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辩权范文10篇

11999年3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缺乏统一合同法的历史。可以说，这部合同法借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大量的立法、司法经验以及学者的学说理论，在某些方面还有突破性的发展。然而，在这样一个继承、发展、突破的过程中，如何消化传统的合同法制度，使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成功移植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并能够接纳新理论、新经验，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实践来充分验证的复杂问题。同时，一部法律的孕育和制定，包含着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创造和更新。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定的法学知识资源和理论背景。不安抗辩权就是在这部法律中所正式确立的，有着丰富的法学知识资源和理论背景的一项法律制度，不言自明，也同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同样需要实践来验证。

应该说，不安抗辩权的理论和制度对当今世界诸多国家的合同立法及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今要将其纳入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并使之发挥预期的作用，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不安抗辩权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能否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律制度框架下找到合适的定位？如何合理的界定其与预期违约制度的逻辑关系？现行立法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是否完美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对于这些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尤其是新合同法颁布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士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相关的文章也有近百篇之多。但是，就笔者阅读范围所及，全面系统论述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该制度在中国的落实提出具体建议的文章似乎尚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结合我国合同法实践和学者专家的观点，博采众长，对不安抗辩权进行一下理论上的检讨与整合有着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不安抗辩权的法律界定和立法渊源

2.1不安抗辩权之法律界定

抗辩是一法律专用术语，它既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用于否定针对其所进行的控告的辩解，也适用民事诉讼中被告对原告诉求的反驳或对原告请求的拒绝，或是一种反诉的请求。所谓抗辩权,是指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权利主张的权利，也被称为异议权。[1]其功能在于通过行使权利而使对方请求权消灭，或使效力延期发生。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是指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对抗对方当事人的履行请求权，暂时拒绝履行其债务（合同义务）的权利。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和后履行抗辩权[2]三种类型，在性质上属于一时抗辩权[3]或延迟抗辩权[4]。

不安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5]，传统大陆法将它定义为：“当事人一方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6]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之虞时，在对方没有对待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我国的统一合同法首次正式、全面地引进了不安抗辩权这一合同制度。[7]

内容摘要•

我国《合同法》确定了抗辩权制度，更确切地说是在双务合同中确立了抗辩权制度。其最终目的是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下更好地履行合同。这一学说在买卖合同与加工承揽合同里体现的非常得体，更能充分的显现出《合同法》公开、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笔者比较认同抗辩权主义理论。在委托人给付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处理所支出的费用的义务与受托人进行事务的处理的义务之间具有相互对应与牵连的关系，因此，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若该部分履行涉及利益轻微，根据《合同法》自由、公平、平等、诚实信用的原则上当事人可以斟酌利益及交易的习惯，据以上原则加以考虑。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卖方）就其交付之买卖标的物应付瑕疵的担保责任，而瑕疵是在买卖合同成立后才发生的，因此可归则于出卖人（卖方）的事由所致，则出卖人（卖方）除了负有瑕疵的担保责任之外，同时还构成不完全履行债务之不履行责任。根据《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此条款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一方违约的关系，即一方违约之后，另一方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一方违约包括部分履行及瑕疵履行等情况；但问题是，在双方违约即《合同法》第120条规定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分别违反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不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维护交易秩序，因此，需要明确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条件，对拒绝履行的权利的滥用做出严格的限制。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我国《合同法》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鼓励交易、保障交易安全，规范合同当事人的交易，平衡当事入之间的权益、维护交易秩序，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双务合同发生上的牵连性存续上的牵连性

互负债务瑕疵履行留置权

所谓抗辩权，又称异议权；是指权利人享有的对抗双方当事人请求权的权利。其重要功能在于行使这种权利而使对方的请求权消灭或使其效力延期发生。我国《合同法》确定了抗辩权制度，更确切地说是在双务合同中确立了抗辩权制度。其最终目的是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下更好地履行合同。为了维护双方当事人在双务合同中的权利并保证其合同的履行，防止或避免单方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发生，从而公平地实现合同的目的，维护交易安全。双务合同的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由于水平与篇幅有限本文将只对同时履行抗辩权作为探讨，以就请教于法学界的老师并期待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1不安抗辩权的法律界定和立法渊源

1.1不安抗辩权之法律界定

抗辩是一法律专用术语，它既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用于否定针对其所进行的控告的辩解，也适用民事诉讼中被告对原告诉求的反驳或对原告请求的拒绝，或是一种反诉的请求。所谓抗辩权,是指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权利主张的权利，也被称为异议权。[1]其功能在于通过行使权利而使对方请求权消灭，或使效力延期发生。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是指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对抗对方当事人的履行请求权，暂时拒绝履行其债务（合同义务）的权利。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和后履行抗辩权[2]三种类型，在性质上属于一时抗辩权[3]或延迟抗辩权[4]。

不安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5]，传统大陆法将它定义为：“当事人一方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6]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之虞时，在对方没有对待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我国的统一合同法首次正式、全面地引进了不安抗辩权这一合同制度。[7]

1.2不安抗辩权之立法渊源

不安抗辩权是大陆法上的概念，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都对之加以确认。不安抗辩权真正源于德国法，《德国民法典》第321条规定:“因双方契约负担债务并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而法国学说称之为“不履约的抗辩”,它来自中世纪罗马法，是从“约因（consideration）”[8]学说出发，认为一方的义务是另一方约因，因此一方不履行合同为另一方不履行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613条规定:“如买卖成立，买受人陷于破产或处于无清偿能力致使出卖人有丧失价金之虞时，即使出卖人曾同意延期支付，出卖人亦不负交付标的的义务。但若买受人提供到期支付的保证则不在此限。”另外，瑞士债务法、意大利民法、奥地利民法、中国台湾省民法等都对不安抗辩权有所规定。

一、关于履约担保权问题：即先履行方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后，是否可以请求后履行方提供履约担保？

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不安抗辩权包括请求提供履约担保权。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不安抗辩权不应当包括主动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理由如下：从法理上分析，抗辩权是一种对抗权，是权利人用以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抗辩的作用在于防御，而不在于攻击，因而必得等他人之请求，始得对其行使抗辩权，因而请求权与抗辩权是处于对立位置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抗辩权的一种，其必然囿于抗辩权的性质，与请求权不同，也只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防御性权利。所以说，如果允许先履行方在后履行方不能履行之虞时，可以要求提供其履约担保的权利，是不符合抗辩权性质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脚的。

以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为例，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8条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笔者认为，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中止履行人没有获得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在其尽了通知义务后，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可以说充分考虑到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在后履行方履行期限届至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为给付，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到来时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这时中止履行人可以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这对对方来讲明显不公平。法律不能为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当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

二、关于解约权问题：即在不安抗辩权中，如果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而相对人（即对方）拒绝对待给付或提供适当的履约担保，那么先履行方有无解约权（解除合同的权利）呢？

对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民法规定得不明确，按照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拒绝提出担保，不使对方限于延迟，也不因此使先为给付的一方取得合同解除权。[4]对于先履行方是否有解约权，我国学者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赞成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的观点，认为没有解约权，认为“不安抗辩权作为延缓的抗辩权的一种，只能使对方的请求权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行使，而不应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所以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包括合同的解除权”；[5]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应当理解为先履行方享有“诚信解约权”，主张“如果相对人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经过相当期限后，应认先给付义务的人有解除权”。[6]

笔者认为，从不安抗辩权的性质上看，它是不应当包括属于积极性权利的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显然是不利于周密地保护预见到他方不履行或不能履行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然而，笔者也同意上述第二种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先履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基于诚信原则赋予的“诚信解约权”，这种解约权只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补充，不是源于不安抗辩权制度自然发展。与此同时，笔者也坚持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理解为包括合同的解除权的观点，不认为解除合同是不安抗辩的当然权能。但是，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诚信解约权”在“一定条件”下行使，“一定条件”是相对方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不过，这里的“反复”认定是要看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诚信解约权”的行使还存在一定风险的。

【摘要】出于对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履行期届满之前，发生当事人意志以外以及意志以内的情形的违约风险，在不同的法系里，该精神由不同的制度得以表达和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其体现为不安抗辩权，与此同时，在判例法当中，其体现为预期违约。而我国的《合同法》同时将这两种制度予以规定。但从这两个制度的概念出发，作为一种消极被动型的权利，不安抗辩权是合同的一方可以对抗其应当先履行的合同义务，可以说是一种消极性的权利制度，然而，预期违约则更像是一种积极进攻性权利制度，其可以在合同履行期截至之前向合同一方主张违约责任，两种制度从不同的法律后果上实现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平衡的价值追求。完善两种制度的内容，使其更好衔接并行从而达到对双方当事人利益期待权的保护。

【关键词】默示预期违约；不安抗辩权；取舍；冲突

一、问题的提出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上极为重要的一项原则，双方当事人缔结合同并基于诚信原则期待着任何一方都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从而达到各自的交易目的。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衍生出大量的交易不是即时完成的，交易上的时间差使得交易风险无处不在。当合同的先履行义务一方提前预知，合同相对方因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表示其将不会履行合同义务，而此时对方履行合同的期限尚未届至，违约责任无从适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其加以救济，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在第68、69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94条第二项，第108条设立了默示的预期违约制度。于是就产生了疑问：两种制度各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能否在这两项制度之中择一？我们不禁会问我国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两者当中择一设定呢？难道会是因为这两项制度差异大到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全方位的涵盖这一精神？也或者是因为不这样设置，就会引起因为所属的法系不同而导致两种制度发生互相矛盾继而影响法的统一性，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抑或这两种制度经过适当的改造可以在同一法系中并存？那么我国实务中对于出现既符合不安抗辩权的情形，又符合默示预期违约的案例时，法官是如何适用法律呢？笔者拟从学理以及他们在司法案例中是如何体现的，并立足于解释论的视角，尽可能的在大陆法系传统的概念体系内明晰不安抗辩权和默示预期违约的衔接点。

二、不安抗辩权和默示预期违约能否并存的学理争论

两种相似的制度，虽然出自不同的法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其最初设立的初衷无非是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下，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可以理解为一种期待利益，那么这样以来我们不禁会问，这两种制度到底属于什么关系？他们的调整范围又是什么关系呢？是完全的重合关系？亦或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还是说只是简单的交叉重叠关系？可以说从这两种制度存在之初，这样的问题就疑惑着我们，也常常困扰着我们，所以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不少学者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从各个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些观点做如下的分类，其中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这两种制度是有其固有的制度特点的，我们不能简单机械的将两者进行混淆，他们因此归纳出两种制度在适用的前提条件、行使权利的原因、过错是否为构成要件、救济方式等的不同。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则做出如下的认定，其觉得作为学者的理论层面的分类，是过于吹毛求疵，太过微观的来看待这两项制度，我们应该从立法的初衷和法治的基本精神出发，不能仅仅因为两种制度因为有不同的细微差别就把微观的差别放大了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因为我们做一切工作的初衷也是为了进一步的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果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同样的作用，那我们大可不必大费周折，做无谓的区分。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框架下，可以说从我国实际存在的情况中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抉择，也即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保留属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即使两者之间的价值观相差不大，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我们认为可以将合同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即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情形完全可以将其包含在第68条中。很明显，我们能够从以上的对比中发现，之所以有以上的区别，是判例法在判断情形的时候所采取的标准相比于大陆法系来说是更加精准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国的李永军老师也是坚持在大陆法系的大背景下，坚持不安抗辩权，上述各位学者的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正如韩世远教授所说的：法学学科的学习，解释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学习的重点应该是放在解释论上，将其作为入手点同时也是着力点，只有在做好解释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考虑兼顾立法论，民法作为法学中的重点学科，我们可以说，也是大量通过运用解释论，来得以将书本上的民法规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并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中来回穿梭，得以发展的。所以笔者赞成韩世远教授的观点。首先，不安抗辩权和默示预期违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制度，不能相互取代，制度价值上的一致并不代表制度性质上的一致；其次，即使处于不同法系的制度，只要加以合理的改造和适用可以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共存，不存在绝对的互相排斥的情况如过失相抵和减损规则共存，直接和隐名等；再次，法律制定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解决纠纷，所以不能僵化的看待各国法律，要进行恰当的移植，制定适合本土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国合同法已经在第68、69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94条第二项、第108条确认了预期违约制度（通说这样认为），且2009年，在最高法颁布的关于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的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到：在如今的社会实践形势之下，我们为了最大程度的督促合同履行一方履行自己的义务，积极行驶自己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我们针对当事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与此同时，虽然约定的价款给付期间还没有合理到来，同时其诉请未到期的付款方对价款进行支付的，此时，如果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赋有给付义务的义务人，有很多种情形存在不能给付和故意不给付的，也就是所谓的存在明确的违约不给付行为情形的，例如付款方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注销、被有关部门撤销或者存在故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者丧失商业信誉等等情形时，除非是存在付款方已经提供了合适的担保，确保债务的履行，同时法院也可以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判令付款的期限已经到了或者加速其时间的到达。可见我国现行立法的态度是同时承认该两种旨在解决违约的制度。而出于这样的考量也是认为，只有这样兼取两者之间的优点才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两种极为相似的制度，不恰当的规定两种制度，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诸多的重合和矛盾，给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带来难题。

【摘要】现如今，许多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次人生幸福的同时忽略了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义务。文章从赡养抗辩权透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关键词】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内容摘要•

我国《合同法》确定了抗辩权制度，更确切地说是在双务合同中确立了抗辩权制度。其最终目的是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下更好地履行合同。这一学说在买卖合同与加工承揽合同里体现的非常得体，更能充分的显现出《合同法》公开、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笔者比较认同抗辩权主义理论。在委托人给付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处理所支出的费用的义务与受托人进行事务的处理的义务之间具有相互对应与牵连的关系，因此，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若该部分履行涉及利益轻微，根据《合同法》自由、公平、平等、诚实信用的原则上当事人可以斟酌利益及交易的习惯，据以上原则加以考虑。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卖方）就其交付之买卖标的物应付瑕疵的担保责任，而瑕疵是在买卖合同成立后才发生的，因此可归则于出卖人（卖方）的事由所致，则出卖人（卖方）除了负有瑕疵的担保责任之外，同时还构成不完全履行债务之不履行责任。根据《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此条款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一方违约的关系，即一方违约之后，另一方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一方违约包括部分履行及瑕疵履行等情况；但问题是，在双方违约即《合同法》第120条规定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分别违反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不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维护交易秩序，因此，需要明确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条件，对拒绝履行的权利的滥用做出严格的限制。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我国《合同法》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鼓励交易、保障交易安全，规范合同当事人的交易，平衡当事入之间的权益、维护交易秩序，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双务合同发生上的牵连性存续上的牵连性

互负债务瑕疵履行留置权

所谓抗辩权，又称异议权；是指权利人享有的对抗双方当事人请求权的权利。其重要功能在于行使这种权利而使对方的请求权消灭或使其效力延期发生。我国《合同法》确定了抗辩权制度，更确切地说是在双务合同中确立了抗辩权制度。其最终目的是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下更好地履行合同。为了维护双方当事人在双务合同中的权利并保证其合同的履行，防止或避免单方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发生，从而公平地实现合同的目的，维护交易安全。双务合同的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由于水平与篇幅有限本文将只对同时履行抗辩权作为探讨，以就请教于法学界的老师并期待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近年来，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因物业服务引发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住宅小区和谐、稳定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与物业公司未能提供及时、有效地为业主提供满意的服务有关，也与业主任意地、过于频繁地行使物业服务合同抗辩权有关。部分业主动辄以服务质量差、业主不满意为由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以下简称“物业费”)，欠费现象较为普遍。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2008年5月的《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4600家物业公司中，商品房小区平均物业费缴费率仅为79.48%左右，有些地区的平均缴费率甚至只有68.57%。（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秘书处.全国物业管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R］.2008－05－09[2010－01－03］，http：//220.194.44.52/？action－viewnews－itemid－999.）据北京市居住小区管理办公室2004年对北京市28个商品房小区的调查统计，收费率能达到80%以上的只有14个小区，有8个小区的收费率为60%左右，另外6个小区的收费率只有30%[1］。2008年上海出现了物业公司撤离小区的风潮，至少有10家物业公司因经营严重亏损撤离了近50个小区[2]。据笔者在南昌市物业管理协会的调查，2009南昌市商品房小区的缴费率整体维持在70%～80%，有的缴费率甚至不足50%。物业费的普遍拖欠，不仅激化了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而且使物业公司的生存环境面临严重困难，不少物业公司处于亏损经营状态。（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秘书处2008年5月公布的《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4600家物业公司中，盈利1843家，占40.07%，亏损1871家，占40.76%；持平886家，占19.17%。）另一方面，开发商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尽快把楼盘销售出去，往往单方面对业主许诺免除前期物业甚至入住后若干年内的服务费，更是使得物业公司的生存环境雪上加霜。（例如，位于南昌市红谷滩区的“东方海德堡”，是由江西鸿源科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深圳莲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楼盘。2009年6月以来，因开发商对业主承诺5年内免除物业费、自己又拖延支付按照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的物业服务补偿费，引发了开发商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纠纷，并使业主利益遭受了严重损害。）为了有效化解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8号)(以下简称《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解释》或《解释》)。该《解释》第5条、第6条对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业主抗辩权的行使与限制作了具体规定。但从实践来看，如何防止业主动辄行使抗辩权，避免因拖欠物业费而把物业公司与业主推上矛盾的两极，则更值得人们的关注。

一、物业服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表现形式

在双务合同中，如果一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不符合要求而向另一方请求履行债务时，对方就有可能通过行使抗辩权而与之对抗。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双务合同履行中抗辩权的3种形式：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物业服务合同是双务合同、有偿合同。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物业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为业主提供物业服务、营造良好的小区环境的债务，业主应当履行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的债务。在实践中，业主通常以物业服务质量差、不符合要求为由拒交物业费的形式来行使抗辩权；物业公司则拒绝为未缴费的业主提供专属于其的服务项目，如拒绝提供维修服务、暂停二次供水服务等，遇业主欠费行为普遍时，则可能减少、停止小区的公共服务，更有甚者，对欠费业主进行人身威胁或暴力攻击。

1.业主行使抗辩权的表现形式

在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行使抗辩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1)物业公司未履行本应先履行的服务时，业主拒绝支付物业费。物业费的支付一般是按单位时期支付，如按月支付。如果在应支付费用的这一单位时期内，物业公司尚未履行完毕债务，如尚有若干天的卫生保洁、修剪花草、修理公共设施设备等工作未完成，而向业主请求支付物业费时，业主则可基于物业公司未先履行合同义务而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物业费。(2)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物业公司应履行某一特定服务项目但时间约定不明确时，业主以物业公司尚未履行这一服务项目为由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物业费。在物业服务合同中，尽管对物业服务的项目有明确规定，但对履行这些服务的时间不可能逐一加以明确。例如，在物业公司提供的门禁系统故障或楼道照明灯等各类维修服务时，由于物业服务合同并未对物业公司应在什么时间内上门服务作出明确规定，当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支付物业费时，业主则以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及时为由进行抗辩，拒交物业费。(3)在物业公司履行的物业服务、营造的小区环境不符合合同约定时，业主拒交物业费。一般地，物业服务合同会对物业服务的质量，即物业公司应当如何保持小区环境作出详细的规定，如卫生保洁应每日清扫两次、修剪花草每周两次、门岗每日24小时值班、保安人员每小时巡逻等。有的物业服务合同甚至约定“路面不得有明显垃圾”、“绿地不得有过长杂草”、“安保人员不得脱岗”等。如果物业公司履行的物业服务、营造的小区环境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业主就有可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拒交物业费。(4)在物业公司经营困难、可能停止履行物业服务时，业主行使不安抗辩权，拒交物业费。当物业公司经营遇到困难，如拖欠物管人员工资、高额水电费，或者是因物业公司自身所负较大数额债务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甚至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时，业主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

2.物业公司行使抗辩权的表现形式

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商品房预售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预售方和预购方均面临较大的风险。允许作为无过错的预购方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适时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直至解除合同，是其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有效手段。同时，不安抗辩权作为先履行方特有的一项权利，也可能为一些不法分子获取非法利益所利用。其行使应当具有严格的条件。

一、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商品房预售纠纷中的适用条件

（一）必须存在于依法订立并生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

只有有效合同才受法律保护，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有效，除了要审查预售方是否取得预售资格，即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筑规划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外，还要审查合同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在审判实践中，遇到诸如预售方缺少“三证”中的一证，有关部门同意补办，事实上已投入资金总额25％以上的情况，该类合同仍应作为有效合同对待。

不安抗辩权须在有效的双务合同中才能行使。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双务合同，这是勿庸置疑的。预购方取得预定房屋的权利，同时预售方取得收取预付款的权利。只有在双务合同中，才可能存在一方履行义务而对方不履行义务、致使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而在单务合同和不完全的双务合同中均不能行使不安抗辩权。

（二）不安抗辩权存在于履行义务有先后之分的预售合同中

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商品房预售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预售方和预购方均面临较大的风险。允许作为无过错的预购方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适时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直至解除合同，是其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有效手段。同时，不安抗辩权作为先履行方特有的一项权利，也可能为一些不法分子获取非法利益所利用。其行使应当具有严格的条件。

一、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商品房预售纠纷中的适用条件

（一）必须存在于依法订立并生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

只有有效合同才受法律保护，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有效，除了要审查预售方是否取得预售资格，即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筑规划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外，还要审查合同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在审判实践中，遇到诸如预售方缺少“三证”中的一证，有关部门同意补办，事实上已投入资金总额25％以上的情况，该类合同仍应作为有效合同对待。

不安抗辩权须在有效的双务合同中才能行使。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双务合同，这是勿庸置疑的。预购方取得预定房屋的权利，同时预售方取得收取预付款的权利。只有在双务合同中，才可能存在一方履行义务而对方不履行义务、致使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而在单务合同和不完全的双务合同中均不能行使不安抗辩权。

（二）不安抗辩权存在于履行义务有先后之分的预售合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