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范文10篇

摘要：本文考察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即受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并在此基拙上探讨了受海姆这一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区别。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社会境况决定论唯物史观

“社会境况决定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它探讨“知识的存在决定”或“思想的社会决定”。曼海姆认为，思想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中，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造成了思想家看问题的社会角度，思想家从自己的社会角度出发形成思想理论，就难免使自己的思想理论带有自己的社会偏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思想终究是由社会境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叫做“境况决定论”或“社会境况决定论”。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一曼海姆观点”。让我们对曼海姆的这一观点作一考察，并澄清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的区别。

一、社会境况决定论的表现

曼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认为，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思想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思想理论之外的社会境况即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些决定思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也叫作“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

具体地说，曼海姆说的“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是指客观存在的生活经验、群体利益、社会地位、社会过程以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性因素制约着人的认识方式，使不同的社会环境的人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思想理论必定同这些社会性因素有关。

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历史，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因素，又有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2-0022-06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一、受理和审查

行政机关依法做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原行政处理案就转化为执行案。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向依照法律规定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专门机构申请强制执行。专门机构受理执行案后，应当对原行政处理决定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合法性审查，具体而言，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提起执行申请的材料和手续是否齐备；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是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是否已经超过法定的期限；行政强制执行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相对人不按时履行的原因：（1）如果相对人并非故意抗拒，而是确实没有履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强制执行有违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暂缓执行。（2）如果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是因认为处理决定不合法或不适当而造成的，专门机构应当对原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若行政处理决定确属违法或者不当，专门机构就应建议做出行政处理机关的上一级行政部门纠正或者撤销行政行为；若行政处理不存在违法或者不当情形，专门机构应当告诫其限期履行。（3）如果相对人有履行的能力，对行政处理决定也没有异议，确属无故拒不履行义务或故意拖延履行义务，专门机构应当向相对人做出行政强制执行履行的告诫。

二、告诫

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其公法上的义务时，行政主体通过法定形式向行政相对人发出通知，期待其自觉履行，并告知其如不自觉履行其义务，即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的先置程序就是告诫。告诫是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开始和前提，也是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核心部分和必经程序。确定这一程序，一方面使行政相对人明悉强制执行的可能性，督促其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行政机关的内在约束。《联邦德国行政执行法》第13条规定：行政机关“首先必须以一定方式对强制方式予以警告，之后才允许确定和实施”。

告诫应限于一次并且应符合以下原则：（l）须以书面形式做出；（2）明确的期限。期限应当达到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所需的合理时间；（3）明确的强制执行方式。不允许同时以数种强制方法做出告诫，或告诫使行政机关保留数种强制方法的选择；（4）涉及金钱给付的，必须有明确的金额。若仅告知最高额或最低额则属违法；（5）明确的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6）告之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7）告诫属“须领受”的行为，不送达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告诫书应当当场送交当事人。

三、申辩与陈述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前言；前提假设；汇率混沌的解释；结论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通过对现存汇率决定模型的修改和调整、利用混沌的研究方法对国际主要汇率进行实证检验、异质性交易者假设、分形市场假说、价格粘性、汇率运动的整体描述、非线性的诱因：混沌是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所致；现将外汇市场视作一个耗散结构；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是非均匀；不同类型交易者的反应周期显然是不一致；并不需要以特别事件或“冲击”为起点、走向混沌的路径：信息是价格波动的一种诱因；非银行交易者仅仅依赖短期或者长期的基础因素分析；外汇交易发生在银行间市场；银行间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并不相等；投资期限的长度依赖于各自交易者的动机和时间期限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前言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各国的汇率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对此，主流的汇率决定理论难以给出有力的解释和较为准确的预测，因而备受质疑。Meese＆Rogoff(1983)的研究得出惊人结果：资本市场汇率决定模型的预测力并不明显胜过随机游走模型。

20世纪90年代，汇率理论探索和研究重心转向微观结构，并且陆续产生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汇率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汇率决定的微观结构分析、汇率决定的混沌分析方法。其中，汇率决定的混沌分析方法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经济学领域应用混沌理论进行汇率问题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对现存汇率决定模型的修改和调整，用解析的方法证明汇率中混沌存在的可能性；

2．利用混沌的研究方法对国际主要汇率进行实证检验，来验证混沌在汇率中的存在性。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难度大、失信成本低；完善证券市场诚信的思路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市场信用的维系要靠两种机制，即道德约束与法律规范、缺乏直接立法、中国至今尚无系统的专门规范信用的法律，也没有征信数据公开的法律环境、法律内容欠缺、诱使证券市场产生虚假信息、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失信行为的原因、执法难度大、守信成本高、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失信成本低、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法、征信法和失信惩罚法、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完善失信惩戒，守信受益机制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中国证券市场的诚信缺失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缺乏直接立法，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法律内容欠缺。执法难度大、守信成本高、失信成本低也对市场主体的失信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法、征信法和失信惩罚法，完善中国证券市场诚信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完善失信惩戒、守信受益机制。

关键词：法律欠缺；证券市场；诚信缺失。

中国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从琼民源、蓝田股份，到东方锅炉、银广夏、ST红光、大庆联谊的财务造假；从亿安科技、中科创业，到王紫军买卖中国纺机、周建明操纵15只股票、北京首放操纵38只股票和权证、武汉新兰德朱汉东和陈杰操纵5只股票、朱耀明操纵百科药业等的股票操纵案；从吉林敖东、延边公路到宝安公司、张家界、济南轻骑、北大方正、川长征、杭萧钢构的内幕交易案，无不体现出诚信的缺失。市场信用的维系要靠两种机制，即道德约束与法律规范。经验表明，许多市场行为的道德约束比法律更有效。但道德约束较软，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失信行为较为严重时，道德约束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且作用范围相对较窄，缺乏强制力和广泛性。因此，法律规范必不可少。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诚信法律制度的欠缺是市场主体失信的根源。“以制度决定论的观点，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信用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制度与机制问题。”[1]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一）缺乏直接立法。

《论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波普尔历史哲学》一书，是谭扬芳同志在马捷莎教授悉心指导下，通过刻苦钻研写出的较优秀的博士论文。我有幸主持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她又在我们所做博士后研究。她正式出版此书，请我写序，对我来说，几乎成了义不容辞的事。

更重要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唯物辩证法研讨会上，我有幸接触过在我国研究波普尔很早的舒炜光先生。他对波普尔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我即下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把波普尔的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一下，为此，我甚至仿效他的学术路子花了不少时间认真钻研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但这种想法由于诸多原因终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始终未放弃。后来，我在先后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编《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和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丛书)审读波普尔的书稿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思想。谭扬芳同志请我写序，我所以欣然允诺，也是想以此为契机，逼着自己利用这个不短的暑假至少把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有关著作再认真研读一遍，然后在此基础上好好写一篇。当我开始这样做不久，假期已剩不多。谭扬芳同志告诉我，她的稿子出版社已排定。这样，我只好把正看着的波普尔的著作放下，赶紧把谭扬芳的书稿本身再细读一遍，写出一篇，以兑现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不具备为剖析世界著名思想家波普尔的重要思想的著作写序的资格的。

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提到他，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哲学、研究世界思想的人不知道他曾提出过区分科学、非科学的界限的可证伪原则；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还提出过以推测和反驳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大量大胆、新颖的思想的。由于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毁誉参半。

某个方面的领军人物，由于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做得好的方面，正面影响大；其错误，同样对社会负面影响也大。

波普尔在维也纳大学旁听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接受了社会、共产党关于战争残酷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的正确宣传，一度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1919年春，波普尔还自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不久，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在我17岁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引起这一立场上根本变化的不过是一次政治事件。1919年某天，在波普尔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群赤手空拳的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了枪击，他们本想帮助被拘禁在维也纳警察局的共产党人越狱。波普尔对这一事件根本不作具体分析，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就得出了否定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结论，并从此决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倾向，奠定了他一生两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批判自然带有严重轻率和偏见的成分。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总的说来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但毋庸讳言，这一批判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一些人对波普尔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高度颂扬即是证明。布赖恩·马吉在其《“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一书中曾讲：“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任何具有理性的人如何能理解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波普尔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莘采访汇集成的访谈讲演录《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的导言也讲：“从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篇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2]有的西方学者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拍手叫好，把它称之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现状；实行人冲管理，合理开发与优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抑制了人才资源效益的总体提高、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人才资源外流严重、人才资源配置不当，人才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着高校办学效益、人力资源素质差、人才资源匾乏的国家在国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树立人本管理思想、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应破除传统观念、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优化配里教师资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持高校稳定、大力开展智力引进工作，创建与国际人才竞争相适应的人才环境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高校人力资源现状为: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抑制了人才资源效益的总体提高;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人才资源外流严重;人才资源配置不当，人才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着高校办学效益。为此，高校应采取相应措施:树立人本管理思想;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优化配置教师资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持高校稳定;大力开展智力引进工作，创建与国际人才竞争相适应的人才环境;大力培养后备人才队伍。

一、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现状

1.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抑制了人才资源效益的总体提高

美国经济学家、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澳多•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为此，人力的取得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消耗资源、必须有资本投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投资供给的政府压抑了社会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而政府有限的财力反过来又制约了对教育的投人。长期的教育设施落后、教育普及率低、教师待遇差等问题造成人力资本总量的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人才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配置;中国人口的过度增长，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总体水平更为低下，对人才的成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人才资源总体效益偏低。

2.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人才资源外流严重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影响因素及模型分析；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独立董事薪酬的高低，一直是众多学者和社会人士研究和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与独立董事的报酬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来源、以公司个数为参数建立的假设及模型、业绩与独立董事的报酬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资产规模、一般公司资产规模越大，其业务也就越复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独立董事人员个数为参数建立的假设及模型、参加会议的次数对独立董事的薪酬有影响，呈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的年龄与独立董事的薪酬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本文分别以上市公司个数和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人数为参数，建立了两个模型，通过分析，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印证，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影响因素。独立董事薪酬问题，既涉及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发挥，又涉及对独立董事的有效激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采用2005年度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影响独立董事薪酬的因素。

【论文关键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薪酬；影响因素

独立董事薪酬的高低，一直是众多学者和社会人士研究和关注的焦点之一。确定独立董事薪酬是一个两难选择，太高了，容易被人认为是收买独立董事；太低了，又难以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无功不受禄、多劳多得是获得报酬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下，应首先确定独立董事的报酬的决定因素。

谭劲松认为，目前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与独立董事的报酬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属于事前因素，即公司的支付能力越强，独立董事的报酬越高。因此，独立董事的高报酬传递了公司业绩好的信息。按监管部门规定，上市公司给独立董事支付报酬多少由企业与独立董事双方商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家公司给独立董事的报酬也悬殊，从1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罗党论采用200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但没有发现独立董事报酬与前期业绩相关，而是与董事会会议次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行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等因素正相关，诉讼事项和重大关联事项的发生对独立董事的报酬制定影响不明显。杜胜利采用2003年的数据，结论与谭劲松相同，但考虑了与罗党论大致相同的因素，结论也大致相同。

前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影响我国独立董事报酬的一些因素，但前人的研究距今已有一段时间，而且那时候我国的经济情况及相关制度与现在大不相同，独立董事的个性化的特征也有所突出，所以本文基于2005年数据对影响独立董事薪酬的因素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摘掉谁的光环

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我们撰文《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以下简称《马尔萨斯》），对李中清、王丰合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进行批评，并对其他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论。我们在文中认为：李中清等学者在宏观人口史的认识上无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灾难性剧烈变动；在微观人口行为研究上只是以有限的新资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他们对清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不仅存在误读，并且缺乏体会；因此他们的新理论没有能够改变学术界自马尔萨斯以来对中国人口的基本理解。[1]

同期王丰、李中清发表《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下简称《摘掉》）一文，对我们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王和李指出：清代以来的中国宏观人口变动与他们所研究的微观人口行为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微观人口行为方面我们在解读原作、引证和概念上犯有20点错误。此外他们还指出：我们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观点；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思路是简单的人口决定论。[2]

首先需要说明，《马尔萨斯》一文是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由我们合作完成。文章初稿在2001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的有关编辑转给了李中清，李曾将此文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复印散发。文章在8月间被《历史研究》正式接受后，我们又做了两次修改。后一次修改为《历史研究》所拒绝，理由是，此前已将《马尔萨斯》初稿正式寄给了李中清，约请他们写反驳，如果采用我们最后的定稿，王和李写作中的反驳将会变得无的放矢。这一过程还是导致了王和李在一些问题上对我们了做出了没有对象的批评。

例如在《摘掉》中，王和李对我们进行最重大的批评是生育“反弹”。他们认为：曹和陈将中国农村1960年后的高生育率简单地解释为所谓的“反弹”；把中国历史和现代人口升降统统解释为“被动的”人口过程；这种关于“反弹”的思路实质上视中国为不同于西方的另类，即认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理性，不可能去“主观地”调节人口。因此，他们指出：曹和陈关于生育反弹的认识所主张的是一种人口决定论。

我们的确在《马尔萨斯》初稿里使用了“反弹”的概念，但却是从李中清、王丰的书中借用的。李和王讨论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生育率时在《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42页注释13中写道：“惟一的明显例外是1963年不寻常的高生育率，到达了7.4，这是引起的饥荒之后的反弹”。在第171页又写道：“之后的1961年，农村人口开始激增，而且在无控制的情况下持续了达十多年之久，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成功的计划生育运动为止。”[3]基于李和王的“反弹”思想以及1961年以来的农村人口持续性激增，我们觉得如果要界定之后的“反弹，”那么它可以从李和王所引证的1963年高生育率开始，到1983年后农村生育率被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抑制到3.0以下为止。“反弹”首先是李中清和王丰的学术主张。如果我们对“反弹”的使用是“人口决定论”，那么，李和王何以面对自己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所使用的生育“反弹”思想？也就是说，李和王到底该摘掉谁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