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要素范文10篇

摘要：香港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特别是犯罪客观要素的选择，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以犯罪行为和犯意为内容的犯罪成立二元结构模式中，“犯罪行为”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广泛的作用。其以犯罪行为为核心，以因果关系为独立的犯罪成立客观要素的理论，对内地刑法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选择、确定和运用，乃至整个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香港刑法；犯罪构成；客观要素；启示

香港刑法中没有内地刑法所采用的“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而是用“犯罪要素”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所谓犯罪要素，是指刑法上成立某一犯罪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按照香港刑法理论通行的观点，认为犯罪的成立需要具备犯罪行为(actusreus)和犯意(mensrea)，同时某一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tion)也是行为成立犯罪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英美刑法中的犯罪行为，大体上类似于中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因此，虽然香港刑法与内地刑法在体系构造、哲学基础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就犯罪客观要素的范畴而言，却也有共通之处。具有相互比较和借鉴的基础。本文拟对香港刑法犯罪客观要素中的行为、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就其对内地刑法犯罪客观方面的借鉴意义进行探讨，希望能对内地犯罪构成体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犯罪行为

(一)香港刑法中的犯罪行为

香港刑法作为普通法系的一个部分，其“犯罪行为”的概念来自拉丁语中的“actusreus”，其原意为“罪恶的行为”，在香港刑法中，犯罪行为被称为“被禁止的行为”(theprohibited)。它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概念，实际上是“指除了精神要素以外的全部犯罪要素。它甚至包含了行为之定义范围内已经包括的一个精神要素。”具体包括犯罪行为本身、犯罪结果以及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各种情况。此处仅对犯罪行为本身进行考察。

[摘要]过去对“实事求是”的解说，都仅仅是从认识论层面理解的，缺乏存在论的高度。如果说“实践”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初始范畴，那么“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也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实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而是人的存在本身；因而“是”也并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的真理；“求”作为对这种存在论真理的追求，本身也属于人自己的一种存在论事实。

[关键词]实事求是，实践，存在论

“实事求是”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命题，（1）、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它进行了实践论的重新解说，使之成为一个集中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命题。

然而迄今为止，通常对“实事求是”都是从纯粹认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人们即使将“实事求是”跟“实践”联系起来，但“实践”本身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纯粹认识论范畴。例如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解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据此，“实事求是”就是去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规律性。按照传统的理解，这里所谓“客观存在着的”就是所谓“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实事”可以是在人类实践之外存在着的，如纯粹的自然界；“是”就是这种纯粹客观事实的纯粹客观的“规律性”。先有了这种“客观存在”，然后才有人对它们的认识，再后才有人对它们的改造亦即实践。于是就有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将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的公式。这里，作为纯粹认识的“实事求是”是在实践之前、之外进行的。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是因为：“实事”不是被人们理解为实践本身，而是被理解为实践之前、之外的作为纯粹认识对象的东西；因而“求是”也就不在实践之内，而在实践之外。显然，“实践”范畴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用以界定“认识”的参照或者逻辑工具，换句话说，“实践”仍然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例如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流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种说法。这里，实践显然失去了作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的存在论意义，而仅仅只具有认识论的功能了。这种纯粹认识论的“反映论”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

这里，我们尝试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棗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视角，亦即“实践主义”（4）哲学的视角，对“实事求是”作出一种新的阐释。

“真理标准”是由三个层次即三大要素构成的。三大要素也称为“三级”标准。第一要素是“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或说“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它可称为“三级标准、最高标准、基本标准、内在标准、天然标准”。第二要素是“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其可称为“二级标准、较高标准（较高标准也可称为高级标准）、宏观标准、潜在标准、社会标准”。第三要素是“实践的效果”。其可称为“一级标准、具体标准（具体标准也可称为初级标准）、微观标准、外在标准（外在标准也可称为外化标准）、实效标准”。三大要素作为“检验标准”的多重命名对应如下：“一级、二级、三级”，“具体（初级）、较高（高级）、最高”、“微观、宏观、基本”、“外在（外化）、潜在、内在”、“实效、社会、天然”。作为“层次”的两重命名对应如下：“较低层次、较高层次、最高层次”，“微观层次、宏观层次、空中层次”。三大要素是不可分割的，是互补的、是相互作用的。是“真理标准”的三个部分、三个层次。三大要素三而合一，三位一体。构成完整的“真理标准”。对于“真理标准”的表述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的效果”

论“真理标准”三要素

我认为，“真理标准”是由三个层次即三大要素构成的。三大要素也称为“三级”标准。第一要素是“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或说“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它可称为“三级标准、最高标准、基本标准、内在标准、天然标准”。第二要素是“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其可称为“二级标准、较高标准（较高标准也可称为高级标准）、宏观标准、潜在标准、社会标准”。第三要素是“实践的效果”。其可称为“一级标准、具体标准（具体标准也可称为初级标准）、微观标准、外在标准（外在标准也可称为外化标准）、实效标准”。三大要素作为“检验标准”的多重命名对应如下：“一级、二级、三级”，“具体（初级）、较高（高级）、最高”、“微观、宏观、基本”、“外在（外化）、潜在、内在”、“实效、社会、天然”。作为“层次”的两重命名对应如下：“较低层次、较高层次、最高层次”，“微观层次、宏观层次、空中层次”。

第一要素是根本、是核心。对第二要素、第三要素具有领统作用、制约作用、导向作用。第二要素是第一要素、第三要素的价值体现或说价值取向，是第一要素、第三要素的重要特征，也是正确实践、真理的价值体现和重要特征，第二要素服从并服务于第一要素，是第一要素与第三要素的中间环节，是第一要素、第三要素功利性、积极作用的形象化，是第三要素的根本特征。第三要素受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的统领和制约，第三要素服从第一要素、第二要素，为第一要素、第二要素服务。第三要素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的具体化和代表，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的具体内容和外在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三要素的相对性比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大一些。三大要素都是客观的，都是有功利性的。

对人类来说，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客观规律都有价值取向，都有功利性。客观世界、客观事物是人类的居住地、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是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宝库。客观规律和真理是打开宝库大门的钥匙。人类认识、了解了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客观规律，掌握了客观规律和真理，就会利用它指导实践，人们就会得到利益，反之，不认识它、不了解它，就无法利用它指导实践，就得不到它带来的好处，或者可能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就是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客观规律、真理的价值。客观实际及其规律与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客观世界、客观事物有时也会给人类带来某些灾害，但利大于弊。“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或“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是“真理标准”的三大要素之一。这是不可质疑的。因为我们必须检验“实践”、“认识、思想、理论”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人类的发展史作为“实践、真理”的检验场已经证明：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实践及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就是正确的实践、正确的思想理论，这种实践、这种思想理论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人类发展史还证明：阻碍或破坏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实践及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就是错误的实践、错误的思想理论，这种实践、这种思想理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客观规律的。所以，我认为，“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真理标准”的三大要素之二。“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实践的效果”的内在的根本属性。实践取得的良好效果较大，而不良后果较小，其自然会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实践取得的良好效果大于不良后果，就证明实践是正确的，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同时也证明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是真理；实践产生了不良后果、严重后果、恶果，而良好效果较小，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是会阻碍或破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这也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实践及其指导思想理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所以，我认为，“实践的效果”是“真理标准”的三大要素之三，它和“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客观实际及客观规律”（或说“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是密不可分的。三大要素都具有客观性，都有功利性，都有“真理标准”的功能，都有作“真理标准”的资格，但第一要素因为不能承担单独执行“真理标准”的检验任务，其必须用自己的者（客观的具体事物即“比较核对物”）去执行“真理标准”的检验任务，其对自己的者起指导作用、监督作用，或者其与者相结合而发挥“真理标准”的检验作用。“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实践的效果”的根本属性，它和“实践的效果”同属“比较核对物”，同为“比较核对物”的内容，只不过是“实践的效果”比较具体，而“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比较抽象而已。“实践的效果”显而易见，具有现实性，更具说服力。“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对“实践的效果”发挥制约作用、导向作用，具有“顾后性”。它在“实践”、“真理”反复被检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要素和第一要素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三大要素是不可分割的，是互补的、是相互作用的。是“真理标准”的三个部分、三个层次。三大要素三而合一，三位一体。构成完整的“真理标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从三者之中取其一作为“真理标准”，也不能从三者之中取其二作为“真理标准”，丢掉其中的任何一大要素都是不完全正确的，都是不科学的。

“符合或基本客观实际、客观规律”或者说“客观实际及其规律”虽然不能直接发挥“真理标准”的作用，但它毕竟要发挥重要的间接作用。“实践”、“思想、理论”必须通过“比较核对物”和它进行比较，而不是和别的东西进行比较，所以，它居于核心地位，是根本要素。“实践的效果”是人们把理论同实践相结合产生出来的良好结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正确实践的产物，它是新生的客观事实，是不会因人的意志或意识而消亡的。它作为“实践”、“思想、理论”和“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具体的“比较核对物”是最适当，最科学的。“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由于是“实践的效果”的根本属性，所以，它也属于“比较核对物”的范畴，它和“实践的效果”同为“比较核对物”，把它排除在“比较核对物”之外是极其错误的。怎样检验“实践”、“思想、理论”是否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简单地说，从理念上说就是要看“实践”、“思想、理论”的价值取向，看其功利性，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有价值者就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实践”、“思想、理论”。反之，就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从实际操作来说，就是用“实际的效果”、“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比较核对物”，用它把“实践”、“思想、理论”同“客观实际、客观规律”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良好效果大于不良后果的“实践及其指导思想、理论”就是正确的，就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不良后果大于良好效果的或产生恶果的“实践及其指导思想、理论”就是错误的，就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在此应该强调一点，用“比较核对物”--实践的效果作为真理标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特别是在检验社会科学理论的时候，相对性更大一些。因为社会内部斗争非常复杂，斗争双方的力量有时相差悬殊，正义一方可能因力量弱小等条件或问题而暂时失败，但以后总会胜利的。这就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只看眼前的实践有无良好效果，还要看长期实践有没有良好效果，是不是获得胜利。某种社会理论如果在长期实践中屡遭失败的话，就证明这钟理论是错误的，因为长期的实践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它不符合真理标准。社会科学理论中存在一定的伪科学，时常有人的主观因素在其中起作用甚至有人为的误导作用，所以，社会科学理论更要不断接受实践效果的检验。

内容提要：行政体系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和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行政体系的系统结构包括：（一）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二）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三）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系统结构的总体。

行政学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成长过程，但是，完整的行政学学科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对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生怀疑。从我国新的学科分类来看，行政学被挂靠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两个门类之下，这是唯一一个“一女二夫”的学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第一，行政学的学科独立性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第二，行政学自身在学科建设方面没有证明其独立性的理论成就。的确如此，具有百年历史的行政学迄今还是一个各种理论或学说的“拼盘”，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总是湮没在实用理性之中，直接的管理需要总是排斥着抽象的分析，对策性思考总是把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撇在一边。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学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强烈的要求，而行政学的发展只有在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认同的情况下才会获得充分的机遇。可见，对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一些哲学分析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理论课题。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者健全的，科学理论如果能在各种各样随机臆造的学说中脱而出，取决于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建立行政学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努力如果没有关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析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对行政学应当研究什么，它的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边界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作以哲学的思考。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这里尝试着对公共行政体系结构作一哲学解读，付之于文是希冀其成为引玉之砖。

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

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世界划分为客观系统、主观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人类出于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要求。而且，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切因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形成的系统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事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体系也不例外，它是由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这样三个系统构成的一种特定的有机整体。

行政体系，即行政管理的体系是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变革中形成和发展的。原始社会未期，随着国家的出现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膨胀，提出了设立稳定的经常性的机构来管理国家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要求。当然，在行政体系产生的早期阶段，行政体系与国家是一体的，行政管理也就是国家的全部对内职能。只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行政体系才逐渐显露出作为国家系统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的端倪。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职能的分化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行政体系与立法体系、司法体系分立的态势。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满足于从行政体系与立法、司法体系的外缘关系上来认识行政体系和把握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求对行政体系自身加以深入分析，研究其结构、构成要素、运作方式及其规律，企求建立起合乎理想的行政体制、确立和谐的行政关系，合理地配置行政资源，塑造效率高、功能健全的行政行为模式。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三个方面来研究行政体系，既是对行政体系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也是追求行政体系不断科学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

内容提要：行政体系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和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行政体系的系统结构包括：（一）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二）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三）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系统结构的总体。

行政学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成长过程，但是，完整的行政学学科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对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生怀疑。从我国新的学科分类来看，行政学被挂靠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两个门类之下，这是唯一一个“一女二夫”的学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第一，行政学的学科独立性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第二，行政学自身在学科建设方面没有证明其独立性的理论成就。的确如此，具有百年历史的行政学迄今还是一个各种理论或学说的“拼盘”，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总是湮没在实用理性之中，直接的管理需要总是排斥着抽象的分析，对策性思考总是把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撇在一边。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学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强烈的要求，而行政学的发展只有在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认同的情况下才会获得充分的机遇。可见，对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一些哲学分析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理论课题。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者健全的，科学理论如果能在各种各样随机臆造的学说中脱而出，取决于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建立行政学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努力如果没有关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析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对行政学应当研究什么，它的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边界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作以哲学的思考。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这里尝试着对公共行政体系结构作一哲学解读，付之于文是希冀其成为引玉之砖。

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

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世界划分为客观系统、主观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人类出于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要求。而且，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切因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形成的系统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事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体系也不例外，它是由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这样三个系统构成的一种特定的有机整体。

行政体系，即行政管理的体系是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变革中形成和发展的。原始社会未期，随着国家的出现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膨胀，提出了设立稳定的经常性的机构来管理国家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要求。当然，在行政体系产生的早期阶段，行政体系与国家是一体的，行政管理也就是国家的全部对内职能。只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行政体系才逐渐显露出作为国家系统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的端倪。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职能的分化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行政体系与立法体系、司法体系分立的态势。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满足于从行政体系与立法、司法体系的外缘关系上来认识行政体系和把握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求对行政体系自身加以深入分析，研究其结构、构成要素、运作方式及其规律，企求建立起合乎理想的行政体制、确立和谐的行政关系，合理地配置行政资源，塑造效率高、功能健全的行政行为模式。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三个方面来研究行政体系，既是对行政体系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也是追求行政体系不断科学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

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之条件，这已是刑法理论上的共识。然而，各国刑法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是有所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对此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

在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方法，因此根据行为性质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任何犯罪都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特定的性质，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就成为定罪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是行为的质的构成，而不涉及行为的量。因此，犯罪构成要件是罪质要素。当然，日本刑法理论上也有“可罚的违法性说”之倡导，主张轻微的法益侵害行为不予处罚。但在犯罪构成体系上，是通过构成要件阻却与违法性阻却的方法解决的，而没有设置一般性的罪量要素。[1]我国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不仅定性而且定量。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中有但书之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规定中，大体上有两种情形：

一是刑法没有定量规定，而只是对行为作了规定，例如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只要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都应构成犯罪而无论情节轻重。即便如此，故意杀人行为仍有按照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不认为是犯罪情形。例如1986年发生在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1991年4月汉中市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的蒲连升、王明成做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判决，1992年3月25日，汉中地区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是刑法有定罪规定，例如刑法第307条第2款关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构成本罪不仅要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这里的情节严重，就是该罪的罪量要素。在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专门的罪量要件。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这些犯罪的数量要素的性质还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3]第一种观点是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如果不具备犯罪的数量要素，不能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数量要素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第二种观点是处罚条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客观的处罚条件。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客观的处罚条件是指那些与犯罪成立无关，但都能决定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的外部条件。客观的处罚条件的特点在于：它本身不是犯罪的构成条件，缺乏客观的处罚条件，犯罪仍可成立，只是不生刑罚之效果而已。就此而言，客观的处罚条件是刑罚发动的事由。在上述两种观点中，我赞同构成要件说。处罚条件说将犯罪成立与应受处罚两者相分离，认为在不具备客观的处罚条件的情况下，犯罪是可以成立的，但不应受到刑罚处罚。只有在具备客观的处罚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即发生刑罚之效果。这种观点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显然是不相符合的。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就意味着，应受惩罚性本身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如果缺乏应受惩罚性，就不构成犯罪。因此，在我国刑法中，不能承认构成要件之外的客观处罚条件。将犯罪的数量要素作为犯罪构成条件，还会存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是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抑或是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对于这个问题并无共识。一般将犯罪数额等客观性的罪量要素归入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情节由于主要是客观性的要素也视为犯罪的客观要件，因而未将罪量当作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个别学者考虑到犯罪情节中既有客观要素又有主观要素，因而将其视为是犯罪成立的一个综合性要件，既独立于犯罪的客观要件，又独立于犯罪的主观要件。我个人赞同将犯罪的数量因素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罪量要件。罪量要素之所以不能归入客观要件，除了在罪量要素中不单纯是客观性要素而且还包括主观性要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客观要件是行为人认识的对象，因而对于判断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将罪量要素当作是客观要件，如果行为人对此没有认识就不能成立犯罪故意而属于犯罪过失，由此而使罪过形式的判断上造成混乱。例如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在构成要件中都包含“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构成要素。对于玩忽职守罪来说，这一构成要素当然属于其犯罪结果，因为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都是结果犯，没有这一犯罪结果犯罪就不能成立。但在滥用职权罪的情况下，如果将这一构成要素看作是犯罪结果，在行为人对这一犯罪结果有认识的情况下应当构成故意犯罪；而对这一犯罪结果没有认识，但如果是应当认识而没有认识的，就应当构成过失犯罪。因此，我国刑法理论上，往往认为滥用职权罪是复合罪过，既可以由故意构成，又可以由过失构成。我不赞同复合罪过的观点，一种犯罪要么是故意犯罪，要么是过失犯罪，而不可能既是故意犯罪又是过失犯罪。之所以主张滥用职权罪是复合罪过的观点，究其原委，就是将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构成要素简单地看作是其犯罪结果。我认为，这一构成要素对于滥用职权罪来说，并非是犯罪结果而是独立的罪量要素。没有出现这一构成要素，仍然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但只是刑法不予以处罚而已。只有当具备了这一构成要素，刑法才加以处罚。因此，这一构成要素是表明滥用职权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因素。由于这一构成要素不属于罪体，因而不属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对于确定行为的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关系，而应当根据对于行为的故意或者过失来确定其罪过形式。正因为如此，滥用职权罪的责任形式是故意而非过失。我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成立要件是表明行为侵害法益的质的构成要件与表明行为侵害法益的量的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关于表明行为侵害法益的质的构成要件是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包括罪体与罪责。罪体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罪责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两者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4]由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存在数量因素，因而犯罪成立要件除罪体与罪责以外，还应当包括罪量。罪量是在具备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的前提下，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由此，我建构了一个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构成体系。在这一犯罪构成体系中，给予犯罪成立的数量因素以独立的构成要件的地位，从而使之更加切合我国刑法的规定。罪量具有以下特征：

（一）法定性

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

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世界划分为客观系统、主观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人类出于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要求。而且，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切因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形成的系统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事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体系也不例外，它是由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这样三个系统构成的一种特定的有机整体。

行政体系，即行政管理的体系是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变革中形成和发展的。原始社会未期，随着国家的出现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膨胀，提出了设立稳定的经常性的机构来管理国家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要求。当然，在行政体系产生的早期阶段，行政体系与国家是一体的，行政管理也就是国家的全部对内职能。只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行政体系才逐渐显露出作为国家系统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的端倪。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职能的分化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行政体系与立法体系、司法体系分立的态势。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满足于从行政体系与立法、司法体系的外缘关系上来认识行政体系和把握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求对行政体系自身加以深入分析，研究其结构、构成要素、运作方式及其规律，企求建立起合乎理想的行政体制、确立和谐的行政关系，合理地配置行政资源，塑造效率高、功能健全的行政行为模式。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三个方面来研究行政体系，既是对行政体系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也是追求行政体系不断科学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的讲，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行政体系客观结构系统的要素。因为，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行政组织的建立、行政机构的设置、行政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

行政体系客观结构系统的各要素各自以其他要素的存在为前提，每一要素都制约和影响着其他要素。比如，一个社会是选择民主的还是独裁的行政体制，在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的配置等方面的状况也是完全不同的。相反，行政组织、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的配置也决定着行政体制的性质，行政体制的优劣也必须通过行政组织、机构以及行政人事资源配置等要素体现出来。因此，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系统的结构整体。

内容提要：行政体系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和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行政体系的系统结构包括：（一）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二）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三）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系统结构的总体。

行政学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成长过程，但是，完整的行政学学科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对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生怀疑。从我国新的学科分类来看，行政学被挂靠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两个门类之下，这是唯一一个“一女二夫”的学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第一，行政学的学科独立性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第二，行政学自身在学科建设方面没有证明其独立性的理论成就。的确如此，具有百年历史的行政学迄今还是一个各种理论或学说的“拼盘”，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总是湮没在实用理性之中，直接的管理需要总是排斥着抽象的分析，对策性思考总是把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撇在一边。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学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强烈的要求，而行政学的发展只有在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认同的情况下才会获得充分的机遇。可见，对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一些哲学分析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理论课题。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者健全的，科学理论如果能在各种各样随机臆造的学说中脱而出，取决于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建立行政学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努力如果没有关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析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对行政学应当研究什么，它的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边界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作以哲学的思考。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这里尝试着对公共行政体系结构作一哲学解读，付之于文是希冀其成为引玉之砖。

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

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世界划分为客观系统、主观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人类出于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要求。而且，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切因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形成的系统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事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体系也不例外，它是由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这样三个系统构成的一种特定的有机整体。

行政体系，即行政管理的体系是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变革中形成和发展的。原始社会未期，随着国家的出现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膨胀，提出了设立稳定的经常性的机构来管理国家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要求。当然，在行政体系产生的早期阶段，行政体系与国家是一体的，行政管理也就是国家的全部对内职能。只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行政体系才逐渐显露出作为国家系统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的端倪。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职能的分化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行政体系与立法体系、司法体系分立的态势。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满足于从行政体系与立法、司法体系的外缘关系上来认识行政体系和把握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求对行政体系自身加以深入分析，研究其结构、构成要素、运作方式及其规律，企求建立起合乎理想的行政体制、确立和谐的行政关系，合理地配置行政资源，塑造效率高、功能健全的行政行为模式。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三个方面来研究行政体系，既是对行政体系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也是追求行政体系不断科学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

内容提要：行政体系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和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行政体系的系统结构包括：（一）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二）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三）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系统结构的总体。

行政学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成长过程，但是，完整的行政学学科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对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生怀疑。从我国新的学科分类来看，行政学被挂靠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两个门类之下，这是唯一一个“一女二夫”的学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第一，行政学的学科独立性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第二，行政学自身在学科建设方面没有证明其独立性的理论成就。的确如此，具有百年历史的行政学迄今还是一个各种理论或学说的“拼盘”，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总是湮没在实用理性之中，直接的管理需要总是排斥着抽象的分析，对策性思考总是把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撇在一边。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学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强烈的要求，而行政学的发展只有在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认同的情况下才会获得充分的机遇。可见，对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一些哲学分析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理论课题。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者健全的，科学理论如果能在各种各样随机臆造的学说中脱而出，取决于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建立行政学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努力如果没有关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析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对行政学应当研究什么，它的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边界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作以哲学的思考。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这里尝试着对公共行政体系结构作一哲学解读，付之于文是希冀其成为引玉之砖。

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

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世界划分为客观系统、主观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人类出于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要求。而且，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切因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形成的系统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事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体系也不例外，它是由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这样三个系统构成的一种特定的有机整体。

行政体系，即行政管理的体系是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变革中形成和发展的。原始社会未期，随着国家的出现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膨胀，提出了设立稳定的经常性的机构来管理国家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要求。当然，在行政体系产生的早期阶段，行政体系与国家是一体的，行政管理也就是国家的全部对内职能。只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行政体系才逐渐显露出作为国家系统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的端倪。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职能的分化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行政体系与立法体系、司法体系分立的态势。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满足于从行政体系与立法、司法体系的外缘关系上来认识行政体系和把握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求对行政体系自身加以深入分析，研究其结构、构成要素、运作方式及其规律，企求建立起合乎理想的行政体制、确立和谐的行政关系，合理地配置行政资源，塑造效率高、功能健全的行政行为模式。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三个方面来研究行政体系，既是对行政体系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也是追求行政体系不断科学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

[摘要]传统的审计理论结构要素包括审计目的，审计公设，审计概念，审计规则，审计技术。审计理论结构要素还应增加审计环境和审计风险两要素，据此重新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框架，将审计理论研究建立在审计环境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研究审计理论结构。

[关键词]审计理论结构；审计目的；审计环境；审计风险

审计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审计”这一客观事物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审计无理论”的观点是片面的。审计工作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和收到预期的效果。进行审计理论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审计实务，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审计理论结构的构建无法离开审计理论要求，故有必要首先对审计理论要素进行探讨。

一、审计理论要素

莫茨和夏拉夫在《审计理论结构》（1961）中主张审计理论结构应是在审计概念基础上制定程序和标准，其关系呈现锥形，概念处于锥顶，程序在锥底。这里，审计概念的建立非常重要。两位学者提出的审计中心概念有：证据应有的审计谨慎、公正表达、独立性、道德行为并指明审计概念并未仅此而止。这一开拓性著作设计了审计理论框架，后人论述审计理论几乎都是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该著作被誉为审计理论第一座里程碑。

1978年，C.W.尚德尔发表《审计理论：评价、调查和判断》，发展了莫茨和夏拉夫的理论，认定以下五个基本要素为审计理论的基本点：公设、定理、结构、原则、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