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债发展范文10篇

1.高校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高校债务风险是指高校向银行或非银行性金融机构过度举债或不良举债后产生的严重影响自身教学、科研及管理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可能性。“银行信贷资金”对高校来讲，就像一把“双刃剑”，筹划及使用得当，高校会充分享受其“财务杠杆”的积极作用，举债不当，高校同时会承受相当大的财务危机。在我国，高校大量举债有其深远的原因。

1.1高校扩张发展要求膨胀，资金需求剧增。1999年6月，国务院制定《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确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各级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积极贯彻落实“扩招”政策，我国同龄人口的入学率急剧增加。为保证高校学生培养质量，各高校必然要对原相对落后的办学条件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善，这必然导致建设资金的剧增。

1.2政府投入不足，高校发展资金缺乏。在高校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与教育发展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上世纪末不仅未达到预定目标，在本世纪还出现了“不增反降”的趋势：2003年3.28%，2004年278%，2005年降至2.16%。财政拨款是我国高校赖以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其他渠道资金来源数量非常有限，上述情况的出现导致各高校发展资金严重缺乏。

1.3高校筹资政策放宽，允许高校借贷。国家《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政策的放开，正好迎合了各高校“等米下锅”的现状，大规模的银校合作得以开展，“银行信贷资金”大量的涌入高校。

1.4高校自身资源不清晰，贷款规模过大，偿债能力不足。当前，许多高校领导对学校的资源心中无数，不考虑资产的保值、增值，盲目贪大，不顾实际情况，一哄而上，导致短期内立项过多，重复建设项目频现，资金需求过大，相应贷款规模过大。由于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足，建设项目的效益评价不完善，导致后期的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不畅，甚至出现不能偿还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正常事业发展。

摘要：高校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资金不足的状况，但用于债务风险意识淡薄等原因，导致大部分引入信贷资本的高校面临偿付巨额本息的严峻债务风险，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正常事业发展。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校债务风险产生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和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具体措施。

关键词：高等学校举债风险控制

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大部分高等学校无论从规模、师资队伍还是从硬件设施方面都较以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投入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各高等学校发展的需求，“银行信贷资金”在各高校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披露，到2006年底，全国高校贷款规模在4500亿元~5000亿元。银行信贷资金的注入，使各高校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壮大，改善了办学条件，解决了高校事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困难。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各高校对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分依赖，给自身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相当的财务风险，一旦银行缩小或停止贷款，高校马上会面临后续发展资金不足及归还贷款本息的风险，会严重影响各高校的正常运转。本文拟就高校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及防范措施进行初步的探讨。

1.高校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高校债务风险是指高校向银行或非银行性金融机构过度举债或不良举债后产生的严重影响自身教学、科研及管理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可能性。“银行信贷资金”对高校来讲，就像一把“双刃剑”，筹划及使用得当，高校会充分享受其“财务杠杆”的积极作用，举债不当，高校同时会承受相当大的财务危机。在我国，高校大量举债有其深远的原因。

1.1高校扩张发展要求膨胀，资金需求剧增。1999年6月，国务院制定《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确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各级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积极贯彻落实“扩招”政策，我国同龄人口的入学率急剧增加。为保证高校学生培养质量，各高校必然要对原相对落后的办学条件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善，这必然导致建设资金的剧增。

积极探索，按照国务院、市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精神。加快建立符合我区实际的投融资体系。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大力引进外资，积极争取政府性贷款和银行贷款，充分利用民间资金，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格局，从体制上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从根本上减轻政府债务压力，为建立“高效政府”建设“平安”作出贡献。

规范政府债务管理，为了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投融资体制的意见》委发〔〕11号）文件精神。有效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结合我区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增强政府债务风险防范意识统一认识。

讲求效益，坚持“适度举债。加强管理，规避风险”原则，切实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现和正确的政绩观，正确处理发展速度与财力可能、债务规模与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增强政府债务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把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牢固树立政府信用观念，进一步强化债务偿还意识，树立诚信政府形象。举借政府性债务的部门、园区、单位为政府性债务的责任主体，必须承担偿债责任。其法人代表为偿债行政责任人，对偿还政府性债务承担行政领导责任；其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为偿债监督行政责任人，承担对偿债行政责任人组织偿还政府性债务工作的监督责任。债务责任主体必须按照借款合同偿还到期政府性债务。政府债务年度收入、支出、偿还情况一律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列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必须进行债务审计，其审计结果抄送区投融资领导小组办公室。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借款、谁偿还”原则。

二、实行归口管理理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

摘要当前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速膨胀，债务风险凸显。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已严重影响了本级财政的运转，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原因的分析，探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地方财政运行的客观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和促进地方财政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地方债务财政发展风险防范

1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分析

1.1财政体制方面的原因

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的集中度大幅度提高。与此相对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却未能彻底进行。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工作几乎没有展开。在1994～2002年期间，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比为52∶48，而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之比则为30∶70。加之近年来各项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粮食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重大改革，加上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投入要求的增加，地方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收入增长速度，支撑经济运行的财力匮乏。而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又不完善，上级对地方特别是省以下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能满足地方正常运转的需要，加之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导致地方政府只能举债解决支出压力，政府债务增加。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借入内外债务，违规融资。

1.2经济改革方面的原因

文献回顾

国际上，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文献较早也较多，一般都是在政府债务风险分析框架下进行专题研究，侧重于债务风险监控与方法，并制定预警机制，实施实时监控。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主要的研究观点是古典学派的“债务有害论”。这一思想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债务思想的主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反对政府发行债券［4］;李嘉图等价理论(RichardianEquiva-lence)的不赞成政府举债［5－6］。随着大衰退在20世纪30年代的爆发，使得很多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的作用重新思考，认为政府负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经济学派理论，即“政府债务新理论”。这时期代表性人物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阿尔文•汉森、A•P•勒纳［7－9］。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的研究成为主流，大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可以更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尤其是进入90年代，关于政府债务及其风险控制研究成为关注热点。国内研究政府债务始于世界银行从政府债务监督角度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概念，将政府面临的财政风险归为四种负债，而每种负债均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中的两个:显性或隐性、直接或或有。以此政府债务分类方法为基础，国内涌现出大量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研究文献。从财政风险的角度出发，以债务总量衡量政府的举债规模。如樊纲(2002)、刘尚希(2002)、肖振东(2009)、于海峰(2010)、崔军(2011)分别估计了我国地方债务总量规模，得出总量地方政府债务可控，但是存在财政风险，应引起重视［10－14］。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方面，马骏、刘亚平(2005)［15］从逆向软预算约束的监督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匡小平(2004)［16］、洪源等(2006)［17］等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讨;王晓光、高淑东(2005)［18］、裴育、欧阳华生(2007)［19］、张海星(2009)［20］、章志平(2011)［21］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提出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的思路和加强债务管理的措施，从而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程度、债务风险成因和综合治理研究方面，巴曙松(2010)［22］、贾康(2010)［23］等都曾过2009年末和2010年末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总量;马海涛、秦强(2010)［24］、贾康(2010)［23］、类承曜(2011)［1］、梅建明(2011)［25］等认为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政策、财政体制、财政法律制度、地方投融资管理机制缺失等内外部客观因素导致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加剧，必须严格加以控制。另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和警戒线，如武彦民(2010)运用债务负担率，结合国际警戒线标准和我国国情，研究出我国2009年末地方投融资平台占地方政府债务比例及其对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的贡献度［26］;沈明高、彭程(2010)估算了我国2010年和2011年地方投融资平台可能增加的债务及风险［27］。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尚缺乏对地方债务风险控制的政府会计信息监管的研究。因为我国缺乏真实、完整的对外披露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所能提供的地方债务信息十分有限，而地方债务信息是由政府会计信息系统来提供的，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与控制。所以笔者力求在现有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控制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从政府会计信息监管的角度展开研究，为加强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控制提供积极的政策建议。

地方债务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债务规模大，责任主体不明确政府多头举债、多头管理、各自为政，举债主体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缺乏科学合理的可行性项目论证以及严格的举债审批程序。举债的盲目性，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尤其是隐性债务或或有债务，这些债务总量难以估计，且长期处于政府监管之外，偿债主体不明确、偿债的积极性不高、还款意识淡薄，加剧了政府财政风险，从而使得难以对地方债务风险进行有效的量化管理。2、债务管理不规范，效率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举债资金来源较广，举债的主体诸多，有地方政府部门、各种融资平台公司、事业单位等部门。债务资金的使用不规范，有的地方政府将债务资金违规用于房地产开发、办公大楼和城市形象工程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有的甚至投入到高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效益不佳，风险较大;还有的把大量的债务资金闲置，效益低下。3、债务信息不全面、不透明，隐蔽性强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制度的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使得政府会计记录和报告的信息只有直接显性债务中的一部分，而间接隐性债务的规模、构成、担保等相关信息没有一个部门能全面系统的掌握，这部分债务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现行政府会计不能及时全面的提供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总体信息，则地方政府的债务信息的披露就不透明、不清晰，隐蔽性强，难以估算。

政府会计在地方债务风险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1、政府会计为地方债务管理提供信息举债适度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而举债过度，可能导致严重的财政风险。所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提供相关的债务信息，而债务信息的提供者理所应当的就是政府会计。政府财政管理的核心和控制中心就是政府会计体系，是政府的中枢神经系统，为政府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有用信息，包括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所需的债务规模、结构等基本数据信息;进行风险评估的数据信息;通过对政府各种负债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能给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提供前瞻性信息，使政府决策者和管理者把握债务风险控制的最佳时机，把债务风险发生的损失降到最低等。2、政府会计信息是地方债务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据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总目标是:全面掌握地方政府目前实际债务规模、结构，保持适度举债，以低成本举债满足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有效的进行风险识别，及时通过计算风险指标值，与指标标准值比较对地方政府债务活动及时监控，当债务指标值接近警戒线时，对相关部门和机构发出警告，以便及时进行风险防范与控制，保持政府适度偿债能力。这些信息的获取来自于政府会计提供的债务信息，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系统中的风险指标，这些指标数据的取得都必须基于可靠的和全面的债务数据;债务资金的使用、债务规模的控制等方面的信息，也需要会计记录。3、政府会计职能的发挥是地方债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政府会计本身有核算和控制两大职能。政府会计核算职能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提供及时、客观、完整的债务信息，以满足政府管理者和决策者进行具体债务管理的需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政府管理者和决策者能否及时了解其债务风险程度及其变化情况，把握最佳风险控制时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政府会计提供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越及时、越客观、越全面，就越利于及时防范与化解地方债务，实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标，避免债务风险真正到来而造成的损失。政府会计的控制职能，是指依据经济管理的要求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来监管各级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合规性，监督举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地方政府负债信息分析，及时发现债务风险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便于对地方政府预计负债以及风险情况做出正确判断，对于那些未来风险较大的项目建立风险储备基金，把政府债务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或将政府债务风险发生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所以，政府会计的核算和控制职能，是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基本职能，对最终实现政府债务风险控制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为确保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实施，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和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32号，下同）、《省清理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实施方案》（政办发[2012]91号）的要求，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市深入开展清理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工作。现结合实际，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制止新债、锁定旧债、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总体要求，在严格制止发生新债的基础上，用2年左右时间全面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期债务的清理化解工作。

二、化解范围

重点清理化解8家乡镇卫生院和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截止年12月31日形成的长期债务。主要包括：业务用房、辅助用房、建设维修和医疗设备购置等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建设直接相关的债务。具体形式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垫资、设备厂商欠款以及向单位职工和其他个人借款形成的债务。债务数额包括债务本金和按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年1月1日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意见的通知》印发之日形成的债务，不纳入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计算范围，由市卫生局参照本方案逐步化解。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城市建设举债的理论基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举债的具体方向；城市建设举债的重要途径——市政债券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品有纯公共品和混合公共品（或准公共品）之分、政府部门的支出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政府通过收取税费获得的财政资金和通过举债获得的债务资金来支付这些公共品支出、政府对部分纯公共品的支出和对部分混合公共品的支出都属于资本性支出、把可以举债的城市基础设施分成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经济大背景的变化要求允许发行地方债券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城市建设举债的理论基础

城市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引导我们从公共品理论着手讨论。在公共品理论中，公共品有纯公共品和混合公共品（或准公共品）之分，纯公共品必须同时具有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其典型例子是国防、行政（或司法）服务。但大多数公共品都只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介于纳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间，因而只能称作混合公共品。如教育、政府兴建的公园和医院、拥挤的公路等都属于混合公共品。一般来说，对纯公共品的供给，政府财政应全额负担，不能依靠市场机制解决，而对于混合性公共品的供给，则应该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就是，无论纯公共品的供给还是混合公共品的供给，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假设政府可以举债，关键是要分清哪些公共品必须由财政资金提供，哪些可以由债务资金提供并且更有效率。

下面考虑政府部门的对公共品的支出。政府部门的支出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在一定时期（如一年）的政府支出中，经常性支出直接形成当年的社会消费利益，而资本性支出所产生的利益不直接发生在当年，而且还同时在今后若干年内发挥作用，根据这样的划分，政府对公共品的支出大部分都属于资本性支出，如政府建造的公路、图书馆等混合公共品以及国防、照明等纯公共品，它们将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为整个社会提供利益，其建造成本不能全部视作当年提供的公共品的成本，而应该分摊到今后的收益年份中去。只有一部分纯公共品，如政府必须支付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行政办公费用等，才属于经常性支出，这些支出直接形成当年公共品的成本，它与社会当年受到的公共服务利益直接相关。

政府通过收取税费获得的财政资金和通过举债获得的债务资金来支付这些公共品支出。在通过税费等财政手段筹资的情况下，收益者和成本负担者是一致的，而举债筹资把公共品的受益与成本负担分割成两个不同的时期，使受益者和成本负担者变得不一致，现在的社会成员免费享用了公共品所带来的效益，而未来的社会成员则要承担以往公共品的生产成本。这样，政府部门的经常性支出应由财政资金承担，如果以举债收人来承担当年的经常性支出，意味着让现在的人无偿享受公共品的利益，而让以后的人来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公共品的受益者

与成本承担者的分离，难以使公共品的提供达到有效配置的目标，举债筹资会使公共品的提供规模超过有效率的提供水平。对于政府部门的资本性支出则不应以财政筹资作为唯一的渠道，通过举债筹资将成本分摊到今后的各个受益期，将有助于社会选择比较符合效率要求的公共品提供水平。因为如果用当年财政资金来承担当年全部资本性支出，就意味着让现在的人承担公共品的全部成本，而让以后的人免费享受它所产生的效益，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会使公共品的提供水平低于有效率的水平。

一、中国地方政府举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举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而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预算法》是禁止地方政府举债的。根据《预算法》的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预算法》所做出的这种限制性规定，虽然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公债规模，便于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防范财政风险和财政危机，但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别是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由于国债发行规模急剧扩大，中央财政的债务存度、财政赤字率、负债率及偿债率等迅速提高，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中央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预算法》所做出的相应规定，本来是为了防范财政风险，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实际执行的结果却加大了中央财政的风险。其次，就这种限制性规定对地方政府的影响而言，不利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调控能力的发挥，特别是地方财政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在既定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收入能力较弱，而受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及增支因素的影响，财政支出却增长迅速，地方政府的欠帐越来越多，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在不容许发债及地方政府不能改变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体制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非规范的方式取得财政收入，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就某种意义而言，“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的泛滥，是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必然产物。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地方财政必须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而从地方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地方财政虽然在帐面上基本保持平衡，但隐性赤字、或有潜亏、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欠帐、各级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等，所有这些都构成地方财政的隐性负债或或有债务。除此之外，中央转贷给地方的国债、地方政府向银行的借款，这些债务是要由地方来偿还的。总体而言，尽管地方政府举债是《预算法》的禁止的，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宏观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且主要表现为隐性负债或或有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化，使我们在衡量和评估政府债务风险时往往盲目乐观，对潜在的债务风险关注不够，缺乏充分的认识和重视。

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务，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并不必然引起财政风险和财政危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分解财政风险和化解财政危机。从我国目前地方政府举措的现实可行性来看，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其信誉不亚于公司、企业等私人部门，而私人部门举债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因而地方政府成为举债主体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应是不成问题的。在我国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有利于降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缓解中央财政压力，并有利于优化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债务结构。此外，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其责任感，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并为地方政府提供准公共商品奠定必要的财力基础。自恢复国债发行以来，我国的国债发行、国债资金的使用、国债流通以及国债偿还等主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为地方政府发行债务提供了技术条件。

二、中国地方政府举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根据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地方债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既要充分发挥地方债的积极作用，又要注意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在地方政府举债方面应重点抓好这样几个问题：

1.合理确定和控制地方债的规模，把握好地方债发行的度。在地方债发行方面，西方国家地方当局只能够经过其管理机构——立法机关、议会等表示同意后才能借款。借款的批准也经常需要经过一些上级机构的同意。在经过上级批准的过程中，经常要对许多因素进行调查。如日本地方债的发行分为证券发行和证书发行两种方式。所谓证券发行方式，指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由金融机构等认购而筹措资金的方式。所谓证书借款，指地方政府不发行债券，而是以借款收据的形式筹借资金的方式，是地方政府借债的主要方式。日本地方政府可发行建设公债，但必须经过本级地方议会审批，而且还要受到中央政府《地方债计划》的额度和投向限制，报中央政府（大藏省和自治省）批准。自治大臣是根据其与大藏大臣协商制订的《地方债计划》及地方债审批方针而进行审批的。《地方债计划》决定每年各事业类别地方债的发行额，及认购资金构成计划。地方债审批方针在每年度地方债计划决定之后确定，其中重点是确定当年不批准发债地方政府或限制发债地方政府的名单，确定的依据一般有：（1）对于不按时偿还地方债本金、或发现以通过明显不符事实的申请获准发债的地方政府，不批准发债；（2）公债费比重（公债费占一般财政支出的比重）在20%以上的地方政府不批准发行厚生福利设施建设带来地方债，30%以上的地方政府不批准一般事业债；（3）对当年地方税的征税率不足90%或赛马收入较多的地方政府发债也进行限制；（4）严格限制财政赤字的地方政府和赤字公营企业发债等。美国州地政府债券按期限分为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其中以长期债券为主，按担保条件又可分为普通债券和收入债券。美国州地政府债券发行也有法定限额，但只包括普通债券，收入债券不限额控制。

目前，我国的地方债务（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比较突出，在局部已形成高风险区，如不积极防范和及时化解，将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有必要对地方债务的构成、现状以及形成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才能防范于未然。

一、地方债务的构成及特点

地方债务由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两个部分构成。直接债务是由地方政府出面直接举借的或为法律、合同所确认的政府负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偿债义务，因而具有确定性；或有负债是由于经济、社会中公共风险可能向政府转嫁而形成的，是由某一个别的事情引起的，而这件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因此具有不确定性，有显性与隐性之分。

虽然或有负债目前还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但它是潜在风险很大的债务，因为或有显性债务在借款人无法偿还的情况下，或有隐性债务在地方政府出于“道义”或公众压力承担还债责任的情况下，都会变成政府直接显性债务，这将会引发地方政府局部性债务向全局性债务风险的演变。

二、地方债务的现实状况及高负债的危害

资金短缺始终是困扰地方经济发展的长期性问题。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多种方式招商引资。在这种环境中，政府国外贷款和国内社会资金的品种与金额逐年增加，在各个地区和行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地方长期举债，铺摊子、上项目、搞形象工程，寅吃卯粮，地方债务尤其是基层负债，已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基层政权运转的一个突出问题。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困难婚姻关系建立初期，夫妻双方均是以夫妻和睦、互信互助作为维护婚姻关系的基础的。没有人愿意或者是预见到离婚的情况。所以夫妻一方，以其名义借债、或者是在经营中形成债务时，往往不会考虑离婚时可能有独自承担债务的风险，从而没有积极搜集可以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然而，一旦提起离婚诉讼，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没有以其名义对外举债的一方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千方百计的规避自身应承担的债务，否认共同债务的存在。这就导致在离婚时，对外以其名义举债的一方将很有可能无法按照新婚姻法要求举证。而按照民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法举证就意味着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从而使得本应为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最终被认定为个人债务，由对外以其名义的一方承担。2、对第三人债权保护力度不够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依据，但它没有明确指出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后，对外应承担何种责任。在实践中适用起来，难免就会使得法官根据个人理解作出判决，很有可能导致相差无几的案件情况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如上所述，夫妻共同债务本来就很难作出清楚的认定，而新婚姻法又未对夫妻离婚后对外应承担何种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就很有可能使得当第三人在主张债权时，面临由于夫妻共同债务无法认定而使得本来为夫妻公共债务的变成了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的情况，或者虽然被认定了夫妻共同债务，但是由于无法证明夫妻的共同财产使得在执行时只执行了夫妻一方的财产的情况。这样将很有可能使得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或者是打折扣的实现。目前，为了解决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是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开始实行夫妻财产、债务约定登记或公证，把它作为夫妻财产、债务处理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第17条第2款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法律允许且承认夫妻约定财产、债务，并确认约定优于法定，但是由于尚未明确规定约定形成的时间、成立的要件及效力，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共同债务的约定也难以把握，一旦发生争议也很难加以认定，甚至这一补充还有可能让试图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人有空可钻，从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在立法上的完善建议

为了纠正在立法上过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倾向，我们需要在婚姻关系当事人和债权人之间寻找一个利益的平衡点，在促进交易安全的同时也应保证婚姻关系的和谐发展。所以，我们在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的时候，应当谨慎为之。我们知道，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产生的纠纷，由于其本身带有一定的私密性和特殊性，即便是实体法规定的再完善也不可能涉及所有的方面。所以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有关。而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由其与证据的距离远近决定，除此之外，也包括当事人接近证据的难易程度及搜集证据能力的水平。于是，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最有可能收集到证据的人就负有举证责任。在债权人与举债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时，由于举债人是此债务的直接相对人，其借款目的及借款用途必然相当明确，而债权人作为婚姻关系外的第三人，他基于对举债人的信任而缔结借款合同，对债务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没有明晰义务，也就不负举证责任。再者，就举债人的配偶来看，由于借款目的和用途有时并不被其所知晓，所以他距离证据相对较远，收集起来也较举债人更为艰难。由此可知，关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认定，通常应该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举债人承担举证责任，这样相对来说也有利益保护举债人另一方的利益及家庭生活的和睦。总而言之，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相关的法律应该进一步完善，举证责任的问题也还需明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作为重要的经济单位，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婚姻家庭债务纠纷逐步呈上升趋势，所以，完善立法的任务也就显得格外紧迫和富有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曾玉琦工作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