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范文10篇

【摘要】托马斯·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不被同代人理解而招来不少非议,但被公认为是哈代最突出的两部小说。近年来西方出现了一股哈代热,说明哈代的作品中蕴藏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还大有研究的余地,而且人们的思维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前进。他的这两部杰作表现了人性同社会习俗的抗争。

《苔丝》向传统的贞操观念提出了挑战,否定了男性中心的绝对化贞操观,揭露了它的不公平和造成的危害。《裘德》表现了主人公为实现对事业和对爱情的追求,与当时社会制度和风习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抗争。哈代虽然因不被同代人理解而遭到不少非议,但在百年后的今天,却以这两部奇书立下了不朽的名声。

【关键词】人性社会习俗抗争

ResistanceoftheHumanNatureagainsttheSocialConventionsandCustoms

ThomasHardyandHisNovelsTessoftheD’UrbervillesandJudetheObscure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小说家、诗人,是跨世纪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势力深入农村经济生活后,英国宗法制农村的巨大变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乡镇人民的悲惨命运。所写作品对人民贫穷不幸生活充满同情,对资产阶级文明,道德,宗教等观念作了深刻的揭露,具有不可否认的社会意义。他的小说往往遭到当时资产阶级评论界的攻击。

摘要：本文梳理了目前网络抗争与网络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互联网经济给网络抗争性活动带来了一定空间。但商业媒体会自我审查，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也主动避免“政治红线”；网络推手和商业炒作使得互联网上的抗争性话题有被商业企业操纵的危险；网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是不平等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利用网络进行抗争的程度不同，达到的效果也不同。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网络抗争；网络经济

一、概念界定

（一）网络抗争

我国对网络抗争的研究，多选取某一或多个案例，结合定性、定量的分析手法，从行动的某一结点出发进行研究。有学者选择发生在2009年的“杭州飘车事件”为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和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在网络抗议中如何通过意义构建进行动员。［1］还有学者选取2011年至2012年间发生的四个网络抗议事件，对网络集群抗争行为“缘何”衍生、“如何”激化以及后续“为何”消解等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解答。［2］

（二）网络经济

西门子抢注海信等7家中国企业商标的案子当中，一方面反映了在商标的问题上恶意抢注的现象。另外，通过事情还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充分的体现了一个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

作为一个商家也好、企业也好，参与市场的竞争应该遵守一个基本规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厂家、商家参与市场竞争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个法制经济，我们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都要依法来经营，要依法来从事竞争，要进行合法的竞争，公平的竞争，这就需要遵守诚实信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另外，作为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是WTO要求各个成员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供的一个各个成员关于反不正当的示范法，在示范法当中，对于由《巴黎公约》所建立的关于反不正当竞争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虽然这不是强制性的国际公约，但是对所有的WIPO，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这个当中，他们把反不正当竞争的范围和客体都做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延伸，在他们的示范法的条例当中。第一条对于《巴黎公约》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定义做了扩大的解释和补充，同时，在这个相关的解释，关于示范条例的解释当中，进一步的明确了如何界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巴黎公约》的规定，关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依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但是，在解释当中就说，现在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一个解释，不仅仅是根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的界定，也要考虑到国际贸易当中的习惯、惯例和做法，这就是说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能仅仅的根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解释，还要考虑到相关的一些国际公约、国际惯例，特别涉及国际贸易的一些习惯做法，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巴黎公约》当中的一些规定，TRIPS协议的约定，对所有的WTO成员，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都是应该有约束力的，应该按照这个解释诚实信用的原则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做法。

在解释当中特别强调指出，《巴黎公约》当中对于一些像第6条之2驰名商标的一些特殊的保护，仅仅针对驰名商标，而且限于是商品的驰名商标。而按照示范法的规定，它不仅适用于商品商标中的驰名商标，而且把它用这种反不正当的保护，强调一般的驰名商标扩大到普通的一般商标，无论是注册或者是注册与否。如果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抢注他人的商标，这样的话，不仅是说针对一个驰名商标，我们按照《巴黎公约》第6条之2可以寻求保护，同时，按照示范法的规定的讲法，即使是一般的商标，从这个来讲，即便是没有注册，别人也不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去对它进行注册，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所以，在本案当中也存在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

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形势进行了专题研究。

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土地争议位居“三农”问题首位

课题组对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记录进行了专项统计分析。200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该栏目共接到观众电话和声讯62446次(条)，其中有关“三农”问题的为22304次(条)，占总数的35.7%，居于首位。而在“三农”问题中，反映农村土地问题的电话和声讯共有15312次(条)，占总数的24.5%，占“三农”问题的68.7%。

课题组分析了自2003年8月以来中央某媒体近2万封观众来信，在已分类处理的4300封中,有1325封涉及农村土地争议,占已处理来信的30.8%。

[摘要]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在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压制下,爱情每每带有悲剧色彩。在西方文学作品关于神职人员的爱情的描写中,便有了“人性”与“神性”的抗争。本文试从三部作品诠释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关键词]爱情;人性;神性;抗争;悲剧

爱情,永远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爱情与“谈爱色变”的禁欲主义一直在作着努力的抗争,即“人性”与“神性”的抗争。尽管这种碰撞都带有悲剧色彩。本文试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中笼罩在宗教统治下的爱情悲剧。

一、扭曲、变态的爱情———人性悲剧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作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1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克洛德作为社会的一员,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念念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

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人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消灭集中表现在他本身处境中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但是带着十字架的副主教既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觉悟。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他极力把这双重的憎恨搅合在一起,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于是在他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处在“人性”与“神性”双重压迫下的克洛德,最终也在自己布下的宗教网中毁灭了。雨果曾宣称:“人是生来善良、纯洁、公正和诚实的,如果他的心变得冰冷,那是因为有人熄灭了他的火焰……”正是教会势力的“非人性”,才决定了克洛德的畸形可怕爱情观,才有了他为人性而丧失人性的追求。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有“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形式。其中“以法抗争”这种新型的农民维权活动在方式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明确的主动性和政治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农民从诉求外部力量的上访请愿向依靠自身组织起来维权的转变，对于中国农村政治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维权活动抗争形式政治目标农民组织

一、有关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

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目前主要有两种，即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用“生存伦理”（subsistenceethic）这一重要概念来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并提出了农民“日常抵抗”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中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i]。为了具体描述农民的隐蔽的抵抗，斯科特还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基础，出版了《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他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为了回避这些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oftheweak）的日常抵抗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依法抗争”这一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性框架是李连江和欧博文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这一重要论文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依法抗争”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basedresistance)，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从其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看，依法抗争都兼有政治参予和政治抵抗的特点。就其过程和结果看，依法抗争有可能通过促进国家法律或中央政策的落实而演变成完全的政治参予，而且恰好是处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抵抗”和“政治参与”之间的灰色地带，它在内容上基本上属于“政治参与”，但在形式上则明显地兼有“抵抗”和“参与”的特点[ii]。在“依法抗争”的解释框架里，农民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而且它一般是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

这本书的故事非常的简单，写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实在太大了，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在过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这篇文章是根据真人真事来写的。

老人与海是一本让你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坚强与执着的书。老人桑蒂亚戈在与一条大鱼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与毅力，他是一位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八十四天之后钓到了一条巨大无比的马林鱼。鱼非常的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在海上老人与前来抢食的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但他还是没能保住鱼。老人最好拖回家的只剩一副光秃秃的鱼骨和一身的伤，但他却受到了人们的赞赏。他最后被打败了，却没有失败，因为他在抗争时的坚韧已经得到了胜利，他与自己的极限抗争中已经得到了胜利。

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放弃。海明威告诉我们一个人遇到挫折时要永远的抗争，永远的拼搏，在不屈的抗争中得到永远的、无形的胜利。

老人的身上有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它让他与大海和命运发出了挑战。他的船是旧的，船帆是破烂的，一切都昭示着他以前打鱼并不顺利。但他顽强的精神支撑着他向所有的挫折发出不屈的音符，为他的人生谱写一曲优美壮阔的乐章。他依然坚持着，他不懈地与大海抗争，与命运抗争，与所有的挫折与不如意抗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不懈的抗争，跨越时间与生命的抗争！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力，而你能不能成功就在于你能否把它发挥出来，在与磨难的抗争中发泄出来。文章中好几次都提到了狮子。那不是狮子，是一种象征，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它昭示着老人无晃之王的光辉。有人说老人哪里胜利了？他明明没有带回那条大鱼。但是胜利并不在于是否带回了鱼，而是在他有没有挑战自己的极限。老人成功了，他们到了那条让所有人惊讶的大鱼，至于到底有没有带回来已经不重要了，能打能到这条鱼本事已经是个奇迹了。

当我面对着困难时，我会想着成功就在眼前，于是就对克服困难产生了希望，会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走下去，直到成功。生活就是一个一个的困难组成的。老人那永不言败的精神，将引领着我走向成功，走向希望。海明威写这个小说中的种种不如意去抗争，与所有的磨难和不可能抗争。困难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我们心中的畏惧，而老人战胜了心中的畏惧，于是他被万人瞩目，他被赞美，被人们所推崇。海明威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因为生活中的种种打击是生活失去热情。要想老人举起鱼叉那样的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所有阻碍，与风暴抗击。而你也在不断挣扎中成长，变得成熟。我们所受的不如意难道会比老人多吗？老人抗击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抗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越过心中的那道障碍，勇敢的面对那些阻碍？请勇敢的直视前方，远处的风暴固然恐怖，但你终究要面对。人生的路上逃避不是办法，只有抗击才能得到成功与快乐。

「内容提要」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本文提出的“压迫性反应”表明，当“集团”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集团”外部的“压迫”。中国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主要不是根据“集团”内部“奖罚分明”所进行的“选择”，而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

「关键词」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的困惑

“选择性激励”（selectiveincentives）是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解释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行为倾向时提出的一种动力机制。他认为，“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①。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只有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②。在奥尔森看来，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在对地位的讨论中人们经常用到“社会经济地位”一词，这表明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但有时候这两者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考虑以下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这么做。而且显然这是可能的。如果对一件集体物品感兴趣的一个小集团的成员同时也正好都是私人朋友，或属于同一个俱乐部，而集团中的一些人把提供集体物品的负担推给别人，那么即使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在经济上受益，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一社会损失可能超过经济受益。他们朋友可能会运用“社会压力”来迫使他们承担实现集体目标的责任，或者俱乐部会开除他们。这些措施是很有效的，因为日常的观察揭示出，大多数人很看重他们朋友和熟人的友谊，并且很看重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③

有研究者据此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等维权抗争行动，并认为，“由于农民一般情况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选择性激励’对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是适合的”。这种激励具体表现在，“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收益”，“对上访代表的物质和社会奖励”、“对不合作者的惩罚”等。④应该说，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解释力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选择性激励”这一理论模型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时，在如下两种情况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其一，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压力或激励均不来自集团内部，而更多的来自集团之外。其二，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作为维权行动的发动者，他们最初的选择并不具有明确的激励特性。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也就是说，“选择性激励”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尚不足以完全说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动力机制。

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H县的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为实证分析对象，来解构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动的动力机制。湖南省H县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区。这个县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和农民有组织抗争曾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到了中国相关的农业政策改变。⑤我选择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为研究分析样本。这是因为，从一位普通农民转化为维权抗争精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事件”。深入分析此类“关键事件”可以解释集体行动的组织领导者的动力机制，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动方式对集体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有如勒庞所言，“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小头目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⑥这里所使用的研究资料，是我对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长期的跟踪访谈。⑦

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性悲剧

（一）人生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悲剧。如在她成名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梁启明的道路就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因为的缘故，被下放、打压，后来又身染重病。只要梁启明认个错，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就可以回京，但是他没有，没有低头，而是忍着重病的折磨留在乡下，与做着抵抗，他相信未来是美好的，也相信一定会粉碎，他相信邪恶永远敌不过正义。作品《沉重的翅膀》中力主改革的郑子云去世了，而保守的田守诚更加得意了，在经历过那么多的艰难的抗争后，却依然是保守派的人掌握最后的权力，所有的改革付诸东流，所有的努力也就香消玉殒，结果依然是充满着那么多的不尽如人意，这更突出了一代人对未来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悲剧，让我们更加的反省，思索，我们所追寻的，随不顾一切所争取的，都是否还有意义呢！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重新给自己定位，这也让我们更加对人生的抗争有一份新的理解。（二）情感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悲剧。张洁的作品都是以“人”和“爱”为主题的，对于女性的描写研究也是作品中很大的描写方向。在刚刚解放，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女性这个群体还未完全从封建思想体制下解放出来，男权思想依然浓重。但是依然出现了一些新时代女性，受到西方先进的自由思想影响，开始为自己的幸福而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后的结果，让人感到感伤。当一个个妙龄少女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了向往、憧憬，然后不断地去鼓起勇气追寻。但是在追求自己爱情的过程中，都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血肉模糊，一点一点地磨灭掉整个人生的激情与希望。

二、生活中所存在的悲剧

（一）命运悲剧。在《走红的诺比》中，诺比仅仅是一条小狗，可能就是比其他的狗聪明了一些，它就被训练算数，甚至在强训下，学会了四则运算，而后被各大媒体报道，随后就被带进实验室，被各种仪器加压在身上，每天被人当做实验品作各种各样的实验报告，看到同伴不能一起玩耍，最后选择跳海而结束这种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还有着像诺比一样的悲剧人物，我们把太多不该强加给他们身上的东西过于强化了，用自己所谓的在乎，所谓的荣誉，所谓的自尊而牺牲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幸福，我们都期待自由选择的权利，希望生活没有压力与烦恼，但往往事与愿违，可是更可怕的是，有一部分人选择的不是努力争取，而是消极待命，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消极的对待生活。（二）时代悲剧。张洁的作品，不仅揭示了在追寻抗争中的社会悲剧，更接露了人们生活里无处不在的普遍悲剧，好像这种悲剧即使你不追寻，你也依然逃不掉。而这种普遍的、逃不掉的悲剧就更摆脱不了时代的大悲剧。不论是写在“”这样的时代，还是写在推翻，处于改革大潮的时期，都摆脱不了这种时代所带给他们的悲剧。总有些人，无缘无故的就被打压，就被卷入来路不明，不清不楚的斗争中去；即使你很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的大背景下，又不得不改变自己，违背自己，从而酿成悲剧。这是这个时代与生俱来的悲剧，任何人都无法避免。

三、面对悲剧的抗争

（一）幻化为期望。在经历了社会层面的追寻中抗争性悲剧和生活里所普遍纯在的悲剧后，张洁的作品里也有对这些悲剧的抗争。而这些抗争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种就是当自己的追求举步维艰时，当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的压迫下无法实现时，将这种对未来的憧憬，对理想的追求，便转换成一种期望。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就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这个时期的与现实的碰撞悲剧，不是随着生命的离去就悄无声息的消失，反而这种力量能传递一样寄托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个时候的死亡，这个时候的悲剧，就稍稍的带有一点活泼颜色，因为她在悲剧中带有希望。而这种抗争在《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里体现的最淋漓尽致。梁启明就是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了他的学生身上，让希望延续，这是对悲剧最好的抗争，也是对一个新的时代的坚信不疑。（二）绝望的抗争。在张洁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他去探索、去追寻，最后与现实碰壁，虽然是悲剧性的，但是他也许会将自己期望转嫁给他人，在悲剧的色调中还会带有一点阳光的颜色。可是在一些作品中，尤其是在写生活中普遍性悲剧的时候，一些人无论怎样，即使平凡不能再平凡，但依然被命运捉弄，错位的人生，错误的生活，时代的碾压，人情的淡漠，社会的逼压，让他们无路可逃，认为什么都是定局，这就是命，这是无法摆脱的悲剧。他们想抗争，想为了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搏一搏。可是这种抗争又是无力的，是充满绝望的，是嘶哑的声嘶力竭。内心包含了对生活的无奈，对悲剧的怨恨，可是又无能为力，这种内心的痛苦要比第一种即使在悲剧中也能寄托希望还要更加的悲惨，这悲剧里的人已然没有了灵魂，迷失了人性。（三）反抗后的超脱。张洁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有着很大的变化，而面对悲剧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从开始的追寻而不得，然后开始寄托于下一代；到后来充满了绝望，无力的抗争到了后期的作品中，面对悲剧，就变成了潇洒的超脱，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无所谓了。尤其是张洁在母亲去世后，变得更加超脱。虽然张洁并没有寻求到更多的实际性悲剧解脱，而是从精神上开始了超脱。思想越来越转变为那种淡泊名利无为思想。她希望能远离世界的纷争，当离开了这个复杂的社会，烦乱的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不参与任何事情，看破红尘，这样就不会再有这样那样的悲剧了。这种方式我们初读也会会看到一些消极色彩，一种厌世之情。这固然是可悲的，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种种悲剧后，开始祈求一种宁静，静心，这些我们无可厚非。相反，我们透过她的这种解脱方式，会更加的感受到悲剧的力量，这种悲剧的超脱让我们心疼，让我们伤心，心头不由得跟着无奈。而这，也恰恰是她的作品中悲剧色彩穿透人心的力量。

关于农民上访的既有学术梳理

农民上访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在现有维稳思维下处理农民上访事件不但激化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而且也催生了以上访为生的新的上访群体。而学界对农民上访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权利”、“抗争”、“利益”等标签下，将农民上访看做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通常将政府置于农民的对立面。通过对当前学界对农民上访问题研究的梳理，发现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维权抗争的研究范式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李连江、欧博文认为农民上访作为一种“依法抗争”行为，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在这种政治活动中，农民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通过对农民上访行为的分析，他们还进一步推论出，以上访为主的维权行为可能有助于农民权利意识的形成，从而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4］。他们将农民上访看做是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借助中央的权威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于建嵘通过对湖南农民上访活动的考察，认为抗争者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作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将基层政府作为诉求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和“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5］。他在“依法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6］。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指出，农民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在意剥削者从自己手中拿走了多少，而是以给自己留下多少来作为评判标准，并根据农民的习俗而提出了“生存伦理”这一概念，只要不对农民的生产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他们将不会起来反抗［7］。在“依法抗争”的范式引导下，不少学者提出了“以身抗争”、“以理抗争”、“以利抗争”等新的研究观点。董海军通过对塘镇几个案例的研究，提出了“依势博弈”的解释框架，试图整合学界流行的关于农民上访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关于农民利益博弈和维权抗争的抗争理论，突破传统的研究中关于利益博弈主体强势与弱势的简单两分法定义，并进一步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等新概念用于解释农民上访行为［8］。维权抗争者在“依法抗争”失效时，会使用其他策略和利用其他资源进行抗争，不少农民抓住基层政府怕出事的心态而不断进行上访，试图通过社会压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9］。在当前的农村，尽管维权型上访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长期的上访产生了一些以上访为生的农民;谋利型上访的凸显，不仅改变离开农民上访的行为结构，而且极为深刻的影响着基层上访治理的状况和逻辑［10］。不论是“依法抗争”还是“以法抗争”，农民上访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两者均以国家法律政策作为抗争的手段，只是后者更加强调上访的组织性，特别是行动中的政治性。应星从草根动员的角度出发，他发现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而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维权行动中的“合法性困境”的障碍［11］。吴毅从学理性方面来分析农民上访，利用“权力—利益结构网”来解读农民维权的困境，他认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难以形成，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看，可能更加直接来源于乡村社会生活中既存的各种“权力—利益结构网”的阻碍［12］。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的控制力下降，国家为了达到控制治理乡村基层人、消灭“赢利性经纪人”的目的，同步推行乡镇机构改革，试图推动基层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13］。乡镇机构改革后，乡镇政权由原来的汲取型政权向“悬浮型政权”的转变，出现了乡镇财政的“空壳化”和乡镇政府的“空壳化”，基层政权成为有名无权也无钱的“悬浮”政府［14］。基层政府权威弱化使得国家对乡村控制减弱，使得治理资源丧失，农民上访的出现即是乡村治理弱化的一种结果，同时，农民缺乏政治参与的渠道，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发展，农村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并且产生新的利益主体，乡村社会结构也出现新态势。张厚安、徐勇从农民的习惯出发，指出农民缺乏制度化参与的习惯，进而导致非制度化参与大量增多［15］。农民上访问题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后果，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不是西方理论下的民主政治参与，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农民由于利益受损所引起的，在制度化表达无效的情况下的政治参与。

阳镇的上访事件及其影响

阳镇位于四川北部地区，距离县城仅有15公里路程，兰渝线从该镇穿过，在修建铁路时，因为拆迁等遗留问题，致使该镇近年来的上访事件上升。阳镇属于传统农业区，粮食产量不高，水田的产量在900斤水稻/亩，旱地作物(如玉米)大都在800斤/亩，乡镇的财政收入较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上级拨款。在没有财政的情况下，阳镇在治理乡村中大多数时候起着“上传下达”的中间作用。兰渝铁路规划时，当地村民试图从中得到经济实惠，但在拆迁过程中，因为处理不当，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在2011年，阳镇全年发生的上访事件达到17件(表1)，其中包括一起长期上访事件，在这些上访事件中，农民上访都是因为利益受到损失。阳镇民政所刘所长谈到，“现在农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电视里每天都在放那些事情，他们都学会了。而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自身也很想解决那些问题，但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上级又只看结果，弄得我们基层干部的压力很大。”①在基层干部看来，上面要求稳定的任务导致一些民众将上访看做是自己获得利益的一种途径，基层政府由于自身财力有限，又不能很好的处理，导致基层出现了一种“群众告基层、上级压基层”的上访怪圈。从阳镇的上访登记表中看出，当前影响阳镇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是土地问题。中国人千百年的土地情结，使得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较重，即使是外出务工，土地也被看做是回乡后的生活保障，土地能够给予农民一种生活安全感。尽管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已经实行，但与土地给农民的安全程度相比，国家的生活保障制度反而较低。阳镇2011年的上访事件中，土地问题有6起，占全年上访数量的35．29%，而与土地问题相关的拆迁问题有3起，占全年上访数量的17．66%，总的来说，因土地问题而上访的就占到阳镇全年总上访52．92%，而村务问题有2起，占到11．76%，因其他问题而上访的有6起，占上访数量的35．29%(表2)。可见，土地问题成为影响阳镇治理的主要问题。阳镇的上访案件中，处理了9件，占上访总数量的52．94%，未处理的8件，占上访总数量的47．06%(表3)。农民采取上访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是农民的权利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但这不是西方社会的那种权利观，而是农民对自己利益的重视以及对政府的信任上所产生的一种“责任型”权利观，其依靠对象是比诉求对象高一级的政府。在上访的过程中，如果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解决，那么上访将会成为息访;一旦没有解决，上访将会演变成缠访甚至是闹访。近年来，缠闹式的上访屡次出现就与农民上访未能解决相关。所谓上访，就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向上级政府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建议，寻求问题达到解决的一种行为。从阳镇的上访材料可以看出，当前农村的上访主要是由农民的利益受损与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弱化相关，在阳镇的上访事件中，82．35%是与农民利益受损引起的。农民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途径，以至于只能通过上访等非制度参与，而这种参与形式与我国现有政体的制度化程度相关。“利益—维利”的逻辑。税费改革前，农民的抗税斗争被一些学者看做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甚至还认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还将推动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转型之中的农村，利益分化也日趋严重，人们的反抗形式也由以前的维权抗争向维利抗争转化。在阳镇的上访事例中，农民受到损失，通过向乡镇干部反映情况，试图引起重视，进而得到解决;在基层干部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便会采取上访的形式，向更高一级政府寻求帮助;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有效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便走上上访的维利道路。“治权弱化—权利受损”的逻辑。在阳镇的上访案例，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案例:一是为了查询居委会的历年账目———农民的知情权;二是对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不满，认为不合规定———农民的选举权。这两起案例反映的正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而这和西方的民主权利一致，都是个人的政治权利。村一级在法律上是自治机构，但在现实的情况下却等同于行政机关，不然也不会叫做行政村，同时，像因为水利问题的上访是乡镇财政空虚不能满足农民农业生产需要，这正是乡镇治权弱化的表现。农民上访是农民维护自身利益或权利的表现，但上访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一些影响，在这些上访事件中，超过一半的是因为土地问题;上访事件增多表明当前乡村治理出现了诸多困境，也带来了不少影响，包括对乡村治理、干群关系、乡村关系之间等。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农民上访主要对乡村治理资源造成影响，也是对村干部能力的一种怀疑和不信任;村干部以前依靠干部权威、血缘关系等传统资源管理现被法治代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靠村干部权威进行乡村治理已经不可能，在面对农民多样化、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前，村干部丧失应对能力。对干群关系的影响。在村庄内部，村干部是村民利益的代表，是村庄管理的当家人，同时，村干部拿着国家的津贴，又是国家在村庄的人;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使他们在处理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时候面临两难的处境，如果是农民单个的利益，村干部可能会注重人的角色;如果是村民的共同利益，村干部将会发挥其当家人的角色，毕竟，他们是生活在村庄这个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圈子里。农民上访，例如涉及因修建铁路涉及的土地问题以及坟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村庄的共同事情，村干部在此时便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因此，农民上访对干群关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乡村关系的影响。农民上访在很多时候不是将矛盾指向村干部，而是自身的利益。对村干部而言，维持社会稳定本来就是在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情，村干部的作用就是上传下达，政府工作要求的“一票否决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给基层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乡镇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既要承担来自上级政府的政绩压力，又要面对村庄的维稳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只能将压力下移到村，本来作为指导与被指导的乡村关系就变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前的自愿合作现在成为压力合作，村干部在面对乡镇的压力下，不得不从事维稳的工作，而其当家人的角色使得他们又抵触乡镇政府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前良好的乡村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

对策和建议

社会阶层多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经济发展并不是各地区同等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我国也成了一个多元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如果对社会矛盾处理不当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农村的社会冲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或社会革命，而是在目前中国农村出现的政权失范、政治权威丧失的基础上，农民基于法定权利而进行的以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为直接抗争目标的政治行为［16］。亨廷顿指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的一种进程”，“社会动员与政治动荡的关系是直接的;在缺少强有力的和灵活的政治制度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意味着动乱和暴力”［17］。在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被动员起来，而国家在面临大面积农民上访疲于处理时，只能将矛盾转移到地方，加深了基层矛盾，引发了再次上访。减少农民上访不但要从根源上消除，也要在制度上避免缠闹式的上访行为出现。首先，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村民自治是发源于基层民众的智慧，是村民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加强村民自治，保障村民的参与权、知情权等政治权利，建立村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政务、财务公开制度，让村民参与到村庄管理中。其次，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减少“求援型”上访的数量;同时，国家应当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农民因为生活保障的问题而产生的上访行为。国家对农民而言既有保护的义务也有照顾的责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拥护，近年来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更加强化了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最后，建立合理化的绩效考核制度。基层政权特别是乡镇政府，处于与国家政权与农民的结点地带，行使对民众的直接管辖权。随着国家乡镇机构的完成，乡镇一级政权的权力被削弱，而承接上面的任务并没有相应减少，处于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地位。国家推行的乡镇机构改革使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对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上显得力不从心，国家正在试图通过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力减少农民上访的数量，缓解干群关系，推动基层政权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注:本文得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十年观察”项目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