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范文10篇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着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着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关键词：思想；萌芽；开端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文学是由语言文字组建而成的，它与语言文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这种语言文字的艺术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以不同的体裁表现人类的内心世界和再现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可以这么说，文学作品是作家们寄托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肌体。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当中国南方人民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而大批南渡来到东南亚时，他们同时带来了中华语言文字、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审美追求和文学创作的原始愿望，这些便是世界华文文学生发的基因。这种血脉相通的文化理念，奠定了世界华文文学脱胎自中国文学的精神底蕴。

无论社会的巨轮如何前进，作为传统文化最源头方式之一的文学，尤其是作为最能表达人类灵魂的母族文学，始终在时代的推进与嬗变中保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情况如此，自中国文学中孕育诞生的世界华文文学近百年来的情况亦是如此。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一个重要的板块，新加坡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样滥觞于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无远弗届的年代。不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以白话文写作而又贯穿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文学作品，迅速取代旧文学而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①即便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学者作家，也认同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里，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摇篮。②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与族徽的最基本表征，本文尝试抹去历史的尘埃，梳理自1981年以来便存在着的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成因及分期。

“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界定与正名中国在1970年代中后期“”垮台后涌现了不少环绕着十年动乱而书写的“伤痕文学”，而自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华文文学意义上的伤痕文学则有别于中国的伤痕文学。由新加坡资深作家和中生代作家执笔创作的新加坡伤痕文学作品，可从下列的内容思想和艺术表现特质来加以界定：在内容思想上，它们的悲情元素主要源自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停办和1987年新加坡传统华校的消失，新加坡华社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虚脱状态，华文知识分子因精神家园成为贫瘠荒原而涌起无限感伤并执笔为文。凡是在这个期间内容触及新加坡华文教育或文化式微问题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相声，无论它们的精神基调是悲凉的或激越的，都属于新加坡伤痕文学的范畴。这些包含着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的叙述母题的作品，都深深地烙上了作家的生活经验，带有浓厚的文化危机感、使命感和沧桑感；它们是作家受伤灵魂的慰藉，也是作家反思和批判的基点。纵然作家们有着满腔情感等待宣泄，但是，在表现手法上，为了避开政治敏感和照顾到现实生态，他们也不得不在作品中委婉陈词。诗人们在伤痕诗歌中充分应用现代派的抽象语言展现内心的荒凉，微型小说家们则在作品中实验象征主义和后现作形式，对这种新兴文体的表现手法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将新华文坛转变成一个曲笔的实验场，在为新华文学的文化情感增色添彩的同时，也把它提升到一个艺术高峰，使它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领域中独秀一方。“伤痕文学”这个名词与新华文学缝合在一起并出现在新华作家的视野内，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当时新加坡作家林高率先在《似梦非梦———读〈十梦录〉杂记》一文中指出：“教育与文化的演变，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张挥也不例外，在他的笔下，却总带着深沉的忧伤，叫人反思。有人把他的这些作品叫做‘伤痕文学’。”

同一年，张挥也在《“鸟说人话，人说鸟话”的荒谬———读谢清的〈都是那鸟惹的祸〉》一文中说：“从80年代开始，不少小说作者以讽刺、魔幻、荒谬的手法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当然也包括诗歌和散文），虽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巨作，却是颇具特色的变奏曲，是一种一点儿都不荒谬的‘伤痕文学’。”④1996年，新华女作家孙爱玲客观地比较了中国伤痕文学与新加坡伤痕文学的不同之处：如果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史里，经这段时期，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那么作为新加坡当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也表现了社会体制改变底下，人物所受的创伤，所不同的是前者写的多数是作者的经历，后者是周遭人物的命运。⑤2001年，新加坡学者瑶岗（欧清池，又署风沙雁）建议把1980年代以来涌现于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反映华族语文与文化危机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定名为“伤痕文学”；他从这些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中总结出一个创作上的规律，那就是作家们在反映语文和教育等敏感问题时顾忌难免，只好诉诸曲笔，这无形中为新华伤痕文学的荒诞写实的艺术特征提供了铺垫。⑥2002年9月，中国文艺评论家石鸣在一个检视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座谈会上，点明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深化原因：在1990年代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的蓬勃期间，由于一些主流作家对文化的式微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再建文化的使命感，不仅自身投入其中，更期望使更多对文化式微无知无觉的人惊醒过来，所以在作品中以批判、反思的方式将文化伤口呈现出来，试图痛醒一些人，这就形成了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⑦2002年12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伍木短诗选》，这本诗选中的一首诗《文化靠岸》的副题“读新加坡伤痕文学选集《点滴》Droplets”也点出了“伤痕文学”一词。2003年2月，中国学者刘海涛在新加坡召开的“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瑶岗和石鸣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称谓，认同前者把新加坡作家所创作的以“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为叙述母题的充满伤感情怀的作品归类为“伤痕文学”，同时悲观地认为这个长久的叙述母题至今仍未停息。⑧2006年5月，新华资深作家黄孟文认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华文文坛的“伤痕微型小说”与杂文扯上了关系，同时指出过去30年来“新加坡微型小说与伤痕文学、诗意、杂文、语言、文化、教学、寓言、讽刺、人生、禅、佛等有密切的关系”。⑨中国的伤痕文学不仅是一个文学名词，它还不可避免地内嵌着一定的政治意涵，而且在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面世后，这个名称基本上已经确定。然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伤痕文学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与政治无关的文学关键词。从1992年至2007年，经过15年的酝酿、发酵与沉淀，“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称谓应该可以确定下来。据笔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显示，新加坡伤痕诗歌的数目高居榜首，共428首，伤痕散文241篇，伤痕微型小说174篇，伤痕小说37篇。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并加以分期，以便对这个时期的新加坡伤痕文学作品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成因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加坡华文教育在本土上的扎根与变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变迁史的一个缩影。

中国文化评论家马相武认为，乡愁在无数作家那里成为回返母语文化的一个途径，乡愁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还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当然也是血缘的、生命的。⑩马相武的见解不只适合描述美国华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质，也适合形容新加坡华文作家的文化心理。由于母语学习的水平江河日下，华族文化被边缘化，华族优良价值观被扭曲的危机感也就越明显。对于怀抱文化使命的华社族群来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个人与整个社群不可推诿的天职；对于执笔从事文学创作的有识之士而言，面对文化断层的冲击却一筹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强烈了。

发扬优良传统价值观是华文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抒发前所未有的文化伤痛，则成了这个特定时空下新加坡华文作家们共同的创作母题。如果从教育改革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分析，新加坡华文文学在1980年之后呈现文化伤痕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一、骤变的语文教育制度；二、华族子弟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三、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

幸福的开端

一

过去，

我们的生活不如牛马。

收得的粮食，

落到领主家；

国内学术界谈论民主，已经百余年了，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像样的学术对话平台。比如，民主的含义是什么？中国的民主思想开端于何时？大家还谈不到一块儿。有将言论自由当作民主的，有将领导者倾听群众意见当作民主的，有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当作民主的……；有的说“民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1有的说周秦以后的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有的说晚清洋务运动有了民族资产阶级之后中国才有了民主思想……南腔北调，不一而足。

即使在民主传统深厚的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民主概念也进行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辩论，结果是理性主义、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被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所取代，约瑟夫·熊彼特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他说：“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2亨廷顿将这种程序性定义表述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3遵循熊彼特的传统，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用这个概念既可以评判现代民主，也可以考察古代民主。

笔者系心民主开端问题已经十余年，就材料、知识所及，略陈管见，难免贻笑大方。本文拟以熊彼特的严格概念为参照，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置于世界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时空坐标之中，本着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精神，作出假设：公元1844年以前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从农耕文明开始的中国历史，均为君主专制时代。中国这数千上万年的历史中，既无民主思想，更无民主政体，是民主史前期。4《易纬》“上者专制，下者顺从”5的表述，概括了中国的核心专制思想。所谓“原始民主”、“民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之类，不过神话而已。中国民主思想是外源性的。1844年春，福建布政使徐继畬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以古希腊为母体的西方民主思想制度，始知通过竞争选民手中的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他5年数十易稿，1848年出版《瀛环志略》，推崇西方民主价值体系。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中译本出版，创造了“权利”、“民主”、“君主”等民主话语体系。上述两书分两步，完成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本土化，开创中国民主新思维。黑暗的皇家时代，出现公民时代的曙光。民主思想入中国，不过160年的短暂历史。

徐继畬和雅裨理的生平

徐继畬（XuJiyu,1795.12.4-1873.3.30），山西五台县人，字健男，号松龛，早年师从将《石头记》增补为《红楼梦》的高鹗作八股文。道光六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浮沉宦海43年，任编修，转御使，直言敢谏，揭露贪官，指陈时弊。道光帝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次日擢浔州知府。6鸦片战争中任福建汀漳龙道员，奋勇抗英。道光帝叠加召见，倚之为长城，战后升任广东按察使，处理战争善后事宜；1843年调福建布政使。五口通商章程初定，以“久任福建道员，曾任广东臬司，历办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成为钦派专员，专心经办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通商通行事宜。7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任，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兼署总督。刘韵珂曾上奏：“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以为已有也。”81848年版《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民主化浪潮风行欧洲、南北美洲许多国家的重大史实。1850年春道光帝逝世,咸丰帝登位,福州巨绅挑起神光寺事件,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畬均不安于位。次年春被召回京，内贬为太仆寺少卿，即“副弼马温”。1852年上《三渐宜防止疏》，劝咸丰勿大兴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听偏信。咸丰上谕：“意深辞婉，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可当箴铭。”9未经考差，授四川乡试正考官。吏部追论继畬在闽抚任内军台犯官逃脱未报,请议处,罢官归里。其《瀛环志略》在中国因此不甚流行；日本则一再翻刻，普及到一般读书人之中，大有助于其明治维新。太平军北伐,命继畬督办上党防堵。事竣后主讲平遥超山书院以自给。其间研读《后汉书》，探索历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规律，有批语两千余条、十余万字。同治元年回民、捻军起义,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山西各府州团防。四年（1865）两宫皇太后命驱其入京，十月,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五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六月补授太仆寺卿。10六年正月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期。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受挫,日歔欷不自得。11同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畬,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热情洋溢致辞，最后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答辞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赞美美国的制度创新，预言民主制度在时空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12七年，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八年二月（1869.3）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顶戴致仕。同治十二年值继畬中举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给头品顶戴。同年卒。美国学者称他为世界公民，而他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大清的奴才，曾在给咸丰的奏稿中调侃：“奴才生平没有出息，不会赚钱，单爱坟前立的那个石头，刻上些兼满、蒙、西洋三体合成的那唐古忒的些字，甚是别致。”13

雅裨理(DavidAbeel,1804.6.12—1846.9.4)祖籍阿姆斯特丹，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城。1823年毕业于该城皇后学院，立志献身传教,入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就读。1826年毕业后到纽约雅典村任牧师，肺、心等病从此困扰终生。1828年到西印度圣约翰岛布道，次年回纽约。适有美国在华贸易商人奥利芬特得知广州有美国海员之友传道会的筹设，鼓励雅氏前往工作，捐助他一年生活费用。雅氏与裨治文牧师(ElijahC.Bridgman1801-1861)于1828年10月14日乘罗马号前赴广州，次年3月25日抵华，二人成为美国第一批来华教士。其时西方首位来中国大陆新教教士马礼逊（明末即有荷兰新教教士到台湾）正在澳门、广州，对两位美国教士至为热诚，并介绍华人教士梁发相助。雅氏身体欠佳，未及一年就转赴爪哇巴达维亚(雅加达)，获英国教士麦都思(Walter.HMedhurst1796-1857)接待，深受麦氏感动，并随麦氏学习华文及闽南方言。1831年6月到新加坡，与英国汤雅各牧师乘船，到曼谷传教，以派发宗教书册和医疗药物接触华人，及暹罗官员、亲王、僧正。1832年返新加坡，到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教育、翻译、印刷成就，使雅氏深受鼓舞。雅氏因病于1833年5月离新加坡回美，途经英国、法国、瑞士等地，均到教会访问。1834年返纽约，成为首位自东方回国教士，深得各教会热烈欢迎，应邀前往各神学院、礼拜堂、妇女团体演说，言论轰动一时。雅氏1838年10月17日与应邀任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校长的勃朗牧师(SamuelR.Bromn1810-1880)再度来华，次年2月到澳门。逢林则徐广州禁烟，雅氏与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美国教士留在澳门，藉机学习华文。中英爆发战争，1842年2月7日，雅氏与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WillamJ.Boone1811-1864)乘船沿岸北上，24日抵达厦门鼓浪屿，曾到同安传道。6月文惠廉的妻子、麦拔莱夫妇、甘明医生(WillamH.Cumming)同到厦门。厦门官员宴请了这些外国教士。11月美国长老会的合文(JamesC.Hepburn1815-1911)也来厦门，后到日本，是日本假名拉丁化的首创人。雅氏1843年10月到漳州漫游。1844年1至2月，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的翻译，与徐继畬认识并多次对话。同年5月又与徐氏促膝交谈。这年秋、冬，他两次到香港调息，又返厦门。11月到金门勘察。同年夏，获新泽西乐泽学院颁赠荣誉神学博士，表扬他在中国传教的成就。因病情恶化，于1844年12月9日离厦门。次年1月从香港启程，4月回美国，于1846年9月4日病逝于他的出生地。2004年是他诞辰200周年。14

.结构设计的概念及内容：结构设计简而言之就是用结构语言来表达建筑师及其它专业工程师所要表达的东西。结构语言就是结构师从建筑及其它专业图纸中所提炼简化出来的结构元素。包括基础，墙，柱，梁，板，楼梯，大样细部等等。然后用这些结构元素来构成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结构体系，包括竖向和水平的承重及抗力体系。把各种情况产生的荷载以最简洁的方式传递至基础。结构设计的内容由上可知为：基础的设计。上部结构的设计和细部设计。

2.结构设计的阶段：结构设计的阶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结构方案阶段，结构计算阶段和施工图设计阶段。方案阶段的内容为：根据建筑的重要性，建筑所在地的抗震设防烈度，工程地质勘查报告，建筑场地的类别及建筑的高度和层数来确定建筑的结构形式（例如，砖混结构，框架结构，框剪结构，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混合结构等等以及由这些结构来组合而成的结构形式）。确定了结构的形式之后就要根据不同结构形式的特点和要求来布置结构的承重体系和受力构件。

结构计算阶段的内容为：

一：荷载的计算。荷载包括外部荷载（例如，风荷载，雪荷载，施工荷载，地下水的荷载，地震荷载，人防荷载等等）和内部荷载（例如，结构的自重荷载，使用荷载，装修荷载等等）上述荷载的计算要根据荷载规范的要求和规定采用不同的组合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等来进行不同工况下的组合计算。

二：构件的试算。根据计算出的荷载值，构造措施要求，使用要求及各种计算手册上推荐的试算方法来初步确定构件的截面。

三：内力的计算，根据确定的构件截面和荷载值来进行内力的计算，包括弯矩，剪力，扭矩，轴心压力及拉力等等。

［摘要］1837年，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标志着西方传统大学之门向妇女开放。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而言，高等教育即便是在男女同校的体制下，却仍然长期实行男女隔离的教育。西方社会男尊女卑的宗教传统以及当时生物学上的某些谬论的误导是阻碍西方大学实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主导原因，但是随着西方社会风气的不断开化以及其它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作用，女性进入传统大学和男性接受同等的高等教育的现实条件不断成熟，历史的潮流必将还女性包括受教育权利在内的一切平等的社会权利。

［关键词］女子高等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性别隔离；男女同校

Abstract:In1837,OberlinCollege,Ohio,inthemiddlewestoftheUnitedStates,firstenrolledfourwomenstudents,whichsignpostedtheopeningofthedoor

of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women.However,strictlyspeaking,inspiteofthebeginningofcoeducation,thehighereducationspherehadbeenregulatingsexualsegregatededucationalpracticeforalongtime.Women''''sinferiorpositionresultedfromreligioustraditionandthemisleadingofbiologicalbogyintheWesternSocietyarethemainbarrierstocoeducationin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hegradualovershadowofthe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

andothereconomicandpoliticalfactorsprovidedarealisticconditionforwomentoenter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receiveequalhighereducation.Thecurrentinhistoryisboundtoreturnwomeneveryequalsocialright

includingtherightinreceivingeducation.

一、优先扶助处境不利儿童，切实推动学前教育普及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儿童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相继颁布了《儿童权利宣言》（DeclarationoftheRightsoftheChild）、《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等一系列与开发儿童潜能、保障儿童权利有关的法律政策文件，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和质量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学前教育逐渐成为“任何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先决条件”和“教育策略的主要目标之一”，［2］且在当今教育公平备受重视的大背景下，学前教育的公平和普及问题因其独特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而日益成为学前教育的新焦点。普及学前教育、保证每个幼儿都能享受到有效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的良好教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需求。很多国家都主张在学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将提高处境不利儿童入园率作为普及学前教育的突破口。尤其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关注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成为对学前教育公平和普及的最佳诠释与最有力行动。

（一）美国：以学前补偿教育的形式“反贫困”

在美国，公平是教育的一贯追求，教育公平也成为美国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重要手段。这同样体现在学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近年来美国学前教育公共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平战争的领导者，反贫困运动（WaronPoverty）的发起者———约翰逊（Johnson，L.）总统就曾呼吁：“所有的美国儿童都不应该因为其出身而被宣判为失败。”［3］多部《提前开端法》（HeadStartAct）强调了学前教育对于早期鉴别与干预、扶助弱势群体与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1990年颁布的《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ChildCareandDevel-opmentBlockGrantAct）的立法宗旨中也着重提出“促进各州和地方儿童保育服务的开展，特别是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早期看护与教育的关注程度”。1993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2000：EducateAmericaAct）明确规定，未来美国教育目标之首即“保障所有儿童都接受学前教育。”［4］2001年《不让一个儿童落后》（NoChildLeftBehind）法案就明确提出，联邦政府要转变在教育中的作用，不让一个儿童落伍，要着力改变少数族裔儿童、贫困家庭儿童以及残疾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在受教育状况方面的不利处境。［5］除法律保障外，联邦政府还采取多种政策积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和公平的步伐。2009年，奥巴马（Obama，B.）总统上任伊始就加大对原有弱势儿童保育和教育项目的财政投入力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受惠面，不断推进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普及。奥巴马认为，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普及学前教育”（UniversalPre-kindergarten）运动实施之后，学前教育的普及率有所上升，但面向非洲裔、拉丁美裔等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质量仍然极差，［6］而处境不利的儿童是美国未来21世纪的劳动力主力军，他们接受学前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美国未来国际竞争力，必须为这些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7］奥巴马政府倡行的《0-5岁教育计划》（ZerotoFivePlan）每年由联邦政府拨款100亿美元，资助各州普及学前教育，希望借助该计划使每个儿童不分贫富地在幼儿时期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

（二）英国：通过弱势补偿促进消除儿童贫困和普及学前教育

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社会、经济与教育领域出现了重重危机，失业人口剧增、贫富差距扩大、未婚妈妈与单亲妈妈不断增加、青少年学业失败率呈上升趋势［8］、社会福利开支陡然增加、“从摇篮到坟墓”的老牌福利国家遭受严峻挑战，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教育政策措施。以布莱尔（Blair，T.）为首的新工党提出并采取了“第三条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排斥，力图建立“全纳型社会”，强调对弱者的保护，主张对此前长期受忽略的年轻人、长期失业者、单亲家庭、残疾人和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以此来缓和社会矛盾。［9］在“第三条道路”和“全纳社会”的改革理念下，英国政府已经发起了一系列致力于学前教育普及和公平的学前教育法律与动议，强调幼儿不能因为种族、文化或宗教、母语、家庭背景、特殊的教育需要、缺陷、性别或能力而遭到排斥或被置于不利地位，强调每一个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机会、过程的公平，［10］如《2002年教育法》（EducationLaw2002）、《2005年教育法》（E-ducationLaw2005）及《2006年儿童保育法》（ChildcareAct2006）、《每个儿童都重要》（EveryChildMatters）等法律和政策文本中均有对包括贫困儿童、少数民族儿童等处境不利儿童群体的规定，《拨款法》（AppropriationAct）中还有一项单列预算就是专门针对扶助弱势儿童，促进其受教育权利的实现。英国政府认为，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不仅可以为儿童今后生活的成功打下基础，也可以避免幼儿因处境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差别，应该将学前教育的服务对象首先定位于贫困地区儿童和处境不利儿童，提供高质量且可获得的学前教育，确保每个儿童获得最好的人生开端，缩小发展差距，确保教育起点的公平，主张学前教育应有效防止儿童贫困与儿童排斥现象的发生与严重化，促进消除儿童贫困、促进处境不利儿童群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与发展权。［11］

论文关键词：思想；萌芽；开端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