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范文10篇

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了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古琴艺术入选其中，可以说是名至实归。因为古琴艺术在中国音乐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影响。与其他种类的传统乐器相比，有关古琴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即便如此，对于古琴历史上许多问题，如形制的定型，演奏方式的改变等等，史上或是语焉不详，或是付诸阙如，总而言之，还是非常缺乏或根本没有文本资料为之提供证据，以解答琴史上的一些疑问。为此，我们采取图像证史的方法，应用中国美术考古史上所发现的图像资料，如壁画、画像石、陶俑、绘画等作为证据，以期为复原中国古琴艺术的历史提供参考。所谓“图像证史”，是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其基本观念就是: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图像”一词原文为ima-ges，泛指各种绘画、雕塑、工艺品以及摄影照片，影视画面等所有视觉艺术作品。本文仅将“图像”一词，限定在中国考古所发现的视觉艺术作品范围之内。正如《艺术中的音乐》主编兹得拉科夫•布拉热科维奇所指出的那样，“艺术作品对于记录乐器的历史，它们的结构和演奏技巧具有重要意义”①。粗略检索一下中国考古史上所发现的有关古琴的图像资料，深感布氏所言，实乃不刋之论。本文根据美术考古史和绘画史所提供的资料，分别从古琴艺术所涵盖的四个方面，即古琴形制、制作工艺、演奏方式的演变以及古琴从伴奏到独奏的发展予以考释论述。恰如标题所示，本文兼有两个中心思想，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艺术;另一方面是美术考古所发现的涉琴艺术作品。与图像证史方法论者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为历史提供见证的资料，更主要的依然是它所具有的审美功能。因此，本文在分析每一幅视觉艺术作品时，既要指出其作为琴史证据的关键之所在，同时也不忽略对它的审美观照。

一、古琴的创制与定型———《竹林七贤画像石》的意义

琴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弦乐器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传说甚多，诸如神农氏、伏羲、尧、舜创制之说，虽不可尽信，但也不是无稽之谈。根据古籍文献所载，其初创的时间，至少可上溯到商代。对此，可以从词源学上予以说明。殷墟甲骨文中，有一“乐”字，古文学家把它隶定为“樂”字，为“乐”字的繁体。据罗振玉考释:“此字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②。西周时代的金文与甲骨文之“乐”字构形相同，唯西周金文在两丝之间增加了一个“白”字，为“樂”，与《说文》之篆文一样。有研究者认为，金文所加之“白”，以象调弦之器，或象拇指之形，或以搏拊琴瑟之意。我们知道，一个“能指”总是出现在“所指”之后，换言之，正因为先有了琴瑟之类的弦乐器，然后才有可能创造出能够指称它的文字和名词。因此，从“乐”字的起源可以推断出，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中国就己经出现了琴瑟之类的丝弦乐器，这应该是一个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古籍文献亦支持了这一结论。《尚书•皋陶谟》就有“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诗经》中有许多篇章，如《关睢》、《鹿鸣》、《棠棣》等，更是以琴瑟为比兴，来抒写作者的情志。例如:用“如鼓琴瑟”，以喻“妻子好合”;用“琴瑟友之”，以喻“窈窕淑女”。由此可以看出琴瑟在两周时期的普及程度。但是，由于制作琴瑟的材料主要是蚕丝和桐梓等材料，容易腐朽霉烂，难以长久保存。所以，直到1977年随州曾侯乙墓发掘之前，对于先秦时期的古琴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除了文献所述之外，人们一直无缘一睹其芳容与风采。曾侯乙墓出土的琴，根据墓葬年代，制作时间应该在公元前433年之前。从形制上看，此琴的主要特征是半箱式、十弦、无徽。1993年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所出土的古琴，根据该墓下葬年代，此琴制作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其形制亦为半箱式，七弦，无徽。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七弦器之实物标本。与此相似的考古发现，还有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早期七弦琴。就古琴之形制而言，从曾侯乙墓的十弦琴，到郭店楚墓再到马王堆汉墓的七弦琴，具有明显的同源关系。而弦数的差异则是古琴形制演变所留下的轨迹③。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从唐代流传至今所有古琴实物，形有定制，均为全箱式、七弦、并有十三个琴徽。现在的问题是，从先秦到汉代，古琴之形制一直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那么，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基本定型为今天所见之样式的呢?古籍文献中没有记载，考古发现中未见实物，唯一能给出答案以供参考的只有美术考古史上所发现的有关古琴的图像资料。1960年4月，在南京西善桥古墓中出土了以“竹木七贤”和荣启期为题材的拼镶砖画。根据发掘者对墓葬年代的认定，此画应为南朝晋宋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精彩的浅浮线雕，被研究者认为最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和山水画的绘画艺术之水平④。壁画为两幅，南北对称，其幅面均为240×80厘米，堪称巨幅。每壁绘有四个人物图像，均采取席地而坐的姿势。为了表明“竹林七贤”是如何悠游于竹林树丛之间，作者独具匠心，用青松、翠竹、垂柳与银杏将他们彼此间隔开来。如此一来，既能表现“竹林七贤”的共性特征，又能揭示其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试看所绘八个人物，情态各具典型，神情均极生动。整个画面非常简洁古朴，线条相当流畅，人体比例十分匀称，尤其是衣褶线条刚柔兼备，堪称“画体周瞻”，“体韵遒举”之作。其中的荣启期，据《列子•天瑞》所述，为春秋时期的山林隐士，同时也是鼓琴高手。图中所绘之荣氏，鹿裘带索，正在抚琴而歌，颇具隐逸风采。“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咸和阮籍，都是音乐史上著名的琴家。尤其是嵇康，不仅琴艺出类拔萃，而且在音乐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所著之《声无哀乐论》和《琴赋》，均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正如壁画所描绘的一样，只见经常以“弾琴咏诗自足于怀”的嵇康，头梳双髻，跣足跽坐于银杏树下，正在怡然自得地轻抚着琴弦，彰显出一幅“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三国志•魏书》嵇康传记载，因其傲视权贵而被司马氏所杀。临刑前，嵇康从容地援琴而鼓，既而叹日:“《广陵散》从此绝矣!”所谓“绝啊”一词，即因此而来。当然，对于本文来说，所有这些似乎都只是题外话，因为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乃是此图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荣启期和嵇康两人所弹的琴。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所弹古琴之琴面外侧赫然布列着的十余琴徽。此乃迄今为止古琴上出现徽位的最早的图像资料。在此之前，文献中提及琴徽的有汉代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解难》，以及魏晋时期的嵇康。嵇康的《琴赋》有这样的俪句:“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钟山之玉”。但因无实物标本，究竟何时出现琴徽一直无法得到确证，直到“竹林七贤”画象石的出土，这一疑问才得以破解。就古琴的形制而言，除琴身与琴弦的变化外，琴史上最重大的发明就是琴的徽制。因为徽制的出现，古琴就能实现由一弦一音到一弦数音的变革。如此一来，古琴的音域就能得以拓展，其表现力亦随之而得到丰富和提高。当然，徽制的发明，必须有音乐理论上的依据，否则，琴徽之排列的合理性也就得不到保证。换言之，如果没有十二律的发明和完善，要想准确地分割弦音以做标点的十三徽制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古代的十二律理论完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样就为徽制的发明提供了上限年代的理论依据，而南京西善桥晋宋古墓所出土的“竹林七贤”画像砖，则为徽制的确立提供了下限年代的图像证据。综上所述，具有全箱式、七弦、十三徽之特征的古琴，其形制的演变始于战国早期(公元前433年以前)，基本定型于六朝晋宋之际(至迟在公元479之前)。

二、古琴制作的工艺流程———顾恺之《斫琴图》略说

宋代朱长文在其所著之《琴史》中指出，“琴有四美:一日良质、二日善斫、三日妙指、四日正心。四美兼备，则为天下之善琴”。由此可知，对于古琴艺术而言，选择合适而又优良的材料，继之以高超的制作工艺，是其必备而又重要的基础。斫琴之道首先在于选材，古代琴人对此深有体会，《诗经•定之方中》里面就有这样的诗句:“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据研究者考证，此诗创作于公元前662年。可见早在三千年前，古人就己认识到只有桐梓等木材才是制作琴瑟的最佳材料。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所有的标准古琴，大都以较硬的桐木为琴面，以较软的梓木为琴底，尤以年久干透的桐梓为佳。我国制琴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从理论上予以总结的论著也很多，如宋代石汝砺的《碧落子斫琴法》，赵希鹄的《古琴辨》等。其所归纳出的制琴之“秘诀要旨”，除了选材之外，还必须遵循一系列的技术规范，如材料的厚薄，琴身的规格尺寸，龙池，凤沼的布局以及髹漆工艺等等。总而言之，只有选用了优良的材料，掌握了精湛的技术，才能够制作出造型古朴典雅、音质纯净，音色优美的古琴。非常有趣的是，美术史不仅为古琴形制的演变提供了图像见证，而且还对古琴的制作进行了生动，准确而形象的描绘，如顾恺之的《斫琴图》画卷。顾作原件不存，今人所见为宋代摹本⑤。由画上所钤之印可知此图从北宋宣和以来，流传之绪未曾间断，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为绢本设色，画幅为29．4×130．0厘米，引首题有“斫琴图”三字，画面所描绘的正是古琴制作的整个场景:只见那些工匠们有的在刨制琴板，有的在纺制琴弦，有的在组装琴身，还有的在调弦听音。如果要给《斫琴图》加一个副标题的话，名之曰“古琴制作之工艺流程图”可谓恰如其分。由此可见，绘画史上以讲究神韵著称的顾恺之，同时也具有惊人的写实能力。尤其应该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图中所见之琴面与琴底，不仅两板宽窄长短一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底板上的龙池、凤沼，表明顾恺之时代的古琴，其琴身是挖薄中空的两块木板上下拼合而成为全箱式，较曾候乙墓的十弦琴和郭店楚墓及马王堆汉墓的七弦琴，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因而与唐代以后的古琴在形制上完全一致。《斫琴图》虽为宋人摹本，但是流传有绪。特别是图中所绘人物器具，有着十分明显的晋画风格，从中似乎可以领略到顾恺之的“春蚕吐丝”之笔法:不仅线条匀细，而且还有一种真切的自然感。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宋人摹本的脚本，断然不是一般赝品。因此，顾恺之的《斫琴图》不仅记录了当时制琴的工艺流程，而且还与《竹林七贤画像砖》一样，为古琴形制最后定型年代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定型后的古琴，不仅仅是一件实用的乐器，而且还是一件工艺美术作品，为古往今来的爱好者们所鉴赏、收藏。鉴赏一件古琴，主要从材质、形制、样式、断纹、琴铭款识等入手。就像画家要在自己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标明作画时间地点一样，斫琴者往往也会在琴的槽腹或纳音两侧镌上自己的姓名和制作时间地点;就像画家或鉴藏家往往喜欢在画卷上题词赋诗、钤印画押一样，许多琴家或古琴鉴藏家们也乐于在古琴上题琴名、写琴铭，以抒其独特的情志，彰显其高雅的琴趣。由此可见古代琴与画的共通之处。同时，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说，古琴不仅仅是实用乐器，也不仅仅是工艺美术作品，而且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载体，古代哲学思想在音乐文化方面的表现形式之一。如汉代桓谭之《新论•琴道》、蔡邕之《琴操》，都曾说到琴之创制，其目的在于“御邪僻，防心淫，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而琴的形制，则被赋予了诸多象征的意涵:如琴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三徵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及闰月;琴身上隆象天、下平法地、中虚含无;至于琴弦，初始为五，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总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艺术，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⑥。

三、古琴演奏方式的变化轨迹———从东汉武梁祠画像石到北宋的《听琴图》

摘要：楚都寿春城遗址所在的寿县城位于淮河南岸、八公山南麓，东淝水从东南向西北绕城而过，西边是寿西湖，西南方有大型水利工程安丰塘（芍陂）。依山傍水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了寿春城遗址，无论从宏观角度的都城选址，还是微观角度的高台建筑、给排水设施等方面，与水和水利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文章从回顾寿春城遗址水利考古的尝试与探索历程入手，对寿春城遗址研究的成果与收获进行了小结与思考，以期对将来的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楚都寿春城；水利考古；回顾与思考

作为楚国晚期最后一个都城，楚都寿春城也是为数不多的南方地区先秦时期大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寿春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对于了解楚国城市的发展过程、对比研究战国时期南北方都城的异同以及探索中国古代都城从周制向汉制的转变等问题，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极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使得水利考古成为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以往考古工作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以期有助于我们今后工作的思考和探索。

1寿春城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

楚都寿春城遗址位置的确认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得出的成果。根据文献记载，寿春城的地望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今寿县县城附近；第二种是城西四十里；第三种是城西南四十里的丰庄铺。在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发现揭开了楚文化研究的序幕之后，寿县地区陆续在一些基建工程中发现了“大之器”[1]、鄂君启节[2]、大量的金币郢爰[3][4]和部分青铜重器等高等级遗物，寿县地区的文物工作者还在调查中发现寿县县城东南一带时常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一些陶器碎片、水井等遗存。围绕着今寿县城，其东南方向的长丰、杨公一带经调查发现除李三孤堆墓以外仍有一批具有高大封土的墓葬，其中有11座大中型墓葬已经过发掘[5]；其西南的双桥一带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保存有较大封土堆的中等贵族墓葬[6][7]①；而北部的八公山南麓至东淝水之间发现有大量的中小型战国晚期墓葬。上述这些发现与研究使学界对寿春城遗址位于寿县县城一带的结论基本达成了共识。寿县城的位置，从大的地理区块上来说，地处黄淮平原的南部，淮河中游的南岸，其主体地形地貌为平原与低矮丘陵、小型山地相间分布的状态。寿春城遗址依山傍水，其北部的八公山为一条起自凤台、淮南直至定远、嘉山一线的低山丘陵带的最高峰。发源自江淮分水岭的东淝水和淠河分别从遗址的东、西两侧穿流而过注入淮河干流，淮河北岸最大的支流颍河也在遗址西侧的正阳关入淮河，淮河干流则自西南向东北从遗址的西北面流过（图1）。从气候方面来看，此地为我国气候南北分界的过渡地带，受季风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本地区降水和地表径流量均较为丰富，另一方面比较集中的降水季节性和年际变化均较大，存在较大的水旱隐患。作为都城选址的寿春城，之所以选择在寿县城关附近，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具备良好的军事屏障的区位优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国古代中原通江南之道大概有以下几条线路：一是关中通往南阳盆地和襄樊的“商山—武关道”；二是河南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之间的“南襄隘道”，又称“夏路”；三是淮河上游地区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义阳三关”；四是淮河下游地区连接长江流域的“邗沟”，即江淮运河；五是连通淮河中游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巢淝通道”[8]。而寿春正是处于中原通江南的“巢淝通道”的交通要冲①。晋伏涛《正淮论》中有描述，寿春“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简而言之，寿春城北面有八公山作为天然屏障，东淝水在古城的东、北两面形成天然的护城河，西南部分河湖水网密布，良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9]。春秋晚期受楚国挤压而迁至州来的蔡国对该地区的经营与建设，为楚国晚期迁都于此奠定了前期基础②[10]。战国初期越灭吴，随即楚灭蔡并控制江淮，至战国中期楚人又将江南南陵、铜陵等地的铜矿占据[11]，加之春申君黄歇的苦心经略，春秋时期开始修建的安丰塘周围形成了良田沃野，提供了丰美的粮草，这些均为楚最终迁都寿春提供了有利条件。

2寿春城遗址水利考古的尝试与探索

欣闻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确定今年将首次为该馆馆员出版一套文史丛书，和我一起共同为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著名专家杨宝顺同志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已被列入其中，不胜之喜。

宝顺同志自1951年参加工作以后，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奋战在文物考古与古建筑工作的最前线，先是参加了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后来又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和保护维修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省和国家的表彰与奖励。如由他负责主持保护修缮的具有重大历史艺术价值的唐代古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阳修定寺塔，其艺术价值之高在全国古塔之中十分罕见，塔身遍布精美华丽的砖石雕刻，而且均为唐代原构，全国绝无仅有。宝顺同志在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首先对塔的现状和残坏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勘查测绘，然后拟制出科学的保护维修方案，并一直在工地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施工工作。我记得在此塔的年代问题发生争论的时候，他多方进行实物研究和文献查考，向有关专家请教，费尽了千辛万苦，不仅把这座“中国第一华塔修定寺塔”修缮完工而且还了它唐代原物的真实名份。为此以该塔“饰面花砖的复制研究及补砌锒嵌工艺的两项研究成果”而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级科技成果奖。

又如由他负责领队、深入到太行山区对素有“神秘的万佛沟”之称的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和摩崖石刻塔林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查和清理研究工作。

因该寺院地处深山峡谷中曾长期遭受山洪泥沙冲击，自清末以来其寺院建筑遗址多被湮埋地下，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塔林等也大部被泥沙湮盖和堵塞。因而要查清这处千年古刹的本来面貌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完成勘查清理任务，宝顺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持食宿在这处人烟稀少的山沟里，长达半年之久，从未离开岗位一步。最后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全部完成了既定的考古勘查清理及现场研究任务。不仅将这处全国现存时代最早、数量最多、雕刻艺术精美、风格独特并多数刻有塔铭的摩崖石刻塔林（包括北齐双石塔共158座）全部展现出来。而且还完成了附近三处石窟，即：由著名高僧道凭开创的东魏“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齐著名高僧僧稠供养像及碑铭的北齐“善应石窟”及由隋代著名高僧灵裕开凿的隋代“大住圣窟”,以及寺院基址的勘查清理工作。从而揭开了这处鲜为人知的“神秘的万佛沟”之谜。大量实物史料表明，宝山灵寺及其石窟塔林，历经东魏、北齐、隋、唐、宋数个朝代。为我国佛教大发展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产物。不论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还是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都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我对宝顺同志这次担任领队克服多种困难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务，所获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称赞。宝山灵泉寺的考古勘查清理任务完成后，宝顺同志又及时将材料进行整理并撰写成书出版。受到上级领导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曾被授予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奖。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摩崖塔林，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宝顺同志还在地下考古方面，曾主持过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等的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比较突出的如：1954年在鹤壁市首次勘查发现了宋、元时期，具有地方风格和巨大规模的瓷窑遗址。还曾应邀参加由中科院组织的黄河水库考古队，担任河南地区领队，按时完成了对黄河水库湮没区内的考古勘查工作，曾受到上级领导表彰。还负责主持完成了渑池西河南村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他曾于1959年勘查发现了鹤壁市一处宋代的大型煤矿遗址。当时他曾在这处距地表50米深的古矿井下，坚持涉水勘查达30多小时之久，终于查清了这一古煤矿的原貌。除发现一些古瓷器和一方石砚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古矿的4条巷道及当时的井口，照明用的灯龛、排水井、条筐及生产工具、运输工具，以及空间巨大的采煤区10处。经研究新发现的井下古瓷器，其形状、质地和釉色均与当地宋代瓷窑遗址中出土的相同，其文具石砚也是宋代遗物。从而表明古煤矿的时代，应为宋、元时期。为我国现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煤矿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采煤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证价值。此外，他还在安阳的洹河之滨，首次调查发掘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隋代瓷窑遗址。过去有些研究中国瓷器史的人，曾有一种“南青北白”的定论，但都被北方经常出土的青瓷所质疑。但北方多次出土的青瓷，其烧造的窑址究竟在何处？却未曾见到。所以，多年来人们对此问题一直猜测不一。因此，宝顺同志对安阳隋代相州瓷窑遗址的调查发掘成果，确凿的证实了相州窑（安阳隋代时称相州）的地点。这对研究我国陶瓷史是一突出贡献。另外，他还主持过对安阳北齐范粹墓、温县唐代杨履庭墓及焦作的金代邹复画像石墓等多处重要古墓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收获。

宝顺同志除了主持和参加了许多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保护维修、勘查测绘的实际工作之外，他还潜心学习，刻苦钻研，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总结归纳，写作论文，编辑成书，以广流传和交流经验。除《安阳修定寺塔》（1983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温县慈胜寺》（1988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宝山灵泉寺》（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200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专著之外，他几十年来所写的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古建筑考察研究，时代特征考证，年代鉴别，保护维修工程等的报告、介绍、论文等一百多篇，分别发表在国家、省各级报刊上，是一笔珍贵的当代历史文化财富，如不将其收集整理出版，日久散失，将是河南乃至全国文物考古和古建筑历史文献的损失。为此，我非常赞佩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史研究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在省文史馆建馆50周年之际，在已出版了由馆员们撰写的《中原文史萃编》一书之后，又将出版一套馆员丛书，以展示馆员的科研成果，丰富科学文化的内容，是属一件功在当今，利及后代的盛举。

省文物局将古军事城堡遗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大遗址公园保护，为进一步加快推进申报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受省文物局委派，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市文体广电局、区文体广电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将于2012年对展开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为确保申报前期工作顺利开展，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并报区委同意，特制定此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顺利推进古军事城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决定成立古军事城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领导小组。

二、工作目标

此次考古发掘清理工作涉及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对目前遗存的主要建筑群进行清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海潮寺后的明代建筑群遗址，即“新王宫”，为深度发掘的重点。

三、明确职责任务，切实加强协作配合

《科技考古概论》是科技考古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其作为一个基础环节，对学生进一步学习研究科技考古有重要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国内较早开设了《科技考古概论》课程，经过多年的教学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部讲义及教学方法，同时在师资队伍培育、学生培养等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然而，科技考古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不断在拓展，而且《科技考古概论》课程涉及面非常广，无论对教还是学而言，都极具挑战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直在探索《科技考古概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不断进行教学改革．近年来，我们在多年教学积累与改革的基础上，尝试了更深入的教学改革．本文旨在通过调查，全面了解《科技考古概论》课程的建设情况，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与需求，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思考，以期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调查的基本情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概论》教材与课程建设研究”课题组设计了《科技考古概论》课程调查问卷，并于2011年展开教学调查．

1．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2008级（简称08级，其余同此）至2010级选修过《科技考古概论》课程的研究生为调查对象．之所以做出如上选择，主要是从08级开始，《科技考古概论》课程进行新一轮的教学改革研究，调查时08级至10级的研究生都还在校，较容易进行调查，而且他们对课程情况应还有较为清晰的记忆，因此调查结果更可靠．被调查的研究生共23名，其中硕士22名、博士1名；男生15名（65％）、女生8名（35％）．

1．2调查工具

第一条为加强考古发掘管理工作，保护我国历史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所进行的一切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活动。

第三条国家文物局统一管理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章资格审定

第四条考古发掘实行团体和个人领队负责制。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可申请考古发掘项目，具有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个人经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指派，担任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

第五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直属考古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考古系(专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及有条件的地、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具备下列条件者可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

【论文关键词】河北；宋辽金时代；考古

【论文摘要】河北是宋辽对峙的前沿地区，在宋辽金考古中的区域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的宋辽金时代考古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在原始农业生产中，因种植作物不同，其收获方法及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收获块根和块茎作物时，除了用手直接拔取外，主要是使用尖头木棍(木耒)或骨铲、鹿角锄等工具挖取。收获谷物时则是用石刀和石镰之类的收割工具来收割。不过根据民族学的资料，人们最初也是用手拔取或摘取谷穗。如云南省金平县的苦聪人收获旱谷时，多数仍然用手折下谷穗。西盟佤族在使用镰刀以前，收获的方法是把谷穗拔起来或掐断。怒族老人追忆，最初收旱稻是用手捋下穗上的子粒放进背篓里[146]。台湾高山族也长期用手收获谷物，陈第《东番记》记载明代台南的高山族“无水田，治畲种禾，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明末清初郑成功进入台湾时，所看到的情况仍然是这样，收割时“逐穗拔取，不知钩镰之便”(杨英《从征实录》)。六十七所著的《台海采风图考》中也记载“番稻七月成熟，……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铚镰”。可以推想，原始农业时期最古老的谷物收获方法是用手摘取的。后来，当人们使用工具来代替手工之时，当然也会沿袭这个习惯。所以，最早的收割工具石刀和蚌刀等都是用来割取谷穗的。许多石刀和蚌刀两边打有缺口，便于绑绳以套在手掌中使用，晚期的石刀和蚌刀钻有单孔或双孔，系上绳子套进中指握在手中割取谷穗，不易脱落。商周以后的铜铚仍继承这一特点，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

至少在8000年前，石镰就已经出现。像裴李岗遗址的石镰就制作得相当精致，其形状与后世的镰刀颇为相似。从民族学的材料得知，一些使用铁镰的少数民族也是用它来割取谷穗的。如西藏墨脱县的门巴族收获水稻和旱稻时，是用月牙形的小镰刀一穗一穗割下来放在背篮里，稻草则在地里晒干后烧掉作为来年的肥料。海南岛有些地方的黎族，直到现在仍使用铁镰割取稻穗，然后将它们集中挂在晒架上晒干，需要时再加工脱粒。稻草留在田里，需要时用镰刀割取，不需要时就烧掉做肥料。因此推测原始农业时期，先民们使用石镰、蚌镰只是割取谷穗，而不会连秆收割。这是因为当时禾谷类作物驯化未久，成熟期不一致，仍然保留着比较容易脱落的野生性状，用割穗的方法可以一手握住谷穗，一手持镰割锯谷茎，这样可避免成熟谷粒脱落而造成损失。同时，当时的谷物都是采用撒播方式播种的，用手抓不到几根植株，要连秆一起收割庄稼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是已经使用金属镰刀的商周时期，也仍然是用这种方法收获庄稼的。甚至晚到汉代，还保留着这种习惯。如我们从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出土的东汉渔猎收获画像砖下半部分可以看到这种场面(图六三)，画面左边的三人正在割取稻穗，捆扎成束。最左边一人将已扎好的稻穗挑走。右边的两人则高举一种大镰刀在砍割已经割掉稻穗的禾秸(如不需要稻草，则将它留在田中，任其干枯，来年春天就可“烧草下水种稻”了)。这种方法一来是沿袭古老的用钰割穗的传统习惯；二来适于在撒播的稻田里使用，可及时抢收，减少损失；三来可减轻运输过程中的劳动强度。不过，汉代已实行育秧移栽技术，田中已有株行距，水稻品种也远离野生状态，再加上铁农具的普及，铁镰已非常轻巧锋利，为连秆收割技术的运用打下了基础。而适于割取谷穗的铚，则被镰刀所淘汰。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墓曾出土过四束古稻，是连秆割下的。这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有些地方已经采用连秆收割的方法(图六四)，此后就逐渐成为主流。我们在甘肃省的唐代壁画中所看到的一些收获场面，就是用镰刀直接收割谷物秸秆的。

6．脱粒加工技术

人类最早的脱粒技术，难以从考古发掘中获得实物证据，但从民族学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启示。先民们最早的脱粒方法是用手搓，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大多是用手搓的方法对采集来的植物穗子进行脱粒。相信在原始农业萌芽时期，人们也是这样做的。稍后则用脚踩的方法进行脱粒。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就是用手搓脚踩的办法使谷穗脱粒的。如云南的布朗族人把收割回来的谷穗曝晒几日，然后在地上铺一篾笆，把晒干了的谷穗置于其上，旁栽一木桩，男女手扶木桩，双脚搓踩脱粒。西藏墨脱县门巴族则是把谷穗放在石板上脚踩手搓。云南西盟佤族所用脚踩手搓的脱粒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云南的独龙族、怒族和傈僳族，西藏的珞巴族等都是用脚踩或手搓来脱粒的。稍后，人们用木棍来敲打谷穗，使之脱粒。如怒族、傈僳族、西盟佤族和门巴族等，解放前都是脚踩和棍打同时使用的。门巴族还敲打水稻。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连枷脱粒的前身。怒族在收获玉米后，在地上挖一浅坑，铺上麻布毯，放上玉米穗，周围用麻布毯子围起，然后用木棍敲打。如收获量少，可放在有眼的箩筐里，围上衣服或麻布毯，用棍子来舂。这又可说是杵臼的前身了。由于木棍易于腐朽，难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实物，即使有木棍出土，也无法断定就一定是用来脱粒的。同样，连枷的使用已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其发明年代应当更早，也因为竹木不易保存，难以从考古发掘中取得证明。

目前考古发掘中能够确认的脱粒加工农具是杵臼和磨盘。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杵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都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石磨盘是谷物去壳碎粒的工具，杵臼则兼有脱粒和去壳碎粒的功能，因而杵臼的历史似乎应该更早一些。有些少数民族历史上甚至没有使用过石磨盘，而一直是用杵舂。最原始的就是地臼。如苦聪族人在屋角地上挖一个坑，以兽皮或旧布作垫，用木杵舂砸采集来的谷物。西盟佤族原先并没有木碓，只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用麻布或兽皮垫上，用木棍舂打。也有用布将谷物包起来后用木棍敲打的。海南岛的黎族，解放初期还有不少人把带穗的旱稻放进木臼中，手持木杵舂打，脱粒与去壳同时进行。独龙族人和苦聪族人脱粒小米和稗子时，也是带穗舂的。《续修台湾府志》记载清代高山族加工谷物的情况是：“番无碾米之具，以大木为臼，直木为杵，带穗舂。”可见，将谷物脱粒与加工合而为一的“带穗舂”，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加工方法。继木臼之后，至少大约在7000年前出现了石杵臼。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出土了不少石杵臼，其加工谷物的工效当较木杵臼要高。商周时期，石杵臼仍然是主要的加工农具。杵臼一直使用到西汉才有了突破性创造，即发明了利用杠杆原理的踏碓和利用畜力、水力驱动的畜力碓和水碓。但是手工操作的杵臼并未消失，而是长期在农村使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专门用来去壳碎粒的工具是石磨盘，其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经济时代。原始的石磨盘只是两块大小不同的天然石块。它的使用方法应该和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石磨盘的方法相同。如云南独龙族的原始石磨谷器叫作“色达”，它由两块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组成，一块较大，一般长约50厘米，宽约30多厘米，厚约7厘米。另一块较小，是直径10厘米左右的椭圆形或圆形的鹅卵石。使用时，下置簸箕，大石块放在簸箕上，一端用小木墩或石头垫起，使之倾斜，人跪在簸箕前，把谷粒放在石块上，双手执鹅卵石碾磨，利用石板的倾斜度，使磨碎的谷粒自行落在簸箕上。澳大利亚土著妇女们把采集来的少量种子收拾干净后，就放在由一块大而扁的石头和一块小而圆的石头组成的“碾谷器”上去壳、碾碎，然后再加工成饼子一类食物[147]。从考古材料看，至少在8000年前，石磨盘就已经制作得相当精致了(如裴李岗遗址的石磨盘)，其加工谷物的技术和功效当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一、求学之路饱尝忧患

裴明相（1920～1997），1920年1月出生在位于伏牛山南麓的河南镇平县王岗乡后裴营村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当时，旧中国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童年时代的裴明相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

裴明相的父亲和哥哥虽是农人，然都读过书，深知读书的重要。在家里的支持下，裴明相7岁那年，被送到附近的镇上读书，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交不起膳费，就与同村的两位堂兄在学校旁搭起一间草棚，自炊而食。这种艰难的环境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奋力读书的习惯。

裴明相12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镇平县立宛西中学，然而，为了凑齐入学的学费使他面临失学困境。最后，由于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成绩突出，在学校老师和同乡的帮助下，才得以在宛西中学、省立南阳中学、镇平省立开封高中，读完初中和高中。

“九一八”事变之后，县立宛西中学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教师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积极宣传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启发学生的民族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裴明相第一次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勇敢地参加到抗日救亡活动之中。然而，由于当地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苟安和百般阻挠，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反动势力的破坏，富有生气的宛西中学也被迫解散。之后，裴明相又考入离家七十余华里省立南阳中学高中部继续读书。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失陷。继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逐渐由华北蔓延至华中，大片国土沦为敌手。由于华北正面战场的溃败，河南成了武汉的屏障、西北的门户、华北抗战的后方和南北战场的枢纽，成为中国抗战的最前线。开封形势紧张，省立开封高中由开封迁至镇平。裴明相转入离家较近的镇平省立开封高中读书。开封失陷后，日本侵略者企图进攻南阳，镇平省立开封中学被迫举行毕业考试，提前结束学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裴明相度过了高中阶段的最后一年。

摘要：自考古遗址公园新概念提出以来，如何平衡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与利用，使其良性循环，是学术界一直在探索的课题。阐释文化空间与遗址公园之间的关系，提出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空间的3个属性：场所物质属性、精神文化属性、社会生活属性，并进一步从文化空间生产的核心理论体系、属性与理论实践3个维度将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空间保护利用的内容分为3个层面：遗址本体场所、空间表征形态和文化旅游体验。以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为例，划分核心区、展示区、辐射区分析其目前的保护利用措施，并提出其文化空间生产的优化策略：虚拟文旅开发完善遗产活态展示、数字技术支撑公众参与保护营建、高校产学研助力广富林文化传播、协同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集群构建，以期为遗址公园保护利用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风景园林；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空间；广富林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址的存在记录了人类的先进文明和历史发展，也是城市兴起的见证者，无论是深埋水土，还是残垣断壁，文化遗存永远是走向未来的精神源泉。目前我国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存在以下困难：旅游过度开发对大遗址造成蚕食和破坏；保护限制和政策补偿不完善，导致遗址区内居民对遗址保护缺乏认同而造成破坏[1]；大遗址保护占地面积大，监管力度与体制存在缺陷；人为的环境污染以及自然因素等的破坏。因此考古遗址公园应运而生。2009年，国内首次提出遗址公园的新概念并公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定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2]。

1文化空间与遗址公园保护利用

1.1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空间概念与属性阐释

在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空间”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被提出。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3]。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界定“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4]。从上述概念中可以看出，文化生产是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下展开的，时间是文化的历史记录，空间是文化的展现载体，换言之，文化与空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此，有文化遗产领域学者理解其包含3个层次：（1）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场”；（2）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认定，是一个“文化场”；（3）在这个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5]。“场-文化场-在场”三个进阶层次揭示文化空间中“空间-文化-人”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核心理论体系“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6]不谋而合。由此本文总结遗产保护领域文化空间的3个属性：（1）场所物质属性。文化空间赖以生存的环境场所，人们长期聚居于此地与其和谐共生，才能产生富有地方感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2）博物馆的展示之用。广富林考古研究展示馆在埋藏区北部隔河相望，其由三个嵌入土地的完整陶罐造型建筑组成，其中一个陶罐口正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晨光透过罐口碎花玻璃洒入展馆内部，犹如正在进行先民祭祀（图4）。整个建筑外环境设计与原野融为一体。核心区遗址保护采取措施有二：（1）通过搭建“保护棚”对遗址进行临时保护；对已经发掘的遗址进行隔离保护，或在遗址上搭建钢架结构、玻璃等可视材质对外展示。（2）一些遗址只针对考古人员开放，避免遗址二次伤害，对已研究过的遗址进行回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