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范文10篇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战略管理的兴起，对战略管理的审计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战略审计应涵盖战略管理过程的所有层次和过程，开展战略审计的主体应为董事会设立的专门战略审计委员会或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战略审计成为董事会战略控制的一种正式机制。董事会执行战略审计要把握好审计周期、注意时刻对其职责保持敏感、控制绩效标准而且要控制支持这类标准的数据库。

【关键词】战略审计；战略控制；战略管理；管理审计

战略审计是对于影响企业整体经营状况的关键因素的评价活动，是正式的战略评价过程，它同时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约束，也是董事会参与战略管理过程的主要方式。实施战略审计，能够提高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效率、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公司治理机制失灵，例如华尔街精英们的天价高薪和股票期权。另一方面，公司战略控制失效，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均采用了杠杆经营模式，即资产规模远高于自有资本规模，出现过度交易问题。华尔街的经理人们做出开发次贷这样风险巨大的金融产品的战略决策，却没有受到董事会的质疑，这些投资银行的董事会没有负起战略监督的责任，有必要对战略控制进行反思。

一、战略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到战略管理的影响，内部审计师不仅开展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而且发展起了战略审计。20世纪70年代以后，正是由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活动的复杂化以及法律和政府对于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保护力度的加大，使得管理者的受托责任空前扩大，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对于战略监督的需求，并导致了战略管理的兴起。例如有些学者在1972年提出了将绩效审计扩展到公司战略管理过程的思想，认为绩效审计强调外部董事参与公司战略选择与计划的设计与评价，以及从管理层以外获取信息。一方面战略管理对于公司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投资回报，投资者需要对战略管理过程监督和控制，以确保能够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战略得到制定和执行；另一方面对战略的监督能够帮助管理层减少战略决策的不确定性和失误、缩小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偏差、降低经营风险并提高经济效益。各方面的因素使公司董事会积极地寻找战略监督的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研究战略审计的文献开始增多，例如Alfred在1980年讨论了独立审计人员开展战略审计的可行性。认为独立审计人员在正式开始审计之前，必须了解客户的业务、产业和整体经济背景，而战略审计正是这一步骤的扩展；战略审计有助于独立审计人员了解主要的风险领域，从而为审计计划的制定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独立审计人员可以通过战略审计帮助公司董事增强其战略监督功能，他们提供的信息是董事会特别需要的、来自管理层之外的信息战略审计既有可能为公司带来利益，也有可能为公司带来附加成本，是否应该实施战略审计应取决于成本效益的权衡。

内容摘要：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侵权客体的合法权益论已经不符合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行政侵权客体的理论研究应摆脱民事侵权理论的桎梏。行政侵权客体要满足不断发展的权利需要，范围应逐步扩大。精神权利应当纳入行政侵权的客体范围，进行特殊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行政侵权，法益，客体，精神权利

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是行政侵权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行政法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包括研究民事侵权理论的学者们，也很少提及“侵权客体”这一概念，只是在侵权构成要件中介绍“损害事实”。然而，损害事实与侵权客体具有质的差别。前者反映的是侵权的事实状态，是已然的结果，是一种人们可以感知的现象范畴；后者反映的是侵权的权利状态，可以是已然的结果，也可能是应然的预期，是通过理性分析才能把握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两者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行政侵权的“损害事实”是“侵权客体”的表现形式。

一、行政侵权客体的界析

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的，以主体为参照才能确立客体。如果说主体是权利义务本体的话，客体就是权利义务的标的，是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所指向的目标。所谓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

“法益”不同于“合法权益”，法益的概念要比合法权益的概念外延更广。合法权益通常是指有实定法依据的权益；而法益除了包括合法权益之外，还包括符合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权益以及行政相对方享有的正当的权益，即法益包括合法权益和可保护权益两部分。传统上一般认为行政侵权的客体应当是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但从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来看，这一观点明显已经陈旧。对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可以作如下分析：其一，行政侵权客体具有单向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是由行政侵权的主体单向性，确定性决定的，即行政侵权的客体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而不能是行政主体。[1]而民事侵权客体不具有这一特点，法律地位的平等决定了民事法律关系双方都可以成为侵权主体，也都可以成为侵权的对象。研究这一特点的法律意义在于，民事侵权救济原则的根本在于同等保护，虽然任何侵权只能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但由于民事侵权主体关系不具有特定性和单向性特点，因此对任何一方遭受另一方民事侵权时，都应受到同样的保护。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就不存在平等保护的问题，由于侵权客体的单向性，行政侵权保护的对象只能是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其二，行政侵权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但侵害的是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相对方为行政侵权的对象，而行政相对方的法益则为行政侵权的客体。也就是说，行政侵权的对象不同于行政侵权的客体，行政侵权的对象是在某一具体的侵权行政行为中所指向的特定的相对人，而行政侵权的客体则是指该相对人受损的法律上的权益。行政侵权客体和对象的关系不同于行政违法的客体和对象的关系。行政违法的对象是行政违法行为所直接施加影响的物或人；而行政违法的客体是行政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受行政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行政侵权行为既有侵害的对象也有侵害的客体；但某些行政违法并不一定存在侵害的对象，它可能不直接侵犯特定人的特定权利，却直接侵害了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行政权力运行秩序。[2]其三，行政侵权的客体与行政侵权的主体的关系是在相互冲突中发生的，两者关系的连接点表现为相互间价值和利益的相互排斥和否定。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法益是以行政侵权主体违法不当行为的致害结果表现出来，而以行政相对方的抗拒行为来实现其受损权益的恢复。其四，行政侵权的客体具有弱损性。与民事侵权不同，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性决定了任何一方主体不能任意处分对方的权益，而行政主体的优益权使其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处置行政相对方的权益。特别是在专制行政体制下，行政相对方在行政主体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地位，非常容易受到侵害。即便是在法治社会大力倡导服务行政的国度，行政主体仍处于优益地位、握有强制权力，服务与其说是行政主体的宗旨，不如说是其一项职能。因此，尽管在服务行政的环境中，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有了更多的关切和法律保障，但其在行政主体面前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由于这一弱势地位，在实体程序中即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职权的过程中，行政相对方时常处于被动。

[论文关键词]虚拟财产财产客体

[论文摘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直接或间接产生于网络环境下的利益纷争层出不穷,网络诈骗、网络盗窃行为日益猖獗,与此相关的网络虚拟财产问题被现实地提出。如何构建虚拟财产法律保护机制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仅从法律应保护的虚拟财产客体方面,为法律保护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一些基础性论证。

全国首例虚拟财产被盗案第一次将虚拟财产提升到法律保护的层面。本案法官认为“虚拟物品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理应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就个案而言这一判断无可厚非。不过,随着网络盗窃行为的频发和复杂化,加之现行法律并未对虚拟财产进行明确的规定,法官如何把握法律对虚拟财产评价与救济的适当性,必然成为理论与实践函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般分析可知,网络中形成的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有着诸多相似性。如价值性、效用性、可交易性。若仅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具备合法性的虚拟财产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两个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结婚,并把虚拟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若有朝一日二人搞网离,因共同网财分割产生纠纷,是否能由现实法院进行裁决?又如一拥有若干网财的玩家意外死亡,其遗留在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是否应作为遗产按现实中的继承进行分割?诸如此类,给我们的直觉是现实法院不能也不必对上述虚拟财产进行裁决。进言之,现实法律并不能对虚拟财产进行概括性保护。问题是:哪些虚拟财产应纳入法律保护的客体范围呢?

一、概念认定

虚拟财产概念的不同认定,给其法律保护造成了诸多困难。游戏运营商认为“网络游戏中的装备等财产只是游戏中的信息,实质只是一组电脑数据,本身并不以‘物’的形式存在。”1.法律不能保护不存在的东西。法官认为“虽然虚拟装备等是无形的且存在于特殊网络游戏环境中,但并不影响虚拟物品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2.法律应保护无形虚拟财产。学术界有关虚拟财产的认定分歧依然很大。一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指虚拟网络本身以及存在于虚拟网络上的具有财产性质的电磁记录(杨立新教授)。另一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是在视觉上以“物”的形式存在于网络环境中的,但现实环境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真实存在形态的各种存在形态(刘德良教授)。刘教授进而认为不应将电子邮箱、QQ号码、游戏等级、游戏经验等纳入虚拟财产的范围。因为它们与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号码或信息在本质上完全一样,不能视为无真实对应物的存在,且虚拟网络本身是否应属于虚拟财产也有待磋商。可见,二位教授的观点确实存在明显分歧。但一般认为,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虚拟网络上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电子邮箱、QQ号码、游戏中的ID号、游戏等级、游戏经验等虚拟物品。

［摘要］教学主客体问题的探讨长期达不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在方法论运用上存在偏差。应该紧紧把握住教学的实践本质，用实践的观点对教学主客体问题进行分析。“师生共同体”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的素质结构及发展水平”是教学活动的客体。

［关键词］教学主体；教学客体；实践；方法论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1年顾明远先生在学术刊物上撰文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的观点以来，学术界便对教学主客体问题展开了长达二十几年的论争。在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中，其观点大体可归纳为5种类型：教师唯一主体论、学生唯一主体论［1］、师生双主体论、否定主客体论［2］、教学交往论［3］。各种观点内部又可区分出许多观点相类但不相同的亚种，以师生双主体论为例，其内部就包括潜在主体说、轮流主客体说、互为主客体说、复合主客体说、双主体主从说、主体滑移位错说、主导主体说、主导主动说、三体论——双中心人物说等近十个变种［4］99－100。

上述众说各执其词，相互立异。教学活动中孰为主体，其说不一；孰为客体，观点更众。面对这林林总总的学术观点，我们不禁发问：关于教学主客体问题，为什么学术界探讨了20多年仍达不成共识？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之外，和我们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有无关系呢？

二、方法论的偏差

1主体之朴素美

艺术家人格的旷达高洁和艺术技巧的精湛高妙直接影响艺术作品的美感。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修养自身性情是历朝历代对艺术家人品的不屑的追求，从顾恺之的“传神论”到宗炳的“澄怀味象”到张彦远的“自然”为画中“上品之上”到南齐谢赫的“气韵生动”，再到宋代黄休复“逸”格的提出，可以说艺术作品所散发的“神韵”成为了中国画的核心美学观点，而艺术作品如何才能到达如此品境呢?宗炳的“澄怀味象”要求创作主体涤除胸中的杂念，进入“清与静”的心境，才能使作品达到美的关照，此种理论的提出明确阐述了主体在面对自然客体之时的主动性，所以修养主体的品格成为了表达画面意境美的关键。而近现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画品之高，根于人品”的美学观念，同样深刻地阐述了画家的品性美对表达自然之美的重要性。画家要达到对自然之美的真诚流露，画面呈现返璞归真的境界，就需要做到人品与画品的共修。要在作品之中映射出自然之大美，不仅需要画家对其有美的关照，还需画家静心修养自身性情，才能使作品体现出朴素之美的内在精神与内在美。柏拉图言:“艺术家必须是一位道德家，是至善的体现者。”这里的至善就是一种不骄不躁，不做作不虚伪的人格体现。这种至纯至真的情感就是艺术主体朴素美的一种体现，是表达艺术高层境界的法宝。只有主体在思想情操、审美意识、艺术表现手法到达较高境界时，艺术作品才会流露出艺术审美的至高境界———朴素美。所以，艺术主体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关键也是首要，只有艺术家从自身修行才可领悟自然之美、创作艺术佳品。当然不同时代对艺术主体的审美评判会略有不同，但是主体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之本这点是无容否认的。

2客体之朴素美

庄子在《知北游》中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美”即是道的本身，亦即，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里的朴素之美是指单纯、原始、未雕未琢、自然天籁般的自然之美，这种美具有无可比拟性和不可替代性。在艺术创作中，这种自然天籁般的客体之美对艺术创作主体的选材是至关重要的，近代山水绘画大师黄宾虹以“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丽”抒发着自己最真实的审美感受，这种自然景观对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最真实的最自然的美的素材。人与物，只要是维持其自然天性就可以称得上是美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名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它一直保持自然造化的景致，这种自然之造化就是客体的真实之美、朴素之美。西施长年皱眉的体态，是因病所致，是一种真情流露，所以很美，而东施效颦就不是这样了，这种是脱离了自然本真而矫揉造作的一种体态，所以就谈不上什么美感了。艺术家往往是面对真实自然之美时才会被触动，电影《红高粱》的诞生正是如此，当导演张艺谋遇到了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正是因为小说大片火焰般的红高粱为他的心中绚烂的电影意象寻找到了源头，点燃了张艺谋的蓄谋已久的艺术灵感，从此张艺谋开创了一个色彩与场景的电影新时代。这就是自然纯真的艺术客体的魅力所在，如果张艺谋没有遇到莫言，如果黄宾虹没有遇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何来他们的艺术呢。所以艺术客体的美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主体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之本，那么客体就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之源，只有主体的审美架构与客体的自然之美产生共鸣，艺术作品才会有到达朴素美的高层境界。

3艺术表现语言的朴素美

朱景玄在他的《唐朝名画录》中提出了“神、妙、能、逸”的绘画评判标准，这里的逸品之画，其一要求画家为人超逸，其二要求画法超逸，此观点强调的是主体的审美情操与主体艺术表现语言的同一性，而其中的“画法”便是艺术家不同的艺术表现语言。不同的艺术家其绘画风格是迥异的，而对于主体自身而言在不同时期艺术风格也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主体审美观念提升在前，艺术表现手法才会随之跟进，这也是主体所必经的一个艺术生命历程。近代山水绘画大师黄宾虹的座右铭“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求修养之高，无以言境界”进一步印证了主体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性。以黄宾虹先生为例，他的绘画美学观念和绘画风格，在50岁后，渐趋于写实，80岁后，渐渐形成了“黑、密、厚、重”的画风，而晚年他的山川景致层层深厚，气势磅礴，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也说明在不同时期画家为人超逸和画法超逸是相互提升的，当人的心境情感和自然的节气姿态处于同态对应的关系之中，画面就会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契合关系，作品中就会显示一种人与自然的内在亲和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和谐之美的传达，这种画面自然而言就会达到朴素之美的意境。人与自然是以情感为媒介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正是向着真实的、自然的境界靠拢，当情与景相互交融，艺术作品自然而然的就会迈入人与自然高度谐和的艺术佳境。

所谓课税客体的归属是指课税客体与课税主体[1]之间的结合关系。从理论上讲，只要明确课税客体，我们根据课税客体的归属即可确定课税主体。但某一税种的课税主体往往在税法上直接规定，课税客体的归属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必要，反而仅仅成为一种理论上的逻辑设计，在实践中没有作用。果真如此吗？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税法中，课税客体的归属一直作为课税要件的要件之一，与课税主体、课税客体、税基和税率并列，其地位从未动摇，在实践中，许多税收疑难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课税客体的归属加以阐释，可见课税客体的归属有存在的价值。但长期以来，课税客体的归属问题却未得到重视，对其理论研究也十分薄弱，令人焦心。因此，本文试图对课税客体的归属问题进行初步地探讨，虽然观点不成熟，但希望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增益。

一、课税客体归属关系的判断根据

课税客体的归属连接着课税客体和课税主体，要确定课税主体，我们就必须明确“归属关系”是什么？由于课税客体可以分为物、行为和事实三类[2]，对于三类客体我们宜分别探讨。首先，当课税客体为物时，客体的归属关系如何确定？笔者以为，早期的税法将税分为对人税和对物税，对人税着眼于人的因素而设立，而对物税则着眼于物的因素，既然是对物征税，征税机关只需考虑物即可，勿需考虑纳税人为谁。例如对一斤大枣征一两枣的税，将枣从中取走即可，纳税人为谁对征税机关而言并不重要。当然谁从大枣中收益，谁自然就因负担这些税而成为纳税人。但这种以物征物的方式，造成税款形式上的千差万别，显然不符合国家财政的需求，将税款一并折合为金钱已成为现代国家通行的做法。因此，确定纳税义务人（课税主体），使之于物外另行给付金钱就有十分必要。但我们从这种逻辑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课税客体为物时的归属依据，即谁享有收益，谁就应当以收益纳税，遵循“收益原则”。以“收益”为判断“归属关系”的依据，也体现法律上的公平理念和利益平衡的原则。如果课税对象与纳税义务人没有这种收益关系，纳税义务人没有从中收益反倒为之纳税，其权利与义务显然不对等，其不合理性也十分明显。当然，“收益”并非是一个法学上的标准，税法在确定课税客体的归属的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作为课税客体的“物”归属于物的所有人，因为物的所有人也多是课税客体的收益人，在二者不一致，即当课税客体即物的形式上的所有人与事实上的收益人不一致时，税法则倾向于将课税客体归属于物的事实上的收益人。

其次，当课税客体为行为时，课税客体如何确定归属？由于哪些税的课税客体为行为存在争议，笔者倾向于台湾学者陈清秀的观点，认为消费税和交易税的课税客体主要为行为。对于消费税而言，其间接消费税，如营业税，为销售货物或劳务行为或外国货物之进口行为；直接消费税，如娱乐税等为消费行为。对交易税而言，其中的证券交易税，课税客体为有价证券的买卖交易行为；不动产取得税的（契税）的课税客体为不动产的买卖等法律上的交易行为等[3].对于课税客体为行为时的归属问题，笔者以为应以“行为者”为判断标准，即对行为的实施者课税。例如，有关国内交易的消费税的课税主体为进行课税客体转让的行为人。但契税的课税主体为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而非土地、房屋权属的转移者（行为人），令人费解。

最后，课税客体为事实的情形主要是指印花税。当课税客体为事实时，应以引起事实发生者为课税主体，即对于印花税而言，为书立、领受相关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如立合同人、立账簿人、立据人、领受人等。

以课税客体的分别类型来确定课税客体的归属原则，以这些归属原则确定课税主体，构成课税要件上严密的逻辑结构。但由于课税客体的归属问题在实践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一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混淆之处。例如课税主体（纳税义务人），通常理解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4].据此，凡是税收法律、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即为纳税义务人。但我们从课税要件的角度看，课税主体应为课税客体所归属者，两个概念明显不同。凡为课税客体所归属的人为纳税义务人，凡与课税客体无此归属关系的人，便不能称为纳税义务人，只能是代缴义务人。而在我国许多税收法律、法规中，纳税义务人与代缴义务人混用的情况很多，例如《房产税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纳。前款列举的产权所有人、经营管理单位、承典人、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统称为纳税义务人。”既然全民所有的房产的经营管理单位并非房产的所有者，也非房产的“收益”享有者，与房产并无归属关系，则不应该称为纳税义务人，而只能是代缴义务人。同时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也因与房产并无税法上的归属关系，实质上只是代缴义务人而已。

一、权利客体的一般研究

权利的客体，又称权利的标的，即权利所在之对象，是相对于权利的主体而言的。处在支配地位者是主体，受支配者是客体。在一般分析中，权利的客体是“与主体(授权的和迫使的)有关的权利(严格意义上的)和义务的关系，与一方要求、另一方被要求进行的行为或自律有关，还与某些特定的物(thing)有关”①。它因各种权利的不同而有差异，只可大致作出物和行为的划分。依传统民法观念，物的通常意义乃是除人身以外②，可以受支配而独立为一体的有体物质③。因此，托马斯•厄斯金•霍兰德(ThomasErskineHolland)下定义道，“物乃所有被法律视为客体的事物，一个人对其行使权利而另外一个人则据以负有一项义务”④。除了物以外，行为也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法律调整权利主体或法律单位(即人)之间的关系并规范它(他)们的行为。法律上所理解的行为是表现在外的意志⑤，是外显意志的行使，并且意味着一种选择⑥，既可以是积极的(行为人有所作为)，又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⑦。罗斯科•庞德指出，“行为很重要，这既表现在它可以产生或剥夺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并能创设和终止义务和责任，也表现在它是那些固有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的人可以向那些负有义务和责任的人提出主张。”⑧因此，法律上的行为，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该意思表示，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导致一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

二、社会保险权客体的分类:现金给付与实物给付

社会保险权的客体乃是指社会保险权的诉求对象，同时也是建立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所要实现的保障内涵。具体来说，社会保险权的客体是由保险人根据社会保险法律规定，提供给作为权利人的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的各种社会保险给付。对于社会保险给付，理论界存有多种分类方式:按照保险项目将其划分为年金保险给付、健康保险给付、失业保险给付、职业伤害保险给付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给付等五种类型;按照给付内容可以区分为“服务给付”、“物质给付”以及“货币给付”等三种类型;根据给付内容是否为现金，可以将社会保险给付划分为现金给付以及实物给付(包含物质或服务两类)等两种类型。事实上，根据前述对权利客体的“物—行为”二分法，我们也可将社会保险给付分为“物之给付”(对应于物质给付及货币给付)以及“行为给付”(对应于服务给付)。如果仔细比较上述四种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最后两种分类方式实际上都是对第二种分类中的各类给付形式进行的排列组合;第三种分类将服务给付与物质给付合并为实物给付;第四种分类方式则在“物之给付”中隐含了物质给付与货币给付这两种物质性更为显著的利益。⑨由于服务或物质这两种保险给付方式皆以人力或物质的“自然状态”来呈现，因此，本文还是使用在国际社会政策分析中、社会给付或福利给付类型化研究方面使用更为广泛的现金给付(benefitsin－cash)以及实物给付(benefitsin－kind)的经典分类方式瑏瑠，对社会保险权的客体进行分析。

1．现金给付

现金给付是指在社会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直接将货币金钱发放给被保险人或其他受益人，以弥补其因风险事故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形成对权利人一定程度的收入替代。如果给付义务人将现金支付给其他具体提供给付的第三方，如长期护理保险中的非受雇护理人员，此时则应归入服务给付或物质给付的范畴。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如果现金给付可以与其他给付方式进行互换，比方说可以用提供安养照顾以取代养老金给付时，就必须以当时实际的给付方式为准。相对于实物给付的方式，现金给付的好处在于能够更好地保证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选择的自由性”，使他们得以自行从商品市场中购买因应风险所必需的物资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被认为是强调自由经济与个人主义的社会价值。然而，这种给付方式也有其缺点:第一，选择自由性有待市场机制的运作，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如愿获得所需的物资，市场也未必能生产足够的与受领人需求相符的设施与服务;第二，“保险商品化”的情形更为严重，因为保险人在此基本无法对于给付的实际提供者实施管控;第三，一般民众也缺乏医疗服务质量以及商品价格等方面的相关专门知识，难以充分发挥其“选择权”;①第四，受领人有可能最终并未将现金给付用于生活改善方面，而是花在喝酒、赌博等行为上，无法实现社会保险给付设定的目标。因此，现金给付一般多用于应对诸如失业、年老等导致“收入损失”的社会风险以及职业伤害补偿等带有对劳动能力丧失进行赔偿性质的社会保险给付的情形。具体而言，以现金给付形式出现的社会保险给付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②:(1)养老金。养老金是最为典型的收入替代型给付，用以确保权利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给付水平一般与权利人退休前的收入水平及其积累的保险权益有关(由被保险人的缴费金额及缴费年限决定)。(2)残疾津贴。残疾津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向由于职业伤害③而导致残疾的被保险人发放的残疾生活津贴(包括一次性给付与持续性给付两种类型)，另一类是在年金保险中向非因职业伤害致残的被保险人发放的残疾生活津贴;前者按照职业伤害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收入水平以较高的替代率发放，后者水平按照年金保险方式计算，一般根据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而有不同。(3)遗属津贴。像残疾津贴一样，遗属津贴也可以分为被保险人因职业伤害死亡后其遗属所享有的用以替代被保险人死亡之前薪资收入的津贴(有一次性与持续性给付两种类型)以及在被保险人领取养老金之前或领取养老金过程中死亡的情形下其遗属享有的津贴(寡妇或鳏夫以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未再婚为领取要件)。(4)疾病津贴。区别于医疗费用支出，医疗津贴是对被保险人的现金补助，主要用于补偿其就医期间收入减少的部分。为单次疾病而发放的津贴大都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很多国家和地区也要求雇主按相关法规单独或共同承担津贴支付责任。(5)失业津贴。失业给付主要由失业津贴、职业培训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等内容组成。失业津贴则按照被保险人失业前收入的一定水平发放④，而且还规定有等待期以及给付期限。被保险人领取失业津贴一般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例如处在法定就业年龄范围内、失业前须有就业及缴费记录等)并且领取时限与保险费缴纳年限有关。(6)职业伤害津贴。此部分津贴是在职业伤害就医期间向被保险人发放的有期限的收入补偿。(7)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是对女职工因生育而中断工作以致不能获得原有收入时，由保险人给予的现金补助，其待遇水平一般比较优惠。(8)照护津贴。照护津贴一般只存在于被保险人选择由自己组织护理(例如将护理服务交由家人或其他亲属，或选定其他人进行)的情形下⑤。其实，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原则上所有的保险给付方式可以通过现金来折算。也就是说，社会保险中的服务给付或物质给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可以通过现金价值进行衡量。例如，在许多国家的健康保险中，被保险人在享受诊疗、药物、手术以及住院设施等实物给付时，一般仍被要求先行垫付医疗相关费用，然后据以向保险人申请报销。由于社会保险给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收入替代，在社会保险给付采取现金方式的时候，通常会以被保险人的“最后投保薪资”，亦即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薪资或径直以被保险人发生事故时的即期薪资作为给付计算基准。①此外，与商业保险需要被保险人自行承担通货膨胀对保险给付实际购买力造成侵蚀的风险有所不同，社会保险制度出于实现收入替代以及确保一定生活水准的目标，往往会建立现金给付调整机制，以确保保险给付实际购买力。不仅如此，在年金保险等实行长期性、持续性给付的保险项目中，为确保保险给付受领人与在职者的相对收入水平以及在全社会收入结构中所处层次保持相对稳定，即使生活价格指数没有发生变化，也应随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动而作调整。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一、从犯罪客体的历史渊源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理论

在对犯罪客体地位进行论证之前，首先我们应该溯本追源对中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探寻、考证，以此使我们能够避免被淹没在激烈争论的学术泡沫中，也能使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走向正途。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源自苏联，而苏联是否继承了革命前的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则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早年俄罗斯刑法中早就已经存在系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但特拉伊宁等学者在其论著中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的论证并未以此作为根据，[1]对早年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基本未提及，此部分由于史料欠缺，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而事实上苏联刑法学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早年俄国的刑法理论如同我国对民国时期的法律体系一般基本上是全部抛弃、彻底否决的[2]，由此可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传承于早年俄国的刑法理论。但基本得到考证的是苏联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在批判、借鉴大陆法系三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3]对此张明楷教授也有相同观点。[4]179苏联建国初期，刑法学者们一方面批判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掩盖了其资本主义的阶级特性，未能正确揭示出犯罪的本质，并且大陆法系犯罪成立条件中的违法性的判断使得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又衍生出犯罪客体这一理论。由此，大陆法系国家依次递进的立体型的犯罪成立理论变成了苏联刑法学中互为一体的平面型的犯罪构成。值得一提的是早年俄国的刑法学家将犯罪客体初步引入刑法学领域是作为犯罪对象之意适用，而客体最先作为一种术语适用始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以指意识所指的东西，包括认识的、意愿的、情感所寄托的对象；而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都对“客体”这一术语进行了不同的阐释。[5]在哲学中，客体与对象是属于同等程度的哲学范畴，在刑法领域将客体含义确立为社会关系难免与其它学科产生矛盾分歧。而苏联刑法学家将沙俄时代的犯罪客体继承下来却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含义，以此实现其构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下刑法领域全新的犯罪构成理论，在早期，苏联刑法学家甚至将“社会危害性”“社会关系”称之为“阶级危害性”“阶级关系”，可见犯罪客体这一理论的提出政治含义是极其丰富的，阶级意识很强，是为了符合特定时代下的阶级背景，苏联才引进了犯罪客体这一理论，形成了现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其实在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反对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现如今的俄罗斯刑法也早已开始对犯罪客体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断进行抨击[6]，而我国又有什么理由还在固守陈规？因此犯罪构成四要件这一理论完全是苏联刑法学者在那样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自己缔造、富有政治理论的色彩，却不带有任何历史传承性，而中国在建国初期更是在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情况之下将其直接移植过来，久而久之形成了现今法律人这样的思维定式和法律习惯。由此可见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从一开始就没有科学性、深刻性的理论支撑，只是出自根深蒂固的学术习惯而已，我们有必要突破束缚寻求更加科学更加适合我国刑法体系的犯罪构成理论。

二、从我国的犯罪构成与大陆法系的犯罪成立条件比较研究中论证犯罪客体非犯罪构成要件

支持肯定说的学者曾指出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相互依存具有评价的一次性，四要件之间彼此不能割裂，共同决定犯罪的成立，而大陆法系犯罪成立要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多次评价性，因此不能用德日刑法没有犯罪客体的概念作为“犯罪客体不要说”的论据。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区别并不是犯罪客体概念的有无，甚至很多方面都是借鉴大陆法系转变而来，而区别在于对违法性与犯罪客体概念的错误定位。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4]179苏联学者把大陆法系中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转变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违法性包括违反法律规定的形式违法性和行为侵犯或威胁了法益的实质的违法性，侵犯法益的实质违法性转变为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把有责性转变为犯罪的主观方面和主体要件。①但需要说明的是犯罪客体与实质违法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客体的具体内容说法不一，如法益说、社会关系说与生产力说、犯罪对象说等，根据通说对犯罪客体的定义②表明我国的犯罪客体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被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名词性质的概念，而大陆法系的实质违法性是指行为侵害或威胁了法益，这是一个证明该行为是犯罪行为的动态过程，行为侵害了法益与法益（或社会关系）本身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大陆法系中违法性与我国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不同,大陆法系中被侵犯的法益本身并不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把犯罪客体作为一个社会关系去认定犯罪，而是作为“行为是否侵犯或威胁了社会关系”，但其实只要具备了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这三个要件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而关于犯罪客体的争论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并且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关系在没有被犯罪行为侵犯之前并未进入刑法领域，只有发生了犯罪行为这种社会关系才会被侵害或威胁，此时才存在犯罪客体之说，因此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再拿后面出现的犯罪客体去认定犯罪，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司法认定上都不具有合理性，而且如果社会关系已经被犯罪行为侵犯了，就说明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更何谈如何认定犯罪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大陆法系在犯罪成立条件中有对实质违法性的判断即行为侵害或威胁了法益，实质违法性进行的就是价值评价，所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也应该有犯罪客体要件来实现其价值评价的功能,而不能仅仅以其它三个要件作规范评价。对此观点笔者认为在德日刑法中对犯罪概念的研究并不重视,或者说对犯罪概念只是作形式上的研究，不具有价值评价的内容，因此只有把对犯罪行为的价值评价和规范评价都集中在犯罪成立条件之中，价值评价即体现在实质违法性上。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具有实质性,本身即具有价值评价的功能，而无需在犯罪构成中再进行价值评价，因此犯罪构成中也就不需要有犯罪客体再去承担此功能。有了实质的犯罪概念，我国的犯罪构成只要进行规范评价即可。

三、从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与犯罪客体的相互关系中重新定位犯罪客体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所表述的内容不同，犯罪概念揭示的是一切犯罪的本质属性，而犯罪构成是指犯罪的规格和标准，使人们认识和了解犯罪是怎样形成的，明确犯罪的内容结构，从而以此认定犯罪。因此犯罪构成是在具体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抽象的犯罪概念则无法实现这种功能。对于这种定位陈兴良教授进行过批判[7]：所谓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比较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对应，犯罪有其一般概念则必然也有其具体概念，这便是法条明文规定的犯罪概念或者刑法教义学上的各罪具体概念，而犯罪构成我们一般在探讨时把它当做具体认定犯罪的标准即各罪具体犯罪构成，但事实上刑法学中亦有一个体现一切犯罪特征的一般性的犯罪构成概念①。因此在认定具体犯罪的过程中犯罪的具体概念与具体的犯罪构成都在一起发挥作用，具体概念揭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本质，具体犯罪构成再去规范意义上认定犯罪，有了犯罪概念的价值评价也有了犯罪构成的规范评价，就达到了如同德日刑法中对犯罪成立条件所要求的标准。在此意义上也就无需在犯罪构成之中再增加犯罪客体以实现价值评价的功能,也无需担心排除犯罪客体犯罪构成就无法认定犯罪。对于犯罪客体来说本质属性即揭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法益，揭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与犯罪概念的属性其实是同一的，犯罪的一般客体在刑法第13条即对犯罪概念的定义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揭示，由此可见犯罪的一般客体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犯罪行为的本质，也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刑罚权的根据，即国家对犯罪人科以刑罚的理由，因此犯罪客体与犯罪概念殊途同归，共同揭示犯罪本质。故而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把犯罪客体放在犯罪概念中研究最为恰当。[4]249-250

摘要：21世纪的科技发展迈入信息化和智能化的阶段，并深刻影响着包括酒店在内全行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以物联网、VR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酒店的应用已成为行业专家和经营者普遍关注的焦点。但是，在具体针对新技术设施或服务的选择上，许多酒店并未对顾客的科技体验感受做深入了解。而对酒店管理者来说，了解顾客的真实技术感受和潜在技术需求对其进行技术应用的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方法，透过顾客与酒店管理者双重视角，旨在了解酒店新技术应用现状，并深入分析消费者对于现阶段酒店科技应用的态度感知和行为倾向，希望为酒店行业的科技应用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酒店；新技术；顾客体验；科技应用

回顾酒店产品或服务的历史，我们可以一窥科技应用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顾客角度来说，目前的科技已实现从冰冷的房间钥匙到便利的智能房卡；从繁琐的前台服务到快捷的网络自助登记入住；从单一的线下预订到线上线下并行发展的模式；从有线网络服务到无线Wi-Fi全覆盖等等服务智能化发展趋势。从酒店业主方来看，原有的纸张登记被办公自动化系统所取代，传统的单一渠道营销被OTA等新媒体营销方式推进。不可胜数的变化，都暗示着借助现代科技对实现酒店经营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和增加附加值，满足顾客个性化体验和需求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旨在了解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新技术发展背景下，酒店行业经营决策者如何真正结合顾客需求，正确看待科技应用，以平衡人际服务与技术服务的关系，提高顾客满意度。当前针对新科技在酒店应用的研究较少，很少有研究关注酒店业应该如何结合顾客体验及个性化需求，将有关理论应用到具体服务实践的指导及流程等方面，而以创造顾客的入住体验为主的酒店科技接触服务方面的研究更为缺乏。因此，很难让我们了解到行业中对科技的实践应用及想法，特别是哪些技术可以增强顾客体验和满意度，哪些技术并不能为消费者带来满意体验，哪些技术成为酒店经营管理者进行投入产出决策思考的“鸡肋”。此外，当前消费者对科技应用的潜在需求又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技术使用与人际服务接触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文将带着上述思考，一方面，透过广大酒店业经营决策者视角，通过实际访谈和观察的方式，对酒店科技应用现状进行具体探究。另一方面，透过顾客体验视角，通过其对科技产品（服务）态度或行为倾向的研究，探索酒店如何正确发挥科技效用，为酒店业管理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建议。

一、相关概念

1.酒店科技应用阶段。酒店业中应用科技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技应用的起步阶段，第二、三阶段被称为“启动沟通科技”阶段，第四、五阶段为“顾客服务”阶段，第六阶段为新科技应用阶段。在科技应用的起步阶段，酒店经营者尽力提供足够的科技服务来满足市场需求，以表明自己的科技立场；在沟通科技阶段，酒店将重心放在信息技术，主要用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员工工作效率；而到顾客服务阶段，酒店开始以顾客为导向，使用科技创造“额外收入”和“额外价值”；到了“新科技应用阶段”即第六阶段，部分酒店考虑应用复杂的前沿服务技术，但可能会由于技术成熟度和复杂性限制其被广泛应用，这一类以高科技酒店或智慧酒店为代表。目前，国内酒店较多停留在第二、三阶段，不少高星级酒店也到达顾客服务阶段，而到达第六阶段的酒店数量相对略少。2.酒店新技术应用分类。笔者认为基于使用目标，可以对酒店科技应用进行三种分类：信息科技服务、安全科技服务、节能降耗技术和创新体验科技服务。其中，信息科技服务是指酒店顾客接触频繁、使用较为广泛的网络信息服务，如无线Wi-Fi服务、电脑、宽带等。目前酒店顾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已经将其看作最基本的生活服务，甚至将其价值等同于生理需要。安全科技服务一般包括电子保险箱、智能门锁、梯控等一类为顾客人身及财产安全提供保障的产品或服务。节能降耗技术是基于酒店自身业绩考虑，能为其减少成本的科技项目，如智能灯光、智能空调、感应节水器具等。创新体验科技服务主要是面向顾客个性化、私密化或者定制化的一些科技项目，如移动扫码优惠业务、智能淋浴设备等。本研究主要针对酒店顾客体验科技进行分析，讨论顾客住店前后所有与酒店服务相关的科技设施，也正基于该分类设计了顾客调研问卷。

二、酒店访谈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