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范文10篇

1中国现代开放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

(1)开放经济理论的初步发展(1979—1991)。从理论内容上看，该时期的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在基本概念、原理等方面展开;从理论方法角度看，核心手段为标准剖析，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转而重视客观统计以及实证研究;从开放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氛围看，学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客观务实的科研作风，从而切实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落实到开放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探究当中。20世纪80年代，在效仿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之后，取而代之以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渐渐出现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相融合的态势，开放经济理论随之孕育而生。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要求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现有经济理论、分析手段等作整体的探索，因此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将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国外经济发展体制的优良因素纳入，对国内经济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融合、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调整等。人们力图建立的理论体制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创设几种公理性的社会及人类生存行为的基本假设，随后展开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实证研究，从而构建发展出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和革新制度成为经济学理论引入的重要部分，而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也随之得到发展延伸。该理论对中国经济学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促进中国更迅速地与国际接轨，减少与发达国家经济学发展的差距，标志着开放经济学理论在吸收、探究和运用上有了更大的进步。

(2)开放经济理论的深度发展(1992—1998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放经济理论处于孕育阶段，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当时，中国经济正步入“整治”时期，经济学领域所探讨的主题是经济发展速率、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通货膨胀等。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再次生机，此次讲话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例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它们同样可以运用于两种体制的社会中。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对这两大基本问题作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探讨，且成果颇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经济学领域爆发了一场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重大讨论，老一辈的经济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存在固有弊端，其方针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的经济现实，照搬西方经济学不但不能解决现有困境，反而会使经济发展误入歧途、形而上学。而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态度，他们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反映出弱势，其规律与实际的社会经济活动脱节，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应该首先对经济体制作重新建设。该争论的焦点在于，双方理论都基于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意识、社会形态偏好，似乎永远无法得出一个孰是孰非的结论。事实上，这是改革开放的思潮所带来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所孕育出的问题，即“欧洲中心观”。众所周知，欧洲在众多领域都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如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而这种优势地位对经济学的影响尤为明显。不同社会结构、种族及自然条件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存在很大差异，但正是因为由这些基本元素所构成的不同社会体系，科学研究者们才有必要展开对话，以达成一种可沟通交流的共通的思维架构和言语系统。因此，吸收、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我所用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探究，它不会将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掩盖，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本来的制度体系。经济开放的目的是发展，亦是交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自身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别国现成的理论成果，科学的严谨态度倡导的是在排除人文、种族、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普遍的包容性。这也是开放经济理论的内在实质。20世纪90年代中，(2)充分的提高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稳固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必要的内容。只有创建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创新之路，才能有效地推进经济方式的转变，这就必然要求在经济发展当中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通过这些创新型人才的不断努力，降低经济发展中能源的消耗，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推动我国的创新建设不断前进。国家应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建立科学的创新体系，不断地鼓励科学技术的创新，充分高效的利用资源，使创新型人才主动的投入到我国经济建设当中去，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

(3)不断的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发展的。迅速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不断地深化我国市场经济的变革，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多干预，加强我国市场在资源的配置当中的重要作用，最终目的是形成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变的体系。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要以市场为引导，不断的规范我国市场的竞争，创建出可以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供求情况、能源是否短缺以及环境的污染程度的体系，要制定出有效的鼓励措施以及惩罚措施，对一些节能环保企业进行鼓励和奖励，对于一些高损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严厉的惩罚，以确保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环境的保护，还要对财税体系进行有力的改革，政府应该对开征环境以及资源利用进行合理的征税，以促使各行业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不断的改革行政管理体系，不断的加强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让政府充分的服务于社会。在经济发展当中，要以市场中的企业为主体，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鼓励各企业对能源的节约、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对环境的保护。

(4)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对能源的损耗、环境的质量、人口的结构以及生活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能够有效的加快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结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全面考虑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通过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带动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

2新时期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开放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问题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开放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其一,一国经济纳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范围;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又要实现外部均衡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二)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和货币政策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相对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政策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尽管市场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中介目标)以及传导机制也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货币当局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总量指标(货币供应量)而转向价格性指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实现政策目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将重新获得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实际产出水平和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既然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影响有解决之道吗?可以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国际货币理论及实践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即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影响,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协调的收益大小尚无定论。

由于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始终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因此国际货币状况是以民族国家为微观基础的分立决策过程，其中少数大国的货币政策及其相互协调则是核心，由此产生了国际货币合作（IntemationalMonetaryCooperation）的问题。据称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英格兰银行和德、法、俄等国间的货币合作，而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健或崩溃均与大国间的国际货币合作状态相关，但有关国际货币合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却一直处于“蒙尘的珍珠”状态，没有获得与其蕴意相称的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摘要：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两者都是促进郑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两者关系密切。文章从理论入手，运用2010-2018年数据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对外投资对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郑州市出口规模的扩大，优化了出口商品结构，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对外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最后，本文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方面指出进一步促进对外投资进而优化出口的对策。

关键词：对外投资；出口规模；出口结构

当前，对外投资在推进经济转型、外贸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投资已成为郑州市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对郑州市经济和外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做了诸多研究。边婧，张曙霄研究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1]任志成，朱文博通过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2]徐文强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正相关的贸易互补效应和贸易引致效应。[3]从当前国内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多的以一国作为整体或一个经济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从某一城市视角入手来分析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立足郑州市，不仅从理论上分析对外投资对出口影响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模型得以检验，有助于郑州市今后经济发展中合理引导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以推动郑州市出口贸易的发展。

一、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现状

（一）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规模现状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郑州市对外投资规模和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由图1可知，2010-2017年河南省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之后随着对外投资向理性化、合理化发展，对外投资规模出现下降；而出口规模近十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综合来看出口规模和对外投资规的变动具有相似性。

摘要：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加快，使我国金融风险日益凸现，且国内外金融风险的互动性逐渐增强。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从监测指标体系、分析模型的选择和预估监测体系模型的运作等方面对国际金融风险监测预估模型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国际金融风险；风险指标体系；监测预警模型。

经济全球化是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将推动各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结构走向趋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在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也将加大，防范与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为此，在搞好自身的金融安全、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正确选择适当的汇率制度、准确掌握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度、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前提下，通过国际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十分必要。为了更好的防范和管理国际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了一个国际金融风险监测预估模型。

一、建立一个金融风险的监测预估指标体系

根据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等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建立的金融市场预警系统要求182个成员国及时提供重要指标，我们在预警体系建立的构想中，除了要求各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资料外，还应该有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指标以及地区外部环境的指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监测、防范金融风险，应设置一些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金融相对量预估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三大部分指标：国内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国内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和金融风险外部环境指标体系。三类指标具体内容如下（各个指标后面的字母数字是为下面计算风险当量所设定的代号）：

1.国内宏观经济指标（G1）。大体上包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1.1）；通货膨胀率(%)（G1.2）；货币供给增长率（包括M0、M1和M2的增长率）（G1.3）；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G1.4）；国内储蓄占GDP之比（G1.5）；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之比（G1.6）；出口占GDP之比（G1.7）；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额月份数（G1.8）；经常项目赤字占GDP之比（G1.9）；外债结构指标（G1.10）（有：外汇储备占短期外债之比（G1.10a），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之比（G1.10b），负债率（G1.10c），偿债率（G1.10d））；总外债与出口值之比（G1.11）；国际储备与进口值之比（G1.12）；货币化程度指标，即M2占GDP的比例（G1.13）；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比例（G1.14）；消费率或积累率（G1.15）；货币汇率波动幅度（G1.16）等。

本文作者：谭冰工作单位：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东盟各国产业的调整、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广西工业产业结构面临着很大的调整压力。因此，调整工业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显得尤其重要。广西需要利用先天的地理优势，增强与东盟国工业结构的互补，发展优势产业，加大投资优势不足的产业。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促进广西工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双方的降税进程将促进广西与东盟的产品和产业分工的发展，有助于广西一些产业、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获得规模效益，提高生产效率。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将使广西的工业产业相对东盟新成员国的竞争优势得以发挥。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将使广西的工业产业相对东盟老成员国的竞争优势得以发挥。明显的区位优势奠定广西与东盟合作的基础广西与东盟毗邻，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接的省区，又处于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和中国—东盟自贸区与泛珠经济圈的中心点位置。而便利的公路、铁路、海运、航空和边境口岸，使广西成为中国内陆省份到东盟地区海陆空交通运输距离最短、时间最省的必经区域，也是东盟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广西的这一独特优势更有利于企业广借外力，即引入泛珠、东盟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模式和资金来增强自身的产业基础，提高广西的产业素质，同时又可以向东盟欠发达国家输出我区的产业，如通过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推动我区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显著的战略地位提供广西与东盟合作的保障永久性落户于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论坛成为国家级、高层次、大规模、综合性的交流合作平台。200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成为中国与东盟间，第一个“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2009年后开始陆续分期封关运作和拓展功能的钦州、凭祥等四个保税监管区，进一步加大了广西外向型经济对工业产业的辐射作用。201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该产业园区的开工建设，为广西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起到良好示范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提高了广西对外开放程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要求广西用开放的眼光重新审视广西产业的发展，要求广西尽快建立更为开放的产业体系。这有利于广西促进原有封闭式产业体系向开放式产业体系转变，有利于通过资源的集聚和整合以及产业集群的建立，促使广西在认真分析自身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东盟国家产业优劣势基础上，能科学地选择一些基础较好，又具备资源优势的产业如汽车、铝、锰、糖、蚕丝绸、医药、珍珠等，建立形成广西的优势产业集群。广西与东盟全面对接导致广西工业竞争压力较大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从体制、政府职能、观念、发展环境、市场机制、配套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广西的经济增长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广西不能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以适应外在变化，非但不能充分把握机遇，更严重的恐怕是被排挤、被边缘化。广西经济水平与东盟多数国家接近，工业产品结构相似，竞争多于互补。虽然广西工业已拥有制糖、有色、冶金、电力、汽车、机械、建材、食品、医药等一批优势产业，但优势限于资源型和初级加工型，深加工及精加工缺乏，上下游产业链不完整，产业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而且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在广西与东盟成员国的边境贸易与国际贸易中，边境与内地经济政策拉平，使广西边境贸易失去原有的贸易优势和政策优势，将严重影响广西工业产品的出口贸易。争夺外资的竞争日益激烈广西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是欧美等国家，与东盟外资来源雷同，加上经济水平接近、地理和气候相似，竞争必然激烈。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东盟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和升值，对外资吸引力增加。由此将使广西的外资来源渠道减少，并使原本投向广西的外资转向东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框架下广西工业结构调整思路

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条件下，广西工业产业发展的思路，更应该站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的高度上去重新考虑工业产业的发展对策。以开放合作促发展，实施“产业兴桂”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广西与东盟的发展提供一个难得的合作与开放新契机，使广西的工业产业能充分的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利用近7000种零关税产品以低成本的优势，较快的融入到东盟自贸区经济合作中去，通过加强双方产业的合作，推动广西经济的跨越式腾飞。为此，我们应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坚持以开放合作促发展，以“产业兴桂”为目标，认真研究东盟国家产业的优劣势，科学分析广西与东盟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在《关于做大做强做优广西工业的决定》和40个配套文件的指引下，明确优先重点发展14个千亿元产业，大力发展四大新兴产业，形成“14＋4”的产业集群。确定广西未来十年广西工业化发展路径。努力通过开放促进国内外产业合作，通过开放吸引国内外资源向广西聚集，通过合作增强区域间上下产业链的延伸，实现我区与东盟双方产业合作的共赢。以产业转移促优化，推动广西工业结构跨越式发展产业转移是国际间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广西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金、管理、技术和产业结构层次等方面，与东盟发达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有利于用优势区域来吸引和承接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石油化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等优势产业转移，促进本地产业链的升级。而广西与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之间又明显存在着经济结构的阶梯差异，双方互补空间极大，进行双边合作的前景广阔。广西凭借这些优势向东盟欠发达地区输出本地的优势产业技术和产品，如钢材、五金机电、微型汽车、农用车、制糖、中医药、纺织品、建材等。广西与东盟各国在各自工业化过程中参与程度越深，越有利于推动广西工业结构在新的一轮调整中跨越式发展。以沿海战略为主线，提高产业集群效益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深入实施，广西与东盟自贸区合作的突破口应以发展沿海区域战略、提高产业集群效益为主线，重新调整沿海工业园区集聚功能布局，确立沿海产业发展重点，强化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以沿海工业带形成优势集群，有序的积极承接东盟发达国家和国内沿海区域大型工业区优势产业的辐射，通过双向承接国内和东盟的产业转移，形成沿海区域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在产业布局上，以港口为依托重点选择临海重化工业，如能源、石化、钢铁、铝加工、船舶修造、林浆纸等，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经济和竞争优势，建立能源、石化、有色金属产业集群，利用广西、东盟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沿海区域优势建立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如先进的海洋环保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等；提高新兴海洋绿色产业的发展能力，重点发展海洋生物、海洋绿色能源、海洋化工等；通过以上产业布局和发展，逐步形成广西沿海优势产业集群工业带，提高产业集聚效应。以现代物流为基础，推进“国际大通道”建设以现代物流的产业化意识，加强与周边省份和东盟的物流产业对接，通过加强对周边的辐射功能和集聚功能，增强广西工业产业的发展条件，这是目前广西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重点。也是未来广西经济新的增长点。首先是强化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物流园区建设。为了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需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和凭祥、东兴等沿边口岸城市，南、柳等中心城市的物流园区建设要抓紧搞好。包括与车站、港口、机场相连的路网、仓库、物流中心、送配中心、站场、信息网络设施、运输工具机械等都要配套，以适应货物储运增加的需要。其二是强化物流中心和送配中心建设。(1)把北海、钦州、防城港、凭祥、东兴等五大物流中心建设好。以此形成不断的联线网络，加快物流流通速度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2)把两南宁、柳州把两大配送中心建设好。这样，远可以发挥物流业承东(广东、华东)接西(西南、西北)的作用，近可为广西沿海、沿边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后盾，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平台的有力支撑。其三是强化国际区际物流服务。凭借口岸经济，开拓国际区际物流市场。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和凭祥、东兴等沿边口岸城市，凭借区域经济，扩大区际物流服务。凭借城市经济，发展物流服务。

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改革开放特别是推进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对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各项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为进一步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重要意义。**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进一步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经济素质；有利于增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进体制创新，促进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二）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着力促进社会和谐与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把**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核心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语言相通则是实现“五通”的重要保障。顺畅的语言交流，能降低沟通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常州要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开辟发展新路径，重视语言的经济价值，营造和谐的语言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常州；语言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一带一路”应当坚持“人文先行”（张日培，2015）,而语言是重要的人文交流工具。中国与沿线64个国家地区间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离不开语言保障。只有语言相通，同心协力，方可实现“一带一路”的“巴别塔”。

一、语言经济学理论

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语言的经济价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Marschak(1965)于1965年《语言经济学》拉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他认为“语言具有与其它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国内研究起步较晚。陈建民(1992)、何自然(1997)等人较早的从语言与经济、语言与教学、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之后，我国的语言经济学研究稳步推进，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不断丰富和变化。研究视角虽有不同，但学者们普遍认同“语言不仅是文化资源，而且还是经济资源，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李宇明，2011），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张卫国，2008）；同时，“语言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社会资源”（陈章太，2008），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张卫国,2008）。

二、常州的语言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时代潮流。如何加强区域合作，加快发展，把重庆打造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重庆区域合作基本格局国内区域合作方面，即西南片区、长江沿线、周边一圈、南北两翼。国际与境外区域合作方面，重点探索了重庆与香港、澳门经济贸易合作，重庆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重庆与北美、欧盟、日本、台湾、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重庆区域合作发展的成果“十五”期间，围绕内地和香港CE以合作共识，形成渝港“9+1”和澳“8+l”经贸合作框架。积极参与川渝黔区域合作。三地在能源交通、经济领域、社会事业、国土资源等方面合作不断加强。渝浙、渝沪、渝闽协作新机制初步形成。长江流域经济联动和西南区域经济互动趋势良好。国内区域合作实际利用内资累计448亿元，比“九五”翻一番。“五”期末，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机制更加完善，重庆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聚集和辐射作用增强，与东部地区和长江沿岸省市间的合作稳步推进，国内知名企业在渝扩大投资，有力地促进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各省区市，尤其是西南六省区市和长江流域中心城市，当年在渝投资总额近300亿元，比2005年增长44%。其中，来自东部投资达240.82亿元、中部14.08亿元、西部43.35亿元。按初步规划，通过区域合作，“十一五”期间重庆引进的内资总量将达1700亿元。

(一)在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的地位不断提高到2006年止，西南六省市办成经济联合协作目超万项，相互投资为3000多亿元。2005年，六省通过经济协调会共引进到位资金364.24亿元。2007年，重庆作为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第21次会议主席方，着力推进交通、能源、旅游等合作重点专题，与西南各方签订经济合作项目1709个，到位资金41.7亿元。

(二)重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的经济协调重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H”型布局中的西部主要节点，在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川渝合作不断深化川渝合作由来已久，以前基本上是竞争大于合作，区域合作真正实质性地推进是近几年的事情。2007年4月份，川渝成功签署《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共建成渝经济区成为促进川渝合作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标志，也拉开了川渝新一轮战略合作的序幕。

重庆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方面:在区域合作中承接产业转移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产业整体实力仍然较弱，缺乏较强竟争力的产业集群。

内容摘要：开放经济使外部均衡在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在货币政策运行中，开放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制约、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为了适应开放经济带来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货币政策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调整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开放经济下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首先，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内外均衡两个目标，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对外经济部门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大，从而迫使央行在注重内部均衡的同时，也应该给予外部均衡更多的重视。这就要求央行在运用各种政策时，必须注意不同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

其次，开放经济条件下，币值的稳定包括货币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例如，币值的对外稳定受制于国际收支的变化，国际收支又会影响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又会制约基础货币的投放量，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导致币值对内稳定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