？我们可以假定一定的文学观念是一定历史语境中文学权力的集中显现，因为文学在社会世界中所具有的符号资本的意义，必然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投射到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的合法定义上。当然，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权力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文学观念是权力意志的赤裸裸的表达，而只是强调一种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同源性[1](P14)。文学观念固然无疑是交织着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的某种程度的映射图像，但另一方面，从符号权力的逻辑看，主要是从文学家对于社会所持的基本态度、倾向和立场——比如是认同现实，还是拒斥社会，或者是对主流话语保持距离来看，又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权力意志的曲折表达。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权力总是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话语系统的兴衰、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迁而发生历史性演变的，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媒介技术的进步来理解文学权力的失落。

因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作为文学载体的口头语言和文字、书籍在人类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段里，曾经在传播学意义上起过支配性的作用，文学由此得以垄断表征领域，成为最重要的叙事手段。此一阶段是文学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确认的时候。文学家与统治者具有一种同谋关系：一方面，统治者迫使文学成为自己的符号工具，迫使文学负载着与她的自由本性相对立、相异在的使命；另一方面，得到体制认同的文学家们跻身于社会上层，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符号权力（注：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叙事形式。比如哲学的叙事，宗教的叙事，道德信条的叙事等等，但在表达与知、意并列的情的叙事上，在追求与真、善并列的美的叙事上，文学的叙事仍不可替代。）。与此同时，他们自觉地将主流文学的叙事，表现为肯定现实的倾向。

但是，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升级所造成的技术可能性，出现了报纸，此后，在现代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广播、电影、电视等新的媒介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取得话语场的领导地位。伴随着可能的文学受众的注意力逐渐迁移到上述大众媒介那里，文学逐渐由稀有其匹变成稀松平常，文学权力逐渐由举足轻重变成无足轻重。这样，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空前的蚕食和挤压，并被迫走向边缘。文学为了强化自己的独特性，调整了自己的叙事策略。就其仍然追求稀缺性并在后来得到体制认可的所谓纯文学而言，它使自己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对大众而言，都变成了不可读的、不可解的甚至不再美的艺术。反映在文学观念里，就出现了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屈从于社会的、道德的或宗教的等所有其它功利价值的种种主义和思潮，文学的写作变成了为小圈子而创作的精英写作。与此同时，文学把传统的文学写作贬之为载道文学，把谋求读者大众认可的文学写作斥之为商业文学或通俗文学，通过对文学场所强加的这种区隔，把它们合法地排斥在文学的神圣殿堂之外；另一方面，文学家与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形式上，也变成了对立关系。这样，从权力的观点看，文学尽管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力，但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他者，作为一种反话语，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屠龙之技，基本上失去实际效用。作为虽生犹死的活文物，文学尽管仍然以诸如文学教育、诺贝尔文学奖等种种形式被现存体制所继续认可，但这只不过是其文化惯性力量的滞后效应，最终改变不了其气数已尽的历史宿命。

如果说，文学权力是一种话语权力或符号权力；如果说，文学话语可以凭借它所具有的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的稀缺性，控制、支配或影响话语场，从而使自身构成符号资本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指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学权力的性质、范围、大小等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那么，影响文学权力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不能首先考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教育权力等权力，这并不是说它们对文学毫无影响，事实上，文学权力本身就可能是上述种种权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某种投影，或者就是上述权力在表征领域的策略延伸乃至突围表演，而且，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文学权力与上述权力唇齿相依，不可相互取代；但至少就其现实性而言，上述诸权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权力在社会世界中的地位和性质。它们可以让文学穿上五花八门的服装，但却不能调整文学在话语场上音量的大小。这是因为，上述诸权力对文学权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渗透或规定上，它至多只是强化了文学权力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固有的强度和水平。那么，谁是文学权力的合法审判者呢？

从权力总是基于资本的占有这一社会学常识出发，我们认为，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文本作为符号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中——特别是表征领域里所占的比重。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等诸权力总是寻找最能彰显自己利益的话语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因此，要探讨文学权力，在围绕着文学自身的逻辑展开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结合人类历史上传播媒介手段的演变，结合其他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叙事话语形式如口传话语、报纸话语以及影视话语等等的兴衰来加以考察。这就是说，文学曾经由于它在表征领域的特殊地位，由于其文化资本的稀缺性，由于这些方面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从口传时代到大众媒介时代被建构成一种文学权力；但是，当其他的叙事话语形式（如现代传媒）基于另一种符号资源，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权力得以实现的功能时，文学权力必然要呈现出全面萎缩的征兆。

但如何对此进行论证呢？我们可以假定一定的文学观念是一定历史语境中文学权力的集中显现，因为文学在社会世界中所具有的符号资本的意义，必然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投射到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的合法定义上。当然，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权力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文学观念是权力意志的赤裸裸的表达，而只是强调一种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同源性[1](P14)。文学观念固然无疑是交织着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的某种程度的映射图像，但另一方面，从符号权力的逻辑看，主要是从文学家对于社会所持的基本态度、倾向和立场——比如是认同现实，还是拒斥社会，或者是对主流话语保持距离来看，又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权力意志的曲折表达。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权力总是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话语系统的兴衰、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迁而发生历史性演变的，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媒介技术的进步来理解文学权力的失落。

因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作为文学载体的口头语言和文字、书籍在人类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段里，曾经在传播学意义上起过支配性的作用，文学由此得以垄断表征领域，成为最重要的叙事手段。此一阶段是文学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确认的时候。文学家与统治者具有一种同谋关系：一方面，统治者迫使文学成为自己的符号工具，迫使文学负载着与她的自由本性相对立、相异在的使命；另一方面，得到体制认同的文学家们跻身于社会上层，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符号权力（注：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叙事形式。比如哲学的叙事，宗教的叙事，道德信条的叙事等等，但在表达与知、意并列的情的叙事上，在追求与真、善并列的美的叙事上，文学的叙事仍不可替代。）。与此同时，他们自觉地将主流文学的叙事，表现为肯定现实的倾向。

但是，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升级所造成的技术可能性，出现了报纸，此后，在现代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广播、电影、电视等新的媒介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取得话语场的领导地位。伴随着可能的文学受众的注意力逐渐迁移到上述大众媒介那里，文学逐渐由稀有其匹变成稀松平常，文学权力逐渐由举足轻重变成无足轻重。这样，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空前的蚕食和挤压，并被迫走向边缘。文学为了强化自己的独特性，调整了自己的叙事策略。就其仍然追求稀缺性并在后来得到体制认可的所谓纯文学而言，它使自己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对大众而言，都变成了不可读的、不可解的甚至不再美的艺术。反映在文学观念里，就出现了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屈从于社会的、道德的或宗教的等所有其它功利价值的种种主义和思潮，文学的写作变成了为小圈子而创作的精英写作。与此同时，文学把传统的文学写作贬之为载道文学，把谋求读者大众认可的文学写作斥之为商业文学或通俗文学，通过对文学场所强加的这种区隔，把它们合法地排斥在文学的神圣殿堂之外；另一方面，文学家与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形式上，也变成了对立关系。这样，从权力的观点看，文学尽管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力，但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他者，作为一种反话语，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屠龙之技，基本上失去实际效用。作为虽生犹死的活文物，文学尽管仍然以诸如文学教育、诺贝尔文学奖等种种形式被现存体制所继续认可，但这只不过是其文化惯性力量的滞后效应，最终改变不了其气数已尽的历史宿命。

摘要:羌族是一个古老而具有神秘感的民族,其“释比唱经”又是羌族口传文学中更为神秘的艺术形式,但这样具有双重神秘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文化冲击、遗漏传承等现实困境;释比,作为这项艺术的核心人才,也面临高龄传承、无人为继的局面面对古老艺术形式的凋零,将其搬上现代舞台,通过新艺术形式对古老文化进行重新演绎,在保留其文化特征和精髓的前提下,发挥现代舞台艺术的传播优势,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贡献力量,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关键词:羌族;口传文学:释比唱经;舞台艺术

“释比唱经”是羌族口传文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在四川省阿坝等地区流行,入选了2006年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但由于“释比唱经”作为羌族口传文学之一,受语言局限、无本传承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传承人较少,且传播度也较低窄运用现代艺术平台将其传播出去,可以让人深入了解“释比唱经”这一原生态艺术

一、“释比唱经”的传承困境

“羌人顶天顶,羌人多来顶顶又顶”这是“释比唱经”中较为常用的唱词,到访过阿坝地区的很多人都曾听过这种原生态文化传承形式,是西羌地区的文化标志之一(一)“释比唱经”的主角作为羌族民间文学、口传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释比唱经”起源于古羌族早期的宗教祭祀和主流文化生活直至现代,“释比唱经”中仍然保存了大量的宗教祭祀与政治文化色彩它是羌族哲学、神话、民族史诗、民间文学的传承,保留了大量的古代羌语资料“释比唱经”主要是通过作为羌族祭祀的释比以演唱经文的方式,对重大事件进行祭祀与传承,对日常生活进行记录,以使羌族文化得到流传①由于“释比唱经”的主要传承人是释比,在运用舞台艺术来呈现“释比唱经”时,释比当然就成为剧目的核心角色,成为整个舞台的核心那么,释比在“释比唱经”乃至整个羌族口传文化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释比是羌族文化与知识的集大成者,也称为“许”“比”“释古”等②由于“释比唱经”起源于古羌时代,是远古先民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后经历史演变逐渐丰富起来,可以说释比在继承“释比唱经”这门技艺的同时,实际上继承的是羌族古老的文化与历史,是羌族原始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传播者,是一部羌族的“活历史”那么在舞台艺术作品中,释比无疑是整个剧目的主角,也是整个剧目传播效果的保障因此,无论是在“释比唱经”中、在整个羌族文化中、在现代化的舞台表现形式中,释比都是极其关键的角色(二)“释比唱经”的传承困境“释比唱经”的传承主要是指释比的传承释比在传承过程中需要经过严格的挑选,由于羌族的以口传文学为主的文化传承形式,属于有经无书的情况,因此需要超常记忆力的人才能胜任,同时还需要拜师学艺,短则三年,长则九年,出师者屈指可数可以说,释比的传承培养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释比在唱经时不仅仅要表达经文意思,更需要符合羌族唱经的韵律,与音乐歌曲、戏曲演唱皆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专业演员未必能够代演释比的角色,而真正的释比又缺乏舞台表演经验从演员角度来看,“释比唱经”的舞台艺术呈现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外,“释比唱经”在当前的传承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一是仅靠口头传播,继承人无法全盘复制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基于“释比唱经”有经无书的传承方式,完全依靠传承者的记忆力去一段、一句地复制,很难达到全盘复制的效果,且传承者具有个体差异,直接影响了传承效果二是释比文化愈久弥旧,传承中难免有变异现象和遗漏之憾事同样考虑到“释比唱经”有经无书的传承方式,在传承过程中极度考验传承者的记忆力,这样就使得一些篇章或唱词在传承过程中、在传承自己的记忆中发生变异或遗漏的情况三是时代变迁和现代文化的撞击,使释比传承可能后继无人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有本传承的形式已经成为当前文化传承的主体形式,且由于传承内容较多、传承文化也需要不断发展、融入新的知识范畴,很多羌族青年不愿意再传承释比文化,而更愿意接受新的文明形式,使得释比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四是释比文化的传播者年事渐高,相继离世,没有传承下来的经典及绝活相继失传,成为永远的谜和遗憾特别是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后,“释比唱经”的传承几近中断利用舞台艺术的现代传播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释比唱经”的文化传承问题,但仍然存在艺术创作融合的问题

二、“释比唱经”艺术呈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因此各个民族都有着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文化。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口传文化在文化传承中具有非常突出的价值，它记载着各民族的辉煌历史，传承和寄托着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哈萨克族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浩瀚博大的灿烂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异彩。尤其以哈萨克诗歌、民间谚语以及阿肯弹唱为主的口传文化，积淀了大量的德育素材，蕴含着丰富的德行力量。笔者认为发掘和探讨哈萨克族口传文化中的德育资源内容及价值，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哈萨克族的道德教育方式和内容，并为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德育创新，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和德育体系提供了有利的视角。

1以诗育人———哈萨克诗歌中的德育资源

哈萨克族是诗的民族，俗话说“哈萨克人的一只翅膀是马，另一只翅膀是诗歌”，反映了哈萨克人民的生活与诗歌密不可分。哈萨克族诗歌题材十分广泛，内容丰富多彩，诗歌不仅是他们表达喜怒哀乐的手段之一，而且亦是育人的手段之一。哈萨克口传诗歌文化中的“巴特尔勒克达斯坦”（民间英雄史诗），也是一种以口头传承的方式，歌颂保国卫民、无私奉献的英雄们，不仅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英雄观和群众观。如“松树长得再高，也得靠水上的养分；英雄剽悍勇敢，也得靠人民抚育养成。天鹅是百鸟之王，但它离不开其他飞禽；英雄是人民的首领，但他一刻也离不开人民。通过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让青少年懂得英雄来自人民，同时英雄又是人民团结的核心。“喀拉约令”也是哈萨克民间歌手即兴创作的一种以口头传唱的方式在民间流传的文体现象。如：“相识歌”“问候歌”“谱系歌”“搬迁歌”“知识歌”“宗教戒律歌”等。列举一段如：“嘿！世界/虽说世道的光阴很短暂/要知道人们是它来往的客人/要珍惜时光，以欢笑待人/带着遗憾入土后悔更怨”。反映了时光短暂，告诫人们要懂得珍惜可贵的人生，不要虚度年华。通过喀拉约令你可以了解和认识哈萨克草原生活、社会部落、文化习俗、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哲学思想、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哈萨克口头文学的真正源头，堪称一部哈萨克社会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2以理服人———民间谚语中的德育资源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格言谚语是语言的精华，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哈萨克谚语是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长期积累经验的精华概括，其内容丰富多彩，蕴含许多包含伦理道德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有强调集体利益，反映爱国情怀的，如“宁为本国的庶民，不为他国的君主”；“失去祖国的人，就像夜莺离开了森林”；“他乡的蜂蜜不如故乡的清水”；“天鹅常留恋清澈的湖水，人民永远思念自己的故乡”等等，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是哈萨克族人民道德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如：“大家一条心，天上摘星星；财富不是富，团结才是财富；一只春燕飞来不是春天，一只喜鹊飞来不是冬天”等，均表达了对祖国和家乡的赞美与热爱之情，同时强调了团结友爱的重要意义。哈萨克是个极为好客的民族，他们把登门做客人数的多寡作为衡量一个人以及一个家庭是否为人们所欢迎的标准。因此非常强调礼节，此类谚语如：“如果在太阳下山时放走了客人，就是跳到水里也洗不清的耻辱”；“吝啬鬼给来客只端上一碗白开水”；“对六岁的小客人，六十岁的老人也要问安”；“客人坐的时间短，考验你的时间长”；“年轻人登门要干活，老年人登门要款待”等。哈萨克谚语通过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和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对于指导人们勤奋努力以及培养爱劳动的道德情操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

3以情动人———阿肯弹唱中的德育资源

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传统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在非音乐专业高校中得以传承和弘扬。本文通过对比古今音乐的教学模式，以及理工院校学生音乐素养的调查和研究，探究在非音乐专业高校中传统音乐传承的教学方式及方法。

关键词：通识教育；传统音乐；高等教育；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已跃居世界经济体的第二位，中国的文化复兴之路也走出了越来越自信的步伐。媒体上，传统音乐文化的节目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有弘扬经典文化的传统保留节目，也有许多依据传统音乐而创新的作品。专业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热。在高等音乐通识教育中，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形式不容乐观。本文将通过古今音乐教学的比较，以及理工大学学生的音乐素养的调查和研究，探讨在非专业音乐院校中，传承传统音乐的教学方式及方法问题。

一、传统音乐教学的古今比较

在周朝奴隶社会时期，音乐已成为官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周朝还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等事务。周朝以后，音乐从上层贵族渗透到各个层面和领域，主要有文人音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古代音乐最主要的教育传承方式就是“口传心授”。所谓“口传心授”就是通过口耳来传其形，以内心领悟来体味其神韵，在传“形”过程中，对其音乐进行深入的体验和理解。学者刘富琳给出的概括，很好的诠释了传统音乐中“口传心授”传承方式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形式的传承，从现代音乐教学上讲，可以看作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承；另一层面是内涵和感悟的传承，这个层面的传承是一种精神的、人文的传承，也是一种美学文化的传承。“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教育上引进了西方教学体制，建立了新式学堂。随着新形势的发展，一种在近代西方文明影响下产生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原有传统音乐的新型音乐，随着整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迅速地确立了自己的基础。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音乐，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学堂乐歌”为我国音乐教育特别是普通音乐教育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并且具有十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建国前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下，高校音乐教育主张“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对教育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认识上的不足和大力效仿欧美音乐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评价标准，致使中国传统音乐在音乐教育中处于“从属”和“附加”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传统音乐的地位逐步提升。许多专业院校纷纷请民间艺人担任专业授课老师，传授技艺。同时中国音乐史、民族民间传统音乐等理论课程也成为专业院校的基础课程。较之古代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现代教育体制中，音乐的学习处于次要地位，传统音乐又弱一些。只有在专业院校中，集中了较多传统音乐的研究与人才。另外，现代音乐的教学方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传承方式，将“口传心授”中的两个层面（知识技能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分别研究和传授。传统音乐文化被分割为“音乐”和“文化”两部分传授，无形中割裂了“神”与“形”的联系。

二、理工大学本科学生音乐素养调查统计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关键词：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人类的共同财富。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流行文化、汉族文化正严重冲击着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地区长期传承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土俗、弱势，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因此有效地保护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变得十分紧迫。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中的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有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比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生存于民族民间,主要表现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内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卷41《庄岳委谈》卷下)

内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摘要: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置于音乐文化大环境中，重视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总结“口传”文化构建民族音乐理论体系，运用“社会大课堂”营建民族音乐传承环境，优化教材内容、加强民族音乐课程建设，以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较大文化而言，“民族音乐文化”虽然只占一小部分，但小文化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通过民族音乐文化的陶冶，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民族音乐文化的内涵解析

文化指涉及知识、道德、信仰、艺术、风俗、法律与社会人所具备的部分能力与习惯，其基本要素乃传统观念与价值，其中，以价值观最为关键。对照文化概念，在民族音乐教育中很少提及相关文化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等，更谈不上传统观念与价值观，这导致学生在民族音乐学习中缺乏文化归属感，自然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本研究解析民族音乐文化，主要涉及观念与价值、语言与符号、规范体系、物质形态四大方面。(一)民族音乐文化的观念与价值。民族音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体，更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经典表达，这也体现在音乐观念与价值体系的表达层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换言之，一个人的教育始于诗，规范于礼，成熟于乐。可见，古代乐乃统一和谐之意，具体体现在社会、人际、精神的和谐。(二)民族音乐文化的语言与符号。就语言归属而言，中国隶属于汉藏语文化圈，而汉藏文字对各民族音乐风格的规范十分典型，民族音乐借汉藏文化语言及其符号加以沟通、交流，创造了各民族形式多样的音乐风格与类型，打造出灿烂多姿的音乐文化。汉藏语言体系是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思想与行为统一的基础。(三)民族音乐文化的规范体系音乐规范体系，即规定音乐结构的标准。就社会学视域而言，音乐规范体系就是特定状况下施展音乐行为、思考和感受音乐的方式。就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而言，并未规定音乐只是一个“纯听觉”的艺术，其涉及诗、舞、乐，早在汉族戏曲中就已经出现诗、舞、乐综合形式。在儒教、道教、佛教中，音乐已内化为人的内心修养。(四)民族音乐文化的物质形态。民族音乐中，丰富多样的乐器就是音乐文化长期积淀的物质形态，其与文化形态的表现密切相关。有似汉语声调的古琴乐器，还有与蒙古族长调音色完美融合的马头琴、直率的京韵大鼓、细腻的南方小三弦、音色文雅的广东高胡，此类乐器的物质形态与文化有机融合，呈现了地方音乐风格独特的文化内涵。

二、音乐教育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