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范文10篇

财政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确立科学的理论基础，因为科学的理论基础是规范正确的研究方向、确定正确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科学的研究结论、建立合理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

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近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思维方式、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经济学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似乎又拉大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我国财政理论中应用理论的研究较为滞后，多限于对财政分配过程的描述及对现行制度政策的诠释上，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应用理论体系。因此一些应用经济学理论纷纷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挂钩而与传统经济学脱钩。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只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就行了，不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首先，西方经济学应用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照搬显然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持上述观点的人恐怕并没有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就断言它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的需要了，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解。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理论基础的完整性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有自己区别于其它科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要正确、有效地探索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必须要坚持理论覆盖面的完整性，首先就要求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内容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其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加以理解。哲学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财政经济理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政府等观念，都是一定的哲学思想运用于这些领域得出的结论，它是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界定财政的概念、性质、运行体系、职能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明确财政作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与国家的本质联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利于国家职能实现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经济周期理论等，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理论和相应的财政政策理论的理论基础。三个组成部分有机联系，不可分割，如果只以其中的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很难全面地认识这种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社会实质，也就很难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了。

二、理论基础的政治性

关于财政同政治、国家、社会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根据对历史实践经验的科学分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如：从社会制度产生和建立的角度，作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的理论；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与职能实现的角度，作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和“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以及“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的结论；从国家改革策略任务实现的角度，作出：“如果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没有成就，我们的一切根本改革就会遭到失败”的结论；从财政与政治关系的角度，作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结论，并把财政工作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工作之一”，把政治观点确定为财政工作的首要观点，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可见，政治性是财政的本质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古往今来一切国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利用国家、法律、民主等形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上的统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立法机关（议会）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对政府的立法监督，体现出相当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是实现财政管理法制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制度存在着相当随意的现象，制度多变，缺乏可行性和权威性，财政管理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普遍，民主法制制度不够健全，财经纪律松驰，方针政策贯彻不力，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因此，以民主法制为依据的现代财政监督机制亟待建立，确立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也决不应把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方针政策等因素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意无意将其排除在财政范围之外。

近代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从实在论中挣脱出来获得其独立的，它在本质上是反实在论的。然而随着人类的视野向着微观和宇观两极领域的不断拓宽，科学日益远离人的感性经验而不得不极其明显地依赖于人的理性建构。这种状况不仅使传统的唯名论、经验论和实证论具有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而且由此引发了古老的理性主义的再度复兴。为了重振唯物主义雄风，形形色色的科学实在论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所谓科学实在论从其诞生以来，虽然前赴后继、声势浩大，却总是抵挡不住反实在论的进攻。其中的原因当然各种各样，然而有两个根本的缺陷则是在这些科学实在论中普遍存在的：其一是不了解实在观念的认识论根源及其超越本性，没有从终极意义上去把握实在观念从而难免流于肤浅；其二是囿于具体的殊相层面，没有能够到抽象的共相层面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结果是发现科学理论的多少构成要素就创造多少实在论。本文针对这两个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基础上阐述一种彻底的反实在论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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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还是从其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从实在论中挣脱出来获得其独立发展的，它在本质上是反实在论的。然而随着人类的视野向着微观和宇观两极领域的不断拓宽，现代科学日益远离人的感性经验而不得不极其明显地依赖于人的理性建构。这种状况不仅使传统的唯名论、经验论和实证论具有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而且由此引发了古老的理性主义的再度复兴。为了重振唯物主义雄风，形形色色的科学实在论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所谓科学实在论从其诞生以来，虽然前赴后继、声势浩大，却总是抵挡不住反实在论的进攻。其中的原因当然各种各样，然而有两个根本的缺陷则是在这些科学实在论中普遍存在的：其一是不了解实在观念的认识论根源及其超越本性，没有从终极意义上去把握实在观念从而难免流于肤浅；其二是囿于具体的殊相层面，没有能够到抽象的共相层面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理论，结果是发现科学理论的多少构成要素就创造多少实在论。本文针对这两个问题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基础上阐述一种彻底的反实在论科学观。

1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哲学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分析，还是从其社会历史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自然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党的先进性是对党的性质的基本要求，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保持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决定党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

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坚持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科学理论，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要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科学理论，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蕴藏丰富的理论宝库，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要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与马列主义是一脉相承、统一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深入学习研究*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坚持实践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要自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切忌教条主义，切忌脱离实际。要在丰富的先进性建设的实际中，不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扎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科学理论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指导作用。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党的先进性建设从来都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概括，党的基本理论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把握时代性。时代在前进，每一时代的人都有责任解决所处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应当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做到与时俱进。纠缠于过去的失误或沉迷于以往的成就、固步自封，只能落到时代后面，犯下历史的错误。

二是把握规律性。认识规律来源于实践，创新的基点就是实践，我们应当通过实践把握客观规律，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错综复杂的问题，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在实践中求创新。要反对那种为创新而创新、扯“创新”虎皮作大旗的作法，这种所谓的创新只是“标新立异”，其内容是空洞的，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理论创新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影响从性质上来说有推动和阻碍两种不同的作用，从进程上来说有加速与延缓两种不同的类型。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创新都能推动和加速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过程，只有科学的、遵循客观规律的理论创新才能够引导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种遵循客观规律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因而是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品格的、能够指导我们不断前进的理论创新。

始终坚持观察客观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理性的唯一客观基础。观察的客观性是理论变革的出发点。理论创新的关键是突破过时的、不适应当前情况的旧观念的局限性。这就要求人们破除“唯本本”、“唯古”、“唯心”等错误观念的影响，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面对客观实际，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现和把握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规律性，实现理论创新，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正确指导实践取得成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不断丰富发展，关键就在于贯彻了始终坚持观察的客观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从而使自身能够不断获得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内容。

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体系，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理性的认识论根源和不竭动力。“三个代表”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一个随着实践的进步不断丰富和不断前进的思想体系。要维护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必须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上来。“三个代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脉相承的实质，就是要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作为当代共产党人立足于现实实践创立的科学理论，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着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永葆活力。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即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三个代表”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在当代，我们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课题都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面对的问题有所不同，国际、国内和我们党内的许多新变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变得十分复杂。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还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指导社会实践的进步，就成了能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三个代表”从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出发，着眼于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方法论的科学性保证了自身真理性的现实性。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摘要：温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通过对坎布里亚羊事件进行详细分析，温认为，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有问题的不是公众对科学的无知，而是科学自身和科学机构的无知；但是科学及其机构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缺点，缺乏内省性。相反，这种内省性在坎布里亚地区的公众中却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温对传统的英国公众理解科学理论模型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他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看法。本文讨论分析了他的可称为内省模型（reflexivitymodel）理论。

关键词：公众理解科学，缺失模型，内省模型，地方性知识

Abstract:BrianWynn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studies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ntheBritainwhocriticizesthetraditionalmodel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anddefinesitas“deficitmodel”.Hisownstudy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sdefinedas“reflexivitymodel”.Wynne’sstudywas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theaffairsofsheepofCumbriaandhefoundthattheproblemwasnottheignoranceofthepublicbutofthescienceitselfandscientificinstitution.Scienceanditsinstitutionwerenotawarenessoftheirowndefect,lackingofreflexivityexpressedinthepublicevidently.

Keywords: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deficitmodel,reflexivitymodel,localknowledge

布赖恩·温（BrianWynne）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兰卡斯特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如技术决策、风险和环境问题等公共政策领域中的科学权威的建构。1988年到1990年期间，温曾经负责领导了兰卡斯特的一个有关科学技术的公众解释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得到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

他利用对英国坎布里安羊事件的案例分析所做的研究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反复被有关学者所提起并引用。

全市各团组织的努力下,团结协作，真抓实干，使共青团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五年来。并得到上级团组织的充分肯定。先后被评为全市就业与社会保证工作先进单位、全省共青团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全市人口和计生工作先进单位、全市双拥工作模范单位等。这些荣誉的取得，既扩大了共青团组织的影响面，又推动了共青团事业新的发展。现将五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经济跨越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五年，十一五”期间。也是青年发明青春业绩、共青团事业阔步向前的五年。五年来，市委和上级团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共青团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省第八次党代会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与共崛起、跨越发展献青春”为主题，紧紧掌握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青年的主旋律，积极引导青年投身经济社会建设，竭诚服务青少年生长发展，努力推进团的自身建设，开创了全市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

（一）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思想，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呈现新气象

五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顺应时展潮流，把握青少年思想脉搏，不断解放思想、创新形式，引导青少年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全市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显着提高。科学理论武装不断深化。始终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青少年，以团干部和青年骨干为重点，通过举办培训班、报告会、主题团日、网络论坛等各类有效载体，引导团员青年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团十六大精神，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构筑当代青少年的思想基石。主题教育活动持续开展。紧紧抓住重大节日、纪念日等契机，深入推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按照分层分类引导青少年的原则，组织开展了“与祖国同行，做四好少年”、“民族精神代代传”、“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学习沈浩精神，争创青春业绩”、“我与祖国共奋进”等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五年来，团市委共牵头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余项，青少年直接参与5万多人次。青年优秀典型不断推广。坚持“典型引导、示范带动”的原则，举办了市“杰出（优秀）青年卫士”、“四好之星”、“青年文明号标兵”等评选活动，表彰了一大批先进团组织、优秀团员团干和杰出青年群体，营造了学先进、赶先进、比奉献的浓厚氛围。

（二）坚持围绕党政工作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五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党政工作大局，积极引导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让广大团员青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的实践中展现风采。扎实推进青年就业创业行动。多人参与技能培训，发放青年创业小额贷款4781.3万元，扶持创业青年人。此外，我们还积极争取省财政青年创业小额贷款贴息资金13.4万元，惠及创业青年353人；推进项目运作，建立各类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1个，累计提供见习岗位32个，33名青年参与见习，岗位对接率达12%；组织开展“青年精英与大学生面对面”系列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syb培训班等，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智力、经验和方向等方面的支持。大力实施青工技能振兴计划。开展青年创新创效行动和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青年岗位能手争创活动，组织青工技能培训475场次，培训青工4.2万人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青春建功新农村行动”为统揽，大力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广泛开展农村青年实用技能培训，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余期，培训农村青年1万多人次；以“城乡互联共享发展”为主题，紧紧围绕组织共建、创业共扶、文明共育、爱心共献等四个方面内容，组织各级团组织和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与三县十九个乡镇进行结对。常年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三下乡”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大凡卓有成效的科学家，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对科学理论评价问题有独到见解的科学大师，他关于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的论述，即使今天看来还是那么引人入胜。本文主要就爱因斯坦的有关见解作一阐释，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两个评价标准——“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

晚年，爱因斯坦把自己在科学实践中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思考和提炼。在“自述”(1946年)这篇有名的回忆录中，他在开始批判那个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之前，论述了批判各种物理学理论的普遍观点。爱因斯坦明确提出，评价科学理论有两个标准。他认为：“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它“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薹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分别称这两个标准为“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它们可以看作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

爱因斯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写道：“虽然概念体系本身在逻辑上完全是任意的，可是它们受到这样一个目标的限制，就是要尽可能做到同感觉经验的总和有可靠的(直觉的)和完备的对应关系；其次，它们应当使逻辑上独立的元素(基本概念和公理)，即不下定义的概念和推导不出的命题，要尽可能地少。”(pp．5～6)就这样，爱因斯坦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评价科

学理论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而且认为内部标准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在科学史上和哲学史上，像这样径直从两个方面提出评价科学理论标准的，恐怕很少有先例。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对当代科学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代科学哲学文献中所谓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后验标准和先验标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与爱因斯坦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有相通之处。

二、两个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的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贯穿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认真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就找到了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一把金钥匙；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抓住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关键所在。青海作为我国西部的欠发达省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科学理论品格。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强调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强调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落实“五个统筹”。总起来看，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出鲜明的科学理论品格。

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各地包括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党的建设得到继续加强，从根本上讲就是得益于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为我们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我国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须正确处理一些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