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度范文10篇

摘要：基于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内部控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关注内部控制作为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正相关，内部控制在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间存在中介效应，并且经过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其属于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股权集中度；内部控制；公司绩效

公司绩效是公司价值高低最直观的体现，公司的高价值建立在高绩效的基础之上，所以想要拥有较高的公司价值就必须提高公司绩效，这是提升公司价值的必经之路，也是全体股东的目光焦点与利益向导。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如何提高公司绩效进行了广泛研究。社会各界渐渐意识到，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是我国许多公司绩效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是股权结构，衡量公司股权结构的主要指标是股权集中度，所以能否通过改善股权集中度来提高公司绩效值得讨论。另外，股权结构作为内部控制环境的组成部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发挥奠定了基础条件并进而影响公司绩效，所以在股权集中度作用于公司绩效时内部控制效果是否会影响其作用程度不可忽视。本文从11887家上市公司出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内部控制的角度重点研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以期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对我国上市公司如何提升公司绩效提供新的思路。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近年来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逐渐被各国学者所关注，随之出现众多研究成果。Berle与Means（1932）率先指出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当股权集中度出现变化时公司绩效会相应呈现出同趋势的规律性变化，也就是说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升高公司绩效会呈现规律性的上升趋势。Demsets和Lehn（1985）指出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变化公司绩效不会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变动。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认为有一个临界值存在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中，当其不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公司价值会随其进行同向的规律性变动，当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公司价值会随其进行反向的规律性变动。郝晓雁、任配莘、淮莹莹（2013）发现在农业上市公司中股权互相制衡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保持在一定范围时公司绩效会提高，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这个特定范围时其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就不再是正面的积极的。钱红光、刘岩（2019）发现混合所有制公司的绩效会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升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当股权集中度出现变化时公司绩效会相应呈现出倒U型的规律性变化。对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众多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倾向于当股权集中度出现变化时公司绩效会相应呈现出同趋势的规律性变化这个论点。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1．2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近年来探讨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声音日渐增多，其中涉及股权集中度如何影响内部控制，学者观点各异。吴益兵、廖义、刚林波（2009）发现公司内部控制的效果会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升高而降低。林钟高、储姣娇（2012）发现公司内部控制的效果会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降低而升高。李志斌、卢闯（2013）以内部控制有效性为研究主题，考察公司所处地区一系列的经济环境以及自身的股权集中程度，分析二者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联合作用，从而发现公司内部控制的效果会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升高而优化。朱颐和、张娥（2014）发现内部控制的效果会随着股权制衡度与机构投资者所占持股比例的升高而优化。于晓红、王玉洁（2019）研究股权集中度在内部控制与投资短缺之间存在的调节效应，发现股权集中度可以正向促进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赵艳丽（2019）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可以反向调节其内部控制的效果即内部控制的效果会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升高而降低。本文倾向于当股权集中度出现变化时内部控制效果会相应呈现出同趋势的规律性变化这个论点。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2：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正相关。1．3股权集中度、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从现有文献来看，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放在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中内部控制所发挥的作用，关注点不再局限于这三者的传导作用。林钟高、王书珍（2007）发现公司绩效会随着内部控制效果的提升而增加，并且内部控制可以在股权结构作用于公司绩效时充当中间媒介，这种影响每年呈递增趋势。常启军、王璐、金虹敏（2015）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为中介变量，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可以在股权结构作用于公司绩效时充当中间媒介，但不是唯一的中介变量。胜、张菲菲（2016）从股权制衡度这一视角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效果如何作用于公司绩效，发现股权制衡度有个临界值为50％，当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将会提升公司绩效与内部控制的水平，反之当其低于这个临界值时将会抑制公司绩效与内部控制的水平。王成、崔跃（2017）发现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可以在股权集中度作用于公司绩效时充当中间媒介，但不是唯一的中介变量。刘祺阳（2018）发现内部控制可以在股权结构作用于公司绩效时充当中间媒介，但这种中介作用只在中小板及创业板样本公司中存在且为部分中介作用，在主板样本公司中这种中介作用不存在。本文倾向于当内部控制效果出现变化时公司绩效水平会相应呈现出同趋势的规律性变化并且内部控制可以在股权集中度作用于公司绩效时充当中间媒介这个论点。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3：内部控制在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内部控制度高的公司，股权集中度可以更有效提升公司绩效。

2研究设计

企业信贷约束测量方法综述

有关企业信贷约束的研究要追溯到Fazzari等﹙1988﹚［6］，他们将投资—现金流的敏感度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指标，其理论基础是企业的投资决策不仅要考虑一个投资项目受益的净现值，还要考虑外部融资的难易程度以及内部融资比例的大小。该理论基础的前提假设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使得企业的内部融资成本低于外部融资成本，因此在企业内部现金流增加的情况下，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当期投资，而没有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对这种现金流的变化则不敏感。其主要思想是将现金流变量加入到TobinQ的投资方程之中，以捕捉资本市场的不完善。Hubbard﹙1998﹚［18］对此类文献有过详细的回顾。但是Kaplan和Zingale﹙1997﹚［19］反对这一观点，认为Fazzari等﹙1988﹚所得到的实证结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加以支持；他们以Fazzari等﹙1988﹚的实证为基础，反而证伪了其提出的假说，即对于信贷约束更小的企业，其投资—现金流的敏感度会更强。但这一分析也存在问题，即先验的企业信贷约束标准是否有效？事实发现，他们定义的信贷约束企业大部分都陷入财务困境。值得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企业受到融资约束，那么它肯定会对流动性有较强的偏好。在Fazzari等﹙1988﹚之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分析得到广泛的应用。Almeida等﹙2004﹚［20］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现金—现金流敏感度﹙cash-cashflowsensitivity﹚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指标，其中衡量信贷约束的变量有股息支付率﹙payoutratio﹚，用股息支付与营业收入额的比率来表示；企业规模大小；Kaplan和Zingales提出的KZ指数；公司债券评级﹙BondRatings﹚和商业票据评级﹙commercialpaperratings﹚。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分析的普及主要是因为信贷约束反映的是资本的影子价格，而现实中所观察到的企业所面临的资本价格均是在借贷行为发生后的价格，而无法观察到企业由于信贷约束无法完成投资的情况下所愿意支付的资本价格。比如，一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10%，企业所愿意支付的最大资本价格便是10%，但是由于银行发放给该企业的贷款利率为15%，此时借贷行为并未发生，也就无法从企业的财务信息中了解此时企业愿意支付的资本价格，从而无法衡量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如果要准确衡量企业的信贷约束，就有必要估计出资本的影子价格。诸多学者提出用欧拉方程方法进行估计，影子价格越高说明信贷约束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该方法由Whited和Wu﹙2006﹚［21］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衡量企业信贷约束的WW指标。WW指标是六个要素的线性组合，即现金流、红利支付的虚拟变量、杠杆、企业规模、工业销售增长率、企业销售增长率，以此计算出资本的影子价格。其优势在于它能够放松企业净收入方程线性齐次性﹙linearhomogeneity﹚的假定，估计出企业信贷约束的程度，这种程度可以在不同的企业间进行比较，而不像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分析只能得出企业是否受到信贷约束的结论。本文使用了类似于此的方法，具体而言，以Love﹙2003﹚［13］以及Whited和Wu﹙2006﹚［21］的方法为基础，利用企业的最优化行为得到一个结构性方程，以此估计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信贷约束程度的影响。

企业信贷约束的衡量

按照Love﹙2003﹚［13］、Whited和Wu﹙2006﹚［21］的方法，企业的最优行为便是最大化企业的价值。Vi0=maxEi0∑∞t=0β0，tDit﹙1﹚其中，Vi0是企业i在0期时的价值，β0，t是0期至t期的贴现因子，Dit为企业红利。企业的约束条件有：Dit=Π﹙Kit，εit﹚−C﹙Iit，Kit﹚−Iit﹙2﹚Ki，t+1=Iit+﹙1−δi﹚Kit﹙3﹚Dit≥0﹙4﹚其中，Π为企业利润函数，C为企业投资的调整成本函数，Kit为资本，Iit为投资，δ为折旧率。根据一阶条件可以求得：Eitβt1+ηt+11+ηt［∂Π∂Ki，t+1+﹙1−δi﹚﹙∂C∂Ii，t+1+1﹚］=∂C∂Iit+1﹙5﹚其中，ηt为约束条件﹙4﹚式的拉格朗日乘子，它表示外部融资的影子成本，∂C/∂I表示投资调整的边际成本，∂Π/∂K是企业的边际利润，Ωt=﹙1+ηt+1﹚/﹙1+ηt﹚为外部融资的相对成本。在完美信贷市场中ηt等于0，此时外部融资的相对成本便为1，企业没有受到信贷约束。当前的投资成本为投资调整的边际成本与投资品的价格之和，这个价格标准化为1，因此上式的右端是当前投资的边际成本；而当前投资所放弃的收益为资本的边际利润与下一期的调整成本和投资品价格之和的贴现，因此，上式的左端便是当前投资所放弃的收益。欧拉方程所隐含的喻义便是当前投资所放弃的收益要等于当前投资的成本。在不完美的信贷市场中，Ωt取决于企业可观察到的财务指标，与Love﹙2003﹚［13］一样，此处将Ωt看成是现金存量与资产之比的函数，其理论根据在于，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资金，那么受到约束的企业将无法进行可盈利的投资。本文额外加入股权结构变量，以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对Ωt的影响。在此令：Ωt=α0i+﹙α1+α2OwnershipStrit﹚CASHi，t−1，其中OwnershipStr为企业股权结构变量，CASH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与资本存量的比值。如果企业没有受到信贷约束，Ωt为1，现金存量对企业投资决策没有影响；如果受到信贷约束，则现金存量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将会存在；同样如果股权结构对企业信贷约束产生影响，则这种影响会通过现金存量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根据Gilchrist和Himmelberg﹙2008﹚［22］的研究，进一步假设∂Π/∂K=﹙αk/κ﹚﹙S/K﹚，其中αk为资本所得，κ为加成﹙Mark-up﹚常数，S为主营业务收入。此时，MPK≈c+i+﹙S/K﹚。按照Love﹙2003﹚的设定，令下式成立：∂C∂Iit=α﹙IKit−gIKi，t−1−υi﹚﹙6﹚将假定的利润函数和投资调整成本函数带入欧拉方程，可以得到一个非线性的方程，此处按照Love﹙2003﹚的方法对欧拉方程进行一阶泰勒展开，则有：βtΩt﹛.﹜t≈c+γθΩt+γ﹛.﹜t+θβt﹙7﹚其中﹛.﹜t是欧拉方程左边方括号内的式子。此外，本文用表示未来投资机会的TobinQ代替原方程中的﹙I/K﹚i，t+1，由此得到以下结构性计量模型：﹙IK﹚it=β1Qi，t+β2﹙IK﹚i，t−1+β3﹙SK﹚it+β4CASHi，t−1+β5OwnershipStritCASHi，t−1+β6OwnershipStrit+εit本文所关注的是β5。如果β5显著，说明股权结构对企业信贷约束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β5显著为正，表明股权集中度加剧了企业信贷约束程度，假说1成立；β5显著为负，表明股权集中度的提高缓解了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假说2成立。

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信贷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描述本文使用1998年~200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样本，数据均来自CCER色诺芬数据库﹙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考虑到金融企业持有现金更多是为了满足资本借贷的需要，公共部门持有现金的决策可能受行政指令因素的影响更大，而不是文献中记载的为了对未来的投资机会进行储蓄之类的经济原因，因此在样本选择中根据CIGS的企业分类，实证中排除了金融部门和公共部门企业。此外还删除了样本中存在严重数据缺失的个体。表1为选取的主要变量的数据描述，其中投资通过固定投资净值和累积折旧计算得来，CR_5、CR_10、Herf_5和Herf_10均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变量。表2为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发现CR_5、CR_10、Herf_5和Herf_10四个指标有比较强的正相关性。﹙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本文在此使用的是GMM估计。先对结构性方程进行差分，消除企业个体效应，然后使用滞后两期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表3为股权结构对企业信贷约束影响的初步实证结果。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反映企业股权构成的变量Control，如果企业最终控制人为国家，那么该变量为1，否则为0。表3中的模型﹙1﹚为基准模型，β4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内部资金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了影响，内部资金越大，当期投资越多，该结果表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信贷约束问题是存在的。因为如果不存在信贷约束，则企业的投资行为不会受到内部资金的影响，β4的估计结果也会不显著。模型﹙2﹚~﹙5﹚中的关键解释变量分别为CR_5、CR_10、Herf_5、Herf_10与CASH的交叉项。模型﹙2﹚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模型﹙3﹚~﹙5﹚中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模型﹙2﹚、﹙3﹚和﹙5﹚的J检验的p值均大于10%，模型﹙1﹚和﹙4﹚的J检验p值略低于10%，这也基本接受了过度识别检验的原假设。模型﹙1﹚~﹙5﹚的AR﹙1﹚检验表明计量模型的残差存在一阶自相关，这是因为模型进行了一次差分，残差项理应存在一阶的自相关。AR﹙2﹚检验则表明计量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即原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以上检验均表明本文计量模型的设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表3中的回归结果说明股权集中度的增加反而有利于减轻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大股东的存在能够部分缓解委托问题，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使得投资决策更容易进行，外部投资者更愿意提供资金，这也验证了假说2。由于大股东占有企业大部分股份，其利益一般与企业利益相一致，因此，大股东能够通过其拥有的对企业资产的控制权来实现自身利益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并且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决策的效率，从而能够及时把握住投资机会。企业良好发展态势将会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其外部融资成本也将有所下降，外部融资环境的改善又会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也能因此加大投资力度、研发投入及股利支付。同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大股东存在而导致的负的堑壕效应并不明显，缺乏股权制衡导致的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对外部融资的影响不占据主导。﹙三﹚稳健性检验表3中的回归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有助于缓解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但是关于回归系数也可能存在其他解释，为此需要对前文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首先，添加企业规模变量。规模较小的企业相对而言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较大程度的信贷约束，相反，规模大的企业受到较小程度的信贷约束。如果股权结构与企业规模有关联，那么就会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事实上不是股权结构而是企业规模影响信贷约束。为了检验企业的规模效应对前文结论的影响，本文用资产的对数来衡量企业的规模，在此加入企业规模以及企业规模与CASH的交叉项。如果在加入这些额外解释变量之后，企业股权结构与CASH的交叉项依然显著为负，则说明股权结构并不是通过对企业规模的影响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假说2将依然成立。表4是对企业规模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模型﹙1﹚~﹙5﹚中，企业规模与CASH交叉项的回归系数β5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越小。模型﹙2﹚中股权结构与CASH交叉项的回归系数β5为负，但不显著；模型﹙3﹚~﹙5﹚中，股权结构与CASH交叉项的回归系数β5同样显著为负。此外，模型﹙1﹚~﹙4﹚的J检验的p值均大于10%，模型﹙5﹚的J检验p值略低于10%，也可基本接受过度识别检验的原假设。模型﹙1﹚~﹙5﹚的AR﹙1﹚检验表明计量模型的残差存在一阶自相关，AR﹙2﹚检验则表明计量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以上检验均表明计量模型的设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与表3中的估计结果类似，进而验证了表3结果的稳健性，即考虑企业的规模效应时，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同样会缓解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其次，使用现金流与资产的比值﹙CF﹚来替代原变量CASH。因为企业内部的现金流也可以反映企业内部资金的充裕程度，并且Fazzari等﹙1988﹚［6］和Almeida等﹙2004﹚［20］均使用了现金流与资产的比值这一指标。此外，在新的模型设定中加入企业规模以及企业规模与CF的交叉项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1﹚为基准模型，其中β4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现金流影响了当期企业的投资行为。模型﹙2﹚~﹙5﹚中的β5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模型﹙6﹚~﹙9﹚考虑了企业规模效应，其中，模型﹙6﹚和﹙7﹚中β5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模型﹙8﹚和﹙9﹚中β5的估计结果为负但不显著。模型﹙1﹚~﹙9﹚的J检验、AR﹙1﹚检验和AR﹙2﹚检验也都符合模型设定要求。这也与表3中的回归结果类似，即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缓解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假说2依然成立。五、结论根据现有的公司金融理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一方面会使大股东侵害外部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更容易发生，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又会使企业委托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而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这两个假说到底哪一个更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使用Love﹙2003﹚［13］提出的结构性方程考察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股权结构对其信贷约束程度的影响。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研究其对信贷约束的影响﹙信贷约束是金融发展的微观表现形式之一，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而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伴随着信贷约束程度的降低，这意味着企业委托问题的缓解对信贷约束的影响占主导。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也表明该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这与Chen等﹙2011﹚［14］根据美国企业得出的结论相类似。当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但是由于大股东的存在而导致的负的堑壕效应似乎并不明显，也没有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的腾飞主要是依靠中国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本文的研究对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大股东的存在可以部分解决委托问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并有足够的对企业资产的控制权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又具有一致性，从而更有利于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一特征有助于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有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效率，从而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缓解当前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程度。这一效应在股权结构对信贷约束的影响中占据主导。另外，由于信贷约束问题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研发决策和劳动力雇佣决策等等，因此了解何种因素对企业信贷约束产生影响，有利于深刻认识企业决策背后的机制，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本文的研究从企业信贷约束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企业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仍能快速发展并取得良好绩效的事实。然而，股权集中度尤其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23］。股权集中度较高时，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此时股权集中度对信贷约束所产生的影响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在股权集中度较低时，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股权集中度的下降或许可以提高企业的绩效，此时由于缺乏股权制衡可能会出现大股东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况，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将不利于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水平下，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还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但是随着“国进民退”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凸显，市场化改革仍需进一步推进。在市场机制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域，政府应逐渐退出，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得到更有效地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中的国有股份会逐渐减少，股权集中度也会有所下降，当其位于倒U型区间时，股权集中度的下降或许还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因此，随着证券市场国有资本的逐渐退出以及股权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企业亟需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相容的结构设计使大股东受到其他股东的制衡，难以侵害公司利益，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进行决策，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这将有助于企业的稳定运行，并维系良好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

1中国钢铁产业的现状及其特征

1.1中国钢铁产业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显著发展，自1996年中国粗钢突破1亿大关以来，中国己经连续十多年粗钢产量排名世界第一，2007年全球67个主要产钢国家和地区粗钢总产量13．435亿t，同比增长7．5％，这是连续第五年增速在7％以上。其中，我国产量为4．89亿t，同比增长15．7％，我国仍为全球第一大粗钢产量生产国；第二为日本，为1．2亿t；随后是美国的9720万t；此外还有俄罗斯、印度、韩国、德国、乌克兰、巴西和意大利。我国粗钢产量超过第二到第八的总和，占全球总产量的36．4％，2006年这一比例为33．8％，2005年为31％，2004年为26．2％，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05年，中国第一次成为钢铁净出口国。目前，我国钢铁工业总体运行良好，但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产品质量等方面，同一些钢铁强国如美国、德国等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专业化水平低、企业规模过小、投资分散、产品结构性失调是我国钢铁工业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阻力。近年来铁矿石、焦炭等原材料价格大幅提升。国际铁矿石价格在连续多年里持续增长，其中2004年价格上涨18.6%，2005年价格上涨71.5%，2006年的价格上涨了19%。2007年仍然上涨9.5%，对进口矿石依赖度很高的中国众多钢铁企业这无疑造成相当大的成本压力。

1.2钢铁产业特征

（1）钢铁产业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与钢铁产业相关联的下游产业有建筑及房地产业、汽车、造船、家电、铁路等，与之相关联的上游产业有煤炭、能源、交通等。

（2）钢铁产业与国民经济呈正相关性。当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时，钢铁产业也会快速发展，体现在钢铁需求上升，价格上涨；当国民经济调整时，钢铁产业也会进行调整，体现在钢铁需求下降，价格下落。

一、中国保险业介绍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保险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保险业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规模过小、资本实力弱、业务雷同、经营成本高等仍然制约着中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推动中国保险业规范化发展,提升其竞争力是目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行业竞争力的高低是与其市场结构密切相关的,市场结构是特定行业中企业的数量、规模、份额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市场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企业行为和绩效。市场集中度是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集中反应市场垄断程度的高低,对市场内的企业行为和经济绩效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中国保险业市场结构的现状作出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险业的竞争力,促进保险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二、分析方法和数据处理

(一)方法

根据1996~2006年保险公司各项业绩指标,进行综合计算评估,然后测算出保险业集中度,并与保险业规模、保险业绩效进行回归分析。

(二)模型的变量设置

［摘要］中国保险业集中度与绩效负相关，保险业规模与绩效正相关，因此中国保险业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状态。应实行规模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保险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处理好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的关系，最终做到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保险业；集中度；规模；绩效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保险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保险业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规模过小、资本实力弱、业务雷同、经营成本高等仍然制约着中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推动中国保险业规范化发展，提升其竞争力是目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行业竞争力的高低是与其市场结构密切相关的，市场结构是特定行业中企业的数量、规模、份额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市场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企业行为和绩效。市场集中度是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集中反应市场垄断程度的高低，对市场内的企业行为和经济绩效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中国保险业市场结构的现状作出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险业的竞争力，促进保险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二、分析方法和数据处理

（一）方法

[摘要]我国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银行业已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将对我国银行业绩效和产业组织结构带来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我国14家银行1996-2005年的面板数据，就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的短期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量增加反应不敏感，经营成本和盈利同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正相关，我国银行业市场符合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本文就我国银行业应对外资银行冲击的方略提出建议，即通过与外资银行股权合作弥补我国银行业不足，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实现综合经营以提高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积极学习、借鉴外资银行新的金融产品和管理经验。

[关键词]外资银行；中国银行业；银行业绩效；市场集中度

一、文献综述

国外一些文献实证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的影响。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1)用1988-1995年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数据，分析了引入外资银行对本国银行净利差、盈利水平、非利息收入、经营费用和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发现外国银行的增加同国内银行盈利性、非利息收入和总经营支出的减少相关。Lensink和Hermes(2004)在回归模型中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检验经济发展程度是否影响外资银行进入的效应，结果表明银行业绩的改善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Uiboupin(2005)用中东欧10国219家银行的数据分析外资银行进入效应，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本国银行短期总成本、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利润有负面影响。

有的学者研究了单个国家银行业开放的影响效应。Barajas等人(2000)对哥伦比亚的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会导致金融中介间接融资成本降低，以及国内银行资产质量下降。Denizer(2000)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对土耳其银行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人降低了国内银行业的利润和管理费用。Okuda等(2004)通过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泰国银行业的影响，发现外资银行增加使得本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利差增加，盈利降低。Kim(2005)通过实证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韩国国内银行业的影响，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高了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国内相关研究存在一些竞争性的结果，郭妍等(2005)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外资银行在我国进入程度的加深，国内银行利差有所上升，而利润率、非贷款收益率、费用率均有所下降，同时呆账准备率提高。叶欣(2006)对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市场竞争结构、中资银行效率水平的变化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中资银行利差和利润水平显著正相关。黄宪等(2006)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绩效的短期影响，通过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后发现，由于我国经济金融体制上的固有特点，我国银行业绩效在面临外资竞争时表现出较大的不同。李晓峰等(2006)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流动性、非利息收入、经营费用、资产收益率、资产质量和风险方面都有负面影响。

［摘要］以2012-2017年中国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开发企业为样本，运用其披露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结合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占比，检验了房地产上市企业的供应链客户集中度对银行信贷行为的现实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对银行信贷管理决策有显著影响，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较显著，在民营企业中不显著。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信贷管理决策；客户集中度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企业为核心的上下游企业，包括上游的材料供应商、建筑公司、研究公司以及下游的顾客、装修公司、物业公司等。与此同时，我国的商业银行将大量的信贷资源投向房地产行业，因此研究房地产上市企业的供应链客户与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性意义。本文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为研究对象，并对客户集中度对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企业供应链融资的研究有：屠建平，杨雪（2013）[1]对电子商务平台下供应链金融的四种模式与传统的融资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杨斌，朱未名，赵海英（2016）[2]发现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分担和提升流动性溢价等模式能够极大地提升供应商的销售规模和供应链的整体效率；姜浩（2019）[3]认为信用多级流转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解决了二级至N级供应链企业的融资问题，使供应链融资的覆盖范围得到大大提高。本文从新的角度，研究供应链中客户集中度这一单一因素对供应链融资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摘要：市场集中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零售业的竞争态势，如过低的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反映出缺乏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本文在分析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目前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现状的成因。并提出发展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的对策性思考。

关键词：零售业市场集中对策性思考

我国零售业已进入向外资全面开放的后WTO时代。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资零售业就通过合资、联营等各种方式对我国的零售业市场进行了试探、摸底。如今，摆脱了政策羁绊的外资零售巨头更是挟资金、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优势在我国零售市场开始了全方位的竞争，这势必影响我国零售业市场格局。强大的外资零售企业的进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的零售业市场集中程度，但这对我国本土零售企业却并非是好事。因此，本文从市场集中的角度对我国零售业现实市场状况进行解析，并从产业层面提出加强我国零售业市场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现状

市场集中程度一般是用产业中最大的四个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累计数占整个产业市场的比例(CR4)来表示。通过测算零售企业前4位的销售额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以获得相应的市场集中程度的数据，并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首先，近年来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总体上呈持续上升的态势。我国零售业的CR4从1990年的0.40%提高到2003年的2.60%，平均每年上升15.48%。其次，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自1990年到2003年来不断上升，但总体上仍然很低。这一结论是通过将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与美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进行比较而获得。美国零售业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其零售业市场集中度CR4的平均水平约在16%以上，远远超过我国零售业近几年的市场集中度。另外，根据笔者对美国2003年的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计算，2003年美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CR4和CR8分别为10.70%和14.60%，分别是同期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4.12倍和3.75倍。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处于较低的水平。

根据零售业的商圈理论，零售企业的辐射能力随着其交易半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这样便决定了零售竞争的相关市场往往存在较强的区域性。因此，对零售业在区域的集中程度进行度量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零售业的规模水平和竞争程度。

本文分析：市场集中度反映出行业内垄断及竞争情况,是分析竞争行业环境和发展阶段一项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粮食行业市场容量较大,现有企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粮食产品特性较强,限制了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地区贸易壁垒较多,阻隔了企业市场化的步伐;粮食产品消费需求多样性变化较快,规避了企业优胜劣汰法则,以上原因使我国粮食行业市场集中度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市场集中度即市场中知名品牌的集中程度,一般指在一定区域、行业内排名前几位的品牌其销量累加所占总量的比例,市场集中度反映了行业内垄断及竞争激烈的状况。一般而言,知名品牌市场占有率超过60%即可视为高市场集中度行业,知名品牌市场占有率处于30%-60%之间为中市场集中度行业,知名品牌市场占有率小于30%为低市场集中度行业。总体来说,高市场集中度意味着行业已进入成熟期、处于高度垄断阶段,业内市场机会相对稀少;中市场集中度意味着行业在进行整合、调整,行业内部同业者竞争激烈,产品集中度处于从低到高的集中过程中,对于所有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处于优胜劣汰的挑战期;在低市场集中度行业中,各类企业面临的机会相对较多,无论技术进步与否、成本高低,都会在市场上分到一杯羹。

我国粮食行业是一个既古老又市场化程度不成熟的行业,受各种各样原因限制,目前还没有出现象通信、银行、石化等高科技、高资本行业鲜明的垄断现象,市场集中度较低。面对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粮食行业的低市场集中度必然会使我们面对发达国家强势品牌放弃市场,将现有市场拱手相让。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培育我们自己的强势品牌、牢固占领本国市场,维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粮食行业市场集中度低呢?经过调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来源于/

一、市场容量巨大导致市场集中度降低

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按每人每天0.5斤粮食消耗量计算,我国一年粮食需求量达到12亿吨以上。如果我们把它们用火车装运,按照标准车箱容量为60吨计算,可以装满2000万节车箱;如果每节车箱长度为25米,将这些车箱连起来,总长将达到50000公里,如果每斤粮食平均1元人民币,那么这些粮食的市场价格将达到2.4万亿元人民币。由于我国粮食市场拥有庞大的规模,因此任何企业都会受限于规模、资金等因素不能占有粮食市场相对大的份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通过资金整合、强强联合的形式,短期内也难以在粮食行业形成较高的市场集中度。

二、粮食产品特性导致市场集中度降低

摘要:使用四大国有银行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作为反映银行集中度的指标,基于1989-2007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葛兰杰因果检验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显示:银行集中度是经济增长的葛兰杰原因。因此,应放宽行业进入限制,鼓励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提高开放度、促进市场竞争。

关键词:银行集中度;经济增长;协整;葛兰杰因果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银行的经营活动无疑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银行竞争会提高存款利息降低贷款利息同时导致储蓄和投资的增加,CarboValverde,Humphrey&RodriguezFernandez(2003)即阐述了这一问题。Cameron,1967;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强调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RousseauandSylla(2001)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同时促进金融业发展。

Caminal&Matutes,2002;Greenbaum&Thakor,1995;Schnitzer,1999通过局部均衡模型得出了银行集中对于整体经济是有益的,会产生稳定经济的作用;Cetorelli,1997;Guzman,2000b;Smith,1998却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银行集中阻碍经济的流通对经济是有害的。

实证研究方面,Berger&Hannan(1989)和Hannan(1991)发现,银行集中度越高,中小企业面临的贷款利率越高,个人存款的利率越低。一些学者研究了银行集中度与中小企业融资之间的关系,如Petersen和Rajan(1995)研究发现,较高的集中度反而使它们面临较轻的信贷约束,同时使成立时间不长的企业面临较低的贷款利率。有关银行业结构与银行绩效、金融稳定、企业融资、企业规模等的关系方面,Beck、Demirgü"-Kunt&Levine(2005)检验了银行集中度与银行系统发生危机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发现集中度高的银行系统较为稳定。Demirgü"-Kunt、Laeven&Levine(2004)利用不同国家的银行数据,检验了银行业管制、银行集中度、国家制度等因素与银行利差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银行集中度与利差收入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