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范文10篇

慰问抗战老兵活动总结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战老兵们是这段历史在今天最主要的见证者，也是抗日战争留在今天的最重要财富之一。

为缅怀抗战老兵的光辉业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我们报社从去年底就开始重视、谋划、启动、宣传开展寻找抗战老兵活动工作，具体做法如下：

一、思想早重视

为发现寻找我市当年参与这场伟大战争迄今还幸存和被埋没的抗战老兵，让我们用心聆听这些曾经的战士在他们那个年代，亲身经历的爱国故事，从而进一步增强大家的爱国主义意识，去年年底在召开全年工作总结会议上，本报就意识到开展寻找发现抗战老兵活动工作会是贯穿2015全年的重大事项，也会是我们新闻媒体做新闻报道的重点内容之一。

所以，在制定2015年工作计划安排时，就要求从思想上开始重视这项工作，将它列入报社新年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列为2015年新闻采访重要任务之一，探讨如何做好此项工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解放区抗战歌谣是中国民间音乐与民众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推动了“下里巴人”的民众歌谣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深刻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作家诗歌、音乐、文学等文艺创作活动。同时，它作为中华民族抗战语境下的一种语言、音乐、舞蹈及诗歌等体裁熔为一炉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解放区军民的战斗生活与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切的艺术反映，并以其创作方式、创作思想、艺术结构、艺术手法等艺术规律特点，集中体现了广大军民群众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力与感染力。

一、创作思想：方针明确、内容先进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思想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艺术界关于“国防文学”、“国防音乐”及“新音乐运动”的理论思潮。同时，由于解放区抗战歌谣创作地域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创作者来自于民众群体，或左派及党员文艺工作者，其在创作思想与理论建树方面有着显著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与指导思想的特点。

(一)高举马列旗帜，深入乡村民众

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组织率先在国统区树立起了文艺的民族解放旗帜。周起应(周扬)在(苏联的音乐)译后记)中指出：“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晋察作曲家的主要任务。”。沙梅也认为，现在的歌唱作品“是针对着现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大众为对象”，“中心创作是短小精而有力的群众合唱曲，而且多是民谣体。”。中国音乐界的领军人物冼星海则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用“马列主义艺术理论”，“去领导中国新兴音乐和革命音乐的运动”，中国要以“发展中国的工农的音乐”为“最基本地出发点。”可以说，这些音乐思想为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准备，并继之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谣运动。而随着各种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各地大量迁移汇聚到延安等解放区，中共中央于1942年发起文艺整风运动。号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工农兵，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他多次去“鲁艺”作报告，指出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中间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这样，文艺创作才有源泉，才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二)彰显抗战魂魄，富于革命精神

名人道：“高雅的人，看背影就知道;奋进的人，听脚步声就知道;和善的人，看笑容就知道;优秀的人，看你就知道”.朋友，当你们徜徉在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往返时，当你们享用着丰盛的美味佳肴，尽享天伦时，蓦然回首，是否记得，70年前的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怎样的一幕壮烈的历史史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河山，如秋风扫落叶般留下满目苍凉，流离失所的国人在沦陷的国土上苦苦挣扎、一片片沃土染成了腥红的血色。曾记否，南京大屠杀中悲怆的呼喊让人痛断肝肠，难忘那战火纷飞中一双双渴求和平的目光……难忘那一批批志士仁人，赴汤蹈火，血洒疆场。我们不能忘记，杨靖宇将军最终弹尽粮绝，竟被日军剖出枯草果腹……让我们永难忘怀，为民族复兴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更让我们慷慨激昂。

“一个人最吸引人的东西，除了美之外在，还有一种内外皆修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内质”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平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和普遍愿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世纪后半叶起，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中大多数是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更以自己的牺牲奋斗为抗战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缅怀先烈，牢记历史。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回忆起那场悲壮激越、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反法西斯斗争;揭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迸发出的神奇力量。八年抗战，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遥想当年，祖国那积贫积弱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践踏我国大好河山，置我同胞于苦难，丧心病狂的杀戮掠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一边是战争狂人冷气阴森的狞笑，一边是国土沦丧、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处处燃烧着战火，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华民族存亡的非常时刻，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多少热血儿女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他们为赶走日本鬼子，求得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数勇敢的人们为了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枪林弹雨中写就了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的人生篇章。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载史册，他们的英灵永垂不朽。

“言无二贵，法无两适”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中国人民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千百年来，人类用牺牲、苦难、坚韧的努力、英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信心赢利了自由。我们呼吸它珍贵的气息，我们很自然地享受它，正如我们享受那吹拂大地、充塞在我们肺部的清鲜空气一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也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巴金说，人类的希望像是一颗永恒的星，乌云掩不住它的光芒。特别是在今天，和平不是一个理想，一个梦，它是万人的愿望。抗战胜利是我们祖辈用生命换来和平，我们父辈用艰苦换来安康，我们和所有追求和平的人们一起，更要继续发扬彪炳史册的抗战精神，来捍卫这块美丽缤纷的土地。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取智慧和启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了我们很多深刻而重要的启示。这些启示，是人类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必须牢牢铭记。我们纪念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着眼于未来。从而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我们隆重纪念那场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意味着背叛。这段历史，本应渗入我们的血脉，合成在我们的DNA中，成为子孙后代与生俱来的记忆。就像一个永远醒着的伤口，以一种永远无法回避的痛楚，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当自强。

在我县村乡村有一位老人，叫。如今101岁高龄的他，虽说很多事已忘记，但一提到当年浴血奋战“打鬼子”的峥嵘岁月，老人显得劲头十足。老人，是一位曾经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抗战老兵。1931年闹灾荒，16岁的外出乞讨，赶上国民党招兵，就报名参军。1936年，他所在的部队划归国民党军第13军，驻扎内蒙古。那时他已担任班长，参加了著名的百灵庙战役，这场战役共击毙、俘获日伪军4000多人。“七七事变”后，13军转战北平，在“南口战役”中，和所在部队防守居庸关，同日军激战三天三夜，屹立不退。不幸的是在日军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中弹负伤。

这次战役后，23岁的升任国民党中央军13军89师上尉连长，1938年春天开赴台儿庄作战。当时，带领的6连，任务是死守县城的一角。那是一场拉锯战，打了5天4夜，几进几出，双方死伤惨重，最后全连只剩下了8个人，但官兵们没有退缩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彻底击退了日寇。

70多年过去了，和老人当年一起参战的老兵，大都离世了。如今还健在的他，虽然已年过百岁，耳朵有点聋，但精神矍铄。即便是坐在松软的沙发上，也是两腿并拢，双手搭膝，目视前方，身上总洋溢着军人那一往无前的精气神。

或许正是有着这些令人悲伤而难忘的抗战记忆，老人格外珍惜晚年的安稳日子，与儿子、儿媳过着自由自在的晚年生活。

采访中多次听到老人提起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满足，他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抗战的不易，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生活。

二十世纪开始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处于历史的巨变之中，延绵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长河，被中国人强烈的求变呼喊和雷电般迅疾威猛的外来文化激起惊涛骇浪。伴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与信仰从被怀疑到被批评，中国传统美术观和形态遭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最为猛烈的抨击。特别是文人画的价值观念，更是不断被当时思想文化界具有相当感召力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领导人物所痛击，动摇了其画学正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四王”为代表的画坛“圣人”被时代变革的狂潮吹打得体无完肤。“丧乱之后多文章”，既然旧价值已丢失了精神感召力，原先定于一尊的权威已跌落，那么，中国美术向何处去？时代突然给中国美术界提出了这样一个全然陌生的难题。何谓陌生，是因为在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美术家虽也时常掀起变革的波澜，探寻着艺术演进之路，但是他们都浸润在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中，他们的变革主张与举措，本质上看只不过是在一个既定的传统框架中，试图贮藏个体的特殊经验而已，改朝换代的战争，也时常扰乱历史老人缓缓行进的步子，打破艺术家的宁静的心灵，以至使他们生发出离愁别恨的哀叹，或“亡国”的悲伤郁懑。但是，历史绝没有无情地斩断他们心灵中的文化之链，他们尚未品尝过维系自己艺术生命的精神之柱轰然倒塌的痛苦，所以，他们没有也不必为中国美术向何处去而自忧。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长久以来被中国人视为“蛮夷”的西方人，一次次用炮火轰开“天朝”的大门，也轰开了中国人封闭的心灵，“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千年帝国治乱循环的逻辑和中国人的心理定势，被彻底打乱，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刀光剑影、民族危亡的现实中，意识到文化精神的守旧不变与萎靡僵滞，是国势衰微的根源。于是，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传统文化体系在遭到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的同时，也被一大批由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反戈一击。旧的被否定了，那么，中国美术的出路在何处？自然成了美术家和关心美术并有志于“再造文明”的知识精英们面临的全新课题。救亡图存紧迫的情势、急促剧烈的变革思潮、迫切的求变心理迫使中国的美术家们必须在短时期内，选择再生之路，完成与传统绘画体系迥然有别的美术的现代形态设计。其最初的反应和表现出的情形，必然是诸说杂陈，相争相生。作为各种思潮具体体现的各种流派，自然是应运而生，争持消涨。不同的流派冲突与交融、对抗与共存构成五四以后新美术运动的一大特点。各种美术思潮不管其在美术界振荡的强弱、盛行的时间长短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大小，作为文化设计，都从属于历史性巨变。

来势凶猛的西方艺术思潮对传统绘画价值观的冲击，造成了足以容纳异端的空间，也为五四以后之所以思潮勃发，流派纷争的外缘。五四以后，中国美术界兴起的诸多思潮，出现的各种流派何尝又不是西方美术的冲击与融入的结果呢？不少思潮与流派是外来美术的直接移植。从学院主义到后印象派，从野兽派到超现实主义、从达达派到普罗美术，都先后或共时性地出现在中国画坛上，海外留学归来的美术家无疑是这种局面的直接营造者，他们将西方传统绘画风尚和正在流行甚至刚刚兴起的艺术风尚引进中国，或以教学或以创作实践或以文字介绍等多种方式在国内传播，使中国美术界出现了纷繁复杂、多元并存的热闹景象。在此，可将新美术运动中的主要思潮和流派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学院主义与现代主义

在诸多流派中，学院写实主义美术一直在新美术运动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倡扬者、推崇者众多，这是其他流派所不能比拟的。学院写实主义绘画在西方美术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野兽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诸多现代流派的兴起，她已结束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失去了画坛的主导地位，正如英国著名美术史家赫伯特·里德所说：“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艺术的主流已经叛离了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且一直与不重功利的审美价值表现有关。应该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学院艺术已不再受到人们的欢迎。”就是这样一个在西方已受到冷遇的流派，却被中国的美术家热情地迎进国门，并将其视为拯救“衰败至极”的中国画的妙方良药。中国人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在于在救亡的重任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等）在“重形似”的西方传统绘画的对照中，发现了传统绘画只尚“写意”不求写实的弊端。所以都把西洋画“写形”之特征看作是与中国画最大的区别，在呼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写实绘画更是被看成是科学、进步的美术观和形态，而得到大力的倡扬。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批艺术学子满怀了解、学习西方美术的强烈渴求走出故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日本、欧洲接受了学院写实主义绘画的训练，学成回国后，多以教学方式极力推行写实主义绘画，以至学院写实主义绘画成为影响最大，画坛主导地位的流派。

在学院写实绘画盛行的同时，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思潮，也涌入中国，不少画家或以教学，或以组织社团的形式推崇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他们既对传统中国画表现出坚决的批判态度，也与学院写实主义绘画拉开了距离，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观移入中国画坛，从而建构起与西方现代美术潮流同步的中国现代美术体系。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中国美术史上最为活跃纷繁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以推崇西方现代美术的社团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无疑是1930年9月由庞薰＠①、倪贻德发起组织的“决澜社”，该社聚集了王济远、周多、阳太阳、杨秋人、段右平、张弦、邱堤、刘狮等一批富有朝气，充满激情与理想的青年油画家。他们看到“20世纪以来，欧洲的艺坛实现新兴的气象：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Dadaism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注：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因而对中国美术界“沉寂”、“衰败”、“病弱”的现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发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飚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型交错的世界吧！”的呼喊。1931年10月举办的《第一次决澜社画展》的参展作品，尽管表现出画家们试图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所作的努力，但是并没有囿于一路，而显示出多元选择的倾向。“庞薰＠①……的作风，并没有不同的倾向，却显示出各式各样的面目。从平深的到线条的，从写实的到装饰的，从变形的到抽象的……，许多巴黎流行的画派，他似乎都在作着新奇的尝试。……周多在画着莫迪里安尼风的变形的人体画，由莫迪里安尼而若克，而克斯林，而现在是倾向到特朗的新写实的作风了。段右平出处在毕加索和特朗之间，他也一样的在时时变着新花样……。杨秋人和阳太阳可说是……在追求与毕加索和契里珂的那种新形式，而色彩上是有着南国人的明快的感觉。……张弦……老是用着混浊的色彩，在画布上点着、点着，而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于是他感到苦闷而再度赴法了。……”（注：（英）赫伯特·里德：《艺术与社会》第128页，陈方明、王怡红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通过在倪贻德的这篇评论，我们不难把握青年油画家们在艺术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感受到他们在艺术风格探索过程中借鉴与摹仿的痕迹。在强烈求变的心理趋使下，面临形形色色、变换莫测的西方现代艺术，他们来不及对其仔细审视，深入研究，选择的茫然与困惑不可避免。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留日归来的梁锡鸿、赵兽、李东平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以“新的绘画精神”、“前卫文化”掀起一个新的美术运动为宗旨，采用野兽派和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绘画方法进行油画创作。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该会成员的“艺术家不应该为环境所支配”的认识及创作的作品，显然是相当不适时宜的，所以，他们的主张及作品不仅没有寻觅到更多的知音，而且成了战前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谢幕礼。

不同类型的抗战歌曲有不同的音乐特征，因而也有不同的表现功能。进行曲是歌曲创作中最常见的一种体裁，进行曲风格的抗战歌曲也是抗战歌曲中一种重要类型，占很大比重，影响广泛。它具有节奏坚定有力，强弱分明，接拍规整等特点，一般不使用变化拍子，结构多是均衡对称方正的。旋律多是雄壮有力的，一般不使用装饰音。多采用小军鼓的基本节奏型，符点节奏，造成昂扬向上的气势。进行曲的风格的抗战歌曲多用于部队行进是演唱，用以统一行进者的步伐，他最能够鼓舞战士的斗志，激发战士的战斗激情，鼓舞战士奋勇杀敌。进行曲的风格抗战歌曲优秀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赵启海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到敌人后方去》等等，都是久唱不衰的艺术精品。这些铿锵有力的歌曲直到今天都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抒情抗战歌曲是抗争歌曲中，创作范围较广，运动较多的一种体裁，既有独唱形式的，也有齐唱、或者合唱形式的，其中独唱歌曲居多。抗战歌曲的感情表现幅度变化大，节奏、节拍、速度和力度处理的都很自由，既有舒缓平稳的，也有紧凑活泼的；既有自由处理的，也有规整有力的。音乐语言线条细腻，音乐宽广，旋律多曲折起伏，既有舒展而富于歌唱性的，也有流畅、活泼而富于炽热性；还可以是慷慨激昂，自由奔放的等等。总之，不同内容的抗战抒情歌曲具有不同的特色，它是作曲家用音乐抒发的对生活的感悟，对人民的同情、对英雄的歌颂。对战争的鞭挞和对和平的向往等情感。

叙事抗战歌曲也是抗战歌曲的一种重要体裁，叙事抗战歌曲和叙事歌曲一样，都是叙述故事的歌曲，不一样的是在于叙事抗战歌曲的内容和抗战有关。它所叙述的故事有大有小，篇幅有长有短，但都对歌词要求严格，歌词一定要有叙事的特点，还有包含一定的情节，有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叙事诗。大部分叙事抗战歌曲的歌词篇幅较长，为了便于记忆传唱，曲调相对较为简单，多用分节歌的形式。词曲紧密结合，多用舒展悠长的内容，犹如说话讲故事一样，有的作品还具有民歌音乐的特点，节拍根据需要还较为灵活。

抗战歌曲艺术特色

抗战歌曲有其特有的艺术特色，歌词通俗易懂，曲调生动形象，采用大众易于接受的音乐语言，并采用中国传统民间因素。歌词大都是直抒胸臆。将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融为一体，犹如“出发芙蓉”般质朴无华。抗战歌曲，无论是慷慨悲壮的还是抒情唯美的；无论是欢快跳跃的还是深沉稳健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曲调生动形象、悦耳动听。抗战歌曲创作非常重视对民间音乐的借鉴，深深植根于民族音乐的土壤，从中汲取丰厚的滋养，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民族性，这也正是抗战歌曲久唱不衰生命里旺盛的根本原因。抗战歌曲以其号召性的音调、铿锵有力的节奏、短小精悍的曲式结构及强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处在风云变幻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丰富多样的人物内心感情和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意志、不变的信念和勇猛顽强的精神。

抗战歌曲的影响

抗战小品----鬼子进村

服装：鬼子服、汉奸服、军衣、花衣服

道具：枪、勺子

音乐：妹妹找哥泪花流

妹妹出场，唱完一段，妹妹说：卖花了，卖花了，谁看到我哥哥了吗？大哥，你看到我哥哥了吗？（枪声响起）不好，鬼子来了。（跑到客人当中。音乐起：鬼子进村）

汉奸出场：太军，八路的没有，你快出来吧。（鬼子出场，走到台中间）太军，您训话。（太军呜哩哇啦……，哟嘻）太军，我是说这儿花姑娘大大的有。

二十世纪开始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处于历史的巨变之中，延绵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长河，被中国人强烈的求变呼喊和雷电般迅疾威猛的外来文化激起惊涛骇浪。伴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与信仰从被怀疑到被批评，中国传统美术观和形态遭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最为猛烈的抨击。特别是文人画的价值观念，更是不断被当时思想文化界具有相当感召力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领导人物所痛击，动摇了其画学正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四王”为代表的画坛“圣人”被时代变革的狂潮吹打得体无完肤。“丧乱之后多文章”，既然旧价值已丢失了精神感召力，原先定于一尊的权威已跌落，那么，中国美术向何处去？时代突然给中国美术界提出了这样一个全然陌生的难题。何谓陌生，是因为在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美术家虽也时常掀起变革的波澜，探寻着艺术演进之路，但是他们都浸润在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中，他们的变革主张与举措，本质上看只不过是在一个既定的传统框架中，试图贮藏个体的特殊经验而已，改朝换代的战争，也时常扰乱历史老人缓缓行进的步子，打破艺术家的宁静的心灵，以至使他们生发出离愁别恨的哀叹，或“亡国”的悲伤郁懑。但是，历史绝没有无情地斩断他们心灵中的文化之链，他们尚未品尝过维系自己艺术生命的精神之柱轰然倒塌的痛苦，所以，他们没有也不必为中国美术向何处去而自忧。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长久以来被中国人视为“蛮夷”的西方人，一次次用炮火轰开“天朝”的大门，也轰开了中国人封闭的心灵，“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千年帝国治乱循环的逻辑和中国人的心理定势，被彻底打乱，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刀光剑影、民族危亡的现实中，意识到文化精神的守旧不变与萎靡僵滞，是国势衰微的根源。于是，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传统文化体系在遭到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的同时，也被一大批由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反戈一击。旧的被否定了，那么，中国美术的出路在何处？自然成了美术家和关心美术并有志于“再造文明”的知识精英们面临的全新课题。救亡图存紧迫的情势、急促剧烈的变革思潮、迫切的求变心理迫使中国的美术家们必须在短时期内，选择再生之路，完成与传统绘画体系迥然有别的美术的现代形态设计。其最初的反应和表现出的情形，必然是诸说杂陈，相争相生。作为各种思潮具体体现的各种流派，自然是应运而生，争持消涨。不同的流派冲突与交融、对抗与共存构成五四以后新美术运动的一大特点。各种美术思潮不管其在美术界振荡的强弱、盛行的时间长短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大小，作为文化设计，都从属于历史性巨变。

来势凶猛的西方艺术思潮对传统绘画价值观的冲击，造成了足以容纳异端的空间，也为五四以后之所以思潮勃发，流派纷争的外缘。五四以后，中国美术界兴起的诸多思潮，出现的各种流派何尝又不是西方美术的冲击与融入的结果呢？不少思潮与流派是外来美术的直接移植。从学院主义到后印象派，从野兽派到超现实主义、从达达派到普罗美术，都先后或共时性地出现在中国画坛上，海外留学归来的美术家无疑是这种局面的直接营造者，他们将西方传统绘画风尚和正在流行甚至刚刚兴起的艺术风尚引进中国，或以教学或以创作实践或以文字介绍等多种方式在国内传播，使中国美术界出现了纷繁复杂、多元并存的热闹景象。在此，可将新美术运动中的主要思潮和流派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学院主义与现代主义

在诸多流派中，学院写实主义美术一直在新美术运动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倡扬者、推崇者众多，这是其他流派所不能比拟的。学院写实主义绘画在西方美术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野兽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诸多现代流派的兴起，她已结束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失去了画坛的主导地位，正如英国著名美术史家赫伯特·里德所说：“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艺术的主流已经叛离了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且一直与不重功利的审美价值表现有关。应该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学院艺术已不再受到人们的欢迎。”就是这样一个在西方已受到冷遇的流派，却被中国的美术家热情地迎进国门，并将其视为拯救“衰败至极”的中国画的妙方良药。中国人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在于在救亡的重任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等）在“重形似”的西方传统绘画的对照中，发现了传统绘画只尚“写意”不求写实的弊端。所以都把西洋画“写形”之特征看作是与中国画最大的区别，在呼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写实绘画更是被看成是科学、进步的美术观和形态，而得到大力的倡扬。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批艺术学子满怀了解、学习西方美术的强烈渴求走出故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日本、欧洲接受了学院写实主义绘画的训练，学成回国后，多以教学方式极力推行写实主义绘画，以至学院写实主义绘画成为影响最大，画坛主导地位的流派。

在学院写实绘画盛行的同时，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思潮，也涌入中国，不少画家或以教学，或以组织社团的形式推崇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他们既对传统中国画表现出坚决的批判态度，也与学院写实主义绘画拉开了距离，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观移入中国画坛，从而建构起与西方现代美术潮流同步的中国现代美术体系。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中国美术史上最为活跃纷繁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以推崇西方现代美术的社团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无疑是1930年9月由庞薰＠①、倪贻德发起组织的“决澜社”，该社聚集了王济远、周多、阳太阳、杨秋人、段右平、张弦、邱堤、刘狮等一批富有朝气，充满激情与理想的青年油画家。他们看到“20世纪以来，欧洲的艺坛实现新兴的气象：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Dadaism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注：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因而对中国美术界“沉寂”、“衰败”、“病弱”的现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发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飚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型交错的世界吧！”的呼喊。1931年10月举办的《第一次决澜社画展》的参展作品，尽管表现出画家们试图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所作的努力，但是并没有囿于一路，而显示出多元选择的倾向。“庞薰＠①……的作风，并没有不同的倾向，却显示出各式各样的面目。从平深的到线条的，从写实的到装饰的，从变形的到抽象的……，许多巴黎流行的画派，他似乎都在作着新奇的尝试。……周多在画着莫迪里安尼风的变形的人体画，由莫迪里安尼而若克，而克斯林，而现在是倾向到特朗的新写实的作风了。段右平出处在毕加索和特朗之间，他也一样的在时时变着新花样……。杨秋人和阳太阳可说是……在追求与毕加索和契里珂的那种新形式，而色彩上是有着南国人的明快的感觉。……张弦……老是用着混浊的色彩，在画布上点着、点着，而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于是他感到苦闷而再度赴法了。……”（注：（英）赫伯特·里德：《艺术与社会》第128页，陈方明、王怡红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通过在倪贻德的这篇评论，我们不难把握青年油画家们在艺术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感受到他们在艺术风格探索过程中借鉴与摹仿的痕迹。在强烈求变的心理趋使下，面临形形色色、变换莫测的西方现代艺术，他们来不及对其仔细审视，深入研究，选择的茫然与困惑不可避免。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留日归来的梁锡鸿、赵兽、李东平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以“新的绘画精神”、“前卫文化”掀起一个新的美术运动为宗旨，采用野兽派和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绘画方法进行油画创作。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该会成员的“艺术家不应该为环境所支配”的认识及创作的作品，显然是相当不适时宜的，所以，他们的主张及作品不仅没有寻觅到更多的知音，而且成了战前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谢幕礼。

尽管儒、道、佛各有不同的观念准则，但在参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识。那些约定俗成的伦理、世俗准则，也在事实上具备这种务实的品格。这种参与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热情。这种文化热情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其核心是民族大义，也就是正气、骨气与义气等。下面就传统文化在抗战文学中的表现作些粗浅论述。

正气，即民族正气在抗战文学中表现为本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在形而下层面表现为顽强的同侵略者拼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与此相悖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渺小的、可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因而是必胜的。正义的事业蕴含着凛然的正气。而正义的发掘，提倡对于民众抗日积极性的发挥，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些是作家进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战时期，大量街头诗及一系列富有鼓动性的诗歌着重于激发民众的战斗热情，艺术表现上多与流血与流汗的战场有关，“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北平沦陷后市民的悲惨生活，颂扬了以钱默吟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国人的凛然的民族气节。作品没有描写战斗中的硝烟烽火，也没有刻画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气大都表现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写了相同的主题，但表现方式是比较有特色的乡村生活。民族正气对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战胜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中以富有才情的笔致勾勒出贺老总的儒将风采。作家们之所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传奇英雄，就在于他们看重智慧斗争的力量，斗争中激发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正气与献身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正气的维护和发扬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与邪、美与丑的斗争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中黄阿大、吕典一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包括了敢于为正义献身的崇高品格，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纯真的、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骨气，即常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传》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抗战文学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选择。舒群的小说《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受伤的抗日战士救护在自己的身边;当敌人的刺刀逼近时，她掩护战士化妆脱逃，而自己却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理发匠孙七与冠晓荷的对比描写，使硬骨头精神更加耀眼夺目。艾芜的小说《我的幼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追求者。战争是试金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少患软骨症的人，尤其是当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穷凶极恶之时。进步作家们直面现实，描写了这类人的种种伎俩和劣迹，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卑污的灵魂。《开麦拉之前的》中的，《残雾》中的洗局长、杨茂臣，《新水浒》中的六师爷，都是这类卑劣的人物。不少汉奸都是因为害怕侵略者的屠杀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出卖民族利益，而是畏惧权贵，社会邪恶势力，从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们对此作了批评性描写。

义气，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对他人的拔刀相助、讲究信义、无私助人等。古人对义气是颇为看重的，这从许多民间传说和不少的文艺作品中不难看到，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时期，人们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文化传统。抗战文学基于对抗战生活的真实描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批颇有义气色彩的文学形象。“东北作家群”中的骆宾基、白朗等，就创作了一些这类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一批具有关东性格的人物，都有这种品格。骆宾甚的小说《一个倔强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这样的人。高氏，人称“秦(琼)二爷脱生的”。他南下从军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荡荡的难民之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他终日沉溺于家庭人伦与农田桑事，似乎消蚀了生命的锋芒，对故乡的凋敝与窘迫无动于衷。然而日军进攻县城引发了他固有的反抗冲动。他招徕乡民，与日本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中的马老汉也是一位因看不惯日军的暴行而义务充当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诸如刘白羽、老舍等也在创作中涉及了一些讲义气的人物。作家们对义气的描写多放在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因为义气作为一种民间的不成文的处事原则在下层人物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其实，义气在某些具备良好文化修养的人身上同样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既有山林隐士的遗风，又有慷慨悲歌的侠肝义胆。目睹敌人的暴行，他放弃了隐士的生活，以传奇的侠义式的反抗行为与日寇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从传统观念上看，义气往往是作为应予肯定的处事原则，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倾向。但对义气应该作深一层的分析。当它有益于正气的张扬、历史的进步时，应予肯定;当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则应该否定。在国人的生活里，“缘”是一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观念，它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缘”一词最初来源于佛学，本来有很精深的哲理;长期以来的辗转相传，已赋予它丰富的民间意义，与原来的佛理大相径庭。对于一般人来说，“缘”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预见的力量所预先决定或安排的。这样“缘”的观念就很简便地为人们用来作事后解释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战时期的作家对于“缘”的描写多体现在写婚恋的故事中。婚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出人意料的聚散离合，而这正是“缘”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作家们看来，婚恋题材本身与“缘”最有缘分。我们注意到，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大都有丰富的婚恋情感体验(如萧红)，作品常常把抗战的背景推得很远，然而却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着读者。这里“缘”是一只无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导演、操纵着人间的喜怒悲欢，抓人心绪。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冯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缘的典型形象。无“缘”是痛苦的，事实上，有“缘”的人们，在过于阴暗的现实天幕下，也常常会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树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缘”、多么美满的一对;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阴冷与萧杀，加之个人性情的原因，最终拆散了一对有“缘”人。抗战文学中涉及“缘”的作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抨击着现实。作家们对于“缘”的描写，较多地联系着政治，体现出否定现实的思维指向。忍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复杂的价值内容，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又有主动性、积极性的一面。从负面内涵上考察，它强调个人在逆境中既然无能为力，就要暂时忍耐、忍受，显然蕴含着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消极价值观。从正面内涵考察，它又表现出一种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许多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即表达了这种意向。忍，这种处事原则对国民的影响不容忽视。考察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发现忍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它的正面影响。这种结果应当归结于儒家思想对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辐射作用。儒家构想的社会模式强调等级的森严、秩序的井然。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建立在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无条件服从之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忍的负面效应。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呼唤奋起与抗争精神。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们无暇对忍的丰厚内涵作出全面的评判。他们从抗战的实际出发，认识到了忍的消极作用，因而在创作中给予了否定(当然问题并非如作家们想的那么简单)。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虽则聪明漂亮，但却儒弱、忍让。他既想孝敬父亲，又迷恋妻子，陷于无法自拔的矛盾中，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荡，结果导致了他的发疯。《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现实。但与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无关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将瓦解，却仍然勉为其难地忍受着妻子和母亲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击与不幸，忍受着一切，这就使他走向了绝望。曾树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来便不能忍了，奋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打上了现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绘。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参加了抗日斗争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内，这些人中除了瑞丰外都还有良心。祁家的邻居，除个别人是民族败类外(如冠晓荷夫妇)，尚有民族情感，对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传统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们未能振奋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萎靡中期冀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到来，在苟且偷生中同受难的祖国母亲一起经历着心灵的“炼狱”。然而，到底是忍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是用他们的血肉打到胜利的，而这些沦陷区中的人们却是忍到胜利的。对此人们不能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也有可理解、可原谅之处。但其表现出来的历史的非主动性应该引起充分的警觉。在这方面作家们比较多的是从自己熟悉的较为狭窄的角度去表现。王西彦那些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写了荣林爷这个忍者的典型被当权者捐税相逼而上吊的悲剧。以写农村生活见长的艾芜也有许多相似的反映。对恶霸的凶残、地主的刻薄没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结果就像《乌鸦之歌》所描写的:要强占的，被强占;精神上还遭到难于忍受的打击，“我的表弟”疯了。

忍与麻木是联结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如果觉醒了，倒生发了一种无路之苦、无论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鲁迅为揭露国人的麻木开了先河。抗战时期不少作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萧红的《呼兰河传》对民众的麻木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导演出来的愚钝行为，描写得生动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审视的目光叙述了东北民间习俗，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小团圆媳妇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她婆母说她病了。说病了又不去求医，去请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这位“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的小团圆媳妇当众一丝不挂地在缸里滚沸的热水中“洗澡”。他们把小团圆媳妇硬按在里面，仅挣扎了一会儿就昏厥了。这样的“澡”接连洗了三次。折磨与恐惧带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萧红的笔下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剧。麻木直接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仔细考察抗战文学中所写的麻木，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揭示的范围较五四文学有所扩展，不仅有无知民众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识分子的麻木。骆宾基在他描写战前社会生活的乡土小说中写了麻木的无知民众，在以抗战时期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一些小说里又写了麻木的无知者。知识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无知为基础，而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加上进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们明知这样不对，可又不得不这样。《四世同堂》中的种种忍耐，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种表现，不少人有民族感，有爱国心，可又离不开这座日本人占领了的城。老舍明确指出这种忍让、麻木是历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经历了无数帝王的更替，每个帝王都以为劳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抗战文学中表现得也较多，“孝”又是其表现之一。

弘扬抗战精神，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既是我们对这场民族救亡战争深刻反思后的历史总结，更是包括海内外华侨华人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什么是抗战精神，如何去弘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每一个中国人去认真思考和总结——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弘扬60年前中国人民和军队浴血奋战所铸造出来的民族精神，给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

抗日战争能形成全民族的高度共识和统一，说到底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国家救亡之战，是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之战。正因为如此，当年抗日之战才成了不分党派、不分海内海外、不分南北地域的全民族抗战。

抗战前，国内派别林立，内战不断，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从民族大义出发，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内各族人民、社会各个阶层、各党派和海外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抗战中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列强欺凌中国以来国人凝聚的国家民族意识，在抗击日寇入侵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而民族的团结和觉醒又孕育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