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需公债范文10篇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军需公债出炉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但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作为临时政府首都的南京“库藏如洗”，各省也无“分文报解”。地方各省不但“无一钱供给”，反而电“催拨款，就连湖北这样的首义省份，在财政上也要求中央极力维持”。新的税收无从建立，原有的海关税收又被外国公使团以防止内乱无法偿还债务为名，全部“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各关所收税款，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清华、道胜三行，为归还洋债赔款之用”，临时政府不能支取分文。财源虽无，但用项却巨。军队饷需就较革命前增加几十倍，“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军，“就时有哗溃之势”。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陆军总长黄兴为此“寝食俱废”，“至于吐血”。除军费浩繁外，政府的行政费用、难民的救济金、烈士子女的抚恤金等，亦属刻不容缓，但都无从支付。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的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央财政匮乏已极”。

面对如此困难的财政状况，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发动国民募捐、缩减行政经费、发行军用钞票等等。其中，举借内外债是临时政府作为救急的最主要手段。武昌起义后，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就把能否获得外国贷款看作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从美国到英国，从英国到法国，远涉重洋，风尘仆仆，不懈呼吁，到处交涉，力图从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贷款。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慎重财政总长的遴选，最后以“借款于国际有信用”的陈锦涛任之。陈锦涛一出任财政总长，孙中山就派他去上海筹借外债。但孙中山的借款计划处处受挫，未能成功，发出的借款电文，一直“杳无回音”。外债举借无果，发行巨额内债就成为挽救临时政府财政危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军需公债由此产生。

1月8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财政总长陈锦涛联名签署发行中华民国元年八厘军需公债(简称军需公债)。在公债发行弁言中，临时政府指出，民国成立之初，“饷糈筹拨，固难缓手须臾，政费繁兴，又日见其推广”，财政异常困难，并且“军事倥偬，倘乏整顿经营之余力”，“全恃募捐微末，亦无永久继续之功能”，而“公债募集，为文明各国之通例，特吾国未经仿行，又以旧时政府，其信用不孚于国民，故国民亦不知公债之利益。今则民国方兴，与民更始，昭示大信，中外咸知，筹办者无侵吞销耗之可虞，受买者有利息报酬之可冀。而且分期缴纳，定限归还，少数固无细流土壤之嫌，多数更有名誉奖励之法。定章具在，取法至良”。因此，决定发行军需公债。

为发行军需公债，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章程》32条。章程规定，此项公债专充临时军需及保卫治安之用，定额为1亿元。债票不记名，持有者即为债主。票面分5元、10元、100元、1000元四种。债票正面用华文，背面用英文。公债由财政部发行，分派各省财政司劝募。各省财政司所设公债处及其他处作为发行及经理公债之机构。此项债票于1912年1月28日先由上海发出预约收据，并陆续寄往各省各埠，俟认款交足后再换给正式发票。购票之人须于一星期内缴付认定总数的1/4，由本地公债处发给收据，其余3/4限3个月内缴清，债款缴清后由财政部换给正式债票。外国人也可购买公债。以金镑买本公债者，每百元债票值9金镑。凡用金镑购买者均须在购买收据及债票上加盖图章并注明将来还本付息亦用金镑。凡热心应募或劝募公债者由各省公债处禀请财政部照奖励章程给奖。公债年息8厘，以每年2月2日及8月2日为发息之期。每张债票上附有息票12张，到期息票须于6个月内兑现或作纳税及钱粮之用，过期作废。偿还期限为6年，前一年付息不还本，后五年由财政部执行抽签法，每年偿还本金1/5。凡抽中之票可在各公债处或其他处兑现或将该票作为纳税及钱粮之用。公债期满可展限两年。中签债票须于两年内由持票人向经理债本机关兑现或将该票作为纳税及钱粮之用，过期作废。公债偿还以国家所收钱粮作抵，将来免厘加税实行时则改以所加之税作抵。

二、南京临时政府力促公债发行的措施

摘要：民国元年军需公债(简称军需公债)是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唯一一次、也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第一次内国公债。新生的革命政权欲通过发行军需公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但公债发行并没有给她带来转机，南京临时政府在财政困窘中宣告结束。毋庸讳言，军需公债不是一次成功发行的国内公债，但军需公债所筹措的款项在临时政府财政收入中又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对于维持岌岌可危的临时政府财政仍然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它是我国中央政府有内债发行以来最早正式实施还本付息的内国公债，又具有开篇的意义。

关键词：军需公债；南京临时政府；内国公债；发行；最早

军需公债是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唯一一次、也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第一次内国公债。虽然军需公债发行没有从根本上使临时政府财政转危为安，但公债发行所得对于维持岌岌可危的新生革命政权仍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军需公债是我国中央政府有内国公债发行以来最早正式实施还本付息的内国公债，具有开篇的意义。关于此项内国公债，目前我国尚无专文探讨，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祈请识者雅正。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军需公债出炉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但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作为临时政府首都的南京“库藏如洗”，各省也无“分文报解”。地方各省不但“无一钱供给”，反而电“催拨款，就连湖北这样的首义省份，在财政上也要求中央极力维持”。新的税收无从建立，原有的海关税收又被外国公使团以防止内乱无法偿还债务为名，全部“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各关所收税款，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清华、道胜三行，为归还洋债赔款之用”，临时政府不能支取分文。财源虽无，但用项却巨。军队饷需就较革命前增加几十倍，“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军，“就时有哗溃之势”。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陆军总长黄兴为此“寝食俱废”，“至于吐血”。除军费浩繁外，政府的行政费用、难民的救济金、烈士子女的抚恤金等，亦属刻不容缓，但都无从支付。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的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央财政匮乏已极”。

面对如此困难的财政状况，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发动国民募捐、缩减行政经费、发行军用钞票等等。其中，举借内外债是临时政府作为救急的最主要手段。武昌起义后，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就把能否获得外国贷款看作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从美国到英国，从英国到法国，远涉重洋，风尘仆仆，不懈呼吁，到处交涉，力图从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贷款。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慎重财政总长的遴选，最后以“借款于国际有信用”的陈锦涛任之。陈锦涛一出任财政总长，孙中山就派他去上海筹借外债。但孙中山的借款计划处处受挫，未能成功，发出的借款电文，一直“杳无回音”。外债举借无果，发行巨额内债就成为挽救临时政府财政危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军需公债由此产生。

一、近代中国债券市价变动的基本状况

近代中国债券的发行始于1894年，当时的清王朝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开始效仿西方的公债制度发行公债。清王朝发行的主要公债一共有三笔：息借商款、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估计实收白银不足5000万两。这些公债基本上未进入流通，因此，也就无所谓价格的变动。辛亥革命以后，公债发行逐渐增多，交易的要求越来越强，1918年2月北平证券交易所成立。从1914年至1927年，以北京为中心、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承销主体的债券发行与交易市场基本形成。但是，伴随国民党政府机构向上海的转移，以北京为中心的证券市场开始衰落，1929年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债券发行与交易市场基本形成。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98％是政府公债，价格的变动也以政府债券为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命运未知，债券的发行和交易走向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公债在民国十年（1921年）整理案未实行前，无连续资料可供研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1922—1937年这一时期的债券价格变动。

我们首先分析1922年到1929年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情况。

1922年债券市况以整理六厘公债及整理金融公债最为活跃，全部债市从1月至7月均呈跌势，由于信交风潮的影响，证券市场极为消沉。7月以后，政府通过了关税余款变通拨付办法，使担保基金有了保障，债市开始逐渐上涨。尽管中间由于直奉战争等原因，债市有所回落，但总趋势是上涨的，只有九六债券因担保基金无着落而趋跌。

1923年年初由于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有不愿保管基金的传说，债市恐慌而引起价格下落，安氏澄清事实后，正值银根宽松，债市回涨且形坚挺。此后，由于4月份金融债券抽签延期和7月的政局变动，再加上11月秋收，银根趋紧，只有金融债券补行抽签价格上涨，其他均呈跌势。

进入1924年，债市普遍上涨。然而，由于8月间银根收紧，九六公债基金无着，引起债券市场风波，加之政局动荡、水灾旱灾同起，债市一落千丈。直至10月战事结束、商业凋敝、银根平松，债市才开始好转。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债券的发行始于1894年，而债券的交易则发生在民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其债券价格也经常发生大的变动。本文试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揭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担保基金的确定、债券的收益率、投机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关键词】政府债券/债券价格变动/担保基金/债券收益率/投机

PublicBond/BondPriceFluctuation/DateFund/BondRateofReturn/Speculation

【正文】

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的价格，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集中反映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处于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近代中国最大交易所，因此，上海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动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主要依据。本文试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揭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近代中国债券市价变动的基本状况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债券的刊行始于1894年，而债券的交易则孕育发生在民国建立以后。陪同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存的变更，其债券价钱也通常孕育发生大的变更。本文试议决对这暂时期相干历史资料的阐发，展现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钱变更的主要缘故原由，其中包罗保证基金简直定、债券的收益率、谋利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关键词】政府债券/债券价钱变更/保证基金/债券收益率/谋利

PublicBond/BondPriceFluctuation/DateFund/BondRateofReturn/Speculation

【正文】

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的价钱，陪同着社会、经济生存的变更，而不停孕育发生巨大的变更。这种变更会集反应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处于天下金融中心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近代中国最大交易所，因此，上海证券市场价钱的变更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价钱变更的主要依据。本文试议决对这暂时期相干历史资料的阐发，展现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钱变更的主要缘故原由。

一、近代中国债券时值变更的基本状态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债券的刊行始于1894年，而债券的交易则孕育发生在民国建立以后。陪同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存的变更，其债券价钱也通常孕育发生大的变更。本文试议决对这暂时期相干历史资料的阐发，展现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钱变更的主要缘故原由，其中包罗保证基金简直定、债券的收益率、谋利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关键词】政府债券/债券价钱变更/保证基金/债券收益率/谋利

PublicBond/BondPriceFluctuation/DateFund/BondRateofReturn/Speculation

【正文】

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的价钱，陪同着社会、经济生存的变更，而不停孕育发生巨大的变更。这种变更会集反应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处于天下金融中心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近代中国最大交易所，因此，上海证券市场价钱的变更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价钱变更的主要依据。本文试议决对这暂时期相干历史资料的阐发，展现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钱变更的主要缘故原由。

一、近代中国债券时值变更的基本状态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债券的发行始于1894年，而债券的交易则发生在民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其债券价格也经常发生大的变动。本文试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揭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担保基金的确定、债券的收益率、投机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关键词】政府债券/债券价格变动/担保基金/债券收益率/投机

PublicBond/BondPriceFluctuation/DateFund/BondRateofReturn/Speculation

【正文】

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的价格，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集中反映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处于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近代中国最大交易所，因此，上海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动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主要依据。本文试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揭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近代中国债券市价变动的基本状况

一、近代中国债券市价变动的基本状况

近代中国债券的发行始于1894年，当时的清王朝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开始效仿西方的公债制度发行公债。清王朝发行的主要公债一共有三笔：息借商款、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估计实收白银不足5000万两。这些公债基本上未进入流通，因此，也就无所谓价格的变动。辛亥革命以后，公债发行逐渐增多，交易的要求越来越强，1918年2月北平证券交易所成立。从1914年至1927年，以北京为中心、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承销主体的债券发行与交易市场基本形成。但是，伴随国民党政府机构向上海的转移，以北京为中心的证券市场开始衰落，1929年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债券发行与交易市场基本形成。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98％是政府公债，价格的变动也以政府债券为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命运未知，债券的发行和交易走向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公债在民国十年（1921年）整理案未实行前，无连续资料可供研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1922—1937年这一时期的债券价格变动。

我们首先分析1922年到1929年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情况。

1922年债券市况以整理六厘公债及整理金融公债最为活跃，全部债市从1月至7月均呈跌势，由于信交风潮的影响，证券市场极为消沉。7月以后，政府通过了关税余款变通拨付办法，使担保基金有了保障，债市开始逐渐上涨。尽管中间由于直奉战争等原因，债市有所回落，但总趋势是上涨的，只有九六债券因担保基金无着落而趋跌。

1923年年初由于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有不愿保管基金的传说，债市恐慌而引起价格下落，安氏澄清事实后，正值银根宽松，债市回涨且形坚挺。此后，由于4月份金融债券抽签延期和7月的政局变动，再加上11月秋收，银根趋紧，只有金融债券补行抽签价格上涨，其他均呈跌势。

进入1924年，债市普遍上涨。然而，由于8月间银根收紧，九六公债基金无着，引起债券市场风波，加之政局动荡、水灾旱灾同起，债市一落千丈。直至10月战事结束、商业凋敝、银根平松，债市才开始好转。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债券的发行始于1894年，而债券的交易则发生在民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其债券价格也经常发生大的变动。本文试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揭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担保基金的确定、债券的收益率、投机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关键词】政府债券/债券价格变动/担保基金/债券收益率/投机

PublicBond/BondPriceFluctuation/DateFund/BondRateofReturn/Speculation

【正文】

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的价格，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集中反映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处于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近代中国最大交易所，因此，上海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动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主要依据。本文试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揭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近代中国债券市价变动的基本状况

1914年，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生产精盐的企业———久大精盐公司。在其带动下，各地掀起了创办精盐工厂的热潮。截止到1928年，先后有通益、通达、福海、奉天、利源等13家精盐公司成立。这些精盐公司的成立，对推动中国近代精盐工业的发展，改良食盐生产技术，从经济方面实现中国盐业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北洋政府盐务署官员对这一新兴工业的态度却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精盐工业可以推动中国制盐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盐化学工业部门的发展，推进盐业产运销制度的变革，为中国近代盐政改革提供一条新的可行之路。而且，精盐较粗盐还有许多优势，如质量好，不存在耗斤问题，可抵御洋盐对国内制盐业的冲击等，应该说精盐工业无论对于民众健康还是国家税收，都大有裨益，应予以提倡。但另一方面，旧的盐商垄断集团势力强大，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力广泛，与各级政府关系密切。由于精盐工业的发展和精盐的畅销会严重损害盐商的既得利益，慑于盐商的压力，盐务署不得不照顾他们的利益，通过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来限制精盐工业的发展，以维护盐商赖以生存的专商引岸制度。因此，从总体上说，北洋政府时期盐务署对于精盐工业的政策基本是允许其存在，但限制其自由发展。

一、精盐公司不得随意自行设店销售

精盐公司作为生产精盐的企业，没有权利自行设店销售，也没有权利自主选择经销商为其代销精盐。1916年，久大精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后，盐务署颁布了《久大精盐公司运销缴税办法》，《办法》规定:“通商口岸向由引商售盐者，得由久大公司禀请该管盐务机关，谕知该口岸引商代销代售，不得自行设店售卖，不得另行委托他种商人。若商人禀复不愿代销，则久大公司得向该管机关具禀声明，设店自售。”［1］盐务署为照顾盐商利益，久大公司必须优先让当地盐商为其代销精盐，只有在盐商不愿为其代销的情况下，公司方可选择自行设店销售或选择其他商人为其代销。后随着精盐公司的陆续成立，盐务署在1922年颁布的《精盐公司运销精盐及纳税章程》中，将这一原则通用于各精盐公司。

二、精盐公司不得随意增加产额

在精盐产额方面，精盐公司不能像其他工业部门那样可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自行调节产额。久大公司在呈请立案时，其最高年产额定为每年三万担;1919年8月，山东商人林子有创办通益精盐公司，在公司运销缴税章程中规定，最高年产额不得超过5万担。其他各精盐公司也都有类似限制产额的规定。同样，各精盐公司若想增加产额，必须向盐务署提出申请，经其批准后方可增加。后随着精盐公司的陆续成立和精盐产量的增加，威胁到了盐商集团的既得利益，盐商曾多次要求盐务署限制精盐产额。各精盐公司和盐商之间关于精盐产额问题的诉讼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尤以久大精盐公司与淮商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1920年，淮南盐商联合上书盐务署，称既然精盐是为抵制洋盐进口而设，盐务署应统计各通商口岸每年洋盐进口的数量，以分配各口岸的精盐销额，但被盐务署拒绝。随后淮商上诉平政院，请求平政院裁决。经其裁决，要求盐务署调查每年洋盐进口之数，以确定精盐行销总额。盐务署被迫下令各省盐务机关调查所属通商口岸进口洋盐之数。经调查，近三年平均每年进口洋盐之数为六千余担。盐务署向平政院陈述，如今海关每年进口洋盐只有六千余担，如果以此作为全国精盐行销总额的参考标准，这不仅与目前各精盐公司精盐产额总数相差悬殊，就是与原来久大公司成立时准许之产额相差也很大，因此请求平政院明示:“是否即以海关所查约六千余担之数为额，除此六千担之列，是否即不得再许精制或再制。请予解决。”［2］8平政院回复道:“以久大立案为原呈，既系以抵制洋盐为宗旨，则配定销额，自应以洋盐为标准，不得超出进口实数以上。”［2］8当时，久大精盐公司年产额已达15万担，而平政院判决每年只能生产6000担，相差悬殊，如果执行，无异于将久大公司取消，所以盐务署并未认真执行。为妥善解决精盐产额问题，1924年1月，盐务署与盐务稽核总所联合召开全国精盐会议，商议解决精盐销售问题。在盐商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下，会议决定，自本年起，三年内全国精盐产额最高不得超过300万担。而截止到1924年，全国共有9家精盐公司，分摊至各公司平均每年最多可产33万担略多，而久大公司在1922年精盐产量就已达到40万担。因此，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精盐工业的发展。

三、精盐公司的销售区域受到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