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立法范文10篇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法律的阶级统治传统功能逐渐弱化，而现代法律的社会组织管理功能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功能逐渐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立法选择并确立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本文拟对此进行必要的探究。

关键词科技立法科技效益效益优先

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日渐凸显，于是，科技立法的步伐逐渐加快。科技立法是以调整科技社会关系为对象的，其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工作实行法治，促进科技领域秩序的建立，最终实现科技发展的效益最大化。“效益既应是立法的出发点，也应是它的归宿。”

一、科技效益优先是科技立法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如果说，传统的法律价值取向将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追求，那么，现代科技的立法则更加注重对科技效益的追求，这是由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从科技的性质来看，科学技术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本质属性在于其工具性，本身不具有任何阶级性，所以，它最直接反映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科技立法是通过直接调整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科技立法也不例外。但科技立法所调整的是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且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豎所以，科技的立法则应注重效益的立法追求。

科技立法具有促进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直接性，这是由其使命或任务决定的。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更确切地说，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器。经济分析法理学认为，任何法律现象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其经济根源，利益需求构成了立法的内在根据，其它立法如此，科技立法也强化这一诉求。

本文作者：周莹工作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省地方科技法规体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各省，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法规。以贵州省为例，目前贵州地方科技法规主要有六个：《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在相关地方科技立法与政策支持下，贵州省科技成果投入与产出处于良好的状态。2006、2007、2008年贵州省科技成果中分别有42、48、49项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科技成果数量稳中有升，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逐年增长，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仍应看到其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法律责任规定较少，法律强制性弱上述条例中规定的法律责任较少，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仅两条法律责任，《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仅一条法律责任。这使得条例中一些义务性法律规定和禁止性法律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予以支撑。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技三项费、科学事业费、科研基建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或者基建预算。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各级财政每年安排的科技三项费应当占同级年度财政预算经常性支出的比例为：省级财政2％以上，市、州、地级财政1％以上，县级财政0.5％以上”。但条例中并未明确违反本条规定的法律责任，也使得相应规定不具备强制执行力。这违反了一般立法的规律，即只有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才能使法律规范产生执行力，否则法律就会失去严肃性和权威性。（二）内容相对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地方立法应具备实效性和可执行性，但贵州省地方科技法规的部分内容规定得较原则和宽泛，且较多地使用了鼓励性的词语，实际操作性不强。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12条规定：“培育和发展技术评估、技术交易、技术经纪等科学技术中介服务机构，为科学技术进步活动服务”。本条无责任主体，是谁来培育和发展未明确；无具体方式，如何来培训和发展均未进行规定。如《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中第1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为了鼓励和扶持民营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促进民营科技事业的发展，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但具体的鼓励与扶持措施仅六条，且该六条的实质鼓励措施较弱。其中第10条规定了依法注册登记的民营科技企业及其人员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其中除第一项“民营科技企业人员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出国（出境）科技考察、交流、商务等活动”具有实质意义外，其他的均与一般企业及人员的待遇相同，不具备特殊性。较多的鼓励性而非强制性词语使得法律的操作性不强。（三）未能根据国家立法及时进行修订贵州省1994年制定的《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从事技术贸易的卖方单位，可以从技术贸易所得技术性纯收入中提取15％至30％作为奖酬金”。而国家于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29条规定：“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将其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的，单位应当从转让该项职务科技成果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完成该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比例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不相符，其中15%的比例不符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不低于20%的比例的规定，且在2004年对《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对此问题也未进行相应的修改。

贵州省科技立法的完善建议

贵州省现在正值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正大力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研机构的发展与建设，科技创新是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地方科技立法的完善对实现贵州省“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起着立法支撑的作用。贵州省委书记在2011年召开的贵州省科学技术大会及贵州省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交易会中亦提出，“十一五以来，贵州省科技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支撑和引领发展的能力明显提升，但科技发展水平总体相对落后，存在科技投入不足、科技创新活力弱、科技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期间，贵州全力以赴加强科技工作、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这在客观上也要求贵州省应制定更具体、更完备的科技法规，以对国家的科技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来适应地方科技管理工作的需要，为贵州的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一）完善科研主体立法体系科研立法包括科技主体立法、科研行为立法、科研保障立法等。而贵州省相关立法中对科技主体的立法相对较少，应进一步完善科研主体的相关立法，明确各主体在科技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规范各主体间的关系。1.科研院（所）的立法根据2011年贵州统计年鉴，2010年贵州职务发明创造总数为2783件，其中科研单位为633件，占22.74%；大专院校为172件，占6.18%；工矿企业为1937件，占70.89%；机关团体为41件，占14.73%。而目前贵州省地方科研主体立法主要针对的是各级政府及民营科技企业，并无完善的科技机构（单位）的立法规定。因此，应进一步明确研究院（所）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出资主体、机构体制、内部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估等内容。2.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立法如前所述，我国各省的科技创新水平与成果转化能力有所区别，而对于贵州，其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仅排全国第30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与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更加强调技术的引进，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将会成为技术转让与引进的重要服务平台。因此，应制定《科技中介服务条例》及相关地方法规，规范科技市场，使技术创新服务、技术评估、技术经纪、科技咨询、创业投资等科技中介服务规范化、有序化。同时修订《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制定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管理法规，为技术交流与转让提供更多信息与便利。3.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主体立法对已制定的其他科研主体法规进行调整和完善。如在《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中增加实质性的保障性条款，明确优惠与鼓励的具体措施，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以推进企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对科技人员的培养及奖励措施，以配合贵州工业强省战略与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人才引进，应抓紧研究制定《人才市场条例》、《引进科技专业技术人才条例》等相关法规。（二）强化鼓励措施，完善科技行为立法科技行为包括政府科技发展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确定程序与支持保障、科技成果的认定、科技成果转换、科技知识普及等方面的内容。对科技进步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即为科技投入，建议进一步完善《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规定政府科技投入的比例与法律责任，同时加强对财政投入资金分配、使用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等相关制度，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及科技企业给予更多的扶持与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另外，为更好地引进对本地公共事业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技术，可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科技引进，为此需制定《政府科技采购办法》等法规规章。（三）加强法律的强制性与可执行性，加强执法监督对现有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予以细化，使其更具可执行性。如《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7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和支持的项目类型，但对某一具体项目是否属于“应优先安排和支持的项目”，认定评估部门及程序则无具体规定。对此可参考上海、北京等地的立法，设立专门机构，并建立科研投入项目的立项、评估、验收及考核体制，确保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效益。另外，在各部法规中应明确责任主体与法律责任，并通过相关立法加强对政府部门执法情况的监督与检查，通过增强条文的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从而将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真正落到实处。

摘要：金融科技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但同时也因其“空白型金融创新”的特质给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带来严峻挑战。美国在金融科技的立法方面，强调“建章立制，立法先行”，创制法律规范具有前瞻性；在监管方面，秉持“负责任的创新”的监管理念，创新监管范式，力求实现金融创新与合法合规之间的动态平衡。我国可合理借鉴美国的立法和监管经验，加强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和立法建设，创制新的专门性立法，构建有利于金融科技发展的监管协调机制，研究以行为监管为导向的监管范式，构建包容性监管制度，探索完善中国式“监管沙箱”机制，最终建构“技术驱动型”的金融监管体系。

关键词：金融科技；立法；顶层设计；监管沙箱；技术驱动型监管

一、引言

2018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其的研究报告中将金融科技（Fintech）定义为“新技术支持的金融创新，它能够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1]。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Young）在2019年7月的《全球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EYFintechAdoptionIndex,2019）中，首次将“由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经纪公司和财富管理公司）提供的创新型技术支持服务”，纳入金融科技定义，并指出“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已经历了初步涉足金融行业的初期阶段，蜕变为成熟竞争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度重视，影响力不断提升，金融科技赋能步伐进一步加快”。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传统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科技与服务企业的多方互动正在形成金融科技生态圈，这一新的多边合作生态圈将取代原有的两两合作的单一模式，金融科技企业能够结合创新商业模式和技术，赋能传统的金融服务[2]。目前，金融科技已经被全球主流金融市场所认可，金融科技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但我们也必须理性地认识到，金融科技在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其“脱媒化”“去中心化”等属性使得金融系统需要面对的风险更加复杂，其“空白型金融创新”的特质，亦给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科学立法、有效监管，如何在包容创新与合法合规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成为摆在各国立法、金融监管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监管挑战尤为突出，影子银行等非正式金融机构风险频繁发生，特别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加速出清，给金融监管与社会稳定造成了严峻挑战。

二、美国金融科技监管最新立法动态：监管延伸与监管创新

（一）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引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和科技强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迅速，金融业态和应用创新迭出。而在金融科技的立法与监管方面，美国政府秉持“负责任的创新”的监管理念，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新生事物高度敏锐，并适时纳入立法规范和监管范围。2019年1月和3月，美国议会代表分别提交了两项金融科技法案，意在建构针对金融科技的法律框架，在创设新的监管议事机构、厘清监管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对金融科技的监管。2019年1月3日，《金融科技保护法案》（H.R.56,FintechProtectionAct）正式提交美国国会。该法案由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代表TedBudd与StephenF.Lynch，MarkMeadows，DarrenSoto和WarrenDa-vidson等四名众议院议员作为共同提案人提交国会。法案旨在设立“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独立金融科技工作组”，对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以及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组织和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为实施有效监管提供必要的建议；设立“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用以支持开发能够侦查恐怖活动和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工具和程序，并进行创新授权和资助。目前该法案已通过众议院审议，正在由参议院内设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审议[3]。2019年3月4日，《金融科技法案2019》（H.R.1491,FINTECHActof2019）正式提交美国国会，目前该法案正在众议院审议中。该法案全称为《促进创新和新技术，使企业家创造和雇用2019年法案》，由众议院代表DavidScott提出，旨在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创建金融创新办公室和金融科技董事顾问委员会，加强对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监管，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市场稳定等。目前该法案已经通过公示阶段，正在由众议院内设金融服务委员会以及除农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外的其他委员会审议[4]。（二）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的立法背景。1.《金融科技保护法案》的立法背景根据2018年5月美国国会议员KathleenRice起草的“虚拟货币恐怖主义用途国土安全评估法案”（HomelandSecurityAssessmentofTerroristsUseofVirtualCurrenciesAct），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独立调查，美国立法当局开始注意监控由虚拟货币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国会意识到联邦政府有必要优先调查恐怖活动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等技术的活动，进而由美国立法机构确定将以虚拟货币为经济来源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利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用途的行为作为主要监管对象。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保护法案》正式提交美国国会审议。2.《金融科技法案2019》的立法背景针对金融科技行业，美国在联邦层面并无明确的、法定的监管主体和常设议事机构，且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出现“多头监管”和“监管真空”等问题，不利于保护新型的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创新，更不利于激发企业家创新，以及解决现实存在的民众就业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019年3月4日，《金融科技法案2019》正式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三）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的主要内容。1.《金融科技保护法案》的主要内容。该法案的监管对象是“利用虚拟货币从事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活动的人及其行为”，在规制内容上更侧重“举报和惩戒”，在监管方式上以行为监管为主，同时鼓励知情人举报涉嫌支持恐怖活动和非法融资的行为，并给予专项奖励。其主要内容如下。（1）设立“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金融科技独立工作组”。第一，授权财政部部长（工作组负责人）、司法部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主任、特勤处处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等参与金融科技工作组的日常工作。第二，明确独立工作组的职责：a.对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以及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组织和人员进行独立调查；b.制定法律规范并提供必要的监管建议，以改善对恐怖活动和非法融资活动的监管；c.年度报告，在法案颁布之日后的一年内，以及此后每年，独立工作组都应向国会提供年度报告，载明工作组在上一年度的调查结果和决定，以及工作组从事的立法活动、提出的监管建议。（2）财政部对向政府提供关于恐怖分子使用虚拟货币且其行为可能被定罪的重要情报的举报人给予奖励。第一，设立举报人专项奖励基金。法案建议美国财政部部长经与司法部部长商议后，由财政部发起设立一项基金，该基金专项用于向政府提供关于恐怖分子使用虚拟货币且其行为可能被定罪的重要情报的举报人。为提供符合上述要求情报的举报人提供最高不超过45万美元的奖励。第二，对使用虚拟货币的恐怖分子的罚款和没收所得，财政部部长在事先获得拨款的前提下：a.使用该款项根据本规定支付与该定罪有关的报酬；b.将剩余款项纳入拟设立的“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3）设立“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明确金融科技在创新和金融情报项目中的领导地位，以支持开发能够侦查恐怖分子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的工具和程序，并进行创新授权和资助。第一，财政部部长应为开发用于侦查恐怖分子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的工具和程序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该计划亦接收来自美国境内的学术机构、公司、非营利组织及其他实体的捐款。第二，该计划优先考虑对如下技术或活动提供资助：a.非专有技术或基于社区共享的技术；b.在开源基础上开发和的计算机代码；c.主动为满足“了解您的客户”（KnowYourCustomers,KYC）下的法律法规要求，及对必须遵守美国政府法规的任何实体的反洗钱要求而实施的技术创新；d.协助执法机构对非法活动进行调查的行为；e.在去中心化平台上进行的工具创新，以及实施配套的激励措施。（4）对开发和应用的新技术提出明确要求。第一，符合全球通用标准。新技术的开发都应基于全球通行的标准，例如，要符合互联网工程任务工作组（InternetEngineeringTaskForce,IETF）和万维网联盟（WorldWideWebConsortium,W3C）制定的各项标准。第二，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软件等新工具、新程序的开发及应用，应当符合银行保密法在内的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用户隐私保护、反洗钱方面的工作。第三，公开访问要求。要求工具和程序可供社会公众免费使用。开发者可通过公开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软件开发套件来满足此要求。（5）就防止外国恐怖组织逃避监管，非法使用虚拟货币及相关事件向相应的国会委员会①提交报告。自法案颁布之日起180天内，经财政部部长、总检察长、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以及相应的联邦银行机构②、联邦职能监管机构③协商后，联合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该报告应当确定并描述外国恐怖组织为逃避制裁、资助恐怖主义、洗钱而使用虚拟货币和其他新技术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应对措施。2.《金融科技法案2019》的主要内容。该法案的监管对象是“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该法案侧重于“鼓励和保护创新”，在监管方式上以功能监管为主。通过设立类似于“监管沙箱④”（RegulatorySandbox）的机制，并明确监管主体、议事规则、协调机制等方式，解决“多头监管”和“监管真空”问题，从而达到保护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支持合理金融创新和稳定就业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如下。（1）在美国财政部内设“金融科技委员会”（Fin-TechCouncil）。该委员会负责指定一家或多家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监管者，作为法定的执法监督机构。除委员会指定的监管机构外，任何其他联邦金融监管机构都不得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采取任何执法行动。（2）明确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要求。法案明确规定，符合如下条件（或可提供相关证明）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向金融科技委员会提交申请书。第一，正在提供或打算提供此类服务：是一项新技术或对现有技术的创新应用；是一项金融创新业务；符合公众利益；具有优化或改善金融产品服务的可能性；不会导致联邦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不会对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威胁；不存在不公平、欺诈或者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第二，其产品或者服务具有如下特征：a.为用户提供了应用程序或者其他产品，但用户总数不超过10,000个；b.员工人数不超过15名；c.已收到不超过5轮的风险投资；d.尚未与保险存款机构合作。（3）明确金融科技委员会对提交申请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资质审核、年度评估、撤销许可及接受再申请的条件及相关流程。（4）设立金融创新办公室（OfficeofFinancialIn-novation）。法案要求每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应设立金融创新办公室，设办公室主任一职，任期五年，办公室主任须定期向联邦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进行汇报。该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a.起草相关任务说明，其中应当明确包括“负责任的创新”；b.协调并公开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行动；c.建立并维护一个易于访问的网站，以便劳工局、监管者与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沟通交流；d.解答问题，并落实行动；e.对符合相应条件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宣传；f.为办公室主任提供支持；g.参与制定有利于减轻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监管负担的规则，更好地保护符合相关要求的金融创新。（5）设立金融科技董事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uncilofFinTechDirectors）。委员会成员由每个金融创新办公室主任，以及由财政部部长任命的具有金融监管专业知识的独立成员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向联邦金融监管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政策法规及监管建议。（6）明确了金融科技的监管协调机制，确立了协调一致的基本原则。法案要求每家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在采取任何执法行动时，都应与其他各家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充分的沟通协调，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以及制定相互冲突或重复的法律规范，消除可能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外部监管因素。

国内外科技立法的经验借鉴

部分国家还将科技立法与科技发展战略相互配套,如日本在每成立一个国家研究机构或制定一项重要的科技计划、科技战略时,日本议会都制定一部相应的特别法。《日本科技情报中心法》、《海洋科技中心法》、《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筑波科学城建设法》等配套的法律措施,对政府的资金投人数量做出明确的规定,对重要的科技计划及科技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保障措施,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综合国外的科技立法,可以看出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有利于科技、经济发展的体制,并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保障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达到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目标。目前,全国巧个副省级城市中已经有12个城市进行了“科技进步条例”或者“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的专项立法。自2007年国家修订颁布新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以来,许多城市的人大和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立法工作,认为在当前背景下加强科技创新立法不仅必要,而且非常紧迫。深圳、重庆等城市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其中深圳早在“十五”期间就启动了《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立法工作,并于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颁布施行;重庆市于2006年启动《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立法工作,于2009年9月1日正式施行;杭州市的《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于19%年开始施行,2004进行了第一次修订,目前正在第二次修订。目前,青岛市科技综合实力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还比较弱、市场开拓能力不足。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增强企业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意识,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创新模式,正确处理好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在积极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逐步把科技进步的基点转移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上。这样才能逐步在产业链的高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促进青岛蓝色经济区和国家技术创新试点城市的建设。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把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青岛市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强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进一步通过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的导向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人,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大力推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扶强扶优,为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的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现阶段,政府财政仍然是科技投人的主导,特别是对基础性、公益性和战略高技术前沿研究而言,政府应当建立稳定的财政科技投人增长机制,利用政府投人有效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向科技创新。政府在增加财政科技投人并向社会公共服务等非盈利行业倾斜的同时,要广泛拓宽科技投人渠道,鼓励发展民间的风险投资,切实解决风险投资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引导和激励社会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多元化投人。实现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就应当按照“资源共享、信息先行”的原则,定位于整合分散在政府、科研机构、教学机构、企业的各类资源,对科技资源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设“协作、共用、服务”的科技资源共享的保障体系。对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实验基地、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科技文献、网络资源等科技基础条件进行战略重组与优化,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开放高效、体系完备的物质和信息保障系统,实现科技资源共享。开展科技立法工作,保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的可操作性,应当充分研究和客观反映青岛市科技进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搞好顶层设计,做出有利于提高青岛市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制度安排,以点带面渐进式地突破现行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和束缚,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充分研究改革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既总结、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又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改革发展留下空间。还将对科技进步的引导和导向作用进行深人研究。

关于制定((青岛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的思考

在《青岛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制定过程中,应以修订后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依据,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宗旨,以构建促进自主创新的制度体系为目标,紧密结合青岛实际,借鉴国外和国内有关省市科技立法的经验,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维护科技创新主体的权益为主体,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按照主体一活动-措施的逻辑结构建有青岛特色的科技创新条例。在立法过程中,应始终把“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科技工作指导方针作为主线,贯穿于《条例》的整个起草过程中,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创建创新型城市和营造良好的科技进步环境为目标,以规范宏观管理、确立创新主体、建设创新体系、整合科技资源、夯实创新基础(大院大所引进和平台建设)、培育创新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实保障措施、明确法律责任等为重点,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青岛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二是,围绕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环节,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科技进步与创新中的责任,建立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科技体制,通过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健全创新环境建设的行为规范。三是,突出《条例》的宏观性、前瞻性、战略性;注重创新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法律保障。四是,体现地方特点,将部分成功的实践经验和已出台实施并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地方法规,加设凸显城市特色的海洋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资源共享;同时为今后完善政策体系、制定实施细则留下必要空间。五是,与《科技进步法》保持一致,现有立法已经有了明确规定的,《条例》不再赘述,有关原则性的条款,能够细化的尽可能作适当细化。科技进步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尽管青岛科技进步的环境在不断改善,但自主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相适应,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科技意识还不能适应青岛改革开放,特别是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需要。通过制定《条例》进一步增强和调动社会各阶层对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对创新活动的认可和支持,为青岛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基本保障。目前,青岛市5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真正设立研发机构的仅有300余家,针对青岛企业存在科技意识薄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少、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少等间题,从财政、税收、金融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制定具体制度措施,引导企业积极投身技术创新活动,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真正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科技投人是科技发展的基本保障,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制定《条例》,着力解决影响青岛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如科技投人水平还有待提高,科技投人的水平有待增强,科技投人结构还有待优化,多元化科技投人机制有待建立等;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企业其他相关社会主体的科技投人责任,量化科技投人规模,将科技投人的目标明确化,并列人相关政府干部任期考核指标,逐步建立多元化科技投人体系,通过制定建立科学投人考核监督机制,提高科技投人的产出效益,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增强科技发展的后劲。解决科研成果利用率低,产业化水平低,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主战场,真正成为经济社会的动力,针对当前科研成果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克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生产各自脱节的问题,通过制定《条例》,对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进行引导和扶持,重点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采取战略联盟、共建研究院、共同投资经济实体等形式,实现长期的稳态化合作。提高科技成果的利用率。通过制定《条例》,明确各级政府在推进科技资源中的职责,明确科技资源管理单位的职责及其与使用单位间的相互关系,建立青岛市科技资源信息共享机制,统一规划产业共性技术,解决科技资源配置的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利用程度不高的问题,建立科技资源整合机制,提高青岛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发挥其最大效益。根据发达国家科技创新推进的经验,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是支撑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青岛科技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科技型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少,对大规模技术创新形成了制约。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也是国家科技部正在大力推进的一项工程,青岛市通过制定条例可以构建新型科技金融、创新金融体系,改变传统经营规则,突破体制、机制、考核、产品上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限制。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虽然走在全省前列,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稳居—青岛市第十届学术年会论文集全省首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8个百分点,但增长后劲明显不足。通过制定《条例》可以促进政府在风险投资、金融信贷、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企业加大科研投人,增强自主创新意识,提高其持续竞争力。科技进步的关键在于科技人才。通过制定《条例》,进一步保护科技人员权益,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氛围,建立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基金,吸引国内外一流科技人才来青创业发展,推动科技事业进步和发展。建立从培养、奖励到权益保障和职业道德教育等相结合的制度,调动和保护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完善对不良行为的惩戒机制。青岛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中心城市、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重要的滨海旅游和港口贸易城市,又是全国闻名的“海洋科学城”。从区位优势、科技优势和海洋资源状况看,青岛市具有发展海洋经济诸多有利的条件。通过制定《条例》对海洋科技产业加以明确扶持,更好地促进海洋科技优势转化为海洋产业优势,优化青岛的海洋产业结构,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

本文作者：谭思明李汉清刘瑾肖强郭琳琳管泉工作单位：青岛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摘要:科技与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成就。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法律规则体系的解构:进一步拓宽法律内容范围，重塑法律的认知结构，重新定义权责关系，重构法律价值体系。同时，现代科技的应用促进科学立法、提升执法效率，加强司法公正，增强守法意识。但是，科技发展带来各种类型的新风险和新挑战，迫切需要法律的规制，实现科技法治融合发展。

关键词:科技法学;法律认知;价值重构;法律规制

现代科技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和基因技术等正在重塑社会生活形态，也对科技治理和社会治理提出全新挑战。科技发展给法治文明带来新的活力，也带来了各种风险与治理难题，迫切需要法律予以规制和保障。

1现代科技发展导致法律规则体系解构

1．1现代科技拓展法律内容边界。科技发展拓宽法律调整范围。科技发展需要对法律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机器、人与智能造物的关系，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从属人的伦理扩展到生命伦理，从单一对象到整个系统生态等，法律内容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甚至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科技发展推动法律规则创新。科技发展带来行为规范、权利需求、责任承担等新问题，法律规则存在“真空地带”。另一方面，现有法律规则存在不适用性。如数据权利和个人隐私数据保护、虚拟现实空间身份权益认定和保护等。法律的规则体系需要在不断解决自身问题与社会问题中实现更新和迭代。1．2现代科技重塑法律规则认知。从权威性规范到技术性解构。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技术规则嵌入决策和行为系统，使一部分法律规则被代码或算法代替，“代码即法律”“代码师即立法者”［1］的景象成为未来可能的图景，法律规则体系的稳定结构受到冲击，法律规则体系更加开放。从普遍性规则到个体化契约。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法律系统，法律代码化加速法律规则的自创生系统建立，使规则日益个体化。立法者到执法者的角色被技术力量所取代，技术性预设因果关系甚至影响了法律的因果关系，法律规则的创生也可能演化为多元化、个体化的契约。1．3现代科技重新定义权利义务。新兴的权利内容不断出现。数据权利和数据财产权正成为日益关注的焦点。个人隐私和信息的“被遗忘权”“数据正义”等新权利概念被提出来。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的发展，使得“生命伦理权”“人格权”等权利概念被重新讨论。责任归结与认定发生变化。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责任主体的认定面临难题［2］。一些基因工程改造的生命体、具有自主感知与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和地位尚无法确定。此外，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认定上，“技术中立”原则被放弃，法律规制的重心发生转移。权利义务关系的重新塑造。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语境、新的空间、新的场景、新的关系和新的形态，权利和义务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科技发展加入了虚拟空间、机器、人工智能、基因改造等新的变量，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权责利需要再平衡，人的主体权利和公共责任需要再确认。1．4现代科技重构法律价值体系。平衡发展效率与公平正义。现代科技发展使得技术理性成为主导价值观，科技的异化使人自身的价值和发展受到忽视。此外，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失序等问题。法律更应该注重发展效率与保障公平的平衡。强化公共安全与风险防控。新技术使得全球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物联网、核武器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新时代法律和核心价值追求之一就是公共安全，并将通过各项规则和制度安排实现这一目标。聚焦数据权利与数据正义。科技发展使得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对数据的掌握成为权力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制度化和系统化的数据歧视应引起社会警惕，个人的信息知情权和“被遗忘权”，保证信息安全和数据正义。注重人类福祉与伦理协调。科技发展带来社会关系的重新反思和建构，并需要明确促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建立相应的伦理规范，以伦理规范为先导，为法律规则更新与调整提供基础。

2现代科技应用有效促进法治文明进步

本文作者：龙一平高军工作单位：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立法要坚持创新精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

一是对经济方面的立法强一些、社会方面的立法相对弱一些;二是关于城市方面的立法力度强一些,对农村的立法相对弱一些。尤其是在教科文卫等方面的立法存在的难度比较大。我们认为,越是在这些方面立法困难的因素越多,就更要坚持创新精神。重要的是在认识上要有所突破。第一,教科文卫等方面的立法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依法治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基本、最重大、最长远的法治基础_L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意义。第二,立法坚持创新精神,就要突破难点,要打破固有的常规思路,开拓创新。解决立法的难点,不是畏难不动,而是要积极推动。例如,文化方面的立法滞后,原因很多。但我们不要认为举步维艰是理所当然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基,是政治经济的综合反映。文化立法有它的特殊性和敏锐性的一面。文化立法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难点面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开阔视野。文化领域很宽,体制和机制正在改革过程中,事物在不断变化。有些方面的立法是可以先易后难的。对于那些实践需要,而一时难以出台的法律,要深人地调查研究进行探讨,克服浮躁,需要不断地积累。把着眼点多放在急需要立法,而经过我们的努力又能够制定成法律的方面上来。如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努力工作,就已列人了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程。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就要加强和推进文化法治建设。第三,立法要坚持创新精神,就要不断地解决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我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认法的重点就要放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坚持不懈地制定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义务教育法执行得很有成效,但没有完全得到实施。有人说“义务”教育变成了收费教育。教师法规定的保障农村教师工资,至今还不能全部兑现,教育经费还没有完全落实,有实施上的问题,也有需要修改法律的问题。人大代表和社会卜对医疗体制改革等尤其对农村初级卫生医疗保健等立法呼声更迫切。对这些方面的立法或修改法的难点问题要不断进行探讨。这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推动社会发展,需要我们加紧立法。第四,立法要坚持创新精神,就要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如科技进步法实施十年了,进行修改的呼声不小。修改科技进步法,主要是在法律上重新确认、调整和修改我国发展科技的重大方针和发展战略上的一些重大政策。修改科技进步法这部重要大法,要强调三个结合问题,即强调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强调科技与国家安全相结合,强调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方针。要强调科技以人为本。发展科技还要坚持引进和白主创新相结合,尤其强调敢于走中国特色的发展科技道路。

建立立法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制度.防止立法腐败

一是调查研究制度。搞好调查研究,是提高政府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在立法项目的调研中,要下功夫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善于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要深人实践,多做调查研究,特别是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要注意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要注意把握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防止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把个别现象当作一般规律。对已出台的法规要进行实施后的追踪分析、定期评价,找出问题、不断完善。这样,立出来的法才能管用,真正解决问题。二是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在政府立法工作中,要按照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开门立法,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倾听基层组织和群众的意见。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立法法的要求,对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密级相关、为其设定有关义务的立法项目,通过报刊、互联网、听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行“开门立法”,让民主的阳光驱散立法腐败的阴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是一项“阳光下的事业”,“开门立法”是立法民主性和立法公开性的应有之义,是立法充分吸纳民意的必由之路。开门立法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立法的过程,也是民情、民意和民智的汇聚过程,更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凝炼过程15]。实践证明,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公布法律草案,举行立法听证会或专家论证会广泛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可见最大限度地吸纳民意,防止“劣法”或“恶法”的产生。三是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政府立法草案拟确定的重要制度,要经过专家的论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要进一步拓宽专家学者参与政府立法的途径和渠道,完善专家学者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四是联系协调制度。针对目前立法协调难度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要建立立法联系协调制度。要不断提高协调工作水平,把协调过程变成弄清情况、分清是非、讲清道理、统一思想、化解矛盾的过程。五是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建构遏制立法腐败的程序性屏障。为有效克服行政立法中的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倾向,有必要在行政立法中树立立法回避观念,凡直接涉及某行政部门利益的立法起草工作,该行政部门原则上应当回避,不能参与更不能主持起草工作,应由地位相对超脱的国家权力机关的专门委员会起草或委托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代为起草。

完善立法监督,建立和规范违宪审查制度

摘要：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作为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的补充，民办高校科技工作者作为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力量，以研究、开发、传播、维护和管理高科技内容为己任。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高校科技工作者的贡献，现代化技术的科技浪潮使人们对于高校的科技工作者表达了最高的尊敬，必须采取多种手段来吸引和鼓励科技工作者加强研究和开发工作，而针对科技工作者的权利保障，应该从法律角度和组织保护角度两个方向入手研究。

关键词：民办；高校；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对策

民办高校作为企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举办的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组织，校内有大量的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同时需要接受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利维护，需要根据不同的标准积极进行维权管理。民办高校科技工作者权利保护，是响应中国教育部门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总则号召的举措。在以法律规则和社会组织共同辅助保障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的今天，调查发现通过组织保障和法律保障的双重保险，可以促进高校科技工作者的合法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民办高校教师与公办高校教师在法律地位和享有同样的权益，包括境内各级各类教育行为中都可以适用该法律所规定的职业权益。

一、以高科技追赶超越作为统揽高校科

技协会各项工作的纲领我国科协组织高度重视高校内的高科技工作者保障、保护工作，在省级科协联合高校进行组织性保障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做出批示，对于积极拥护和保障科技协会力量，并进行高校科技协会积极建设的行为予以肯定。同时，对于高校科技联合会的人才资源培育和储备进行指示，为了能够根据人才密集需要、智力密集需要和科技成果密集需要，进行群众性的科技社团建设，省级科技协会应以追赶超越作为中心要务，认为只有奋力谱写新篇章，才能让全国人民共享科技进步的新发展成果。在中国科协的带动和领导下，省级科协的具体指导，使得高校的科技组织建设率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围绕追赶超越的大原则，生动的科技实践借助新科技力量有意义探索的过程，通过举办国家级高校科学讲坛，联合国内外的高科技学科学术交流活动，有效地促进学科交叉和融合。而面对组织实施的进程，组织建设成为对于青年人才的扶持和新科技工作者保障作用的助力，成为新时期主导产业发展的重要辅助举措。民办高校教师作为非常重要的科技工作者，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有开展改革和实验、开展教育教学行为的权力，教育教学权利是教师最为基本和重要的权利、不容剥夺，而且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所进行的不再是基础教育工作，而是与专业学科紧密相连接的具有创造性的教学工作，高校本身是思想交汇的场所，不同的高校教师尤其是高科技工作者，各有所长、教学内容各不相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遵循高科技发展的需要，为统揽高科技协会各项工作做出非常积极的努力，按照不同的科技教学环节进行自主的备课讲授，向学生提问和批改作业，在高科技协会各项工作方面的具体指导之下，亲自指导学生利用学校的实验性设备，开展一切与教学内容有直接关系的教育科研实验。

二、从法律法规建设角度看

一、一味强调政治效用导致包括科技法在内的法律沦为政治的工具

党在局部执政的延安时代，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限制，为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科技立法及其法制建设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紧密服从于革命斗争。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其在施政纲领中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科学技术必须与抗战大业结合起来。这是党为保证抗战发展的需要，对革命根据地科技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提出的中心任务。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法制建设不是在一种和平和理性的社会生态下起步的，它生长于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自创建始就背负着革命的重任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使得其一开始便获得了一种政治的效用，以致完全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的确，法律在一定社会时期（如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鲜明的统治阶级意志性。但这不是正常的法制时期，更不是理想的现代法制。法律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一个阶级手中工具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法制。”［2］247这种政治性法律对科技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成为此后数10年难以摆脱的阴影。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实际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启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科技立法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为适应建国初期政治斗争及其法制建设所承担的任务的需要，其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即新中国法制直接扮演着维护新生人民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一规定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给予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同时，它也为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此时，新中国法制在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旧法统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法制模式建立起来。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这种影响从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入了全面地、教条化地模仿苏联法时期。当然，苏联法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苏联法中过分意识形态化的表述、高度集权的体制、忽视公民人权保护的机制也在我国根深蒂固。”51自此，法律长时期被简单地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被作为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被紧紧地捆绑在了阶级斗争的战车上。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法规性文件计有530多件。10其中，较多呈现出的就是阶级统治的职能，且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急需手段出现的，即始终围绕政治斗争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来立法，以理性为基础的法理型统治并未能及时跟进。在人民政权的初创时期，因其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时党和“政府并没有能受到有效的制度化、法律化的制约，党政关系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也并没有能超越出工具主义的范畴”。事实上，“法律愈是从属于、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就愈是失去其独立的品格和存在价值，就愈是把自己一步一步地引向毁灭之路”。阶级意志法律观错误的根源在于，其片面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观点。这无疑是此后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中国法制现代化遭受挫折乃至走向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中共八大以后，随着“左”的思想抬头，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都以运动的方式展开。而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秩序状态，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必然会对法制造成破坏，改变党和国家正常发展的思路和方向。在运动治国的阴影下，法律唯政治权力是从，在不断被政治权力重新改造后，法律的规范性和法定性被抛弃，逐渐走向了异化。其不仅难以驾驭运动，而且已成为权力的协助者，充当起了运动的工具，最后终究难以逃脱被政治所抛弃的命运。1958年，中央政治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我们商定的原则是，凡是不适用的，一律不要用，可以冲破旧的，创造一些因地制宜，简便宜行的新制度，凡是还适用的，就应继续适用”，甚至荒谬地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1337即将法律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用政治概念、政治标准取代法律概念、法律标准。那时，因法律仅仅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服从于政治任务的需要，所以当某一时期政治目标已达到，其被废之不用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此，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法律仅仅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便宜性政策的需要，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法制建设便最终不可避免地淹没在了政治斗争的大海之中。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脆弱的科技法制，在这个时期差不多被全部摧毁。与之同时，“”一伙一方面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大行践踏法制之实，另一方面又借助法律手段来建立新秩序。以1975年宪法为例，其甚至明确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部充斥极左思想的宪法，完全是从起草者们的政治需要角度来立法的，充满了政治口号和思想意识形态的东西。因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已远离了法律本来的意义，所以不可避免地将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走向毁灭。这是阶级斗争法理论给自己造成的悲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巨大转折的到来，并由此开启了对反法治进行深刻反思的新的历史航程，但那时仅有朦胧的法治理念和浅层次的法治意识是不可能将科技法制建设推向纵深发展的。事实上，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虽大大推动了法制建设的发展，但直到1988年前，法制建设依附于政治或主要服从于政治需要的特征实际并未改观。在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下，由于国家民主制度不健全，科技法制建设处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之下，其仍只能是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以实现的一种工具。其既然被当作是国家权力推进实质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视为治国安邦的方略，当然便成为政治的附属物，难以建立应有的权威。总之，在党领导科技法制建设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发展时期，因科技法制建设一度受制于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决定了它只能以权力的价值选择为选择，而权力的内在价值只是政治秩序，科技法律便只能以政治秩序为依归，并成为维护这种政治秩序的手段。直到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了议事日程，才使我国政治和科技法制建设的关系得以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泛范围内展现出来。

二、对科技立法宏观部署和顶层设计的不足阻滞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

历史告诉我们，立法者改变法律并不难，但要改变法律背后的精神、文化、习惯则绝非易事。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人类科技活动已演变成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复杂性更高、难度更大。因此，必须站在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研究科技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提升政府对科技的宏观决策层次，强化政府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宏观部署和顶层设计。［12］388就我国科技法制发展水平而言，虽然从将科技法或科学技术法学作为一门专门概念、学科和部门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算落后，但如将科技法学看作一门开放性的学术，以及从科技法学的实质性研究和立法状况来看，国外在这方面无疑是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实行判例法传统的国家就纷纷开始制定科技基本法。

误区之一：强调科技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科技法作为法律的普遍性的要求和特点。法律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普遍性和程序性的外在特征。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在强调调整方法主要是肯定、鼓励、倡导的同时，忽视了法律的国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例，三十多条应为模式中只有二条有对应的违法后果，致使大多数应为模式得不到法律约束力的保障，对于应为模式不作为的行为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干涉。任何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包含表现着普遍性。矛盾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就会丧失它原有的共同性质而具有另一类事物的共性。笔者认为，科技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不同于一般的调整方法，侧重于鼓励、引导、倡导，等等，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法律的普遍的调整方法，即检查、强制、制裁等法律手段。也就是说，科技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离不开法律的普遍性特征，离开了法律的普遍性特征，科技法也就不是法律了。

科技法律之所以要体现强制性的特征，不仅因为作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应这样做，而且在于科技发展规律都表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即具有一种由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所决定的非遵守不可的强制性。科技法律失去了强制性的特征，也违背了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

误区之二：在借鉴外国科技立法经验的同时忽视了科技法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国情是：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具体到科技方面的国情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在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阻碍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不利因素，多数企业还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全社会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还未形成，科技投入过低的状况尚未改观，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等等。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外国不一样，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和外国不一样；干部的管理体制、机制和外国不一样；人们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和国企领导在对于科技投入、科技人才、科技政策和创新的制度环境等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待提高，观念上还有待更新；我们要实现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还必须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国家在科技进步的措施上还急需强化：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必须有科技进步的法律规范；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必须有科技投入的法律规范；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必须有明确的违法后果。

误区之三：在注重科技规划的同时忽视了科技行政法建设，放弃了依法行政和科技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在1999年就撰文指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技术自身的演进，而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数十年来我们制定了许多科技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而没有在作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吴先生所讲的“制度”，实际上是指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他认为我国科技规划不少且存在问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滞后。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科学技术进步法》中的大量篇章是科技规划和布局，而科技进步的法律措施却过于笼统和简单，甚至没有地方科技执法的主体——在《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都没有明确地方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体现在法律条文中，更重要的是能够实施和落实，达到构建科技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之目的。因此，科技行政执法必须作为法律措施之一在科技立法中予以重视。美国奥多比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最近讲，两年前韩国签发总统令打击盗版，是亚洲国家中打得最凶的，由此净化、清理了软件环境，打出了两万家软件公司来做电子商务软件，使韩国的软件技术接近……美国。我国国务院发文鼓励发展软件，但更多的是注重降低税收，而对于光盘盗版给软件业每年造成几十亿元的损失打击不力。难怪国内软件企业的老总们说，我们宁可不要政府降低税收，而是更盼望政府创造一个保护正版软件的环境。由此可见，科技行政执法多么必要！

科技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赋予了各级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科技行政管理必须依法行政。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是科技行政法，但该法却缺乏科技行政管理的手段、方法和程序等内容，致使科技行政管理无法依据法律来操作，也使科技行政立法成为“夹生饭”。

[内容提要]：我们要从科技意识形态出发，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不应当仅仅是主观任意的“部门法体系”而已。它是既有内在逻辑关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间构成的系统，即我国的立法体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部门法体系的总称。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既具有世界范围的法律体系的一般性，又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一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性和重在控权性。它生成于后现代，必须适应多元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时代的需要。它是中国法制传统与后现代法文化相融合的集中表现。

[关键词]：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定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含义，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和理解。但是，由于我们对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理论的认知和探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本文试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概念作点新的思考和定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认识的局限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全面深入地展开和向前发展的需要，积极尽快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针对法律体系的建立，我们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难看出，这些提法它们的含义是不相同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从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上，从区别于资本主义及其他法律体系而界定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出发，提出的法律体系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远不至于仅市场经济方面的要求，所以，这个提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种提法显然法律体系的覆盖面太窄，而仅涉及的是有关市场经济活动相关法律构成的体系，并不是法学中一般所指的法律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提法和概念是科学的，突出的表现在：（1）反映出法学中一般所指的“法律体系”概念，或曰具有法律体系的一般性。（2）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要求，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法律体系。（3）反映出中国特色与传统和个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现在，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持有正确、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是对“法律体系”这个法学中重要概念要有一个比较统一和一致的认识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