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要求范文10篇

内容摘要：现代企业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已成为现代企业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而作为满足人性化需求最佳方式的人性化营销，必将成为新时期企业营销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只有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通过人性化营销，才能使企业的效益最大化。“人性化营销”不仅是一种营销理念，更是一种企业文化，它融入到企业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人性化营销新理念

在新的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人们消费观念向外在化、个性化、自然化的方向发展，我国消费内容的多元化、消费结构及消费层次的复杂化和购买行为的理性化程度日益提高，精神消费和心理消费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导致人的精神需要和个性的充分满足越来越高，这些都无不在说明市场潜力的巨大，无不在说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性化营销的魅力无穷，只有真正实现人性化营销的产品才会赢得市场。作为满足人性化需求最佳方式的人性化营销，必将成为新时期企业营销的核心和根本所在。

人性化营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点在于“人和”。古人云：“人情之理，不可不察”，这说明只有重视研究人的规律，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们欲望，办事才能符合客观实际。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演进的。当消费者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再考虑的就不是吃饱喝足，而是如何获得名誉、地位、身份，如何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直至自我的实现，于是商品的消费就不光是给人以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给人带来一种标新立异的精神享受。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个性化消费也逐渐向着高层次发展，不仅仅局限于自制和定制低技术含量的商品，如妆饰物、服装、家具、家居装潢等，而是突破性地向着高科技工业产品拓展，主要是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电产品，导致个性化、形象化、生动化、时尚化的消费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细化，而这些最终都是落脚到人性化上，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为商家提供广阔的市场。这种带有人性化色彩的消费需求的市场环境的变化，以营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人性需求为最终目的的产品，只有通过人性化营销才能真正实现。

以人为本是人性化营销实现的前提

文中所称私营建筑经济是指:纯粹私营经济+国有或集体经济中属于私营经济的成份+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私营的建筑经济。

一、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一)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改革开放2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集体经济8%,国有经济4%)。1993-1996年间,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5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

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

由于建筑业和建筑产品具有特殊性以及“所有制歧视”的存在等原因,使得私营建筑经济发展与私营工商业相比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建筑业的发展。但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并促进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

摘要:大众传媒应该具有人文精神。传媒人文精神的体现和建设，是以新闻传播的客观性为理论和实践基础的。本文基于认识论、社会交换论和精神交往论等知识体系，探讨了新闻传播追求和逼近客观性原则的理性土壤和层次，力图梳理出建设传媒人文精神和坚持客观真实的新闻传播之间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客观性原则，认识，真实，人文精神

一、问题的提出和有关理论回顾

大众传媒的人文精神正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探讨的文章很多，都强调传媒职业者应该具有理性和人文精神，尤其关注传媒在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传媒的第一要义是报道新闻，在新闻传播中渗透人文关怀，是传媒成为社会系统中良性黏合剂的内在要求。传媒人文精神的建设，必须以客观真实有效的新闻传播为基础；客观真实有效地进行新闻传播，有利于传媒职业操守和人文精神的建设。因此，解读传媒人文精神和新闻传播的内涵及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我国传媒在人文精神建设和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把握上实现“双赢”。

客观报道最初出现于西方，作为一种理念和报道方式在19世纪中期产生了广泛影响。西方的客观报道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注重记录性；将事实与议论分开，在新闻中不直接发表意见；迅速翔实地报道重大事件[1]（P45-47）等等。在此之前，西方新闻传媒主要为政党之争服务，版面上充斥着“言论煽情”和“事实煽情”，充满了主观主义色彩，这种有意而为之的报道，功利性是第一位的。尽管新闻传播是主客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主观性，也不讳言客观性，但决不主张无限制地扩大主观性。这些煽情报道过分主观，西方的人们渐渐无法接受，因为从中很少接受到客观知识，对认识世界达不到去蔽的作用。鉴于此，一些媒体提出了客观报道，要求“不偏不倚地、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避免主观议论，把事实和议论相分开。提出这种客观报道方式，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们接受信息时的心理状态，不再把受众看成“靶子”、视传播为“枪弹”。随后，西方传媒发展了解释性新闻、调查性新闻等诸多新闻报道样式，其内在精神就是尽量接近事实真相，做到客观公正，满足人们求真求实的要求。或者说，西方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其内核就是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不断追求。

然而，一直在西方新闻界保持着“新闻专业理念”地位的客观性原则，在落到实处时，却表现出种种迷惘——有人认为新闻报道“不客观”，有人认为新闻报道“不可能客观”，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新闻报道“不必客观”。与此相对照的就是，西方的新闻媒体一直在努力，不断改进报道方式以期逼近或达到客观性标准。但直到现在，这一被新闻界尊为信条理念和规范的东西，一直作为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1犯罪数额不是客观处罚条件

有学者认为，犯罪数额不是定罪的因素，而仅仅是量刑的依据。这很容易导致将犯罪数额的性质等同于西方刑法学中的客观处罚条件。所谓客观处罚条件，又称可罚性的客观条件，是指犯罪成立之后，国家对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必须具备的某种客观事实条件。其实质在于以某种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来限制刑罚权的发动。作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它本身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内容，即使该客观条件不存在，犯罪照样能够成立，只是不发生刑罚后果。客观的处罚条件提出以后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关于客观上处罚条件是否属于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存在争论的，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也不影响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只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而设立的发动刑罚权的条件行为人不具备客观处罚条件时，仍然成立犯罪，只是不能适用刑罚而己。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响违法性的客观处罚条件应属于违法性要素，因而应是构成要件要素只有不影响违法性的要素，才是客观处罚条件。

因此，将客观处罚条件分为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与不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第三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客观处罚条件都是构成要件，事实上根本不承认客观处罚条件。第四种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也是犯罪成立的外部条件，于是犯罪成立条件便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客观处罚条件。在上述四种观点中，主要还是客观处罚条件的性质之争。即它是否属于犯罪的构成要件。否认客观处罚条件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观点，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种所谓客观的处罚条件本身不是行为或者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以外的其他事由，包括第三者的行为以及立法者设置的处罚条件。将这些与行为无关的事由归结为犯罪构成要件，从法理上难以成立。但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并列，又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因为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后果，这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的传统观念。在犯罪与刑罚之间插入客观的处罚条件，尽管只是个别情形，也破坏了犯罪与刑罚的对应关系。肯定客观处罚条件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犯罪构成要件的范围。当然，构成要件是否限于行为及其结果本身也不是没有争论。这种行为的前提条件并非行为本身，但它对于行为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将之归入构成要件并无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视为与行为的前提条件具有相同意义的内容，归结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行为为中心的构成要件的传统观念，但在法理上并非毫无道理。更为重要的是将客观处罚条件归结为构成要件，视为犯罪成立的条件，维持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

2犯罪数额不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要件

刑法分则中规定某些犯罪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那么，犯罪数额要件竟在这些犯罪中，对于该犯罪的成立起何作用通行的观点认为，数额犯罪的构成要件，它是一个符合性的构成要件，因而不同于一般的构成件。犯罪数额不同于行为、行为客体、结果等这些一般的构成要件，而是在此基础上反映行为的违法性程度。’”大陆法系刑法因为采取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构成理论，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还要进行违法性的评价，因此，某些事实特征可以成为违法性评价因素。在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刑法上，财产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数额为条件。这样，事实上发生的一些侵犯财产的案件，表面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但是由于财产价值轻微，不值得适用刑罚去干涉，从而被学者认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并进而否认该行为具有构成要件的该当性。

因此，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也许是没有实质违法性的行为，构成要件的形式与违法性的实质存在分离现象。但是，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不同，前文已述，我国犯罪构成的四要件是祸合式的犯罪构成，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四个要件共同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应当受到刑罚的制裁。因此，某种行为如果具备了犯罪构成的要件，就说明该行为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不存在形式上具备犯罪构成，而实质上没有违法性的问题，也不存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质上不应受刑罚处罚的问题。这样，在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中，没有哪一个要件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因素，犯罪数额也一样。立法者在某些犯罪中之所以特别强调“数额”，主要是因为在立法者看来，数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行为的危害性程度，符合数额要求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了犯罪。因此，数额在这些犯罪中，不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要素，数额本身就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具备该数额要求的构成犯罪，如果不具备该数额要求，整个犯罪构成都不具备。因此，那种认为某些行为由于没有达到法定的数额要件，而只是形式符合犯罪构成的观点是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的。

摘要：在中国一元制法庭构造和审判方式中，一般应当采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作为证明责任类型划分的基本概念。在审判空间中发挥作用的证明责任，将会延伸到审前程序中，从而形成侦查人员的辅助性证明责任、被告人的延伸性责任，以及弹劾制侦查构造中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应当协调检察官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关系，以客观义务统制证明责任，同时需防止客观义务论的负面影响。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当事人，是起辅助作用的控方，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具有主、辅关系。关键词：刑事程序；证明责任；检察官；被害人刑事证据法研究中，证明责任制度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笔者也对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发表过言论[1]。然而，文论虽多仍有概念模糊及适用不当的问题，而对审前程序中的证明责任、检察官证明责任与其客观义务的关系以及被害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证明责任等直接影响制度构建与操作的问题，学界还缺乏注意与探讨，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试析，亦就教于学者与实务界人士。一、证明责任的概念厘清与选择为研究的准确性与理解的一致性，同时考虑在我国证明责任法的语境中择用概念的适当性，需要我们对基本概念及其所指作一界定，包括对相关概念及其可用性作一比较分析。证明责任，是一个可以作出多种解释的词语。避开概念性纷争，按国内教科书与研究性文著的一般解释，它是指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负担，其实质是不利后果的承受，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未能有效履行其证明责任则承担其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诉讼后果。显然，这里是以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涵义及其责任两分法界定这一概念的。这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界定方式。(注：1883年格拉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即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而后德国学者基本上都采用或容忍了这种证明责任的划分方式。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在英美法国家，则更多的运用另一种方式，也是另一种两分法理解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burdenofproof)包含提出证据的责任(burdenofproduction)(注：有的译为“举证责任”。本人倾向于使用“提出证据的责任”，因为在中国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举证责任”常用来表示“证明责任”，即完整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美国法中，“提出证据的责任”只是证明责任的部分内容。在美国证据法学中，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不是种属关系，三个词是“三个相互独立且相互区别的概念”。译例与三个词的关系，见：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312)和说服责任(burdenofpersuasion)。所谓提出证据的责任，即“用证据推进的责任”(burdenofgoingforwardwithevidence)，或“通过法官的义务”(dutyofpassingthejudge)，是指“对某一特殊争议事实提出证据令法官满意的责任”。而说服责任，即“不能说服的风险”(riskofnon–persuasion)，则是“说服事实审理者相信主张事实是真实的责任”。对有关争点提出证据的责任，意味着如果不提出必要的证据，就要承担法官做出不利裁决的后果。然而，这一种责任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低于说服责任。而当主张者履行了初步责任后，这种责任就转移到对方当事人。在有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当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时，法官就有权决定案件无需陪审团评议。因此，提供证据责任在陪审团审判中是一种重要的程序装置。它区分了法官与陪审团的功能，同时在实际上划分了审判的不同阶段。说服责任是相对于事实审理(判定)者产生的概念。即在当事人满足了提出证据的责任后，他还需要针对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按照一种更高的证明标准，如在刑事诉讼中，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最终说服事实审理者认可其主张的事实。说服责任只是在当事人履行了提供证据责任并提供所有证据之后，才成为一个关键的，因此而被关注的因素，因为这种责任问题产生于事实审理者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存在怀疑的情况下。当事人不能有效履行这种责任则应当承担不能依其主张做出裁判的不利后果。(注：黄维智博士认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是相互独立的责任，存在7点区别：针对职能不同；发生时间不同；实际后果不同；设置目的不同；检验标准不同；转移与否不同，以及证明标准不同。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15)现代法学龙宗智：刑事证明责任制度若干问题新探以上提及的两组概念，即大陆法的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以及英美法的提出证据的责任与说服责任，应当说植根于不同的法律体制，作用于不同的法律空间，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一定的区别。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两分法概念，是大陆法系一元法庭的产物。即担任庭审主持与诉讼指挥的法官，本身即为事实审理(判定)者，因此证明责任径直划分为要求其举证的行为责任以及不能有效履行时的结果责任即可。但在英美法系可能出现的主持审判的法官与事实审理(判定)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对法官的责任(提出证据的责任)与对陪审团的责任(说服责任)的证明责任区分。因此，如果作简单的比较，“行为——结果”责任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是法律要求与责任后果的关系，亦即“表里关系”；“提出——说服”责任则是证明责任的阶段性体现，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行为要求(这种要求的不同集中体现在证明度的不同)，如果不实现这种行为要求都会承担相应的结果责任，因此这组概念处理的是诉讼程序中产生的证明责任关系问题。说明了上述主要的区别，我们就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这种一元制法庭构造和审判方式中，一般应当采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作为证明责任类型划分的基本概念，而不宜将二元制法庭中的相应概念不加限制地使用于我国证明责任法的研究。鉴于我国证据法研究中，证明责任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存在界定不清，使用混乱的问题，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可适用性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展开应当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二、审前程序中的证明责任问题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空间，主要是指适用于哪一个诉讼阶段，因此而产生证明责任的承担者(主体)与责任履行时的指向问题。证明责任概念无疑是一个在审判空间中作用的概念。前述概念分析均以法官及事实审理者为证明责任行为的指向，这一点可以说不言而喻。(注：由于英美的对抗制诉讼更具有法庭中心的特点，因此证明责任概念以法庭为面向更加勿庸置疑。如在英国法的词典中，证明责任被界定为“证明在法庭上主张的事项是真实的义务”(dutytoprovethatsomethingwhichhasbeenallegedincourtistrue)。引自[英]P.H.科林英汉双解法律词典[M]陈庆柏，王景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67)以审判为空间，以法官与事实审理者(法官和陪审团)为责任指向，那么，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就应当是诉讼的当事人，主要指原告与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是指检察官或自诉人，刑事被告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适用空间、承担主体及责任指向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一种“延伸性”，即在审判空间中发挥作用的证明责任，将会延伸到审前程序中，从而产生延伸空间以及延伸责任的问题。这种“延伸”，具体表现于三个方面：其一，侦查人员的辅助性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对法官和事实审理者承担证明责任，但是作为控诉官员的检察官承担证明责任必须有一前期准备过程，即搜集证据的侦查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侦查官员，包括刑事警察以及担当侦查或指挥侦查的检察官来主持的。没有侦查官员，公诉人就难以有效承担其对法庭的举证责任，因此，侦查官员是以证据搜集的方式成为检察官证明责任的辅助承担者。他为检察官履行其证据上的行为责任提供条件，如果行为责任不能有效履行，他也会因共同努力失败而实际分担结果责任。鉴于检察官直接承担证明责任，而侦查官员辅助承担这种责任，那么，侦查官员应当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去搜集证据，由此形成责任承担的合力，这也是处理警检关系的基本法理之一。其二，被告人的延伸性责任。“无罪推定”使检察官承担证明其有罪控诉主张的责任，但是被告人也在特定情况下承担证明责任。包括从证明上的可能性以及政策因素考虑而形成特殊的责任分配。被告人承担的责任是面向法庭，即以法官和事实审理者为最终的指向。但是，程序的整体性与延伸性，同时要求其在审前阶段对审前程序的主持者承担证明责任。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当控诉方查明潜在的被告人即犯罪嫌疑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时，有权责令嫌疑人说明来源，此时嫌疑人对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否则承担受到有罪控诉的后果。再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这种如实供述义务，实际上是履行其证明责任并由此减轻控方证明责任的一种特定的方式，这里的证明责任，也是直接针对侦查机关。其三，弹劾制侦查观与审前程序诉讼构造中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是一个可分为不同阶段的程序展开过程，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有一部分案件到达审判，并在审判空间中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但是也有一部分案件，在审前终止了程序。其中，有的属于侦查机关自己发现不构成犯罪而撤案，这些案件中，事实证明只是侦查机关根据自己搜集的证据做出判断(有的称其为“自向证明”)，因为不存在一个诉讼性构架，因此缺乏证明责任的指向和适用背景，不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但也有部分审前终止程序的案件，是侦查机关搜集证据后，向审前程序的主持机关(检察机关)提出控诉主张并举证，而由检察机关斟酌事实与法律因素对案件做出处理，包括不起诉、缓起诉、在认定有构成犯罪要件的事实的基础上主持刑事和解等。审前程序中的这种处理，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诉讼性”的构造，即以侦查机关为一方，以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为另一方，而以检察机关作为实际上的“司法机关”的三方组合。这也是所谓“弹劾制侦查观”的外部形态。这种诉讼性审前程序构造，需以证明责任规范作为支撑和动力。因为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出包括控诉内容的主张并为其举证，才能产生对方的抗辩或协商以及检察机关的审查决定，从而形成类似控辩审的三方组合。由于对抗与判定的关系形成，在审判程序中适用的证明责任规范，可以参照适用于非审判处置程序。此时，侦查机关成为直接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而检察机关不承担证明责任而承担审证(查证)的“司法性责任”。不过，上述程序中“参照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与审判程序也有某种区别。主要是由于这种程序中解决的案件，一般属于轻微刑事案件，而且部分案件嫌疑人已经承认违法犯罪并愿意接受相应处置，因而做出“准司法”或“前司法”的解决，在证明要求上可能低于正式的审判。例如在嫌疑人已经承认侦查机关指控的事实，拟对案件适用和解程序时，虽然也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基本的证据，但可能允许采用传闻证据，可能降低证明标准(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因此，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承担的证明责任，可能是一种减轻了的证明责任。三、检察官的证明责任与客观义务的关系刑事证明责任首先是检察官的责任，就检察官证明责任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然而，有一个使人感到困扰的法理问题——检察官的证明责任与其客观义务是何种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探讨。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是一个大陆法系检察法的重要概念。它是指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发现真实情况，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2]。根据客观义务，检察官应当搜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还应统合考虑对被告人有利与不利的因素，必要时应当积极争取被告的合法权利，包括为被告的利益而上诉。检察官客观义务论的基础，是检察官不是作为诉讼的当事人而是国家的“护法者”的地位与立场，他的责任是实现公正，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定罪。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一种当事人责任，而其客观义务则是超越当事人立场的责任。不能否认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就如何处理检察官证明责任与客观义务的关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强调证明责任而不重视客观义务。当事人主义或称对抗制，是以原、被告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推动诉讼的发展，实现诉讼的目的。其制度机理是当事人性质的，是对立和抗辩的，亦即“相对主义”的。这里所谓“相对主义”，是指树立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交锋，通过辨证法式的抗辩发现案件的真实。因此，对抗制的前提是检察官的当事人化，通过双方的抗辩使法官或其他事实裁决者发现真实。因此，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机理不合，即使为了减弱检察官只追求胜诉而忽略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关国家的法律也要适当的主张检察官职务的客观性，但由于基本诉讼构造与机理的限制，检察官客观义务难以成为一个法定概念和重要的制度存在。而另一方面，检察官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证明指控的责任，才是推动诉讼展开并实现诉讼目的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二是重视客观义务而不强调证明责任。非对抗制即职权主义的诉讼，是以另一种构造和机理实现诉讼的目的。职权主义包含审前程序的检察官职权主义与审判程序的法官职权主义。检察官主持审前程序时，他作为官方的护法者，应当全面搜集对被告不利和有利的证据，站在客观的立场做出是否追诉的决定。而在法官主持的审判程序中，检察官也应当关照被告人的利益。而且由于审判程序中的法官，为发现案件真实可以采用法律允许的一切证据调查手段，因此相当一部分证据上的责任转由法官承担，而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则降低而不被强调。可见职权主义是从两个方面弱化证明责任概念的。一是由客观义务论所秉持的超越当事人的立场，这种立场与角色与证明责任论的当事人立场和角色具有排斥关系；二是由法官运用职权履行其查明责任而分担检察官在证据上的责任——即使检察官证明不足，法官也可以做出“接力”，续行搜集证据查明事实的责任。三是在区分层次的基础上，协调二者关系，实行二者并重。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有一定的矛盾，但二者并非绝对排斥而不相容。事实上，无论前述哪一种制度，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因为一定程度的客观义务要求，是国家法律制度对支撑这个制度的重要法律官员的一项基本要求，一个只求胜诉不求正义不择手段的检察官角色，绝不会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并被一个理性的追求实体正义与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所长期容忍；另一方面，无论多么强有力的职权主义制度，也不能否认控诉方对于自己的控诉主张负有基本的证据支持责任。如果法官成为全能法官——能够替代侦查与检察官员履行证据搜集与事实发现的责任，那么以职责区分和制衡关系形成诉讼构造的现代刑事程序就不复存在。这样，由检察官作为控诉者和护法者的双重角色以及随着诉讼程序的改造，适当弱化检察官的当事人角色意识强化其客观义务观念，协调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使二者并存并重即成为现实可能。具体而言，这种并存并重的主张有以下两个要点：其一，将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附随检察官的不同角色而安置于不同的责任层级。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一定是超越当事人的，是检察官作为维护法律的重要角色所担当的基本义务。维护法律、实现正义，就必须全面搜集证据、正确认定事实，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无辜。因此，客观义务是一个上位理念，是检察官最基本的责任，是可以包含打击犯罪的证明责任，与保护无辜的证据上的责任及关照义务相比更为宏扩的概念。证明责任，则是检察官在提出控诉主张之后所必需承担的支持主张的责任。这是刑事诉讼中推动追诉程序，实现准确有力打击犯罪目的的一种责任。不履行这种责任也是检察官的失职，因为它会造成犯罪的猖獗与秩序的破坏。由此可见，客观义务是双面的，是兼顾的，而证明责任则是一面的，是单指向的。讲客观义务不讲证明责任，犯罪追诉程序可能会缺乏动力及技术性支持(证明责任是程序与证据法中的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反之，只讲证明责任而忽略客观义务，检察官职务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会受到损害。而在不同层级上安置两种责任，可以使其相互协调，相互弥补。其二，实现诉讼制度的改造，以平衡的诉讼构造支持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的协调和并重。在任何制度系统中，角色只能受制度构造的规定和约束，也就是说，制度构造产生了角色并规定了角色的功能。检察官的角色责任亦同。绝对的当事人主义，与检察官超越当事人的客观义务论不相容。而过于强大的职权主义，使检察官的证明责任成为可有可无的概念。因此，只有建立协调平衡的诉讼结构，才可能支持两种不同制度概念的并存与并重。目前普遍推动的诉讼结构改造，尤其是借鉴当事人主义，使过去那种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适度地当事人化，为客观义务论与证明责任论的结合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对抗因素的增强，必然要求强化检察官的证明责任意识并完善相关的制度。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检察官有效地履行其证明责任。另一方面，职权主义因素的保留，为客观义务论提供了土壤。检察官的职权运用，必须以客观义务论为指导，才能保持其正确的方向并保证有效实现制度目的。结合实际在学理上探讨了以上三种情况，那么我们应当回到一个目的性问题——中国目前应当做出何种选择。笔者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在一种的新的客观义务论的基础上，坚持检察官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的二元并重。以客观义务统制证明责任。同时需警惕客观义务论的负面影响。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论，是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刑事诉讼法学和检察法学发展的产物，它与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与检察官被设置为法律守护者的制度角色紧密关联。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历来具有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的特征(注：笔者曾就我国刑事诉讼的“超职权主义”做过分析，如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庭审制度[J]中国法学，1998(4))，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借鉴了当事人主义，但是这种借鉴主要是在诉讼程序的技术性层面，而内里的职权主义本质并未改变，从侦查、公诉到审判，国家职权的充分乃至超常的运用，仍然为中国刑事诉讼不争之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刑事司法具备检察官客观义务论生长的土壤。同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与检察法所塑造的检察官角色，也并非普通的、代表国家的诉讼原告即当事人，而同样是法律的守护人。更有甚者，他因其法律监督职责与身份，不仅超越当事人，而且可以超越裁判方，成为法院裁判行为的监督者。在监督法律关系上，相对于其他刑事司法机关包括法院而处于上位。这是一种制度特例，但它影响了诉讼的构造塑造了检察官角色，因此也必然会影响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容与义务履行方式。(注：然而也不宜认为中国检察官权能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由于中国特有的政党直接实施领导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强大影响，检察机关与检察官员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其行为应当“服务大局”，因此其客观义务是受到政治方面强力制约的客观义务。)由此可见，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除了要求检察官超越当事人角色，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兼顾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要求外，还要求检察官正确对待法院裁判。一方面监督法院裁判的程序方面与实体方面，对不当审判行为和裁判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另一方面应当尊重法院权威，维护法院的独立与公正，因为这是任何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建立法治的前提性要求。这就是在中国法律制度中新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论。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官的基本义务，它是对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官员和刑事检控官员的基本要求。这是居于上位的检察官义务。而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则是在承担控诉职能的过程中，检察官对控诉主张提供根据的责任。这种责任包含在检察官客观义务内，同时受到客观义务的限制。亦即检察官履行控诉性证明责任，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不得背离其客观立场。这就是以客观义务统制证明责任。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与文化包括诉讼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国家主义特征的情况下，主张“客观义务论”，要求检察官客观公正地履行其职责，应当属于合理、必要的。然而，“客观义务论”的前提是对检察官“上位性”的肯定(客观义务是以检察官的主体性与相对人的客体化为前提的，因此才能对检察官提出打击、保护兼顾的双面要求以及履行诉讼关照义务)，因此，反对检察官客观义务论的学者认为，主张及强调检察官客观义务必将破坏当事人主义的精髓而难以实现控辩平等[2]。不可否认，检察官客观义务论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指导与矫正检察行为，另一方面则可能破坏控辩平衡。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客观义务论的消极作用，一方面肯定中国检察制度的构造现状需要客观义务论的指导，另一方面，应以正当程序包括控辩平衡制度与学理限制客观义务论。其中也包括确认检察官的证明责任，使其既能超越当事人履行客观义务，又能不忘自己的(控方)当事人角色要求，作为控诉当事人积极地履行证明责任展开诉讼行为，在诉讼中尤其在审判中平等地与辩方进行对抗。我国检察机关有效地履行证明责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规范。笔者曾经提出应当考虑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控方承担证明责任及其基本内容[1]38-39，此处不赘。四、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根据诉讼的不同程序性质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原告，有责任证明指控的事实(《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这类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这最后一类案件，即所谓“公诉转自诉”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自诉案件的开庭条件是“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而对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可见，自诉案件中作为自诉人的被害人承担证明责任在法律规范上是明确的。然而，在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是否也有一定的证明责任，则是一个法律上不明确，而实践中未解决，理论上需要探讨的问题。应当看到，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被害人只是诉讼参与人而非当事人，其法律地位与证人比较接近，因此一般不存在要求被害人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被害人为公诉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同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包括申请回避的权利(第28条)；被告知鉴定结论以及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第121条)；人民检察院起诉审查时发表意见的权利(第139条)；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权利(40条)；在法庭审理中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以及经审判长许可向被告人发问的权利(第155条)；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权利(第159条)；阅读庭审笔录、审查笔录的权利(第167条)；法定期限内收到判决书的权利等等。被害人成为公诉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就使其成为具有独立诉讼请求权和其他诉讼权利，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控诉主体，而不再只是证据的来源。那么，问题就由此产生——既然被害人享有提出诉讼主张的权利以及调查证据的相关权利，是否也应当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如果被害人不能有效履行这种责任，是否应当认为其诉讼主张就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因而不能成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明责任，是随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所产生的新问题。然而法学界对这个问题并未认真探讨。这除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学本身缺乏问题意识以及现实敏感性以外，也是由于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在相当程度上被虚置而未有效实施。人民法院仍然是以公诉机关之公诉为审判对象，以公诉人为实际上的原告，而被害人基本上是作为证据来源处理的。笔者认为，这种虚置化处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公诉案件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其当何事?控方双主体制(虽然有主有从)又如何实现诉讼的有序展开等，均系难以解决的问题[3]。然而，制度既以建立，而且这个制度就其顺应国际趋势，加强被害人保护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就不应当因执行的困难而使其名存实亡。在法律制度未变之前，我们只能认真研究规范、探讨法理、关注实践，确立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的制度较为合理、较为有效的运行方式。为此，有必要认真探讨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笔者认为，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在享有一定的诉讼请求权和调查、辩论权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提供某些证据的责任。也就是说，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中起辅助作用的控方，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这种责任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相对独立，但在整个的控诉证明体系中，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具有主、辅关系。具体而言，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主要指被害人如果作为诉讼当事人提出与公诉不同的事实主张以及法律适用要求，应当为其提供事实依据即提供证据。例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实施了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但被害人认为被告系采用暴力实施抢劫，要求法院对被告以抢劫罪判处，被害人应当为自己有别于公诉指控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提供依据。包括提供本人作为被害人的陈述以说明事实情况，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被害人之所以要承担某种相对独立，同时又具有辅助性的有限的证明责任，在根本上是由于其诉讼地位与诉讼请求的独立性，以及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的要求。以上例说明，检察机关指控盗窃，就不会为被害人关于抢劫方面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而另一方面，法院因其职责所限也只能进行某些补充性调查，难以主动依职权去充分地调查证据，如果被害人不尽证据上的责任，其事实主张就缺乏必要的支持者。同时，这一要求也是与被害人所相应的当事人权利相一致。事实主张与诉讼请求权应当与证据上的责任相统一，否则，只有权利而无责任即可能滥用权利，还可能使权利虚置，即因缺乏义务承担者而不能有效实现。不过，根据被害人的有限能力，被害人承担的这种证明责任也是十分有限的。在证明标准上，不要求其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只需要实现某种“优势证明”，即足以使检察官和法官认为存在被害人事实主张成立的较大可能性即可。实现“优势证明”后，检察官应当协助被害人，法官也应当利用职权辅助查明相关事实。上述证明责任是就案件实体问题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程序问题上，如被害人要求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回避，是否也要求被害人履行提供相应证据的责任呢。对此，笔者认为，法律并未规定被害人行使这类程序权利时应当提供证据的责任，而被害人行使权利时只需提出主张并附理由，不是必须提供证据支持。这是为了有利于其程序权利的实现。相应被告人行使类似权利时也没有附加其证据上的义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对等、协调。参考文献：[1]龙宗智.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J].环球法律评论，2007(3)：37-43.[2]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法学译丛，1980(2)：49-52.[3]龙宗智.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诉讼当事人制度评析[J].法学，2001(4)：31-32.Abstract：SinceunitarycourtstructureandtrialmodeareprevailinginChina，“liabilityfromact”and“liabilityfromconsequence”shouldbeadoptedasthebasicconceptstoclassifyburdenofproof.Burdenofproofinthetrialmayextendtothepretrialstage，imposingauxiliaryburdenofproofoninvestigators，extensiveburdenofproofonthedefendant，andburdenofproofonthecriminalinvestigativeagencyinanaccusatoryinvestigationsystem.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utyofprosecutors’beingobjectiveandtheirburdenofproofshouldbewellhandledandburdenofproofissubjecttodutyofbeingobjective.Ofcourse，thereverseeffectofthedutyofbeingobjectiveshouldbeavoided.Beingapartyinpublicprosecution，thevictimservesvirtuallyasasubsidiaryprosecutor.Hence，s/heoughttobearcertainburdenofproof，whichisdeemedsubsidiaryoneincomparisonwiththatoftheprosecution.KeyWords：criminalprocedure；burdenofproof；prosecutor；victim

[高考考点要求]

1.高考考点

2.辩证法

（1）联系的普遍性

事物的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

把握因果联系的重要性

内容提要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而证据制度则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但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争论。本文对“以事实为根据”作了论述，进而认为证明标准有其客观性，指出我国现行法律的矛盾，建议修改。

文中引言部分解释了什么是证明标准，并由此引出问题，第一部分“以事实为根据”中，就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来定性，证据制度、剖析其客观原因，从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审判制度不同，我国现行诉讼法中的规定，以及前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等四个方面作出了详尽分析。

第二部分证明标准的理论现状与思考。文中逐点逐条列出了学术界中关于“以事实为根据”的证明标准的各种看法和见解，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从五个方面解析了客观真实说，即认识过程、现行立法规定、审判权要求、经济诉讼原因、民事举证分配五个方面。

第三部分，从理论结合实践论述了法律真实标准的实质。

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实践中的质疑，提出建议。

内容提要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而证据制度则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但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争论。本文对“以事实为根据”作了论述，进而认为证明标准有其客观性，指出我国现行法律的矛盾，建议修改。

文中引言部分解释了什么是证明标准，并由此引出问题，第一部分“以事实为根据”中，就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来定性，证据制度、剖析其客观原因，从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审判制度不同，我国现行诉讼法中的规定，以及前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等四个方面作出了详尽分析。

第二部分证明标准的理论现状与思考。文中逐点逐条列出了学术界中关于“以事实为根据”的证明标准的各种看法和见解，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从五个方面解析了客观真实说，即认识过程、现行立法规定、审判权要求、经济诉讼原因、民事举证分配五个方面。

第三部分，从理论结合实践论述了法律真实标准的实质。

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实践中的质疑，提出建议。

摘要：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仍欠完善，传统的证明理论也存在诸多的不足。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理论应用“法律真实”取代传统的“客观真实”。主要应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三个方面体现证明标准的差异性。为此，本文认为我国证明标准体系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仍可表述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应对其涵义有全面的认识；应降低侦查起诉阶段的证明标准，改变以有罪率来衡量检察机关工作效果的作法；对不同的证明对象、不同的证明主体应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证明标准；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1]在实体法意义上，在证据量及其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的实体处理；在程序法意义上，证明标准是证明任务完成从而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它不仅存在于公安司法机关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中，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于辩护过程中。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论中，存在着诉讼证明应当追求客观真实还是应当追求主观真实，证明标准应表达为证据确实充分，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排他性，还是确信无疑，证明制度应以认识论为基础还是应以价值论为基础的激烈争议。对证明标准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善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指导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践的当务之急。

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可见立法所规定的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学界对“事实清楚”中的“事实”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客观真实，有人认为是法律真实。

我国传统的证明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应达到客观真实。所谓客观真实，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必须与客观实际存在过的事实一致，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其理由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2]客观事实说主张，诉讼证明是一种认识活动，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进行，不承认客观真实必然会不同程度的走向不可知论。如果说犯罪事实的存在只要有90%的的盖然性就可以定罪，那么势必会造成10%左右的错案。[3]

一、关于新闻客观报道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和著作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上查询到自1979年到2008年关于新闻客观报道的相关论文有750余篇。其中，八十年代相关新闻客观报道的量并不多。十年时间共41篇，从九十年代开始，新闻界关于新闻客观报道的研究论文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从89年(18篇)开始到2000年。总计发表相关论文284篇。2000年以来相关新闻客观报道的学术量更是数量激增，每年都超过50篇，总计426篇。由于学术论文的公开发表是学术研讨的主要形式，相关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的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很能在客观上说明学界、业界对于新闻客观报道的关注程度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与当时新闻实践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新闻界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当时关注的热点问题密切相关。

迄今为止，以新闻客观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尚未出现。相关新闻客观报道的探讨主要散见于学者著作当中的章节中，在探讨新闻报道的原则、方式，以及新闻报道的方式沿革时进行介绍，其中大多是客观报道的渊源描述、主要内涵、代表性报人、报纸的观点和现实实践的罗列，真正对新闻客观报道的哲学思考和概念的细致梳理的研究较少，对于新闻客观报道的理念和现实问题结合的探索更少，而实际上这样的现实问题很多，新闻实务从事者经常在理念、原则与具体事件的关系处理中显得不知所措。对新闻客观报道作专章，专节介绍和探讨的著作主要包括：刘建明教授等的《新闻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童兵教授的专著：《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学者罗文辉的专著《精确新闻报道》(台北正中书局1991)；芮必峰、姜红的合著《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郑保卫教授的《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4)；黄旦教授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李良荣教授的《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彭家发的《新闻客观性原理》(三民书局1994)等。

二、新闻客观报道研究的主要问题

相关新闻客观报道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关于客观报道本体的研究和客观报道与新闻理论、新闻实践其他范畴和问题的边缘研究。

1关于新闻客观报道本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