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价值范文10篇

自从C.P.斯诺、萨顿诸人倡言科学与人文已形成两种文化以来，几十年倏尔过去，论者自论之，科学与人文的歧异，却似乎有增无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称：“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概念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c·Dr³¾p

【关键词】思想/科学价值/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1医学人文精神医学人文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在医学卫生实践中的应用与体现。医学实践的特点决定了医学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对病人的价值，即对病人的生命与健康、病人的权利和需求、人格和尊严的关心与关注。医学人文精神是一种以尊重为核心的人道伦理意识和精神。医学的本质特点最能体现人文精神。医学与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医务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医学实践活动更好地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使人的人格受到尊重，个性得以全面发展，使医学的科学价值与人的价值相统一。这正是医学人文精神的精华所在。医学不仅仅要把病人当作一个生物体进行治疗，更重要的是把病人当作一个社会的人进行治疗。医学这种人为和为人的显现事业是与人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医学是爱人、救人、帮助人解除痛苦的科学。要实现这一目标，医学必须具备关爱人的品格。医学既具有科学技术的一般属性，又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医学是一门直接面对人的科学，即以人为研究客体，又直接服务于人。医学比任何别的学科更强调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服务于人是医学的最终价值目标。医学人文精神不仅表现在人文文化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而且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具有意义和价值。

2医学学科的人文向度

艾钢阳在<医学论>一书中强调：“无论科学性如何强的医生，如果没有艺术之光的启示，也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医生。”医学专家黄家泗教授说：“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的影响。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因此，不能把医学简单地看作纯自然科学，而忽略它的浓郁的人文性。把医学与技术的界限区别开来，将人文精神纳入到医学范畴内，这样才能够完整地认识医学。

由于人是有意识的，是社会性的人，所以在研究人的生理病理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多种关系的协调。大量实践证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变化对人体疾病有越来越多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这就表明了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医学的人文性基础是医学的“为人”的目的，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医学的社会功利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在医学认识中只有将医学知识、医学研究及操作的态度与方法，协同于人文知识、态度与方法，才能实现医学认识的道德责任，才能实现医学“为人”的完整意义。祖国医学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形成了辩证施治、脉诊、针灸等一系列重要的诊治方法，将人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从而达到诊治病人生理、心理疾患的目的。因此，忽视人文价值导向，医学就不会达到其初始的治病救人的目的。

3医学目的与医学宗旨

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机会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是单程票。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生命的时间又显得那样的短暂。热爱生命是医学的核心，救死扶伤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目的，是医学职业精神的精髓。医学目的追求的是广大人群的健康。而不只是减少患病人群的痛苦。医学就其社会职能与研究对象而言，必须兼顾人的生物、心理、社会及环境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构成大医学观，向整体医学的方向发展。因此，医学应当追求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等全方位的良好状态与舒适。而不单纯是没有病痛。中医历来以“治病必求于本”和“养生莫若知本”为其实践宗旨。在科学与文明均高度发展的21世纪，以健康为目标，努力发掘和发展人的健康动力，谋求人的身心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和谐发展，应是现代医学为人类服务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内容提要】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在人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晚年在人学思想上虽然发生过一些迷误，但其基本方面仍然是正确的，具有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人学思想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忘“人的全面发展”的大目标，又立足于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阶段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学思想/人的全面发展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和评价的人学思想，对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人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晚年的迷误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社会底层命运的特别关注；对社会公平的执着追求；对主体观念的改造和重建的高度重视；对个性解放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大力推崇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哲学人本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现简要分述如下：

一是从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人的基本特性和本质。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第96页）是人的类特性，又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第56页）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3]（第477页）自觉的能动性包括思想等等主观的东西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做或行动），而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人的基本特性表现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4]（第81页）也就是说，实践、特别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特征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然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又如何区分呢？指出，要从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上加以区分，[5]（第282页）因为人要实践、要劳动，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即“人的社会性”不同；现代人和原始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人的历史发展”情况不同。而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所以强调在阶级社会里要从人的阶级性上了解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这是对人的特性和本质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提要：本文探讨了有关科学与价值的几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与什么是价值?(2)科学与价值有三方面关系值得探讨：a.科学价值；b．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的互动；c．科学中的价值。(3)对科学中的价值从科学的内涵所包括的三个方面来分述：a．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价值；b.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c．科学社会建制中的价值。(4)科学和人的价值。

科学与价值问题，是国外科学哲学界近年来议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价值?关于科学，虽然学术界至今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是人们对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内涵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至于价值，可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一、什么是价值

在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哲学中，在谈论人生的意义、目的和理想以及人的行为的评价标准时，就已经涉及价值问题。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被看作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归宿。例如，圣•奥古斯丁就告诉人们，价值应该建立在上帝意志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其他东西。近代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则是随着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18世纪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已开始探讨价值本身。戴维•休谟认为，价值判断以人性为基础，以利己的同情心为基础；伊曼努尔•康德强调，价值是或者应该是借助于他所谓的“绝对命令”而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杰米里•边沁则指出，价值以其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的有用性的计算结果为基础。19世纪，在一些思想家的努力下，价值的意义被延伸至哲学方面更为广阔的领域。

真正的价值哲学(axio1ogy，或译为“价值学”)，即对价值概念的深入阐述和对价值理论(valuetheory)的系统探讨，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一批哲学家和研究者对价值的含义，基础和性质，各执一词。他们或者认为价值是愿望的满足，是快乐，是引人感兴趣的任何东西，是经过选择的所好，是以某种方式被享受或可享受的质；或者认为价值是有助于提高生活的任何经验，是人格统一体的对照经验；或者认为价值是纯粹理性的意志，是手段和实际达到目的之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里，价值被看作是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之间的特定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价值的客观性(价值的客观基础和源泉在于客体的属性)、实践性(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发现价值和实现价值)和历史性(价值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们的价值标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主体和动力、衡量发展的根本标准等问题都做出了科学的回答，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维方式。价值思维是指在现实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中，思维者依照主体自身的尺度，选择、对待和评价客体，使客体主体化从而产生价值的运思活动。在科学发展观中，处处体现着这种价值思维。其突出特征有三个。

一是科学发展观运用主体性思维，强调人的核心地位和社会本位，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纳入发展的视野，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基础，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动力皆为人，要求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里，主体性思维就是人民本位思维，就是以人民利益、人民需要、人民幸福为本，能否让最广大民众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成为判断发展是否科学的重要依据。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主体，也是享有法律保障的权利主体和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实践主体。一切价值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人民自我价值的表现。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的发展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价值选择、价值创造过程。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将人的健康生存和全面发展，人的物质、文化、政治需求及其满足，人的权益和幸福，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宗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之本，牢固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协商、调解等综合手段，建立和完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公平公正机制、多样化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与实现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社会权利，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是科学发展观从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倡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生、共赢，坚持了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面的彻底的关系思维，在辩证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科学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全面发展，并进一步把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化、方法化和可操作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五个统筹”既体现了发展的空间的全面性，即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西部、从国内发展到对外开放等的空间意义的全面性，又兼顾到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多重关系的角度来规范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上，坚持发展的多维性，重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诸要素的作用及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关注各动力要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强调应遵循系统的合力优化原则，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项具体的建设之间保持有序与紧密关联的张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上，坚持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与协调，关注社会和人全面发展过程中价值关系的互补性与互动性，并确立了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公正、文化繁荣、生态平衡等综合指标系统，追求社会发展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全面实现，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共进。

三是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合目的性统率合规律性，追求发展的内在和谐。把价值目标建立在真理之上，既以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又以人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以人民利益为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与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高度地统一起来，使发展更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为了实现规律之真与人本之善、现实实践和理想目标的统一，创建和谐之美，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理性设计正确的发展过程、战略和步骤，在实践理性层面提出了整合发展中各类利益关系的“五个统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突出了主体实践活动的生成性和创造性特征，把整个社会发展视为一个政治与经济、经济与文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相互协调、全面而持续发展的过程，坚持了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既关注社会发展诸要素在时间上的动态连续性，又关注社会发展诸要素在空间上的结构合理性；强调社会发展应当是系统运行协调性和持续性的统一，主张以组织的、规范的、制度的和价值的方式，对社会的各种利益、动力、目标和结构进行协调，保证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全面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共荣，使各类价值目标在发展过程中得以平衡实现，整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优化，使社会资源优化组合，实现社会利益主体及其关系的和谐，进而达到有秩序的、规范化的、按章办事的运行状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共生，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的统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统一、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逐步成为现实。和谐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

总之，科学发展观就是提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互利、共生、共赢的价值思维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以这种科学的价值思维范式为指导进行的社会实践运动。只有真正确立起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价值思维，并落实于各项制度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之中，全面转化为现实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实践方式，才能实现符合人民利益和要求的社会政治理想，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成为充满着深厚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主体和动力、衡量发展的根本标准等问题都做出了科学的回答，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维方式。价值思维是指在现实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中，思维者依照主体自身的尺度，选择、对待和评价客体，使客体主体化从而产生价值的运思活动。在科学发展观中，处处体现着这种价值

思维。其突出特征有三个。

一是科学发展观运用主体性思维，强调人的核心地位和社会本位，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纳入发展的视野，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基础，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动力皆为人，要求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里，主体性思维就是人民本位思维，就是以人民利益、人民需要、人民幸福为本，能否让最广大民众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成为判断发展是否科学的重要依据。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主体，也是享有法律保障的权利主体和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实践主体。一切价值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人民自我价值的表现。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的发展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价值选择、价值创造过程。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将人的健康生存和全面发展，人的物质、文化、政治需求及其满足，人的权益和幸福，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宗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之本，牢固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协商、调解等综合手段，建立和完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公平公正机制、多样化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与实现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社会权利，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是科学发展观从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倡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生、共赢，坚持了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面的彻底的关系思维，在辩证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科学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全面发展，并进一步把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化、方法化和可操作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五个统筹”既体现了发展的空间的全面性，即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西部、从国内发展到对外开放等的空间意义的全面性，又兼顾到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多重关系的角度来规范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上，坚持发展的多维性，重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诸要素的作用及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关注各动力要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强调应遵循系统的合力优化原则，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项具体的建设之间保持有序与紧密关联的张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上，坚持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与协调，关注社会和人全面发展过程中价值关系的互补性与互动性，并确立了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公正、文化繁荣、生态平衡等综合指标系统，追求社会发展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全面实现，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共进。

三是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合目的性统率合规律性，追求发展的内在和谐。把价值目标建立在真理之上，既以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又以人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以人民利益为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与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高度地统一起来，使发展更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为了实现规律之真与人本之善、现实实践和理想目标的统一，创建和谐之美，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理性设计正确的发展过程、战略和步骤，在实践理性层面提出了整合发展中各类利益关系的“五个统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突出了主体实践活动的生成性和创造性特征，把整个社会发展视为一个政治与经济、经济与文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相互协调、全面而持续发展的过程，坚持了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既关注社会发展诸要素在时间上的动态连续性，又关注社会发展诸要素在空间上的结构合理性；强调社会发展应当是系统运行协调性和持续性的统一，主张以组织的、规范的、制度的和价值的方式，对社会的各种利益、动力、目标和结构进行协调，保证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全面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共荣，使各类价值目标在发展过程中得以平衡实现，整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优化，使社会资源优化组合，实现社会利益主体及其关系的和谐，进而达到有秩序的、规范化的、按章办事的运行状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追求和谐共生，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的统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统一、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逐步成为现实。和谐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

总之，科学发展观就是提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互利、共生、共赢的价值思维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以这种科学的价值思维范式为指导进行的社会实践运动。只有真正确立起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价值思维，并落实于各项制度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之中，全面转化为现实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实践方式，才能实现符合人民利益和要求的社会政治理想，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成为充满着深厚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

摘要：结合国内有关地铁项目的实例，剖析若干“可行性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论症结，强调地铁规划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性原则，作出可供城市规划、决策者参考的地铁的科学价值决策程序。

关键词：可行性公共项目科学决策价值决策

自1990年代起，中国各大城市就不断掀起地铁（含轻轨）热。?中央政府多次行政干预，以停止审批方式给地铁热降温。然而，中央降温，地方不降温；地铁项目不上，地铁规划线路却在增长。目前运作地铁项目的城市，尽管一号线长度都在25公里以内，但其规划总长却大都已超出100公里。其中，杭州和南京更分别达到了$&''''公里和())公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担忧。地铁属于建设成本巨大、营运成本昂贵的公建设施，其上马需慎之又慎。上世纪末的“机场热”已是前车之鉴：全国已建成的)''''个支线机场，)&个严重亏损，有的已经停航。而地铁与机场不同：机场停航，土地资源还可利用；地铁停运，埋在地下的资源统统报废，毫无效益可言。这便是对地铁“可行性研究”进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所在。笔者因工作关系，自!""#年代开始接触地铁项目，从而发现地铁“可行性”研究中存在着忽视或违反社会科学规律及价值原则的现象。为此，笔者结合自己的价值学研究，围绕地铁规划的可行性，以探讨科学认识、价值决策的基本原则及程序，供地铁及其它大项目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参考。

实事求是：地铁可行性研究的科学原则

实事求是，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认识的基本原则。地铁，建在城市、服务城市，因此，把握客观市情是可行性研究的基础。市情包括许多内容，但对地铁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城市经济实力、二是城市人口规模———经济落后、人口规模过小的城市，地铁项目通常可免谈。应该说，把握这两条都不难。问题是，如何准确预测城市远期人口，这是地铁规划的科学依据。而在目前的地铁规划中，城市预期人口却几乎是一弹性存在。

1990年代初，由北方某院编制的青岛地铁规划，曾预测2000年青岛地铁一期（16公里）日均客流76万人次。当时北京42公里地铁日客运量才150万人次，每10公里35.7万人次；青岛地铁每10公里竟达47.5万人次。按比例推算出来，青岛的人口在2000年就该有2004万了！2004年，南方某院编制的青岛交通规划中的轨道规划，总长度为195公里，预测远期日客运量382万人次。按目前北京轨道交通总长114公里日客运量180万人次的比例推算，青岛未来城市人口也将超过2000万。由于国内地铁建设、运营成本大体相同，票价大体接近，因此，凡轨道规划超过100公里的城市，所预设的城市人口也都应超过700万，其中，杭州、南京的人口更应超过2000万！

自牛顿力学问世以来，对于促进人类物质进步和精神文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就把科学当成破除迷信、摆脱贫穷、实现化的有力武器。但是，科学的作用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利大还是弊大，从来就有不同看法。著名法国思想家卢梭曾对科学的发出强烈质疑，到了20世纪，更有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大哲人深入揭示科学的负面价值，流风所及，对科学持怀疑与批判态度不但在发达的现代、后现代，而且在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成了风尚。

中国人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家否定科学的思想。看来，对科学价值的评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样，一般地谈论科学的本质、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即长期落后，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探讨科学的价值。本文侧重于第二方面，梳理自上世纪初直至今天中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批判性态度，说明对科学基本上应该持正面肯定态度，同时也要真正懂得科学的精神、性质及其范围，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东方文明古国的抗拒心理

鸦片战争使我们这个“中央之国”、“天朝上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国苦心构筑的海防边防，失败首先使中国人领教到西洋枪炮的威力，然后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价值。但是，统治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改变，顽固派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开明派也不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败再败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国、文化精英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西方，利用科学技术救国；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学，对之表示鄙夷不屑，认为固守传统以维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从宏观角度看，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国既骄傲、又沮丧，对科学既羡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对科学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一方面轻视和敌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称赞东方传统的片言只语视为知心话，当成抑西扬中的得力证据。

比如，辜鸿铭就最爱引用各种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来为他那抱残守阙的立场辩护。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说：“著名的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先生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印记。’……我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①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