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范文10篇

科学是沿着一条与人们的直觉设想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它首先总结出的是那些远离我们的物体的规律，然后才慢慢的由远而近：首先是天体，然后是地球，再后是动植物的生命，最后的、而且仍然非常不完善的是人的思维。这种进程很容易解释，对于细节的熟悉反而会妨碍对其全貌的掌握，从天空中观察罗马大道的略图就比在地上更容易些。一个人的朋友可能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行为，在交往过程中，朋友们可以惊人地预感到他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只是随机而动而已，并没感到受什么规律的支配。从个人感官获得的对细节的了解出发，并不是科学探求普遍知识的捷经。不仅简单的自然规律的发现，而且我们所知的世界渐进发展的原理的获得，也是从天文学开始的，但是不同于前者的是，后者发现，其最引人注目的应用却是与地球上生命的成长紧紧相关的。我们今天了解的进化原理，尽管始于天文学，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科学价值却体现在地质学和生理学上，在哥白尼体系取得胜利之后，进化原理必须与顽固的神学偏见作比天文学更困难的斗争。

事实上，整个发展与渐进成长的理论是从牛顿才真正开始的，该理论如此年轻，对现代人来说很难想象。按照传统的观点，世界是在六天中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现存的天体、现存的动物、植物以及在大洪水中绝迹的动物、植物，在被创造的那个时候就都是现在的样子。至于说把宇宙的发展作为一个法则，神学家们主张，应该象大多数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只是在人类堕落时种种灾难的一种结合的后果。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某些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还是吃了。结果，上帝惩罚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都不能永生，而且即使是他们最遥远的后裔，除了按计划选定的以外，死后也都要在地狱遭受永久的惩罚，在谁会被选定避免惩罚的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从亚当的罪孽开始，所有动物便开始互相杀掠，荆棘丛生，四季更替，大地临祸而不再为人类提供丰盛的品物，人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养活自己。一时间人类曾变得如此邪恶，以致上帝必须以大洪水淹死除了诺亚、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之外所有的人类。后来人类并没有从此变好，但是主还是许诺不会再来一次盖世洪水，而是限制于时而制造些火山爆发或者地震以示惩罚。

应当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当作实际发生的史实来对待的，它们或者直接源于圣经，或者从其中的文字导出。创世的具体日期可以从《创世纪》中的家谱中推导出来，它记载着每一个世系的族长在多大年龄时生了长子。由于某些模棱两可情况的存在，以及七十三人译本与西伯莱语版本文字的不同，对具体时间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是基督教世界广泛承认的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它由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乌舍(Usher)大主教莱特福特(Lightfoot)确定，虽然莱特福特认为如果更细心的对《创世纪》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到更精确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人类是在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被创造的。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成为一成不变的信仰，你可以相信亚当和夏娃是在十月十六日或者十月三十日诞生的，只要你能从《创世纪》找到根据，就不会有泄渎圣灵之嫌。那一天是星期五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上帝在星期六休息。

科学被指望着要接受这种创世历史的限制，而那些认为这个可见的世界只有6000年实过于短暂的人则受到强烈的攻击。虽然不能再把他们处以火刑或投进监狱，但是神学家还是千方百计对他们的生活制造不幸，想方设法阻止他们的理论的传播。

牛顿的研究成果虽然使哥白尼理论获得认同，但是它却丝毫没有动摇宗教的正统观点。牛顿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很深宗教情结的人，他相信圣经文字可以启发灵感。他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由发展而来的世界，虽然他的讲义上并没有那样写，但是他认为非常可能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同时被创造的。他认为是上帝的手最初推动了行星，使它们有一个足够的切线速度才不至于落向太阳，只有在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才服从引力定律。虽然在他写给班特莱(Bently)的私人信件中，也曾设想太阳系可能是从一个接近均匀分布的原始物质形成的，但是他公开和正式的观点，似乎更倾向于太阳和行星一开始就被创造得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样子，并不存在一个宇宙进化过程。

从牛顿那里，在十八世纪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信仰：即上帝是规律的制造者，他首先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制定了所有事物必须遵从的规律，而以后的发展上帝就不再干预了。正统的观点是，在总的规律下也容许有例外，那就是与宗教相关的奇迹。但是自然的崇拜者却不相信例外，他们认为一切都为自然规律所支配。这两种观点在教皇的《关于人》的杂文中都有涉及。关于存在例外，他在其中一段写到：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多种学说或观点，如所谓的“冲突说”、“相互关联说”、“认识的不同状态说”、“完整知识说”等等（注：“冲突说”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1875年英国科学家J.W德雷伯(J.W.Dra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相互关联说”认为，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情，各自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许多科学家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识的不同状态说”是孔德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理智的内在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了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连续的阶段：宗教充当了人类知识的必然出发点，而科学则提供了量终的认识状态。“完整知识说”是19世纪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他认为，实证科学、哲学、宗教的综合，即所谓的“完整知识”，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结果”。）。这些观点虽然彼此间在基本内容和原则上相距甚远，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仍都局限于科学与宗教“对抗”或“非对抗”的二元关系模式，没有考虑或者完全排除了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与“非对抗”模式都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都能解释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总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不能解释。对抗模式基于中世纪宗教对科学的迫害，如实地描述出西方近代史上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史，但它很难合理解释现代条件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对于杰出科学家，如刻卜勒、波义耳、牛顿可以同时是虔诚的宗教徒，甚至出于宗教的目的而研究科学这类现象，也很难解释清楚。非对抗模式却恰好相反：如果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并为“关于事实即追求真”与“关于价值即追求善”的关系，或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作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它们在历史上就不应该也不会表现出如此尖锐的矛盾冲突。这说明，过去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有一种简单化倾向，这种简单化造成了一种二难境地：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人们熟知的常识，而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理论上缺乏研究的神秘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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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对此很多人感到诧异，象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难道也信奉上帝吗？这个问题也曾引起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大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信仰的“上帝”决非宗教徒所信仰的拟人化的上帝。诚然，这种理解是对的，但仅仅指出这一差别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回答了爱因斯坦“不信仰什么”，而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信仰什么”。爱因斯坦是一个有着深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而且在科学史上，与爱因斯坦有着同样宗教感情的科学家也不乏其人，对这种现象我们应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了解科学家的思想、感情和信念是颇为有益的。本文试图通过对爱因斯坦宗教信仰的剖析，从科学与宗教的联系中去寻找答案。

爱因斯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宗教信仰？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929年，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曾给爱因斯坦发了一份电报，问这位大科学家“您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⑴在另一次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时，也作了同样的答复：“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斯宾诺莎）。”⑵很明显，爱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斯宾诺莎的上帝的含义作一简略的考察。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把神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泛神论者所说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内的一切事物的内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谐的秩序。在欧洲哲学史上，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希腊，泛神论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无处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语，‘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实体⑷。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⑸。由此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否定，本质上是无神论。对此，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宾诺莎的所谓“上帝”就是自然。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上帝”就是指和谐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我“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把这两种无处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测的伟力等同起来，这两种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问这个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但它们对此作出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指的是上帝，另一个指的则是世界秩序。

泛神论者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的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和谐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种观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对尚待发现的神秘的宇宙规律的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必须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正是广义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这种感情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在后者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可是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⑽。显然，在科学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却能激起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感情。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热追求和崇拜，构成了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在挚着、虔诚和狂热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对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与宗教徒那种盲从的，无条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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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多种学说或观点，如所谓的“冲突说”、“相互关联说”、“认识的不同状态说”、“完整知识说”等等（注：“冲突说”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1875年英国科学家J.W德雷伯(J.W.Dra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相互关联说”认为，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情，各自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许多科学家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识的不同状态说”是孔德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理智的内在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了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连续的阶段：宗教充当了人类知识的必然出发点，而科学则提供了量终的认识状态。“完整知识说”是19世纪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他认为，实证科学、哲学、宗教的综合，即所谓的“完整知识”，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结果”。）。这些观点虽然彼此间在基本内容和原则上相距甚远，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仍都局限于科学与宗教“对抗”或“非对抗”的二元关系模式，没有考虑或者完全排除了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与“非对抗”模式都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都能解释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总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不能解释。对抗模式基于中世纪宗教对科学的迫害，如实地描述出西方近代史上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史，但它很难合理解释现代条件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对于杰出科学家，如刻卜勒、波义耳、牛顿可以同时是虔诚的宗教徒，甚至出于宗教的目的而研究科学这类现象，也很难解释清楚。非对抗模式却恰好相反：如果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并为“关于事实即追求真”与“关于价值即追求善”的关系，或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作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它们在历史上就不应该也不会表现出如此尖锐的矛盾冲突。这说明，过去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有一种简单化倾向，这种简单化造成了一种二难境地：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人们熟知的常识，而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理论上缺乏研究的神秘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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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宗教与科学是人类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的相互关系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矛盾和冲突关系。作为能满足人们不同需要的两种社会存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确实有矛盾和冲突，但在人类生活中，二者又可以表现为彼此独立、和平共处，有时还会相互促进，而且这后一种情形还更普遍。

宗教与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一问题，人们至今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人们现在的观点多停留在那种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简单地看成相互矛盾冲突的水平上，而没有看到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事实上，宗教与科学作为人类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的关系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和冲突固然是人们最容易看到和感受到的，但这毕竟只是宗教与科学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且根据我们的考察这还并不是它们相互关系的主流。宗教与科学既存在相互矛盾和冲突，又存在相互独立和相互促进。而且后一种情况还更普遍。作为人类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与其说它们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不如说它们之间具有更多的统一性。本文就是试图对宗教与科学这种复杂关系作初步的说明。

一

在人类社会，自从文明产生可以说宗教就伴随着产生，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几大宗教都有着一千多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而科学尤其是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现代科学，其历史则要短得多。不过如果追溯到较古老的科学形态，其历史亦有千年以上。在历史上，宗教和科学，它们之间虽不乏冲突和矛盾，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还是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社会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相互之间和平共处。这种情况在当今社会可以说更是如此。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相互独立、和平共处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宗教与科学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和影响，各自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此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一种科学和非科学的关系。宗教是一种非科学的东西，它有其自身的特殊存在形式和发展规律，但它与科学并不发生根本的冲突，所以不会影响科学的发展。此时，尽管宗教在思想上和价值观上并不是科学的，但它并不反科学，而是保持一种中立立场。而此时科学也努力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避免卷入无畏的神学争论，对宗教神学亦保持一种中立态度。这样，宗教与科学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为什么宗教与科学之间会出现这种相互独立、和平共处的局面呢？如果按照某些传统的观点，宗教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世界观而科学则是有关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真理，宗教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独立、和平共处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站在宗教和科学本身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整个人和人类的需要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疑问就会迎刃而解。众所周知，科学是建立在逻辑理性基础上的对事物作客观认识的知识体系。当科学知识通过技术设备的转化运用于生产实践中时，它就可以创造出各种财富以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宗教则是人们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走向无限性的形式。通过宗教生活，人们可以在对神的信仰和追求中摆脱各种烦恼、痛苦和恐惧，获得内心的安宁和自由。在具体的功用上，科学是功利的，它主要是为人提供各种现实的生理和心理尤其是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宗教则是非功利的，它提供的则是超超越功利超越现实的精神需求和价值需求的满足。对任何社会来说，不仅需要功利性的现实需求的满足，以维持人的生存和社会存在；同时也需要超功利的精神需求和价值需求的满足，以维持人的存在和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可见，宗教与科学都是任何社会需要的反映，它们不仅不是根本对立的东西，而且是相互补充的东西。它们同时存在以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和必须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宗教与科学的相互关系中，他们的相互独立、和平共处也必然是一种最正常最普遍的情况。由此，我们对当今社会一方面科学日益发达，另一方面宗教也繁荣昌盛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二

1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多种学说或观点，如所谓的“冲突说”、“相互关联说”、“认识的不同状态说”、“完整知识说”等等（注：“冲突说”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1875年英国科学家J.W德雷伯(J.W.Dra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相互关联说”认为，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情，各自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许多科学家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识的不同状态说”是孔德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理智的内在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了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连续的阶段：宗教充当了人类知识的必然出发点，而科学则提供了量终的认识状态。“完整知识说”是19世纪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他认为，实证科学、哲学、宗教的综合，即所谓的“完整知识”，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结果”。）。这些观点虽然彼此间在基本内容和原则上相距甚远，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仍都局限于科学与宗教“对抗”或“非对抗”的二元关系模式，没有考虑或者完全排除了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与“非对抗”模式都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都能解释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总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不能解释。对抗模式基于中世纪宗教对科学的迫害，如实地描述出西方近代史上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史，但它很难合理解释现代条件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对于杰出科学家，如刻卜勒、波义耳、牛顿可以同时是虔诚的宗教徒，甚至出于宗教的目的而研究科学这类现象，也很难解释清楚。非对抗模式却恰好相反：如果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并为“关于事实即追求真”与“关于价值即追求善”的关系，或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作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它们在历史上就不应该也不会表现出如此尖锐的矛盾冲突。这说明，过去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有一种简单化倾向，这种简单化造成了一种二难境地：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人们熟知的常识，而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理论上缺乏研究的神秘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2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界本质的看法。现实的科学活动以由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结构”为基础。前理解结构是人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获得的他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本质力量。毫无疑问，和哲学信念一样，对自然的宗教信念也是这种作为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前理解结构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被字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激起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这种对自然的合理结构和未然秩序怀有的类似于宗教的深深敬畏和赞叹的心理状态，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起到前提和预设的作用，是“科学家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4]。虽然宇宙宗教和恐惧宗教、道德宗教相比，没有人格化的上帝，没有教义和组织，也没有一套祭献的仪式和规矩，但它却反映了一切宗教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即根植于深深敬畏和赞叹中的信仰。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爱因斯坦才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5]。这实质上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的真正原因。

内容提要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冲突模式”有其特定的学术基础，随着那些作为基础的研究结论日益遭到挑战，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应该走出旧的模式。本文正是为了这一研究角度的转变，将科学与宗教的内涵、结构、认同机制等方面进行比较，说明超越辩解或反驳、走向综合理解的可能性。

关键词科学宗教基督教关系

自从德拉坡(J.W.Drap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1874)和怀特(A.D.White)的《基督教国家中的科学与神学战争史》(1896)问世以来，“冲突”和“战争”之类的术语几乎成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代名词，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后辈学者的脑海里([1],P.59)，并在大哲学家罗素的支持下广为流传。人们似乎不愿注意到德拉坡的全部冲突事例都是关于天主教，“新教则总是欢迎科学”([1],p.61)的评述；也没有注意到怀特关于“科学与宗教将手拉手走到一起来”([2],p.xii)的信念；更不愿意严肃对待拜里(JohnBaillie)对罗素的批评。([3],p.5)对于上述观点的流行，怀特海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忧虑。他把科学与宗教看成是“对人类具有影响的两种最强大的普遍力量”，并为两者“彼此似乎是对立的”而感到不安。他提醒人们注意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认为“未来的历史过程完全要由我们这一代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来决定。”([4],p.173)虽然他的“过程哲学”没能对他的早期合作者罗素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他的工作和默顿对清教徒的经验研究是本世纪上半叶对上述“正统观点”最有力的挑战。此后，出现了吉里斯皮(C.C.Gillispie)的《“创世纪”与地质学》、霍伊卡的《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等专门性的科学史著作，严肃地对上述论点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一些综合性理论研究也相继展开。尽管研究者们在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论点各异，但他们几乎都认为这一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为此，本文将对两者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比较，为走向两者关系研究的综合理解奠定基础。

一．科学与宗教的内涵

许多学者在研究体现着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事件或批评早期的研究结论时，都认为当事人或研究者未能将科学与宗教的性质进行区分，甚至产生了许多误解。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不可能给科学或宗教下一个包罗万象、界限分明的定义，从它们的定义将其进行区分。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科学与宗教的基本方面进行描述来说明两者的区别。

（一）科学与宗教是什么？

为推动建立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根据县委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的总体要求，县宗教局积极组织开展深入学习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全面深刻分析检查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促和谐”的工作目标，针对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事关全局、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经局领导班子认真分析研究，我们对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疏理和分析，特提出如下整改落实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落实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服务稳定发展大局。宗教工作抓住两个根本，即根本要求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根本任务是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狠抓基层基础工作，立足长远统筹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谋划工作的依据、推进工作的动力和检验工作的标准，确保全县宗教工作全面、协调、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整改的重点事项

(一)进一步清晰推动宗教工作科学发展的思路。

(二)加大引导宗教工作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宣传深度和广度。

摘要：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可以将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论态度定位为科学的无神论，但不能将其“科学”视为自然科学或数学意义上的科学，而应把握为超越科学的真理性维度。因为在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中蕴含着理性对于知性、辩证法对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上的超越与变革，这就决定了它的内涵已超出了“科学”而达到了“真理”无神论的理论层次。自西方近代以来，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是仅就宗教表象进行批判的，应隶属于知性的科学无神论；马克思的无神论立足于宗教的实践“内容”，是辩证思维层次上的真理无神论。

关键词：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科学与真理；知性与理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其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理论前提，我们在其宗教批判的整体思想中也能清楚地看到其不信神、否定神以及痛恨一切宗教偶像的无神论立场，更能洞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通过消除生产异化的方式来让人类从宗教的精神“鸦片”中得以最终解脱的，可以说，“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①就是马克思标榜自己无神论思想的“座右铭”。在理论研究中，我们经常用“科学无神论”来定位和表达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因为它更加直接地彰显出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的正确性、彻底性和对其他非科学无神论思想的超越性。正如任继愈先生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无神论问题上的彻底性，并不在于它主张科学无神论的坚决性，而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②然而，由于“科学”概念在应用上更主要地指向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这便导致我们常常以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科学正确性”来解读和阐释哲学内容的正确性，用科学作为标准来衡量、评判甚至裁断哲学的思维方式，结果导致“哲学科学化”的研究方式大行其道。理论研究上的与时俱进要求我们，不能再用“科学无神论”来标识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否则就会导致存在于马克思无神论思想自身中的真理性质被遮蔽起来，这不仅会让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有被误认为知性解读的可能，而且也忽视了马克思无神论与以往无神论思想在“科学与真理”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而要恢复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之中的真理之维，首先要将“科学”与“真理”的内涵放置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然后再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扬弃”关系中重新审视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中蕴含的超越科学的真理本性。

一、德国古典哲学中“科学”与“真理”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

哲学自古希腊产生以来就担负着运用人的理性去把握本体并形成真理的知识论使命，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就是人类运用理性（语言、话语）对内在于宇宙之中的“原理”进行逻辑上的真理表达，而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则是要求理性通过克服欲望的方式而不断地向上、追求本体之“真”，正是这两种哲学精神的“基因”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促进，使得哲学与最高的知识、第一哲学等真理之学之间始终保持着“形上”的同一性，“爱真理”、“爱智慧”、努力追求形上真理也成了哲学的终极使命，而此时科学的萌芽还潜在地埋藏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到了近代，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独立的理论形态从哲学的母体中脱颖而出，科学知识由于其具有的普遍必然性而成为那个时代一切知识的典范，并成为近代哲学建构其理论形态的“模板”，进而“哲学科学化”也成为当时打造形而上学的时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英国出现了经验论哲学；与数学的发展相适应，欧洲大陆哲学家们试图用数学方法来建构其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正如斯宾诺莎说的那样：“在研究和传授学问时，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乃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①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二者高度融合，哲学首先必须是科学的，哲学要像科学一样为人类提供精确的、普遍的必然的知识。然而，当休谟的怀疑论出现后，这一良好的哲学愿景被无情地打破了，休谟直接对科学知识中“普遍必然性”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并导致了知识论危机的出现。诚然，知识论危机并不是科学本身出现了“危机”，而是让哲学家执着地效仿科学来建构哲学的理想化为了泡影，若要重建形而上学，方向只有一个，即突破“哲学科学化”的原有模式，重新考量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将哲学打造成为超越科学的真理之学，哲学才能重获新生，因此，“超越科学”就成为德国古典哲学重建形而上学的共同理念。德国古典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将哲学打造成为具有真理性的知识论形而上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科学何以可能”率先找到了主体的先验根据，从而化解了近代哲学陷入的知识论危机。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它仍然不是绝对知识，因为它不具备真理的性质。因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并非是“第一性的”，而是由主体中先验认识形式的普遍性所决定的，科学知识只是关于现象的相对知识，而不是关于事物自身的真理性知识。同时，未来的形而上学也不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经不起怀疑论的拷问；数学的方法虽然可靠，但却局限于先验的时空形式，从而不能对现象的内容形成知识。因此，未来的哲学将建立在主体先验的基础之上。以“质、量、关系和模态”为根基建构起未来的形而上学，康德称这种哲学方法为“建筑术”。“我把一种建筑术理解为种种体系的艺术。”②但由于康德将未来的形而上学建立在先验的主体自我之上，而关于事物自身的真理则被排除在人类的知识之外，所以，康德虽然在形而上学建构上首次完成了哲学对科学的超越，但严格说来，这种“超越”仍然局限在主体之内，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只能作为现象世界的最高知识，它具有先验性，还不具备切入事物自身内容的真理性。费希特沿着康德的先验道路将形而上学提升到最高的知识学，而科学则成为知识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非我限制自我的理论知识，知识学是包含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的最高原理和根据。费希特的知识学虽然超越了经验主体，进入到了纯粹先验主体之中构成了最高知识，但其知识学对科学的超越仍没有走出“唯我论”的主体困境。谢林充分地意识到作为最高的哲学知识不能只与主体的理性活动有关，而与事物自身的内容无关，这会让哲学知识失去客观实在性的基础。谢林主张，“一切知识都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为基础”。①因此，谢林认为最高的哲学知识必须要超出主观和客观两者之间非此即彼的存在论立场，而转向主、客同一的知识学立场，真正的哲学要以主、客观存在之上的同一“绝对理性”为对象，才能让哲学达到最高知识的“真理”之学，而科学作为客观理性无非就是存于自然物质世界之中的“绝对”而已。因此，科学隶属于同一哲学之下，哲学是最高的知识，是科学的科学。可惜的是，谢林虽然将哲学确立为真理，但在如何把握“绝对”进而得到真理的认识方式上却诉诸于个人天才的艺术直观，从而给哲学真理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黑格尔反对谢林的神秘直观，主张诉诸于辩证逻辑的方式，这便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提升到思辨理性的认知方式之中，最终确立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黑格尔首先明确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分：一是科学是有限性的知识，自然科学是基于事物表象而形成的知识，数学知识的对象（数和几何图型）就是抽去了事物所有内容的纯形式。“几何学可以下许多好的界说，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空间，是一个异常抽象的对象。”②因此，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都不是关于事物自身“内容”的知识。而哲学对象是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的理念和内容，哲学就是要对事物的“内容”形成真理性的、整体性的知识。因此，科学只是相对的知识，它停留在事物的表象或形式之上，而哲学知识才是绝对真理。二是在黑格尔看来，科学与常识和以往的形而上学一样都是运用知性思维来形成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具有其所不可克服的先天“缺陷”，即知识所抽象出来的概念是无“内容”的抽象普遍性，知识所形成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事物自身的必然关系，它只是外在于“内容”的、彼此之间隔离的偶然联系。正如黑格尔所批判的那样：“然而在一般经验科学的范围内，一方面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或类等等本身是空泛的、不确定的，而且是与特殊的东西没有内在联系的。”③哲学运用的是思辨思维，并对事物自身的“内容”形成知识，它以事物的“理念”作为内容，而将表象与表象间的关系视为以“内容”作为根据相联系的有机环节，是全体真理性和环节必然性的统一，从而达到人类对于事物的真理性知识的把握。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科学是知性的表象知识，而哲学则是理性的内容真理，这便在认识的层次上严格地区分了科学与真理的界限。三是科学方法属于知性方法，不能做哲学的运用。科学运用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自然科学主要运用分析方法，而数学主要运用综合方法。分析方法只是将事物表象由整体向其构成的部分不断地拆分，而综合方法无非是把纯粹的形式进行抽象的演绎罢了。对此，黑格尔说：“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④而哲学的方法不是外在于事物的“形式方法”，而是与事物内容的存在与展开相一致的方法，黑格尔称这种哲学方法为“既分析又综合”的思辨方法，“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⑤黑格尔虽然严格地区分了科学与哲学，但却没有将二者的关系对立起来，黑格尔认为作为事物内容自身的发展包含知性的肯定、辩证的理性和思辨的理性三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环节，理性对于知性的超越不是外在的超越，而是将知性包含在自身之内完成了对它的超越，即内在超越。哲学对科学的超越关系也是如此，哲学是将科学作为进入真理的环节而包含在自身之中，从而完成哲学对于科学的内在超越。“思辨的科学与别的科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样的：思辨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内容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加以承认与利用，将经验科学中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等加以承认和应用，以充实其自身的内容。”①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蕴含着哲学对科学的超越，特别是黑格尔不仅指出了科学知识之中存在着自身无法摆脱的知性局限，而且将哲学提升为理性思维层次的真理之学。哲学之所以成为真理，在于其运用思辨的方式把握存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容、理念，从而在哲学中树立了“思辨思维”和“辩证法”的知识论权威。当然，宗教也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对宗教的认识也突破了以往的知性宗教观，并将对宗教的理解提升到思辨理性的理论高度。

二、西方近代以来知性无神论与理性无神论的理论实质分析

摘要：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的理解，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文章对学术界的某些观点作了辨析，指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等同为“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概念的外延不包括党和政府的具体宗教政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内涵外延辨析

马克思主义宗教是党和政府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基础。但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术界的理解并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它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关于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说明有关宗教的各种基本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前所有的宗教理论所不具备的独有的特色，也是它的独特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