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范文10篇

“投放危险物质罪”源自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以下简称《修正案》三）第1、2条对1997年刑法第114、第115条所规定的“投毒罪”的修改。根据《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刑法第114条被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15条第1款被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据此，有以下几项刑事法理问题值得考究。一、关于本罪的犯罪对象与危害对象。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禁止性管理秩序及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及公私财产安全。犯罪对象是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毒害性”物质，系指能对肌体发生化学或物理化学作用，因而损害肌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如氯化钾、氰化钠、砒霜及其他各种剧。[1]“放射性”物质，系指含有核素的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可自然衰变，同时放射一种或多种致电离射线，如y射线、中子射线、K射线等，其放射性质能造成人员伤亡或对财产、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物质。[2]“传染病病原体”，指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疾病的致命微生物或寄生虫，如炭疽杆菌、能引起斑疹伤寒的普氏立克次体、蝇蛆等。[3]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按照《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本罪的既遂形式有二：其一、不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尚未达到“后果严重”者。例如因为行为人邮寄炭疽杆菌的行为，已经导致少量的不特定他人感染疾病并引起社会恐慌、但不致引起不特定的他人重残后果者。此种场合，行为人构成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尚未导致严重后果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二、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导致不特定的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者。这属于“刑法”第115条和《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所规定的加重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根据上述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三、本罪的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年龄。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犯“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在14周岁以上。本罪系《刑法修正案》（三）对1997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毒罪”修改而来，因而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当在14周岁以上。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凡犯“放火、爆炸、投毒罪”者，其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14周岁以上，不问其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不严重结果犯”还是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严重结果犯”。有鉴于此，由投毒罪修改而来的本罪也当如此，即无论其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年满14周岁以上。由此表明了我国从严打击此类犯罪、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的立法法意。四、本罪的罪过形式。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例如在置放危险物质时，明知某种物质带有毒害性、放射性并很可能泄露出去、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而依然行为并放任这种危险后果发生者，行为人仍属故意犯罪，构成本罪。然而，在论及本罪罪过形式时，有必要强调，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系对1997年刑法第115条的修改，基于此，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实际上也随之修改了。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15条第1、2款产生的“过失投毒罪”也随之修改而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但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缘故，导致其过失地投放了危险物质、危及公共安全者，应构成“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五、关于本罪罪名的概括和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就故意罪名看，1997年刑法典第114、第115条原本含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种罪名。而今，由于《修正案》（三）对投毒内容的修改增进，原有的其他几罪虽可不变，投毒罪名却须修改。因为原刑法第114、115条中的“投毒”两字已被扩充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因而再以原有的“投毒”罪名显然不能科学而全面地涵括其中的“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对罪名的修改意见，一说认为，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的罪名。即分别定性为投毒罪、投放放射性物质罪、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罪。二说认为，可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综合概括为“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理由是其中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均属有毒有害物质，且这一罪名较为简洁精练。同时，由于修正案在列举了上述三种物质之外，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用语，即在“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因而如按上述第一种方案定罪，似乎没有穷尽全部罪名，因而第二方案似更适宜。[5]第三种观点系陈泽宪教授所提，他认为综观高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现行刑法中好几种具备类似危险性的罪名，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所指的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物品，均被该“罪名规定”概定为“危险物品”，因而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比之“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更科学合理，且能与高法的上述罪名规定精神相吻合。综观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这是因为：首先，如上所述，采用上述第一种罪名分解法，不仅存在不能穷尽全部犯罪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同一种“投放”行为的再分解问题。关于罪名的分解，刑法学术界较为通行和认可的作法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划分新罪名。例如盗窃和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对象相同，行为不同，就被设定为不同的犯罪。当然也有将此行为设定为综合罪状、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例如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即是。但此种罪名法毕竟少见，而且实践中，对此综合罪状，还可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择定不同的罪名。因而，在行为都是“投放”的情况下，似不必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确定罪名，而况行为的对象又未予全部列举规定出来。为此，宜将其多种对象、包括未予穷尽的对象作一本质性概括，并将其设定为“罪名”昭示的“行为”的对象――例如此种将多种对象概括为“危险物质”并名之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名法即属之。其次，根据刑法第130条、第136条的罪状内容可见，被上述最高法院的罪名规定概括为“危险物品”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刑法修正案》（三）中提及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没有涵括进去者仅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而“传染病病原体”也好、“等物质”也好，其危险性都与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相当，因而“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完全能够被包容于“危险性物质”这一上位概念之内。最后，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都在提到“投毒”或“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接续提到“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对象和方法上的“危险性”，是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相关条文中设定的几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相性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概定《刑法修正案》（三）设定的本罪，更加准确、简洁、科学且照应到了类似罪名的规定。参考文献：[1]参见：《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77页。[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4]参见张庆旭：《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2期[5]参见周振晓网文：《刑法修正案（三）罪名问题刍议》

本文作者：蒋士会欧阳修俊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师关系的溯源

纵观课程与教师关系的推进与演变过程,发现不同历史时期课程的地位和价值存在巨大差别,不同历史时期教师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存在差异。因此,古今中外学者对课程与教师关系的认识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审视教师与课程关系的发展历史,可将课程与教师的关系大致分为课程与教师分离观、大课程小教师观、教师即课程观、教师创生课程观。现将几种观点分述如下:(一)课程与教师分离观关于课程与教师关系的研究可根据课程学的历史发展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专家学者对课程的理解存在较大差距。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学制的制定,我国教育界对课程的研究迈出了蹒跚一步。我国近代课程与教师的关系可溯源于此[2]。在课程理论发展初期,受国际和国内大教育环境影响,课程的地位微不足道,甚至不把课程提到研究层面,而仅作为教学的一小部分内容存在,当时的课程仅仅是我们所谓的“学科”或者“教科书”。由于对课程概念狭隘理解,教师与课程的关系也就仅仅体现在极其狭窄的功用上。课程与教师之间可谓“萍水相逢”、“互不干涉”,没有必然的交集:教师仅仅是利用课程进行教学,课程也仅仅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工具,即课程与教师之间相互分离、各不相干。又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教师没有机会对课程产生更大的影响,教师只是课程的忠实实施者。后来,受苏联“大教学小课程观”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教师是为教学服务而不是为课程服务,课程应当服从教学,教师则是使课程服从教学需要的具体操作者。基于这样的认识,课程与教师之间是相互分离的不理想状态。(二)大课程小教师观1989年我国课程理论两本重要著作即陈侠的《课程论》以及钟启泉的《现代课程论》的面世,促使课程学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此课程学成为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至此,乾坤颠倒,“大教学小课程观”慢慢失去市场,而“大课程小教学观”上升为主流。基于“大课程小教学观”,专家学者们认为,“课程”应属“教学”的上位概念,教学是通过教师为载体(同时也是主体)来实现的。既然教学从属于课程,那么教师理所当然地成为课程的下位概念而从属于课程。这一时期的情形是,既定的课程只需教师按章行事,使教师处于一种机械被动的课程执行状态。此外,受“学科本位”思想的影响,教师们似乎认为,教师的本分就是把专家制定的课程按时按量实施即是自己的所有任务。有这样一个形象比喻:课程专家就如同导演,教师是演员,学生是看戏的;演什么、如何演都在教师职责之外。又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教师课程意识淡薄,课程理论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课程的内涵理解不深,未能在短时间内把微观概念与宏观概念区分开来,从而导致概念的模糊。在还没有理清关系前,为了便于研究的需要,研究者们似乎更倾向于把教师这个角色放在课程以内来理解,从而出现课程驾驭于教师之上,产生大课程小教师观现象。课程没有给教师充分的发言权。当然,这并不是理想的教师与课程关系模式。(三)教师即课程观随着课程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现实呼唤,教师的课程意识逐渐增强,教师认识到自己在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课程专家也逐渐接纳与肯定教师在课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于是“教师即课程”观应运而生。持这一观点者将教师抬上更高的位置,试图将教师与课程“平起平坐”。最初提出“教师即课程”观点的是著名课程专家施瓦布。其强调的是课程通过教师作用而实现课程静态与动态的转换。也就是说,教师只有在课程实践中形成、提高课程意识,并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进入课程,创造性地开发课程,完成静态下的文本课程向动态中的实施课程转化。[3]很明显,这一观点提高了教师的作用,认为教师只要将本来存在的课程经过状态的转换,使原有的静态课程文本转化为教师自身的动态课程文本,即所谓的“教师即课程”。但这种将教师作为课程的观点,夸大了教师的能动作用,而忽略了课程与学生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忽略了课程的生成性。也有学者运用“文化”的中介力量把教师理解为课程,并视其为支持“教师即课程”观点的有力证据。对于课程是文化的载体,还是教师是文化的载体,目前说法不一。认为教师作为文化的载体者的观点认为,既然教师掌握着文化,那么传递给学生的知识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理所当然就认为“教师即课程”。教师是文化的真正化身,教师成为了文化的对话者、批判者和创造者,教师与课程融为一体,教师即课程。[4]这种观点无疑对提高教师在课程中的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课程理论研究涵盖教师角色。(四)教师创生课程观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教师在课改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从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到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以及教师是课程的检验者,这一系列教师课程角色的转换突破了传统的藩篱。2009年李小红专著《教师与课程:创生的视角》将“教师创生课程观”推向高潮。这一观点也得到一些课程专家的高度认同。熊川武教授认为课程创生实质上是教师与课程的内在关系,贯穿于教师课程行为的方方面面,反映的是教师的生存论追求。[5]在课程目标上,课程创生就是盯住学生的发展;在课程内容上,课程创生就是合理调试国家课程,对其内容进行文化批判与重构,保持一元课程与多元课程之间的适当平衡,同时开发学生生活世界中非文本课程内容;在课程实施上,课程创生就是以教学对话为核心,丰富课程意义,及时捕捉和充分利用生成性课程资源;在课程理论上,就是鼓励教师发展合理的个人理论。即便“教师创生课程观”充分解放了教师,赋予了教师更多的课程权力,也扩大了课程的内涵和外延,但是无限度地扩大教师的课程权力却脱离当代社会课程权力分配的现第一阶段如图(1.1)为课程与教师分离时期,在这个时期课程与教师相互分离,相互联系甚少,即课程与教师分离观。第二阶段如图(1.2)为课程包含教师时期。在这一时期,课程是一个巨人形象,教师成为课程工具,仅具备执行功能,即大课程小教师观。随着教师课程意识的觉醒,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程度提高,课程不再为课程专家所垄断,课程逐渐与教师融合,从而产生了第三阶段的教师即课程观,如图(1.3)所示。进入21世纪,教师参与课程改革,使课程改革取得巨大成效,教师在课程中的权力逐渐增大,因此也迎来了课程与教师关系发展的第四阶段,如图(1.4)所示,即教师创生课程观。以上课程与教师关系的阶段划分并非是绝对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课程与教师关系也交叉存在。总体而言,课程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差异,课程与教师的关系也存在差异。就课程学视域而言,课程与教师关系发展四个阶段的划分基本理清了其发展轨迹。为了促进课程学以及教师专业的发展,在辨析课程与教师关系的基础上,定位教师与课程关系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教师与课程关系的功能

从课程与教师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要使课程与教师关系和谐、科学发展,就必须深刻认识课程与教师关系的功能,从而更自觉地推动两者关系的发展。(一)厘定教师职责就本文所论述的“教师”而言,其职责是很明显的。早在古代,我国教育家韩愈曾述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说明教师职责早已明确。把教师职责放到课程学的大环境来讲,教师需要有一定的课程能力和较强的课程意识,参与一定的课程研究工作。课程需要一定的生成环境,需保持课程与教师之间必要的张力。“教师即课程”和“教师创生课程”等关系表明,作为一名教师,面对课程改革提出的崭新要求,教师们必须摆正位置,定好角色,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作为教师不能置身于课程改革之外。(二)明确课程分配所谓“教师即课程”或“教师创生课程”观都是将教师与课程概念融化的理解。课程学是一个学科群,课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构建课程学学科群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见,而是课程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6]美国学者曾提出“课程工程”[7]这一概念,我们认为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课程问题的复杂性非常贴切。我国学者廖哲勋教授等人对这一概念作了细致的分析和阐述,认为课程系统工程十分复杂,它包括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编制、课程实验、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等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在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中专和大学等各个教育阶段的任务、内容和方法方面都各有特点。[6]因此,把课程理解为一个简单的过程,不利于课程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课程系统工程的进一步完善。面对这个庞大复杂的巨系统,必须明确课程分配问题,采用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的分配策略推进课程改革,做到权责分明,任务明确,在多样性统一中完成课程改革的各项任务。(三)重赋课程与教师角色的意义要正确认识课程与教师的关系问题,必须跳出课程与教师简单博弈的怪圈。从课程与教师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教师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永无休止的博弈中发展。这样的博弈关系为课程改革注入了活力,但从博弈的视角,课程与教师的关系始终要保持必要的张力。既然课程是一个庞大系统的工程体系,教师在课程系统中能担当的功能应该是有限度的。在西方,“课程”一词起源于拉丁语“currere”即“跑道”(race-course)这一形象的解读。课程工程就如同运动场域工程,课程与教师的关系就如同跑道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运动员不会也很难去完成设计师、工程师以及护理工人的全部工作。同样,教师也不能既充当课程的开发者、设计者,又充当实施者。如美国学者比切姆所说,课程系统的主要工程师是教育厅(局)长、校长和课程指导员,还可以由学校之外的顾问人员加以协助。[7]从课程改革的现状来看,教师参与课程系统改革是必须的、值得肯定的。这有利于课程发展以及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准,但不能把教师参与课程系统改革的功能无限制地扩大,这将会使课程与教师的关系陷入混乱。

“动态和谐”的课程与教师关系观

【摘要】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先行权争论的背后，折射的是角色期待为载体的一系列生物本性和社会文化意识，社会心理的复合。受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影响，守法国家的法律信仰忠诚度极高。我国解决双方解决紧张关系的制度运行存在一系列文化心理障碍。关系的化解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制度化的秩序为先导，互谅互让氛围的形成。有赖于政府的认识和主导作用的发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合力。

【关键词】机动车；行人；紧张关系；文化心理；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人让车还是车让人的争论曾经一度热烈，从“撞了白撞”到“车让行人”行人先行权，再到奥运时代后奥运时期礼让氛围的营造，文明驾驶观的倡导等等。如今这种讨论似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看似强大的舆论造势和制度宣传始终没有起到效果。汽车让非机动车和行人，在中国还是奢侈品，尤其在北京车和行人的关系，永远是一堵墙。一旦资源稀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产生争夺竞合，矛盾自然产生。据统计，每年非机动车死亡率占道路交通死亡原因的比例最大，早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社会心理不平衡的又一大诱因，因谦让问题引发的路边争执，不文明行为也不在少数。行人和车辆竞争的是什么，是先行权，还是是时间呢？在笔者看来，都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竞争的背后存在着种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和文化倾向，（笔者所说的文化，是广义上的，反映了包括知识、信仰、法律、习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得的一起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所折射的格式化行为模式远非简单的时间资源争夺的动因，城市节奏快慢也不是问题有无的关键，因为车不让人在全国是普遍现象，而节奏慢的的城市矛盾程度相对不那么激烈而已。从法社会学视角切入，结合影响利益主体行为表现的社会文化环境考察，揭示东西方文明下社会主体的行为心理和社会表现的关联，对于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制度约束引导行为功能的完善，良好秩序的维系，乃至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意义深远。

二、守法国家行为模式影响因素探究

一般地认为，行为模式受文化习惯，举国体制，民族心理以及地理文化的终极决定作用共同影响。依此为逻辑起点，转换至角色心理的视角，在司机眼看来，希望一路畅通。在笔者看来，时间不是决定让行的唯一原因和根源。只不过在交通节奏快慢的不同城市表现得紧张关系不同而已。是以角色期待为载体的一系列生物本性和文化意识，社会心理的复合。

讲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编入旧版高中语文第2册第9课、新版高中语文第1册第3课)，往往包含这样两点背景知识介绍——

1.马克思临死时的情况：还在写作《资本论》，“他的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1〕。

2.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友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资本论》整理完工”〔2〕，是“《资本论》的完工者”〔3〕。

事实上，有关《资本论》的这两个话题也散见于世界历史、品德修养等多方面的著述中。但是，质诸最原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材料，却能发现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以站住脚的。

一、马克思临死时还在写《资本论》吗？

马克思临死时还在写《资本论》，这种说法究竟怎样开始流传，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那两本最权威的分别由弗兰茨·梅林撰写和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的《马克思传》，都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并且，作为马克思的伟大朋友，恩格斯无疑是马克思晚年生活的最权威的见闻者和叙述人，然而在他自马克思逝世后所写的书信和著作中，却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上述说法成立的材料。

一、《列子》研究在文学层面的疏离

20世纪迄今，国内学界围绕《列子》一书展开的研究涉及辨伪、思想、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统而观之，在关于《列子》的整体性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对《列子》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方式、研究阶段及其特征等做了颇为细致而中肯的考察和总结，并对将来《列子》的研究趋势和方向做出初步预测。该方面的代表有管宗昌的《〈列子〉研究综述》《〈列子〉伪书说述评》。类似的著作还就先前学人们的辨伪成果集中提出了很多的疑问，这些问题也将促进当下《列子》研究进行积极而深刻的反思。整个20世纪，国内关于《列子》的研究，其过程具有较为明晰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在汇总和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将之进一步整合，大致情形如下:1920年以前是第一阶段。国内这一时期《列子》研究可略分两派:一为校勘派，一为思辨派。前者主要代表有章太炎、于鬯、陶鸿庆等，他们以传统小学为根坻，从文本本身出发，订正语词脱衍，校勘字句讹误，以疏解现存文本中的疑难费解之处。稍后又有王重民、王叔岷、胡怀琛等人继续对是书展开校释补正。此种研究理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当代杨伯峻的《列子集释》正是该派承续和影响下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后者则以梁启超、杨文会、陈黻宸等为领军人物，侧重于阐发原著中的思想意蕴。尤其是他们在黄震、朱熹等人的影响下，普遍认为《列子》一书中有若干明显涉及佛教教义的内容。此派的代表著作为杨文会1917年金陵刻经处出版的《冲虚经发隐》。可以说，此阶段是《列子》研究从古典跨入近代后研究路径的拓展、分野期，更是近现代研究的奠定期。1920年到1960年左右的四十余年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疑古风气盛行，受此影响，考辨今本《列子》的真伪成为“列子”研究的焦点问题。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或论文有: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吕思勉《列子题解》、马叙伦《〈列子〉伪书考》、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陈旦《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陈文波《伪造〈列子〉者之一证》等。这也促使了后来的一些学者如任继愈、李泽厚等曾致力于此。除众家的辨伪成果以外，该阶段在阐释《列子》一书的思想时也有所创新，较典型者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种创新之处在于将《列子》一书置于现代哲学史的范畴内展开论述，而非以传统概括方式进行较为模糊化的处理，局限于将其内容与佛教教义作对照和印证。这也带动了随后的冯友兰、刘大杰、容肇祖、牟钟鉴等学者运用现代哲学观念对《列子》的思想进行梳理、归纳。总之，这一阶段的学术新变特征非常突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此阶段的前期，国内大陆方面学术研究相对停滞，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仍持续发展，从《列子》文献梳理到考证辨伪再到思想内容的总结，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对原书文学艺术价值的探究也渐次展开。1972年，严灵峰出版了《无求备斋列子集成》(该书初版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出版，后再版改称《列子集成》)，该书融汇了各种《列子》版本及其研究论著，对研究《列子》贡献巨大。萧登福、周绍贤等则对《列子》文本蕴含的思想重新做了阐释。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列子》研究日渐复苏并发展。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一文正如其题目所张，是依据语用学和语词演变的历史来为文献断代。类似作品还有刘禾的《从语言的运用上看〈列子〉是伪书》、马振亚的《从语言的运用角度对〈列子〉是托古伪书的论证》等。对众家学者的“伪书说”进行系统汇总的著作则有马达的《〈列子〉真伪考辨》，此文颇具标志性与示范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非伪说”声势渐大，主张此说的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有:许抗生《〈列子〉考辨》、陈广忠《为张湛辩诬———〈列子〉非伪书考之一》、胡家聪《〈列子〉是早期的道家黄老学著作》、管宗昌《〈列子〉中无佛家思想———〈列子〉非伪书证据之一》等。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可称作“深化、反驳、进阶期”，研究成果不仅反映在考辨《列子》真伪的最新例证和前沿动态上，更集中体现在对其思想性的发掘愈发深入、理性、系统化。这种思想价值的探讨，又突破了《列子》原书思想研究视角的局限，而进阶到对该书早期注者张湛的思想的探究。但是，真正从语言文学方面来关注《列子》的著作和论文依旧凤毛麟角。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些学者讨论过《列子》的寓言艺术，如戴小实的《〈列子〉寓言故事的艺术》，但影响十分有限;20世纪90年代探讨这一问题的作品略多一些，有陈建初的《〈列子〉反义词综论》、傅正谷的《〈列子〉梦理论与梦寓言述评》、章沧授的《〈列子〉散文多面观》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于总结历代众家观点之基础上对《庄》《列》各自语言艺术与文学特色的精辟分析。进入21世纪，关于此方面的学术著作才日渐丰富起来。如杨漪柳《论〈列子〉对〈庄子〉寓言的运用》、王利锁《〈庄子〉〈列子〉重出寓言故事辩议》、王东《从词汇角度看〈列子〉的成书时代补证》、马振方《〈列子〉寓言文体辨析》、袁演《〈列子〉寓言的叙事分析》、高其伦《〈列子〉寓言类编与研究》、杨学东《〈列子〉寓言研究》等。这类作品的持续增多表明，《列子》本身的文学性问题正在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发强烈的重视，这对新时期的《列子》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启迪意义的。但是上述文章的特色是研究重心大都放在寓言文体上，多借助于语词手段，属于本体、个案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欲不断推进该项研究，还应拓宽路径，以宏观视域来把握其文学影响，将其置于文学史、文化史中做过程论、生成论范畴的梳理与比较研究，以展开阐发和例证方才更为健全完善。再看国外，20世纪《列子》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于日本和西方学界。近代初期，凭借较为深厚的汉学积淀和较高的汉学研究水平，日本学界涌现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作品。1897年，毛内千古发表了《列子の哲学》系列论文凡八篇，其文成功地引进了西方哲学概念，从而使得其对《列子》一书哲学思想的梳理和提炼更为全面和系统。这种方法的运用也给中国学界给来了启示，1921年我国学者傅铜在其《〈列子〉书中之宇宙观》一文中就运用了现代哲学概念去阐释原书的宇宙观。日本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列子》研究方面的突出人物有武内义雄、三上诚治郎、小林胜人、天野镇雄、山口义男等人，而诸人的研究成果也基本集中于考证辨伪和思想阐释方面。如武内义雄作《先秦经籍考•列子冤词》强调“非伪说”，并逐条批驳马叙伦的观点。此后，日本的《列子》研究便渐渐走向了相对沉寂。但即便如此，相较而言，西方《列子》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及日本。西方学界的代表性成果有:1887年巴尔弗•弗雷德里克在《中国要籍解题》(ChineseScrapbook)上介绍了《列子》和列子其人，并把《列子》的真伪问题和思想价值联系起来开展研究;1893年福柯•安东发表了《杨朱享乐主义与列子泛神论思想的关系》(YangZhutheEpicureaninhisRelationtoLieh－tzuthePantheist)，1912年又发表了《杨朱的纵欲观》(YangZhu’sGardenofPleasure);1912年，英国翟林奈出版了《列子译注》(TaoistTeachingsfromtheBookofLieh－tzu:TranslationfromtheChinesewithIntroductionandNotes)一书;1960年葛瑞汉则翻译了《列子》(TheBookofLieh－tzu)全书;而在美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者顾立雅和卜德才发文探讨《列子》的真伪问题。总而言之，《列子》的关注度在西方汉学界较低，研究面也比较狭小，研究深度更难及日本学者。在国外这些著述与研究中，深论《列子》语言艺术与文学价值的更可谓寥若晨星。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20世纪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列子》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真伪考辨和思想阐释方面，对《列子》本身文学性及其影响的关注则相对欠缺，使得关于该书语言艺术与文学价值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疏离化的样貌。事实上，现存《列子》的文学成就是相当突出的。

二、今本《列子》的文学性探讨及其文学艺术成就

暂且悬置对《列子》一书真伪问题的争议，仅就现今传世的《列子》文本而言，可将其视为一部兼具古代小说特质的优秀文学著作。鲁迅曾提出，先秦诸子之作，“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1］，这是对包括《列子》在内的所有道家经典的文学特征的整体概括;钱锺书也对《列子》给予过“固众作之有滋味者”［2］467的评价;当代为该书作译注的严北溟则从一位专业翻译、注解者的角度肯定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更有着相当的文学价值”［3］。其实历史上，《文心雕龙》的著者刘勰在南朝时就已经直接对《列子》不吝溢美之词了:“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4］但是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因过多地褒赏、诠释《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的代表性和具有艺术美的典范性，又被《列子》的辨伪考证问题所纠缠，从而遮蔽并忽视了该书“文辞之美富”的魅力与价值。具体而言，《列子》一书在探讨天地万物、人的生命与命运以及梦幻、养生、规律、变化等概念和问题的过程中，从古代神话传说、庄文屈骚里汲取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吸收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并将艺术想象、哲学思考与文学手法自然糅合，进而赋予了这种过程飘逸而奇幻的色彩。《黄帝》篇中的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神人居于列姑射山，《周穆王》篇中的“周穆王与化人西游”“古莽之国与阜落之国”“樵夫寻鹿”，《汤问》篇中的偃师献倡等寓言和故事，都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甚至是传奇性，在对它们进行书写和表现时，作者充分展开想象力，使得整个故事离奇却完整、曲折而动人，并且合乎情理。例如，周穆王这个人物本来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他是西周中期在位时间很长的一位君主，他的事迹较早地见载于《尚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之中［5］，但自那时这个人物就已开始被文学演绎了，其流传也主要以神话传说为载体。可以说，后世对他的文学书写已然超越了历史记载。《列子》便很好地继承了该人物的这一特点，他在书中多次出现，每次都有着颇为奇幻的经历，是一位重要的见证者和参悟者。再如《黄帝》篇中的“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这与《庄子》里“庄周梦蝶”的情形、感受和境界何其相似!加之书中所营造的神秘主义氛围，更可见出该书受到了诡谲雄奇的楚文化影响，或者说延续了发扬于陈楚的道家文化的一贯文风。清末的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里曾总结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6］这事实上反映出《列子》与《庄子》在风格和地位上的近似，而且二者共同构成了文学史上一定时期的创作特色与接受偏好。如此一来，《列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及其文学艺术成就就更值得玩味和探究。上文提到过，钱锺书先生曾经在其《管锥编》中给予《列子》中肯的评价，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列》固众作之有滋味者，视《庄》徐行稍后。《列》之文词逊《庄》之奇肆飘忽，名理逊庄子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叙事，娓娓井井，有伦有序，自具一日之长，即或意出挦撦，每复语工熔铸……使《列子》果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论》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能赝作《列子》，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2］468在钱先生看来，虽然总体上《列子》一书在“文词”“名理”两方面较《庄子》略显逊色，但毕竟还在“寓言”文体、叙事风格、文章条理、语言精练等方面依旧拥有自身的特色和长处，评其是“自具一日之长”。并且，纵然该书现存本是张湛伪造的，那么反而更应该凭借其独特而又难以遮蔽的文学光芒而在魏晋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享有实至名归的地位。郑州大学的罗家湘教授将此定位和表述为“《列子》伪不影响列子真”(出自罗家湘2017年12月17日在郑州大学“列子与中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名为《列子重构》的主题发言)。诚然，今本中确有一些杂撺伪托的内容，但绝不能因此回避掉列子本人的真实存在和该书所具有的艺术真实性与文献价值。总之，该书现存本无论产生于战国末期、西汉初期抑或是魏晋之时，都不应忽视其所具备的优秀文学性。不仅如此，《列子》在刻画和表现人物形象方面也独具一格，其表现手法之丰富造就了众多逼真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除列子师徒以外，还有包括以周穆王为代表的诸多君臣、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师门、异士、隐士等人物与群体形象，涵盖面广又特征突出，经过改写、整合后能够很好地“代《列子》言”，共同传达出原书所要表达的意旨。尤其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形象类型，使人读完后更是印象深刻，从而体味其理。前文已经大致介绍过书中的周穆王，这里再谈谈书中列子本人、孔子和经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列子本人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多，除《汤问》《力命》《杨朱》三篇以外其他各篇均有涉及，并且在《天瑞》《黄帝》《说符》中的出现最为集中，但是前后形象和内涵却有较大的差别，个中原因值得细致探究。这里仅从文学视角来分析，其他角度暂且不论。其中《天瑞》对列子的表现主要是通过平实质朴而又理论性极强的语言描写来完成的，围绕世界本原的问题，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记录了列子的自然天道观和自然生死观。虽然讨论的问题是形而上层面的，充满了神秘玄妙的意味，但言语的强势性、思维的辩证性特征相当突出，给人以十分真实客观的感受，从而使话语的信服力大大增加。《黄帝》篇里列子以其经历教导和告诫弟子，欲求道术精进必须先要达到无所谓是非、物我合一的超然境界。如此一来，更显神秘玄妙、虚无缥缈。但书中并非采用单一的言语说教形式，同样是在本篇之中，“列子问关尹”和“列子为伯昏瞀人射”两个故事里列子就不再掌握“绝对话语权”了，也并非鲜明突出的主题形象，甚至沦为不再以“为尊者讳”对待的“配角”。“列子问关尹”中列子是一个谦虚的求教者;“列子为伯昏瞀人射”的故事中列子本欲在伯昏瞀人面前表现一番，却被对方提出的更高要求所激将、所嘲讽，以致竟然显露出“伏地，汗流至踵”的窘态。这里显然是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道家圣人“飘然隐逸”的形象虽打了折扣，却通过对其动作、神态的描写向人展现出列子更为真实、平凡的一面。这样，作为“冲虚真人”的列子不再像其他诸子一样被置于高高的神坛之上，而是如常人一样有着偶尔的尴尬丑态。不过，这类形象反使得列子更加亲切可感，具有生活气息。至于“神巫来郑”“列子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的故事以及《说符》中的一些章节，列子本人在其中的角色则是作为事件的传达者或提问者，仍是居于从属地位，而作为其师友的壶丘子林和伯昏瞀人才是重点描写的对象。另外，列子在全书开篇，即《天瑞》篇出场时，其身份就已经是一位“珠玉蒙尘”四十年的隐士了，临行前学生向他请教，直接要求他陈述其师壶丘子林的观点，可见在列子自己门下弟子的心目中，壶丘子林更为高明或者说列子的学问主要是继承于壶丘子林的。纵观全书，能反映列子“宗师性”地位的描写极少，这在诸子书中也颇为罕见。再看孔子。有学者将今本《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分为三种:由儒入道，亦儒亦道者;道家仰慕者，通达悟道者;儒家之君子［7］。这种划分较为中肯地反映了孔子在该书中被重新塑造的形象，但笔者认为此分法美中不足的是不甚清晰、精炼，故结合今本《列子》，进一步将其划分整合为“服膺于道者”“坚守于儒者”“调和儒道者”三种形象。书中对孔子的塑造、改写是通过文学手段完成的。先看孔子出现的频率:《天瑞》中有“孔子遇荣启期”“孔子遇林类”“孔子子贡话生死”;《黄帝》中有“孔子评说商丘开”“颜回问孔子”“孔子问吕梁丈夫”“孔子适楚遇佝偻者”“魏文侯问子夏”“惠盎见宋康王”;《周穆王》中有“郑君评樵夫藏鹿”“孔子评阳里华子中年病忘”;《仲尼》中有“孔子闲居论乐天知命”“陈大夫聘鲁”“商太宰见孔子”“子夏问孔子”;《汤问》中有“两小儿辩日”;《说符》中有“孔子返鲁遇涉水者”“白公问孔子”“孔子评赵襄子得城而忧”“孔子预言以仁义”。可见，今本八篇中有六篇都有关于孔子形象的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在某些篇章中还占有很大的篇幅。另外，有一些章节和故事，孔子在其结尾是作为评点人出现的，总结、评说、揭示道理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往往起着衬托或点睛的作用。无论哪种形式，对孔子的语言描写都是最具分量、最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孔子话语的打造又是言简意赅、高度凝练、含义丰富、耐人寻味的。例如，《黄帝》中孔子评说商丘开，首先给予的是“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的主题性、纲领性评价，然后再展开解说，最后推人及己，告诫弟子“况彼我皆诚哉，小子识之”。这正是孔子尊道贵德、善学善教形象的生动体现。再如，“孔子适楚遇佝偻者”中，当佝偻者叙述完其“承蜩之道”后，孔子便“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即马上回头告诉学生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做事时心无旁骛才能臻于化境。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一言以蔽之”的说教风格。而《周穆王》里当子贡将“阳里华子中年病忘”的事情告诉孔子后，孔子面对弟子的疑惑和请教，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此非汝所及乎”，又转身吩咐颜回记下这件事。这一回应就很耐人寻味了，也给了后人很大的阐释空间。甚至，在《仲尼》篇中当鲁侯将陈国所谓圣人的事情告诉孔子时，孔子的表现书中只用了四个字来描述———“笑而不答”。既意蕴无穷又不言自明，孔子智慧又神秘的形象立现。还需说明的是，今本《列子》中的孔子是正面或中立的形象，并没有被丑化之处，这也是《列子》孔子形象较之于《庄子》的最大不同。今本《列子》经魏晋人的整理，就必然与那时的哲学思想乃至社会思潮发生联系，故书中孔子的形象与态度当与魏晋“调和儒道”之思想不无相关。因本文仅就文学层面而言，故不再展开另述。经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也呈现出该书优秀独特的文学性。“杞人忧天”的故事短小精悍，通过对话体的形式反映出中原先民充满忧患意识的朴素宇宙观，同时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法引出列子的观点，侧面勾勒出列子虚静放达的智慧形象。“愚公移山”的故事围绕着愚公进行多层渲染而展开，层层铺垫衬托、节节推进抬升，最终使愚公“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的形象至今流传，时刻启迪人生切勿急功近利。而与“愚公移山”恰好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紧随其后的“夸父逐日”。实际上，书中塑造的夸父形象虽然延续了《山海经》中的神话特质，但开篇便限定了“夸父不量力”的基调，赋予原故事以新意，意在强调不可“恃能以求胜”。愚公和夸父的形象共同宣扬了要顺道不要违道的初衷，自然连及，水到渠成。“两小儿辩日”则是将孔子这样一位“至圣先师”放在评判小孩子争论的位置上，寥寥数语且全程没有对孔子正面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场景自然，对接巧妙，手法新奇，极富深意。尤其是结尾小儿的一句“孰为汝多知乎”更可谓神来之笔，画龙点睛!如此，天下之大，圣人亦有不知之事，遇事不可徒凭经验的意旨便揭示了出来。“纪昌学射”中写到纪昌先在飞卫的教导下克服眨眼、苦练眼力，达到在快如梭、尖如锥的极端状态下也不眨眼;接着又适应了微小如虱、细如牛毛的目标，并直至精准射中毫无偏差的传奇程度。故事讲到这里本足以使人叹服了，但不料这一切其实只是铺垫，故事继而笔锋一转，随着纪昌射术的精进，其心态也发生了扭曲，妄图弑师自大却不意其师飞卫实则技高一筹。整个故事设计巧妙，结构完整却情节曲折，篇幅甚短但真实生动，发人深思。所要传达的“强中自有强中手，不可自以为是”的道理就蕴含其中。还有《力命》中的“管仲与叔牙”“晏子谏景公”等故事，以及《说符》中的诸多小故事在此方面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此外，正如前文曾提到的，今本《列子》中很多故事的情节曲折而完整，跌宕起伏，层层推进，富有戏剧性，彰显着文学魅力。它在说理、叙事和状物方面则是夸张不断，形式多样。状物方面如上文讲到的“偃师献倡”。还有一个较有特色的是，《列子》描写音乐也非常成功。例如“薛谭学讴与韩娥善唱”的故事中，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韩娥吟歌则是“既去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化抽象为具体，画面感强烈，艺术效果极佳，趣味无穷。类似的故事还有“匏巴鼓琴”“伯牙子期”。综上可见，与其他诸子散文相比，今本《列子》在多方面颇有文学价值，可谓不逊色于《庄子》。《列子》这部道家著作是“一部奇书”［8］，对后世文学创作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从文学性上看，曾有学者称它是后世“文章之祖”［9］。实际上，《列子》对我国汉赋、寓言、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对《列子》的文学性进行细致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而正如前文所叙，20世纪对《列子》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真伪考辨和哲学思想研究，而忽视了对《列子》本身的文学性的研究，这也是造成《列子》研究没有《庄子》研究那么繁富热烈的原因。鉴于此，本文才以现存的《列子》文本为研究对象，接下来将重点对《列子》中的小说特质进行深入考察，并联系历史扩大视域，结合实例细致地论证其该方面的价值和影响。

三、今本《列子》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列子》一书较为独特的风格就是用寓言、故事来阐述哲理，以文学形式寄寓思想。同《庄子》的寓言一道，其寓言、故事也应被视为后世小说的滥觞。明代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如此评论道: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10］今人孙望《中国古代小说述略》更是直接将《列子》寓言归入小说史的范畴展开论述，其书还具体谈到《列子》一书所描绘的“理想国”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影响。笔者在此特以今本《列子》中以梦为叙述主体的寓言和该书中寓言的题材类型二者为例，探讨其与后世小说创作的关联性。(一)《列子》梦寓言与唐代的梦传奇创作。《列子》中有关梦的寓言故事对其后梦小说的创作实际是有一定影响的。在《列子》之后，晋时干宝《搜神记》里就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一事。唐代则出现了一些有关梦的传奇，流传至今不少我们都耳熟能详，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白行简的《三梦记》、沈亚之的《异梦录》和《秦梦记》等。这类传奇小说都是将梦幻作为叙事主体来组织材料、谋篇布局的，而此类传奇小说可以溯源到《列子》，《列子》中不少寓言故事的写法是将现实拉入梦境，又融梦境于故事情节来表达道家思想或调和儒道思想，使人在品味故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明白其道理、接受其教化。诸多梦寓言里人物、背景、情节等要素兼备，从艺术手法到主题思想，都有着典型与示范意义。《周穆王》篇正可谓专谈梦的一篇，共八个故事，大体都是以“如梦如幻”来说明世间万物的虚妄不实。“昼想夜梦，神形所遇”，事才是梦的根源，不要迷惑于事物表面的纷纭变化，而应把握道的本质。其中“樵夫梦鹿”的寓言故事: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塗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者矣。”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讵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薪者之归，不厌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遂讼而争之，归之士师。士师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室人又谓梦仞人鹿，无人得鹿。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11］107－108这个寓言故事短小精悍，却既有人物情节又有背景描述。围绕“鹿”展开的游走于虚实之间的故事，其艺术方式可以说就是在创作小说。这段文字结构与情节完整，人物语言和形象生动，甚至还有着出色的心理活动描写。更值得称道的是，今本《列子》故事里还有着鲜明而娴熟的对比手法。如同篇的“尹氏与役夫”，其中有尹氏与役夫之间的主仆对比、昼与夜之间的时间对比、尹氏昼疲梦苦与役夫昼苦梦乐之间的身心状态对比。而这些对比意在告诉人们梦觉相通相同，梦中的苦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苦，梦中的乐等同于现实中的乐。也正是前文所说的“昼想夜梦，神形所遇”，把握道的本质才是关键。关于上文提到的白行简《三梦记》，鲁迅先生也曾就此说过，“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或两相通梦者”［12］79。唐代的传奇作者继承了这种书写梦境时的对比手法，试看沈既济的《枕中记》，也是用三重对比来抒发其“人生如梦”的观点。首先，穷达对比。卢生在梦中遭遇牢狱之灾时，对其妻感叹: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13］生死攸关之时方知万事皆虚无，功名若浮云。其次，生死对比。卢生梦见自己死去，纵然君王器重，但死亡的命运自是无人能逃、无处可逃。功名利禄在此时与生命相比更显微乎其微。最后，梦觉对比。梦醒时才发现富贵功名不过一场梦，巨大的落差使人惊惶失措，幸而觉醒后人生的一切尚有回旋的余地。如是三重强烈对比，类同《列子》梦寓言的主题不言自明。还需指出的是，《列子》梦寓言里的做梦者都是在极大的时空跨越中经历并完成梦境的，灵肉分离，梦里和现实遵循不同的时空秩序，从属不同的情境。这也是在对比梦境、现实以彰显主题时经常运用的一种方式。如《周穆王》开篇的“周穆王与化人西游”，其中写道:居亡几何，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宫……王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化人复谒王同游……王耳乱不能得听。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化人移之，王若殒虚焉。既寐，所坐犹嚮者之处，侍御犹嚮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11］92－93这一段表现的是穆王惊醒后的情形。仿佛周围一切如旧:所坐之处仍是先前的地方，两旁侍者还是原来的人，桌上残酒还未澄清，剩菜尚有余温。梦中经历的时间似乎非常漫长，而现实度过的时间却好像很短暂，感觉只是一瞬，甚至停滞不前。其实，这种写法可概括为“时空虚拟法”，就是在文学语境中，利用设置特定“虚拟时空”或是将固有时空拉伸、压缩的方式来改变时空一体、线性、不可逆的绝对属性，其本质上是为了营造一种将绝对相对化的错觉。此写法极可能来自《庄子》里的《齐物论》，它继承了《齐物论》的相对主义思想，并将之在文学领域里继续深入推进。而正是这种错觉的营造，使得作者对客观时间变得大有可为，也同时自然展现出由梦境回归现实后的情感落差与幻灭感。该写作方式被后世传奇小说家所模仿，最经典者莫过于《枕中记》写卢生梦醒后的一幕: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旅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12］76卢生伸了个懒腰，发现自己还睡在旅社之中，吕翁坐在身旁，店主蒸的小米饭还没有熟，接触到的东西跟原来一样。这里同样写到了梦醒后所处的环境、身边的人和物都未有变化，尤其突出了食物前后状态的一致，表明梦境时空跨度之大与现实时间之短的强烈反差，同“周穆王与化人西游”回到现实后的描写可谓如出一辙。再如《南柯太守传》写淳于棼惊醒后，看见家中仆童持扫帚立于庭院，两个客人坐在凳上洗脚，斜阳尚未落至西墙后，放在东边窗旁樽中的酒还是澄清的。这也极类似于前述。(二)《列子》寓言故事渐变为后世小说题材。原型今本《列子》里有很多篇幅短小但情节曲折完整生动的寓言故事，与当代的小小说颇为相似。以《说符》篇为例，在“晋文公出会伐卫”中引述了一个小故事:“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文中借此故事劝谏晋文公，肆意伐卫必会使别国乘虚而入以致得不偿失。寥寥数笔却言近旨远，寓意深刻。再如同篇里的另一个故事“两兰子技干宋元王”，写的是有两个技艺高超的江湖艺人，都想凭借自身的技艺得到宋元王的赏识，但两人最终的结局却迥异，一个满载而归衣锦还乡，另一个却身陷囹圄险些丧命。事件简明扼要，寓意不言自明，算得上一篇优秀的小小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列子》的许多寓言故事渐变为后世小说的题材原型。如清代《聊斋志异》中那篇有名的换心故事:书生朱尔旦才疏学浅连考连败，而性格豪爽胆大不惧鬼魅。偶然结识了阴间的陆判，并愿让其给自己剖胸换心以改变自我命数。果然换心后的朱尔旦华丽逆袭金榜首名。就在这时，朱又想为其妻王氏割头换貌，陆判照办。但不料，换了头的王氏虽美若天仙，却不认朱为夫。朱就此失去了原本平和安宁的生活，在无可逃避的街谈巷议中懊悔不已。很显然，上述故事与《汤问》篇中的“扁鹊换心”颇有渊源。“换器官”的故事题材在我国明清以前文学创作中非常少见，可以说《聊斋志异》里陆判为书生换心的设计和描写是以《汤问》篇为滥觞的，甚至极有可能是受到了扁鹊为公扈、齐婴二人换心故事的直接启发而创作出来的。再如明代《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九中《田舍翁时时经理，牧童儿夜夜尊荣》的故事。该故事大致讲述的是有个叫寄儿的孤儿，天生愚蠢又不识字，靠卖力气做工过活。后来他被财主雇去放牛，生活依旧贫苦。某天一个道人看中了他，欲使他出家，可孤儿不肯。于是道人告诉他一句五字真言，并嘱咐他临睡时将此话念上百遍，必有益处。孤儿谨记于心，当夜照办念完后就睡着入梦了。在梦中他来到华胥国，成了骑骏马赴衙上任的著作郎。从那以后，孤儿白天辛勤劳作，晚上梦中便佳肴美酒，燕舞莺歌，快乐无比。直到后来财主因感念孤儿将放牛时偶然发现的金银悉数献出而收孤儿为其养子，孤儿才真正地开始过上富裕的现实生活。可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夜里再也不念五字真言了。于是他白天的境遇和黑夜开始再次颠倒:白天生活富足，夜里噩梦连连。故事里的梦境地点“华胥国”显然是化用了今本《列子》中《黄帝》篇的“华胥氏之国”，题材、主旨和情节设计则更是直接模仿了《周穆王》篇中“尹氏与役夫”的故事，可以将之看作是对《列子》经典故事的高度整合与再创作。此外，《列子》中其他一些故事也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较明显的如《汤问》篇中的“女娲补天”，其在后世神魔、世情小说中多次出现，甚至在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红楼梦》开篇里也有提及;同篇内“伯牙子期”的故事则演变成《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更流传下来了“高山流水”的佳话等。可见，今本《列子》确实对我国古代小说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关联性值得今日学人深入探究。

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非常突出而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钱大昕治史以考辨著称。二百年来史学界无不推尊他为乾嘉考据史学的巨擘。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觉得，钱氏在谈记事、著述、考辨、议论时，多次简明地提到“实事求是”，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不仅是言考证方法，而且流露出朴素的史学思想，也是作为重大的史识和史德问题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史学史上突出的成果，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

现在我提出浅见，希望同道研讨，恳请方家指正。

一、史书传信

钱氏强调史书应当“传信”，而成为信史。这是他对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看法。

摘要：荀况首次游齐是在“年五十”而不是“年十五”，时间是在齐湣王末年；荀子曾三次来到齐国；荀子来齐国前曾游于燕；荀子游秦当在公元前265年前，而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前262年。

关键词：荀况；行年；稷下

荀况是战国末年儒学大师，对他的生平活动前人多有考订，但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荀况首次游齐是在“年五十”还是“年十五”，与此相关，在荀子是否曾游于燕，来齐国的次数等一系列问题上也产生不同看法。近些年郭店楚简的出土，引起学者对荀子与思孟及稷下学宫关系的浓厚兴趣，为澄清分歧，有必要对荀子的行年重新进行考辨。

（一）荀子始游于齐是在“年五十”还是“年十五”

荀子首次来齐国时的时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争论起因于文献中的两处不同记载。《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于处，时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黄希、黄鹤的《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又名《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杜诗补注》），以其编年之详细，考证之精而为后世许多注家所采用。作为集注本，其中还保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成为研究杜诗乃至其他知识的珍贵资料。黄氏注本的文学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文学价值

《黄氏补注杜诗》对杜诗从内容思想到艺术形式都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释。首先，揭示杜诗思想内容。如卷六《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两句，黄鹤笺曰：吴公以谏而黜，杜公同在言路，不能辨其屈，徒作诗以自责。异乎范文正公以谠直去国，而余襄公上疏论救亦贬。尹师鲁、欧阳公相继论说，又皆贬降。此亦见本朝养成士气，可使沉默偷安者为之愧死也。又如，卷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黄鹤笺曰：唐自天宝之乱，民不得其居处者甚多。公因茅屋为秋风所破，遂思广厦千万间之庇。其为忧国忧民之念至矣。再如，卷三十二《东屯月夜》“抱疾漂萍老，防边旧谷屯”句，黄希曰：公在羁旅中，犹能屯谷以防边，可见忧国之深矣。以上分析到了杜甫“一饭未敢忘君”的忠君思想和正直无私、仁民爱物的伟大人格。其次，揭示杜诗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杜甫诗艺精湛，各种艺术手法在杜甫手中都能运用得炉火纯青，其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最为后人所称道。《黄氏补注杜诗》也关注到杜诗中的比兴手法。如卷三十《八月十五夜月》：“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句中，黄希笺曰：公于诗中亦多用转蓬字，偶于此发，公自伤之意耳。杜甫晚年漂转巴蜀、荆湘间，故常有身世悲凉之感。又，卷三十五《登岳阳楼》一诗，黄鹤笺曰：唐子西云：“过岳阳楼观子美诗，不过四十字耳，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余谓一诗之中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一联尤为雄伟。虽不到洞庭者，读之可使胸次豁达。

短短几句话就对杜甫此诗的艺术性做了很精到的揭示。再次，鉴赏和点评相结合笺释诗意。《黄氏补注杜诗》在笺释诗意的同时，还对一些好词妙句进行品评。如卷十九《奉和》“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句，《黄氏注本》引余葵注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后寂寥无闻。’”又如，卷三十《十六夜玩月》“关山随地阔”句，黄希笺曰：“公于月诗多用‘关山’字，如曰‘关山空自寒’、‘关山同一照’与此是也。盖本乐府有《关山月》，又王褒诗‘关山夜月明’。”此外，《黄氏补注杜诗》注引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其中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内容包罗万象，有经史传记、百氏杂书、考古博物、山川风土、鱼虫草木、诗词评论、奇闻怪事、问卜星象等。并保存了大量的文学史料。首先，《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许多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许多的唐前文献已经在流传中散佚，即使存者也或多或少的有残讹，因此黄氏注本所引文献无论从辑佚，还是校勘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魏晋时期的其他文学总集逐渐亡佚，而《文选》的影响越来越大。早在隋代就有萧该为《文选》作注，发展到唐代李善注《文选》，成为集大成者。李善注一直为后世所关注，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在李善注《文选》的题解中称：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运赠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赠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济曰、向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①其下又引用了很多的例子证明李善注《文选》未曾有单行本，现流传的李善注本是从“六臣注”中析出整理而成。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宋代的各种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文献均同时著录过李善注和“五臣注”，而无有“六臣注”。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六臣《文选》”，已经是李善注本流行后好几十年的事了。②其次，李善注和“五臣注”分别流行的例证还存在于宋代其他的文献中。黄氏注本中就分别引用到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内容。其次，《黄氏补注杜诗》保存了许多两宋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卷二十七《宴戎州杨使君东楼》“重碧拈春酒”句，洙曰：一作酤。苏曰：欧阳文忠公曰：“酤”当作“拈”。赵曰：“旧本作‘酤酒’，非也，善本作‘拈’……黄鲁直在戎州时，‘王公权家荔子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诗，‘试倾一杯重碧色，快擎千颗青红肌’。”“轻红擘荔枝”句，鹤曰：“山谷在戎州有《和任道食荔枝》诗云：‘六月连山柘枝红。’又有《廖致平送绿荔枝》诗云：‘能与同此绝滋味，唯有老杜东楼诗。’盖本此诗‘胜绝惊身老’之句也。”按，以上所引的诗句分别出自黄庭坚的《次韵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之二）与《廖致平送绿荔支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支绿酒亦为戎州第一》两首诗。《黄氏补注杜诗》还保存了许多两宋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思想。如卷十八《送蔡希曾还陇右寄高三十五书记都尉》“身轻一鸟过”句，引余注曰：“《欧公诗话》云：初，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过’字，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从此条资料不仅可以得知杜诗在宋代的流行状况，而且也能了解宋人校勘杜诗的情形。另外，《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大量宋代诗话、笔记材料，如蔡启的《蔡宽夫诗话》、佚名的《漫叟诗话》、惠洪的《冷斋夜话》、马永卿的《懒真子》、黄朝英的《缃素杂记》、邵伯温的《邵氏见闻录》、严有翼的《艺苑雌黄》、程泰之的《演繁露》、吴虎臣《漫录》、胡元受《丛话》等，有些文献如吴虎臣《漫录》、胡元受《丛话》等均已散佚，即显得弥足珍贵。《黄氏补注杜诗》还保存了宋代其它文史资料。如卷二十《山寺》“鹦鹉啄金桃”句，黄鹤曰：“崇仁饶焯景仲与余言，尝见武林有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因知《东都事略》所记外国进金桃、银桃种，命植之御苑，即此也。”饶焯为何人，史无载，也无其它资料可考，但黄氏注本却保存了关于其人的材料。诸如此类的文人轶事、文坛掌故，在黄氏补注杜诗中还有不少，十分珍贵。

二、文献学价值

1.校勘、考订价值。黄氏父子对杜集诗歌作了许多校证工作，而且大多论据充分，考订精确。如卷七《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一诗，梁权道编在上元二年（675）成都时作，以为“成华”是成都、华阳两县。黄鹤以为梁权道所考有误：此二县，《唐志》故云此次赤，然诗云：“长安苦寒谁独悲。”又言“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皆长安京兆事，当是天宝间在长安作。今以“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弃掷与时异”之句，意是十年召试后送隶有司参选时作。疑是与咸阳、华源二县“，咸”误作“成”也。黄鹤根据诗中的赤县、长安、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等一系列有关长安的事物，确定成、华为咸阳、华源两县，而梁权道的成都、华阳之说有误，并考定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之长安。卷一《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一句中“阙”的校勘，黄氏补注本引入宋人校勘：王洙注曰：“一作阅”；伪苏注曰：“‘阅’字当作‘阙’或作‘阔’。蔡天启云古本作‘闚’，王介甫云当作‘天阅’。蔡絛云当用‘阙’。”黄希综合诸家，考订为“阙”，云：《广记》凡舆地有石者，皆以门名之，故彭州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门，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按龙门本阙塞山，又名伊阙山，则以龙门为天阙无疑矣。黄希的考证为后来注杜者接受，钱谦益《钱注杜诗》笺曰：“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又云‘：南山郁相对。’此即杜诗脚注也。宋人妄改，削之何疑。”③仇兆鳌《杜诗详注》也以阙为是，曰：附考：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注、朱注，多所辩证矣。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蔡兴宗《正异》依古本作“天窥”，有《庄子》“以管窥天”及鲍照诗“天窥茍平圆”可证。杨慎云：“天窥”“云卧”乃倒字法，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绦及《庚溪诗话》皆作“天阙”，引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为证，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云卧山而衣裳凉泠也。朱鹤龄从之。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张綖谓“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杜臆》解“天阙”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谓之“天阙”也。王介甫改作“天阅”。旧千家本或作“天阔”，或改“天门”，俱未安。④又如，卷二《丽人行》“珠压腰衱稳称身”句，明杨慎《升庵诗话》中载：松江陆三汀深语予：“杜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衱称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渠罗袜穿镫银’二句，今本无之。”⑤仇兆鳌曰：“今按：两段各十句为界限，添此反赘。”⑥钱谦益也认为“编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伪托也，今削正”⑦。可见由于宋元刻本去唐未远，更能够接近作者原文风貌，故在校勘中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摘要：作为一名考据大家，钱大昕在重视文献版本校勘、文字训诂的同时，还有诸多结合具体考辨的历史研究，包括魏晋以降行政中枢演变的系统考察，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制度变迁的细致梳理，以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精到分析，它不仅有利于说明钱大昕历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为人所重视的一面，而且通过与相关学者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彰显乾嘉学术的时代特点及历史意义。

关键词：钱大昕；超越考据；制度阐释；历史评论

Abstract:Asagreatmasteroftextualcriticism,QianDaxinmadeseveralinvestigation-combinedhistoricalstudieswithstressoneditioncollationandtextexegesis.HisstudiesinvolvedasystematicexaminationoftheevolutionofexecutivesincetheWeiandtheJinDynasty,acarefulrearrangementoftheevolutionofpoliticalandmilitarysystemsunderfeudalsystemanddetailedanalysesofhistoricalpersonalitiesandphenomena.AllthiswillshowthelessconcernedsideofQian''''shistoricalthoughtandapproachtohistoryandrevealthecurrentcharacteristicsandhistoricalsignificanceofacademicresearchinthereignofEmperorsofQianlongandJiaqing.

KeyWords:QianDaxin;beyondtextualcriticism;interpretationofthesystem;historicalcomment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及音韵，精心撰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后世将其著述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作为一名考据大家，钱大昕不仅重视文献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训诂解释，他还重视对史书本身记载内容的考辨，更有建立在具体考证基础之上的历史分析，进而总结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历史认识。以往学者往往因为钱氏的考证成就而忽视其后者的学术意义，乃至影响对乾嘉史家治学特点的把握。［1］33笔者试图通过相关内容的梳理，综合钱氏历史著作中有关魏晋以降行政中枢的演变及其实质的探究，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制度变迁的考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评论等，发掘他历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为人重视的一面，同时与另一位考证名家王鸣盛作适当的比较，进而为全面和客观地评价乾嘉学者的学术成就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论魏晋以降行政中枢的

原文出处】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061-067

【分类号】H1

【分类名】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