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模式范文10篇

摘要企业物流服务组织中的主要模式一般包括物流外包、物流自营以及部分外包部分自营。在现实中，由于受到复杂主、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企业在进行物流服务模式的选择时必须考虑诸多因素，以形成合理的、具有针对性的决策方案。因此，研究企业物流服务组织模式与决策动因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物流服务需求方实体企业的抽样调查分析，从企业所在系统和环境因素入手来挖掘企业决定其物流组织模式的主要动因，运用对应分析方法对不同物流服务模式与决策动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为企业的物流决策行为提供借鉴。

关键词物流服务组织模式；决策动因；对应分析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发展变革，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不可能脱离外部协作关系独自成长起来。这不仅是供应链管理思想发展的根源，也是引导企业合理处理自身生产/服务活动组织策略问题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企业要想发展，整合外部资源是必须的。如今，物流业务作为企业生产/服务主业之外的第三方利润源，日益显示出其在提升企业综合运营管理水平中的重要作用。而企业对物流服务组织策略决策及实施的正确与否，也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该企业在供应链资源整合中的地位，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及当前与长远收益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第三方物流（theThirdpartylogistics，3PL）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逐步拓展开来。人们逐步认识到3PL是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的有效方法[1]。一方面，由于企业将物流业务通过各种组织策略模式外包给3PL可以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服务水平、降低风险以及更好的关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因此在世界范围内，3PL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3PL在产业中的利税增长率平均达到了5％～10%[2]。2002年～2005年间全球物流费用总支出平均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物流市场份额占全球物流总支出的10%左右；从1996年～2005年，全球物流市场年均增长率为15%。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调查显示，中国2005年3PL的市场规模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比2004年增长了30%。预计在2004年～2010年间，我国3PL规模的年均增长幅度将达到33%，近90%的企业将会选择新型的现代物流服务企业进行综合物流业务的外包[3]。因此，3PL在我国的发展前景相当良好。

但是，从现实角度讲，物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本身是多样化的，不同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特征、经营能力以及经营战略的不同应分别选择不同的物流服务模式。这不仅是有针对性的提升单个企业效益的前提，也是构筑规范的物流服务市场秩序，形成供应链网络系统中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合理流动与衔接顺畅，建立优质企业资源整合平台的基础。此外，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尽管我国现阶段的3PL外包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人文心理、企业现状及政策导向等特殊因素的存在，必然在主、客观环境角度影响企业的物流组织策略决策及发展。

摘要：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经过外交决策过程，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社会环境决定模式、国际体系决定模式、理性选择模式、组织官僚政治模式和决策者心理认知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应当以一种多方位的视角，以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为中心来理解决策，运用多种决策模式，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决策分析。

关键词：外交决策；决策模式；微观—宏观关联模式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互动具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它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它的决策过程。通常，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做总体评估，总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最后再进行综合的观察与判断。这种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是有相关性的。把国际关系的整体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和系统。

国关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用于国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适当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例如肯尼思·沃尔兹在其著作《人、国家和战争》中明确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大类：单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主张单层次分析的理论把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输入归于一种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两个重要概念——输入和输出。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输出是指“某一特定物体在环境中所产生的任何变化”，而输入是指“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物体的任何外部事件”。戴维·伊斯顿也强调“需求是一个体系的输入”。这就是说，外交决策受到来自各种方向和来源的要求的影响。（见表一）

社会环境决定模式认为，由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国家的特性、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模式相信，在分析一国外交政策时，重要的是确定决策者活动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把握政策的性质，决定性的条件是国家背景——“一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其决策模式，均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环境以及这个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①。例如，运用地理条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人口因素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

国际体系决定模式，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动机。因此,国家行为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大国不能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而必须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InternalBalancing)。沃尔兹也指出了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提要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关键词地方政策过程模型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广义而言,地方政策决策包括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狭义而言,仅指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本文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所谓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是指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模型。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策过程模型做一个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

过程模型一:“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

我国的政权组织体系属于中央集权制类型。其特点是国家的重大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策主要是具体落实中央的重大政策。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括了地方政策制定的内容,即依据中央政策并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因此,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

但是,由于中国地大人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各异,中央政策往往只是一些原则规定。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既是对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但又不能是中央政策的机械照搬。从制定过程而言,中央政策是制定地方政策的前提。作为前提,它也可以看成地方政策制定过程的逻辑起点。这样,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就表现为“中央政策(一般政策)—地方政策(特殊政策)”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说的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的特征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政党制度、政权体制和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在我国的上述诸多因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一与多的一体化”例如经济结构是以一种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政党制度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等等。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是一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既具有民主的性质，同时又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它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提要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关键词地方政策过程模型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广义而言,地方政策决策包括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狭义而言,仅指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本文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所谓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是指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模型。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策过程模型做一个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

过程模型一:“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

我国的政权组织体系属于中央集权制类型。其特点是国家的重大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策主要是具体落实中央的重大政策。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括了地方政策制定的内容,即依据中央政策并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因此,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

但是,由于中国地大人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各异,中央政策往往只是一些原则规定。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既是对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但又不能是中央政策的机械照搬。从制定过程而言,中央政策是制定地方政策的前提。作为前提,它也可以看成地方政策制定过程的逻辑起点。这样,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就表现为“中央政策(一般政策)—地方政策(特殊政策)”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说的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2005年6月,在国家审计署的一份审计报告中,查出10家中央企业涉嫌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而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至“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约在4000亿~5000亿元。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算显示,因决策失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左右。据此,全国政协委员李利君、何小平、钟起煌在此次两会期间呼吁:“决策应引入科学的论证机制,绝不能依靠个人拍脑袋”。如何提高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程度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家政府的关注,其中关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更是政府投资决策研究工作中的关键。这是因为政府投资项目事关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它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并且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动用的资源多,牵涉到地方、部门和各种经济主体的不同利益,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成败影响深远。因此,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社会成员的命运。在新中国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由于投资决策的失误,我们也遭受过许多挫折,付出过极其沉重的代价。据报道,2003年我国政府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达328亿元。另外,还有一些决策失误,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或者说即使是经济性的决策,其失误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中也有许多是社会性的。这就是说决策失误在更多的时候不只是损失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金钱,而是不可能马上看得见的社会性的损失,比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思路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导致的政府信用缺失;过于倾向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分配政策,使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的民众心理不平衡等等,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大大地加重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在长久地树立政府形象的过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比起一时在账面上损失几个亿、几十亿都还要多得多。

二、我国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存在的不足

1.战术研究多,战略研究少

许多政府官员仍然习惯于“事务主义”。在他们看来,所谓决策就是项目审批、资金分配、人事任免等等,决策视野狭窄,方案论证就事论事,缺乏宏观性、战略性的决策意识。一些行业重复建设严重,生产能力过剩且难以形成规模;一些地方忽视长远目标和总体规划,导致某些项目建设几年就已经落后,如此等等,违背了科学决策的本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另一个原因,是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存在弊端,极易诱发干部的短期行为。

一、高等教育中关于“治理”的定义

“治理（governa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的意思，是政治科学中的关键概念，指自治但相互依赖的行动者通过外部权威和内部自我控制机制而进行的协调控制，是与“统治（government）”相对而言的［2］。随着治理概念在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扩散，其涵义也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作为跨学科的概念，治理在高等教育组织研究中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组织决策的结构与过程”［3］。但是不同学者对其给予了不同的诠释，侧重点略有差异，有学者关注决策权威的确定；有学者重视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有学者从正式的治理结构出发，如董事会的设立与构成；有学者则聚焦于非正式的结构。公立高等教育组织强调外部的治理，即政府政策和环境对学校决策的影响；而私立高等教育组织更强调内部的治理，即组织内部运行决策的制度安排。

二、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划分

治理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始于20世纪下半叶，随着高等教育组织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变迁，并呈现出一定的历史特点。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梳理，文章依据组织研究的特点将美国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的路径变迁划分为以下4个历史时期：（1）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该时期以同僚模式或学会组织模式、科层模式和政治模式三足鼎立的态势为显著特点，可以视为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研究的起源；（2）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封闭系统论的视角悄然兴起，以伯恩鲍姆的控制组织模式（Cybernetics）及科恩和马奇的“有组织的无政府”（OrganizedAnarchy）为代表；（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战略规划模式（strategicplanning）为代表的开放系统理性视角成为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研究的主流；（4）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开放系统下的文化视角，强调非结构性因素对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的影响。

（一）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的起源（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

由米勒特和古德曼所倡导的同僚模式、斯卓普提出的科层模式和鲍德里奇提出的政治模式，构成了20世纪60至70年代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研究的主流。在同僚模式中，由学术人员为构成主体的“学术共同体”是保证组织决策和运行的重要条件，因为权威确定的基础不是行政职位，而是专业知识和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同僚模式下的组织是自我控制的。在高等教育领域首先提出高等教育组织科层模式的学者是斯卓普，他将高等教育组织科层化视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和表现之一，在现代大学，组织规模的扩大是其科层模式表现的重要催化剂。明茨伯格在比较了多种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后提出了“专业科层”的概念，这可以视为对高等教育组织科层治理模式的发展。他认为大学人员的专业化、大学组织决策分权化及复杂组织中子单元决策的有效性也是科层模式70年代在高等教育组织能够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政治模式视角下组织决策权威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冲突、斗争和权力掌控。总体来看，当组织资源丰富、蓬勃发展的时候，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就较小；而当资源紧张、外部压力大或有内部集团掌握控制权倾向时，利益集团的冲突就趋于增强，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回顾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的研究特点，无论是同僚模式，还是科层模式，抑或是政治模式，它们都只看到了组织治理的某一方面，如同僚模式关注学术事务方面，组织规模和专业人员的能力是该模式的必要条件，它代表的是组织治理的理想模式；科层模式则是理性的、目标驱动模式，重视组织效率，目标明确且易于量化衡量，这与众学者所描述的高等教育组织不尽一致；政治模式虽然呈现出组织的动态过程和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但强调危机或变革中的组织治理，是一种短期特征。如同盲人摸象，上述高等教育组织治理模式虽各具一定代表性，但并不能呈现高等教育组织治理的全貌和特征，也并未突显现代大学组织治理的与众不同之处。

本文作者：李国旗单位：天津市委党校法学部

无论何种政体与何种时代，只要有政府就离不开行政决策。所谓行政决策是指行政主体在处理国家行政事务时，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或处理的事务制定和选择行动方案并作出决定的过程。它是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分配社会资源、实现政府治理目标的重要工具。近年来，我国因地方政府决策失误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对传统行政决策模式提出挑战。从欧美等国公共决策制定的经验或教训来看，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接受性取决于公共决策模式的合理安排与科学设计。本文以我国各地正在进行的行政决策体制创新的实践为基础，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提出加快我国现有行政决策模式转型及制度变迁思路，以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法治政府的建设。

一、行政决策的两大模式

根据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原理，除了行政主体之外一切公众都构成参与主体，但随着社会组织化不断加深和承担角色差异，又可细分为个体市民与社会组织、专家与专家组织等。因此，行政决策的相关主体包括行政主体、普通公众及公众组织以及作为特殊公民的专家或专家组织①。上述类主体既是行政决策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实际参与者，他们在不同行政决策模式下担当的角色、分享的权利（力）、居于的地位不同，据此可以将行政决策分为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②。传统行政决策模式存在久远，又称之为自主决策模式或精英决策模式。现代行政决策模式又称之为公众参与模式、相互合作模式。传统决策模式是行政主导的高度控制模式，即决策权完全由政府独享，政府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进而起到主导乃至垄断性作用。其中，也或多或少存在公众参与或专家参与的情形，但此时的公众参与更具有象征意义和作为一种政治点缀而存在，公众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决策权，更缺乏对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我们发现，现有公共决策体制本质上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知识一权力’的垄断体制。在这一体制结构中，不论是专家还是公众都处在这一体制结构的边缘，未能构成对政府决策权行使的理性化制约力量。这种体制结构中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和权力配置，决定了包括听证会在内的各种参与形式的尴尬和困境。”［1］（P220）而现代行政决策模式或公众参与决策模式的显著改变是公众已经深深嵌入到政府决策全过程，并实质分享决策权，表现为或通过参与而实质影响政府决策或承担由政府分离出来的公共服务职能。这一模式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不断走强的影响，是伴随着新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有足够参与能力和愿望的民众及公共服务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①。该模式下公众参与是行政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是行政管理活动的附属品，并促使行政决策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尽管公众参与模式因国情差异而呈现不同式样，但也包含一些共同特征。一是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P48）因公开而参与，又因参与而更为公开。二是作为参与主体的公众，不仅包括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者也是行政决策的不可替代资源。是公众参与的范围，不能仅仅理解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还应包括议题的选定、信息的提供、政策的评估乃至政策执行等全过程。这恰是新公民参与运动不同于传统模式下公众参与的特点。“真正参与意味着公民是从议题确定到决策产生整个协商过程的一部分。”［3］（P56）四是公民参与的具体形式多样。公众参与形式决定了参与的效率和公平，而不同参与形式分别适用于不同决策目标。总之，公众参与模式需要建立起稳固的行政与公众平衡关系，公众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实质分享决策权力。

二、我国传统决策模式面临的挑战

建国后我国逐步形成了集权化的行政决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对传统模式的改造，不断增加民主和权利因子来影响行政决策活动，使之适应不断变动的现代生活。这是对我国规模巨大、内在同质化有限、多元化趋势日趋加强之社会结构对行政决策机制要求的必然回应，体现我国政府决策机制从“领导集体决策模式”向“公众参与决策模式”的转变，彰显我国政府在决策中追求民主正当性的价值趋向，自然也增加了公众对决策参与的期待［4］（P145）。但从现实和根本上讲，这种转变尚未完成，甚或说行政决策并未脱离传统的自主决策模式的窠臼，公众参与仍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现有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还不足以承载公众参与的民主功能。公众参与制度在我国的流变过程中始终定位于听取意见，这种功能空间反映的是公平取向，而非民主价值。”［5］（P30）总之，面对加速分化与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和管理风险，使得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行政决策模式正遭受巨大挑战。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开放式基金数据实证分析了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不同管理模式与基金风险特性和投资业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基金管理模式的采用主要受到基金公司对管理模式偏好的影响；在控制了基金特征后，团队管理可以显著降低基金总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并能显著提高基金投资业绩。本文结果支持了团队决策的“意见折衷理论”，发现了团队决策优于个人决策的证据。

关键词：管理模式；基金风险；基金业绩;开放式基金

一、引言

基金管理可分为“团队管理”和“个人管理”两种模式，前者指多个基金经理管理一只基金，后者指单一经理管理一只基金。随着基金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基金采用团队管理的模式，这一趋势在国内外都是如此。美国股票型基金的团队管理比例在1994年时只有5%，2003年已增加至46%［1］。我国团队管理基金的现象逐渐增多，团队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数量由2002年一季度的1只增加到2008年一季度的65只。尽管团队管理的基金数量占开放式基金总数的比例维持在20%左右，但其管理的资产规模比例已从43%增加到65%。团队管理的基金是开放式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影响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的因素有哪些？团队管理相较于个人管理，对基金的风险特征和投资业绩的影响有何不同？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在完全竞争的证券市场中，决策主体具有相同信息，则团队管理和个人管理的基金投资决策应该没有差别。但行为因素会影响到实际决策过程并通过成员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团队管理与个人管理有不同的决策和绩效表现。“群体漂移理论”（groupshifttheory）认为，集体决策有可能会强化团队中强势成员的看法，增加过度自信的情绪，从而加大决策结果的极端性［2］。“意见折衷理论”（diversificationofopiniontheory）认为，团队成员为达成一致结论会权衡自身观点，决策结果会反映大部分成员的意见，是成员意见的折衷［3］。从团队决策的绩效来看，一方面，团队成员可以相互纠正决策中的错误使决策更加理性，团队管理的基金应有更好的投资业绩；另一方面，团队决策也可能出现低效率，或源于团队工作中的道德风险（即部分团队成员消极怠工），或源于信息交流上的低效率，抑或是较高的协调成本导致团队管理绩效欠佳。

本文首次采用国内大样本数据，从基金风险特征和投资业绩方面对业界真实的团队决策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基金管理模式的选择主要受基金公司偏好的影响。在控制基金特征后，团队管理可显著降低基金的总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说明团队决策结果较为“温和”，支持“意见折衷假说”，同时，团队管理也显著提高了基金投资业绩，说明团队管理可以发挥多人决策优势，做出较好的投资决策。

[摘要]保险投资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保险投资将得到快速的发展。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保险投资机制，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资金的投资收益。本文中提出了保险投资的组织结构和风险控制机制。一、保险投资客观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资机制：保险投资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二、保险投资模式和组织结构分类：保险投资的模式主要有三种：集权投资模式、分散投资模式、分权投资模式。三、我国保险投资模式的选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分权投资模式应是一种重要选择。四、对基金投资组织结构的的划分：1．以基金管理公司来划分；2．以基金的投资风格进行划分。五、保险投资的风险控制：保险投资的风险控制主要体现在事前风险控制、事中风险控制、事后风险控制。

保险投资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保险投资将得到快速的发展。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保险投资机制，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资金的投资收益。本文中提出了保险投资的组织结构和风险控制机制。

一、保险投资客观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资机制

所谓保险投资机制是指保险投资活动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包括保险投资的内部组织结构、投资决策原则、风险控制方式等。保险投资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是现代保险业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保险投资业务已经成为现代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将扩大保险公司的盈利，增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经营的稳定性。同时，保险公司收入的增加，将使保险公司有能力降低保险费率，减轻被保险人的负担，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我国保险业如果没有投资收益作为基础，加入WTO后，在承保业务上是很难与国外保险公司进行价格（费率）竞争的。另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和获利可以弥补业务上亏损，维持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如1987年英国两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亏损分别为0．64亿英镑和1．08亿英镑，而投资利润为2.04亿英镑和2．49亿英镑，盈亏相抵后，还有不小的综合盈利。从近期国际保险业的发展特点来看，保险公司的主要收益已经从传统的承保收益逐步转移为投资收益，如美国的产险业务自1978年以来连续21年出现承保亏损，主要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

我国保险投资的资金使用率低、投资工具少，使保险投资的收益水平非常低，这限制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了推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正致力于保险投资环境的改善，丰富和发展保险投资工具，降低保险投资的限制。从近几年来看，保险投资的建设步伐大大加快，1998年保险资金进入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同盛基金向保险公司实行走向配售，标志着我国的资本市场向保险公司开放。现在，有的保险公司允许购买基金的比例已从总资产的5％上升到15％。而投资连结保险可以100％进入资本市场购买投资基金。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本市场将会不断向保险公司开放，我国的保险投资将得到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