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范文10篇

摘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摘要：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后现代口述策略的重大影响，口述科技史料与历史记忆中都不免会存在浓厚的后现代价值蕴涵；倘若要在后现代口述语境中保全科技史的历史理性，必须考虑选择传统规范真实性与后现代量子真实性两个并行的概念框架来描述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

关键词：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历史记忆；事实；价值；真实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逐渐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它是在科技事件时过境迁之后以其当事人或者同时代见证人口述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显然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因素，从而使得历史学领域本来已经存在着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口述思潮中强烈的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充分发挥口述历史在科技史发展中的建设性职能，无疑应当作为科技史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本文拟将以历史可能世界作为思想平台对口述科技史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的区别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学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论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报告、讲义、教案、实验室日志、科学家日记、书信、自传和回忆录，以及包括音像在内的有关科技事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评论等，举不胜举。通常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门别类。在口述历史的语境中，也不妨根据科技史料的来源把它们分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献科技史料两大类。不过人们通常所谓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个“当代”概念，它最终还是要转化成为一种文献史料进入历史的。所以，从历史上看，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也不是绝对的。然而，从哲学上看，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毕竟是两种性质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们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或原则上的区别的。

第一，文献科技史料，从原则上讲，应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说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也大都是作为科技事件的标志存在的。因为科技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献作为载体的，作为科技事件标志的科技文献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标志着狭义相对论诞生这一事件。从这一事件出发，科技史料的来源可以进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具体说来，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内返回爱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这篇论文有关的手稿、草稿、日记、书信、讲义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外走向爱因斯坦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当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社会评价等。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时代。广义相对论产生之后，狭义相对论成为历史，然而爱因斯坦及其同时代人犹在，这就为口述科技史料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比较而言，这里口述科技史料显然是历时的和追加的，或者说派生的，所谓时过境迁就是这个意思，它包含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晚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回忆录及其同时代人关于狭义相对论那个年代的各种历史记忆等。口述科技史料总是关于已经逝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摘要:通过对科技奥运历史进程中现代技术角色演变的考证,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辅助者、支持者转向被依赖者的历史过程及必然性,论证了科技与奥运的契合历程,阐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点:科技应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种类应用的广泛性以及科技由应用转向自主开发。进而指出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关键词:科技奥运;契合;技术

Abstract:AnalyzinghistoricallywhattherolethetechnologicalprogressplayedintheOlympicGames,itisfoundthatthetechnologyactedasanassistantatthebeginningthenturnedtobeasupporterandnowadaysthemeanstheGameshavetodependon.ThefactisanecessityfortheevolutionoftheOlympicGames,whichrevealsthatthetechnologyembeddingintothesportsisnotacontingencybutafar-reachingconsequenceofsocio-economicalprogress.Discussesthebasischaracteristicsofsuchacoincidence:speed-upintechnologicapplications,all-roundintroductionoftechnologyintosports,avarietyoftechnologiesappliedtoathleticsandespeciallytheself-fulfillmentofthetechnologiestobeusedspeciallyforsports.ThecombinationoftechnologywiththeOlympicGameshasnowbeenaglobalphenomenon,andtheformerbecomesincreasinglythepowerfulguaranteeofasuccessfulOlympicGames.AstabletechnologysystemhasthereforegraduallybeenformedspeciallyfortheOlympicGameswhichhasbecomeanewenginetodeveloptechnology.

Keywords:high-techOlympic;coincidence;technology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约定”、“约束”、“机缘”等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科技奥运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契合”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根据奥运发展不同阶段来分析科技角色变化时,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科技与奥运契合的历史进程

摘要：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后现代口述策略的重大影响，口述科技史料与历史记忆中都不免会存在浓厚的后现代价值蕴涵；倘若要在后现代口述语境中保全科技史的历史理性，必须考虑选择传统规范真实性与后现代量子真实性两个并行的概念框架来描述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

关键词：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历史记忆；事实；价值；真实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逐渐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它是在科技事件时过境迁之后以其当事人或者同时代见证人口述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显然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因素，从而使得历史学领域本来已经存在着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口述思潮中强烈的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充分发挥口述历史在科技史发展中的建设性职能，无疑应当作为科技史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本文拟将以历史可能世界作为思想平台对口述科技史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的区别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学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论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报告、讲义、教案、实验室日志、科学家日记、书信、自传和回忆录，以及包括音像在内的有关科技事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评论等，举不胜举。通常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门别类。在口述历史的语境中，也不妨根据科技史料的来源把它们分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献科技史料两大类。不过人们通常所谓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个“当代”概念，它最终还是要转化成为一种文献史料进入历史的。所以，从历史上看，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也不是绝对的。然而，从哲学上看，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毕竟是两种性质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们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或原则上的区别的。

第一，文献科技史料，从原则上讲，应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说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也大都是作为科技事件的标志存在的。因为科技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献作为载体的，作为科技事件标志的科技文献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标志着狭义相对论诞生这一事件。从这一事件出发，科技史料的来源可以进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具体说来，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内返回爱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这篇论文有关的手稿、草稿、日记、书信、讲义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外走向爱因斯坦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当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社会评价等。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时代。广义相对论产生之后，狭义相对论成为历史，然而爱因斯坦及其同时代人犹在，这就为口述科技史料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比较而言，这里口述科技史料显然是历时的和追加的，或者说派生的，所谓时过境迁就是这个意思，它包含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晚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回忆录及其同时代人关于狭义相对论那个年代的各种历史记忆等。口述科技史料总是关于已经逝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比较中外文化，树立正确的科技观，促进尊重科技良好风气的形成

纵观中国科技发现史，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有着四大发明等光辉科技成就的国度，却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原因究竟在哪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科技意识的淡薄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典型的伦理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道轻器”。“重道”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着眼于协调人伦和人际关系，强调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对自然的探索没有放到应有的地位，而隋唐以后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的确立，愈加迫使人们把精力放在道德的完善和仕途的发迹上，学而优则仕成为求知的唯一目标，少有人去钻研科学技术。这就形成了一套远离外部客观世界的文化体系和思想渊源，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重道”容易导致政治功利主义，认为凡是与军国政务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都是没有用的。绝对的以“国家实用”为主，这就使科学技术长期无法从伦理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自由、独立地发展。功利主义必然导致求实用重经验倾向的出现和发展，天文历法用来为皇朝的“承天授命”作论证，指南针的技术用于察看风水，以求得上天的神助，炼丹家终其一生都想炼出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以保佑“明君”万岁、万岁、万万岁，火药用来制造烟花爆竹，以求装点和粉饰太平。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局限人们思维的升华，而重经验则使得中国科技更多的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缺少科学理论的探讨，难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重道”和“轻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轻器”是指轻视科学理论和生产工艺，把不能直接有助于“治国之道”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技艺统统斥之为“雕虫小技”、“奇器淫巧”，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探讨的人，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技艺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和重视，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只得依附于封建官吏，而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只能落得个“不与士齿”的结局。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多少人会专心于科技的研究、发明和创造呢?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现象，在欧洲中世纪也曾经出现过。在基督教会的长期严格控制的禁锢之下，欧洲的科学技术暗淡无光。僧侣们大肆推行蒙昧主义，教皇格里哥里就曾露骨地说:“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因此，一切科学文化活动都要以天主教条、教义为准则，为神学服务，否则就会被当作“异端”而受到残酷迫害。恩格斯指出，那时“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线，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这一“漫长黑夜”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出现转机，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文艺复兴对科学的解放，在于它从意识形态上向封建统治发出了尖锐的挑战，打破了宗教神学的禁锢，解放了思想，确立了科学应有的地位，西方近代文明由此开始。在中国，“重道轻器”的儒学传统也受到了五四先驱们的猛烈抨击。然而，由于我国有着漫长而沉重的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是顽固的，它在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上留下的烙印是非常深刻的。这种历史与传统和“左”的思想结合在一起，造成的遗毒更是难以在短时期内通过一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便彻底肃清。以官本位和金钱标准来衡量知识价值的大小，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愚昧与教条的普遍存在和长期盛行，伪科学的不断出现，等等，这些现象说明，扫除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影响，任重道远。回顾中外科技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科技意识是与宗教和迷信、愚昧和教条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科技意识是宗教和迷信的天敌，是愚昧和教条的克星。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中外文化的比较，摈弃宗教和迷信的思想，扫除愚昧和教条的阴霾，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树立正确的科技观，让科学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科学的良好风气，这是时代赋予的新任务，历史教学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认识科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社会正经历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直接引起了产业大变革和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发端于英国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真正确立起来，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以电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迅速向垄断阶段发展，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以原子能和计算机的开发利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规模、深度和影响都超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人类社会进入原子能和信息化的时代。对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评价。他们认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是“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杠杆”，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了解科技进步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可以使学生加深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念的理解，从而使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历史教学在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别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替代的。

学习古今中外科学家坚毅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观念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项科技发明和科技创造，科技的每一点进步，都凝聚着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都与科学家坚毅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分不开。明朝杰出的医学家李时珍，穷尽毕生精力，披阅800余家著作，详细评注医书270余部、药书40余部，积累了上千万字的笔记资料，并到北京、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实地考察，访问了成千上万的群众，遍采各种草药，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动员全家老小，花了30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一书。书中共收药物1892种，附处方11096则，插图1000多幅，书中对每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订正了历史相沿的许多错误。如此复杂艰巨的工作，李时珍所付出的心血可以想见。据史书记载，当李时珍写完书准备把它献给朝廷时，突然去世。李时珍是为完成《本草纲目》这一药物学发展史上的鸿篇巨制而累死的。意大利杰出的天文学家布鲁诺，继承并捍卫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遭到教会的残酷迫害，被迫流亡国外15年，回国之后又被捕入狱，在宗教法庭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下，他坚贞不屈，公然揭露教皇和经院哲学家的罪恶与伪善，经过7年囚禁，布鲁诺被判处以“不流血的任何处理”，最后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宣判死刑时，他怒斥法官，“你对我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感到恐惧”，临刑时，他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未来的世纪知道我的价值，这价值不仅体现在他的科学成就上，更体现在他为科学真理而斗争和献身的精神上。这种精神是激励后来的人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强劲动力。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1．北宋词坛豪放振的代表作家是()。

A.欧阳修B．苏轼C.王安石D．柳永

2．被尊为“花间派”鼻祖的词人是()。

A.温庭筠B．韦庄C.李煜D．柳永

3．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杰作《西厢记》的作者是()。

A.王实甫B．关汉卿C.白朴D.马致远

高中历史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学影响下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特点；严复的思想及影响；龚振麟、李善兰、徐寿、华衡芳、詹天佑、冯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贡献；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维新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清末新学制的制定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学，培养学生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摘要]文章探讨了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现状，并且对其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作了初步分析，从而就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作出冶金史研究的回应。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