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制范文10篇

摘要:当前行政争议在社会矛盾争议中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趋势，且越来越复杂化，这就意味着行政争议救济的途径也必须多样化。但是现状是行政调解的中立性不足且范围尚不确定、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受到质疑，行政诉讼的效率有待提高，紊乱的信访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各种救济方式的落实情况也不佳。要完善争议救济机制，使每个行政争议都有出口，就要将各种救济途径的功能及其优势弄清楚，它们不再是分散的个体，而是相互衔接彼此配合的整体。

关键词:行政争议;行政救济;制度完善

一、什么是行政争议

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变动和调整，行政争议的产生事实上也与利益密不可分。行政争议与我们所熟知的其他争议有所不同，它因争议双方的地位不对等而自有其特殊性。什么是行政争议，它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它与其他争议的区别在哪？首先，行政争议的产生是基于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换言之，如果争议的产生是基于行政主体在其民事行为而不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话，那么就是民事争议或是刑事争议了。其次，争议的其中一方必然是行政机关，且以其特定的行政行为为前提。最后，行政争议是公权和私权的较量。引起行政争议的情况有很大原因是行政主体行为的不规范甚至是违反法律规定，总结有如下表现：一是行使职权超越法律权限；二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不严格执行；三是不遵守法定程序；四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在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时，不进行实质性或形式性审查和处理；最后是行政处罚不公正，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没有根据事实、情节等秉承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酌情考量。

二、行政争议救济机制概述

（一）行政争议救济机制的内涵。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总是多元的，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更应如此。行政机关是行政争议的救济主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救济主体不仅仅只有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参与的争议解决不一定都属于行政争议救济途径，如其对民事争议的裁决，诸如行政裁决、行政仲裁不属于行政争议救济机制的内容。（二）我国行政争议救济的途径。在行政管理手段日益多元化，争议情况多发且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法院不堪重负，司法界应努力寻求诉讼外的救济途径成为争议解决的法治路径。行政争议救济机制应当包含各种层次的争议救济途径，才能满足日益复杂化的争议解决需求，通过各种途径的相互衔接、补充，使行政争议能够更好的得到解决。行政救济途径，是不是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简单糅合在一起呢？笔者对此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两大途径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规定的是什么情况可以向什么单位寻求救济，并且通过某种方式给予救济。而救济方式的其中之一就是国家赔偿，即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或其他解决途径获得国家的赔偿从而达到救济的目的。很显然这三者不属于一个层面的内容，途径和方式不可混淆在一起讨论，而应分别研究。从救济途径上看，除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之外，还包括行政调解、信访、立法救济等。从方式上看，除了行政赔偿，还包括行政补偿，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多种方式。1.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争议救济的实践中，调解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渐渐得到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认可，成为一种正式的行政争议救济途径。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行政复议调解和行政诉讼调解仅限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和行政赔偿、补偿案件。虽然调解制度在行政争议案件中适用的范围仅限于三类，但是其中因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导致行政争议的案件数量就不在少数，这就代表着行政复议调解以及行政诉讼调解还是有着不小的运用空间。2.信访制度。信访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各级政府设立信访办公室，接受各种来访和来信，但主要涉及诉讼信访和行政争议信访。在纠纷日趋复杂多样的今日，信访也是人们寻求实际问题得以解决的一种途径。信访制度建立的初衷也是党和政府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信访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之一，承担着重要的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但是不能把它视为一种优于司法救济的主途径。3.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的颁布使得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定、传统的途径，在解决行政争议的过程中比诉讼更有专业性，这个专业性不是指裁判的专业性而是行政机关比起法官更能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恰当与否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它比起诉讼更高效、快捷，节约成本。4.行政诉讼。不可否认诉讼是解决争议的权威途径，司法机关能够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若发现被诉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可判决撤销、责令及时履行、变更处罚，也可对其提出司法建议，使行政相对人获得救济。5.立法救济。很多行政相对人在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起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不断地去上诉，浪费司法资源不说，有时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宪法和组织法赋予了我们监督行政权的权力，这是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预防同时也是对相对人权利的补救，称为立法救济。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进行监督，改变或撤销行政机关的决定，以此达到救济的目的。（三）行政争议救济的方式。确定了行政争议救济途径之后，在采取某种救济途径之后，应根据公民受侵犯权利的性质和受侵犯的程度来采取相应的救济方式。针对行政过程中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履行、撤销、变更、补正等。针对行政行为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即行政结果上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国家赔偿、行政补偿，还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完善行政救济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

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主要由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信访以及集会、游行、示威五大制度组成。其中尤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信访制度应用率最高，此三者为行政救济机制的基本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运行的情况怎样呢？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功效和作用呢？

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步建立和形成的（其中信访制度则有较长久的历史）。应该说，这个机制自建立和形成以来，其运行情况总的来说是顺畅的，它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其滥用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但是，无庸讳言，这个机制由于建立和形成的时间较短，以及中国当下正处于转型时期，受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很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其体系、结构、内部各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设计还有很多不合理处，其作用和功能远不能适应控制公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权力相对人权益的需要。

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的缺陷和其作用的不如人意处通过以下三个案例可见一般：

摘要：权利救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权利救济并不理想，我国权利救济存在以下题目：在立法上，权利救济体系存在缺陷，国家补偿责任立法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执行和保障体系并未有效构建实施；在法观念上，公民普遍缺乏法律证成意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应当从以上方面加以努力。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利救济体系国家补偿责任法律证成意识

所谓权利救济，是指当事人权利受到现实损害或存在现实危险状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补偿来阻止损害继续发生或恢复先前权利圆满状态的行为。救济是权利的保障，作为权利的“护身符”，权利救济应为保障权利的实现发挥积极作用。

一、完善权利救济立法

权利救济体系是相关救济制度有机结合，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利救济体系。这是由于，中国在立法中对西方制度的过度移植，忽视了中国国情以及国家制度特性。即是说，我国立法依靠着西方的制度体系，未深进调查中国现实状况，致使权利救济产生对这些法律的顽强“抗体”。因此，立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体系。

权利救济体系有必要建立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一，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是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牺牲来保存集体利益具有正当性。立法有必要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文化传统重新反思救济理念，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二，第二性权利救济失位。国家的强制力保障方面存在“瑕疵”，国家强制力并未有效保护弱者或受害方的权益，使得当事人第一利益秩序破坏，不得求助于第二利益秩序的保障，国家有必要为其“瑕疵”行为负责。也就是说，司法救济途径并不理想，司法的终极性并非良态，司法救济存在无救济、救济不当的弊端，反而致使权利者的二次伤害。其三，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分配的公道性，通过社会主义分配实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此，司法下权利救济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即是国家补偿责任存在。当然，不可否认，国家补偿责任的实现基于社会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家材料是“通过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身选择”而分配给他们的。国家的公民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国家补偿责任带有明显的社会救济性，它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特性，依靠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起完善的救济制度体系。

摘要: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作为人的最大意义符号，然而权利最后最有力的救济途径司法救济也存在着缺陷与无奈:非功能性失灵、最后防线不能。司法救助现状两个极端:国家责任缺失与超福利司法救助。创建权利补偿复合机制弥补司法救济缺陷和改变司法救助现状须要:权利补偿的法定性和规范性;补偿主体的国家性实施机构的权威性效益性;自生和循环式四项资金来源;静态性质动态条件补偿对象;标的浮动比例法等三种补偿方式。

关键词:司法救济;缺陷;弥补

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作为人的最大意义符号，但它的实质实现则涉及到社会关系的义务划分。人们更愿意追逐权利实现，而怠于义务履行，因此权利实现的过程是相互冲突和排斥的，当法律划分的权利义务界线被突破，则会发生权利被侵，不愿忍受者试图主张回归和赔偿自力捍卫不能则需寻求救济。权利救济渠道多种多样，私力、族力、部落力、村社力、政力、司法力等，随时代变迁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救济，其中司法救济是所有救济渠道中最后的最有力的救济。这是否是说司法救济是最完美的、全能的救济手段，有了司法救济社会成员被侵的权利就能得到修复与还原。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司法救济也并非万能，也存在着缺陷与无奈。

一、司法救济非功能性失灵、权利最后防线不能与创建权利补偿机制必要性

司法救济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的具有强大功能、多种手段和最严厉措施的救济方式。其它所有救济方式无论在那方面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人类社会把司法救济作为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是理所当然。权利被侵后司法在惩戒侵权者，责令修复、还原、回归权利和赔偿受害人方面在所有救济方式中都是最有力有效的。然而，面对侵权者经济能力、社会能力、自我能力缺失，修复、还原权利和赔偿受害人无能，司法救济则会出现非功能性失灵。权利落空，无实质正义实现挽救不了被害人因案陷入生活困境，最后防线防不了被害人最后陷入生存危机。如:A因案致残，生活不能自理，膝下又无儿女，B因伤害罪被判处15年徒刑并判民事赔偿A各项损失42万元，B在监狱服刑，犯案前是无业游民，家徒四壁。A的权利受到B的侵害，司法救济给予B严厉刑事处罚并判赔A的各种损失，A获得了正义，施害者被课以重刑，权利被侵受到的各种损失确定赔偿。然而，B无能赔偿，A的生存陷入危机。再如:外地到镇上务工者C邀村民D为其维修电视机，一同乘坐D驾驶的摩托车途中坠崖，致C脊柱粉碎性骨折全身瘫痪，D亦受重伤，法院判令无证驾驶者D赔偿C各项损失60余万元，C陆续支付医疗费10万余元后，再无力支付赔偿款，而D只身在外，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又无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境。C因D违章驾驶遭受权利损失，司法救济判令D赔偿各项损失，C获得了正义，然而D无力赔偿，C陷入生存危机。以上是一刑一民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大量存在，仅一个基层法院每年就有上百件。A和C权利受侵司法救济给予了正义，但没能改变他们的生存危机。已经是最后的救济、最后的防线，他们还能够找谁!这就是创建权利补偿机制最直接重要原因。通过权利补偿弥补司法救济的失灵和缺陷，加固最后防线。这是司法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追求。

二、国家责任缺失与超福利司法救助①现状

摘要：抽象行政不作为主要存在于行政立法领域，是行政主体因怠于行使行政立法权而导致的违法行政行为，其存在必然会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现行的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的法律规定，对抽象行政不作为都无能为力，这就使得对抽象行政不作为如何进行救济，成为法律上的空白。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以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作为的义务，维护相对人自己的合法权益。

关键字：抽象行政不作为；监督救济机制；完善

一、对抽象行政不作为监督与救济的必要性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抽象行政不作为的研究相当薄弱，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使这一理论问题凸显出来。所谓抽象行政不作为是指具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职权的行政机关没有或者没有适时地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者没有对不适合现实要求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或废止，致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可能影响或实际影响并遭受损失的行为。抽象行政不作为是与具体行政不作为相对而言的，它是一种立法懈怠行为。抽象行政不作为的对象包含两类：一是对行政立法，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不作为；二是对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不作为。

抽象行政不作为包括哪些情形,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经验,在法国,发生在行政立法领域中的行政不作为是可以起诉到法院的,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立法者意图使某个法律得到迅速实施的时候,可以在法律或者上级机关的条例中规定下级机关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法律或上级条例的执行。即使法律和上级条例没有规定,如果行政机关由于所担负的职务而必须制定某种条例才能有效地执行职务时,行政机关也有制定条例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应主动制定必要的条例,否则,即构成行政不作为。

摘要：行政救济制度，是国家民主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即公务员依法要求特定国家机关撤销或变更违法或不当具体人事行政行为，并获得赔偿的法律制度。这是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得以建立并逐渐完善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认真探讨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以促进我国的人事行政管理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保障国家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一、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分子，他在执行公务时，代表所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形成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务员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没有独立的法律利益，当然也无需救济制度的保护。但是，公务员在与所在行政机关或政府间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上，却是独立的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利益。这种法律关系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一样具有不平等性，即公务员作为被管理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行政机关以单方面意思表示所作的任何人事行政行为对公务员都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而这种人事行政行为并非都是合法、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了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性。1957年10月26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奖惩暂行规定》），确立了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的救济制度。《奖惩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受处分人的申诉，应该认真处理。对于受处分人给上级机关的申诉书，必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但是在复议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这个规定至今仍然有效。但是，《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是行政处分行为，不包括其他人事行政行为。并且，由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法制的践踏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我国在人事行政管理领域的高压政策和人治，使得我国仅有的人事行政处分救济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和民主氛围，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形同虚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制定行政诉讼法使行政管理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和制定公务员法使人事行政管理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努力目标。这就为我国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990年1月1日《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和1991年1月1日《行政复议条例》的施行，终于确立了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过去，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即依靠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来实现救济，而现在就可以通过法律机制，即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信访、检举、控告和揭发等政治权利，正逐渐成为其切实可行的复议和诉讼的法律权利。尽管《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未把人事行政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政救济制度中来，却促使国家将人事制度的完善问题及早提上议事日程，为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推动了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

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了《行政监察条例》。该条例再次肯定了《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对行政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行政合同的重大作用日益突显，但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一直都不完善，往往导致违背行政合同目的的不良后果，进而影响行政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理论上和立法上为行政合同确立一个贯穿其始终、分阶段不同对待的救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行政合同定立过程中的救济、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救济、行政上的救济、司法救济四方面具体阐述了建立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之构想。

所谓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通说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权，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的，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协议。一般认为，行政合同包括以下三种形态：其一是行政主体相互间的合同；其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同；其三特定领域中受行政主体支配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同。行政法学研究的合同，主要是第二种形态的合同，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同。该形态合同亦是本文所论行政合同救济问题的主要指向。

一、行政合同法律救济的必要性

行政合同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的一种行政手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张、人民民主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加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并进一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作用的改变而突显出来。他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让“合同”进入“行政”域，使以支配和服从为特征的高权利行政更加柔和和富有弹性，充分体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及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定性问题争议不一，结果导致行政合同徘徊在民事契约与行政契约之间，对于层出不穷的各种实际问题，往往出现“阴不收阳不管”或搞不清到底由谁来管的混乱而尴尬的局面，严重影响了行政合同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合同的参与性、民主性的信心下降，势必影响行政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合同更好的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标、更好的发挥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合同争议投诉有门，解决有据的初衷。因此，为行政合同建立一个合理、健全且与现行体制不相冲突的救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迫切需要的。

二、行政合同救济在国的现状

我国目前行政合同救济的现状是：行政合同法还没有出台，行政合同的救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合同的种类不明确，救济方式混乱。

前言：我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对外贸易的世界排名从32位上升到世界第三大对外贸易国（2008），随着贸易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面对的不公平待遇和不正当竞争愈加增多，我国贸易救济体系在减少我国产业的损失方面贡献巨大。

但是，目前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产业对于贸易救济的巨大需求和我国目前依然不够完善的贸易救济体制之间存在着矛盾，不断完善我国贸易救济体系是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主要任务。本文主要对我国贸易救济体系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借鉴WTO相关规则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和现实中遇到贸易救济案例，提出对我国贸易救济体系的完善对策。

一、我国贸易救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1.贸易救济范围过小。

据商务部消息，截止2006年10月，在按WTO规则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我国已开放104个，接近发达国家108个的平均水平。随着我国服务市场的不断开放，国际服务贸易对我国相关服务行业的冲击正在显。现。

2.贸易救济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一、行政协议的界定

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对行政协议的概念及特征进行直接界定，国内外学者对行政协议的界定也有着不同的见解。根据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4条第1款规定，行政协议是指设立、变更和终止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合同。由此可见，德国的行政协议概念是以一般合同概念为模板并通过客体即所谓公法上的法律关系来加以界定的，易言之，一个合同是一般的合同还是属于行政协议实质上取决于合同客体是否为公法上的法律关系。法国行政法认为，行政协议的基本特征为“以执行公务为目的”、“公务关联性”。法国认定行政协议的要素包括：协议的一方须为行政主体；协议要与执行公务有关；还要求合同超越私法规则。[1]我国学者对行政协议的界定主要包括行政目的说、行政客体说、行政主体说等观点。行政目的说强调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与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达成的协议。”[2]客体说认为行政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应当是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行政契约就是指以行政主体为一方当事人的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3]主体说则是从形式上观察行政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否为行政主体。上述观点和学说各有其优势和不足，目的说在实务判断中主观性太强，标的说具备理论上的完备性却缺乏可操作性，而主体说虽然看似简单易于操作，但其却忽视了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区别难以形成共识。笔者认为，在界定行政协议的概念时，虽然各类学说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行政协议是行政性与契约性双重属性的结合。这为判定行政协议提供了依据，也为解决协议纠纷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双重属性中，“行政性是行政合同的第一位的特征”[4]。从行为的目的来看，行政协议与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行政行为一样，均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因而法律允许行政机关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不经双方的合意，为了上述目标的实现，变更或解除行政协议，这体现了行政协议的行政性。而从行为的过程来看，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平等协商的成果，并借此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随着协议的订立，协议双方都要按其约定积极地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体现了行政协议的契约性。

二、我国行政协议纠纷司法救济机制的现状

（一）我国行政协议纠纷的类型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通过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而行政协议纠纷的救济也往往被学者界定为“在行政合同中的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对于这种侵害所进行的救济措施，以此来减少行政合同中相对人的损失。”[5]但纠纷往往并非单因所致，行政协议纠纷也多是协议双方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协议的双方，不仅行政主体的行为会导致行政协议的纠纷，协议相对方的违约行为同样会酿成行政协议纠纷。在行政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不能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否则就会因此产生矛盾和纠纷。以王士学诉北京怀柔区九渡河镇政府一案[6]为例，原告与镇果林工作站通过签订《退耕还林合同书》约定原告退耕还林，其退还部分土地享受国家每年每亩100公斤原粮和20元补助费。原告认为其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但被告却并未依约支付足额的补助费，因此产生纠纷而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与之对应，行政协议相对人也应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其一旦违约可能会导致行政管理无法实现甚至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例如，在湖北草本工房有限公司诉荆州开发区管委会和荆州市政府行政协议纠纷案中，荆州开发区管委会与湖北草本工房饮料有限公司签订了《招商项目投资合同》，该协议对湖北草本工房有限公司的投资项目及产品等基本情况以及其通过出让方式获取投资项目所需土地的坐落范围、面积和价格以及违约责任予以约定。但原告湖北草本工房有限公司在协议签订六年之后既未投产，也未按约定缴纳相应税收，导致协议目的不能实现；另外，其取得的13.94公顷土地也被闲置四年之久。

（二）我国行政协议纠纷司法救济机制存在的问题

高等院校教师聘任制的实施改变了高校和教师的地位，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纷争，现有的教师权益救济制度逐渐显露出不足，难以真正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教师不服职称评审等高校管理行为而诉诸法院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学界关于司法权适当介入高校管理行为的呼声亦愈发高涨。高校教师权益司法救济包括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救济，本文主要探讨高校管理行为下教师权益的行政诉讼救济。

一、高校教师权益救济途径现状分析

(一)以行政救济为核心的申诉制度、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

综观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关于高校教师权益救济的条文凤毛麟角。《高等教育法》只概括性地规定“国家保护高等学校教师的合法权益”，《教师法》虽然在第7条规定了教师的权益包括教育教学权、科学研究与学术活动权、指导评价学生权、获得报酬待遇权、民主管理参与权、培训进修权、职称评定权、救济权等各项权利，但对于权利的保障则只在第39条简单地规定了教师的申诉权，即教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部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侵犯时，有权依法向主管的教育行政机关提出申诉，请求重新处理。申诉成为法律明确规定的高校教师维权的唯一途径。但该规定内容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人事争议仲裁制度是指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仲裁的人事争议案件依法进行调解和裁决的行政司法活动。原人事部自1997年相继或联合了《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人事争议处理办案规则》、《人事争议处理规定》、《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等多项关于事业单位建立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部门规章。公立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制度自然也适用于广大教师的权益救济，该类规章为高校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增加制定了人事仲裁程序。自此，人事争议仲裁成为规章赋予的另一条救济途径。但该程序缺乏国家上位法的支撑，也没有与申诉制度相衔接，在法律适用上呈现混乱局面。而在具体实践中，各地仲裁机构的设置相当不完善，多数挂靠在行政机关，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也缺乏专职的仲裁工作人员，仲裁制度形同虚设。此外，一裁终局制度使得法院对其司法监督缺失，不利于对教师权益的有效保护。关于行政复议，原国家教委1995年的《关于〈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中，为弥补《教师法》的不足，在“教师申诉”部分对教师申诉程序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做了扩充性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可见，行政复议途径的确定与人事争议仲裁一样，都源于部门规章，均超出了本部门的立法权限，有僭越法律之嫌。上诉申诉制度、人事争议仲裁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均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主要基于高校与教师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但随着以聘任合同为基础的平权法律关系的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必将动摇其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而面临尴尬局面。［1］虽然建立了申诉、复议、诉讼、人事仲裁等解决争议的渠道，但是以上各项制度之间交叉、重叠、衔接不良、缺乏程序性规定等弊端，不利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二)司法救济的立法缺失

根据《实施意见》第8条的规定，高校对教师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限于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的事项，对于哪些事项是可诉的，哪些是不可诉的，并未作明确列举。而且规定要经过申诉程序方可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无形中又缩小了司法审查的范围。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案标准，使得复议机关和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教育案件时没有参考的准则，裁量权过大，使得很多应该纳入司法审查的案件被排除在司法大门之外。司法实务中几个有代表性的教育行政案件，如华中科技大学王晓华诉教育部行政不作为案、华中科技大学邹柳娟诉教育部不作为案、孙某状告复旦大学职称评审违法案几乎均被法院以“该行为属高校自主权范畴，系学校内部的正常管理活动，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为由而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仅从北京市教育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情况看，很多案件难以进入到诉讼程序，立案庭以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不予立案的案件比例高达79%。［2］而且，申诉机关与复议机关往往是同一个机关，实践中势必会造成同一个机关针对同一案件根据不同程序作出两个内容相同或相悖的处理决定，严重影响了法律尊严和政府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