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范文10篇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一、问题的提出

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而作为与海洋和森林并驾齐驱的全球第三大生态系统的湿地，是集水资源、土壤、气候等多种环境要素为一体的孕育者，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价值。因此，为了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在举国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离不开对于中国湿地保护立法的研究。

二、中国湿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现状

中国自1992年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以来，对于湿地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都在不同程度得到了体现。2003年国家林业局等9个部门共同编制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13年3月国家林业局颁布《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成为我国首部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部门规章;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将湿地以独立自然要素的身份进行规定;2016年3月《湿地保护条例》被国务院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由林业局起草完成，但目前还并未出台公布［1］;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细化了湿地修复的具体措施;2017年11月国家林业局从新修订了《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全面保护的方针，对临时占用的湿地实行限期生态修复。自2003年8月1日《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开始实施起，到2018年7月1日《海南省湿地保护条例》为止，15年间有27个省份出台了地方湿地保护条例。而没出台湿地保护条例的部分省份也通过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专项管理规定等文件作为湿地保护的依据。地方法规除了各省的保护条例，还包括管理办法和管理条例，如:《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办法》、《拉萨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都是针对当地具体问题而设定的实施办法，以求更好的指导当地实际湿地保护工作。

三、生态文明视野下阻碍中国湿地立法的法律因素

虽然我国近些年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积极作为，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湿地退化的速度，但仍存在着诸多与生态文明发展需要不符的因素，从而阻碍了湿地保护工作的具体开展。(一)滞后的湿地立法理念不能适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需要第一，对生态价值理念的认同存在偏差。目前现有立法中，不能从本质上认同湿地自身的生态价值，更多的是侧重如何开发和利用湿地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贯彻出现了偏差。如:《陕西省湿地保护条例》第24条规定，仅需要有湿地占用方案并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建设项目即可改变天然湿地的用途。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立法理念，与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是相悖的，应结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确立自然价值、自然资本的湿地立法新观点。第二，缺乏统一、整体保护的思路。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已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因此应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行全面性的协同保护。而在实际湿地立法中，却将湿地生态环境分割为水利、农业、土地等不同的生态资源进行保护。如《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第5条将湿地保护的职责划分到林业、农业、渔业、水利、环保等部门［2］。这种看似高效化的分割模式，实际上打破了环境要素的完整性和平衡性。生态文明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物种的整体和生态系统的共同体看作核心的关注点［3］。(二)国家层面湿地立法的缺失阻碍生态文明建设湿地在国家宏观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国家林业局颁布的《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从立法性质来看，两部文件分别属于国务院部门规章和中央政府公文;在具体适用中具有法律效力较低等问题。我国湿地类型众多，在管理上分别由不同的部门针对其相应的部分进行管理;而目前林业部门的规章对其他部门的管理不具有约束力，上位法的缺失导致了我国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混乱。因国家层面立法的缺失，地方湿地立法保护起到了主要作用的同时，在相关规定上也出现了湿地定义和范围模糊不一、保护目标不明确、内容杂乱零散和缺乏实际操作性等问题。如部分省份将湿地定义为“常年或者季节性的潮湿地域”;而部分省份却定义为“常年或季节性积水的区域”。可知，各省对于湿地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将导致我国各地对于湿地保护范围的不同。法律作为具体实际操作的指导方针，出现的问题都是阻碍湿地部门工作开展因素，是制约生态文明发展的绊脚石。因此，不论是宏观层面大方针的部署还是地方湿地具体的管理工作都缺少国家高位阶法律的统筹指引。(三)落后的湿地管理体系不能适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步伐我国环境管理体制在横向关系上实行“统一管理与分部门负责相结合”，在纵向关系上实行“以块为主”体制，严格按照行政区划设定相应的环境保护部门，属于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4］。湿地管理体制基于此模式下，以林业部门进行综合协调，其他部门如国土资源、环保、水利等部门进行职权范围内进行监管配合。这样的管理模式表面上看节约了政府资源，各部门利用自身优势实现了对湿地的全方位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生态环境管理混乱等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将散落在其他部门的环境职责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党的报告上也提出“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结构”的“环保大部制改革”计划。并于2018年3月17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针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问题，整合原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等其他部委，组建了自然资源部与生态环境部。在“环保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探索新的湿地管理模式以适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1引言

期刊阅览室是读者喜爱的阅读场所，在开放式阅览环境下，读者增多，期刊翻阅量升高，让读者觉得方便查阅，让工作人员觉得方便管理,使得期刊科学合理排架显得尤为重要。各高校图书馆根据实际，采用分类法、字序法、刊号法(邮发代号、CN号、ISSN号)、以及架位号法等等这些方法派生出来的单种方法或是多种方法结合的方式对期刊进行排架[1]。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琼师图书馆”)的期刊排架过去一直沿用“分类法+字序法”[2]，在使用这样的排架方法下管理人员发现以下的情况：其一，读者不熟悉图书分类法，查阅期刊不方便，很多时候都是根据期刊架上的学科引导牌，加上经常走架翻阅摸索一段时候后，熟悉期刊摆放规则，以此来查阅期刊，读者觉得查阅期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二，期刊翻阅量提升，利用率提高，是工作人员和馆领导喜闻乐见的，但是伴随的乱架率也随着升高，这就加大了工作人员的日常上架、整架工作量。为了改善这一现象，我馆在传统期刊排架方法上，结合期刊工作实践经验，总结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排架方法——“四因素”纸质期刊排架法。

2传统期刊排架方法

传统的期刊排架方法有分类法、字序法、刊号法、以及架位号法等，各有其优缺点。2.1分类法。分类法，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以下简称《期刊表》)为依据对期刊进行学科分类，然后排架的方法，是目前最常见的期刊排架方法之一[3]。它是按期刊内容的学科属性来排列期刊的方法。它将期刊分为五个基本部类：(1)马列主义、思想(2)哲学(3)社会科学(4)自然科学(5)综合性刊物。在基本部类中，又分为若干大类[4]。它的优点是：形成学科体系，同一类的期刊可以集中摆放，便于读者按学科分类进行索引,突出为高校读者的学习、教学和科研提供馆藏布局的便利，也便于工作人员按学科分类进行阅读推广。它的缺点是：检索需要熟悉图书分类法；工作人员对同类期刊还要进行刊次号排序区分。2.2字序法。字序法，就是刊名排架法，通常按刊名首字拼音、笔画、笔顺、四角号码的顺序排列。用的较为普遍的是按照刊名首字拼音的顺序进行期刊排序。它的优点是：不需要分类，同名不同内容的期刊会综合摆放在一起，排序简单方便，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读者根据刊名就可以直观地查阅期刊。它的缺点是：不同内容期刊混合排放在一起，容易让读者觉得区域信息杂乱，无法查找同类期刊，工作人员如若要进行学科阅读推广或是导读就无法区域进行[5]。2.3刊号法。刊号法，就是以期刊的出版邮发代号、CN号、ISSN号为依据进行期刊的排序[6]。它的优点与字序法雷同。它的缺点：其一，不是所有期刊都有邮发代号、ISSN号，如若用这两种方式进行排序，遇到这样的期刊就没有办法进行排序，或是又要另外制定一个规则给这样的期刊进行另外排序；其二，有些期刊ISSN号相同，遇到这样的期刊就没有办法进行排序，或是又要另外制定一个规则给这样的期刊进行另外排序；其三，同字序法存在一样的缺点。2.4架位号法。架位号法，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先把期刊分类好，然后再用架位号坐标定位方式，建立一个对应关系，对期刊进行排序。这是一个多种排架法的组合。它的优点是：根据坐标编码能方便准确的直接定位期刊，具有直观性，易于使用，又有其独立性，便于调架，使得排架系统稳定。它的缺点是：需要对期刊进行多方法组合排序，与架位坐标编码建立一个对应关系。

3基于“四因素”的纸质期刊排架

在传统期刊排架方法上，结合工作实践，我馆总结出根据纸质期刊刊架规格、《期刊表》、纸质期刊出版周期和纸质期刊幅面尺寸等四个因素进行的架位排架方法。期刊刊架规格不同，会影响期刊容纳量的计算，这是期刊架架位坐标编码的根本；期刊按学科进行分类突出学科引导，突出为高校读者的学习、教学和科研提供馆藏布局的便利，也便于工作人员按学科分类进行阅读推广；纸质期刊出版周期和期刊幅面尺寸不同，是期刊架位容纳要考量的因素，会影响上架的架位坐标编码排序。将这四个因素考量计算并排列出来的期刊排架，较为系统，又易于查找，对于期刊的上架、整架和倒架管理也提供了便利。3.1纸质期刊刊架规格因素考量。现代高校图书馆采购的期刊架多为落地半自动期刊架，面数有单面、有双面；有带下柜的、有不带下柜的；有不同层数的，矮层有三层、高层有六层。不同层数，不同面数，能摆放的期刊数量会不同。图书馆里面摆放的期刊架种类不一定是唯一一种，很多高校图书馆基于摆放空间美观性和高效性，很多时候矮层和高层期刊架都会采购。基于期刊架规格来设置架位坐标编码，要考虑期刊架的两个因素：其一是公开摆放层数，有些期刊架六层，但是带了一层下柜，那么只有五层是对外摆放期刊，下柜用于存储，不可见，如全部层数可见就全部层数可以利用计算坐标数量；其二是期刊架的单双面。以常规A4大小尺寸期刊和期刊架规格计算坐标数量公式：期刊架长度/(A4期刊宽度+100mm间隔)*期刊架对外摆放层数*期刊架面数(间隔数值在期刊架位容量充足情况可以取值100mm，不充足的情况可以调整)。根据图书馆内采购的期刊架规格、数量和摆放位置序号，以及如上公式，利用电子表格工具依次计算图书馆阅览室内期刊架的常规容纳坐标数量并设置架位坐标编码。如琼师图书馆桂林洋校区阅览室期刊架摆放图如图1所示。1号组架和10号组架各为4组三层双面无下柜期刊架组合而成，常规坐标数量为950mm/(210mm+100mm)*3层*2面*8组=144个；2、3、4、7、8、9号组架各为4组六层无下柜期刊架组合而成，常规坐标数量为950mm/(210mm+100mm)*6层*2面*24组=864个；5号组架和6号组架各为4组六层单面无下柜期刊架组合而成，常规坐标数量为950mm/(210mm+100mm)*6层*1面*8组=144个,共计1152个常规坐标数量。琼师图书馆期刊架位坐标编码[7]采用“架号-架面-架数”三位编码计数[8]，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排序，将1152个常规坐标数量用电子表格依次进行架位坐标编码，如表1所示。期刊架位坐标编码，取其作为排架号，它的坐标直观指向性是分类法、字序法和刊号法都不具备的；它的独立性，使得能与期刊做关联，又独立于期刊，在对期刊进行架位预留，和期刊的调架上提供极大便利；它的通识性，不需要对读者或是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或是需要他们自主学习都可以明白；它的通用性，不局限地域，不同校区不同馆藏地都可以使用；不局限期刊类型，中外文期刊都可以使用。3.2《期刊表》学科因素考量。琼师图书馆的期刊之前以《期刊表》为依据，加以刊名首字母的到馆顺序为刊次号进行排序区分(即“分类法”+“字序法”)，例如期刊《心理科学》，分类号为B84，刊次号为刊名首字“心”字在26个字母中排序第24位，此分类号此刊名字母排序下这本期刊的到馆顺序是第4种，故分类号排序的标识为B84/24-4。每年订购的期刊都以此分类排序法用电子表格进行排序存档，期刊订购分类号排序如表2所示。《期刊表》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在高校图书馆是广泛受到认可的，是琼师图书馆期刊排架仍然要考虑的因素。依据《期刊表》对期刊进行分类排架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它是目前期刊排架法中唯一具有学科性的一种排架方法。高校就是以学科为体系设置不同专业学习的，图书馆期刊本着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也是为学科服务，所以琼师图书馆仍然沿用分类法进行期刊排序。3.3出版周期因素考量。期刊根据出版周期可以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和年刊等等[9]。由于出版周期不一样，每种期刊的到刊数量会不一样，数量的多少会影响期刊上架时架位的合理摆放：如期刊为周刊的，一年正常出刊会有52本到馆，52本期刊如果是常规幅面尺寸，常规页数，根据种类只安排放在一个架位是无法完全容纳的。因此琼师图书馆以月刊为计数标准，采用出版周期数/12的得数来进行架位坐标数量分配，例如某种期刊为旬刊：36期，36/12=3，则架位坐标数量分配3个。如表3所示。之前，琼师图书馆排架只考虑了期刊种类数量，没有考虑期刊的出版周期，造成有些出版周期大于月刊数量的期刊到刊上架时无法完全摆放进期刊架上，造成调架情况出现，或是造成期刊摆架拥挤不美观的现象。现在结合这个因素后的期刊排架会更加合理，更加系统，减少了期刊调架的频率，提升期刊摆放的有序性和美观性。3.4纸质期刊幅面尺寸因素考量。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准号GB/T788-1999的图书和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标准[10]，期刊的幅面尺寸有A4、A5、A6、B5、B6和B7几种规范标准，实际期刊还有大幅面A3尺寸。目前市场上常规的期刊架都是根据能竖立摆放A4幅面尺寸的期刊标准制定，A3尺寸的期刊只能横放，横放就要占两个期刊架位坐标数量，所以期刊的幅面尺寸会影响期刊的排架，如果全部按照A4幅面尺寸进行架位计算排架，遇到大于A4尺寸的期刊就无法正常排架，也会出现调架或是拥挤摆架的情况出现。现在结合这个因素后的期刊排架会更加合理，更加系统，也减少了期刊调架的频率，提升期刊摆放的有序性和美观性。3.5生成排架号。琼师图书馆结合以上四个因素，利用电子表格将四个因素全部放在一个表内编制排架标识(排架号)，如表4所示。把排列好的排架号根据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要求导入对应模块内。3.6粘贴期刊排架标识。排架号确定后，我们按排架号给期刊粘贴排架标识。排架标识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期刊架上逐个粘贴排架标识；另一方面是期刊记到时在期刊上粘贴排架标识。排架标识标签上有两行内容：居中显示排架号(架号-架面-架位数)——主要内容，便于检索，上架；在标签底部显示分类排架标识(分类号/刊名首字母序号-到馆顺序号)——次要内容，便于学科分类和判断排架是否正确。不同的学科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标签区别。如期刊《心理科学》在我馆桂林洋校区阅览室的排架号是01.1-A-02，分类号排架是B84/24-5，如图2所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政府规模是指以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现在的社会应该较原来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政府的职能应该更为明晰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瓦格拉认为经济增长会推进政府规模支出的扩大，凯恩斯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行政生态学视角，提出政府规模的考量应该从不同的政府环境出发，应该考虑到不同政府面临不同的行政环境，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社会复杂系统的多个变量的因变量。

关键词：政府规模；行政生态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对内部审计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内部审计通过外包的方式使企业获得的专业服务的利弊提出了作者个人的见解。

关键词：内部审计、专业服务、外包

1内部审计外包的概述

内部审计外包(InternalAuditOutsourcing),是指企业从外部聘请专业人员来执行企业内部部分或全部内部审计工作。内部审计外包最先是由曾经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安永、毕马威等提出的。他们将内部审计解释为企业的一个成本中心,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企业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内部审计的传统职能已不能满足企业增加价值的需求。为适应企业经营管理的需求,内部审计职能应逐渐向风险管理和战略管理方面拓展,此时,企业将面临高额的成本。他们极力说服企业关注自身的竞争优势,而将内部审计业务交给外部咨询机构来完成。

2传统审计的分类

在财经界,人们习惯把审计按他的服务对像及职能分为三大类：一、独立审计（外部审计），主要由会计师事务所里的特许会计师来独立完成，二、政府审计，主要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提供审计监督职能，三、内部审计，也就是企业为了查错防弊,通过设立内部的专职审计人员(部门)来自我防范企业管理上的一些风险；本文主要是讨论第三类，内部审计方面的一些见解。

一、轻刑化概述

轻刑是指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尽量不采用相对较重的刑罚方法，而提倡采用相对较轻的刑罚处罚，来防控该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对轻刑化的态度主要反映在自由刑、罚金、缓刑假释的扩大适用，以及刑罚科处量和严厉性有所降低上。轻刑化仅仅对犯罪行为进行一种非刑罚化的评价，并非是对已触犯刑律行为的非犯罪化。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1、刑罚的轻刑化必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前提。轻刑化不能一味的强调“轻刑”，而偏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和结果进行总体评价，在能够实现预防和惩戒犯罪的目的基础上尽可能对犯罪行为科处相对较轻的刑罚。2、刑罚的轻刑化与重刑的适用并不冲突。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惩戒和预防犯罪，有的犯罪必须要重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有的犯罪只要轻刑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能盲目追求轻刑化的目标而不适用重刑。

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可行性分析

(一)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轻刑化可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刑法处罚的尺度，只要是能用其它法律手段可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刑法来处理。①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实质上也是金融市场的运营秩序，在进行刑法规制前，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也能够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对加害者产生一定的威慑力，督促其积极履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稳定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诈骗罪存在着较为宽裕的轻刑化空间。(二)基于金融风险不可避免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由于引发原因不同，风险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风险，即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是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完全性所带来，但该种风险会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的减小。内生风险是指由于私人信息的产生，一些信息由于仅掌握在少数的私人手中，由于逆向选择有意将交易客体的质量信息加以隐藏，从而使价格机制无法作用于交易客体的质量维度，由此引发的损失或获利的可能性②。金融诈骗罪其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外化的体现，这种风险所带来的结果是付出资本的一方必然蒙受损害，因为金融机构资金供求关系的中间媒介，必然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从而导致金融行业的风险性较为高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金融风险不可避免，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具备一定可能性。(三)基于金融诈骗侵害法益特殊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人类就无法以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和发展。”③“而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规范，一定的社会秩序总同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刑法有时会牺牲一定的公民权利，但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最后也是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活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是更为优先的，如果是非必要的，不容侵犯。从犯罪的理论分类来看，相较强盗、暴行等伦理犯而言，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虽然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更主要的侵害客体其实是法秩序，否则单诈骗罪就可以对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作出司法评价，无需再单独规定金融诈骗罪。

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实证考量

(一)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法律适用冲突。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与诈骗罪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法条竞合关系，但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应遵循特别法优先普通法的原则。部分学者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重法补充的关系，即当“特殊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具体原则与“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时，自然应是前者让位于后者。④但适用重法的情况有三个前提，一是同一违法行为既符合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又符合特别法条的构成要件，且二者对于刑罚的规定不尽一致;二是普通法条规定的法定刑畸重而特别法条规定的法定刑畸轻，且无相应减轻的情节和依据，如果适用轻•701•刑，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三是刑法并未明文要求必须使用特别法条或者未明确禁止适用普通法条。⑤而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恰恰符合上述三个前提，因为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不仅仅是公民的财产利益，还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秩序，相较于诈骗罪侵犯客体的单一性(仅侵犯财产利益)，金融诈骗罪的刑罚应当比诈骗罪规定更为严厉。如果出现了某种金融诈骗罪的犯罪行为刑法处罚比一般诈骗罪更为轻，就应当严格适用普通法条的重法规定。⑥笔者并不认同重法补充论的观点，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1．从立法者的原意来看，立法者之所以规定特殊法条和普通法条，必有其用意。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适用第二百六十六条，但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⑦规定，就有明确优先适用重法的原则。因此，如果仅仅以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随意选择适用普通法条，那显然就扩大了普通法条的适用范围，失去了规定特别法条的意义。2．从金融市场自身特点来说，虽然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双重法益，在我国刑法的刑罚配置上也有所偏重，但金融风险因市场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而不可避免，金融市场的从业者也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相应的风险防范能力也较高，更能承受一定的风险，但当一定的责任。因此，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刑法不能简单粗暴地替代其他社会调控手段，去替市场从业者承担固有的风险。(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司法现状。从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的规定来看，法定刑一般根据犯罪数额分成不同的几档:一是数额较大;二是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三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档。不难看出，刑法上评价金融诈骗罪的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犯罪金额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在法定刑配置上，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被废除，除了保险诈骗罪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其余的均为无期徒刑。立法者对于保险诈骗罪轻刑化态度，主要考虑到保险行业的特殊性，保险行业专业性较强，也具备更强的行业风险防范能力，在进行相应的保险理赔时，其所应当承担的核实义务也应当较强，此时，如因其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不足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一味利用严刑峻罚去规制而忽略了行业本身应不断完善和加强的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体系的建设，不能实现有效控制和预防保险诈骗罪的目的。(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之出路。1．从立法角度考虑有学者认为，既然我国金融诈骗罪的整体刑罚配置与国外相比相对较重，可以通过立法加以调整和规制。但修改立法并非简单的事，而且我国刑法有自身的特点，与国外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存在着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可以从立法技术着手，比如，金融诈骗罪大多采用叙明罪状的规定，这样容易限制处罚范围，不符合金融领域新型犯罪发生的需要，可以调整立法技术，减少使用叙明罪状的规定;西方国家因为金融市场较为发达，更加注重征信体系的立法和建设，从源头上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可能，我国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采纳，注重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从源头上对金融信用进行规制与保护。2．从司法角度考虑因为金融诈骗罪有别于普通的诈骗罪，其法律适用上也存在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手段也十分地多样化，如果一种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讲部符合金融诈骗罪的犯罪行为，则也不适宜再用普通诈骗罪来定罪量刑。举例而言，普通诈骗罪3000元即可定罪量量刑，但金融诈骗罪要10000左右才能定罪量刑，如果一个金融诈骗的行为的诈骗数额在3000到10000之间，就达不到金融诈骗罪的入罪起点，但也不能因此就将其定为诈骗罪，可以在刑法之外，从民事和行政的角度对诈骗行为人进行处罚。只有在民事、行政、舆论监督等手段均无法公平地处理，达到最佳社会效果时，刑法的介入才有必要。对于国际金融诈骗行为，因为金融犯罪日益增多，案情也日趋复杂，各国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规定和态度存在差异，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规则也存在差异，为新型国际金融犯罪的产生也提供了契机。因此，加强国家间的交流，完善国家间的信息联合机制，弥补国际金融市场的漏洞，完善国际间的诉讼机制，才能相应提高金融诈骗罪的司法效率，更能公正合理地规制金融诈骗犯罪。3．引导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完善一是完善金融机构征信系统，加强对相关金融行业机构的监督，实行信息公开，提升监督管理水平，降低金融诈骗罪的发生几率。二是充分发挥证监会、银保监会的监管和引导作用，促进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整合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尽量将案件化解在初期消灭在萌芽状态。慎重动用刑罚手段，从而实现轻刑化。

摘要:对高职贫困生开展感恩教育时，首先须明确其感恩的对象和感恩的方式。在塑造贫困生健全人格的内在要求驱动下，贫困生不仅应感恩所在学校，还应对社会、家庭心存感恩。在增进贫困生职业思想意识的内在需要导引下，感恩的方式应落实到贫困生的学习行动和在线职业实践中。经过现实考量，开展感恩教育的实践策略可围绕四个方面来构建：线上与线下协同开展贫困生感恩教育；多形式、多途径增强贫困生求学信心；联系贫困生利益关切点，形塑其专业志向；以暑期实践为契机，实现感恩教育价值。

关键词: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现实考量；实践

近年来，高职院校对贫困生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如何对贫困生开展感恩教育成为职教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开展感恩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1）塑造贫困生健全人格；（2）强化贫困生职业思想意识。难点在于如何使贫困生意识到心存感恩的意义，以及如何正确落实感恩行动。因为在教育贫困生实践感恩行动时，难免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根据现状反馈，申请贫困生帮扶指标，俨然已经成为个别学生之间的利益之争。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开展的感恩教育进行现实考量，提出更加可行的实践方案。[1]

1开展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的现实考量

根据当前高职院校贫困生感恩教育的实际状况，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现实考量：1.1对贫困生感恩教育目的的现实考量高职院校贫困生感恩教育的目的，是使贫困生在成长的道路上心存感恩之心。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高职院校将贫困生感恩教育纳入思政教育范畴，但不少高职院校却较少在校本要求下理解感恩教育的现实价值。高职院校大多以贫困生所在教学院系为感恩教育主体，以辅导员、班主任作为感恩教育的具体实施者，在未理清感恩教育现实价值的情况下，其开展的感恩教育往往流于形式，感恩教育只能悬置于空泛的思政教育范畴。1.2对贫困生感恩教育手段的现实考量开展贫困生感恩教育，首先要界定出哪些学生属于贫困生范畴。目前的归类方法是，只要接受过各种形式贫困帮扶的学生都属于贫困生范畴。然而，在高职院校动辄多达上万人的学生群体中，难免存在被遗漏的贫困生。此外，现有的贫困生感恩教育，大多以专题思政讲座、仪式性的帮扶典礼等为主，很难使贫困生真正具有感恩之心，甚至会增加部分贫困生的心理压力。部分学生将“贫困生”身份视为一种资源，“贫困生”成为争相竞争的对象，导致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1.3对贫困生感恩教育效果的现实考量当前对贫困生感恩教育目的的认知不够深入，因此难以使最终的效果评价落到实处。即使以“心存感恩”作为感恩教育的目的，这种具有内隐性特征的信息，也无法借助常态化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难以实现对教育效果的科学评价，导致高职贫困生感恩教育落入职教工作者的“我向思维”之中，即教育目的的解释权在我，教育效果的评价结论也由我刻画。

2感恩教育中的职业导向

20世纪如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坏。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说法的来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吃苦操心数月，就为了打造一场完美婚礼，可事与愿违，偏偏有些被忽略的小细节，如典礼中突然响起的手机，香槟塔重心不稳突然倒塌，地板太滑摔倒伴娘……总会给精心安排的婚礼中带来些遗憾和尴尬。其实只要稍加细心处理，这些小细节完全可以避免，成就一场完美婚礼。

迎亲车队

婚庆典礼的时间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此迎亲的车队接回新娘后一定要及时赶到典礼现场。最好在提前一天的同一时间按原路预走一遍。还要考虑到结婚当天是车队迎亲，速度要比单车行驶慢，计划花在路上的时间要富余些，也别忘了还要把堵车的时间留出来。

如果新郎找朋友充当迎亲车队，出发前务必要叮嘱好哥们儿跟紧了，别掉队。如果只在市区绕行，掉队的可能倒还少，如果新娘家在郊区，又是过立交桥又是上高速，等过了收费站回到酒店发现少一辆车就闹笑话了。

拖地长裙

不少新娘青睐拖地长婚纱，虽然穿上是好看了，可走起路来却不大方便。有的新娘为了防止踩着裙摆摔倒，不得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完全没了新娘的高贵气质。

一、国内外无因管理制度相关规定的对比研究

（一）国内外无因管理制度相关法条的形式对比

《德国民法典》第677条至第687条对无因管理制度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其中，第677条就管理人的义务规定如下，“为他人处理事务而未受该他人委托的人，或为他人处理事务而对于该他人无权以受委托以外的方式为之处理事务的人，必须斟酌本人真实或可推知的意思，像本人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管理该事务”［1］。同时第678条就违背本人意思的事务管理、第681条就管理人的附带义务、第687条对非真正的事务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其余法条就不再一一举例，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制度作了比较详实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发展较早于内地，关于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也较内地完整严密，2010年5月26日修订的台湾现行“民法”第172条至第178条，就无因管理制度进行了规定，其中，第172条就无因管理之要件做如下规定，“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其管理应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于之方法为之。”第173条就管理人应尽之义务，第178条就无因管理经承认之效果等相关制度规定皆做了详细规定。

（二）关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展望

自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消除前苏联对我国民法制度严重冲击影响以来，我国更多的是继受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民法制度，所以，有必要就此二者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研究探知一二，以对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构建产生借鉴和引领作用。此种对比更进一步说明目前我国无因管理制度从理论构建上来讲不那么完善，与此同时，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相关实务案件却少之又少，笔者查阅了北京市各个基层法院以及高院和最高院的近年裁判文书及案例汇总，关于无因管理的纠纷案件少之又少，即使出现也大多是夹杂于其他类型案件中以小块形式存在。针对这种现象，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比较中肯，实务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其主要原因系管理他人事务多出于助人的善行，属于好的撒马利亚人，就管理所生费用的偿还或损害赔偿，当事人多会自行处理，非有必要，不会诉诸法律［2］。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很明确的指出了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也从侧面印证了缘何司法实务中此类型案例如此稀少，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不只是法律制度的问题，往深层次考虑，道德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无因管理制度产生如此这般那般的影响。法律与道德这对命题似乎如影随形，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在笔者看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作用，有必要就法律与道德此消彼长之争的前世今生简述一番。

二、由无因管理制度引发的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