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化范文10篇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然而，当前在不少地区的农村，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强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出现了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织的“空心化”现象，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

“空心化”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人多地少是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几乎所有的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政策建议，都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思路固然是破解困扰中国崛起的“三农”难题的不二路径，然而，来自现实实践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一些深层的矛盾和问题。

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确立，“多予、少取、放活”政策的落实，传统的“剪刀差”已不攻自破，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同工不能同酬的工资、补偿标准明显趋低的土地等“新剪刀差”，更让农村缺乏活力的是，由工业部门的需求所决定，能够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必然首先是具备相对优势的乡村精英，由此形成了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前者指大批农民工的进城，而且都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力，剩下的则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后者多因前者而生，指在农民新建住宅过程中，由于村庄规划严重滞后、基础设施不配套等原因，新建住宅大部分集中在村庄外围尤其是公路沿线，而村庄内却存在大量空闲宅基地和闲置土地，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空心”。而更多时候，往往是两种意义上的“空心村”交织并存，并且在已转移出去的农民工中，由于在城乡间辗转的体wf，其后代已对“务农”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排斥心理。正因如此，最近网络上产生了“农业大国：以后谁来当农民”的“天问”。正如40年前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曾使法国学术界感到震惊一样，如今“以后谁来当农民”的“网上疾呼”，无论是杞人忧天还是生于忧患，都使得人们不得不直面农村将面临被“空心化”的危险。

解决“空心化”不能矫枉过正

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低，而且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与从事其他行业相比，从事农业生产便天然地会有一个落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趋利性流动必然使得农民产生强烈的“跳农门”的冲动，这种冲动又终将陷入两难：或在行政强制不足时农村不断“空心化”，或在行政强制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形成“差别性国民待遇”。而时至今日，我们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逆向调节政策，人为地将农民固定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因为，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自循环系统，实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任何阻碍这一趋势的人为因素，不但逆时悖势，而且本身也有违新农村建设的初衷。

农村“空心化”产生的负面效应

（一）“空心化”对农村的直接影响1.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空心村使大量的土地荒废、闲置，浪费十分严重，然而当下对土地的需求不断扩大，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国土资源部所作的调查中，我国的土地撂荒近3000万亩，农村由以前的“袅袅墟里烟”变成了如今的“黍地无人耕”。[5]农村土地的流失，带给我国和谐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无法估量的，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2.农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空心村外摊式的分布，使得农村的框架拉大、人口分布松散，不利于农村整体的经济发展，同时也给道路网络、给水、排水系统等公共设施的配给增加了难度及建设成本。另外，由于村民的收入还很有限，受传统思想影响，收入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又多用于住宅的更新，致使农业扩大失去生产资金的保障，严重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3.人力资源不断流失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进城务工的人员为农村里的青壮年，而这些人员恰恰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力军。农村人才匮乏与资金缺乏相比，农村人才匮乏是新农村建设中的“短板”。[6]农村留守的“老弱病残”无法担任建设新农村的重任。对浙江省ZJ市某街道24个行政村留守人口的年龄分布进行统计，图示如下。4.留守人群逐渐边缘化青壮年的流失，农村家庭承载的养老育幼的传统功能弱化。留守妇女要承担起赡养老人、教育子女的责任，来自诸多方面的压力及长期的分居生活导致家庭不和睦、婚姻不稳定。同时，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的关爱和监督，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此外，留守老人的比例正在逐年提高，由于缺少生活保障和健康照料，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3通过采访浙江省ZJ市某村87位留守老人，统计农村外出子女与留守老人的联系情况，其中经常保持联系的只占47.3%，不到一半，偶然联系的占29.6%，而完全不联系的竟达16.7%。5.居住环境严重影响农村“空心化”，既破坏了整个村庄的景观布局，更影响了农村的居住环境。“空心村”内房屋年久失修、破败萧条，公共设施简陋，导致农村的卫生环境“脏、乱、差”，糟糕的居住环境也使村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威胁。（二）“空心村”对城市的间接影响“空心村”的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进城后并不能与城市完全融合，城市的安全和稳定面临挑战。对浙江省ZJ市128名农村外出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情况进行调查，农民进城后的生活成本提高，加上原在农村通过耕地所得的收入大大减少，收入在2000-3000元之间的达57.3%，超过一半，相比其在农村务农收入有所提高，但与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相差甚远。通过对该128名农民的流动去向所做的职业分析发现，在服务业、建筑工地等技术含量低、劳动报酬低、工作强度相对较大的行业，就业的人员占近90%，服务行业主要集中于餐饮业、保安、清洁工、保姆等，进厂务工多集中在手工业、机械工及搬运工等行业，而建筑工地上几乎都是农民工的影子。此外，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及农民自身素质不高，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影响城市的稳定和安全。（三）“空心村”对社会的广泛影响1.农业钝化、“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中国历来有着自给自足的传统，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粮食的供给受到挑战。中国目前有1.3亿留守人口，而这些人口中80%都是50岁至70岁的老人[7]，剩下的为妇女、儿童，这些留守人员劳动能力有限，无法承受过重的劳作，每年都有大量的耕地因无人运作而遭荒废，这将不可避免地阻碍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2.城镇化冒进、社会冲突加剧《2011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存在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目标过高的问题；甚至，由于农民进城后得不到切实的社会保障而要求将户口迁回农村，出现“反城镇化或拒城镇化”现象[8]。城镇化的冒进，对农村的稳定将产生影响，同时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3．社会矛盾激化、秩序受到影响当前，农村土地日益紧张、宅基地增值空间可观，加上农民极力渴望摆脱贫困，家族内或家族间很可能因利益而大打出手。同时，随着城乡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农民的开放意识、自主意识不断加强，交织着多重文化的冲击，价值观趋多元化、复杂化。传统农村地区血缘相亲、守望相助的人文情怀逐渐淡漠，组织机构缺乏凝聚力，显得松散。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社区建设困境

（一）社区及社区建设概念自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最早在《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社区概念以来，人们通常将社区视为一种“共同体”。据2000年民政部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的提法，“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建设应当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完善社区服务，解决社区问题，促进农村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二）当前社区建设现状梳理1.村庄规划零乱、基础服务落后社区建设强调空间实体的集聚性，而农村“空心化”导致村庄格局散乱，无法对农村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由于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社区公共服务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然而农村建设资金有限，因此不能顾及方方面面，阻碍了农村基层服务体系的完善。2.管理体制欠缺、相关政策落后由于城乡二元制的限制，且没有相关政策引导，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相对落后。首先，许多干部及群众对农村社区建设认识不足、主体意识不强，遇到具体问题缺乏针对性的管理方法。其次，村领导干部对社区建设不够重视，统一协调的服务管理体制尚未形成。最后，欠缺相关的法律规范和针对性的政策引导。3.农村经济滞后、建设资金缺乏“空心村”的经济发展落后，在基本生活未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没有更多的剩余资金投入到社区基本设施建设。经济不发达，更不可避免地影响对教育水平、村民素质的提高，村民思想观念落后，社区认同感及归属感不强，对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公共服务，不愿出资出力。4.管理人才缺乏、村民社区意识模糊社区建设主体缺失、参与主体意识不强。农村“空心化”人才流失严重，选举出来的农村管理者素质能力普遍偏低，同时由于农村经济较落后，农村社区干部待遇不高，很难引进外来人才。此外，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的意识薄弱，缺乏参与热情及责任感。通过问卷及实地走访，统计了浙江省ZJ市某村273位村民对于社区建设的了解程度，村民对于社区建设的意识相当模糊，有点了解或者基本了解的村民数占47.5%，而没听说过和不了解的村民占到49.7%，总数超出了前者，只有仅仅2.8%的村民表示对此非常了解。

对策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分析

（一）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完善社区服务1.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社区信息透明化农村社区建设中，村民的主动参与是关键。“空心村”中青壮年大量流出，而由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等承担选民的重要角色，他们的意见缺乏一定的正确性和代表性。且由于地域扩大，村民掌握村级公共事务和政策信息难度加大，知情权得不到保障。首先，要加大村务公开的透明度。充分运用社区广播等已有媒体进行宣传，确保信息对称，保障村民知情权。民政部于2010年实行的《村民自治与农村社区建设信息系统（村级）》，村级干部应当认真执行，充分利用该系统，及时、准确地公布信息。其次，要保证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发挥真正的作用。在会议召开前，要充分做好通知准备工作，向村民详实地转达会议内容及会议的重要性，提高村民对会议的重视及参与热情。最后，要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开展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村民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2.完善和加强农村社区服务体制针对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情况，政府应当提供规划、资金、科技等强有力的支持，完善社区服务体制。以浙江省ZJ市为例，该市是民政部2007年确定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之一，并于2010年初被评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9]对该市的社区建设研究对于在发达地区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问卷调查浙江省ZJ市某村500多户家庭最关心政府帮助解决问题的统计情况，如图2所示。0.0%10.0%20.0%30.0%40.0%50.0%60.0%家庭收入孩子学费承担看病医疗费用养老问题其他48.2%18.9%13.5%10.5%8.9%36.1%6.3%19.7%32.1%5.8%关注问题关心度60岁以下农民60岁以上农民图2浙江省ZJ市某村500多户家庭最关心政府帮助解决问题的情况表中可看出，除家庭收入外，60岁以下农民考虑孩子学费较多，60岁以上农民考虑养老问题较多；医疗费用问题还是受群众普遍的关注。（二）编制科学规划、进行土地整理1.编制科学合理的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目前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缺乏科学规划。农村社区规划只是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并未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规划体系；有些农村社区规划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首先，农村社区建设应集中对农村进行科学规划，统筹布局，综合考虑，有利于彻底解决“空心村”问题。按照人口数量和分布范围，合理划分社区管理区域，统一配置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在方便群众使用的同时，尽量节约建设资金。其次，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应注意节约用地。国务院2008年的《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指出，“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集约用地，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是关系民族生存根基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根本方针。”所以，社区规划要提高土地的综合效益和持续利用，鼓励以拆村并点和土地整理等方式进行社区的建设。最后，要根据地方特色、因地制宜进行规划。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好农村旧有空间格局及特有的民俗文化，同时考虑建设农村社区的总体需要及农村整体规划，尽量做到两者的最佳结合。2.建立有效农村土地流转使用制度首先，必须开展农村宅基地综合整治。《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所以，必须加强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情况的清查整治，采取相关措施制约农村一户多宅、乱占土地的现象。其次，对于土地流转，应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全物权化，国家要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保证土地运作的合理合法。此外，应科学合理地使用土地，对“空心村”空心部分进行整理利用，可在更大范围内规划产业布局，利于农村社区的整体规划和农业经济发展。3.制定农村拆迁补偿相关政策法规社区建设过程涉及房屋拆迁，这里需注意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2010年，310国道江苏省某县路段改线拆迁安置过程中，引发了一起92岁父亲携68岁儿子自焚抗议暴力拆迁事件。政府部门应及时制定有关政策法规，规范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拆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统一拆迁补偿标准，相关财政、审计部门要全程参与、监督拆迁补偿工作。此外，农村拆迁不可只重视一次性补偿，应当考虑农民长远利益，积极引导农民理性地消费、支配该补偿款，鼓励村民将部分资金用于自身直接受益的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或具有良好效益的投资项目。（三）调整和创新农村经济产业与结构1.推进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应当起关键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农民意愿基础上，用示范引导、政策倾斜、宣传学习等方法来发展新产业。同时，政府应大力扶持农村中的骨干企业，逐步培养和发展龙头企业，使他们逐步成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2.促进产业转移、刺激农村经济发展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政府应出台鼓励扶持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因时、因地挖掘发展潜力，提供技术培训，培养产业带头人。通过产业带动社区经济发展，自主创新，实现社区由政府投入的“输血型”社区向自我发展的“造血型”社区转变。例如，浙江ZJ市共有14个块状经济，其中袜业、五金、珍珠等产业闻名全国乃至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块状经济显出弊端，该市先于全省进行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的方向转型升级，目前该市经济发展走在全省前列。同时，ZJ市近年非常重视旅游产业，2011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806.18万人次，比2008年同期增长88.4%；旅游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由2008年的7.34%上升到2011年的10.95%[10]。发展旅游业可充分运用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特色，借势周边旅游城市，形成互补型的多种旅游产品。旅游业的开发必定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力资源可得到分配与运用。（四）提高管理者素质、培养村民社区意识1．加强培训、提高社区队伍整体素质社区建设要注意提高社区管理者的管理能力，重视对社区管理人员的培训与教育。首先，要加强对社区建设管理队伍的培训、建立竞争机制加以选拔，保证管理人员的优质化。其次，可邀请一些专业的管理人才、教授等知识分子进行公开讲座，扩大村民视野。最后，应重视农村教育，只有村民的综合素质普遍得到提高，才能带动整个社区建设工作活跃开展。2．加大扶持、鼓励大学生赴农村就业近年来，大学生相继通过村官、志愿活动奔赴农村，将农村社区建设与引导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既可为农村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又能缓解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但由于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或为了追求政绩而盲目响应国家号召，没有真正进行实地调研，大学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大学生赴农村就业的意义，按实际需求接受大学生，并且按大学生的专业技能分配岗位。可在大中专教育中开设针对性的有关社会工作基础的课程，加快大学生村官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转化。国家需尽可能提高赴农村就业的大学生薪资待遇，使更多的人才愿意来到农村、留在农村，建立大学生服务农村长效机制。3．加强宣传、培养农村村民社区意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实行村庄合并，这固然节约了土地，提高了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然而破坏了原有的社区意识，又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新的社区意识。培养农村社区意识，要做好社区服务工作，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组织应当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社会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为宗旨，紧紧围绕社区服务内容，急社区居民之所急，想社区居民之所想，使社区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区在他们生活中的地位，从而培养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11]。同时，应当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增加社区居民间的沟通与交流。此外，应加强城市与农村社区的相互融合，为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五）营造氛围，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1.鼓励公众加入农村社区建设队伍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而农村自身经济发展落后，故所需资金主要应由政府主导，公共财政支出占主体。政府的一定量投资，可拉动24倍的民间投资，产生1：24的投资拉动效应[12]。在社区建设中，应调动社会、企业、个人等积极参与到支持社区建设中，还可考虑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社区建设中。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竞争方式，如招标、投标和议标，同时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建立健全结对帮扶机制和社会募捐机制，吸纳、动员和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及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可通过捐赠等形式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来[13]。此外，应当大力支持农村金融市场、信息网络建设，扩大资金来源、拓宽信息来源渠道。2.激发村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事业农村社区管理依赖于广大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因此,社区建设必须提高广大村民参政议政、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社区重大决策应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座谈会讨论决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此外，还可以让农村中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老党员、退休教师、退伍军人成立组织团体，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群众间交流的同时，也使村民对社区建设的相关信息有所了解，进而提高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

农村“空心村”的存在，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恶化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等，为此，特以近年来建设的新村聚居点空心化问题为例进行专题调研，现报告如下。

一、县农村空心化现状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总体部署，大力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全县共建成农民新村聚居点30个，涉及农户1328户，其中：新建点16个714户，改建点14个614户。正在建设有的23个1227户，其中新建点16个974户，改建点7个253户。建成镇吊脚楼村、镇立山村新村综合体2个123户。据调查，建成的新村聚居点中住房空置率在50%以上的聚居点3个，占10%；空置率在30—50%的聚居点2个，占6.6%；空置率在10—30%的聚居点2个，占6.6%；没有空置住房的聚居点23个，占76.8%。造成其空心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举家外出户增多。当前，农民主要靠外出务工获得收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民进城打工、经商或谋生的人数不断攀升，导致农村人口密度逐年递减，直接导致了“人去房空”现象的出现。全县大多数村外出务工人员人数高达80%以上，其中举家外出户达30以上。县2011年建成的镇村聚居点共25户85人，其中：村10户38人，吊脚楼村15户47人。该聚居点外出人口66人，其中季节性外出27人，占总人口的31.8%，常年外出39人，占总人口的45.9%，该聚居点新建农房常年无人居住9户，占总户数的34.6%，季节性无人居住10户，占总户数的40%。

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外出务工经商先富起来的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在城市站稳脚跟后，举家迁往城镇生活。国家大力推进“一主三化”发展，城镇吸引力增加，各项就业、就医、就学、文化等环境条件良好，加之中心集镇建设步伐加快，大量村民纷纷迁到村外生活，“空心村”现象日趋加重。目前，县镇、镇、镇、镇、镇、乡等6个乡镇都在进行场镇开发，邻近场镇或有能力的农户都在集镇购房。如，镇骑龙寨村农民新村聚居点共30农户，就有7户在城镇购买房屋，占总户数的23.3%。

三是政策执行不到位。部分群众对老宅一直恋恋不舍，总认为老宅基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保存老宅就是留住了“根”。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一户多基、超标准占地，占用耕地建房，农房迁建后旧宅基地普遍闲置，致使农村长期以来“只见新房不见新村”、“建新房不拆旧房”，致使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没能很好落实，许多村民建新房而未拆除旧房，占新基不退老基，造成一户多宅。所调查的县镇村、镇骑寨村、吴家桥村三个新村聚居点，建了新房未拆除旧房将宅基地还耕的建房户达到15户，占新建农房户数的25.4%。

东昌府区乡村人才“空心化”问题

调研报告

近几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我区乡村人口持续不断地大规模流向城市,这对于将堆积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我区乡村发展人才“空心化”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区研究室组织人员对我区乡村人才“空心化”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就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区乡村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一）村级班子建设情况。1、村干部配备情况。东昌府区辖8镇、2乡、8个街道办事处，958个行政村。全区共有农村党支部858个，农村党员16749人。村委会主任和村党委支部书记攻961人，一人兼比例达88%，其中，妇女13名。少数民族4名。初中及以下学历542名；高中及以上学历419名（其中大专18名），占43.6%。35岁以下149名，占15.5%；36至45岁432名；46至60岁362名；60岁以上18名。“两委”成员2717名，交叉任职率达84%。其中，妇女38名，初中及以下学历1687名；高中及以上学历944名（其中大专83名，本科3名），占35%；35岁以下306名，占11%；36至45岁1180名；46至60岁1171名；60岁以上60名。2、村干部的工资、福利及落实情况。2005年以前，农村支部书记、村主任的工资由乡镇（街道）发放，个别存在发放不及时，不足额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区委2005年出台了《关于规范村级干部工资发放的暂行办法》，06年召开了全区农村干部工资发放工作专题会议，规范了农村干部的工资发放渠道和程序。规定，全区村级干部工资实行专户储存，定时发放。每年年初，乡镇（街道）统一上报所辖行政村干部工资标准及领取工资人数，区财政局根据上报的村干部工资情况，从各乡镇办事处村级转移支付中按季度预留，建立乡镇办事处农村干部工资专户，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每年12月初，区财政将各乡镇办事处预留的村干部工资一次性拨付到各乡镇办事处财所。乡镇财所将村干部工资存入当地金融部门，按村干部花名册在银行设立工资帐户，直接将村干部工资划入存折，保证了村级干部工资发放的及时、足额、到位。

（二）劳动力转移情况。东昌府区现有总人口101.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62.5万人，农村劳动力37.87万人。目前，全区转移到外地的劳动力为18.5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人口总量的49%，其年龄结构为：16至35周岁的为12.2万人，36至50周岁的为5.2万人，50周岁以上的为1.17万人。文化层次结构为：大专学历的5571人，中专学历的14856人，高中学历的12999人，初中学历的129990人，小学学历的22284人。

货币投放过多是当前不争的事实，但过剩的货币为何没有进入实业循环而流入资产领域？这就不仅仅与货币有关，而与实业产业衰退导致的空心化相关。回首2010，如果我们不梳理清在资产泡沫、流动性泛滥、不为调控所动的高房价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这些矛盾是货币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怎样的深层次矛盾等问题，那么面对诸多“两难”，就很可能“盲人摸象”，难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泡沫经济往往与实业空心化如影随形。日本“二十年增长型衰退”、亚洲金融危机，乃至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南欧五国”等一系列危机的形成，其背后都有经济泡沫化和经济空心化的踪影。“广场协定”之后，在西方贸易壁垒和汇率升值的严厉压制下，日本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制造业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落入了所谓的“三明治陷阱（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两头受挤压）”。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发展过程中忽略了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达2389万亿日元，比1985年末增大1.4倍，所增大的1385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GDP的三倍。资本在高利润驱使下，大举投资日本股市和楼市，急速吹大房地产经济泡沫直至导致经济失控。

而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美国经济长期空心化所埋下的恶果。当前美国的生产结构是，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大于一、二产业；而在价值结构上，金融资产不断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是GDP的7倍，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由20世纪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11.6%。而今，无论美国如何进行货币刺激政策，实体经济仍是一蹶不振。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经济泡沫化和实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和巨大挑战。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从目前看来，这三大红利的衰减并未马上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上，却反映在近年来中国产业资本逐步流向资产领域和虚拟经济的现实上。

尽管中国制造业占GDP的48%，几乎占总体经济规模的半壁江山，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瓶颈，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又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近年来温州热钱、温州炒房团响彻全国走向世界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温州正在遭遇产业空心化的现实。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旅游业更成为全球性的朝阳产业。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江南古镇以其悠久的历史、古朴的居民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水乡风貌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当地的旅游业得到迅速发展。随着江南古镇旅游的迅速升温，所呈现出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如何正确对待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已经成为旅游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三个水江南古镇开发与保护模式的典型进行调查分析，比较各个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的利弊，在建立可行的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这一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以协调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江南古镇旅游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江南古镇；旅游开发；资源保护

ProbeintotourismdevelopmentandpreservationinancienttownssouthofYangtseriver

Abstract:Asakindofspecialtourismresource,theoldtownsinChinahavealreadyabsorbedmoreandmoretoursSince80''''sin20centuries,suchasWuzhengTowninZhejiangprovinceandZhouzhuangTowninJiangsuprovince.Now,totouroldtownhasalreadybeenapopulartourismproductanywhere,whichroseanimportantfunctioninpromotingtheoldtown''''sdevelopmentofeconomic,prosperingtheoldtown''''scommunity,developingtheoldtown''''sculture.However,alotofproblemswerecameoutintheprocesstoproductthetourismresources.

Keywords:ancienttowns；tourismdevelopment；resourcespreserv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云南丽江、江苏周庄等旅游古镇的崛起，中国的历史城镇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发展到现在，古镇旅游已经成为各地炙手可热的旅游产品，在促进旅游古镇的经济发展、社区繁荣和文化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据网上不完全统计，全国正在开发旅游的古镇近60座，其中又以“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最为突出，以其悠久的历史、古朴的居民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水乡风貌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成为华东地区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然而，在江南古镇旅游给当地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诸多问题也在古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暴露出来。各种矛盾冲突束缚了江南古镇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妨碍了文化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和江南古镇社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求化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方法。基于此，本论文展开了对江南古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理论的初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经济发展的明显特征是资本与产业的融合推进，持有资本的组织或个人通过对产业发展的收益的预期，恰当地做出投资决策与选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表明，社会资本与产业相需、相促的步伐已经日渐平稳，以产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通过资本市场、金融体系等渠道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本。与此同时，以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为主要特征的，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体育经济、博彩业、收藏业为主要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飞速。但是，这种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的虚拟经济由于其高利润率、高回报率，已诱发了我国大量社会资本从实体行业和部门进入了虚拟经济。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迹象已经显现，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正在损害经济发展的机体。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演化为欧洲信任危机，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不断加大。仔细审思欧债危机前各国的经济运行过程，会发现一个相似的特征是社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偏向虚拟经济，使得经济实体产业不“安分守己”纷纷转向虚拟经济，寻求超额利润。民众也不安心实体行业和部门的工作待遇和预期收益，加入了虚拟经济的大军。我国虽没有欧洲国家社会资本集中投向虚拟经济的疯狂，但是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心态，这些因素都在侵蚀着实体经济的基础。所以，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构建社会资本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双促机制，是我们必须审思的问题。

二、社会资本的“脱实向虚”

(一)社会资本“脱实向虚”的理论分析

1．社会资本的再认识

社会资本最早是马克思在论述私人资本时提出来的。但是系统的阐述社会资本概念的是布迪厄，他提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持有，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Bourdieu，1986)他认为社会资本体现的是资源，而资源则与确定群体的关系网络紧密相关。科尔曼偏向结构功能视角。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从关系中获得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帕特南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帕特南，2001)。上述学者的观点，更多地把社会资本看成是获取资源、社会效益的能力，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本文中，笔者把经济中的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中组织和个人实际所拥有的资金、劳动力、管理经验、技术等生产和价值创造的要素。其中主要的是资金，因为它的投向，直接或间接会引起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流动。因此，当前所讲的社会资本也即社会组织和个人拥有的资金量以及它的时间、空间的流动和投向。

一、文献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对外直接投资指一国的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投资。它主要是指一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的建筑工程、机械制造等实业投资,而不是投资于他国的股票、债券等间接的证券投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一国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与产品销售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成为除贸易之外的另一条国与国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如今各国都已意识到不能只依靠本国的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来谋求发展,而应理性选择扶持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相应的市场效应、资源效应、出口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提高本国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一国带来如下的效应:

(一)有利于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从边际产业(即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方面,投资国减少边际产业的生产,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投资国利用投资获利来补充、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能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都会遇到资源约束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立足全球,把国内外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经济管理、人才等有机结合起来,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利用本国和他国不同资源与要素优势、在国际间实现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合理流动、获得更高利益的极其有效的途径。

(三)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利用外资。无论是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企业或私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起到了“杠杆”作用,以少量的国内资本来获得更大数量的国际资本。一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本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外,还包括在东道国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特别是可以利用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进行融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用外资,是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是在国际市场上主动寻求与外资的结合,是利用外资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资的场所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

(四)有利于锻炼和培养一批跨国经营的专门人才。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需要足够数量的精通外语、熟悉法律、财会、金融等业务的国际化投资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养有多种途径,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关培训机构培养及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吸引留学人才和聘请国外专业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径是投资企业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和直接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如果不限制资本力量在农村的扩张,结果可能是,国家给农村“输血”,不受约束的资本则让农村“失血”。这样,农村不日渐“空心化”倒才奇怪。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导致人们多年来一直习惯于接受“跳出‘三农’解决‘三农’”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引导下,人们有意无意间不敢正视甚至回避广大农村日益“空心化”的残酷事实,而避重就轻地大谈如何通过数以亿计的外流农民工在城市里挣血汗钱以提高农民收入。在我看来,如果信奉这种单一的“增收法”,对农民、农村和农业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亮点在于:回归“三农”本位,解决“三农”问题。具体表现为:中央敢于对目前的“三农”形势作这样的事实判断,即“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越来越重”。怎么办?一号文件提出了激动人心的政策目标,即“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这样的提法,在改革开放以来总共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任何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基于可行性,而政策可行性又基于时机和实力。一号文件将此表述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在积累增多”。可以说,今年的一号文件,是真正贯彻落实了5年前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精神,标志着这一国家战略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终于有信心也有能力从“三农”自身的发展需求出发,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久拖不决甚至愈演愈烈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城乡二元体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地域广阔、农业人口众多,等等。尤其是,“三农”问题的现状并非仅仅因为政府对“三农”投入不足所致,应该进一步看到,在城乡二元体制的纵容下,资本的力量几乎不受阻挡地对“三农”进行扩张,圈地、瓦解小农经济、吸走农村资金、无良企业欺压农民工、破坏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不一而足。在此背景下,农村不仅劳动力外流,而且包括资金等资源要素也外流。于是,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另一方面是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各种资源要素无法在农村获得配置。公务员之家:

一号文件在谈到“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时,特别提及“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因为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大多已沦为在农村的“吸储”机器。目前,提供农村信贷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国家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其市场定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业务范围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已经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农业银行大范围撤并了县域内的机构网点,严格限制贷款权限,大都只存不贷,导致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农村邮政储蓄的功能是吸收农村储蓄资金,通过将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的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只吸储、不放贷成为农村邮政储蓄运营的基本特点。农信社是金融支农的主要机构,但其涉农贷款所占比例却呈下降态势,其中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贷款甚至负增长。可以说,如果不限制资本力量在农村的扩张,结果可能是,国家给农村“输血”,不受约束的资本则让农村“失血”。这样,农村不日渐“空心化”倒才奇怪。

一号文件以“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为标题,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央对“三农”战略新的调整,即不再仅仅增加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而是同时通过构筑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扭转农村资源要素在资本力量冲击下不断流失的局面,坚决回归“三农”本位,有力解决“三农”问题。这样的决心与举措,在举国破解“三农”困局的征程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