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范文10篇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概述

期待可能性思想萌芽于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产生于1897年德意志帝国法院对“癖马案”的判决。被告是一马车夫，受雇驾驭一双架马车，一马有用尾绕缰之恶癖，极其危险，马车夫曾多次要求换马，雇主不允且以解雇相威胁，马车夫迫于生计不得不继续驾驭该马车。一日，该马癖性发作，马车夫制御无效，该马失控将行人撞伤。检察官对马车夫起诉。一审法院判马车夫无罪，检察官抗诉，但德意志帝国法院维持了原判。理由是：要认定被告具有过失责任，仅凭其认识到该马有以尾绕缰的恶癖并可能伤人的后果还不够，还必须以马车夫基于此认识而向雇主多次提出拒绝驾驭该马为必要条件。但事实上无法期待马车夫不顾丢失工作的危险而向雇主提出拒绝驾驭此马，故马车夫不应负过失责任。

该判决引起关注，其原因与当时通行的心理责任论有关。该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责任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它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认为责任的实体存在于行为者对自己行为的心理关系之中，刑事责任的实质就在于行为人自己的心理关系或故意、过失的心理态度，责任就是确定行为者对待行为的心理态度。它把行为者的这种心理态度分为对结果的认识（预见）与认识（预见）的可能性，前者称之为故意，后者称之为过失，进而又把从心理角度把握的故意与过失看成是责任的两个种类，将责任解释为故意和过失的总和。因此，如果责任能力者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则行为人即有责任。就本案来说，马车夫显然有过失，因为他已知癖马存在危险，只因雇主拒绝更换且以解雇相威胁，才不得不继续驾驭该马，故对于癖马伤人，他已具有认识的可能性，负有过失责任，而依当时的心理责任论，他承担刑事责任是理所当然的，而法院判被告无罪的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遂引起关注。

迈耶、弗兰克、戈登施密特等先后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修密特大体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经过上述学者的研究与探讨，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国逐渐取得通说地位。

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积极意义

1．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相对意志自由，为刑事责任提供了哲学依据

从理论上讲,为保持全球金融稳定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其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有序;

第二,其供给总量应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

第三,这种调节必须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

基于此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提出了超主权国际储蓄货币的概念,在6月结束的金砖四国会议也提到了超主权货币。近日来,超主权货币成为了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

超主权货币是指一种与国家主权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而所谓国际储备货币是指一国政府持有的,可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通用的货币资金;是一国政府为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能随时动用的用于对外支付或干预外汇市场的一部分国际清偿能力。

当今时代波谲云诡，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日益开放、日益走向世界，世界也日益关注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有益于世界，也冲击着现存世界秩序。现存世界秩序的主宰者——西方，以矛盾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既要容纳又想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世界、世界予中国，日益成为时代的焦点。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崛起的中国最终为世界所接纳还是被排斥，应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列宁曾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一个阶级如此，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卢卡奇把历史与阶级意识联系到一起。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器物的中国之上，更要有道义的中国。中华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意识的激发和中华民族主义的成长是我们民族真正需要的现代意识，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一

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

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

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一、认识“痕迹”

（一）痕迹的传统意义。痕迹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①物体留下的印儿②残存的迹象；在百度百科的解释指事物经过后，可察觉的形影或印迹。如：航船的航迹；走路的足迹；树枝的划痕。痕迹体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在心理学和侦查等领域起到了帮助作用，如现场勘测、法医鉴定等手段离不开其帮助。这些痕迹是有价值的，也可以被运用在设计领域中。（二）“痕迹”的设计学意义。随着使用条件、方法、环境等不同，人与物的互动可能会形成一种或多种不同痕迹。一些其实也属于痕迹的东西，没有被定义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本文将引入一种“心理的痕迹”，它主要指适应、陪伴、回忆、信仰等与情感角色相关的感性因素或心理活动。笔者用以下几个大家较为熟知的例子来简述“心理的痕迹”的作用：1.中西银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受汗液和空气等的影响，银器随着使用会产生不同的机械性损伤和包浆，使银器呈现出一种古董般的韵味，增加银器的艺术魅力。使用时间和环境不同、银器的不同所产生的色泽也会有所不同，带给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包浆的银器通常要比没有包浆的有所升值，包浆内在的本质其实是生命的升华，是一种人生的感悟。2.中西方也都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对皮具的使用，至今仍有各种美观并且实用的皮具深受大家喜爱。皮革会随使用变色、变软、出现划痕，甚至破损。然而这是它默默陪伴你、守护你的方式。随着使用，可以感受它带来的生理及心理上的舒适感。3.牛仔裤原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的“淘金热”的工作服，在它被使用的100多年里，出现过许多风潮。其中一些元素其实本是劳动者在劳动时日积月累关节弯曲磨出的痕迹及破损，现在的流行为了追求最初磨痕效果制作出了洗水效果，破洞牛仔裤则是将这些“痕迹”放大，并逐渐成为了流行趋势。（三）“痕迹”的本质。“痕迹”的产生源于人对物品触摸的本能。宝宝在长大过程中通过各种行为，来制造和感受“痕迹”。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佐佐木正人曾说到，“在小孩长大的过程，有段时间会把纸捏得皱皱的，或是放到嘴里玩；也就是享受表面本身，开始乐于探索物品。然后就开始手指画画涂鸦，每个小孩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而涂鸦到底是在做什么，其实就是乐在痕迹之中；开始对自己的手可以留下痕迹产生兴趣，而非手可以处理什么，行为的痕迹就这样伴随着每个人长大”。

二、设计角度看“痕迹”

人与物经过一定时间的互动，产生了“痕迹”。人的行为会影响“痕迹”，“痕迹”会给人或积极或消极的一个反馈，也会逐渐变成影响物的要素之一，“痕迹”又是人与物之间沟通的桥梁。人与物与痕迹三者是紧密相关、互相影响的（如图1）。人与物的互动产生“行为的痕迹”也产生“心理的痕迹”，这些“痕迹”是行为的证明也是情感的证明，还有时间的证明，这些“痕迹”提升了物的美感，也间接体现了人的品味、个性、生活方式、思想表达等个人化特征，甚至信仰、尊严等更高层精神层面产物。作为一个设计者，应该关注“痕迹”的积极结果所体现出的非物质层面的美感——银器的价值提升、皮革和牛仔裤的舒适感提升及情感作用等，将这些具有感性因素的“痕迹”运用到设计中去，作为产品设计的非物质因素。设计更多的是在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因此本文不考虑自然痕迹和纯机械痕迹，主要关注与人相关的“痕迹”，且与人的行为、心理有关的“痕迹”。（一）DIY与“痕迹”。大受欢迎的DIY，顺应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出自自己之手的物品的趋势，为产品设计开拓了新的发展方向。DIY产品与人有更多的交流互动，有更多的情感投入，产生更多的“痕迹”，使人不仅在结果中得到物的积极反馈，在行为过程中也能享受其中乐趣。这种将产品制作的一部分交给使用者的方式，使制作和使用的界限变得暧昧模糊，使使用者对物品倾注更多的情感。DIY这种行为是主动的、刻意的，行为期间人与物品产生了一些情愫，是精神层面的影响，是“心理的痕迹”起到的作用。这是一种通过使用者参与制作来展现“痕迹”的设计方式，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参与来满足其情感需求。（二）顺应“痕迹”。有些“痕迹”不是在机器生产制作中产生，而是在人的使用过程中产生。一些物品经由使用造成的一些改变可能是消极并且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就可以将这些改变用来改良，使物品越用越好，而非变坏。也就是说使用者会造成某些方面的“痕迹”改良，这种行为大部分都是无意的。鞋子和牛仔裤随着购买者的使用会越穿越舒适，许多工具也会随着使用越来越顺手。物品可以随着时间和使用而变得越来越令人满意，越来越令人舒适，多了些人情味。美国《老爷》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关于牛仔裤的文章，形象地描述了牛仔裤与美国人之间那种无所不在的“情人”间的亲密关系。文章中提到牛仔裤“耐久、便宜而且性感，比狗更忠实，比人还爽快，她跟随你的时间越长、用得越久，就越使人感觉亲切宜人”。这些物品都是出自使用者的产品，使用者在使物品变得更美好的过程中，又可以从中得到积极反馈。这是一个人与物相互交流，且能彼此受益的过程，是“心理的痕迹”的融入产生的积极结果。从设计角度出发可以顺应这些“痕迹”的规律，增强设计的计划性，在设计最初就考虑到使用之后的效果。（三）放大“痕迹”。文玩经过使用者的精心盘玩形成了包浆，显得沉稳而含蓄，比刚买时更具韵味，赏心悦目。破洞牛仔裤则是将工作服在劳动中日积月累产生的“痕迹”放大，并成为了流行趋势。那身边其他的物品也是否可以产生这样的刻意结果呢？通过一些刻意行为，就像盘玩手钏、制作破洞牛仔裤一样，通过设计手段将一些本是无意间造成的积极“痕迹”，通过设计去放大化或者加以利用，以作为商品买卖的卖点（如图2）。例如最近流行的goldengoose“小脏鞋”，将本是鞋子在不经意间弄脏留下的污渍放大夸张化，将本是消极结果的污渍作为设计亮点，变成一种时尚（如图3）。（四）“痕迹”的设计价值。设计以人为中心，时常关注人的行为和心理，而“痕迹”与人的行为和心理密不可分，研究“痕迹”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在研究制造它们的人；人与物之间的交流对产品设计具有重大意义，研究“痕迹”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在研究人与物之间的交互，因此从设计角度来看，“痕迹”具有研究价值，将“痕迹”引入到设计领域会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新趋势。不同物品会与不同的人产生不同互相作用，因而产生不同的“痕迹”，其具体呈现方式需针对具体产品的差异以及目标群体、设计需求等来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后续研究任重而道远。

三、“痕迹”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发展方向

“痕迹”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未来发展分别从视觉表现、情感表达、文化体现三个角度并结合个别案例来进行研究讨论，不同角度独立存在、相互关联，共同作用在产品设计中。（一）视觉表现。视觉符号是物品最直观的形象呈现，其基本元素主要包括图形状、色彩等。物品随着使用产生的“痕迹”会形成随机性图形，也可能产生色彩、表面材质的肌理改变，这些“痕迹”带来了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变化，提升了产品的视觉审美，例如植鞣皮会随使用发生色泽改变。“痕迹”使即使是一模一样的物品在使用中产生细微差异，稳定中又有随机性。在系列化产品当中，“痕迹”可以在保持整体视觉统一性的同时，保留每个单体的独特性。（二）情感表达。“痕迹”具有强烈的感性因素，能够给人带去触觉与视觉上的心理变化。“痕迹”可以记录使用者的个人习惯，体现使用者个人特征，增加物品的归属感，例如键盘经使用后WASD按键的印记特别明显，则其所有者大概率是个游戏爱好者；“痕迹”可以表现人与物之间的适应和陪伴，例如会随着温度改变开花的墙纸（如图4），仿佛陪你渡过一年四季花开花落；“痕迹”是物品在过去时间的见证，可以用来表达怀旧情结，作为一个回忆触发点；“痕迹”可以展现交互体验的乐趣，例如烤年报“Welldone”（如图5）需要按照要求对其进行烘烤才能显示出一部分内容；“痕迹”促进了人与物的磨合而非磨损，从而延长物品使用周期。“痕迹”作为人与物沟通的桥梁，人与物通过“痕迹”彼此影响、彼此受益。（三）文化体现。日本建筑和工业造型设计界的代表人物黑川雅之曾说“设计的终极目的在于抚慰和唤醒人们的感受”。“痕迹”唤醒人们逐渐被削弱变得麻木的触觉感官，追溯过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依赖双手制作的时代，“痕迹”是手工艺制作中自然的美感呈现，也是制作者对劳动的专注、对生活的热爱之体现。对未来来说现在就是过去，“痕迹”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将在未来孕育更多扎根于生活美好之物。

摘要：艺术与设计发展至今，在一次又一次艺术变革中不断的发展，如今艺术设计理论和技法已经十分的成熟，设计的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变得十分有限。要想从艺术设计的理论上需求创新和发展，我认为是十分的有限。要想有引人注目的设计创新，可以从科学技术入手，发现新的材料，高的科技技术方法来取代传统的技术手法。本文先分析艺术设计的发展原因，再介绍现在艺术设计运动的发展关键点，理解由现在科技创造的产品和创作，最后得出结论。

关键词：科技；产品设计；创新；功能性；艺术设计

一、艺术设计的发展原因

目前，在科技的发展和文化元素的丰富过程中，在产品设计中进行科技和文化的融合还有极大的进步空间，设计中也需要更多的创新理念和创意设计。通过现代设计史不难发现艺术设计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虽然艺术设计是人的精神和情感的创作，但艺术设计大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一样，符合客观规律的。之前艺术设计的发展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或者技法来取代之前的艺术设计理论或者技法使其成为当时的主流，就是这样反复的提出一个新的理念发现种新的技法去代替之前的理念或者技法，艺术设计的发展才有了不断被提升。可是如今，现代艺术设计经过长久的变革洗礼，艺术设计的理论已经十分的成熟，而且如今的文化是百花齐放，人们相对之前不再那么偏激，可以接受学习众多的其他艺术理论。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在一个成熟的体系中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本身就艰难，而想通过新的理论取缔之前的理论成为主流则就更难了。所以艺术设计想要有新的创新和发展就只有从技法和技术上突破，寻求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达到新的功能。现代艺术设计发展史从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和之后新艺术运动开始，这两和运动都是反对之前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和其他各种古典、传统的复兴风格。这两者都是主要是在艺术设理念上的发展，主要是反对华而不实，繁琐装饰设计，从那是时候开始的艺术设计的理念就已经相当的成熟了。而之后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装饰艺术设计运动和现代主义艺术中的无论是德意志工业同盟，俄国构成主义或者荷兰派风格等等各个地方的艺术设计运动和风格基本都是主张采用新材料（如钢铁和玻璃等），主张机械美，采用大量的新的装饰手法使机械形式及现代特征变得更加自然华贵。它们通过运用技术的创新从而使艺术设计发展。当今的社会更使进入了信息的时代，大多的艺术设计不再是通过传统的手绘进行艺术创作，而是通过计算机得以实现艺术设计，传统的技艺手法只会慢慢的蜕变成辅助艺术设计创作的手段。

二、科学技术对艺术设计影响

随着消费者生活质量的飞跃提升，当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需求无疑是大大的提升。不在只满足可以使用，华丽装饰和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了。更多的是考虑到产品安全性，是否绿色环保，使用能否更为方便等等。那么传统艺术设计出来的产品想要完全满足于消费者是十分的困难，例如某宝在双11期间做促销活动，在几天需要内几亿张招贴，宣传单等创作，就算用单纯的用计算机的P是，AI的设计软件，也是无法完成的。但有某款新出的技术程序，只需要你点击你的海报所需的颜色，类型，主题等几个选项，不一会就可以自动生成成百上千的海报招贴等设计，这是放在两三年前是无法想想的。通过这一例子说明一部分的艺术设计创作理念和技术在一定的条件下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艺术设计的传统理念和技术十分的重要，但设计师们更应该关注现在的新的技术和科技给艺术设计带来的可能。可以说这款程序对设计师们巨大的影响，它的出现则是一艺术设计的发展。艺术设计除来设计的理念和技术外，还有一个重点需要被考虑到，那就是设计材料的选取。设计材料的选取可以直接影响到设计产品的安全性和绿色环保等方面。一种新的材料的发现与使用也对艺术设计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在产品设计一种新的材料取代旧的材料，其对产品的本身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可以赋予产品许多新的价值。现代日本建筑设计师坂茂，它向来以选着材料方面目的明确而闻名，他设计了一把超轻椅，为了使椅子更轻，抗张强度更大，碳纤维成为主要的椅子材料，同时碳纤维并非构成这张椅子的唯一材料，坂茂在两层薄碳纤维中加入一层铝金属，创造了一种结实的结构。他将铝与碳纤维结合起来使用，成功地突破了碳纤维的特性。这把碳纤维的超轻椅子能让儿童不费吹灰之力，用小手指便能提起椅子。这不仅使椅子在搬运和移动时得到便利，同时也保护了在家中的儿童嘻嘻疯跑时磕碰到椅子后受到伤害。这碳纤维与铝替代传统的木制椅子或塑料椅，它便有了新的价值。

摘要:企业为了实施违法垄断，通过信息网络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信息的行为能否成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取决于对该罪中“违法犯罪”的解释。对此理论上存在“违法+犯罪说”“犯罪说”和“部分违法+犯罪说”三种学说。“违法+犯罪说”认为“违法犯罪”包括犯罪和普通违法行为，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说”主张“违法犯罪”只限于犯罪，未能考虑到我国犯罪成立条件的特殊性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司法实际;本文赞成“部分违法+犯罪说”，这也是最新司法解释的观点。按照“部分违法+犯罪说”，“违法犯罪”是指具有刑事处罚可能性的行为，不包括纯粹违法行为。由于企业违法垄断行为属于纯粹违法行为，因此企业为进行违法垄断，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相关行为不能成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关键词:企业垄断;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违法犯罪

通常认为，企业实施的违法垄断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具备刑事可罚性。理由是，我国《刑法》对于《反垄断法》第三条所列举的三种垄断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罪名，《反垄断法》第七章“法律责任”对于垄断行为也只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和民事责任。但是随着信息网络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企业的垄断行为是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那么能否成立《刑法》第287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具体而言，该罪惩罚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或者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假设企业之间为了达成《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的垄断协议，通过信息网络相关信息，情节严重，并且不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五条所列举的豁免情形，此时能否适用该罪进行处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的“违法犯罪”。对此，目前学界大致存在“违法+犯罪说”“犯罪说”和“部分违法+犯罪说”三种观点，不同学说对上述企业违法垄断行为能否入罪的问题回答不尽相同。本文将对这三种学说逐一展开论述。

一、“违法+犯罪说”之质疑

迄今为止的刑事司法实践普遍对“违法犯罪”采取了文义解释，认为“违法犯罪”就是“违法”+“犯罪”，将纯粹违法行为(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行为，如企业实施的违法垄断、自然人实施的、组织吸毒和买卖驾照计分等行为)的预备行为，如利用信息网络招嫖信息、吸毒信息的行为也纳入该罪适用范围，并且相关生效案件的比例高达该罪生效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司法实践的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违法+犯罪说”。“违法+犯罪说”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盛行，首推两个司法解释:2016年4月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7年7月2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前者第十四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传授制造、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的方法，贩卖，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或者组织他人吸食、注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实施前述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后者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利用信息网络招嫖违法信息，情节严重的，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介绍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组织他人吸食、注射和、的行为不属于《刑法》处罚对象，只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这两条司法解释的规定一方面表明其将普通违法行为也纳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违法犯罪”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直接催生出司法实践中的大量相关案件。此外，理论界的“摇旗呐喊”无疑也扩大了“违法+犯罪说”的影响力。总的来看，学者们大致提出了以下三点支持理由:第一，一些网络技术预备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危险性甚至可能高于技术实行行为，将这些网络技术预备行为单独处罚可以事前控制危险，实现预防早期化。第二，本罪保护的法益包括网络虚拟空间本身的秩序，认为“违法犯罪”包括违法行为可以加强对网络空间法益的保护。第三，如果采取严格限制解释，就意味着本罪行为人必须认识到所服务的对象或利用的主体实施的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刑法》第287条之一并没有规定这种“明知”义务，同时，这种过高的认识要求也可能超出主体的认识可能性，明显增加司法证明难度。应当指出，“违法+犯罪说”虽然被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和相当数量的司法判决所采纳，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即变相地将刑法原本并不处罚的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如果某一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没有刑罚处罚可能性的普通违法行为，那么即使它的准备行为是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这种实施手段的特殊性也不应当改变该行为性质、赋予其刑事违法性。“违法+犯罪说”将所有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违法行为均纳入刑法处罚范围，无疑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除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一硬伤，“违法+犯罪说”在理论上的支持理由也站不住脚。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支持理由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社会危害性把握不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作为预备行为，其危害程度不可能高于目的行为(实行行为)。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实可能高于实行行为，但是只存在于牵连犯的场合。这是由于牵连犯中的预备行为侵害了其他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构成其他犯罪。例如，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预备行为)，然后向保险公司索赔(实行行为)，此时，保险诈骗罪的预备行为的客观危害高于实行行为。但是就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而言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理由是，保险诈骗罪之类的犯罪，其预备行为方式多样，具有较高的行为非定型性，因此可能侵害到的法益种类较多，有可能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超过实行行为。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行为方式被限定为“设立网站、通讯群组”和“信息”，这两种行为方式本身不可能直接侵害到重大人身、财产法益。同时，所的信息内容取决于行为人想要实施的目的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直接由目的犯罪决定，不可能高于目的犯罪的危害。这两点导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作为预备行为，其社会危害不可能高于实行行为。如果刑法不处罚实行行为(纯粹违法行为)却处罚危险性更低的预备行为，难言正当。其次，支持理由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保护法益认识有误。对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保护法益，目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抽象法益，如网络安全的公共管理秩序、国家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制度等;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罪除了保护正常的信息网络管理秩序，还保护目的犯罪的法益。本文认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没有独有法益，所保护的只是目的犯罪的法益。因为该罪行为属于相关目的犯罪的手段行为，这决定了该罪只能服务于对目的犯罪法益的保护。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认该罪还保护某种秩序法益，这种秩序法益的内容也40是极其空洞的，因为可以说所有信息网络犯罪都侵害了这种秩序法益。总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不存在独有法益，所以纯粹违法行为及其预备行为不可能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不应成立犯罪。最后，支持理由对违法性认识的理解存在偏差。行为人虽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服务的对象或者利用的主体实施的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是只要他有认识可能性，就具备责任要件。此外，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成立故意犯罪的前提，不属于对行为人过高的认识要求，也无须刑法明文规定。

二、“犯罪说”之批判持“犯罪说”的学者主张

摘要：剧烈的社会变迁、高校培育创新型人才的客观需要以及学生的个性化的成长需求使得高校学生管理必须要不断创新，学校社会工作与高校学生管理在服务对象、服务手段和服务目标方面一致性使得引入学校社会工作成为可能。

关键词：学校社会工作；高校学生管理；助人自助

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新技术的蓬勃发展，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或剧烈或温和的社会变迁。作为时代弄潮儿的青年大学生，对各种新思想、新工具的接纳和认可能力强，工具性的变革使得“个性化”成为该群体价值诉求的主要特征。传统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坚持大多数人一致的管理理念、自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手段和事本主义的工作模式，既不能高效解决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满足学生主体的个性化成长需求，也不能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优势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概念。《中国社会工作大百科全书》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定义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对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体系中全体学生，特别是处境困难的学生提供专业服务。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或学校解决所遇到的某些问题，调整学校、家庭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发挥学生的潜能和学校、家庭及社区的教育功能，以实现教育目的乃至若干社会目标[1]。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分支之一，它将社会工作的原则、方法与技巧应用于教育机构及其设施中，通过与家长、学校、社区的的互动，解决学生问题，促进学生成长，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的良好关系，构筑“教”、“学”、“成长”的和谐环境，使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2]李晓凤认为，学校社会工作是将专业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在学校领域，帮助学生或学校解决所遇到的某些问题，调整学校、家庭及社区的教育功能，以实现教育目的乃至若干社会目标的各种方式的集合。[3]范明林则将学校社会工作界定为社工依据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主要以学校为工作范围，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和促进学生发展为工作重点，为学生、家长、教师及相应的学习环节提供服务的一种专业活动。[4]文军认为，所谓学校社会工作就是将社会工作专业的原则、方法及技巧应用于教育机构及其设施中，通过家长、学校、社区的互动，解决学生问题，促进学生发展，构筑“教”、“学”、“成长”的和谐环境，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5]台湾学者林胜义在《学校社会工作》中全面的总结了学校社会工作的特质。他指出，学校社会工作在本质上就是学校三合一服务。学校社会工作以全体学生为服务对象，学校社工作为学校辅导工作者的一部分，与心理辅导人员、教育工作者等互相合作，共同帮助学生解决其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各种难题，使学生能够在“家庭-学校-社区”的共同体中友好相处。学校社会工作既以教学为目标，也体现以学生为本的人文关怀。[6]因此，学校社会工作是一种以校园为工作场所，以学生为工作对象的学科，通过家-校-社会联动的方式，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和工作技巧，帮助全体学生解决困境，提升能力，在干预过程中构筑学生成长良好环境，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二）学校社会工作的价值。优势1.助人自助的工作原则助人自助指的是通过对服务对象的能力资源进行挖掘，增强服务对象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服务对象面对困境时的习得性无助，进而实现服务对象能力提升的目标。助人自助是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原则，这种工作原则相信服务对象具备改变自身困境的资源和潜力，作为服务者就是要挖掘服务对象的优势资源，激活服务对象的潜力。2.赋权增能增权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拥有的权利是密切相关的，权力大小会影响个人行为。权利作为一种资源，是没有限制的，它能够在社会介入的过程中产生。因此，在对大学生的增权过程中，使大学生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和能力，进而提升自我人际交往和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3.优势视角优势视角由美国著名学者DennisSaleebey提出，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把人们及其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作为社会工作助人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7]优势视角认为，个人所具备的能力和内部资源使其能够应对情景中存在的困境。这种不再专注于问题，而把目光投向现实和潜在的可能性，探索和利用服务对象的优势和资源的新视角能够激活大学生的内部资源，特别是在处理特殊学生时，不仅能够有效避免“二次伤害”，而且会在无形之中增强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信心。

二、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引言

近些年我国的输变电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在热电的开发和项目运营方面，也随着我国电网建设的不断完善，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有能力承接重大国际建设项目。在这种背景之下，适逢我国提出一代一路战略，通过基础设施和双边、多边贸易增强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并且联系紧密的贸易联合体。而热电企业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之间基础设施连接的重要实施者。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就要对自身的财务状况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盈利能力进行计算和考虑。因此，财务的可能性就成为影响热电企业走出去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

二、热电企业走出去对财务可能性重视的必要性

（一）强化热电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热电企业的投资建设项目的周期相对比较长，成本回收周期也较长。这就给热电企业的投资运营项目带来了时间上较大的风险不确定因素。在一代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之下，我国热电企业走出去一般不仅仅是承担建设提供服务的任务，还包括提供资金支持，这为热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提出了相对比较高的要求。（二）有利于助推热电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增强企业实力。热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反映热电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数据资料，对于企业的经营战略转向和制定有着相对更好的实时监控和导向控制能力。热电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要对政策可能性、企业发展战略可能性、生产布局的可能性等各种可能性加以分析和考虑，而财务可能性是企业考虑的可能性中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和针对性的部分。通过对企业财务可能性的探索，可以提前对热电企业的财务问题进行解决，对整个财务模式进行优化，提升企业财务管理能力，更好的助推热电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好的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通过优化热电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相应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动企业走出去，提升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实施产业的国际布局，将极大的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推动热电企业服务能力的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热电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增强热电行业和热电企业的整体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热电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财务可能面临的风险原因分析

（一）政策与法律带来的风险。热电企业走出去的国家，主要是中亚、东非、南亚和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局多数不稳，政策与法律的变更相对比较频繁，近些年的引进外资政策变化比较大。这为热电企业走出去带来了较大的财务不确定性。尤其是部分国家还存在着战乱的现象或者危险，对热电企业的长期投资带来了比较大的风险，有可能导致热电企业的前期投资无效，成本难以回收。部分国家的会计的相关法律，也会随着国家政局的变更产生变化。热电企业的财务信息处理模式也就要不断的随着法律的要求而进行变更，不利于企业在较长时间的投资时期，对热电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和投资经营行为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和控制。（二）异国民俗文化带来的风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沿线国家相对较多，多数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而热电企业作为中资企业深入当地开展投资建设行为，就要对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给予必要的尊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居民倾向于民族、宗教的感性判断对企业的投资建设行为进行评判，可能会由于建设行为自身产生的一些破坏性效果，对企业的建设进行阻止。可能会延长企业投资建设周期，进一步加剧热电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三）企业资金来源及汇率风险。企业资金来源以及汇率风险，是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具有明显不确定性的风险。尤其是汇率的变化由国际市场和双边关系进行主导，热电企业作为普通的经济主体，无法获取有效的资料对其预知，这就给企业的国际投资建设行为带来比较大的不确定影响。再者，企业在走出去之后，企业的融资渠道就成为企业财务风险管控的重要制约性因素。融资渠道的单一化倾向，也是我国热电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四）热电企业内部管控可能带来的风险。热电企业的内部管控机制和相应的制度体系建设，是在长期的国内发展中，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对于国外的财务风险管控可能并不适应，尤其是在多个国家进行投资建设的热电企业，仅仅是用一套国内的内部管控体系难以适应诸多国家的市场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内部管控的不足，是上述所有风险的诱导因素或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财务风险管控中要对企业内部管控给予足够的重视。

互动学习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交互活动和交互影响的过程。有了互动，师生、生生、学习个体和教学中介不仅可以进行认知、理性等方面的交流，更可以扩展到情感、生理和人格等领域，从而使互动学习过程不仅是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身心和人格健全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人本发展的理念。互动，使学习进入了新课程，互动，使学习进入了生命领域。

小学数学互动式教学，就是要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互动式地整合，把直接经验的改造、发展作为互动学习的重要目的，把间接经验整合、转化为直接经验，成为儿童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促成新教学目标的达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是这样处理的：

一、教，在互动中教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以教人者教已”，“陶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系起来，并且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系起来。”教师在互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与外界的教育环境相联系，还要与自我的内在环境相协调，并取得均衡，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互动的设计、调整、实施和反思。

（1）、互动式教学：在静、动中得到均衡。

教材往往是静止的、先验的，是预设性的，而小学生往往是喜动的，教师在互动教学设计时要化静为动，把教材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历相联系，把教材与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相联系，并结合教师的特长以及教学风格、特点，联系教学的环境，创设互动机制，才能取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如我在教学《可能性》一课时，我把教材转化成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首先师生之间开展摸乒乓球的游戏，激发起学生的热情；再引导学生发现这个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与乒乓球的多少及颜色的设置的联系；再经过动态变化的互动过程来验证、理解“可能性”与“一定”以及“可能性大小”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让学生运用可能性的知识来解释或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促使学生在互动过程中对知识的理解及内化、激发个体渴望互动的欲望，形成良性的互动教学循环。整个过程符合探索性学习的规律。

政府可以作为私法上当事人签订私法合同的历史由来已久。在普通法系国家，政府签订的此类合同原则上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则，但也受一些特殊规则的支配；而大陆法系国家，此类合同完全受私法管辖，行政法则将其排斥在视野范围之外。但对于行政法领域中能否存在契约关系这一问题，在早期以行政高权性行为为特征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中，是持根本否定态度的。

但是，伴随着民主思潮的激荡，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给付行政等新型国家目的观的出现，行政作用不再限于十九世纪秩序国家所确立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持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秩序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役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方面扩展，为达成上述行政目的，就存在着使用多种多样的手段的倾向。（注：石井升：《行政契约の理论と手续-补助金契约を题材として》，弘文堂，1988年版，第5版。）在这种背景下，行政契约作为一种替代以命令强制为特征的行政高权性行为的更加柔和、富有弹性的行政手段孕育而生了。

英国政府在1977年至1978年间为抑制通货膨胀在“白皮书”（WhitePaper）中公布了工资增长率不得超过10%的方针，但该政策不具有法律效力，政府就通过与拒绝和拒不执行上述政策的相对人签订商事合同或者在合同中加入要求相对人遵守上述方针的条款的方式执行上述政策；（注：DavidFoulkes，AdministrativeLaw，Butterworths，1982，P.349.）在美国，政府合同中通常要求加入不同的条款作为推进各种已确定的政策的方法，例如，保守机密信息、反对歧视、确保公平的工资或者扶持小型或少数民族所有的企业，在签订合同的政府机构中都有专门机构负责执行上述政策；（注：PeterL.Strauss，AnIntroductionto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UnitedStates，CarolinaAcademicPress，1989，P.285.）法国在二战以后将行政契约广泛地应用到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以改进传统的命令式的执行计划方式，并称之为政府的合同政策，（注：王明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而且在非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时代，公共团体之间，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同”是政治策略（politicalstrategy）的一个重要方面；（注：L.NevilleBrown&JohnS.Bell，French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cityPressInc.，1993，P.193.）德国出于行政实务上之事实需要，不顾理论上存在诸多反对意见，在草拟符腾堡行政法典和行政手续法时对行政契约作专门规定；（注：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1979年版，第221页。）在日本，行政机关在市町村间教育事务的委托等政策事务方面、作为行政活动上必要的物的手段处分、管理和取得财产方面，利用公共设施与公共企业方面，有关财政补助以及公害防止等方面都积极地借助合同方式进行处理。（注：前引石井升书，第6、7页。）

我国行政契约的产生，与责任制思想的出现和向行政管理领域的渗透以及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引发政府职能和管理手段变化有关。政府在行政领域也开始摸索借助合同方式强化和落实责任、调动和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以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治安管理中，深圳市在“深圳市199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包干方案”和《深圳经济特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中分别要求单位和所属政府间签订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合同，单位和综治委之间或房屋出租人或承租人与公安派出所之间签订治安责任合同，以确保责任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个人；在物资计划管理中，从1992年起国家陆续颁布法令试行用国家订货方式代替原来的重要物资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调控手段，（注：国家计委在1992年10月28日印发了《关于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国家订货的暂行管理办法（草案）》和《1993年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国家订货的具体实施办法》，同年12月31日印发了《关于下达1993年小轿车国家订货指标的通知》；1993年8月13日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国家订货的暂行管理办法》。）从实施的效果看，比指令性计划的执行情况要好；在国有资产管理中，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国资办、财政局尝试与企业签订授权经营合同以盘活国有房地产存量，从而理顺资产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关系，既保证了国家资产的收益，又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落到实处。（注：参见《上海盘活国有房地产存量试点开始一十四家企业与政府部门签订授权经营合同》，载于《人民日报》1996年4月16日。）

但是将作为私法上范畴的契约移植到行政法领域中是否可能？或者说，在行政法领域中能否存在契约关系？对此，普通法国家由于不区分公法和私法以及采取单一救济途径模式，因此在理论上基本上没有疑义。我国大陆学者对这一理论问题均作为先验的假设前提而不加以思考和论证。但在实行按公私法标准区分救济管辖的大陆法国家中一些学者则持怀疑态度，奥托。梅耶（OttoMayer）在1888年所著的一篇名为《关于公法上契约之理论》中明确反对在公法领域存在契约的关系。（注：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61页。）日本和我国台湾一些学者也有同感。（注：台湾大法官郑健才认为：“契约就是契约，原亦不必有私法契约与公法契约之分”；大法官李志鹏认为：“行政契约与依法行政原则抵触…如果容许此种行政契约施行，岂不回归封建专制时代？由法治回归人治？”转载于林明锵著《行政契约法论》，载于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24卷第1期。）归纳起来，否定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私法上的契约肇基于平等主体间的合意，而在行政法领域，政府和相对人间关系属权力支配关系，无对等自由合意之可能；二是作为私法上基本原则的“契约自由”和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在本质上不易调和。（注：前引林明锵文；张镜影：《行政契约与行政协定》，载于刁荣华主编《现代行政法基本论》，汉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正是因为在理论上存在着否定论调，所以必须予以辩驳，否则对行政契约制度的理论探讨也就无从谈起，而且直接危及政府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运用契约手段的可能性。因此，这不但是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价值的重要的行政法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