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法范文10篇

军队参与公共危机突发事件抢险救援条件下军事刑法的立法完善

1.适当修改相关罪名的罪状，扩大现有罪名的适用范围。将军队参与抢险救援行动纳入军事刑法调整和保护后，只需对现有相关罪名的罪状进行适当修改。如：（1）将战时违抗命令罪，拒传、假传军令罪，违令作战消极罪中的“命令”扩大到包括军队参与抢险救援期间指挥人员的命令；（2）将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指使部属违反职责罪中的“职守”、“职务”、“职责”扩大到包括军队参与抢险救援的职守、职务和职责。（3）将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中的“秘密”扩大到军队参与抢险救援中的保密事项；（4）将破坏武器装备罪，过失损坏武器装备罪，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罪，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罪，武器装备肇事罪，擅自改变武器装备编配用途罪，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遗弃武器装备罪和遗失武器装备罪中的“武器装备”扩大到包括军队参与抢险救援时使用的武器装备。（5）将阻碍军事罪中的“军事行动”扩大到军队参与抢险救援或者非战争军事行动。（6）同样，军事设施、军事通信、军事行动地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战时、战场、公文、证件、印章也应扩张适用。2.如果不按照上述建议修改军事犯罪相关罪名的罪状，则应充分运用解释刑法学的理论，通过各种刑法解释，加强对刑法条文的理解，对有关军事刑法词语和语句表述予以合理解释，以更好地适用军事刑法的规定，利用军事刑法保护和调整军队抢险救援行动中的各种行为。这些词语如违抗命令、军情、军令、脱逃、职守、阻碍、职务、职责、军事秘密、逃离、武器装备、战时、战场、军事行动等等。3.增设新的军事犯罪罪名。法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更新、补充、变更、废止和修正的。军队参与抢险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给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刑法思维要转换，刑法理念要更新，刑法理论要补充，刑法规范也要不断修正。在军队参与抢险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各种危害，刑法有必要予以调整，增设新的罪名，如阻碍应急救援罪，阻碍非战争军事行动罪，阻碍军人执行救援职务罪，故意泄露军事救援秘密罪，故意泄露非战争军事行动秘密罪，非法获取非战争军事行动秘密罪，遗弃、遗失救援装备罪，抢夺救援装备、救援物资罪，掠夺灾民财物罪，破坏非战争军事行动罪，扰乱非战争军事行动罪，扰乱军队救援罪，破坏救援装备罪，逃离救援部队罪、违抗救援命令罪、妨害救援秩序罪、危害国际救援罪等等。随着实践的需要和刑法理论的发展，军事刑法要不断修正，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增设有关军事犯罪的罪名则成为必然。

1.犯罪客观方面。（1）犯罪行为。军队参加抢险救援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种，非战争军事行动也属于军事行动。各种各样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某些危害行为如果认定为是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作战、战斗、战役、临阵脱逃、违抗命令、滥用职权、逃离部队等的具体表现形式，则需要加强对军事刑法条文的理论性刑法解释。（2）战时、战场等时空界定。军事刑法有必要对“战时”、“战场”重新界定。对于“战时”，建议在制定刑法修正案时对第451条进行补充修改。第一，将第1款修改为：“本法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开始到国家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时为止。”第二，可将第2款修改为：“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事件时，以战时论。”[2]这样，就能将包括军队参与抢险救援在内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期间视为“战时”了。不过，并不是军队所有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期间都是“战时”，因为，视为战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期间必须是处置突发性事件的期间。第三，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除国家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进行全国总动员外，战时只对有关的人、地区有效。”第四，将“战时”置于总则，保证刑法用词含义的一致性，以能够对相关条文规定都适用[3]。2.犯罪主体。如前所述，在军队参与公共危机突发事件抢险救援条件下，构成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刑法第450条规定的军人，包括现役军人和非现役军人。然而，刑事立法需要修正补充三类人员，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员、台湾军事人员和外籍军事人员[4]规定为军队抢险救援行动中实施社会危害行为构成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另外，我国军事刑法立法中，军事单位犯罪的规定屈指可数，而现实中，军事单位犯罪确实存在，因此，军事刑法应增加军事单位犯罪的条款和罪名。（1）在我军一些特殊军兵种中，都有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现役军人；在军队抢险救援中，临时被雇用或受委托从事军事职务的非现役军人中，也可能有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参加。在军队抢险救援行动中，如果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只有符合犯罪主体的要求才构成的军事犯罪行为，而刑法却没有规定这些特殊情况，没有他们应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显然使得罪刑有失均衡，不利于国防利益和军事利益的维护。因此，刑法应当规范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军事犯罪行为。（2）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目前在台湾省并未施行，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也不包括台湾军人。如果台湾军队或者台湾军人经批准或邀请在台湾省以外的大陆区域参与了抢险救援任务，在抢险救援期间其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符合大陆刑法规定的军事犯罪，那么我国大陆刑法能否管辖，能否以大陆刑法定罪量刑？如果大陆刑法不予管辖或者不认定构成军事犯罪，则可能出现“刑法真空”地带而不利于抢险救援的进行，也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军事利益。因而，有必要将军职罪主体的范围扩大到台湾军人及涉台的相关军事人员，其中包括台湾的现役军人，也包括直接从事军事活动的台湾非现役军人。（3）在外国，不少国家的军事刑法都将外籍人作为适用对象，其中包括外国雇佣兵、战俘、间谍等。我国军队中不存在外籍军人，我国刑法典中的军事刑法部分也没有明文规定其是否能成为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当外籍军事人员参与我国的国际应急救援或灾难抢险救灾时，如果其某些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我国军人应构成的军事犯罪时，若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是否适用我国刑法，那么我国的抢险救援就会受到影响，我国的军事利益或者非战争军事利益就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因此，应扩充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范围，将参与我国抢险救援的他国军事人员包括外籍军人或准军事人员在军人违反职责罪或危害国防利益罪中明确规定为犯罪主体，或者在总则属地管辖或普遍管辖中予以特殊规定适用我国刑法，这样有利于我军抢险救援任务的顺利完成，维护我国的非战争军事利益，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秩序。

1.完善战时缓刑。军事刑法应明确战时缓刑的考验期限、战时缓刑的适用机关、战时缓刑的执行机关、缓刑人员应遵守的规定、战时缓刑的执行过程、战时缓刑的考察程序和撤销程序。2011年5月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第12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第13条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据此，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被限制了权利，还实行社区矫正，某些犯罪分子还被禁止适用缓刑。犯罪军人是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军队几乎不可能存在，那么被宣告战时缓刑的犯罪军人是否被禁止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是否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还有待军事刑法的进一步明确和规范。2.明确战时从重处罚适用“抢险救援”期间，以及适用战时从重处罚的其他条件和程序。3.明确刑事免责条款。为了维护军队抢险救援的顺利开展和救援效果，军事刑法应规定军人和军事单位免责条款。对下列情形军人或军事单位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如享有指挥命令权的人员滥用指挥权、下达非法命令，抢险救援军人违抗命令的；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值班、执勤人员执行非法职务的；滥用职权，指使部属进行违反职责的活动，而抢险救援不是拒绝执行的；被命令、指挥指使部属违反职责的；执行非法命令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遗弃武器装备的；执行非法命令遗弃伤病军人、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的；执行非法命令残害民众、掠夺财物的；执行非法命令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的；执行非法命令造谣扰乱军心、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的；执行非法命令冲击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军事行动区的；执行非法命令延误军事订货的等等。也有学者指出，根据参与抢险救援的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军人的某些救灾行为构成“指使部属违反职责罪”、“战时违抗命令罪”等，军人享有的“临机处断权”这种“排除犯罪事由”，刑法中应当创设军人执行命令中排除犯罪事由予以刑法保障[5]。

涉外抢险救援刑事立法的完善

当今世界，军队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各种各样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开展使国际合作不断加强。随着我军参与国际灾难救援行动的增多，军人和军事单位、组织在国外实施的军人个人非军事犯罪行为和军事单位犯罪以及包括军人违反职责罪在内的军事犯罪行为很可能发生。在国际抢险救援中，军人和军事单位的非军事犯罪和军事犯罪的空间延伸到了国外领域，犯罪的刑法适用空间发生了变化，我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也得到了延伸。从现在生效的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区域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国与国之间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协议或约定来看，一般来说，本国军人在国外犯罪的，一律由本国享有刑事管辖权，排除了非战争军事行动地的所在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根据我国刑法对属人管辖的规定，我国军人在国外参与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时，如果其各种危害行为构成了我国刑法规定的军事犯罪或非军事犯罪的，应适用我国刑法的规定。但是，如果军人的危害行为如果违反了所在国的刑事法律构成犯罪而依据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那么如何处理则成了问题。同样，根据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刑事协议内容，军人犯罪排除所在国的属地管辖，那么，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外国军人或外国军事人员在我国领域内或者国际公共领域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期间实施违反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能否适用我国刑法？特别是依据我国刑法构成犯罪而依据外军的国家刑法不构成犯罪的，如何处理也成了问题。我军涉外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代表国家的国际性行动，关系国家的主权，法律关系复杂，法律适用困难，刑事责任追究几无可能，只有出台相关法律给予明确的定位，行动才能在法制轨道上顺畅进行。因此，要加强军队涉外国际抢险救援的刑事立法，增设类似危害国际救援罪、阻碍非战争军事行动罪的有关罪名，规范国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为国际抢险救援提供刑事法律的保障，依法追究军队涉外军事刑事责任，以维护我国军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的军事利益和国防利益。

本文作者：黄勇李小历况腊生工作单位：北京总装备部

出于维护专制政体下军事统治的需要，古人认为国家交通本质是军事交通，基本是为军事服务，并确立了相关制度。唐人在继承前人思想和制度基础上，确立并定型了中国古代驿站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但唐人也从实践中认识到军事交通能直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并通过百姓管理和承担一定的军事交通任务，既减轻了国家负担，实现一定程度的军民结合，又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唐人又形成了军民结合性质的驿站军事交通思想和规范，对后世和现代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邮驿本备军国所需

古人认为军事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又“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理，不可不察”(《孙子兵法•计篇》)。而军事交通则关乎战争胜负，所谓“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子兵法•形篇》)，而要保证战争胜利，就必须有高效的军事交通，所以必须将国家交通置于军方控制之下，建立国家交通的军事化管理体制。所以从驿站军事交通开始出现的时候，古人就逐步建立并完善其军事化的管理体制，颁布军事化的交通法律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实现“车同轨”政策，加强对诸侯国的军事统治，因而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专供皇帝和军队使用，并传递相关信息和公文。《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秦驰道是按照一定规格修筑的，道旁种树，并用金属锥夯筑厚实，路中间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任何人未经皇帝批准，不得行于驰道中央。驰道还主要供军队调动使用，由军方人员巡查驰道，并对违者处以严厉的刑罚”。［1］(P54)从东汉开始，邮驿事务逐步由军事部门管理，太尉府下的法曹具体负责邮驿事务:“太尉，掾史属二十四人。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后汉书》百官志一)。“魏晋南北朝邮驿机构与军事预警系统成为一体”。［2］此时期各个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地方军事将领往往兼任地方郡守，或者郡守兼任军事权，所以其地方交通事务往往也由该军事将领或郡守负责，“该时期由于战争频繁，道路交通的建设多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基本形成了最高当权者———皇帝和军事将领主要负责道路交通管理，地方郡守负责辖区内的交通管理”。［3］(P53)从魏晋时期开始，具体管理驿站的负责人被编入军队，称为驿将，下属则有“驿卒、驿子”等军卒。南北朝时期沿袭前制，太尉府“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率徒转运事”(《宋书•百官志》)。“在南北朝时期驿站更是直接参与到军事斗争中，作为军事据点或拥有军事力量的机构发挥特殊的战略作用”，［4］(P15)西晋六曹尚书中开始设驾部曹尚书，历东晋南朝，“驾部尚书知牛马骡驴”(《南齐书》卷五十七)，并管理朝廷的交通事务。“《周礼》夏官属有舆司马之职，盖驾部之任也。魏氏始置驾部郎曹，历晋、宋、齐、後魏、北齐并为驾部郎中，梁、陈为驾部侍郎。後周夏官府有驾部中大夫一人，隋文帝改为驾部侍郎，炀帝曰驾部郎。宋、齐左民尚书领驾部，梁、陈左民部尚书领驾部，後魏、北齐殿中尚书领驾部，隋则兵部领焉”(《唐六典》卷五)。唐人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认为“邮驿本备军国所需”(《唐律疏议》第379条)，国家交通就是军事交通，服务于军事需要，这从当时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的定型就可以得到印证。在唐代，驾部归属六部之一的兵部领导，负责全国驿站交通事务，兵部下设“驾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唐六典》卷五)。在地方上，有专司军务的兵曹负责当地驿站事务，“兵曹、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唐六典》卷三十)。在边疆地区，“驿站则和烽、戌等军事设施合二为一，显示了边疆地区驿站的特点”。［5］此外，国家还制定了大量军事交通性质的驿站法律制度。［1］由此，唐代定型了驿站兵部领导的军事化管理体制，并一直延续到清末。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甚至在明清时期专门编入《兵律》中。可以说“中国古代交通基本上是一种军事交通，交通机构为军方所有，主要为军事服务”，［6］从而确立了军事性质的国家交通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国家交通由军方直接管理，这极大方便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专制统治，有效维护了君主专制政体。现代国家交通的军事化管理往往存在于战时。在解放战争中，我国交通也经历了一个军事化管理的时期。1945年东北解放区成立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并颁布了最早的铁路军运法规《铁道军事运输暂行条例》，开始利用铁路运送部队进行作战。后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负责全国各解放区的铁路管理，此后部队人员和装备运输主要通过铁路进行，有效保证了渡江作战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才划归国务院，但目前在各级铁路部门和企业设立相应的军代表机构，监督铁路企业用较低的运价完成铁路军事运输任务。同样我国民用航空一开始也隶属于军方，时至今天，我国空域和空中交通主要还是空军管理。国家交通在战时的军事化管理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国家集中所有交通力量保障战争的胜利，但在平时国家交通除服务于军事外，主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不能实行军事化管理。军事发展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只有国家交通大发展了，才能带动军事交通不断发展，因此国家交通完全军事化管理是不利于交通和经济发展的，这也是为何最近几年开始试行低空开放的原因。

二、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

古人认为国家交通主要为军事服务，但也认识到这种军事化的国家交通能直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致远以利天下”(《周易•系辞》)，“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后汉书•舆服制》)，由此唐人也积极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唐王朝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经济重建。唐安史之乱后，原有经济秩序和商品交换遭到了较大的破坏，各地正常来往和交流被阻隔，漕运和税收不通，粮食和物资无法运到京师，使得京师地区物价飞涨，朝廷陷入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唐代宗任命主管财政的刘晏改革全国驿站军事交通体系，疏通漕运。刘晏在运河沿岸驿站设立驿防兵，保护沿岸驿站和漕运的安全。“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彫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全唐文》卷四十六)。这迅速解决了当时粮食问题，江淮通过漕运“每年运米数十一万石，以实关中”，同时通过驿站军事交通来传送各地物价信息，调动物资，平抑物价，“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二)。刘晏改革唐代驿站军事交通体系，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当时国家在经历大动乱之后，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驿站军事交通直接保障经济秩序的重构，有效维护了唐王朝的统治。这也说明军事交通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要发展军民结合的国防交通体系，既服务于部队，又服务于经济建设。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军用和民用的界限日益模糊，客观上促进了军民融合型军事交通的建设。现代高速公路已经广泛适用于战斗机起降，民航运送轻装兵员，我国铁路既承担绝大部分军事运输任务，也主要承担国民经济建设运输任务，这也适应了信息化战争对军民一体化综合交通保障的要求。信息化战争条件的多维一体、高烈度、短时间、首战即是决战、无明显前后方界限等特点，以及现代军事交通的巨大投入，如伊尔76军用运输机每架3亿元人民币，使得军事交通单靠军队自身是难以保障，也使得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独立于国家交通而开创“另外一个天地”，所以军事交通建设必须走军民结合的道路，这是现代军事交通的发展方向，不仅能迅速提高我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能促进国家交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符合“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思想。如为确保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0”军演等活动的军事要求，2009年总后勤部与铁道部合作，完成了20多条铁路的100多项军事改造任务。军队还积极参与中国高铁的设计和规划，已经有1000多个火车站配备了军事运输设施，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铁路支援网络，提升了军队战略投送能力。目前我国民航也积极承担军事运输任务，汶川大地震中，军用和民航飞机运送了数十万救灾将士。美国《商船法》甚至规定了新船建造必须适用于国防用途，其设计和建造必须经过军方人员审定批准，同时军队承担全部改造费用和30%的建造费用。

一、军事租赁的法律特征

军事租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出租人的广泛性。出租人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或合法使用权人。具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军事部门、个人等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契约的一切主体。二是承租人的特定性。在军事租赁中，承租人仅为军事部门、军事单位及其代表它们的单位或个人。至于什么级别的军事部门、军事单位和个人才有缔约权，需要法律加以明确。三是客体具有军事价值性。军事租赁的客体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价值，也即可以为军队建设和军事行动所用，不具有军事价值的物件是不可能成为军事租赁客体的。四是军方的优先契约性。军方的优先契约性是军事租赁具有军事属性的体现，也是保障紧急状态下国防利益的现实需要。五是等价有偿性。等价有偿是租赁的基本特征，军事租赁也不例外，军方在优先契约权下取得的合同利益，也需要付出对价。比如在抗洪抢险中，村民甲拥有的一艘冲锋舟同时被连队乙和村民丙看中，则乙连队只能在同等价位下优先租得该冲锋舟。

二、建立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军事租赁法律制度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类物品产权关系的日益明晰，公开平等交易制度的逐步确立，给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资源筹供带来巨大影响。发展军事租赁是开辟资源配置的新渠道、新思路，即以很低的资金代价获得对一定军事资源的使用权，从而有效解决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资源短缺问题。实践呼唤制度，制度保障实践，只有对军事租赁立法，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军事租赁的健康发展。

（一）军事租赁立法有利于保障多样化军事任务资源需求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军队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大灾大难中发挥的应急救灾作用，成为新时期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伟大实践。随着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常态化、规范化，受军内外因素的影响，军事租赁实践不断涌现。从内因上看，军队内部寻求解决军费短缺与军事资源需求量大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自然促进了军事租赁的发展。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对物资需求的临时性、突发性特点，决定了采用租赁形式将大大提高军费使用效益。从外因上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用租赁市场的完善、生产和资本流动频繁等因素，极大刺激了军事租赁的需求。然而，在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军事租赁的顺利发展客观上受到阻碍。其原因在于：军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下级严格服从上级意图，任何另辟蹊径的做法都有可能不受鼓励。在军事租赁领域，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军事人员将不会轻易尝试这一资源筹供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单位不是自负盈亏的经营性组织，没有独立的财务收支能力，有关人员主动采用租赁方式的可能性很小。

【摘要】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日益呈现出联合化、复杂化的趋势。恐怖主义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反恐斗争必须借鉴军事辩证法思想。只有客观分析、准确把握敌我特点，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才能在反恐斗争中赢得主动。

【关键词】军事辩证法;反恐斗争;策略

【Abstract】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thoughtisthatmyarmydefeatstheenemymagicweapon.9.11eventqueeninternationalsterrorismsdisplaythetrendamalgamation，beingmadecomplicatedgradually.Inherentterrorismattributehasdecidedtofightagainstterrorismfightwithmustuse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thoughtforreference.Grasptheenemyandselvescharacteristic，flexibleapplicationstrategyandtacticsabilityinfightingagainstterrorismonlywhenobjectiveanalysis，isaccuratefightwithmiddlewininitiative.

【Keywords】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Fightwithonthecontraryprobably;Tactics

“军事辩证法”是同志1936年在陕北红军大学讲课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用客观、全面和发展的观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军事辩证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指导我们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当前反恐斗争条件下，运用军事辩证法思想分析、研究反恐斗争的特点，对于制定反恐政策策略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关于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思想分析国际反恐斗争合作原则

战争的存在，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划分为战时状态和平时状态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当然离不开对战时和平时社会条件的研究。当前，我们对法学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平时社会条件下的军事法规和军事活动，因而，面对高技术战争的挑战，现行军事法学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军事斗争的需要，加强对战时军事法的研究，就成为法学亟待解决的课题。所谓战时军事法是指适用于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特别法律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军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战时军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一些探索。

一、“战时”的界定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戒严、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戒严、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戒严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月14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戒严。实行戒严的程序和戒严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戒严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戒严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戒严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军事人力资源成本的定义、对象、成本项目、成本计量。

关键词：军事人力资源；价值；成本法

成本法主要是以取得、开发、使用军事人力资源时发生的实际支出计量军事人力资源成本的方法，它反映了军队对军事人力资源的原始投资。军事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成本法可以使决策者了解军事人力资源上已经花费和将要花费的支出和军事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为决策层引进、配备、使用和管理军事人力资源提供参考。

一、军事人力资源成本的定义

军事人力资源成本应该包括取得军事人力资源使用权以及提高、维持、结束军事人力资源使用价值而付出的总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军队已支付的实际成本和军队应承担的损失成本。军事人力资源成本分为军事人力资源直接成本和军事人力资源间接成本。军事人力资源直接成本是指为取得、开发、保全不同类别等级人员使用价值而发生的直接费用。军事人力资源间接成本是指取得和开发军事人力资源使用价值的人事管理活动职能成本。

二、军事人力资源成本对象

战争的存在，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划分为战时状态和平时状态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当然离不开对战时和平时社会条件的研究。当前，我们对法学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平时社会条件下的军事法规和军事活动，因而，面对高技术战争的挑战，现行军事法学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军事斗争的需要，加强对战时军事法的研究，就成为法学亟待解决的课题。所谓战时军事法是指适用于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特别法律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军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战时军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一些探索。

一、“战时”的界定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戒严、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戒严、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戒严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月14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戒严。实行戒严的程序和戒严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戒严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戒严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戒严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论文关键词］军事行政诉讼概念受案范围必要性

［论文摘要］自《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施行起，法学界便开始了在我军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探讨工作，成果颇丰。但是目前我国的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理论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性核心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看法。本文就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意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自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军内外的专家、学者即开始研究和探讨军队内部是否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军事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军事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等问题，可惜的是至今仍无定论，甚至没有形成主流意见。随着依法治军方针的确定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解决“军事行政诉讼问题”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将对国家和军队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军队实行行政诉讼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因此，笔者试就目前军

事行政诉讼理论中存在的三个基础理论问题略述管见。

一、关于军事行政诉讼概念的厘定

由于对军事行政诉讼要解决哪些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及何种性质的行政争议有不同理解，所以学术界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看法。要客观地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进行厘定，必须对相应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能够进入军事行政诉讼研究视野范围的法律关系大致包括四种：第一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使存在国防军事的因素，也不应划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第二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军事机关之间的军事行政管理关系，很多学者坚持因此种关系而发生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这与军事法院目前执行的“属人管辖”原则不一致。正如前述所言，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数量有限且在处理时，军事机关一般移交国家行政机关最终处理，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已不是军事机关。第三种是军人及军事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是普通的行政争议，普通人民法院就可以解决。能够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就只剩下第四种，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从军事行政诉讼主体得出，军事行政诉讼就是军人或军事单位对军事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由军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制度，它是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在军队的延伸。

一、关于军事行政诉讼概念的厘定

由于对军事行政诉讼要解决哪些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及何种性质的行政争议有不同理解，所以学术界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看法。要客观地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进行厘定，必须对相应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能够进入军事行政诉讼研究视野范围的法律关系大致包括四种：第一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使存在国防军事的因素，也不应划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第二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军事机关之间的军事行政管理关系，很多学者坚持因此种关系而发生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这与军事法院目前执行的“属人管辖”原则不一致。正如前述所言，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数量有限且在处理时，军事机关一般移交国家行政机关最终处理，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已不是军事机关。第三种是军人及军事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是普通的行政争议，普通人民法院就可以解决。能够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就只剩下第四种，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从军事行政诉讼主体得出，军事行政诉讼就是军人或军事单位对军事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由军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制度，它是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在军队的延伸。

二、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构想

凡事皆杂于利害，司法实践表明，权利也可能滥用。如果行政相对人滥用行政诉讼权利，无疑会干扰军队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影响军队行政权威，同时令军事司法机关增加工作负担。因此明确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是有其重大价值的。

根据已厘定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是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因为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纠纷的种类及数量繁多，而军事法院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所有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的纠纷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况且部分军事行政主体还具有自我监督的机制，所以没有必要将所有军事行政纠纷都通过军事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科学合理地界定军事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有利于军事法院对于军事行政主体实施有效的司法监督，促进军事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经过多年的完善，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正呈现出逐步扩大之势。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其第2章专门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后，分别于1991年7月11日和2000年3月10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两项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充和优化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以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主要依据，两者在总体上应当保持协调一致。同时，由于军事行政诉讼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为了军事行政诉讼活动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其受案范围宜小不宜大。当军事行政诉讼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其受案范围可以再行扩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军事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

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悄然兴起，军事领域中的文化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什么是文化分析?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分析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当前条件下坚持文化分析应加强哪些方面?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军事研究的脉络及特征，推进军事研究的健康发展。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