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范文10篇

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落后增加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消费减少。韩冰、臧旭恒（2006）运用消费计量模型得出城镇居民消费与社会保障支出呈正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171125。张继海（2006）研究得出，随着城镇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即居民人均消费增加与养老金财富增加相对应。王智慧（2002）也认为我国就业、退休、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的变迁，增加了居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造成消费预期支出上升，使居民不敢即期消费。袁志刚、宋铮(1999)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1997年比1987年下降7个百分点，为0.807。(2)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限制了广大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李军（2003）认为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使得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受到限制，他们的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从而造成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陈斌开(2012)认为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需求越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消费率在2000—2008年间下降了3.42%，可以解释这一期间30.8%的居民消费率下降。中国传统思想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不同，导致了我国居民节俭并喜欢储蓄，消费倾向较低。Wei和Zhang(2009)从人口统计学方面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理论。他们认为，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计划生育，导致新生儿中男孩比重越来越高，使得家庭为提高男孩在将来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进行更多储蓄，更少消费。但是，这种机制可能更适用于农村地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

其他方面的原因。方福前（2009）运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进行计量分析，得出1995—2005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函数比较稳定；医疗、教育和住房体制改革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并运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进一步得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李文溥、龚敏（2011）认为CPI的上涨对城乡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冲击不同，对农村居民与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通胀差异会扩大城乡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并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路易斯（LouisKuijis）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对中国的私人储蓄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中国的高储蓄主要是企业的高储蓄，再次是政府的高储蓄，中国居民的储蓄水平虽然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低于像印度等国家。因此，他认为企业储蓄过多是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主要原因。路易斯进一步指出，中国居民高储蓄水平的原因部分是要支付譬如医疗和教育支出，而这些在国外多数是由政府或者保险公司支付的。此外，中国居民还要在住房投资上花费将近一半的储蓄。上述观点各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综合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因素，运用面板数据来比较分析它们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影响方向与强度，探明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的真实原因，进一步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一、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本文选取1997年至2010年的30个省分城乡年度面板数据（paneldata），由于西藏数据不全所以不予包括。出现在本文中的变量有：人均消费支出（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城镇与农村）、人均财富水平(城镇与农村)、物价指数（城镇与农村）、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老年人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医疗状况、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收入等。其中物价指数以1997年为基期，为100%，并以此对以后年份进行调整。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为央行公布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的加权平均值，由于医疗支出数据难以取得且准确率不高，而医疗机构床位数统计已有多年，所以本文采用医疗机构床位数千人每张作为医疗状况的代替变量。人均财富水平为城乡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为便于分析及减小变量异方差，本文对于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财富水平、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均取对数。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各省教育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各省卫生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年份的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二、面板数据模型

由于本文采用1997—2010年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所以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研究居民消费需求，既要考虑短期因素，如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财富水平、医疗状况、通货膨胀、利率；也需要考虑长期因素，如未成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本文构建的模型包含8个解释变量，将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尽可能地纳入模型。面板数据基本模型为：yi，t=C+αi+γt+x''''i，tβ+μi，ti=1，2……N，t=1,2……T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C表截距项，x''''为k维解释变量向量，i表示横截面数据，t表示时间序列数，β为回归系数向量；其中，αi度量个体间的差异，γt度量时间上的差异；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三种形式：1.普通混合回归模型。此类模型假设αi和γt不随个体i和时间t变化。即α1=α2=α3=……=αn，γ1=γ2=γ3=……=γt。此时模型可以写为yi，t=α+x''''i，tβ+μi，t2.固定影响模型。此类模型假设αi和γt随个体i和时间t变化，并认为αi和γt与解释变量相关，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1）个体固定影响模型。即αi在个体i上变化，而γt在时间上无变化。（2）时期固定影响模型。即αi在个体i上无变化，而γt在时间上变化。（3）个体和时期固定影响模型。即截距项αi在个体i上变化，且γt在时间t上变化。3.随机影响模型。此类模型假设αi，γt，μi，t均服从于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即各自不存在截面自相关、时间自相关、混合自相关。

摘要：新常态下，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作为拉动国内消费的一项重要举措，消费金融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利用PVAR模型和BVAR模型实证分析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消费信贷拉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且相对于城镇居民，消费信贷对农村居民消费呈现更加明显的促进效应。同时，相对于居住消费支出，个人消费信贷对居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消费金融；居民消费；VAR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外循环”发展。该发展模式虽在短期带来巨大成功，但长期来看，存在着一系列隐患。例如，过度关注国外市场而忽视对国内市场的开发；过分依赖国际环境，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风险较大。近年来，面对投资和出口的巨大不确定性，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环。作为拉动国内消费的一项重要举措，消费金融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阶段研究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摘要：对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采用SPSS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城镇居民消费地域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东西部收入，消费差距依然很大，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全国城镇居民消费均衡。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特征;聚类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及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得我国消费水平也进一步增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及时掌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及变化趋势，有利于及时地合理调整产业结构。这样，便可使得生产过程优化，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本文采用SPSS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城镇居民消费地域差异统计分析,分析考察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结构是否存在差异。

二、基本假设

假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能基本反映整个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平均水平。

［提要］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利于调节居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分配，拉动居民消费需求。本文基于2018年CHARLS截面数据，使用OLS方法探究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以及各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更能扩大家庭总消费支出，户口、家庭规模等因素会给家庭各级消费支出带来不同的影响。因此，我国应逐渐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关键词：基本养老保险；居民消费；OLS方法

一、引言

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居民退休后的生活经济来源问题，减轻在职职工的储蓄压力，从而增加现期消费支出。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理论研究方面，Barro（1974）基于代际转移理论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不会产生影响。Wilcox（1989）基于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居民未来的养老金收入一般是相对稳定且可预估的，而一项可预期的收益对居民消费所起的促进作用很小。李建英等（2018）提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进行转轨时，在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上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方案，导致居民对未来养老金收益率存在较低预期，从而为保障自己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富足稳定，居民倾向于增加现期储蓄、减少消费。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多依据理论模型或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进行论证。Melvin（2005）利用追踪调查法研究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参加养老保险能拉动家庭的消费支出。王翠琴（2020）利用世代交叠（OLG）模型，使用2010～2017年共8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城乡居保的缴费率、覆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为中国健康与养老第四期追踪调查数据，于2020年9月正式对外公布。CHARLS数据库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负责主持运营，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收集了代表全国45周岁及以上家庭和个人的信息。文中使用的是2018年截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去除缺失值以及奇异值的样本外，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0，401个。（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居民的家庭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包含家庭的总消费支出、食品消费、日常生活消费、衣着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医疗消费。以上述5种分项消费支出能够对居民消费进行全面分析。2、解释变量。本文将居民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作为解释变量，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都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参加赋值为1，未参加赋值为0。3、控制变量。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代表个体以及家庭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方面，主要包括了居民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家庭特征方面，主要包括居民的户口和家庭规模。（表1）CHARLS问卷调查中涉及消费数据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展开，处理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我国居民家庭的总消费支出年均值为63，283.731元，说明45岁及以上的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医疗消费在各分项消费支出的均值中是最高的，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农业户口占比仅为28.5%，从这可看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一、文献综述

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1.关于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694个家庭。

2.计量模型。

一、日本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分析

(一)日本财政支出结构状况1．日本全国性财政支出结构。伴随着“经济复兴”计划的实施，战后的日本经济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相应地日本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692690亿日元增加到2010年的967280亿日元。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因素的变化，需要日本政府不断将财政支出的重点放在与居住民密切相关的领域，满足居住民多样化的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加，财政支出结构具体情况见表1。从财政支出的费用类别来看，日本财政支出主要分为社会保障费、文化教育科学费、养老金、公共事务费、国防费、经济协作费、小企业援助费、地方转移支付费及国债还本利息费等。其中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科技和养老金支出，合计占比从2000年的45.2%上升到2010年的55.1%，而且以社会保障支出为主。国债利息支出仍是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之一，平均占财政支出的21.4%。同期，地方转移支付占比振荡上升，从2000年的17.7%，上升到2010年的19.4%。国防支出因为受到国防军费开支约束一直较为平稳发展，2000－2010年期间基本上保持在5.5%－6%之间，而在经济协作和小企业援助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比一直较小。2．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民生导向型政府职能的特点。2000－2008年涉及居住民福祉改进的福利支出占比不断提高，从初始的13.70%上升到19.90%，卫生和教育支出占比平均保持在6.41%、18.43%，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农林水产事业支出占比、工商支出占比和土木支出占比平均为4.79%、5.43%、17.00%。其中土木支出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0%下降到14.40%。会议、总务、警察、消防等行政管理服务类支出占比基本上保持在16%以下，2008年国债支出占比为14.7%，比2000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见表2)。

(二)日本居民消费现状1．日本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即在一定时期内(经常为一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其反映了一国居民消费的整体发展水平。从居民消费率的纵向比较来看，日本居民消费率整体上不民消费的长期与短期变动关系，本文建立了VEC计量经济模型。

二、日本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

(一)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1．日本财政支出结构。基于与日本居民消费的密切关系程度，本文主要研究社会保障、文教科支出、国债支出与地方转移支出，分别用js、je、jt、jl表示这些变量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2．日本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日本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记为jc。本部分的数据选择区间为1990－2009年，所有的数据是根据日本财务省网站的历年统计资料整理得到，所有变量的检验均通过Eviews5.0软件验证。

(二)计量分析1．日本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长期均衡。基于科学分析的需要，首先应对变量jc、js、je、jt、jl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的ADF检验可以看出变量jc、js、je、jt、jl非平稳，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变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是I(1)过程。通过协整检验的迹检验法或是最大特征值检验法，可以发现变量jc、js、je、jt、jl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因此，日本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比、文教科支出占比、国债支出占比、地方转移支出占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根据各个解释变量前的系数来看，变量jt前的系数最大，为2.88187，这表明日本国债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长期来看将会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2.88187个单位。另外，变量jl与je前的系数也较大，分别为2.70939、2.58409，这表明日本地方转移支付支出占比、文教科支出占比每提高一个单位，将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2.70939个、2.58409个单位。变量js前的系数为0.9242，这表明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比每提高一个单位将导致居民消费率提高0.9242个单位。因此，从总体情况来看，日本社会保障支出、文教科支出、国债支出与地方转移支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日本居民消费。2．日本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短期影响。由于变量jc、js、je、jt、jl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相应建立VEC模型，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如式(4)所示。

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根据经济学理论，凡是金融业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反过来，经济发达的地方，金融业也发达，两者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局面。一些专家则发现，凡是金融业发达的地方，居民消费结构、消费规模、消费品级也越高。于是，人们开始关注起金融业发展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而金融的发展也伴随着金融的集聚，会对一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系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实践中，关于金融业集聚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却并未受到重视。对于政府而言，如果一个地方金融业集聚能够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积极作用，则应该鼓励金融业的集聚（由零散的金融业向中心城市或区域进行集聚），如果不利于居民消费升级，则应该合理引导金融业态的布局扩散。显然，理清金融业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仅能够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也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寻求消费拉动寻找到合适的动力。

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影响效应文献述评

关于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金融业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普遍观点认为，金融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特别是银行的发展，给居民提供了获取利息收入而增加财富，方便居民获得贷款，从而有利于居民消费。盘和林（2018）研究了消费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机制，提出应该扩大消费金融的规模，来促进消费规模的扩大，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步伐。钱箐旎（2018）则认为，当前我国面临投资和出口乏力的背景下，通过扩大金融支持消费来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大有可为。王平和王琴梅（2018）从消费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视角分析了消费金融促进城镇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并提出了如何通过消费金融的扩大来进一步推动消费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潘锡泉（2016）则从更加宽泛和更加细化的金融发展视角，研究了金融发展对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发展和消费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机构优化对贸易发展和消费具有促进作用，而银行业和证券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消费促进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从金融集聚的视角，研究金融业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相对较少，但也存在一些零星的研究，抑或是从侧面研究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譬如，孙晶和李涵硕（2012）研究了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从宏观描述性的角度略微提到了金融集聚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余泳泽、宣烨和沈扬扬（2013）则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提到了空间外溢效应中对消费的影响。也有少许研究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影响差异性，譬如，肖利平和洪艳（2017）利用我国2003-2014年的宏观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发现金融发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要大于中西部地区。比较典型的研究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的文献主要有：董秀良、满媛媛、王轶群（2019）研究了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马建辉（2018）则引入房价中介变量，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益，当房价低于某一门槛时，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超于该门槛则变为抑制效应，而随着超越门槛值的房价越高，突破第二门槛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就会越强。总体而言，关于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较少，尤其是研究不同金融业集聚水平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方面。同时，关于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这些文献更多地是着眼于银行视角为主，研究也更多地着眼于宏观描述性为主，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渠道），更缺乏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

金融集聚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金融集聚主要通过对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需求，以及收入增长预期效应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机制促进消费升级、金融消费信贷发展降低流动性约束，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剧来降低金融资源获取成本来影响居民消费，传递到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具体影响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经济发展的收入增长渠道。金融的天职是服务实体经济，作为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中介，金融集聚能够为资金供需双方架构起桥梁，更加方便有效地为城乡居民融资主体提供金融资源供给，降低消费者融资成本，实现金融资本的有效配置，提高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居民消费者）获得金融资本的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的增长，继而实现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收入水平的增长是促进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质量提升的最关键因素。金融集聚在有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为居民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满足居民对闲置资金的投资利用，帮助居民进一步增加财富，刺激居民消费，从而实现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收入增长和需求创造渠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大量的金融资金支持，而金融集聚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产业主体借助于金融资源对产业的投入，能够促进劳动、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并应用于产业中，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成效，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益好的产业流动，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又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岗位，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必然会引发居民从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向购买更高层次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转型，减少对基本生存型消费品的支出，对个性化、智能化等高端消费品需求的支出增加，继而改变居民消费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收入增长预期效应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机制促进消费升级渠道。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集聚之后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自然就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期，通过金融业的集聚，金融机构能够为居民提供多种银行理财、基金、保险产品等，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为居民提供了除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外的更多保障，降低了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降低了预防性储蓄的需求。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居民对储蓄性货币需求的减少，会促使居民大量的消费，继而能够促进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和对高质量消费品的追求，带动居民消费升级。消费信贷发展降低流动性约束渠道。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金融业集聚为居民消费开辟了新的渠道。金融业集聚促进大量各种各样、品种丰富的金融创新产品出现，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完善起来的背景下，消费信贷、信用贷款等变得日益普通化，满足了市场上各类融资主体对资金的需求，促进了居民的提前消费，帮助降低了原先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无法进行消费的限制，激活了居民的消费动力，释放了居民的消费活力，继而为居民消费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助推力。竞争加剧降低金融中介成本渠道。金融业集聚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金融机构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往往会通过降低金融中介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譬如：银行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等方式。由于金融业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集聚使得市场上各类金融服务供给者处于同城竞争，金融业的竞争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机构自身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服务的动力，降低了金融中介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使得居民能够更容易获得金融资源，降低了居民流动性约束，为居民提前释放消费铺垫了基础。

实证分析

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激发国内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是提高居民生活福利的重要内容，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向。党的报告明确指出，需要完善消费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消费刺激增长的作用。这对刺激国内需求，扩大市场，实现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1998年以来，住房市场化制度改革激发了我国近20年的房地产市场暴涨，居民信贷和消费因房地产市场繁荣实现了倍数扩张。数据表明，1999年每平米住宅销售价格为1860元，到2017年每平米住房单价已猛涨至10500元左右，近20年增长了4.6倍，年均涨幅10%。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的消费总额不断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03年的45842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32316亿元，年均增长16.46%，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由2003年的35.4%增加到2016年的64.6%，增长了接近一倍。我国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拉动转变，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马车”。然而，分析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发现，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存在诸多争论。就目前房地产市场而言，买房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住，更多地承载着投资资产的期望，成为一种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涨跌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且房价波动还会通过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整体居民福利产生影响。因此，厘清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到底是什么关系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文献综述

在房价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中，“财产财富效应”假说产生较早，影响深远。这一理论认为，房价上涨将导致业主消费增加。庇古提出的财富效应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其认为家庭财富的增长会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家庭财富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家庭资产，具体到本文就是住房等不动产。莫迪利亚尼和布隆伯格也指出，住房价格上涨，直接导致住房拥有者增量财富增加，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意愿。基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方向，尽管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发展中，但仍然具有财富效应。基于生命周期储蓄假设，Quigley和Hiller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和25年来14个国家的跨境面板数据发现，“财产财富效应”是显著的。21世纪初，美国股票价格大幅波动，虽然居民工资增长迟缓，但居民消费和投资并未呈现颓势，甚至有强劲的趋势。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他们认为，无摩擦和预期粘性成为用财富效应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尽管住房的财富效应和抵押贷款效应很有利地解释了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是住房价格波动的消费挤出效应也为学者所关注。Sheiner认为，房价上涨将迫使潜在的购房者节省更多的首付，减少家庭开支。由Yoshikawa和Takagi对日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本地房价上涨时，打算买房的租户花费更少，从而提高了储蓄率。Aoki、Prodman和River使用了伯南克未定义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他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再分配效应将抵消动态总体均衡中的部分财富效应。房价上涨不仅刺激了卖方消费，还抑制了买方消费。因此，从国家层面而言，房价并未体现出应有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颜色与朱国忠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生命周期模型来模拟房价与家庭消费的关系，通过刻画市场摩擦，改变传统模型假设中无摩擦的市场假设，传统意义上的财富效应会由于住房抵押贷款效应而减弱。基于这一假设，买房者在买房后，会受制于还款压力而压缩消费需求。

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机制分析

（一）房价波动促进消费增长的机制。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对消费、物价水平与金融资本的研究，其认为物价下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观察到，由于物价下降，虽然消费者本身自有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他本身所感知的财富量是增加的，因而会激发消费者增加消费。根据凯恩斯的宏观增长理论，消费的扩张直接刺激生产活动的增加，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率的提高。随后，庇古进一步提出庇古效应，也可以称作是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其认为，由于价格下降，会导致可感知的各种财富的实际总量会增加，财富收入比会提高，其实这也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这一结果会诱发居民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支出，刺激社会总体消费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水平。由于传统的财富效应分析中，仅仅关注金银货币等传统家庭财富价值的变动，但经济社会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金银货币。开始出现了房地产、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形式，因此社会财富形式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特征。结合本文的研究，房地产作为个人财富的一部分，会直接导致家庭财富效应的变动，进而会引起居民消费行为变化。当房价上涨，居民可感知的财富余额会增加，消费者感觉自身拥有的财富价值会增加，从而会激发消费者增加消费，提高消费支出。因此，房价波动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刺激作用。（二）房价波动抑制消费增长的机制。传统经济理论对挤出效应的解释在于，政府支出增加，会抬高商品价格，从而会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这一理论思路将其运用到房价波动研究中发现，房价波动挤出效应是由于房价上涨导致居民负债增加，从而挤出居民消费和投资。从1998年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加上国家政策推动，金融市场的泡沫化操作，房价呈现连续20多年猛涨的态势。对那些投资者来说，房地产价格上涨为他们带来了财富效应，会增加他们的财富总额，刺激其消费，产生消费刺激作用。而对于那些房屋刚性需求者来说，房价上涨会限制其获得住房，并进一步抑制其消费行为。首先，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要想获得城市户口，有一部分政策是需要与住宅挂钩的。因此，对于想要获得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他们是住宅的刚性需求者，为了实现拥有住房的目的，他们不得不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其次，还有一部分租房者，由于房价上涨，会导致房地产市场供需紧张，由此抬高房租价格，也会挤压居民消费支出。最后，房价上涨会引起社会恐慌，形成必须拥有一套住房的社会氛围。尤其在婚姻市场，为结婚而买房成为标配，这又会增加为结婚而储蓄，降低消费。综合以上三点，房价波动会对消费产生抑制效应。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根据上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存在刺激作用和抑制作用，借鉴石大千（2018）的实证模型，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双边效应，具体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设定如下：其中，xit为一些影响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δ为参数估计向量，i(xit)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消费水平。i(xit)=λxit，λ为特征变量估计参数。复合残差项ζit=ωit-μit+εit，εit为随机误差项。ωit表示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刺激效应，为正效应，且ωit≥0；μit表示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为负效应，且μit≥0。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水平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房价波动变量，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所使用数据为2003-2016年中国实证结果分析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效应，为了测算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并比较净效应的大小，本文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对两种效应进行分解，首先估计了五个模型，然后从五个模型中选取一个最优模型来进行效应分解。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模型4的对数似然比值最大，因而选取模型4作为最后的分解模型。从模型4的估计结果来看，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正效应显著为正，负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房价波动的正负两种效应均是显著的。基于上述模型估计结果，本文基于模型的两个残差进行方差分解（见表3），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刺激消费的正效应系数为0.3426，房价波动抑制消费的负效应为0.8348，总体而言，房价波动的负效应超过了正效应。

为了便于比较，进一步测算了两种效应影响消费的比重，发现刺激效应的影响比重明显小于抑制效应的比重，也就是说，房价波动总体而言抑制了消费增长。在上述方差分解的基础上，最终分解出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大小及其净效应。表4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刺激效应提高了居民消费19.03，而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降低了居民消费29.26%，两者净效应大小为房价波动抑制了居民消费10.23%。通过对不同百分位数的估计表明，只有在90百分位数上的那些群体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才产生了刺激作用，而50百分位数以下的群体，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总体以抑制作用为主。结论与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解了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房价会产生财富效应进而增加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房价增长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形成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而最终两者效应孰大孰小将由两种效应的净效应决定。基于这一理论分析，不同于以往实证分析只能估计房价对消费的单方面影响的文献，本文将两种效应纳入统一模型框架下，借助双边随机前沿模型优势估算两种效应的大小，实证结论表明，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同时存在刺激和抑制两种效应，房价增长导致的财富效应可以增加居民消费19.03%，而房价增长挤出居民消费29.26%，房价的财富效应小于挤出效应，房价波动总体而言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抑制了10.23%的居民消费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继续坚持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基本思想，保持房价平稳发展，警惕房价过快增长。具体而言，一方面，避免一刀切政策，产生打压刚需的负面效应。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坚决遏制投资性房地产需求，保持房价稳定。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房价收入比过高的现实，逐渐提高居民收入可支配能力，降低房价波动的负面影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一是要采取更加积极的税收政策，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真正藏富于民。只有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平抑房价过高带来的负面冲击。二是采取更加规范和稳健的金融政策，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尽量控制金融资源向房地产等泡沫行业的投放，更多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只有当实体经济发展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才能稳定，经济发展便彰显活力。

【摘要】通过梳理建国70年居民消费价格的演变进程，总结不同消费类型和消费层级价格变化的特点，发现未来要从三方面着力稳定我国物价水平、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一是政府对消费价格的干预要适度；二是深化价格改革，放松对服务业价格的管制；三是加快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关键词】建国70年;居民消费价格;消费层级;消费类型

一、引言

长期以来，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政府、学界、百姓的关注热点，它关系着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依据和靶子。[1][2]中共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数据显示，消费连续5年成为经济上升的第一动力，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6.2%。因此，分析与消费上升和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理论价值。通过梳理建国70年居民消费价格的演变历程，对比分析农村消费价格和城市消费价格的差异，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结构分析不同消费类型和消费层级的价格变化，总结CPI变化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稳定物价、完善价格机制的相关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判断建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趋势必须以定基指数为基础，笔者以1950年为基期，通过各年同比指数连乘计算定基比的方法计算各年CPI指数。其他定基数据的计算亦采用此方法，同时，年均涨幅均为几何平均涨幅。由于数据缺失，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最新数据仅从1985年开始，为了保证可比性，笔者假设1985年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等，即1985年城市和农村CPI的基期值相等，且等于189.99%，之后年份的数据据此推算。按商品用途分，可以把CPI分为八大类，即食品类、烟酒及用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讯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以及居住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4年，为此，以1994年为基期，计算各年八大类商品价格指数。其中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7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8年。因此，在分析农村和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时以1997年为基期。[3]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消费一般经历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3个层次。受制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及不同家庭收入约束，居民消费一般先满足生存型，再向发展型、享受型过渡。为了更好地从消费价格的角度反映我国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特点，将食品类、衣着类和居住类定义为代表生存型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讯类定义为代表发展型消费；烟酒及用品类定义为享受型消费。此外，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中教育一般属于发展型，而娱乐一般属于享受型，此处简单地将其对半计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中。所有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及国家统计局官网。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潜力的出口替代能力；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政策建议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潜力为2319亿元、2009年城镇居民消费潜力为5048亿元、2009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平均为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2.2倍、2009年城镇居民消费潜力的出口替代能力最大的前10个产业部门和其对应数值、如果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可以实现，各个产业部门的增加值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从整个经济系统来看，居民消费潜力的消费乘数为1.83、针对居民消费潜力大的产业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建设基础设施等配套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产业部门的居民消费潜力、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将是一些产业部门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扩大居民消费可成为部分产业部门保增长的主要动力、扩大外需、增加企业消费或政府消费仍将是一些产业部门保增长的主要动力、增加城镇居民中低收入职工群体的收入，是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的有效措施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将是2009年我国政府的工作主线，而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是扩内需的关键。

那么，2009年和2010年农村和城镇居民在42个产业部门的消费潜力（即下一期可增加的居民消费额）及其出口替代能力（即下一期可增加的居民消费额占基准期出口额的比例）分别是多少？居民消费潜力的消费乘数是多少？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潜力对2009年和2010年各个产业部门增加值和整个经济系统GDP的拉动作用分别是多大？这是政府部门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时必需的重要参考依据。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应用投入产出分析和计量经济方法，分别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

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潜力为2319亿元。在42个产业部门中，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最大的前10个产业部门及其数值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243亿元；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220亿元；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207亿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192亿元；金融保险业，178亿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62亿元；交通运输及仓储业，154亿元；教育，136亿元；批发和零售贸易业，119亿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89亿元。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潜力为2506亿元，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最大的前10个产业部门与2009年的相同，其数值分别为2009年对应部门数值的1.08倍左右。

2009年城镇居民消费潜力为5048亿元。在42个产业部门中，城镇居民消费潜力最大的前10个产业部门及其数值分别是：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673亿元；农业，562亿元；燃气生产和供应业，360亿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348亿元；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347亿元；房地产业，346亿元；金融保险业，299亿元；交通运输及仓储业，288亿元；批发和零售贸易业，275亿元；教育，250亿元。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潜力为5653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潜力最大的前10个产业部门与2009年的相同，其数值分别为2009年对应部门数值的1.12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