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范文10篇

1概述

“共同体”一词较早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科学界使用共同体一词，最早源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英国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波兰尼（M.Polanyi）较早提出并探讨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1-6]。伯纳德•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与1952年在美国出版[7-9]。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幅是对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团体的论述。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十分强调科学共同体的作用，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获取可靠的知识，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则是建立和发展科学家之间那种为获得可靠知识而必须的最佳关系。他提出科学共同体的准则即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大公无私和有根据的怀疑态度。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深入分析的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他从科学哲学的范畴进行了深入的论述。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提供了科学共同体形成、发展和转变的认识论基础[10-11]，科学共同体更加引起科学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出现之前，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D.Bernal）就提出了科学传播（ScienceCommunication）概念[12-17]，1939年在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ScienceCommunication的中文译法为“科学交流”或“科普”，目前更倾向于翻译为“科学传播”。中国长期使用“科学交流”或“科普”这两个术语，把科学界和大众理解科学截然分隔开来。特别是在中国，很多的科学家一度认为，科学家主要是从事科技研发工作，科学传播主要由科普工作者来完成，甚至长期以来认为科普工作是低端的工作，同时也混淆了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的概念。科学传播是个更为宽更广的概念，不是居高临下和传播基础学科知识的科学普及那么简单，科学传播不仅仅是向公众传播，更重要的是向专业人士及相关学科的学者传播最新的科技重大进展，涵盖了学术期刊、科普读物、科学报告会、学术研讨交流会、科技橱窗、科技馆、博物馆、国家地质公园、科技新闻和网络新媒体的科技报道等等。显然，科学传播对于整个社会的覆盖面要比科技创新广得多，而且科学传播的范围和维度又会影响到科技创新的发展，另外也直接影响到科学素质的教育；有必要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出发，倡导和推广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让科学传播成为时尚和独有的社会生态。如前所述，科学传播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很广泛，而在科学传播领域与科技发展脉搏互动最为密切、科学传播范围最广的当属科技期刊。因此，本文重点从科技期刊作为切入点来探讨科学传播并进一步分析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构建，以增强科学界对于科技期刊乃至大传播、大科普的意识，扩大科学传播的范围和范畴，进而促进科学共同体建设，让科学传播成为助推科技创新的一股强劲的力量，并成为播撒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利器和突破口。

2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和科学传播共同体

2.1科学传播蓬勃发展，但主体地位有待树立。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研发和科学传播之间处于分离的状态。科学家大多不从事传播工作，并把科学传播工作看做是科普工作，同时很多人还认为科普工作需要行业顶尖科学家才能胜任，这无形中导致科普这种居高临下的工作只有很少数量的人才能完成。有成就的科学家没有时间，有时间的普通科学家不权威，这样的悖论潜在地制约了科普甚至是科学传播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陆续出现“科学传播”的提法，但是少有专门的研究。1995年开始，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1995年10月9日至12日由清华大学科技传播研究中心等5所高校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科技传播研讨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科技传播”的概念才逐渐受到重视，清华大学刘建明、孙宝寅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了“科技传播”的重要作用[18-22]。此后相关文章开始逐年增加。而“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在国内在大量使用，时间节点是2001年，此后10年相关论文由每年几十篇上升到上百篇，目前已经达到200篇以上；两个概念叠加起来每年可以达到400篇左右，且总体上处于上升势头。由此，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概念和理念开始受到科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力度和群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1世纪以来，中国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大多都是在科学共同体的构架或视域内开展的。换言之，科学传播依附于科技创新，是为科技创新服务的，科学传播一直没有取得主体地位。实际上，虽然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概念开始为科学界和大众所接受，但是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科普理念，从骨子里仍然认为科学传播就是把科技成果为大众所知晓，对科技创新并没有太大的助推作用。正因如此，科学传播的发展路径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从业人员的地位和科普工作人员地位基本相当。2016年，科技三会上，把科普工作提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科学传播的春天也从此到来。如何顺应这一趋势，提升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仍然亟待解决，否则，从属于科技创新的属性仍然使得科学传播不能剥茧化蝶，难以实现真正的腾飞。2.2科学传播共同体是时代和科学发展新阶段的自然需求。随着科学传播逐步受到重视，经过近20年的研究、探索和实践，科学传播逐渐脱离传统科普的思路，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近10年来，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科学传播中心，显示出业界专家学者的开阔视野，有识之士开始对科学传播进行实质性探索和强有力的推动。在2008年2月23日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在京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程东红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界和新闻界的互动与合作问题，打造科技传播共同体；科学时报专门发文进行了报道[23]。2008年9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新华社李斌再次提出了“科技传播共同体”的概念[24]。2012年，首届科学传播人颁奖盛典确定了加大科学传播共同体影响的宗旨，但是更多地倾向于使公众分享科学。2016年1月，果壳网主办的“科技点亮生活——2016科学之声”活动，进一步落到实处，致力于联合多家科学传播机构及媒体，组建科学传播共同体[25]。2018年9月20日，由科技日报社发起在珠海成立“国际科技传播联盟”（IUSTC），7家首批会员单位共同签署《IUSTC稿件互换协议》，其表述的科技传播联合体就是强调科学传播的主体性[26]，也是科学传播组织的壮大和延伸。2.3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研究，助力创新发展腾飞。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虽然近年来对于科学传播主体地位的需求已经在学术界和社会开始出现声音，科技传播共同体或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提法也在不同场合有提及。但是也应当看到，从理论学术层面还没有对此开展更多的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还非常有限，“科学传播共同体”的理论架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学术界还有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有助于突出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仅仅把科学传播作为科学共同体上的一个链条。科学传播实际上可以和科技创新并驾齐驱，甚或也可以说科学传播是科技创新的轴心，对于科技创新有着极强的推动力[27]。从这个角度上看，“科学传播共同体”是链接甚至是几乎是可以包含科技创新的科学联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氛围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对于开启全民智慧、掀起万众创新的浪潮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尽管“科学传播共同体”“科技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已经在不同场合出现，但是相关文献很少，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程度有巨大的差距。因此，需要深入分析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从业者、参与者、受众等方面问题，逐步完善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和架构，形成相应的理论知识体系。事实上，对于科学传播而言，长期以来在中国对科学界和社会产生持续和深远影响的是科技期刊，而且仍然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尽管中国的科技期刊晚于西方国家，但是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目前数量5000余种科技期刊，涵盖了各个学科和各行各业，从科技期刊入手分析“科学传播共同体”将对现有科学传播从业者和未来科学传播工作的拓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启示。

3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共同体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3.1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共同体中的地位。科技期刊作为科技重大成果展示的载体和科技交流的平台，历来最为科学界所重视，如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Science》的主编多是由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美国科学院重量级院士、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来担任，而且不是挂名，全都是期刊事务的实际操作者。其原因正是由于科技期刊的独特学术地位及其在科技界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所决定的。事实上，在科学共同体中，尽管也有提到科技期刊和编辑的作用，但是并未把科技期刊和编辑作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内所理解的科学共同体，主要侧重于科学家和科学团队，局限于科技研发人员和力量，把传播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排斥在外，事实上仍然把科技期刊和编辑当作附属部分来看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差，除了科学精神的土壤尚不肥沃以外，还由于中国的科技期刊编辑大多都是专职，国外多数著名的学术期刊的编辑是由科学家来兼职，国外研究与编辑之间天然的不可分割性、国内事实上的研究与编辑分离，必然导致对科学共同体产生理解上的错位。正因如此，本文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力图推动科学界强化以科学传播为导向的科学传播共同体作用。3.2基于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共同体构成。科技期刊作为科学传播共同体的重要分支，承担着重要的科学传播重任。以科技期刊为纽带，科技论文的作者，论文的审稿人、专家学者、期刊编委、期刊编辑、读者等等，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科学传播体系，他们之间彼此交流、沟通甚至讨论争论，转发分享、宣传等等，促使科学传播共同体始终处于勃勃生机的状态。如果进一步拓展，部分科技成果通过科技新闻媒体或社交媒体、自媒体等进行传播，则能实现报纸、电视、网络、移动端等全媒体科学传播，科学传播共同体的外延就大大拓展，当然这属于少数情况。科技期刊和社会科学类期刊有所不同，特别是和人文类期刊差别很大，科技期刊刊发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与本专业学科有关，专业性很强，非专业人士很难很好地理解论文的内容，纯粹的文字编辑难以驾驭和完成论文编辑工作。换句话说，专业语言甚至比外语还难懂，这就对编辑的选择和要求提出了挑战。实际上，很多科技期刊的编辑都是本专业学科的毕业生或者有从事科研或技术工作经历，科学编辑和学术编辑占据了很高的比例，科技期刊的编辑事实上在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编委、专家学者和审稿人在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工作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在当今科技信息爆炸的时代，同行评议尽管受到质疑，但是仍然是保证科技论文科学性和严谨性的主要途径。如果科技期刊的论文出现大面积的学术不端、科学严谨性丧失、创新性不在，那就难以对科技创新产生推动，科技期刊原本是科学传播的平台就必将成为伪科学泛滥的渠道。因此，同行专家、审稿人和编委的把关对于保证科技论文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公正性有重要作用，这也对保证科学的权威性和持续性有重要意义。否则，现在很多社交媒体在没有考证和审核的情况下，随意所谓的科学知识和新闻，内容粗制滥造，漏洞百出，对科学的权威性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伪科学和假科学的泛滥是对科学的极大伤害。长期以来，科技期刊受到国内科技评价体系的影响，导致很多期刊追逐影响力和影响因子，反而会弱化或忽视对传播力的关注。对于基础学科而言，这类问题并不显著，但是，对于小众的产业部门的期刊，则影响极大，因为很多读者并不发表文章，不能给期刊影响因子做出贡献，因而其阅读感受和需求经常不能受到关注。实际上科学传播需要面向对象，科技期刊更是这样，科技期刊和科技论文如果不被读者接受，如果忽视读者的阅读感受，最终只能是鸡肋，在市场的淘洗下必然最终被淘汰[28]。因此，科技期刊需要分析研究本学科和本行业的读者群落，细分群落，以读者需求为导向[29]。特别是网络时代和移动互联网繁盛的未来，不关注读者需求和阅读视听习惯，必将会被新媒体所蚕食。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网络平台、移动端、传统发行传播平台等多种媒体渠道的发展，科技期刊的形式不再限于传统的纸质期刊。期刊的概念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电子期刊、微信公众号、百家号、企鹅号等等都可以和传统的期刊对接，更主要的是开始大规模的延伸原有传统期刊的功能，纯粹的纸质期刊作为传播媒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和读者的需要，电子期刊、HTML等多种方式多种格式的电子论文，大大方便了读者，与数据库的对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搜索的效率。电子期刊把科技论文和实验数据、实验室及作者对接，使科研过程的追根溯源变得可信可视化，同时透明的科研过程为学术道德的评估变得容易，压缩了学术造假的空间。而且技术的更新十分快速，未来围绕科技期刊和科技论文将会有更多的传播技术面世，科技期刊的构成也将随之丰富，其读者群落也会随之技术更新和层出不穷构成全新的科学传播网。

摘要：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忽略了媒体的作用。媒体并非只是科学传播的一个中介，媒介技术的改进、媒体自身独立性的增强使科学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体力量的牵制，并影响到科学传播的进程。

一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摘要：文章对《伽利略传》的创作、修改和传播的历史过程做出分析，展现这一过程中科学、政治、文化以及公众等诸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表明，布莱希特对于《伽利略传》的创作和修改，以及黄佐临所执导的《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所反映的：西方对于科学的认识的逐步变化，和中国对于科学的认识的相应滞后；以及此滞后所带来的一些后果。

关键词：伽利略传布莱希特黄佐临科学传播

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是德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史诗剧流派被誉为世界第三戏剧流派，他所著《伽利略传》亦被认为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不朽剧作。《伽利略传》共有三个意义不同的版本。第一版的意义首先在于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后两版则主要传达了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布莱希特依据其对科学和科学家工作的理解，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文化状况、公众素质等等，对剧本不断做着调整、变动和修改。《伽利略传》内容和意义的变迁，反映着对科学的反思逐渐占据了布莱希特思想的核心。

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及其代表作《伽利略传》皆是中国戏剧界所熟悉的。事实上，正是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作为后上演的第一个外国戏，在观众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掀起了中国戏剧界学习布莱希特思想的热潮，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改革。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和布莱希特的原剧作有相当大的不同。黄佐临将原剧中关于科学的认识和对科学家的评判，作了省略、替代或者淡化。黄佐临如此改编该剧的目的，是要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以保证它演出的成功，进而为传播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作铺垫。黄佐临此举初步实现了他的原初意图，但也带来了许多未曾预料到的影响和后果。

一布莱希特对《伽利略传》的创作和修改

《伽利略传》第一版写作于布莱希特流亡丹麦期间。1938年10月，布莱希特写完了《伽利略传》的第一版。1943年9月9日，《伽利略传》第一版在苏黎世剧院首次公演。[PeterThomsonandGlendyrSacks,1994,pp.xxii－xxiv]布莱希特写作《伽利略传》只用了三周，但准备和构思的时间很长。事实上，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想写一个关于伽利略的剧本。不过只有到了一九三三年，当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才为该剧提供了基本立意。

以探究活动为主的科学学习需要学生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这些小组合作学习指向小组或者团体学习过程中，完成既定的学习目标，达成共同的学习任务。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可以帮助个体参与学习活动，提高课堂人际交流关系，形成合力，方便对学习目标的达成。

一、回眸当下科学小组合作学习中的实然困境

1.形似神非，合作状态百无聊赖

课堂上学生遇到小组活动，无论是讨论形式还是合作实验等，都只会聚在一起，看似是在认真进行活动，其实只是图热闹。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只要随机参与一个小组，就会发现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发挥群体合力。有的在闲聊，说着无关紧要的话，有的在看其他的内容，更有甚者还在吵闹、捣乱。

2.强人所难，合作意愿片面呆滞

教师片面强调学生的合作学习，一遇到问题就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希望集思广益。这时本来愿意深度思考的学生就会“顺坡下”，转变了学习行为，将自己的思维模式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愿深究，阻碍了这部分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

【摘要】以课程思政为导向，将思政元素融入科学传播类课程可进一步发掘课程的思想内涵，更好地发挥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功能。为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要进一步挖掘科学传播理论中的思政元素，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与科学传播理论教学深度融合，在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中树立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价值导向。

【关键词】课程思政;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

近年来，以课程思政为主旨的教学改革通过挖掘其他课程教学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教学内容，进一步彰显了思政课程的价值引领功能，更好地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立足新时代，科学传播课程不仅要使学生通晓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同时也要侧重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当前，科学传播课程在教学设计上存在与课程思政脱节的情况，在理论教学中对其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不够充分，在实践方面也缺乏将课程思政的指导原则贯穿教学过程的具体策略，课程的价值引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鉴于此，需要进一步激活科学传播类课程的思政元素，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与科学传播理论教学有机融合，进一步在科学传播课程设计中提升课程思政的建设水平。

一在科学传播理论教学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价值引领功能

随着社会对科技的依存度加深，科技成为公众与媒体关注的焦点。科学传播课程教学旨在培养学生以全面、理性的态度来认识科学，形成更加完善的科学素养。要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传播中的“为谁传播”“传播什么”等关键问题，必须引导学生思考科学传播的作用机制以及公众科学理念的形成机制背后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探索和优化科学传播策略。［1］1.引导学生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对科学传播发展进行反思在科学传播理论教学中，要让学生理解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解释力和适用性，进而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学传播有效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例如，一般认为科学传播先后经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三个阶段。科学普及是科学传播的早期范式，这种观点认为，公众对科学的质疑源于科学素养缺乏，因此要给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随着公众对科学活动的参与和反思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方式，科学传播转向了科学家与公众双向互动，也从单纯的知识维度转向了多维度的文化建设，从关注科学事实转向了关注科学的价值维度，逐渐呈现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理念和反思性的特征。对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把握必须根植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科学传播所承载的有关科技伦理、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文化等维度都需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探索来理解。2.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视域下理解科学传播途径科学传播相关理论是基于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与社会文化背景构建的，面对不同国情与不同发展阶段，科学传播的目标和内涵不能一概而论。在教学中应结合身边的案例，让学生理解科学技术的变革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结合中国的科学传播现状来思考如何选取适合的科学传播策略，进而在工作中扎根中国本土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例如，基于当前中国在应急科普上的实践，可以让学生分析不同主体在科学传播方面进行的实践探索，深化对科学传播模式与机制创新的认识。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情境下，面临着时间紧、问题新并且缺少研究基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科学普及权威可靠、时效性强的优势脱颖而出。因此选择哪种具体传播形式和策略要取决于现实情境的需要，要因地制宜探究符合中国国情与发展实际的科学传播路径和策略。［2］

二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领科学传播实务课程教学

摘要：数字化传播时代，作为人文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面临巨大的数字化转型压力，运营模式变革缓慢，服务理念相对滞后，人才和技术上的短板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转型步伐。数字化传播背景下，社科学术期刊不仅要注重网络信息技术的嵌入，还要提升期刊传播的内生动力，强化知识服务运营理念，丰富产品形态，着力完善人才理念，积极向互联网运营模式转变，社科学术期刊传播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

关键词：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传播力

一、引言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社科学术期刊出版形态得到重构，阅读量与影响力稳步攀升，使用环境高效便捷，纵观国内期刊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只有认清数字化传播的本质，找准出发点和着力点，社科期刊数字化转型方能突破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

（一）数字化转型缺乏动力，传播效能有待发掘。作为重要的知识载体，社科学术期刊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期刊不仅要有学术担当，更要履行好知识传播的使命。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数字出版列为新兴产业，提出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从近几年发展情况来看，社科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水平还不高，多种管理体制并存，在传播领域缺乏内生动力。部分期刊对于数字化传播的认知尚停留在刊载内容的源数据处理和网络资源共享方面，在运营、管理和出版模式上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传播价值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社科学术期刊的电子出版推行缓慢，电子期刊尚未普及，期刊网站、公众号虽日渐兴起，但受资金、技术、人员等因素掣肘，传播效用远不及大型期刊数据库。读者在使用数据平台过程中以分篇下载为主，期刊的品牌效应难以发挥，特色办刊理念无法有效体现，社科学术期刊在传播领域的“存在感”明显下降。（二）知识服务理念滞后，交互式传播发展缓慢。近年来，出版业知识服务体系的构建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社科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目前，社科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体系尚处于建设初期，在传播过程中转型升级、融合发展速度较慢，知识服务理念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与知识服务对象相比，社科学术期刊更为重视期刊评价体系和转载机构的偏好，成为期刊评价标准的积极传导者，与学者关切和学界需求存在一定偏差，学术导向作用发挥不充分。交互式传播发展缓慢，与大众社交媒体缺乏联动，传播环境相对封闭，服务对象没有得到进一步扩展，信息资源浪费依然严重。（三）技术应用不充分，阅读体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洞悉数字化传播时代受众的需求变化是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线性传播向交互式传播转变的关键环节。在社科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实践中，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提高出版效率、控制传播成本以及提供便捷的使用环境上，数字产品形式略显单一，以纸质期刊的图文转换为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信息内容与纸刊基本一致，数字化传播的技术优势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与生活类、时尚类期刊相比，社科学术期刊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度还不高，视频、音频、数据集等媒体技术应用偏少，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还不够紧密，阅读体验提升缓慢，已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阅读需求。（四）人才结构不合理，配置短板亟待补齐。新形势下，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突出的社科理论水平和深厚的文字功底，还需兼备现代数字出版技术和市场营销理念，这对于期刊的人才建设是一项重大挑战。重内容轻传播是当前社科学术期刊普遍存在的问题，相应地，人才建设方面重学术轻出版现象凸显。目前，很多社科学术期刊仍作为“教辅”“科辅”机构，分属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期刊主管单位也不会将办刊作为主职主业，同时期刊还要承受来自期刊评价体系的压力，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社科学术期刊不得不将有限的人、财、物力投入到学者型人才队伍的建设上。近年来，不少学术期刊纷纷提出打造学者型编辑队伍的建设目标，忽视技术和营销人才的培养，造成人员配置上的结构性失调。技术编辑、出版营销人才的匮乏已严重制约社科学术期刊传播力的发挥。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大量事实和充分论证，阐明科学技术传播的积极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对其消极的方面作了一些分析。作者认为，科学技术传播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环节或条件。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大量事实和充分论证，阐明科学技术传播的积极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对其消极的方面作了一些分析。作者认为，科学技术传播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环节或条件。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摘要］关于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处同等重要位置的论断,从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度定位科普工作，为新时代科普工作指明了方向。新时代科学传播工作应基于国家创新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深化全民创新和国家治理的实践，并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根本指导，整合多方面力量，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提升科学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助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关键词］科学传播;治理现代化;科学传播体系

一、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处同等重要位置

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自产生伊始，“科普”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始终休戚相关。党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提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另一位启蒙人物严复先生，“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为己任[1]。这里所谓的“科学”，其重点实为“科普”，将科学和科普视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独立解放的两大利器。1949年，新中国文化部科学技术普及局即告成立，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科学的普及与提高》一文写道：“人民的中国正集中大部分的力量来促进生产，我们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家，大量的近代熟练工人和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农民大众”，赋予“科普”以新中国建设的重责。之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虽然不是直接提及科普，但也包含了科普之于兴国的重要性。在2016年召开的“科技三会”上，对我国的科普工作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较之以往，的这一段话是站在“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来论述科普工作。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学普及担负着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构建全民创新发展动力基础的伟大使命。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并列，表明科学普及之于国家、之于国家创新的这一公共责任在性质上不同于科技创新，但重要性不亚于科技创新。的这一段讲话继往开来，在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中，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全民科学素质与科普工作之于国家创新发展的基础而关键的意义，是我们党对科普事业认识的重要深化、科普理论的重要成果，也构成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一环[2]。

二、新时代科学传播能力与体系建设的战略与定位

我国科普活动从1950年开始纳入政府体制，鉴于当时公民科学素质普遍落后的情况，“普及科学”成为科普工作的主导性观念。直到今天，科普工作的中心任务主要还停留在“扫除科学文盲”或“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普及科学”意味着科普活动主要是一个科普机构和人士向科学素质相对较低的人群普及科学的过程。在这一观念下，科普工作主要呈现为一种科技的教育与学习的过程，体现为一个非课堂内的科学教育过程，而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与国家创新缺乏直接且实质的关联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科普转化为简单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限制了科普工作发挥出更大的功能。贯彻的重要指示，做好新时代科普工作，就是要走出过往相对狭窄具体的认知，从国家全局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重新定位科普工作。（一）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高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全民科学素质是决定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专门性工作。科普工作充分有效，创新发展动力才能全面持续。站在这一的高度，科普工作并非“副业”，更非“余业”，而是扎扎实实的“主业”。站在这一高度上做好科普工作，就必须把握“三全”：全民创新，科普要以全民为对象；全域，科普是全部领域创新的必备“营养主食”；全时段，科普工作要贯穿创新发展的各阶段，持续深入。（二）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在现代民主和科技时代，科学传播与公共治理密不可分。首先，科学传播与科技创新一样，作为社会重要的公共事务是公共治理的领域之一；其次，现代公共决策，以民主为制度架构，以科技为知识基础，寻求多元和理性的平衡。就此而言，民众之科学素质直接关乎公共决策和国家治理的品质。在当下，公众的文化和科学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在科技议题成为民主决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的情况下，要创新科学传播体制、提高科学传播的实效，应该走出为科普而科普，应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下，与公共治理过程密切结合。我们主张，要真正提升科学传播的实效，应当走出“科学传播”之“公民素质提升”的单一视野，将科学普及工作嵌入到现代公共治理过程中，进一步聚焦到“公共治理”视角上来，将“科学传播”置放在“公共治理”的过程当中。基于此，提出三点新时代科普工作的基本定位。1.功能定位。科学传播除有提升公民素质外，与公共治理密不可分，更应该具有服务全民创新和服务公共治理的功能。2.理念定位。应从“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进入到“科学传播”阶段[3]。作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基础的科普工作，其目的是在夯实公众科学素质的基础，关键是促进全民主动运用科学态度和方法判断及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促进各个领域创新工作。就此而言，科学普及并非单纯“普及科学”，而应当呈现在创新发展的各个领域，融合进生活、生产与公共决策的具体过程当中。要发挥科普对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科普工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应突破传统，特别吸收以多元合作、公众参与、理性沟通、平等信任为现代科学传播理念和方法。3.内容定位。除一般意义之科学知识和能力外，科学传播更重要的着力点应是建立健全面向一般公众的，为现代创新和现代公共治理所必需的科技的制度、设施和素质。

同志们：

从2002年6月至今,我们先后召开了六次“科学传播宣讲活动”推动会,对我来讲,每次参加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尽管原来多年做科学技术管理工作,仍觉得到这样一个场合来讲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不容易,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你稍不留神就与这个时代产生很大的差距。教育系统关工委和市关工委组织的这六次活动,将对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专家、教授,他们在一线担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能积极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感到很受鼓舞。根据会议安排,我把开展这项活动的有关情况再介绍一下,作为个人发言。希望大家也从各自的不同角度给予补充,共同把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这个活动搞得生气勃勃。

首先我们回顾一段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他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北京听有关部门工作汇报时又一次讲到：“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的时候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它是第一生产力”。在1988年9月的一周内,邓小平同志两次谈到科学和教育问题,也就是后来在全国家喻户晓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最早的出处。

我们知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小平同志对于教育和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非常关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看到当时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水平和深远的影响,深刻体会到我们不能再闭关自守,不能够放松对教育和科学技术这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小平同志之所以特别强调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科学论断提出来,是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的。在上一个世纪,特别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赢得了一次相对和平时期，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如今,各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历史空前。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各种最新成果,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举个例子：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刚才是怎么来会场的,你若说是“坐科学技术”来的，人家可能认为你有“病”；再问你一会儿去做什么?你若说可能到食堂去“吃科学技术”,人们也会认为你有“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在今天走路、吃饭乃至我们的一切生活活动,的的确确无不渗透着科学技术的因素。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如汽车、飞机,虽然只有上百年历史,但是它们的设计内容和原理,它们的技术构成已经更新了多次,所有能采用的新材料、新技术都在不断地加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卫星定位系统是现代国防军事上离不开的一项技术,如锁定攻击目标、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现在,这项技术已广泛引向民用,包括我国南方一些城市的交通工具也开始用上卫星定位系统,如果将来都普及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就非常大。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上就有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十几亿人口吃饭世界承担不了。当时我们的水稻一般亩产300多公斤,而现在可以达到亩产700公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已经培养出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稻”。同样的土地,这样大幅度增产靠的还是科学技术。所以说,吃饭“吃的是科学技术”这话并不夸张,听起来好像是有“病”，气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随着科学技术在我们生活、生产当中的不断渗透,“一张磁卡走遍天下、一部手机四海为家”,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外国人到中国来不用带现金,就带一张银行磁卡,凭这张卡办很多事。现在我们知道用国内银行发放的磁卡,同样可以异地取出所需要的钱,同样可以“走遍天下”。天津的“环球磁卡公司”,它提供的产品包括从生产到生活所使用的多种磁卡,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科学技术。现在的手机以每年1千万部水平增长,短短的几年时间,移动电话的户数已经赶上了传统的固定电话户数,而且手机的功能还在不断地扩展。所以说科学技术已经和我们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对人类生活、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好多遗憾。从我们身边的事情来看,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它产生的影响,我想说一个案例。《天津教育报》2月26曰“法制时空”版报导：一个“砍刀帮”犯罪集团共9个犯罪嫌疑人,除最小的一个13岁另案处理,最大的才20岁,剩下的7个全是14岁、15、16岁,都是学校的学生,其中还有两个女孩儿。他们犯的是抢劫罪,用的凶器是砍刀,利用早晚天黑的时候去劫道。破案后得知他们都来自单亲家庭,非常苦闷,想摆脱自己的忧郁情绪,找谁呢?找了网吧。我看了这个报导,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有的是因为功课原因,思想负担压力过重,到网吧去寻找解脱,通过网吧互相认识,开始结火作案。甚至有的案子就做到网吧里,为了想弄到钱,就在网吧里边找别的孩子,把他骗出来要钱,不给就动刀子。通过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到,这些青少年犯罪多多少少都跟当代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科学技术最实用、最普及、大发展的互联网有某种联系。还有,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通过网上做案盗取人家的钱财,结果事发成了罪犯。这两个例子说明：年轻人既可以是科学技术成就的受益者,也可以成为受害者。比如说通过网络教学,他们可以获取很多知识，也从网络上获取乐趣,如电子游戏等,但是网络也确实有可能成为他们犯罪的一个很重要渠道。目前,不论本市还是在全国,有很多家长把孩子沉溺于网吧作为最头疼的一件事,甚至成为家庭最大的痛苦。有的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孩子,还有的就是在网吧里生病了、累死了,问题相当严重。从这些实例看,在互联网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怎么办?我们看到14岁也好,15岁也好,甚至是13岁也参与进去,好像是互联网惹的祸。那么能不能说,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互联网,或者是出现了我们限制它发展、不建“网吧”,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呢?大家一定很容易地回答：不可能。一方面是不现实,另一方面你想制止它发展，也是制止不了的，不能因噎废食。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成就,一旦出现就是不可能逆转的。你只有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却不能抑制它发展,特别是在今天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更是不可能的。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想人为地制止是不可能的。通过以上案例说明,简单靠行政的办法,靠执法部门在网吧门口贴一个告示:夜晚的几点以前必须关门,十几岁以下的不能进去。这种办法为什么一年又一年地从根本上禁止不了呢?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科学技术成果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单纯用行政的办法、围追堵截限制它的消极方面，短时间可能起作用,但绝对不能简单地用行政的方法把它抑制住。我们做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同志、做教育工作的同志,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是遇到了新问题。其实,网络本身没有罪，是有人在利用网络搞犯罪。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靠继续完善网络技术,用技术手段监控和消除犯罪的可乘之机,以及完善法律机制,严厉打击犯罪份子,最基本的是要加速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特别是多方面向青少年宣传科学的本质和目的,提高他们识别欺诈,抵制邪恶,自觉守法,远离犯罪。针对每个青少年不同的兴趣和爱好,因势利导,使科学教育跟上发展的形势需要,把它的消极面儿缩小到最小的程度,把它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尽量地发扬光大,因为发展科学技术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

大家知道,物质〈材料〉、能源和信息是人类文明三大要素,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种基本自然资源。科研院所和大学里材料科学专业就是研究材料的构成、性能、功能,以及如何利用各种材料为人类服务。有人说：世界上如果没有材料,任何东西也创造不出来；如果没有能量,世界就没有动力和活力；如果没有信息,世界上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这是把人类文明的三个基本要素做了简明的概括。实际上,人们对物质（材料）和能量的认识及利用的历史很长了。物质是什么构成的,从远古时代就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构成大千世界最基本的物质是什么?中国古代说是金、木、水、火、土,西方认为是金、木、水、气等等几个很少的元素。几千年下来,人们对物质构造还在继续研究,但是人类已经从研究过程中得到好处。能也是,人们对能量的认识比对物质的认识和研究要晚,但是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唯独对信息资源,它非常重要、但认识比较晚。把信息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还是上世纪中期开始的。信息是什么?信息论的最早的创始人说: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这个信息又是以材料和能量为载体的。最早有人曾经把消息等同于信息,认为消息就是信息。其实这是两码事,消息里边有信息,但是不能说所有消息都是信息。信息有一个特点,它必须和信息接受者进行交流,人们才能感觉到它,才使信息有意义。自从信息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信息作用很快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在全世界扩散开来,信息和物质材料及能量共同相互渗透，就引出了当前我们这个世界上五彩缤纷的新事物不断地出现。今年是世界上第一台处理信息的机器——计算机发展60周年,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当时这个计算机占地面积为150平方米,30吨重,有18000个电子管。现在计算机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今年又是第一台个人诈算机作为商品出现在世界上30周年。1976年,专供个人使用的计算机最先也是在美国制造出来。相应地有关信息理论也发展起来。从此,人类对信息的认识、对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利用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但是如果这些计算机,不管是大型、巨型或者是一家一户个人用的计算机，不能互相连接起来,计算机处理信息的功能就不能够充分发挥。怎样使信息资源能够更好地被传输和利用?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已经能局部地把计算机连接起来,现在知道最早是美国国防部,在五角大楼里把各自单用的计算机连接起来，资源共享。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搞的科学研究基地,也把计算机的各种参数同网络连接起来组成局域网，发现可以大大扩充计算机的使用功能,因此网络化很快就从美洲、欧洲走向全世界。到90年代初,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后来又提出了“数字地球”这样的概念,把人们的思想眼界进一步扩展开来。经过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1993年美国首先把信息基础设施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建立起来。所以,目前全世界各国的计算机联网的总部、网址管理还都控制在美国。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今天无论你做什么,是民用还是军用,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活,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休闲,人们已经都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因为这样,全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很重要的国际组织都在关注着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进步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与提高人的素质有什么关系。其中包括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和国际教育科学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以及政府间的组织等,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文件和报告,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都在讲,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不能够回避人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影响。纵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素质应该是什么样的研究报告，内容尽管各有侧重点,但是有些观点却有共同之处,如：第一,科学素质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反映人们面对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如何的一个指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科学技术素质水平比较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就比较强,就能占据有利的发展地位,反之,就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受制于人。第二,科学素质不是只限于学过书本知识而固定不变,还要看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表现。如果不善于学习,在对待和处理实际问题中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智,跟不上知识不断创新的时代步伐,就很难说有较高的科学素质。所以科学素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几年前大家关注计算机宽带上网,但很快“三网合一”（通迅网、电视网和因特网）又上了日程。“三网合一”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这以后,可能对我们生活又带来了新的冲击,有人说目前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传统的；一个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世界”。原来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逐步在网上都能办到，不管是智能控制、网上教学、远程医疗等都将成为现实。这两天报道了远程医疗的实例,专家在北京通过互联网指导延安的大夫成功地给病人做了脑部手术。“虚拟世界”为人们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工作、生活方法。过去说和年轻人、青少年有“代沟”,现在不只是“代沟”问题的,而是存在“两个世界”。如今青少年在网上从使用的语言到交流方式,如果我们自己不参加进去,就难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仅仅用传统的经验、办法来教育孩子,那确确实实是很难做到思想和心灵沟通。正如媒体报道的一个进城年轻的农民工说：我真正感觉自己像一个人,还是在网上玩游戏的时候。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完全融入到这个网上了。所以现代人，包括成年人，如果不深入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特点和它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今后还会有什么影响，就很难说对当代信息社会有一个全面的科学认识.如果是行政官员,决策可能就脱离实际；如果是家长，可能就达不到教育孩子预期的目的。因此,说科学素质是有时代性的、是发展的。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么快,我们不仅要关心对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教育,成年人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自己原有的经验和知识,可以说提高科学素质已成为全民的大事。在国外,考核科学素质包括多项内容和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科学知识。比如说地球和太阳、地球和月亮的关系,什么是激光,什么是纳米等等,应当了解的最基本知识；二是,了解科学工作的方法。如科学家是怎样考虑问题、怎样进行科学实验、怎样做出科学判断,他们是怎样工作的；三是,科学对人类的关系和影响,对世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2003年，国内有关部门也参照这些内容出了一些题目进行测试,能够达到合格的不到百分之二,与西方国家水平有较大差距。在当今世界上，发展科学技术,加强科学教育,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今年一月份美国总统发表了国情咨文,报道说其中有四个问题都同中国有关系,讲中国发展这么快,对美国带来一些什么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他们有很大的危机感。为此,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为限制中国的发展,不断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加大力度、采取对策,其中最重耍的一项是增加教育投入,争分夺秒发展教育。他们看到将来真正能够跟西方较量的还是中国的人才,怕的就是中国人才。所以,他们也非常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教育状况,有专门机构分析每年高校毕业生有多少、受过基本职业培训的有多少,等等。说到底，他们要在国民科学文化素质上、人才培养上永远占上峰,务求保持住在科学技术与知识经济的竞争优势。有一位在美国当教授的华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先是把他的一些用劳动力多、用材料多、消耗能源多、甚至是有污染的项目迁出美国,如到中国和亚洲来生产。因为这些国家劳动力便宜,成本低,如电脑鼠标在中国做一个出厂价3美元,到美国超市40美元,我们没赚什么钱,利润都让别人拿去了。材料消耗、能源消耗多,污染大的产品在别国生产,他们得到了好处——廉价的消费品。这位教授分析:下一步,他们甚至连研发核心技术也往外转移,包括设计人才。而他们自己专门培养能够管理、控制高科技的那些精英,靠知识、人才战略缓解对他构成的“威胁”。所以西方国家丝毫没有怠慢，他们在积极提升本国的全民科学素质，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1985年小平同志就首先指出了提高科学素质问题。当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1985年以后,国家教委、国务院陆续出台相关规定,一直到2004年中央八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都强调加强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今年三月召开两会期间,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第三条就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把这一条作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必将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教育工作产生极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