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模式范文10篇

摘要企业物流服务组织中的主要模式一般包括物流外包、物流自营以及部分外包部分自营。在现实中，由于受到复杂主、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企业在进行物流服务模式的选择时必须考虑诸多因素，以形成合理的、具有针对性的决策方案。因此，研究企业物流服务组织模式与决策动因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物流服务需求方实体企业的抽样调查分析，从企业所在系统和环境因素入手来挖掘企业决定其物流组织模式的主要动因，运用对应分析方法对不同物流服务模式与决策动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为企业的物流决策行为提供借鉴。

关键词物流服务组织模式；决策动因；对应分析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发展变革，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不可能脱离外部协作关系独自成长起来。这不仅是供应链管理思想发展的根源，也是引导企业合理处理自身生产/服务活动组织策略问题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企业要想发展，整合外部资源是必须的。如今，物流业务作为企业生产/服务主业之外的第三方利润源，日益显示出其在提升企业综合运营管理水平中的重要作用。而企业对物流服务组织策略决策及实施的正确与否，也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该企业在供应链资源整合中的地位，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及当前与长远收益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第三方物流（theThirdpartylogistics，3PL）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逐步拓展开来。人们逐步认识到3PL是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的有效方法[1]。一方面，由于企业将物流业务通过各种组织策略模式外包给3PL可以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服务水平、降低风险以及更好的关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因此在世界范围内，3PL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3PL在产业中的利税增长率平均达到了5％～10%[2]。2002年～2005年间全球物流费用总支出平均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物流市场份额占全球物流总支出的10%左右；从1996年～2005年，全球物流市场年均增长率为15%。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调查显示，中国2005年3PL的市场规模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比2004年增长了30%。预计在2004年～2010年间，我国3PL规模的年均增长幅度将达到33%，近90%的企业将会选择新型的现代物流服务企业进行综合物流业务的外包[3]。因此，3PL在我国的发展前景相当良好。

但是，从现实角度讲，物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本身是多样化的，不同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特征、经营能力以及经营战略的不同应分别选择不同的物流服务模式。这不仅是有针对性的提升单个企业效益的前提，也是构筑规范的物流服务市场秩序，形成供应链网络系统中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合理流动与衔接顺畅，建立优质企业资源整合平台的基础。此外，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尽管我国现阶段的3PL外包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人文心理、企业现状及政策导向等特殊因素的存在，必然在主、客观环境角度影响企业的物流组织策略决策及发展。

摘要：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经过外交决策过程，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社会环境决定模式、国际体系决定模式、理性选择模式、组织官僚政治模式和决策者心理认知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应当以一种多方位的视角，以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为中心来理解决策，运用多种决策模式，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决策分析。

关键词：外交决策；决策模式；微观—宏观关联模式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互动具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它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它的决策过程。通常，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做总体评估，总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最后再进行综合的观察与判断。这种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是有相关性的。把国际关系的整体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和系统。

国关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用于国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适当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例如肯尼思·沃尔兹在其著作《人、国家和战争》中明确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大类：单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主张单层次分析的理论把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输入归于一种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两个重要概念——输入和输出。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输出是指“某一特定物体在环境中所产生的任何变化”，而输入是指“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物体的任何外部事件”。戴维·伊斯顿也强调“需求是一个体系的输入”。这就是说，外交决策受到来自各种方向和来源的要求的影响。（见表一）

社会环境决定模式认为，由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国家的特性、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模式相信，在分析一国外交政策时，重要的是确定决策者活动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把握政策的性质，决定性的条件是国家背景——“一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其决策模式，均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环境以及这个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①。例如，运用地理条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人口因素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

国际体系决定模式，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动机。因此,国家行为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大国不能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而必须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InternalBalancing)。沃尔兹也指出了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提要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关键词地方政策过程模型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广义而言,地方政策决策包括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狭义而言,仅指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本文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所谓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是指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模型。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策过程模型做一个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

过程模型一:“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

我国的政权组织体系属于中央集权制类型。其特点是国家的重大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策主要是具体落实中央的重大政策。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括了地方政策制定的内容,即依据中央政策并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因此,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

但是,由于中国地大人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各异,中央政策往往只是一些原则规定。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既是对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但又不能是中央政策的机械照搬。从制定过程而言,中央政策是制定地方政策的前提。作为前提,它也可以看成地方政策制定过程的逻辑起点。这样,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就表现为“中央政策(一般政策)—地方政策(特殊政策)”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说的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的特征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政党制度、政权体制和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在我国的上述诸多因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一与多的一体化”例如经济结构是以一种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政党制度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等等。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是一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既具有民主的性质，同时又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它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提要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关键词地方政策过程模型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广义而言,地方政策决策包括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狭义而言,仅指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本文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所谓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是指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模型。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策过程模型做一个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

过程模型一:“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

我国的政权组织体系属于中央集权制类型。其特点是国家的重大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策主要是具体落实中央的重大政策。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括了地方政策制定的内容,即依据中央政策并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因此,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

但是,由于中国地大人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各异,中央政策往往只是一些原则规定。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既是对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但又不能是中央政策的机械照搬。从制定过程而言,中央政策是制定地方政策的前提。作为前提,它也可以看成地方政策制定过程的逻辑起点。这样,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就表现为“中央政策(一般政策)—地方政策(特殊政策)”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说的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2005年6月,在国家审计署的一份审计报告中,查出10家中央企业涉嫌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而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至“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约在4000亿~5000亿元。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算显示,因决策失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左右。据此,全国政协委员李利君、何小平、钟起煌在此次两会期间呼吁:“决策应引入科学的论证机制,绝不能依靠个人拍脑袋”。如何提高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程度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家政府的关注,其中关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更是政府投资决策研究工作中的关键。这是因为政府投资项目事关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它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并且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动用的资源多,牵涉到地方、部门和各种经济主体的不同利益,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成败影响深远。因此,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社会成员的命运。在新中国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由于投资决策的失误,我们也遭受过许多挫折,付出过极其沉重的代价。据报道,2003年我国政府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达328亿元。另外,还有一些决策失误,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或者说即使是经济性的决策,其失误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中也有许多是社会性的。这就是说决策失误在更多的时候不只是损失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金钱,而是不可能马上看得见的社会性的损失,比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思路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导致的政府信用缺失;过于倾向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分配政策,使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的民众心理不平衡等等,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大大地加重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在长久地树立政府形象的过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比起一时在账面上损失几个亿、几十亿都还要多得多。

二、我国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存在的不足

1.战术研究多,战略研究少

许多政府官员仍然习惯于“事务主义”。在他们看来,所谓决策就是项目审批、资金分配、人事任免等等,决策视野狭窄,方案论证就事论事,缺乏宏观性、战略性的决策意识。一些行业重复建设严重,生产能力过剩且难以形成规模;一些地方忽视长远目标和总体规划,导致某些项目建设几年就已经落后,如此等等,违背了科学决策的本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另一个原因,是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存在弊端,极易诱发干部的短期行为。

【摘要】：目的探讨工作坊教学模式是否有助于提高在校护生临床决策能力。方法在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16级26、27班中随机抽取27班作为对照组，以常态化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26班作为实验组，以工作坊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结果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前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不同教学模式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后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工作坊教学模式有助于改善教学效果，提高在校护生临床决策能力。

【关键词】：本科护生；临床决策能力；工作坊；教学模式；教学改革

临床决策能力是一名合格护士必备的岗位胜任能力之一［1］。然而，作为临床护士的主要后备力量—在校护生，其在校期间主要以理论知识学习和单纯的操作训练为主，尚缺少综合应用理论知识指导临床护理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临床决策能力较低［2］。因此，为增强护生的岗位胜任力，提高在校护生临床护理思维及临床决策能力至关重要。工作坊教学模式是一种协作的、建构的教学组织形式，参与者在导师的适度指导下，积极调动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并通过与同伴交流形成自己的观点，促进自身知识的建构［3］。该研究将该教学组织形式融入到护理教育过程中，希望能够吸引护生参与教学、引发其思考、促进互动、推动成长，从而有效锻炼和提升护生临床思维能力及临床决策能力［4］。现将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工作坊教学模式在《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中的应用做如下介绍。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锦州医科大学大三护理本科生，即2016级26、27班学生。在学生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抽签决定27班30名护生为对照组，26班31名护生为实验组。1．2方法。实验组采用工作坊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工作坊教学模式分为准备、实施、评价三个阶段。准备阶段教师须在课前确定教学主题及教学内容，并将学生分为5～6人一组，每组选一位组长，负责组内成员的组织及分工。每次上课先由教师介绍教学案例，并结合案例选取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如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虚拟仿真、集体分享、团体讨论、头脑风暴等［5］。实施阶段各组结合相应的教学组织形式，按照护理程序首先对案例或情景进行分析，并在得出成员一致认可护理诊断的基础上，制定护理计划，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同时，为每组安排一位指导教师负责指导学生。评价阶段包括小组汇报和指导教师点评，其中指导教师点评包括对小组汇报点评及工作坊教学模式过程中小组的整个护理过程及团队协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点评。对照组则采用常态化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即将理论和实践完全分开进行练习：首先学生各自完成教师提供的案例分析题目，然后由任课教师为大家讲解案例并提供参考答案；实践课则是根据课表安排，到实训室练习静脉输液技术、心肺复苏术等临床常用护理技术。对照组及实验组护生分别于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前、后进行护生临床决策能力现状调查。调查前向学生讲解问卷测量的目的，请学生按要求自行完成问卷。问卷调查采取集中发放，匿名填写，问卷填写时间不超过60min，当场回收。两次共发放问卷122份，回收有效问卷122份，有效回收率100％。1．3问卷调查。护生临床决策能力测量问卷：采用由叶旭春［6］编制的护理专业本科生临床决策能力测量问卷，其包含A、B两套测试题，其中A、B两套测试题在题量、测量目标、题型分布、记分方法等方面完全一致，该研究应用A套测试题进行测试。该问卷包括4个病例和5个临床情境，通过模拟病例或临床情境测量护生的临床决策能力。问卷总分125分，共五个维度，分别是发现问题能力37分、确定目标能力10分、决断方案能力42分、实施决策能力25分、评价反馈能力11分。该研究中，将问卷总分及各维度满分均标准化为100分，进而按此标准化比值分别对学生问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标准化。问卷复本信度为0．89，内容效度为0．94。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先分别比较以不同教学模式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前、后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的差异，进而探索应用工作坊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对护生临床决策能力的影响。其中学生年龄、成绩及临床决策能力得分均为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学生性别、生源地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区分开来。数据仓库的关键技术包括数据的抽取、清洗、转换、加载和维护技术。联机分析处理（OLAP）是以海量数据为基础的复杂分析技术。它支持各级管理决策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快速灵活地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复杂查询和多维分析处理，并且能以直观易懂的形式将查询和分析结果展现给决策人员。可以说：联机分析处理是数据仓库之上的增值技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一、OLAP概述

OLAP是关系型数据库之父E.F.Codd在1993年提出的多维数据库和多维分析的概念。OLAP是针对特定问题的联机数据访问和分析，通过对信息很多种可能的观察形式进行快速、稳定、一致和交互性的存取，允许管理决策人员对数据进行深入观察。

1.数据仓库中用于OLAP的常用数据模式

数据仓库模式是数据仓库的核心和基础，是影响信息组织和查询的关键因素。因此一个有效的数据仓库模式就成为数据仓库设计的关键所在。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是通过OLAP来进行分析，因此数据仓库中数据的模式结构应该便于分析。在传统的数据库中数据模式以ER图和二维表为主，而在数据仓库中则以多维模式为主。数据仓库的模式现在常用的有星形模式、雪花模式和星座模式。在数据仓库中，依据所选定的主题、所要存储的数据内容、支持数据仓库的系统环境、对象间的关系来决定使用哪种模式。

（1）星型模式

摘要：目的了解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临床决策和医患关系的现状，探索新的社会矛盾下医疗决策模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对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10个护理单元（内科片和外科片各5个）符合纳入标准的住院患者发放一般资料调查表、患者决策参与期望量表、患者对医疗决策参与满意度调查问卷、医患关系问卷，采用SPSS22.0对以上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256份，其中139名（54.30%）患者选择医患共同决策模式，67名（26.17%）患者选择主动决策模式，50例（19.53%）患者选择被动决策模式。选择医患共同决策模式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总满意度得分为（76.73±2.32）分，明显高于主动与被动角色模式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医患共同决策模式有助于提高患者满意度，促进和谐医患关系。

关键词：新的社会矛盾；医患关系；医患共同决策

我国社会化正处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医疗卫生领域是我国社会矛盾的多发领域。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和患者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的医疗救助关系，其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在医患交往过程中的一个集中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患者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医疗纠纷发生率逐年攀升，医患关系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关系构建的焦点之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人性化医疗中诊疗方案的确定不仅需要考虑患者的疾病状况、所在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同时还要考虑患者的偏好，鼓励患者参与到疾病诊疗的决策中来。医患共同决策（shareddecisionmaking,SDM）强调医方与患方共同参与到医疗决策中，是指医务人员运用医学专业知识，与患者充分讨论治疗选择、获益与损伤等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并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结局和患者的意愿，以期达到基于双方相互理解并且由医务人员与患者通过参与作出最适合患者个体的医学选择过程［1-2］。有学者认为［3］促进医患共同决策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可能对策。本研究旨在了解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临床决策和医患关系的现状，探索决策模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收集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对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10个护理单元（内科片和外科片各5个）符合纳入标准的住院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为保证样本代表性，个别病区护士人数>30名者只随机发放30份问卷。）纳入标准：年龄≥18岁，知情同意后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因疾病原因或认知功能障碍等，不能单独完成问卷调查者。调查前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及意义，强调匿名填写及资料保密，仅作为研究使用。当场填写当场回收，现场核查，如有遗漏或不符之处，及时请研究对象补填或修正。共发放问卷266份，回收问卷260份，剔除明显规律性填答问卷4份，有效问卷256份，回收率97.74%，有效问卷率98.46%。1.2研究工具。1.2.1一般资料问卷。研究团队在大量文献研究及专家讨论的基础上自行编制，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医疗费用支付困难程度等。1.2.2患者决策参与期望。量表简体中文版（ControlPreferenceScale,CPS）［4］此量表共有主动-被动5个选项，“A：完全由医生做出这个决定”、“B：医生在认真考虑我的想法后做出了这个决定”、“C：我和医生经过综合权衡后，共同作出了这个决定”、“D：我在认真考虑过医生的建议后，由我做出医疗决定”、“E：我在了解各种医疗选择后由我做出医疗决定”，患者从中选择符合自己的选项。A与B属于被动决策选项、C属于共同决策选项、D与E属于主动决策选项。由患者从中选出最符合自己的选项，此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2~0.87。1.2.3患者对医疗决策参与满意度调查问卷。此问卷共16个条目，每个条目均赋以1~5分不等，如“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条目相加总得分为满意度总得分，量表总得分80分，重测信度为0.802~0.960，结构效度为0.905。1.2.4医患关系问卷（患方参考版）此问卷共18个条目。条目1、3、4、5、6、7为单项选择，其余为多项选择。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ˉ±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内容提要：通常对美日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本文从知识和决策权的角度研究了美日企业管理体制的不同。日本企业重视专用知识的作用，因而形成了以模糊工作设计、员工参与管理和横向协调为特点的分权式管理制度。美国企业重视通用知识的作用，因而形成了以规范工作设计、专业管理和纵向协调为特点的集权式管理制度。最后，本文分析了两种不同管理模式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美国和日本企业管理体制之间的差异一直是学者和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这两种管理模式形成和存在的根源在于两国不同的文化。由于两国的文化是不可移植的，因而两国的管理体制相互之间也是不可能移植的。沿用到中国，由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应该发展具有自己特殊的管理理论，而不是用西方的管理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践。另一派学者认为，不存在任何两种分裂的管理理论，世界各国的管理理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日本的管理实践是在五六十年代学习美国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日本的管理体制不能说完全是由日本文化决定的，只能说是在本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融合了美国的管理经验，是美国模式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企业也越来越注重学习日本的管理经验。如今，日本管理体制中的团队管理、员工参与、及时生产等管理方式也在美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日本和美国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封闭的体系，而是同一体系下不同的发展模式，因而可以用统一的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目前，关于美日企业比较体制更多的是描述性研究，缺乏在统一理论框架下的严谨理论分析。本文运用知识和决策权匹配理论，认为美日管理体制差异的核心在于知识在组织中不同的分布状态，以及导致的相应的决策权分布差异。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美日两国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原因，以及不同模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一、知识和决策权在组织中的分布关系

1．知识与决策权的匹配关系知识和决策权在美日两种不同管理模式中的分布差异一直是理论和实践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日本管理模式中的质量圈、参与管理等管理方式都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将企业的部分决策权下放到基层员工。而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管理模式则强调职业管理者的专业决策，通过决策和行动活动的分离，将决策权控制在职业经理人手中。为什么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下会形成不同的决策权分布体系呢？Hayek(1945)，Jensen和Meckling(1992)等人的研究表明，决策权在组织中的分布情况主要取决于组织以通用知识还是专门知识为战略重点，以及知识如何分布在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中。Hayek(1945)首先明确提出了经济效率取决于决策权威和对于决策起支撑作用的知识之间的匹配关系。他将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与特定地点和时间相关联的知识两种。人们一般认为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实际上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知识表现为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相关联的知识。与特定地点和时间相关联的知识本质上不能进入统计，并很难以统计的形式传送到任何集中的权威那里，因而决策者根本不会获得有关特定时间与地点环境的知识。由于市场经济中大多数知识是无法传递的，因而保证知识和决策权匹配的惟一方法是进行决策权的分解，采用分权的方式，由各个生产组织单独决策。Jensen和Meckling(1992)进一步认为“尽管有关特定时空环境的知识不能被概括成统计数字，但它们却能被传送到决策机构中的其他位置。问题不在于知识能否被转移，而是以多大的代价转移以及是否值得转移”。由于组织的效率取决于知识与决策权的匹配，当知识与决策权不匹配或者知识对于决策权有价值时，保证两者的结合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将知识传递给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传递给拥有相关知识的人。一方面将知识传递给具有决策权的人的过程中，面临着由于劣质信息而导致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将决策权分配给组织中拥有相关的较多专门知识的人时，面临着由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成本。一般来说，随着集权程度的增加，信息成本增大，委托成本的减少，分权程度增加，信息成本减少，成本增加。组织总成本是劣质信息导致的成本与目标不相容导致的成本之和，组织设计过程也就是信息成本与成本之间的权衡过程。在图1中，用曲线表示的由于缺乏信息引起的信息成本，在权力完全集中的时候较高，随着权力在等级体系中向具有较多相关知识的位置分散时下降。由于目标不一致引起的成本，在决策权集中时较低，随着决策权的分散相应增加。组织总成本是由缺乏信息引起的成本和与目标不相容引起的成本之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将决策权转让给某个层次上的人，使得缺乏信息引起的成本和由目标不一致引起的总组织成本之和最小。

2．知识的分布决定了决策权的分布詹森、麦克林的模型为我们理解知识和决策权在组织中的分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准。如果企业的成本大于信息成本，那么采取集权方式较好，相反，则应该采取分权方式较好。企业决策权的集中和分散意味着企业是优先考虑成本还是知识的利用。如果我们将企业充分利用员工拥有的知识进行生产作为企业的生产属性，而企业有效降低成本，进行统一决策作为企业的交易属性，现代企业理论过于强调了企业的交易属性，而忽略了企业的生产属性，造成了企业的本质仿佛只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采取更长的委托链条和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这不是导致了协调成本很高吗？如果企业纯粹为了节约委托费用，可以采取最为简单的直接监控式管理方式。惟一可以解释企业结构复杂的理由在于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信息成本大于成本，企业的首要目的不是在于节约，而是在于生产(程德俊、孔继红，2002)。知识和资源应该成为解释企业成长和具有竞争优势的基础，而不是企业节约成本的多少。很多企业将决策权下放，虽然导致了较多的成本，但是同时带来的收益是更多地节约了知识传递导致的信息成本，充分利用了员工具有的知识。现代企业生产的首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每位员工掌握的知识和信息，这是企业利润的来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充分利用经济系统中的知识是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Hayek，1945)。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信息成本大于成本，因而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原始分布往往就决定了决策权在企业中的分布(程德俊，陶向南，2001)。知识的内部分布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通用知识和专用知识。通用知识一般包括科学知识、产品生产技术、能编码的产品和市场信息等。而专用性知识一般包括员工掌握的与特定时间、地点相关联的知识(Hayek，1945)、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改进的知识、员工操作和实践的默会知识(MichaelPolanyi，1962)、与特定企业和岗位相关联的知识(青木昌彦，2001)等。通用知识能够以较低成本转移、并且容易表达(Know—What)，因而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手段掌握。专用知识难以进行转移，难以通过语言和文字表达(Know—How)，因而一般掌握在员工手中。为了充分组织成员拥有的知识，我们必须要按照知识的分布来决定决策权的分布。以通用知识为主的企业决策权往往掌握在管理人员手中，而以专用知识为主的企业一般采取分权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