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范文10篇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内容提要】本文在当今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分析了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主要是实验室）空间化研究的情况，认为科学知识空间化导向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相对于“普遍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是一个进步，但因为它强调社会化的空间概念，所以又有着强烈的否定科学理性的“特殊主义”色彩。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地方主义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摘要：空间生产理论为生态公益林突破原来传统生产逻辑下需要倚重生态补偿的“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关注生态公益林本身“空间的生产”，为实现其生态空间价值提升带来了新的视角。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探讨了生态公益林空间生产转向逻辑，分析了艺术介入推动生态公益林空间艺术化重构的运行机制，提出了生态公益林艺术化“三元一体”空间重构策略，可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生态公益林建设中的践行及生态公益林区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空间生产；艺术介入；生态公益林；空间重构

党的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作为林业生态建设的主战场，生态公益林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在生态保护和恢复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加强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管理，确保生态公益林的持续稳定发展，备受各级政府重视，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公益性属性，现有研究多从生态补偿的角度来研究生态公益林的持续稳定发展，如刘滨等[1]曾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发现，从1990—2016年，以“生态公益林”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记录共有2740条，以“补偿政策”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有2540条。这主要是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外部性特点，使得缺少政府支持的私人投资难以盈利，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维护离不开财政公共支出。因此，学者们主要围绕生态补偿机制[2]、补偿方式[3]、补偿政策实施绩效[1]以及补偿资金融资模式[4-5]等展开讨论。然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生态公益林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用于生态补偿的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将越发凸显。如何改变这种“输血式”的生态补偿模式，寻找一种“造血式”的生态获益模式，是确保生态公益林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开启了“空间转向”思潮，以列斐伏尔（Lefebvre）[6]为代表的“空间生产”理论，打破了传统上只将空间视为物理空间的认识，而将空间视为有目的的社会实践，认为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实现了由“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转向。这为空间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而整体的研究视角。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和情感的需求，艺术作为一种展现人类情感和意识沉淀的过程，在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同时，对于空间价值的提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艺术介入空间生产受到了广泛关注[7-9]。生态公益林作为一种承载生态林木生产的物理空间，如何通过艺术介入实现其到社会空间的转变，从原来只注重其空间中的林木生产的生态价值转变为关注生态公益林本身空间的生产，实现其生态空间价值提升，从而具有自身“造血”能力，这可望为生态公益林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一条可行路径。

1空间生产理论

列斐伏尔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他最早打破关于“空间”概念的物理认知，并对空间问题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理论阐述。他于1974年出版了《空间的生产》一书，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空间生产理论的形成，他认为空间不仅是承载社会生产的背景或容器（productioninspace），而且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并影响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10]，同时空间本身也是生产的一部分（productionofspace）[6,11]，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其实质是自然的“人化”过程[12]。为此，列斐伏尔进一步关注到人们在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精神需求领域的消费，从日常生活分析入手将消费拓展到这些领域，并在空间二元对立认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三元一体”理论框架，对空间生产的作用过程加以分析，并指出三个空间的生产过程是相互影响的三维一体的关系，是一个同时展开的过程[10]。空间实践是空间生产过程的第一个维度，即“感知的空间”（perceived）维度，负担着社会构成物生产和再生产的职能；第二个维度是“构想的空间”（conceived）维度，指精神性的与概念化的空间想象，是与物质性的空间实践相反的“空间的再现”，即建立在对空间感知的基础上，并通过知识的建构形成对空间的构想；第三个维度是“再现的空间”，这是一个由居住者与使用者主导的空间，也是一个具有统治性并且被动的经验空间，为实践和认知互动提供了场所[6]，因此又被称之为“生活的（lived）空间”。空间三元辩证法为人们思考空间提供了一种“一体三面”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可以认识到三种空间都是一种建构，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其中，空间实践属于居民，以日常实践为主进行社会空间的建构；空间的再现属于有权力和科学知识的人，他们控制、管理社会空间；再现的空间的描述对象是社会空间[13]。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后，哈维、卡斯特尔和苏贾等一批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其后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的发展研究，并被拓展到其他空间生产方面。

2生态公益林的空间生产逻辑

【摘要】本文以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中的美育思想为依据，对大众审美文化发展以来不断变革的审美现象进行浅析。中国古典审美文化以“以时统空”的体验为主，西方审美文化重在体验时间性的矛盾冲突，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时间性审美文化对中国古典的主体间性审美感受文化造成了冲击。时间性的叙事美学和空间性的抒情美学融合需要搭建美育这座桥梁进行交流沟通。通过对席勒审美教育的观照，旨在现代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空间审美体验和时间审美文化完美融合，达到审美的自由境地。

【关键词】席勒；审美教育；时间美学；空间美学；时空一体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中大胆对人工智能的明天进行了预测，人类社会经历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的迭变，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新时代。文化现象由口传媒介时代、读图时代、机械复制时代进入了自媒体爆炸的“微文化”时代，人类的发展走向后人类，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审美、文艺批评也要进行新的转向。本文将对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思想进行概述，浅析大众审美时代文化的转向，探讨大众审美时代审美教育的启示意义。

一、《审美教育书简》中审美教育思想概述

弗里德里希·席勒于1793年到1794年初把他研究美学的心得写成书信，寄给曾在他困难时期给予他慷慨帮助的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这就是留存至今的由27封信组成的《审美教育书简》。《审美教育书简》的译者冯至在序言中说：“书信与论文不同，论文一般只写研究的成果，书信则陈述了作者思辨从开端到结论的过程。”①席勒在书中反复阐述了感性、理性两种冲动的特点，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它要占有，要享受，被官能所控制，是被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自然人。理性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它要的是秩序和法则，受思想和意志的支配，是主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理性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要学习、支配我们生活的更多是理性的人，也就是从被动的自然人要走向主动的理性人，但是席勒认为这两种冲动各自都有强迫性，不能直接结合，若使这两种冲动能以结合，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间必须架起一座桥梁，这桥梁就是审美教育，让艺术充当使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和人性的教师。纵观当下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并非席勒所生活时代的“腐朽与粗野”，而是当下我们文化时间化、快餐化对中国传统空间文化的快速冲击，使得我们更多的成为占有、享受的感性的人，更是远离了理性人。席勒也说：“艺术是人类理想的表现，它是由精神的必然而产生的，不是为了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但是，现今需要支配了一切，功利盛行，科学发达，艺术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意义。”②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反复对于感性、理性冲动的人描述，都是想通过美、美育走向自由，使人客观类属的性格和主观特殊的性格统一起来，达到性格的完善性。而这种性格的完整性，随着我们工业文明的进步，社会风气的突变，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破坏了我们人类天性中的和谐状态，失去了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来恢复我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而我们生活中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之间真正的相互作用，是理性提出的任务，席勒对于这种物质和理性之间也做过调节：“但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人既意识到他的自由，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生存，既感到自己是物质的，同时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的。”③对于物质和理性的调节便是审美教育，最终实现的就是“人性观念的圆满实现就是美。”

二、大众审美时代文化景观转向

【摘要】城市规划展示馆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它的设计尤为重要，随着现代设计的“人性化”和“可持续性”口号的提出，我们在做此类设计的时候更加注重理念和材料的前瞻性和环保性，从而使城市规划展示馆成为城市生活理念的标杆，成为其传承的根本。

【关键词】城市规划展示馆；名片；根本

我们中国的园林设计自古至今一直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就是“人性化”和“可持续性”，这意味着，我们所设计的产品必须造福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满足人的需要。因此，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设计的也必须依靠这种思想来设计，这样才能使其发展下去。

一、“人性化”与“可持续性”的处理

人性化指的是一种理念，在具有美观的同时能根据大众的生活习惯、操作习惯来方便大众，既满足了大众的物质功能诉求，又要满足大众精神上的需求。人性化具体到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设计中，就是在设计中以“人”为本，所有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所以对空间功能的基本要求，即以安全为主要目的。以“人”为本，人性化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且这种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空间的存在是由人的感知产生的，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和研究，首先是要清楚人在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展示空间作为规划馆空间的主体，它与城市民众的生存生活是紧密相连，它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物品和空间，是展现城市魅力的“艺术品”，作为城市人类生活环境的一部分，规划馆空间应当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情味，适应公众多方面需要并为其活动提供空间的创新与背景。成功的空间设计应当提供给人们各种有趣与有益的场所、空间和实体，虚拟和现实。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展示空间也应该考虑到人的需要，提供给人们一种“人性化”的空间，可以自由的参观，接触新的理念，学习新的观念，获得乐趣等。这绝非如想象的那般简单，展示空间与生活的直接联系，不仅成为与人类生活一样丰富和生动的历程，而且其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认识到“展示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展示生活。”[1]人性化设计在展馆的空间设计中，首先需满足大众生理与心理需求，其次要考虑生态性层面的人性化和文化层面的人性化，也要表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具体到规划展示馆的空间上就是参观路线、一块展板、一个扶手、一盏灯、哪怕是展馆内的卫生间，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些综合起来，实施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设计将是一场社会变革，因为它象征着：要从唯经济衡量发展转向经济、社会、自然三方面协调发展；要从过度泛滥的盲目发展转向适度的科学发展；要从人受自然环境威胁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2]在我们对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进行设计的时候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自然的简洁与朴素、情感设计、细节设计的高品质、材料的生态性环保性、对地域文化的关注等都是我们人性化设计的考虑范畴，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自古就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指的就是一种可持续性，这是现代社会的大问题。对公共空间发展变化的适应和协调是可持续性设计思想的核心和实质，一切空间设计的“可持续性”都离不开这一问题。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的定义各式各样，最广泛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3]这一概念出自于“布伦特兰报告”，而在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及资源的永续利用。城市规划展示馆的空间设计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可持续发展理解为“既满足当代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不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构成威胁”，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城市的发展来决定的。就客观而言，城市规划展示馆空间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我们在逐步扩大城市规划馆的功能的同时要注重它的精神的功效。在设计的时候，必须从最基本的功能出发，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从材料、技术、人的情感、行为、规划、等众多因素考虑，把狭义的空间转化成广义的空间，使展馆的空间从二维、三维向四维空间发展，同时也要方便展示馆的二次或多次改造。

二、结语

【摘要】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经济学命题在移植到传播学理论时，逐步延展为一则“时间完胜空间”的信条。该信条虽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但随着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即时传播技术对传播时空的重塑，需要适时地对此信条展开再思。从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命题中空间的永不退场、新闻传播学科对时间与空间维度的不同偏好，以及即时传播技术带来的时空重塑三个层面再思，发现该信条内含的固化传播时间维度、忽视传播空间维度的价值取向，以此恢复空间的主体地位，拓展传播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推动传播研究方式的转型。

【关键词】“用时间消灭空间”;　时间;　空间　;新闻传播学

一、“用时间消灭空间”再思的必要性

“用时间消灭空间”最初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经济学命题，国内传播学界移植了这个命题，并进一步将其延展为一则“时间完胜空间”的传播学信条。尽管确如相关学者所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信条在传播学领域具有特别的理论解释力：时间也是传播技术演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显性维度，即时传播技术的出现也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所谓的“用时间消灭（或完胜）空间”。然而，还应看到这一信条所内含的固化时间维度、忽视空间维度的价值偏向，以及对这一信条的普遍遵从也必然会导致传播研究中空间维度的缺位，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和逻辑方面的缺失。若当下的即时传播技术已经意味着人类在传播时间上达到某种极致，那“用时间消灭空间”如何继续呈现出无限发展的趋势？如果“时间完胜空间”，那么当下即时传播技术理应带来理想的传播效果，甚至实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设想。然而现实却宣告了即时传播并不等于致效传播，甚至可以说，即时传播技术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时间的“死亡”，空间成为传播致效的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受此影响，传播学界对空间问题的日益关注，正是对“用时间消灭空间”信条的回应与修正。由此，有必要对“用时间消灭空间”这则国内传播学界的信条展开适时再思，借以恢复和拓展传播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推动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

二、“用时间消灭空间”传播学信条的生成

在将马克思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学命题移植、延展为国内传播学界时间完胜空间这一信条的过程中，陈力丹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他不仅是移植者，也是重新阐释者。陈力丹作为国内最早关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学者，在《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六章“交往革命”中，引用并分析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指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1]此后这一观点在学界进一步扩散，并逐步延展为一则有关“时间完胜空间”的传播学信条。陈力丹提出这一观点后，蔡凯如、袁艳、梅琼林、袁光锋等人对“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题展开了进一步阐释与论证，并分别用“传播设想”“传播理想”“现代传播的信条”等语汇修辞概括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在国内传播学界成功移植的过程。①刘洁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命题以及西方对马克思时空观的新探索，进一步论证了“用时间消灭空间”在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解释力，完成了国内传播学界“用时间消灭空间”这则传播学信条的论证过程。②刘洁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是指出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在世界市场和交往革命的背景下提出，它内在地包含着与新闻传播相同的理论资源和哲学内涵；二是在现代化、后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从经济学领域延展到传播学领域，其具有内在的合法性与逻辑性；三是从新型传播技术所推动的传媒变革角度，进一步指出“用时间消灭空间”所具有的理论解释力。[2]需要指出是，刘洁也承认空间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时间与空间是研究当代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和关键”，但其论文对空间的强调主要服务于时间的论述，空间本身并不是研究关注的中心。此后，陈力丹与王晶在《“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用时间消灭空间”：马恩论19世纪的电报传递》《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交往革命》等文中，对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作了更为细致的传播学视角的文本阐释，最终完成了“用时间消灭空间”作为一则传播学信条的论证过程。然而，与刘洁仍承认空间是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与关键不同，在陈力丹的进一步阐释中，空间不再是与时间并列的一个维度，而是沦为了真正有待时间“消灭”的对象，时间终将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出现“完胜”空间。如陈力丹在《“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一文摘要中写道：“像抢行情、抢新闻这种现象，终究会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3]王晶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中对此论点予以赞同。陈力丹之后又在两篇论文中重申了上述论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一文中，对“用时间消灭空间”词条作了如下界定：“马克思谈到电报作用的认识。现代商品生产条件下，克服交换和交往方面的空间距离成为一种内在驱动，促使运输和通信手段不断改革。他认为，由于交往革命，资本力求摧毁对交往一切方面的限制，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来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其本质便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现代新闻传播的时效要求，是这一情形的产物。”[4]其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新闻传播思想》一文中重申，“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看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终究会造成时间完全战胜空间情形，当今的互联网就是这样的现实”。[5]从移植与延展的视角，第一篇论文可看作移植，第二篇论文可看作延展，一定意义上，这两篇论文简明再现了这一信条的形成过程。正如刘洁所说，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最初虽是一个经济学命题，由于其“内在地包含着可以与新闻传播相通的理论资源和哲学内涵”，以及“新型传播技术推动下的技术变革”，彰显了“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正因如此，“用时间消灭空间”成为国内学界讨论传播时空、传播技术无法回避的命题，这也是陈力丹移植与延展该命题的时代背景。这一信条颇有影响，此后有关媒介技术演化及影响，如“时空压缩”“多重时空”“时空一体化”“中间时空”等传播时空议题的讨论，如何镇飚、田静、李曦珍等人的研究，都将讨论建立在“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公认传播学信条的基础上。[6-8]然而，随着即时移动传播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及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与传播学空间研究的兴起，时间能否“消灭”或“完胜”空间也需要进行及时再思。

摘要：文章阐述了一种前组合灯设计方案，该前组合灯远近光灯采用35W氙气灯光源，配合远近光一体式透镜，使用更小的空间同时实现远近光灯，由于氙气灯泡的出色表现，完美解决了客户对灯光效果的抱怨。该前组合灯包含昼间行车灯功能，通过LED光源，光导管式反射结构，以及电流控制电路，仅使用位置灯的空间，同时实现了昼间行车灯功能。该前组合灯采用AFS自动调光系统，通过灯光上下左右自动调节，给予客户更舒适的体验。

关键词：前组合灯；远近光灯；日间行车灯；调光系统；设计方案

目前，汽车领域，前组合灯通常包含远近光灯、位置灯、前转向灯等功能，昼间行车灯一般与前组合灯分开，放置于前保险杠上。远近光灯光源通常为普通卤素灯泡，发光形式为反射碗反射发光，现今由于造型趋势，要求前组合灯大小更窄更扁，从而导致反射碗偏小后发出光型效果差，亮度不足，客户抱怨灯光差。前组合灯远近光调光通常采用手动调光装置，通过室内的灯光调节旋钮，控制前组合灯上调光电机运转，从而使反射碗转动角度，来实现灯光的上下左右调节。

1概述

造型趋势导致的前组合灯大小更窄更扁，原卤素灯泡方案已满足不了客户对灯光效果的要求。同时，由于整灯空间小，也导致无法将昼间行车灯放置于前组合灯中。对于一些高档车型，手动调光装置也已无法满足客户操作方便性的要求。本文阐述了一种前组合灯设计方案，该前组合灯远近光灯采用35W氙气灯光源，配合远近光一体式透镜，使用更小的空间同时实现远近光灯，由于氙气灯泡的出色表现，完美解决了客户对灯光效果的抱怨。该前组合灯包含昼间行车灯功能，通过LED光源，光导管式反射结构，以及电流控制电路，仅使用位置灯的空间，同时实现了昼间行车灯功能。该前组合灯采用AFS自动调光系统，通过灯光上下左右自动调节，给予客户更舒适的体验。

2前组合灯设计方案

当代空间认识论发生了结构性转移，它强调空间的能动性、自我生成性、异质性，由此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后者将话语重心转向忽视已久的“文学空间”问题，以期在对文学空间的重新审视中，建构适应于当代空间认识论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当代文学研究对文学空间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它们也表征着20世纪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学研究从关注文本形式的内部研究走向侧重社会文化的外部研究的历程和重心变换。文学文本学空间研究当代文学研究中，巴赫金最早真正注意到了文学空间问题，他在20世纪初就提出小说的时空体概念。巴赫金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强调文学中“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文学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空间和时间标示融合在一起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1］，他以时空体为基点分析了从古希腊到现实主义小说，指出时空体是区分叙事类型特征的基础，它经历了从公共空间(狂欢广场)到私人空间领域的演变。巴赫金站在历史诗学的角度，于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审美纬度中洞察文学空间问题，提出文学的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观点，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框架。同时，弗兰克在对乔伊斯、庞德等现代小说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空间形式”概念，它是现代小说中使用并置、主题重复、多重故事、夸大反讽等的艺术手段，用以说明现代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空间化倾向。弗兰克继承了西方诗画对比说的古老传统，在形式美学角度考虑文学空间问题，把现代小说中出现的碎片化、拼贴等形式美学技巧视为现代小说的新趋向，使文本形式呈现出绘画一样的空间效果。巴什拉独树一帜，他运用现象学和精神分析法专门研究文学文本中具有诗意的空间意象和其间蕴涵的存在论哲理意蕴。对于巴什拉而言，文学文本中的诗意空间“并非物理空间和抽象逻辑空间图示，它是想象的，体验的，印证人此在的内部空间……”［2］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对文学空间的探讨角度多样，既有形式纬度也有社会文化和生存哲理纬度，文学空间含义不断扩大，从背景的、想象的、形式的、情感的、时空一体的到隐喻的、诗意的、哲理的，但对文学空间注意还只限于文本某个层面范围。

70年代以后，古伦、米切尔、佐伦等人对文学空间研究进一步深化，直接谈论“文学空间”概念和整体构成上。古伦提出文学空间是文本的空间，认为在文本中具有操纵力量是创作，它产生了文学艺术品这一文学空间，它是文字语言的，具有时间纬度，又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人格化的、认知的，总之要将文学空间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要和时间、人物、叙述者和读者联系起来而非分割开来理解。古伦首次正面论述了“文学空间”概念，他要求将作者、读者和文本空间联系起来考察，这一认识对于目前当代文学空间研究仍有启迪。W.T.J.米切尔将重点放在文本空间的整体构成上，他以“空间形式”指代文本整体空间，认为文本本身极为复杂，它是多层的，有多重的空间维度，为此，他将文本空间分为字面层、描述层、结构形式层、意蕴层来考察文本整体空间。加百列•佐伦在《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一文意在阐明文本空间结构一般模型，他将文学空间严格限定在“模仿真实空间存在于作品中重塑的空间维度”［3］，进一步细化文本空间整体构成，在垂直和水平维度上分析空间整体结构模式。相比前人，佐伦对文本空间结构分析最为严谨和细致，但是佐伦科学理性地建构他的文本空间模型，基本排斥了文学空间的想象性、情感性、隐喻性、动态性等多元内涵。

21世纪初，文学研究和理论出现文化转向浪潮，对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影响到文学空间研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叙事学家试图突破叙事理论封闭自足、过多强调时间忽视空间的缺陷，试图将社会文化语境与文本空间结合起来。弗里德曼重点放在文本再现空间(叙事)层面，为凸显文本再现空间的动态性和社会文化语境，引入作者和读者两极，格外强调读者阅读的心理建构，认为叙事文本空间结构是在阅读中逐渐建构起的，提出叙述横纵轴空间化阅读和阐释策略，水平轴是虚构人物在文本时空体的运动，纵轴是作者书写读者阐释，如此，文本与文学、社会与历史形成互文对话。弗里德曼引入作者、读者、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将文本空间构成指向一个动态形态，突破了前人将文学文本空间视为静态、同质、被动的狭隘观点，但是他立足于文本再现世界而悬置了文本空间其他层面，忽视了文本本身复杂性、多重的空间层面，且将文本叙事空间构成完全转移到读者心理建构上的做法也未必完全妥当。随后，玛丽•拉热瑞尔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指出叙事学的空间概念不应仅局限于承载事件和场所容器样的再现世界中，应包括文本各个层面。他将叙事文本空间划分为叙述空间、文本的空间延伸、文本载体的空间，文本的空间形式，提出要结合叙述视角对文本再现空间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弗里德曼的疏漏。文化学文学空间理论的建构与此同时，当代另有一条从社会文化路径通往文学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所，它以跨学科的视域，融合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洞悉文本再现空间中意识形态元语言，形成目前极为热门的当代文学空间理论。文学空间理论深受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空间认识论转型的影响。列斐伏尔、福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思想家对传统的空间观发起挑战，赋予空间和时间一样的本体论地位，强调空间的社会生成力量和异质性、多元性、能动性提出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空间的生产，将空间视为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石。90年代以来，后现代地理学进一步推波助澜，在对传统历史决定论的清算时，意欲建构历史—空间—社会的三维辩证法，以形成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文地理批判话语，实现社会批判功能。在社会理论和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空间的推动下，人文知识领域各学科(包括文学)纷纷参与空间问题的探讨上，共同积极建构空间理论，探讨空间问题，完成从时间意识向空间意识的转向。跨学科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和研究形成互动策应关系:各学科从不同角度切入文学领域，对空间的分析多少涉及文学艺术，文学理论和研究也积极参与空间理论的建构，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在吸收跨学科空间研究丰富的理论资源基础上，积极构筑出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话语。它以文学文本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景、地点等再现空间为主要对象，从文化、社会角度切入，关注文本再现空间的指涉系统，挖掘其间隐藏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意旨在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批评成果。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的兴趣并不在于追寻“文学空间”概念和“文学”本身，对它们而言，文学空间便是“文学景观”，是文学表述层面中的地理、地点、场景等再现空间和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等指涉，“文学景观最好看做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和知识的景观。”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之所以聚焦于文本再现空间，重要原因在于它非但是跨学科空间理论的组成部分和产物，还源自目前身处的文学文化转向语境。文学空间理论批评与其他文学文化、意识形态批评一样，不再纠缠于文本审美性、文学性等问题，而将它们视为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性构成的产物，是漂浮的能指和社会实践的话语结果，不再具有终极的意义价值。为此，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与后现代人文学科一道，将文学再现空间置于前台，将之视为浓缩着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文化表征和符码，对它进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实现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再现空间和文学一样成为文化研究的实践，益处在于“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以外部研究方法积极探索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体现出文学与文化间复杂的关联，尤其将文学空间拓展到能动、异质和社会生成力层面上，进一步深化了文学空间研究。如果说世界是符号系统的差异性关系的话语建构，那么文学则是关于这个话语的话语，文学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逻辑，文学空间并不等于现实空间和地理。但文学空间理论却将“文学空间”缩减为“文本再现空间”一个层面，完全忽视文本审美维度和自主性，一味趋向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必然引起丧失文学本体论的身份定位的危险。尤其重要的是，新的空间认识论坚持空间的多元性、开放性、异质性，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也必须以此为依据，在文学学科视野中，重新界定“文学空间”，建构出相应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在这点上，文学空间理论还有待继续深化和亟待自我理论建构的完善。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平面设计模式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在平面设计中创造立体空间，为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首先对平面设计多维发展的背景和技术条件进行了阐述，接着从传统手段和新手段两方面对平面设计中立体空间创造进行了研究，希望对未来平面设计中立体空间创造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平面设计；立体空间；创造；多维；新路径

信息化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不仅给平面设计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样也为平面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立体三维空间技术更是成了现在平面设计发展的重要部分，它以平面设计为基础，为平面设计提供了全新的发展途径。在此背景下，立体空间的创造成了平面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1平面设计多维发展的背景及技术条件

1.1平面设计多维发展的背景。受到多媒体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影响，传统的平面设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平面设计想要继续发展，就需要改变传统的平面设计方法，不断创新。引入高新技术就是平面设计新的发展途径，为平面设计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网络平台上的资源共享和快速传播大幅度提高了平面设计的效率，使得新媒体传播方式转向三维空间，平面设计迈向了多维发展的新路径。1.2平面设计转向多维发展技术条件。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多媒体等组成了平面设计转向多维发展的技术条件，它们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和扩大，使得平面设计逐步转向数字化，为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设计方向。互联网可以帮助设计者收集整理资料，触发他们的灵感。此外，越来越多的设计软件使得设计者能够更为快速便捷地进行平面设计。比如，随着Photoshop、CorelDraw、AI等图像处理设计软件的广泛使用，平面设计创造者的设计工作已经对这些设计软件产生了很深的依赖。一方面，软件的使用可以提高平面设计者的设计效率，大大缩减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软件的使用可以使平面设计更为严谨和专业，规避了手工操作的不利影响因素，使得平面设计的效率更佳。

2立体空间在平面设计中的创造

摘要：简要阐述了国外公共空间环境整治理论、实践以及具体的方法与措施，及其对我国城市改造借鉴意义。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势不可挡。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时期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产服务业逐渐集聚城市中心区，过快过量的城市改造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城市中心区的环境整治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加以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整治一直贯穿城市建设发展的整个历程。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城市公共空间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高潮的过程。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环境问题，许多西方国家针对不同的环境问题开始进行探索。从维也纳拆除城墙形成环绕城市中心的林阴大道，到英国将皇家公园向社会开放，兴建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公园；从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和城市公园系统的建成，到巴黎改建采取一系列环境更新措施：建设林阴道，规划城市公园绿地系统，改善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英国在19世纪末还曾在城市规划中提出Amenity的概念，将其作为促进环境更新的政策措施之一，其中包括卫生的改善、环境的美观舒适、对历史环境的保护，以及为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要，提供享受丰富多彩生活的机会等内容。并在Amenity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城市综合改善地区方法，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保障环境的舒适性。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新城建设和郊区化，城市中心区的居住人口和产业逐步转移到郊区，导致了旧城中心区的衰败。为了复兴中心区，振兴经济，各国通过城市历史保护、创造以步行街为代表的人性公共空间，发展三产旅游和社区环境更新这些整治措施，掀起了新一轮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整治的高潮。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由高速发展到速度趋缓的变化，都经历了由大规模城市改造转向注重历史文化传统、小规模的城市中心区复兴，采取逐步的环境整治措施，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变化，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经验，这些对我国当前的城市改造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部分国家环境整治实践

1英国经济发展与内城整治实践。由于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英国的城市规划偏重于新城建设，造成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许多旧城的逐渐衰落。随着70年代经济“滞胀”局面的出现，英国对运行机制进行了较大调节，采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在旧城中心区发展办公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在城市建设上从强调数量与速度的新城扩张建设，转向注重内涵、强调环境质量的整修维护，规划的主要内容由新城建设转向内城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