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范文10篇

抗日战争时期，以安徽省皖北地区为中心，苏鲁豫皖交界形成了一个介于国民政府与日伪军之间的中间地带。1942—1945年，随着韩国临时政府下属的光复军征募六分处、第三支队、韩国青年训练班先后在皖北阜阳地区成立。韩国独立运动力量驻皖北各部在中国军民的帮助支持下，以各种方式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在抗战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力量的驻地，安徽省应该在中韩睦邻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处理好韩国光复军旧址的保护与开发。笔者结合安徽地区的实际状况，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对相关旧址保护与管理对策等方面作些探析。

一、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概况

为了进一步发展韩国爱国武装力量，1942年春，韩国光复军派高级参谋金学奎赴安徽北部地区设韩国光复军招募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光复军第三支队，金学奎被任命为韩国光复军招募委员会主任和第三支队支队长。开始在安徽北部一带活动。金学奎这样的韩国独立运动中的资深人物被派往皖北工作，并身兼韩国临时政府特派代表和韩国独立党安徽支部执行委员长，表明了抗战时期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对安徽的重视［1］。韩国独立运动力量把安徽地区视为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地区，派出重要骨干、设立各种机构、借助第三种力量在此地区招募人员、筹建军队、安抚侨民、举办培训班，等等。在安徽地区活动的韩国独立运动力量主要是光复军的第三支队、征募六分处以及朝鲜义勇军。之所以韩国独立运动力量把安徽北部作为重要活动基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皖北地区交通优越、自然资源丰富。阜阳、蚌埠等皖北地区，是南北交通的要脉所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而且人口稠密，有着丰富矿产资源，韩侨在此地居住较多。全面抗战爆发后，从华北地区流入安徽的韩侨便有117户，其他如淮南有25户、宿县39户，韩侨在此主要从事谷物贸易、食品杂货贸易等［2］16。大量韩侨的迁入，有利于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皖北地区征募兵员。二是皖北地区在抗战时期战略位置重要。1938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强调“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皖北各地多被划为游击区。1940年冬，第一战区鲁苏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成立于皖北临泉（1944年改为临泉指挥所），主要辖有第三十一、十五集团军、山东挺进军等部和数十个游击纵队。1944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平汉路以东、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划为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司令长官。这样以皖北为中心，麋集了大量军队。这些部队集中驻扎在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此外，随同这些军队来阜阳的还有江苏、山东两个省政府以及其下属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与家属、工厂企业、商贸人士、学生团体等［3］。随着抗战的深入，苏鲁豫皖交界处的皖北地区也出现了韩国独立运动力量的活动［4］101。韩国光复军征募六分处在皖北的发展以及展开的工作引起了多方的关注，美国战略事务局也注意到在阜阳频繁活动的韩国光复军。1942年韩国光复军征募第六分处在安徽阜阳成立后，那些侨居在皖北的韩侨纷纷来投，举起抗日复国的大旗。甚至周边的山东、江苏、河南等省的韩侨子弟也被吸引过来。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之后，国统区及中国沦陷区等地的韩国民众纷纷打电报给临时政府，希望临时政府能通过整训韩籍青年，为日后复国积聚力量，“久蛰思动之国内外民众，如死囚之蒙释放恩典，如痴如狂，跃跃欲试……而自国内及中国沦陷各区，设法脱出敌网分别投入较近之自由中国地事者，日见增加。彼等函电纷至，要求临时政府实施敌后扩大组织，招抚侨胞，加紧训练，预事布置，伺机总动员之工作网”［5］。1944年3月8日，金九［5］代表韩国临时政府向重庆政府递交《韩国临时政府工作大纲》，表示将“选派干员，分别设置机构，于接近敌区的自由中国地带，派人深入敌后各地，扩大组织，实行招抚训练等工作”［4］101。根据大纲，韩国临时政府决定：为加速筹备战后复国事宜，在韩侨或韩国光复军力量较集中的地区设置招抚敌后侨胞事务委员会总办事处，总办事处以下设招待所，分别负责各地区招抚韩侨的工作。在这项招抚工作中，皖北地区又是颇受重视并积极展开工作的重点地区。根据临时政府决定，招抚委员会共设总办事处三处。其中皖北界首属于华北总办事处工作区域，下设了一个招待所，负责招抚皖北及周边地区的韩侨［6］。由于皖北地区长期处于游击区的形势，故征募处人员能相对较自由地出入抗战前线开展活动，加上金学奎的积极努力，光复军征募六分处的招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经过三年的发展，总人数已达205人之多。［2］16为了积聚力量复国，韩国临时政府也意识到培训韩国青年的重要性，在呈递给中国国民政府的信函中请求给予帮助，“扩大实施国内及敌后有系统的组织后，继即开始相当训练，况值思想派系纷杂之此际，不可不紧密注力于严格的训练。但敝临时政府过去因种种难题，未克设置训练机构，实属极大的缺陷。除即速设法筹设机构，实施训练外，拟尽先选拔较优青年若干人，由敝临时政府负责保送于中央训练团。分别施以相当的训练，对党务、政治、军事掌握后，分派各地，与各该地中国国民党战地工作人员，结成密切的联络，扩大实行敌后工作，此拟请特准施行者也。临时政府还拟定了训练工作计划：在敌后实行扩大组织后，必须分地训练。其初步工作，因限于教材及预算，暂先分设于甲、乙、丙三办事处，在各该地中国战地党政工作机关协助之下，次第实行”［7］。1945年5月28日（农历四月十七），金九致函请求在西安、阜阳设立韩国来归青年训练班，电文称“有志青年源源来归，翘首待命于阜阳一带者无未可计。西安、阜阳两方面现已准备成立训练班，不日即行开始。业敦请盟国及侨美侨中著名之军事教授从事积极训导，以期早日成功”［5］416。并请求西安、阜阳军政当局予以协助。6月11日，正式批准了金九的请求，同时电令西安、阜阳军政当局“随时协助”［5］416。1945年6月16日，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铁城致函金九，“顷奉总裁代电，以关于阁下请在西安、阜阳成立训练班并电该两处军政当局随时协助一节，经准照办，饬转达等因，特此奉达”［2］16。吴铁城又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函，要求他们速办光复军训练班，安置来归青年，“查关于韩国来归青年之安置一案，前经函复韩国临时政府径与贵会洽办，在光复军中予以安置，并以渝机字第350号函达在案。现据报，韩国青年陆续逃来后方者为数颇多……韩国临时政府尚无妥善安置办法，彼等颇感失望等语，拟请贵会迅即设立光复军训练班，在西安、老河口等处就地收容，予以训练，分派前方各部队服务，俾得有所效力。相应函达，查照核办，讯予见复为荷”［8］。后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与金学奎协商，决定在第十战区干部训练班临泉（阜阳下属县）分团内特设韩国光复军训练班，由金学奎任韩国光复军训练班主任，学员们接受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培训。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阜阳训练班共培训了三期学员。第一期就有50名毕业生，全部被派往前线，开展反日复国的工作。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留在光复军招募处工作，协助培训新入伍的韩国光复军战士。第三期学员毕业后被派往重庆，充实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和韩国临时政府。培养了相当一批政治军事干部，使韩国光复军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发展，而且运动骨干的军事素质也有所提高［9］。征募六分处设立后，光复军总司令部派金学奎赴皖北地区，负责征募人员，后在征募六分处的基础上筹建韩国光复军第三支队。1945年6月30日，在阜阳剧场举行了成立典礼，金学奎任支队长［10］。除此以外，1945年美国陆军战略作战部专门邀请以阜阳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光复军征募六分处主任金学奎前往昆明，讨论韩美军事合作的问题［11］。从此，安徽阜阳地区成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综上所述，以皖北为中心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是抗战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光复军等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华活动的重点区域之一，驻地在阜阳的主要为金学奎所领导的征募六分处。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阜阳地区的积极活动，反映了国民政府给予韩国民族独立事业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体现了韩国独立志士为追求祖国光复的斗争精神。其活动的主要驻地为阜阳市城郊的九里沟。

二、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

（一）注重规划引领，完善保护机制

注重规划引领，科学制定并完善《安徽省韩国光复军保护管理规划》，进一步明确旧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管理措施，协调解决旧址科学保护与群众增收致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定系统的、科学的世界遗产阐释和展示策略，向社会公众介绍韩国光复军的历史沿革。重视并启动相关旧址的保护工作，以创新的思路，正确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切实把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与开发变成加强中韩友好往来的过程。从国家战略高度，建立统一协调机构，制定旧址保护的法律法规，统筹保护与发展规划，实施有效保护，科学合理利用。应强化对以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和管理职责，更新保护的法律理念，走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在宪法的大原则下，进一步制定统一的文化专门立法，并辅之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予以补充完善，形成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法律法规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它时刻服从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陕西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276，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随之变为：为争取抗战的胜利，积极动员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们加入到抗战队列中。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也成为动员广大妇女加入抗战队列。党在抗战时期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分为国统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沦陷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和边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三部分。由于对象自身素质及所处实际环境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各有差异。本文仅探讨党在边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意义。

一、党在边区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拉开序幕，大批热血男儿拿起武器，投身抗战洪流。与男子相比，中国妇女，尤其是边区妇女思想保守，政治觉悟低，抗战积极性不高，党却对这个群体相当关注，并对她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依据概括如下：

（一）党对边区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判断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寄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给予妇女很高的评价：“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2］586。受马克思妇女观的影响，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十分重视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指出：“如果没有妇女参加，无产阶级就不能将自己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到底”［3］17。列宁在1920年2月《致女工》中说：“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4］307。斯大林也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他曾在1934年1月26日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们是一支劳动大军，并且她们负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将来的使命。”［4］361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十分重视妇女的作用，积极推动妇女运动向前发展。抗战爆发后，对广大妇女中蕴藏的巨大抗战潜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许多场合都有提及。在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四期女生队开学典礼时，就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就不能彻底成功”［5］98。1939年7月23日，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亲自到场祝贺，并对妇女与抗战胜利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地论述：“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6］44，还发出“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的壮志豪言。由此观之，对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清醒判断是党进行边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观原因。

（二）妇女是受战争迫害最严重、最仇恨日本侵略者的群体

摘要：抗战时期，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进行教育改革。的教育思想体现了抗战时期的教育时代性、全民族抗战背景下的教育群众性以及为了抗战胜利目的教育目的明确性等特点。

关键词：；教育思想；抗战时期

纵览全部教育思想，始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的这些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就多次出现他的言论里或中共中央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中，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贯彻执行，为促进抗战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取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紧急关头。在抗战时期，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中国革命最紧要的任务。为使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都适应抗日救亡的要求，多次提出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国人民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1]报告还对红军和抗日根据地提出了要求：“要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1]抗日根据地在实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卢沟桥事变不久，作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指示——反对妥协退让，坚决实行抗战。指出：只有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一整套坚决抗战的方法，才能达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坚决抗战的方法之一便是实现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各位老领导、各位老同志：

在这赤日炎炎的盛夏，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抗战时期离休干部座谈会，共同庆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回忆烽火岁月，共话我党84年来的风雨历程，此情此景，我很受感染，也很受触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县委组织部、县委老干部局向在座的各位老领导并通过你们向我们广大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战士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回顾我们党84年来的风雨历程，我们由衷地感到，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无论是革命史还是建设史都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实践也必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伟大复兴。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的党。84年的风雨历程，可以说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也是来之不易的。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把增强自身的执政地位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新形势下党的根本性建设。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三个代表”，永葆党员先进性，就一定可以更好地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就能够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饱经外辱的中国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你们无私无畏，浴血奋战，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你们是光荣的缔造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你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历史不能忘却。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今天5月份，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云集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纪念庆典。我们的国家主席也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会见了当年曾在中国东北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对他们的功勋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也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我们说尊重历史，首先就要尊重曾经经历过重大历史，并且为我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老战士。我们也欣喜的看到，近年来，我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老干部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老干部的感情不断加深，对老干部工作领导力度不断加大。县委、县政府每年都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办公会议研究部署老干部工作，解决老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该说，我县老干部的“两个待遇”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协调，更好地为老干部做好服务。同时也希望各位老领导对老干部工作能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和帮助，支持永嘉的发展大计，共创我们永嘉的美好明天。

今天，面对在座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我的心情是敬佩，因为你们足以令人感动！是期待，愿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论文关键词：抗日战争；；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一般认为，的和谐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建国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论著之中。本文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理论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以及在对民主政治的阐释和实践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已经含有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与艰难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中激发和孕育的理论，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中。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本来由西方列强支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暴露了占领全中国的狼子野心。这样就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矛盾，从而把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也扩大了日本自身与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甚至军阀都遇到了相同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民族矛盾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缓解的同时，国内各阶级、各阶层有了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意向与要求。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针对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取得民族独立，以及如何处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倡导建立、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制度、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等。充分体现了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的领导艺术和对民主政治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理论、政策，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吸收和借鉴。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外部矛盾的加剧促使内部矛盾的缓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但是，此种情势的出现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因势利导，更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任务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通过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分析，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基础上，又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③可以看出，认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即要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方略，其思想、理论，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统一战线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在把握和解决这个基础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谐思维，正确地协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的团结与一致，构造了一个战时的和谐局面。其和谐社会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以和为贵，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能够合作的和谐局面。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便向国民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力倡国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又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做出四项保证，以重大的让步来谋求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抗日。纵观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一战略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国共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完全停滞，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命和生活保证，社会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谐保障。有人也许会反驳，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自是不得安宁，又何谈和谐？其实不然，既然对外战争不可避免，国内的矛盾冲突减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难自然减少几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也便降低几分，这极大地有利于对日作战。况且，当时的和谐社会，主要是对抗日势力和抗日群体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至于沦陷区，也有一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亲日势力，集中全部力量打击日寇和汉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我党谋求战时社会和谐的一大创举，展现了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与“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论文关键词】通俗小说抗战时期市场理论建设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需要，二是战争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场的需要，四是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文学史地位也已经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而要研究这类文学类型，则不能不对其发展繁荣的原因进行研究剖析。抗战时期，现代文学格局和趋向发生的转变最为显著，通俗小说在此期间不断繁荣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抗战时期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中国文坛内处于边缘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梁启超在日本发现了政治小说，于是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种倡导促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视，以夏曾佑、狄葆贤、吴趼人、徐念慈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视小说为启蒙的工具，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

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具有了社会性。西方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学、自由、人性等传人了中国，新小说开始注意表现这些精神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改变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借鉴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横断面来表现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景物描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采用倒叙手法等等。

一、《新经济》的创办和基本情况

《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

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

《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助力”，给战时和未来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建议。另有不少学者从经济与各方的关系、经济政策和方针措施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水电政策等发表见解。吴景超［11］分别就经济建设与中国资源、人才训练的关系作，列举了44种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的资源，并将它们区分为“不能自足资源”与“可以自足资源”做了说明，认为我国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资源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吴景超［12］还分析了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类职业所需求的人才类型，提醒政府加强对各行业人才的训练。再如，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1944年12月29日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提出了中国实业开发的原则性问题，对此，学者们就经建原则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就第一期经建原则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经济体制、水电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见。［13－17］《新经济》针对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还设立专栏或专号进行研究和探讨，如学者们关注的“利用外资问题”、“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经济地理问题”、“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工业建设问题”、“战后建都问题”、“经济统制问题”、“战后经济制度问题”、“土壤、机构及市区问题”、“区域经济问题”、“森林问题”、“工业化问题”、“粮食问题”、“交通问题”等设有专栏，出版了“农业特辑”、“货币金融特辑”、“金融专号”、“经济建设原则专号”、“物价专号”。在各类针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文章中，学者们或深入剖析出现某类问题的原因所在，或开门见山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有的文章是调查报告，有的是详细的数据统计推论，有的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经济机构的评论。内容涵盖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希望政府当局能重视战时社会的经济问题，并采取措施扶持其发展，以经济为后盾支持战争的胜利，并为战后的国家经济建设奠基。“经济建国”的意识可以说是《新经济》中得到反复强调的观念，也是大后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学识贡献于民族自救战争的重要体现。

三、《新经济》与战时经济政策建言

《新经济》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识分子对战时国家经济领域建言献策的言论阵地，他们关心的问题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方针、经济政策，也有中观层面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经济领域的具体建设措施，更有大量微观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调查和统计，还有与经济相关的交通建设、人才训练、劳工素质等的观察分析。战时的政府财政、税收、货币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卓敏［18］认为战时国家预算对战后经济的影响极大，不在战时平衡国家预算，则“不仅作战期中我们的经济问题将愈趋严重，战后经济建设也将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过增加税收平衡预算的方法，玄伯［19］专门针对平衡收支的方法进行诠释。张纯明［20］在《三十年度预算的展望》一文中，对战时国内的开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预算的意见，特别提出“我们希望政府能切实的节约。在提倡简约建国的时候，政府要先为国民梳理一个节约的好榜样”，主张政府通过裁撤不需要的机关等措施来力行节约。对战时国家税收政策、保护关税措施，崔敬伯［21］认为政府应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直接税，抑制战时个别企业和个人的奢靡，他说:“吾人常见长袖善舞一掷万金之辈，其消费能力，至足惊人。违背抗战之国策，助长物价之暴涨，流弊何堪设想。于此再不以课税之方式，节制其消费，并转移一部分购买力于国家，则前方无量之牺牲，适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当非社会正义之所许。”高平叔［22］亦就开源与增税的关系做出说明，李锐［23］对“统一征课行政”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关系，朱伯康［24］和宋则行［25］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于人，为了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工业化及现代化，实为刻不容缓的工作，政府应在特殊时期采取保护国内经济的措施。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生态，战时的中国市场是一种萎靡、消极的氛围，各种经济问题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愈发突出。战争带来的高物价，是最为明显的后果，因而对战时物价高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新经济》讨论的热点。赵晚屏［26，27］描述了战时物价高涨的情形，田地、农作物种植、农民收入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并从战争造成人们的危机心理，加剧物价上涨的角度，阐述了“我们与其说物价是物资和货币的关系之表示，不如说物价是持有物资和货币的两个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决定的一种统一的条件，心理的变异显然比物资和货币的变异程度更大”。就当时一般认识而言，这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思考。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讨论，孙拯［28］在《建设与物价》一文中说:“物价问题影响国民的生计，抗战的效能，力谋解决，势所当然”。杨蔚和伍启元也对物价问题进行探讨，杨蔚［29］在《吾国最近之物价问题》一文中首先总结了“学者对于最近物价问题的见解与批评”，继而探究了物价问题的表现，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政府管制价格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伍启元［30］分析了当前物价问题的性质，认为“当前物价问题包括物价加速率猛涨、价格失衡、生产失衡、分配不平均、战费负担违反正义和社会解组等严重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物价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些观点，不仅仅看到了物价高涨的问题，还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对如何稳定当前物价，大多数学者认为平衡和稳定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实行“物价管制”。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对于高物价水平带来的货币问题，学者们也非常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庄智焕［31］认为，“我国现在要稳定物价，避免危机，则统一全国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实为首要工作”，“苟使人民对关金券确切信仰，则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即可统一，而促成物价高涨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时，政府对法币之发行，应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银行利率，使人民乐于储蓄，而不重囤货居奇或囤货备用，则促成物价高涨之经济因素，亦可减少”。另有学者对“如何稳定法币信用”、“法币回笼的条件”等相关的应对货币问题的方法展开讨论［32］。战时国内的高物价水平导致外汇涨价等汇率问题，采取何种内外汇政策，很多学者做了调查研究，彭学沛［33］对于当时社会上因法币汇价大跌导致的误解，做了澄清，他认为:“第一，虽然中国尚处于战时状态、法币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币在战后会跌到不值钱的地步;第二，我国外汇平定基金虽日渐减少，但是并不一定说明法币价格会跌的没有底止;第三，我国币值跌落，日本能维持的久，并非意味着中日战争日胜中败”。这种分析澄清了对外汇涨价的误解，稳定了部分人因币值大跌导致的恐慌心理。宋则行［34］在《战后吾国对外汇率厘定标准的商榷》一文中，站在还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3年，就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引导人们思考战后我国外汇政策的问题。战时国内的金融事业受到打击，学者们通过主张“金融动员”，对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的管理等发表见解，不少人引用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金融理论，以为国人参考［35］;在金融机构的管理上，杨荫溥［36］认为应加强对银行的管理，李卓敏［18］认为加强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经济措施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处于非正常状态，日本的军事、经济侵略已经使得市场失去了自动调节的功能，政府需对战时经济采取“管制(统制)措施”，从而使得“经济统制”的讨论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和更直接的现实支持，有的学者从战时的现状谈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经济上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以最小的耗费，聚集最大量的经济利源，以供应作战时的必须消耗”［37］，有的学者分别就物资管制、外销物资统制、粮价统制等分别说明［38］。战时的交通运输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新经济》专门对此出了一期交通专号。张嘉璈［39］在《抗战以来之交通设施》一文中，从铁路、公路、航政、电政、邮政各方面讨论了交通与战时军事的关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问题，在《论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陈“运输机关之事权过于分散，力量无法集中，效能无法增进，补救之道，应将全国公路运输机关，部分军用民用，一律由军事机关统一管理，以应战时需要”。另有不少学者从战时我国的驿运事业状况，如何增进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效率等方面发表看法，给当时的交通运输业提供大量的参考。对于战时国家工业建设和区域工业现状，经济学家方显廷［41］在《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之没落及其复兴途径》一文中，分析了战争导致工业区域的沦陷，复兴工业应从发展国防工业、统制工业建设、兼重大小工业、发展内地工业、利用民族资本、联系农工生产、统一工业行政等方面进行。方显廷［42］还指出，战时加强西南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对于抗战十分必要，“自军兴以来，我国最高当局，采取以空间战胜时间之抗战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跃而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及交通之重心，开发西南各运动，遂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彭信威［43］也发表了西南经济建设的意见。抗战期内，东部和沿海省区经济受到重创，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区列强势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学者充分考虑和西南各省物产丰富、地势优越等优势，建议大力发展西南各省的经济，以作为全面抗战的经济支柱。高叔康对四川经济现状和未来的思考，郭恒对云南省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对重点发展西南省区经济重要性的阐释。不少学者就当时工业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如工业材料供应管理问题、技工的管理问题、民营工业组织动向、工厂联合会的运作等，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虽战时工业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但是学者们坚信抗战必胜，对战后国家“工业化”、工业建设区位等问题提前作了建言献策。壳士［45］就战后工业政策建议，“经济建设为战后唯一重要的任务。经济事业中头绪甚繁，又以工业建设为其中最有关系的工作”，并制定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有关战后工业区位问题的讨论，陈振汉［46］指出，战时轻工业和重工业区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处，区位不当会造运费剧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战后工业区位分布不得不考虑区位问题。任美锷［47］分别就“实业计划中的工业区位思想、战后中国工业的区位以及钢铁工业的位置问题”发表意见。关于战时国家重工业的建设，钱昌照［48，49］认为在利用外资、矿产勘探、工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的惨痛教训，需要当局去反思;还针对我国重工业的现状，思考未来的发展，提出重工业建设需要考虑“人”和“物(资源)”的条件，负责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使命，协助国家走向独立富强，重工业建设还不能缺少“公、诚、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兴重工业。在重工业建设中，矿产资源的利用尤为重要，李树青［50］倡导“保存我们的天然富源”;学者们针对国内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如对西南煤田、宁属资源、甘青矿产、陕甘矿产的调研［51］。吴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对国内重要煤、铁、金、铜矿山，如龙烟铁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本溪湖煤矿、凤凰山铁矿的调研，为更加清晰的了解战时的矿产资源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提醒政府对矿产资源的保护、重视和利用。轻工业建设同样关系着国计民生，后方学者们发表大量针对战时制革工业、棉纺织业、制盐业、制茶业、蔗糖业、紫胶业、植桐业和制酒业的文章，倡导加强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建设［55－58］。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对战时国家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相关理论、制度进行解析，吴景超［59］和董时进［60］对农业政策的讨论，都主张农业不仅仅要满足自己自足，还需要扩大生产、农产品输出，农业管理需要加强农业合作事业。农业管理和农业机构的运作，关系着农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学者们主张健全农业管理机构、管制制度，完善农田土地金融机构的设立，提高农本局、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的作用［61］。有的学者主张对全国土地利用进行调查，指出“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一国农业进步与否，必须视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为断。土地利用是世界经济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尤为立国的基础问题”，并针对“中国土地利用的详细情形，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智识”，主张绘制“土地利用图”，以明了全国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学者对我国西部土地耕作情形进行关注，对红土区、黄土区、棕钙土区、黑钙土区、紫色土区的土质进行详细分析，给各土区的农业产生提供借鉴［63］。另有学者从“土壤保存”问题进行阐述，主张保护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学者们对土地资源的研究、倡导利用和保护，为了解战时土地状况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提醒了政府对土地的保护和利用。对于战时我国森林资源的状况，有学者对日寇掠夺我国森林资源进行清算，对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台湾省、朝鲜、库页岛及我国内地森林的面积、树种资源进行统计，并希望收复失地之后各区应设置经营管理机构，合理整理利用［65］;学者们对土地、农产、森林资源的统计，给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鉴参考，同时，也为后来学者对战时资源的研究提供史料价值。

同志们：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开展“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精神以及省、市党史研究部门要求、部署，我县也将开展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作。下面，我就认真做好该调研工作强调3点：

一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开展调研工作的重大意义。

日本于1937年至1945年发动的全面武装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造成了空前的财产损失、生命牺牲与文化遗产的毁灭，中国抗战损失情形及其数量问题，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有关战时人口和财产损失的调查统计工作，在抗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组织过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也有过不同方面的调查研究。但历次调查研究空间范围狭小、资料零星不全，另外，多年来由于时空隔阂，基础史料发掘整理的不足，缺少系统、全面、准确的统计和研究，难以反映历史全貌。

我县是抗战时期日军侵略舟山的司令部所在地，是当时舟山遭受日军侵略最严重的地县，从1939年6月23日日军占领我县县城，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6年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十分严重。由于当时局势动乱，战争时间持续长久，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日军实施暴行普遍，地方政权组织力量有限，对于我县抗战损失的调查统计工作进行得十分有限，目前记载的部分调查结果，与战时我县实际所遭受的损失，相差悬殊。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次调研工作的重要性，全面、深入、科学地开展好调研工作，立足对历史负责、对我县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搞精史实，通过查清抗战时期我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等情况，统计出准确数据，用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带来的巨大灾难，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彻底戳穿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和种种谎言，使中华民族牢记这段苦难史，不忘国耻，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

1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改良派与民主革命派等思想传入贵州，贵州不少学者受此影响，创办了学堂、书店、书局等，为贵州最早一批期刊的设立奠定了基础[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沦陷区的大批文教、出版机构迁至祖国西南，为抗战时期贵州期刊的发展注入了新血液。在音乐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方面，期刊成了贵州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与主要媒介。本文对抗战时期贵州《新歌曲》《贵州征训》《贵州省政府公报》《贵州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贵州文献会刊》5本刊物中的音乐内容进行了整理、归纳，发现刊物中的音乐文本丰富、内容涉及范围较广、抗战主题鲜明。对于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的音乐文本研究，部分学者主要从歌曲分析、音乐理论等角度入手，对期刊中音乐文本的整体分析研究较少。本文以这5本期刊中的音乐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希望由此挖掘抗战时期贵州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展现出抗战时期贵州音乐发展的特色。

一、抗战时期贵州期刊的发展概况

抗战时期贵州期刊密集创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1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改良派与民主革命派等思想传入贵州，启迪了民智，为期刊的创办提供了一定的创办基础；二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贵州迁入了大量的优秀文化人才和高质量的文教机构，为贵州期刊集中创办提供了建设条件。如贵州最早的期刊《白话报》创刊于6年，同年创办了《贵州教育官报》。随着贵州期刊的发展进程，创刊数量不断增加，种类不断丰富，既有文艺期刊《抗建文艺》《艺风》《每周文艺》《民声周刊》等，也有地方性行政刊物[2]。不过，抗战时期贵州的音乐期刊并不多见。通过对《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4）》进行检索，仅有《新歌曲》是唯一的专业音乐期刊。当然，抗战时期的贵州期刊数量较多，也有不少期刊涉及了音乐内容。总体来看，抗战时期的贵州音乐期刊（包含非专业期刊的音乐文本）与重庆、广西等其他抗战大后方地区相比，其专业音乐期刊种类与期刊出版数量相对较少。

二、抗战时期贵州期刊中的音乐文本分析

抗战时期，音乐是鼓舞人心、宣传抗战思想的重要方式之一。而音乐期刊则是传播抗战音乐的最重要载体。抗战时期，贵州创办的期刊通过刊登种类丰富的音乐文本，为贵州人民提供音乐精神食粮，也是在音乐教材匮乏的情况下，弥补音乐教材的重要方式。本文拟对抗战时期贵州最具代表性的5本期刊中音乐文本进行分析研究。

（一）《新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