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范文10篇

［摘要］历史音乐学下的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但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其作用和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摘要]根据农业起源理论与考古学实例分析，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发生在野生资源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里，其驯化机制并非饥馑和用于果腹，很可能是为了增加美食的酿酒。稻作农业在良渚阶段成为主要经济形态与复杂社会强化剩余产品生产密切相关，良渚酋邦解体后的马桥文化又退回到了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最终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野生资源持续减少、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呼吁，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要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粒来确定农业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模式，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了解农业起源的潜因和具体进程。

[关键词]稻作起源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理论阐释

1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000年。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为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而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这项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实证的层次，即以寻找最早的稻谷遗存来确定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阐释层次上，学者们还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挡、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1]。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8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2]。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稻作起源，何处是摇篮?

摘要：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但对该学科的深入思考却似乎刚刚开始。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之间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倾向于考古学，故其学科基点应该定位于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一对学科概念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命名，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则寄托于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艺术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景辉煌。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瑞士艺术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Giacometti，1901－1966)是20世纪著名的雕塑艺术大师，其在绘画领域也别树一帜。贾科梅蒂绘画的突出特点，是以繁复重叠的线条捕捉流变不居的视象。他在不断探寻的观看中构造持续生成的场域，从而以“集中的视觉”和“缩小的视角”表现出人与物的距离，也在具体的可视形象和抽象的线条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贾科梅蒂对埃及艺术的兴趣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埃及考古学的成果。他经常阅读加斯顿•马斯佩罗(GastonMaspero)和海因里希•舍费尔(HeinrichSchaefer)等埃及古物学家的文章，通过他们的介绍了解了埃及艺术的创作法则和埃及画像的神秘涵义。

一、埃及人的灵异观及其对贾科梅蒂的影响

19世纪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古埃及的雕像和画像都和埃及人的灵魂观有关。主管法国埃及古物部门的学者加斯顿•马斯佩罗(GastonMaspero)在他的《埃及考古手册》中认为，埃及人把人看作不同部分的组成，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生命。依附于身体之上的“ka”(古埃及人对魂灵的称呼)是生命的对应物，是比较稀薄的实体，有可见的形状和颜色，只是缥缈若影。埃及壁画由于灵依附在人身上，通过将尸体进行干燥处理使之不朽，就可以延长他(她)的存在，通过祈祷和献祭，就可以使灵魂得以拯救。在他看来，埃及的艺术家，尤其是雕塑家，必须遵守埃及的宗教信仰。既然“灵像”被看作死后支撑“灵魂”的载体，用石头或其他材料复制一个身体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因为这个复制的身体主要是为了给灵魂提供一个新的支撑体，使之能停附在上面。因此，“肖像的头部往往是忠实于原型，而身体则要选取最佳的状态刻画，这样可在众神的陪伴下充分享有自身的力量。男人选取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女人则选用她少女时期苗条的比例”。［1］169另一位研究埃及艺术的权威海因里希•舍费尔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舍费尔是柏林的埃及博物馆的主任，来自阿玛纳的一半考古发现都在这个馆里，其中包括奈菲尔提提(Nefertiti)胸像。舍费尔在他著名的《埃及艺术原理》一书中阐述了埃及艺术的两个方面内容:第一，艺术家是永生的媒介，他们通过绘画和雕像留住生命。第二，埃及人有一整套表现体系用以概括人物肖像的基本特征和精神主旨。他在书中写道:“艺术中对众生的表现，其代表的涵义对于古埃及的艺术家来说，是和今天的艺术家不一样的……对于他们来说，图绘不仅要有美的品质，而且就是那些有声有色的生命本身。我们只有认真看待这种代表性，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图绘在埃及人那里那么受崇敬……每一张图都潜藏着神秘的力量。为什么埃及祖先会留下这么多不可思议的雕像以及画像作为替身?是因为他们相信图和像蕴藏着个体的生命!”［1］168贾科梅蒂:室内人物素描作为艺术家的贾科梅蒂不仅认同马斯佩罗和舍费尔的观点，而且能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体悟埃及人的作画原则。贾科梅蒂经常强调埃及人创作的雕塑和画像似乎灌注了生命。在一次与乔治•夏尔波尼(GeorgesCharbonnier)的交谈中，贾科梅蒂说他常会把看到的埃及雕塑当作“另一个自我的化身”或“一个让人惧怕和崇拜的神”。［2］150其在写生和创作中也是努力追求“存在的真实”，他曾经尝试创作能引起运动幻觉的雕塑，以求在作品中创造出生命和灵魂的实在，尽管他知道这只能是徒劳，但还是孜孜以求。他的朋友兼模特詹姆斯•洛德在回忆贾科梅蒂作画时说:“头像作为头像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甚至作为绘画也不能说明什么。唯一具有其自身生命意义的，是贾科梅蒂通过绘画行为和视觉语言，为表现瞬间与我头部相吻合的一种对现实的直觉而进行的不懈斗争。”［2］156贾科梅蒂在致马蒂斯的信中把这种“现实的直觉”解释为“触动自己”的“有生命的”东西，而不是“摹拟实在”。［2］154贾科梅蒂早年所作的超现实主义雕塑可以让人感觉到这种对生与死的关注，比如他在1934年创作的献给其父亲的一个铜质雕塑《手持隐而不见的空物》，一个女子手捧象征死者灵魂的“ka”，其脚下平台的裂缝象征冥界的入口，一只小鸟在其右方，似乎在以一种可见的方式，隐喻着不可见的“ka”。贾科梅蒂的传记作者劳瑞•威尔逊认为，是不经意的幻想和对灵异的信仰促使贾科梅蒂去关注生与死的主题，所以，他也常常幻想在雕塑和绘画上塑造出生命。1946年，贾科梅蒂画了一些魅影一样的人物素描，显示出他受灵异经验的影响;1947年以后，他的雕塑人物作品逐渐发展出游魂似的细长形象;50年代贾科梅蒂为他的弟弟和母亲所作的多幅素描和雕像都显示出他要捕捉住生命的真实的创作追求。威尔森认为，贾科梅蒂这样做的一个深层的秘密是，他是要像图特摩斯时代的埃及人那样，力图让画像能达到像真人一样，从而把逝者的生命留下来。因为贾科梅蒂曾经说过，古埃及人是“带着一种必需的虔诚制作灵像”，“使灵像接近生命体本身”，他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但“一直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二、埃及人的真实观及其对贾科梅蒂的影响

从埃及的图画中不难看出，古埃及的画家力图在两个冲突的问题上寻求平衡。一个是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一个是感觉与记忆的平衡。这就涉及古埃及人对真实的理解。英国的埃及古物学家皮特里认为，在阿肯纳吞之前及之后，埃及艺术家的绘画是风格化的。他们只看到了“有青春活力的，坚固的和形态漂亮的部位”。而在阿肯纳吞时期，“法老鼓励艺术家按照真实的情况表现”，艺术家必须以写实的手法绘制人像，所以尽管太阳王阿肯那吞的面相被画得很古怪(尤其是在他早期统治时的像，如长脖子、下巴下垂等)，使他看起来像是扭曲和患了病一样，但这是国王本人的真实写照。皮特里认为，阿肯纳吞这一革命性观念给艺术创作带来了一种新的样式，可以作为生命存在于真实的典型范例，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埃及的宗教基础，但它标志着艺术从夸张的现实主义走向了柔和的自然主义。［1］170但舍费尔认为情况没有那么简单，他讨论了埃及艺术的基本特征和人像的理想化之间的关系，他说:“埃及艺术的主导倾向是趋于典型和理想化，但埃及人也具有制作出仿真肖像的能力，这两点在埃及的任何时期都是同时出现的。”［1］170他强调，埃及艺术家是通过心灵之象概括一个人基本的生理特征，而不是同一视点所呈现的外表。他观察到:“大量的埃及绘画采用的都是非透视法的视角，埃及人画画用的是上天赐予的纯真之眼”，或者是他所称之的“心灵之象”。他相信希腊人发明的透视法破坏了现实实际，认为记忆有助于“纠正和清除由透视所带来的面貌，因为透视带给人的是幻觉，扭曲了事物”。

尽管艺术家感知到的可能是一个透视的物体，但是按照这种方法复制就会违背真实。而记忆中的图像———通过正面和侧面的视角就不会被透视所干扰———从而提供了关于一个物体的最大特征和完整的印象。为此，他有从正面描绘对象的需要。这样，舍费尔以一种更复杂的眼光演绎了当现实与“心灵之象”冲突时，埃及艺术家如何通过图解和线解决它们，达到感觉中的真实，而不是将埃及艺术简单地区分为自由和自然主义的表现以及对理想律例的刻板遵循。贾科梅蒂:行走的女子对于贾科梅蒂来说，舍费尔的观点更令人信服。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贾科梅蒂的美学目标就是让一个头像看起来是活生生的，并且要在特性和个体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的途径。他的绘画作品虽然没有像埃及图画那样组合不同视点，追求正面律，但和阿肯纳吞时期的绘画有着难以言传的神似。贾科梅蒂的雕塑也常常借用埃及的图像和符号，在1932至1936年间他做了两个埃及样式的雕塑:“行走的女子”和“伊莎贝尔头像(埃及人)”。“行走的女子”最早的样态是有一个神秘的三角形凹坑在人像的胸部之下，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特点。为了第二年的展览，贾科梅蒂临时添加了细长的胳膊和古怪的用羽毛做成的手，把大提琴带涡纹的上部作为脖子和头。这种被马斯佩罗所描述的“比例细长的少女”的造型，它的外表非常像保护法老墓中礼葬品的两个埃及神的小雕像:青春优雅的身体长长的，胳膊也是伸长的，兼具了古代和现代雕塑的特点。“行走女子”的“行走”是她存在的主要原因，她就像“魂魄”，走在即将来临的生命的边缘，让人想起埃及艺术的灵异力量。贾科梅蒂通过想象和超现实的表达手法，演绎了他所发现的真实魔力。“埃及人伊莎贝尔”(1936年)现藏于黑尔施豪恩博物馆(HirshhornMuseum)，是一个泥俑的头和奈菲尔提提的脸造型，头发就像法老编梳的那种发型。这个雕塑与一个灰色的故事有关。超现实主义的精英代表阿尼姆(AchimvonArnim)在其小说《神奇的传说》中讲述了一个关于伊莎贝尔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巫师家的女儿用土做了一个有灵的女傀儡，故事围绕这个女傀儡的魔力一层层展开，而在揭秘之后却发现这个傀儡来自真正的伊莎贝尔。贾科梅蒂非常喜欢这个诡异的故事，在他看来，这是心灵之象向现实之象转换的一个绝佳范例。需要指出的是，贾科梅蒂之所以将兴趣集中于埃及人的灵异观和真实观等方面，是为了研究埃及艺术家感受世界和表达内心的方式，尤其是研究他们如何有感觉地看。在贾科梅蒂看来，自文艺复兴以降，艺术家的眼睛受到了太多知识和概念的污染，已经不再会用自然之“看”，而埃及艺术家对纯粹视觉的依赖以及对真实的绝对探求，为贾科梅蒂在艺术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

农业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随着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农业考古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进而有学者提出将其作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来看待(1)。如今全国各地的农业考古研究资料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而促进了相关领域及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此相反，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还略显薄弱，许多研究并未开展起来，这极大地限制了山东地区区域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本文在系统总结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以及中国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有所帮助。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一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安金槐先生（1921—2001）河南省登封市人，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参加工作，1950年调到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工作。安金槐先生于1952年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此后，他长期担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并历任河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考古学科组成员、河南省科技史学会理事长、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等职。1996年，又被国家科委聘为全国“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担任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2000年8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聘为学术顾问。

安金槐先生在其5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吃苦耐劳、勤劳钻研的精神，走遍了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与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成就，对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进步，对河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曾先后主持发掘了泌阳板桥水库、郑州商城、郑韩故城、淅川下王岗、洛阳含嘉仓、登封双庙沟、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密县打虎亭汉墓、南阳杨官寺汉墓等数十处大型古遗址古墓葬。还主持参加了密县和登封古瓷窑址、丹江库区、颍河上游等许多地方的考古调查。安金槐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与隞都说的提出、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与夏文化探索等作为代表。

20世纪50年代初，安金槐先生主持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先是发掘了二里岗遗址，随后在郑州发掘了一系列的商代遗存，包括有商代铸铜和制陶遗址。1954年他编写《郑州二里岗》时，就完成了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分期。还指出“郑州在商代当不是一般的小村落，很可能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邑”。并认为“郑州在殷代应属隞”。随着郑州商代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又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并经钻探大体搞清了由夯土围成的长方形城址。在我国第一次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都。1961年，他发表了《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的论文。后来又在城内发现了宫殿遗址，并最终确认了郑州商城是一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1～2米的商代重要城址。郑州商城的发现开创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而二里岗商文化的发掘研究，更成为商代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安金槐先生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这些器物的胎质呈灰白色且很坚硬，经化验为瓷土。这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有可能不是陶器，应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白陶和几何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青瓷器。为此，他于1960年发表《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瓷器起源于东汉或魏晋时期，而商代原始瓷器的发现，将中国瓷器起源的历史至少提早了1500余年，引起国内、外文物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的关注。安金槐先生于1978年发表的《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进一步阐述了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被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史》所采用，为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近年，在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研项目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并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更重要的佐证。早在郑州商城发掘获得收获，商文化研究有重要进展的时候，安金槐先生已开始考虑探索夏文化。文献资料中有关夏的记载不多，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考古工作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就凭着这不多的文献和原来有限的工作，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深邃的学术眼光，把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放到登封。王城岗古城址的发现，迎来了1977年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的夏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王城岗古城的发现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使之成为探索夏文化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出版于1992年的《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报告，被评为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鼓励奖，就是学术界对他的学术成就的最好褒奖。可以说安金槐先生首先发现的郑州商城，拉开了商代城址考古的序幕；那么登封王城岗第一座龙山古城的发现，同样开创了龙山城址发现与研究的新局面。由城址研究商文化，到从城址寻找夏文化，这不能不说是找到了一条从考古学研究夏、商史的新路。

同时，安金槐先生在登封双庙沟遗址的发掘中，最早发现了河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在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中又在河南首次发现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为豫西南考古学编年史的确立树立了标尺。此外，他在河南两周、秦汉以及魏晋、隋唐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中，都有重大建树。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各类信息资源能够通过网络得以共享，计算机网络所具有的强大的通信功能，也使计算机由孤立的单机使用走向网络化协同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计算机所具有的潜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近年来，随着各类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原本较昂贵的硬件设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一些原本无条件普遍使用的设备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网络实现硬件资源共享的这一基本目的随之也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借助于网络架构模式，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传播以及信息的检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1．博物馆学

（1）博物馆学的含义及研究内容。

（2）当前博物馆学研究的方法和主要任务。

（3）中国博物馆历史的回顾。

（4）我国博物馆事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经验。

（5）博物馆的性质、特征及其社会职能。

近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既为其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力保障，也让广大教材编订者和一线教师认识到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用考古成果的必要性和巨大价值。可以说，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用考古成果，以考古成果辅助历史教学，以历史教学普及考古知识，是一件互惠互利、相得益彰的好事。

一、拓展历史课程资源的需要

（一）考古成果可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中学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的基础学科，它主要以文字叙述的形式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重大历史事件，有时难免晦涩、枯燥，而考古成果作为一种直观鲜活的实物资料，恰恰可以弥补中学历史教材偏重理论与结论的不足，为历史教学生动有趣又不失严谨科学的开展提供更多重过程、可探究的丰富资料，如甲骨卜辞可以体现商朝浓厚的神权色彩，嘉峪关魏晋墓壁画《耕地图》、《耙地图》、《耱地图》能让学生直观了解耕耙耱技术，“丹东一号”致远舰沉船的考古调查，再现了甲午海战的悲壮惨烈……考古成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可以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还能帮助学生弥补历史思维和历史客观之间的裂痕，构建形象鲜活的历史，从而增加教材的信度和可读性，拉近学生与遥远历史时空的距离。（二）考古成果可以纠正失实之处。胡适先生曾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道出考古发现对文字史料的补正作用，一片甲骨可以使殷商历史成为信史，几处石器能把中国史前史拉长上千年，并一语中的地指出“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出故纸堆外去研究了。”[1]诚然，考古发现不仅能丰富文献资料，更能纠正文献中的失实之处，推翻旧的结论，建立新的认知。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证实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存在；[2]阿房宫遗址的发现，推翻了杜牧《阿房宫赋》“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说法；[3]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屏风动摇了传统孔子生年认识之说，证实了《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4]等等，这就要求广大教师在立足教材史实的同时，不断汲取史学研究的“活水”，运用最新的考古成果，带领学生共享历史的“天光云影”，探求历史之真。

二、辅助学生历史学习的需要

（一）激发历史学习兴趣。历史本身是鲜活有趣的，但碍于教材编订和学业压力的限制，学生感受到的只是记忆的负担和做题时的窘困。可以说，大量的文字描述、结论性的知识点以及固定的答题模式正逐渐消磨着广大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考古成果的引入，可以发挥文字描述所不能取代的实证作用，并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活跃课堂思维，从而让学生知道我们所学习的历史不仅式堆里的历史，更是可以“眼见”、“耳闻”、“触摸”的历史，如此以兴趣作为学习历史的原动力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二）培养学科核心素养。根据最新修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历史课程要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为目标，使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5]。考古成果作为人类文明和历史演进的见证，本身就是以唯物主义思想来解读历史，蕴含了精准的时空要素和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助于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激发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只要教师妥善使用和引导，便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时空观念，加深学生对抽象历史概念和复杂历史事件的理解，提升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能力，进而给予学生情感上的熏陶和价值观上的引导，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三）把握考试命题方向。在当今教育体制下，中学历史教学尚无法跳出“应试”的窠臼，也有其要完成的学科任务，虽然考试不是唯一的评价方式，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考查学生理解、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近年来，不论是各省市的模拟考试还是中高考命题，以考古发现为素材的题目大大受到命题人的青睐，数量逐年增多。这类题目，往往通过提供考古成果的方式，考查学生读图、审题、辨析、理解、推断和联系所学知识探究问题的能力，专业性强，区分度高。如，2016年北京文综卷第40题，以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墓和江西南昌刘贺墓两大考古发现为切入点，要求学生结合江西南昌刘贺墓的考古研究方法，探讨河南安阳西高穴墓墓主身份存在争议的原因。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要适当地向学生介绍一些考古研究方法和重大考古发现，通过精心设置问题，引导学生探究考古发现与所学历史知识的内在联系。（四）汲取实证研究方法。考古学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学术传统有着相通之处。对待古史研究，王国维先生也曾提出“取地下实物与纸上的史料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此可见，不仅考古成果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考古研究的实证方法也对历史学大有裨益。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考古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有助于引导学生独立、理性思考，做到不唯上、不唯尊、不盲从，对待现有史学成果既审慎利用又不盲目迷信，从而养成孤证不立、多重史料互证的史学素养，树立求真实证的朴实学风和治史观念。这对培养中学生基本的史学素养，引导其向大学阶段学术研究过渡也有诸多益处。（五）增强文物保护意识。有学者曾说，考古学是一门永远遗憾的科学，“考古发掘不是在翻阅地下的天书，而是翻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粉碎一页。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复读和查证。”[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考古发掘都像一把双刃剑，在以先进技术实施保护的同时，也对考古遗迹和遗物进行了不可挽回的破坏。人类对古史的考证永无止境，而考古资源却不可再生，这就要求广大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教学一线的老师们承担起保护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责任，在传播历史文化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自觉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中学历史课堂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天然场地。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认识考古遗迹和遗物，并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学习研究，了解考古成果背后的历史，足以让学生深刻认识其重要意义，萌生出文物遗迹的保护意识，同时也能帮助学生正确区分“考古”、“寻宝”与“盗墓”行为，认清“盗墓”行为的违法性质和对文物遗迹的破坏作用。相信，一个了解历史文化和文物遗迹的人，自然是考古资源的保护者。

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

一、西方农业起源研究主要范例的变化

农业起源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课题，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该问题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时期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范例的影响，分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存在几次大的转变：20世纪初之前的文化进行理论影响下，主要研究农业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影响；20世纪初到60年代主要在环境模式下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每种范例之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说。

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19世纪是进化论流行的时期，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猎者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行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⑴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动物驯养和游牧业先于植物栽培。摩尔根即在其《古代社会》中指出，东半球的畜牧业早于农耕业，农业种植更多地是源于驯养动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狩猎、放牧、农业三阶段说是不可信的，它们指出有许多原始人群从事农业但不养家畜，因此许多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农业的状态不一定是从放牧中来、是放牧的一种延续，前者比后者表现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这一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是认为放牧业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类型，游牧者与农耕者共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虽则较少有人关注，但AlphonsedeCandolle⑷、H．LingRoth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和不同侧重，因此这两个人的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2．20世纪初到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