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改革范文10篇

新一轮机构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机构编制部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严格按照“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积极稳妥的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并取得了“转变政府职能、压缩机构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的可喜成效。机构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效益正在逐步得到体现。当前如何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增长，巩固和扩大机构改革成果，防止反弹，是摆在我们机构编制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增强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切实加强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领导。要重视机构编制工作，加强领导。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坚持机构编制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集中统一领导是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原则和要求，是在长期的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机构编制工作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直接负责。加强对编制委员会的领导，充分发挥编制委员会的集体作用，各级编制委员会要坚持工作规则，坚持集体审议制度，按照审批程序，规范管理，充分发挥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做好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的日常领导工作。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具体承担着改革和管理的任务，处在第一线，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编制和领导职数核定控制等具体管理工作，努力当好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参谋助手。

二要强化机构编制意识。强化机构编制意识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大力宣传机构编制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重要文件及国务院对机构编制管理的规定，使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增强机构编制意识，确立依法、依纪、依规管理机构编制的理念，提高他们对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宣传媒体，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大力宣传机构编制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入了解机构编制工作及机构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严格按机构编制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办事，确保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要坚决执行“三定”方案，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增加，是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关键。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党委、政府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和“三定”规定。对规定的主要职责要认真履行，不得失责或越权；对批准的机构限额、人员编制数额和领导职数不得突破。加强对“三定”方案的贯彻落实和检查监督。维护“三定”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各部门除上级有明确规定外，不再增设机构;已经撤、并、转的机构不得以各种理由予以恢复;实行合署办公或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部门，不得擅自分设。严格执行“三定”方案规定的主要职责和编制数额，对违反政策规定，违反纪律，擅自增设机构、提高机构规格、增加编制和领导职数以及超范围行使职能等行为，坚决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纠正，并通知财政部门不予核拨经费。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加强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行为的检查监督和处理力度，情节严重的，要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切实维护机构改革方案和机构编制纪律的严肃性，防止机构编制出现反弹。

四要逐步完善机构编制管理制约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机构改革成果来之不易，巩固并发展机构改革成果任务艰巨。各级编制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采取切实措施，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长期不懈地抓紧抓好。严格执行机构编制管理各项制度措施，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有力保证。一是强化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编制实行“三个一”审批制度。即凡涉及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宜，均由编制部门一家承办、一家行文、“一支笔”审批。凡涉及职能调整，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的增减，都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报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后，提交机构编制委员会或党委、政府审批。除机构编制工作部门外，上级各部门不得以“审批项目”、“划拨经费”、“达标评比”等任何条件、形式干预下级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编制和领导职数核定，不得对下级的机构编制作出规定，部门下发文件和召开会议擅自涉及机构编制事项的，一律无效。以达到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数量的目的。二是建立《机构编制管理证》制度。《机构编制管理证》是组织、人事部门调动、配备领导、办理人员增减、财政部门核拔经费和统一发放工资的依据。各级机构编制部门要定期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机构编制管理证》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三是完善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相互配套协调约束机制。完善机构编制、人员工资与财政预算相互制约机制，是适应建立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的重要手段。实行“三家联审一家统发”。即财政、机构编制、人事三家密切配合，各负其责。机构编制部门负责审核人员编制和实有人数；人事部门负责审核工资标准和工资总额；财政部门严格按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人员编制、实有人数和人事部门核准的工资标准、工资总额核发人员工资。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减和在职人员身份、职务发生变化时，应持《机构编制管理证》按组织、人事相关管理规定办理人员增减及审批等手续，再持《机构编制管理证》及相关手续到机构编制部门备案，再到人事、财政部门办理工资套改，统一发放工资手续。四是机关、事业单位制定增人计划和增加人员时，必须严格按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人员编制、人员结构和实有人数进行，不得超编进人。五是财政部门编制预算时，个人工资性支出及人员经费按各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证》提供的编制实有人数核定，超编人员不予核拔任何经费。总之,机构编制部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严格按原则办事、按政策办事、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真正把机构编制管住管好。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

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题记：与发展经济相比，制度变革和文化重建同样是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除了少数与公众利益对立的人，除了反人性的邪教一类的意识形态，所有人，不论出于什么阶层、什么理念，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和呼唤，呼唤具有现代合理性的健全社会。健全社会离不开健全的机制，健全的社会机制离不开健康积极的文化精神和健全的公民。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才能在不侵害别人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按自己的意愿和条件自由选择生活、选择事业；同时，尽到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公共责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才有资格谈兼顾效率与公平，才有可能平衡自由与秩序（和谐、稳定），才有可能期望文明与富裕，才有可能找回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为了实现这一民族宏愿；需要国人从经济与社会层面、文化思想与启蒙教育层面、政府改造与政治提升层面，同时并进，各自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

——改革的根由、目标、障碍、途径和可能

明远

目录

引言：正视沉重，超越无奈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化养老服务机制，近日，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到2015年，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在全市城市社区普遍推行，农村社区覆盖面达到30%，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数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并保持年均增长5%以上。

《意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有关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建设的扶持政策。一是各级财政要按照不低于本级财政收入2%标准安排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经费，并在三年内提高1%，使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经费达到财政收入的5%。二是各级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经民政部门批准，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的福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给予适当补助。用房自建且投入使用的，由同级财政按建设规模给予一次性补贴，80张（含）以上床位的按600元/床给予补贴，80张床位以下的按400元/床予以补贴，用房租凭且租用期5年以上的，按核定床位数分5年补助，每年100元/床（以上均以已开业且实际入住老人为核补前提）。对已开业民办养老机构，按入住老人的实际占用床位数，运营补贴为每年50元/床，运营补助为5年。三是加大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投入。

市、县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新建、改建、和扩建，本级留存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公益金应予以相应配套。四是扶持居家养老服务。对验收合格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由同级财政一次性给予一定的建设补助；年正常开放260天以上的，由同级财政每年给予一定的运营补助。市中心城区新增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由市、区两级财政按一定比例配套解决。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日间照料中心的管理及服务性岗位列为公益性岗位，实行政府购买，工资不低于当地社区工作人员的标准。提倡有条件的县（区），对低保、优抚、残疾、高龄、特困老人，由政府发放养老服务券，在社区低价购买有偿服务。五是减免养老机构相关税费和保障养老机构用地和用房。经民政、财税部门审批认定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凡政策规定可以减免的税费全部减免。对纳入建设规划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有关部门要优先审批。对现有养老服务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或者改变用途性质，确因国家建设需要拆迁或占用的给予重建。

在党的十五大中已经明确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六大中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思想。小微型企业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安排城镇就业的主要渠道，其已经成为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其也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相关的政策，也对于小微型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不被淹没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他们就必须要不断地发展，就需要融资。虽然当前各级政府部门也出台了很多解决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对策，但是笑过去不是很理想，小微型企业仍然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

一、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

(一)小微型企业自身的缺陷

由于小微型企业本身的规模比较小，其内部的很多机制都不够健全，尤其是在企业成本管理、财务核算以及运营管理方面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达不到向银行融资所需要提供的系统基础资料的要求。此外当前银行普遍采用的是企业确权有效资产抵押或质押的方式，但是小微型企业所使用的一般都是承包或者租赁的集体土地，他们无法获得合法有效的土地和房产权证明，因此他们到银行或者有关部门办理贷款的抵押登记就成为了一句空话。同时由于绝大部分的小微型企业都没有雄厚的资金，因而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差。面对大型企业的资金和原料垄断，他们只能从事初级的加工产业，风险高而且利润很低，遇到风险就会严重亏损甚至破产倒闭。

(二)不完善的外部融资环境

现在很多的小微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融资，但是这正好与韦斯顿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相违背。韦斯顿指出企业在初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其自有的资金和风险投资，而在企业成长成熟后主要依赖融资。但是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处于孕育阶段，小微型企业的上市门槛很高，发债融资成本比银行的借贷成本高很多，因而小微型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来自与银行，一是中小企业发展过度依赖银行融资。事实上，根据韦斯顿提出的企业金融生命周期理论，从而违约风向也就集中与银行。此外目前的担保征信等辅助体系还很不健全，我国的担保行业过去一直处于多头审批监管混乱的状态中，担保的公司良莠不齐，违规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在加大了小微型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也给银行的发展带来了很的困难。二是担保征信等辅助体系不健全。中国担保行业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处于多头审批监管混乱的状态中，担保公司良莠不齐，违规经营现象频发，不仅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为银行展业带来了一定困难。

〔摘要〕法官员额制实践中存在“案多人少”、审判效率低下、入额法官工作量大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程。要积极探索合理的改革机制，借鉴成功经验，将法院司法事务的管理模式、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范围和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等问题及时解决，从而推动法官员额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法官员额制;审判效率;法官助理;案多人少

一、法官员额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正式确定了法官员额制后，员额制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法院纷纷展开。经过改革，全国入额法官的数量已经基本确定，即按照改革决策部门确定的入额法官占之前法官总数的39%进行法官筛选。经过筛选，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法官成为入额法官，其他没有入额的人员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其中一部分是法官助理。但是各地并没有严格按照39%的比例来确定入额法官，主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面积、法院受案数量、法官综合素质以及为法官助理提供晋升的机会等因素，适当地对这一比例进行了调整。北上广发达地区比例超过了39%，某些西部贫困地区，公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法院受案量较低，入额法官比较低。仅在入额法官的数量上做调整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吗?法院(副)院长、(副)庭长作为入额法官，其审判业务又该如何完成?在坚持“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员额制原则时，合议庭又该如何行使审判权?为了提高审判效率，其所受理的案件应确定在什么范围内?独任法官审判案件的范围要不要扩大?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法官员额制并不是简单地确定入额法官，而是会涉及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各地法院员额制改革并没有达到国家所期望的效果，这项改革必定还要走很长一段路，需要在不断完善中才能走向成熟。

二、法官员额制改革机制的完善路径

(一)法院司法事务的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法院的(副)院长、(副)庭长都是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和法官一路走过来的，其工作能力及审判水平毋庸置疑。他们进入法官员额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并且让优秀的审判人员回归审判席，正是这一改革的初衷。但是，他们又是法院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因此，这些法官入额存在很大的争议性，争议的焦点是入额后如何真正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切实履行审判职责，而院、庭长能否保证办案时间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让其完成普通入额法官所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比较困难，因为他们既要处理法院的各项行政事务，又要预留部分时间参加各种会议。既有法院系统内安排的会议，也有法院外党政机关召开的会议。显然，留给院庭长用来办案的时间少之又少。因此，不得不将一部分案件派给其他普通入额法官，导致其他普通入额法官的工作量超标，也难以保证在超负荷工作环境下的案件审判质量，似乎有违改革的初衷。部分法院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比如，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彻底改变了法院以往的管理体制，即取消了审判业务庭，相应取消庭长、副庭长的职务设置，让相当数量的庭长、副庭长回归到审判工作。另外，该法院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按照其性质分为五种类型，对应成立五个办事机构:一是审判管理办公室，主要管理立案信访、案件审理、审判委员会和法官会议以及之前庭长的职务等;二是人事监察办公室，主要负责纪检监察、法官考评和行政管理等工作，其中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由院长管理，存在一定的工作交叉;三是司法政务办公室，主要接管的是原来行政装备科和研究室的任务;四是执行局;五是司法警察大队，这两个机构保持原来的工作性质，不做改变。通过上述将审判业务庭改变为各个专门机构的举措，将法院的司法权和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成功地解决了各个庭长、副庭长占着入额名额而不能全力从事审判业务的难题，也取消了庭长审批、签署本庭裁判文书的任务，将这些法官从司法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从而一心一意审理案件。他们都是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资深法官，一旦投入到审判工作中来，将极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另外，审判管理办公室的主任、研究室主任等司法行政管理人员将专门负责人事管理、纪律监察等工作，不再进入审判委员会参与审判业务，由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有审判资历和能力的入额法官组成审判委员会。由此，法官员额制改革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在一定层面上得到了解决。(二)独任法官审判案件范围的扩大。在司法实践中，合议庭并没有充分发挥的作用，合议庭组成成员对案件的审理基本持放任态度，在庭审最后阶段，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都会依照规定询问合议庭成员是否对案件审理有意见或建议，但是大多情况下都是对本案审理没有其他看法，所以无论是三人庭、五人庭还是七人庭，真正全程负责案件审理的只是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一人，合议庭变成了一种形式，非但没有提高诉讼效率和诉讼质量，反而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这也是造成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一部分原因。面对此现状，在学术界中，扩大独任法官审理案件范围，缩小合议庭审判案件范围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相对于合议庭而言，独任法官审理案件能节约大量司法资源。首先，如果合议庭是由一名审判长和两名法官组成的形式时，三名法官参与审理一个案件与一名法官独自审理一个案件，从诉讼经济角度讲，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即使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庭审中，无论是何种组成形式的合议庭，都需要在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工或者集体决策，审理案件所需要的时间要比独任法官多出好几倍;再次，在事实认定或者量刑时，如果在合议庭成员之间存在两种以上不同意见，特别是审判长或者主审法官的意见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同时，最终案件可能要经过审委会的一番讨论，诉讼效率又会有所降低。如何限缩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对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要有所区别。在基层法院负责审理的案件中，只有那些法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应当由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一律由独任法官审理。通常情况下，基层法院受理的“重大”“疑难”案件占总案件的10%以下，有些法院不超过5%。同理，中级法院也不需要一律按合议制的形式审理所有案件，对于上诉案件，可以按照一审的形式，一审是独任制，则二审也采取独任制;一审是合议制，二审相应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至于中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这类案件本身复杂，理应交由合议庭审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得到了压缩，但是，以往流于形式的合议庭又该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只要合议庭继续存在，就有必要让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庭审中。有学者认为，对于所有成员全部都是法官的合议庭形式，必须保证每一位法官都是入额法官，对所审理的案件全程参与其中，采取共同审理、共同负责的做法，一旦出现问题，追究合议庭全体法官的责任。这样，合议庭成员就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所持的态度与独立审理案件的态度同样谨慎，不会再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另外，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也应与法官一起，共同审理案件，案件出现问题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审判责任，给予人民陪审员一定的压力才能促使其发挥陪审作用。但是，对人民陪审员追究审判责任的方式，不能与法官一视同仁，毕竟他不是拥有坚实法学基础和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三)法官助理逐级预期提升机制的建立。确定入额法官的数量以及入额法官审理案件的各种事项是员额制改革的重心所在，但是法官助理这一重要司法辅助人员也是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类主体。可以说，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对员额制的成功改革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设置法官助理制度，将一些审判辅助性工作，比如，起草法律文书、接待当事人、庭前调解等交给法官助理完成，从而将法官从琐碎的边缘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审理案件，充分发挥法官的价值。在法官的指导下，法官助理不断地积累经验，综合素质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为成为入额法官做充分准备，这也是保证入额法官队伍不断更新、素质逐步提升的重要途径。目前，法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的晋升渠道依然没有确立，法官助理主要由未入额法官和助理审判员转化而来。改革之后，入额法官的薪资待遇及社会地位较法官助理高，因此，成为入额法官是法官助理所追求的目标。但是，想要通过员额的空缺实现这一目标非常困难，因为待员额有空缺时，未入额法官的年龄又会是限制其入额的最主要缺陷。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未建立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严重打击了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部分人员在看不到希望时选择离职;另一方面，法官助理与入额法官在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上差距悬殊，但是工作量却不相上下，并且还要承担终身负责的压力，这导致其工作积极性严重下降的同时，又将入额法官卷入到繁琐的辅助性事务中，有违改革的初衷。建立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对于提升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重要。现今，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关于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建立职业化的法官助理岗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官助理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经验一般，经过几年的法官助理工作后，也难以胜任法官的工作，不符合法官精英化、专业化的要求。所以，只需在法官助理的岗位内晋升。第二种观点主张打通并扩大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通道，满足一定法官助理年限且符合提升条件的就可以正常提升，并且建立法官助理的增补机制。一方面将法官助理作为入额法官的后备军，能够实现入额法官队伍的持续更新，促进实现良性循环，使那些浑水摸鱼的入额人员被真正拥有法官能力的优秀人员所更换。另一方面，法官助理工作是培养入额法官的最佳途径，如果放弃这一最佳途径，仅从律师队伍等其他渠道遴选法官，也许不能保证入额队伍的充盈，恐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案件压力。

目前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根本上都涉及体制与机制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去突破这类障碍。

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由政府驱动型转化为企业驱动型技术创新体制，企业驱动型创新更具可持续性。由科技部门统管体制转化为科技部门协调体制，将科技行政部门确定为科技创新的政策制定、资源使用过程监督和验收部门。实现研发模式的调整，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模式，使之成为主导研发模式。

继续强化激励自主创新的法制和政策环境。完善和落实有利于创新的财税和金融政策体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有关立法支持，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包括知识产权创建、管理、保护和运用的体系。构建自主创新的利益激励机制，加强政策引导，研究和探索技术作为生产要素获取合理报酬的方式与手段。同时通过利益调整引导企业和个人技术创新的方向与社会需求发展相一致。

逐步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完善创新成果的评价体制和机制，立法由独立的社会专业机构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执行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由政府主管部门和公众共同依法加强监督；强化自主创新的导向机制，建立科研项目及其成果效益的公示制度，形成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多管齐下的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险体系、服务体系；深化研发机构改革，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体制，分类重组科研机构，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今年是我县全面深化旅游体制机制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全县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一年。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旅游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旅游强市建设的意见》,积极策应全市“三山一江”旅游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我县旅游“三年大决战”实施步伐，我们严格落实责任，强化工作举措，形成部门协调合作、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一、主要措施

（一）深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一是完善旅游管理部门行政职能。进一步完善旅游管理部门职能，申请设立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加强旅游质量综合管控和标准化体系建设，保障全县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酝酿成立风景区管理办公室，加强对景区的保护与开发，推动景区可持续发展。二是转变旅游管理部门行政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下放旅游行政管理权限，推进旅游管理部门向服务型机关转变。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加快旅游市场化进程。适时成立县旅游行业协会，强化旅游协会行业服务职能和行业自律功能，发挥行业协会在旅游市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深化旅游投融资体制改革。依托县旅游发展总公司，探索建立健全旅游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和景区、酒店、旅行社、交通运输、旅游商品等企业参股入股，以资本为纽带，统筹旅游资源整合和产业化发展，努力将其打造成全县旅游开发建设投融资平台，并促进其融入市旅游投资股份集团公司。推进旅游全领域开放，制定旅游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引企力度，吸引大型企业或旅游产业集团和民间资本投资开发经营旅游景区、旅游产业园、旅游商品研发基地；支持旅游企业采取项目特许权、经营权、旅游景区门票质押担保等方式扩大融资规模；支持集体与个人以物权入股方式参与旅游开发经营；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融资授信的旅游企业和重点旅游项目实施贷款优惠，开展中小额旅游按揭贷款业务。

（三）推进旅游经营机制改革。策应创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以创新旅游扶贫机制为核心，准确把握原中央苏区政策扶持机遇，大力促进融入国家旅游扶贫示范区建设。在白沙、水南及库区沿岸乡镇先行先试，探索建立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生态屏障区“三区一体”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加快构建全县旅游扶贫村镇、景区、产业体系。探索旅游景区景点经营新模式。对接融入全市“三山一江”旅游战略，规划实施全县旅游景区景点联票制度，实行统一市场营销、客源组织、售票管理，促进景区经营市场化。探索景区景点通过合资、独资、租赁、承包、托管等方式出让景区经营权，推行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经营模式。

（四）推进旅游营销机制创新。一方面，推进智慧旅游强化营销合作。建设旅游网、微信、微博等旅游电子商务载体，打造网络查询、门票预售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远程营销平台，实现传统营销向智慧营销模式的转型。积极参加省市举办的旅游推介活动，加强与“三山一江”县市（区）尤其是、、县等周边县区的协作，开展“抱团式”联合营销，实现旅游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实现环中心城区旅游经济圈。加强与康辉、中旅、中青旅等龙头旅行社和自驾游协会的营销合作，在景区品牌推广、旅游活动策划、客源组织输送等方面实现双赢。另一方面，设计精品线路开拓客源市场。整合全县“红绿古”旅游资源，精心包装设计旅游线路。着力推出井冈山下庐陵文化游、历史文化名村游、库区水上休闲游、伟人故里红色景区游等专题线路。在积极开发周边县市区客源市场的基础上，瞄准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等国内重点旅游客源市场，组织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拓展目标客源市场，扩大生态文化休闲旅游品牌效应。

[摘要]：1998年、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基于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主要围绕着“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但在前二轮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脱分摊改革成本的责任，结果这两次改革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在第三轮改革中，省委、省政府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最终形成了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合作型博弈机制，仅用3个多月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河南农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因此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下一步，我国将重点进行市、县两级政府机构改革。为防止出现低效率的重复博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这项复杂而艰巨的改革工程，省一级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关键词]：河南乡镇机构；合作型博弈；改革动力机制；农村综合改革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拥有9600万人，其中农民人口就有7300多万人，“三农”问题尤为突出。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省乡镇总数为2137个，行政村总数为4.9万个，村民组总数为40.46万个，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多达150万人以上，每年支出经费在100亿元左右[1]。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河南省分别于1998年、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但由于前二轮改革没有形成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动力机制，其结果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而这一次，河南省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不再‘为改革而改革’，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2]，因此可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截止2005年底，全省撤并乡镇236个，合并各类事业站所3117个，精简乡镇领导职数接近1/3，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51人，分流乡镇超编人员170022人[3]，仅用3个多月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河南农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它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省委、省政府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并对其进行有效整合，最终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型博弈机制。这对当前我国正在开展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重点从分析改革动力机制入手，试图在河南省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河南省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缘何“中途流产”？

1998年12月，河南省制定出了《关于开展乡镇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拉开了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序幕。当时，我在豫南大别山区某镇担任党委书记，直接参与了这次改革的全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省里《方案》统一规定，乡镇机构设置为五大办公室（即党政综合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财经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科教文卫办公室），“七所八站”一律改成服务中心，统一核定乡镇编制人数，清退临时聘用人员和分流超编人员。但在具体操作上，该《方案》对如何解决乡镇超编正副科级干部待遇的问题，如何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竞争上岗的问题，如何解决辞退人员和分流人员补偿的问题，如何解决新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的问题，如何解决乡镇机构合并后与县以上部门机构工作衔接的问题，如何解决县、乡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问题，都没有制定具体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基本是“走过场、搞花架子、玩数字游戏”。

为了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步伐，根据渭南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县级文化单位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结合实际，特制定我县文化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艺术自身发展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多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点和规律的文化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为推动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繁荣。坚持以人为本，依靠职工，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政府扶持、社会支持、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稳步推开、规范操作，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三、目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