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权范文10篇

摘要：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自力救济他力救济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摘要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且拒绝调解，导致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从此，使债务人可无限期占有、使用涉案债权并获得收益，故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之行为，侵犯了债权人的债权所有权，构成不当得利，涉嫌侵占。针对之，应赋予债权人再起诉之救济权利。

关键词诉讼时效抗辩、拒绝调解、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提醒权

引言

因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故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后，债权人虽败诉却永远是债权所有者，债务人虽永远无法取得债权所有权，却可无限期占有、使用债权并获取收益。当初民法通则的立法者们自以为是的标新立异，成了让债权人哭笑不得的邯郸学步[2]。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能为国家及法院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还剩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最高院的大法官们似乎意识到了诉讼时效制度这种可笑的缺陷，却苦于欲补乏术、欲改乏权[3]，江郎才尽之下只好治标不治本地作出一个时效新解释[4]。至今还在为适用范围的扩大而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侵权法[5]的立法者们也好不到哪去，因为该法设定所有侵权债权，都有可能成为本文所需救济的对象，该法第二条那些自命不凡的罗列，可谓极尽蝇头小利之能事，但终究难逃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车薪之嫌[6]。虽说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三大法[7]的立法者们岂是一般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8]，其实根本不用立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足以解决这一切。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法律工作者，目睹了大量债权人败诉后欲哭无泪、求助无门的情形，一种对债权人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感迫使笔者去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债权人寻找到一条再救济的途径，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缺陷、影响

摘要:破产程序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必不可缺的重要制度，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及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破产程序的最终目标是快速实现债务人财产变现、豁免余债。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后，需依职责登记、审查申报债权。理论上认为，管理人仅需对无执行名义债权进行实质审查，对有执行名义债权应当尊重其既判力、公信力，无需对此类债权进行审查和确认。但鉴于破产的特殊性，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有执行名义债权进行实质审查，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促进众多债权人之间的平等公正。由于目前法律法规仅对管理人执行事务作引导性规定，在具体事务处理中，管理人往往无法可依，难以全面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将围绕我国现行破产法制度的规定，结合管理人审查债权债务的实务经验，分析现有审查方式、救济路径的导向与不足。

关键词:破产债权;生效判决;债权审查;救济途径

破产程序作为企业法人起死回生或退出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切实关涉一个企业的生死、直接维系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有些大型企业的生死存亡甚至会影响到当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群体的和谐稳定。《企业破产法》的施行目的，就是保障债权公平有序受偿、维护各方利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及时通过破产清算、和解、重整，调整社会产业结构、盘活优势资源、淘汰落后企业。但是在当前既有商业环境下，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受传统观念影响，对破产存在抵触情绪，这导致管理人不仅要在接管破产企业后区分诸如虚假诉讼、抢先执行等可撤销行为，甚至还需要面对棘手的群体性事件；债务人也丧失了自救机会，导致破产法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拯救困境企业的目的难以实现。为充分有效发挥破产法的司法功能，保障破产法目的的实现，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后，亟需明确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和债权债务关系。目前对于债务人财产的认定范围，大多无实务操作上的争议。但对于管理人债权审查制度及后续救济制度，破产法仅作笼统规定，管理人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对债权审核缺乏统一标准；对于救济途径，破产法仅就法律规定的情形赋予管理人权利，理论及实务中分歧较大，且与目前的民事诉讼法体系存在不协调性。笔者将在下文中通过描述当前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申报债权的审查范围、审查现状及救济途径之困境，以供探讨。

一、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审查申报债权之现状

（一）对管理人审查范围的两种观点。《企业破产法》第六章明确规定，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取得受破产法保护的地位，才有权行使相应权利；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即使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被视为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债权申报作为《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重要程序制度，不仅表现为取得地位的破产债权人对破产企业拥有实体请求权，还包含各种程序性权利，如异议权、表决权、分配权等。我国破产法规定，债权申报材料除需要提供债权人姓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明以外，还应当对债权内容、形成原因、性质、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进行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管理人收到材料后，应当登记债权信息，形成债权人名册，审查申报债权，并制作债权表。对于债权人申报材料的提交内容和管理人享有审查债权之权利，在实践中基本不存在过多分歧，仅是细节上有所争议。但对于管理人债权审查范围，学界却持两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一是管理人仅需对无执行名义债权进行审查，对于有执行名义债权，即债权已得到法院生效裁决确认，或是该债权已在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中被确认，则管理人仅应对生效文书本身的真实性、有无超过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进行形式审查，无需再行审查或确认债权性质和数额。持此类观点的管理人认为，破产程序作为一种“概括的执行程序”，本质上不具有解决当事人之间实体争议的功能，法院、仲裁机构和公证机关作出的生效文书应在破产程序中得到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在具体案件中体现国家意志，管理人仅是由法院指定的、在破产程序中代表破产企业的主体，如果管理人可以凭自身审查意见调整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债权，法院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威胁，不能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严肃性。另一种态度则主张，对有执行名义债权，管理人也应当对其进行实质审查。因破产法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债务清偿制度，宗旨即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破产程序中，债务人的财产往往会被转化为金钱，在管理人主持下依法进行公平分配。公平就要求管理人必须勤勉尽责，对申报债权进行实质审查。且从目前的实务经验来看，破产企业出于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为关系密切的债权人在将来进入破产程序后获得更多清偿等利益动机，往往会在法院受理破产前，通过恶意串通行为，虚构债权债务，事先在法院形成调解书或在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期在破产程序中谋求好处。故管理人不应当区分债权是否有执行名义，应对所有申报债权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笔者更加赞同后者观点，因管理人不对这些有执行名义债权进行实质审查，放纵通过虚假诉讼等手段获取利益，显然是未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管理人的失职行为不但会对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害，且管理人自身也要承担该风险所带来的责任，此举更是严重违背了破产法的公平原则。（二）对有执行名义债权的审查和确认之现状。现行破产法中并未对债权审查作出具体规定。管理人实务中均默认以法院诉讼标准对无执行名义债权进行审查，即申报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债务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内容是否超出合同约定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申报人提供的证据是否与原件核对一致、能否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证据链等。多数债权人在向管理人申报有执行名义债权时，仅提供生效文书及相应执行材料。管理人在审核时，着重点往往是法院在判决内容中对破产企业承担责任的认定及债权人是否已取得相应执行款。对破产企业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管理人除审查诉讼是否属于可撤销情形之外，还通过确认担保物的现状、是否存在其他优先债权人、债权金额是否超过担保价值等调查，区分该等债权中可能会存在作为普通债权受偿的部分。总体而言，管理人通常对有执行名义债权使用的救济手段为：（1）对符合撤销权情况的债权进行主张、提出撤销之诉；（2）驳回有执行名义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3）对过高利率进行相应调整。

二、破产程序中对有执行名义债权审查的困境

在复杂的现代生活及民主法治社会中,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后需要得到救济的现象相当频繁,因此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诉讼救济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诉讼救济方式

由于消费者诉讼与通常一对一对抗式诉讼的显着区别,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有效打击违法经营者,各国针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都规定了特殊的诉讼救济方式。

1.集团诉讼。就语意而言,所谓集团系指成员间彼此利害关系相同的团体。此种集团并非由受害人刻意组成,而系纯因利害关系相同,法院为求一次实现多数人利益,而使其在诉讼上结合为团体,但此种集团的成员对其他成员的长相姓名甚至完全不知。集团诉讼制度肇端于英国,植根于19世纪英国的衡平法。除1966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对集团诉讼的规定外,美国的很多州也都以该规则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集团诉讼规则。此外,英国、加拿大也都相应地设立了自己的集团诉讼制度。它具有两大优点;(1)与消费者个人单独提起诉讼相比,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约时间与费用,给予消费者程序的保障;(2)因集团人数众多,声势较大,容易引起公众注意,从而唤醒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威慑违法的经营者。但同时,集团诉讼存在着当事人的适格、当事人范围的确定以及法院的通知能否保障程序的正当性等问题。

2.团体诉讼。此处的团体系指相对稳定的,有一定组织形式、章程的社会团体。例如,消费者保护协会以及其他福利性社团。团体诉讼是指为了使某一团体组成成员的利益能够得到司法保护,法院规定该团体组织有权代表成员起诉或应诉,其判决对团体组织的成员有拘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团体诉讼的意义在多数人受害的场合,最能显现。(1)能有效地实现司法保护。团体诉讼以团体为他人利益之代表或代办人来操作诉讼程序,不仅可以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也可以使加害人受到民事制裁;(2)使多数人诉讼更加经济。它将因同一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而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多数人分别提起的多个诉讼变为由团体统一提起的单一诉讼,大大减少了诉讼开支,节省了法院和当事人的人力、物力和时间;(3)团体诉讼避免了因适用代表人诉讼而带来的大量的复杂的诉讼技术问题。团体诉讼以团体组织为当事人,诉讼实质上仍是一对一的结构,只存在对外的单一关系,不存在内部关系,避免了代表人诉讼中遇到的通知、送达、诉讼费用的分担、和解、上诉等方面的问题。但团体诉讼也存在着对损害赔偿的救济无能为力、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以及团体资金筹措方面的难题。

3.选定当事人诉讼。选定当事人制度系利用英国法之诉讼,以信托法之原理而制定之制度。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同一消费关系而被害人之多数人,依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选定一人或数人起诉请求损害赔偿者,法院得征求原被选定人同意后公告晓示,其他之被害人得于一定之期间内以书状表明被害之事实、证据及应受判决事项之声明,并案请求赔偿。其请求之人,视为已依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选定”。此项规定要求受诉法院,应更积极对于因同一消费关系而被害的多数利害关系人,赋予相当机会,使其能及时参与诉讼程序,即利用选定形式上当事人之方法,使自己成为诉讼进行实质上当事人,以防免自行起诉时所可能蒙受之程序上不利益,而平衡追求实体利益,致力于克服消费者诉讼所遇劳费上障碍及诉讼进行资格短缺等难题,并且与消费者保护团体赔偿诉讼制度并存,扩充了消费者选择程序的机会,可被评价为同时具有认知程序选择权法理的意义。但因其以每一消费者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分别构成诉讼标的并转让诉讼实施权为前提,引发了同团体损害赔偿诉讼中同样存在的资讯不足、证明困难及劳费负担过重等问题。

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其范畴属于私权利。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权力。通常，诉权只同司法权发生联系，产生冲突。但在特殊情况下，诉权与行政权也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如行政争议中的行政终局管辖案件以及民事争议中被司法解释或通知排除法院管辖的特殊案件。从现有的司法实践来看，诉权相对于强大的司法权和行政权这种公权力，确实显得无力，一旦发生对抗，诉权利先受损。权利依赖救济。如不能对诉权实施救济，就不能完整的实现司法权公正和行政权公正，其最终结果是损害法治社会所要追求的自然公正和法治精神。

一、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对诉权的影响

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是人类国家制度发展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两种权利各司其职、互相制衡使社会公正得以保障。诉权是依附于司法权而发生的，没有司法审判，就没有诉；没有审判权，就没有诉权。在目前我国的法治实践中，行政权、司法权对诉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规定的行政终局行为，如专利复审和商标评审。这是由其自身的特征和时效需要决定的。同时，这两个委员会的组成和审理方式，已实现准司法程序，即有了双方抗辩权和合议裁决权。还有就是《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裁决终局行为，使行政权的政策性规定被司法权接受，如落实政策行为和实践中难以起诉的地方政府强制农民种、养殖行为，以及城镇不规范的强制拆迁等工作侵权。

二是审判机关自己作出的司法解释和文件性规定，将一部分民事诉讼让权给行政权去最后决定，这多是由于历史原因，如落实政策行为，还有“”后平反的冤假错案，当事人现在又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权想推卸这部分复杂的不好处理的工作。

三是基层综治组织和民调组织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强调“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尤其是上级综治组织对下级综治组织实行机械的数字考核，发案率不能超过百分之几，调解率必须高于百分之几，否则“一票否决”等。这些也限制了诉权行为。

摘要：权利救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权利救济并不理想，我国权利救济存在以下题目：在立法上，权利救济体系存在缺陷，国家补偿责任立法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执行和保障体系并未有效构建实施；在法观念上，公民普遍缺乏法律证成意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应当从以上方面加以努力。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利救济体系国家补偿责任法律证成意识

所谓权利救济，是指当事人权利受到现实损害或存在现实危险状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补偿来阻止损害继续发生或恢复先前权利圆满状态的行为。救济是权利的保障，作为权利的“护身符”，权利救济应为保障权利的实现发挥积极作用。

一、完善权利救济立法

权利救济体系是相关救济制度有机结合，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利救济体系。这是由于，中国在立法中对西方制度的过度移植，忽视了中国国情以及国家制度特性。即是说，我国立法依靠着西方的制度体系，未深进调查中国现实状况，致使权利救济产生对这些法律的顽强“抗体”。因此，立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体系。

权利救济体系有必要建立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一，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是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牺牲来保存集体利益具有正当性。立法有必要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文化传统重新反思救济理念，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二，第二性权利救济失位。国家的强制力保障方面存在“瑕疵”，国家强制力并未有效保护弱者或受害方的权益，使得当事人第一利益秩序破坏，不得求助于第二利益秩序的保障，国家有必要为其“瑕疵”行为负责。也就是说，司法救济途径并不理想，司法的终极性并非良态，司法救济存在无救济、救济不当的弊端，反而致使权利者的二次伤害。其三，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分配的公道性，通过社会主义分配实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此，司法下权利救济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即是国家补偿责任存在。当然，不可否认，国家补偿责任的实现基于社会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家材料是“通过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身选择”而分配给他们的。国家的公民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国家补偿责任带有明显的社会救济性，它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特性，依靠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起完善的救济制度体系。

[摘要]：宪法确认的公民权，主要依赖于法律的实施而得以保障；但当权利没有被法律具体化，或当法律与宪法相抵触而侵犯了公民权时，公民应获得宪法救济。本文从我国一现实案例入手，通过比较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救济模式，在分析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第四次修宪，为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权的宪法救济制度提出一些学术建议。

[关键词]：宪政，公民权，宪法救济，宪法诉讼

据新浪网2003年1月29日报道：社会广泛关注的“女生怀孕被开除”事件中的当事双方-重庆邮电学院和李静、张军（均为化名）分别接到了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驳回李静、张军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决定的起诉[1].本案有很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其中一争论的焦点是重庆邮电学院依据本校规定开除二人学籍，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原则或者精神？当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在没有被法律具体化，公民认为其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法通过行政程序和司法诉讼获得救济，能否通过宪法途径获得救济？如果能，如何获得？本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宪法学理论的角度谈谈公民权的宪法救济问题。

本文所指的公民权即自然人作为一国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其中就包括本案所涉及的公民的受教育权、生育权及权利救济权等系列权利。当然本文语境中的公民权主要指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一国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所谓宪法救济，它既涉及到公民直接行使宪法的救济权问题，即由公民启用宪法诉讼机制实现其宪法权利的救济；也涉及到特定主体（如普通法院、宪法法院等）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审查侵害公民权的国家公权行为（即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主要是立法行为）而实现公民权的宪法救济。

（一）

对公民权的宪法救济是必要的。法治是现代宪政的必然要求，而法治的内涵之一就是，法规范在赋予权利或授予权力，必须同时规定当权利或者权力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措施，否则这种权利或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换言之，实际上并不真正享有。在宪法规范为法律所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首先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即通过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来保证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但如果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规范，仍然得不到救济时，就需要宪法上的救济；在宪法规范未被法律规范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也必然直接寻求宪法上的救济。[2]而《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立法现状，指出生态损害侵权救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立法设想。

关键词:生态损害;侵权救济;问题;对策

一、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述

(一)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念

笔者认为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念即由于产业活动或人为原因，对生态系统、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的安全造成现实的或者将有的威胁时，通过国家公法强制和私法协调能力结合从而实现侵害的排除或损害的填补措施等。

(二)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特征

内容摘要：房屋权属登记制度是房地产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房屋权属登记行为，本质上是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因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造成错误登记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是民事侵权责任，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因房屋权属登记机构的过失等原因造成登记错误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是国家赔偿责任，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当二者发生竞合时，登记机关应履行先行赔付义务，而后再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

关键词：登记错误；行政行为；民事侵权责任；国家赔偿责任

一、引言

不动产登记，是指将土地及其定着物之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的取得、丧失和变更，依法定程序记载于有关专职机关掌管的专门簿册上。[1]不动产登记制度，是我国物权法领域的重要制度，是公示公信原则的法律基础，起着维护交易安全和保障交易秩序的作用，因此，各国都把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为加强不动产管理的重要举措。房屋，作为典型的不动产，其权属登记，是房地产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房屋权属登记是房屋他项权利产生和变动的前提，关系到公民切身财产权益的实现。特别是登记错误，其不利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有必要把加强对房屋权属登记错误的法律救济提升到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高度。现行物权法和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更正登记、异议登记和损害赔偿三种法律救济途径，作为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手段，损害赔偿较之于其他两种途径无疑具有更好的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效果，因此本文专门论述之。

二、房屋权属登记错误的法律分析

房屋权属登记，是国家加强不动产管理，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手段。探讨房屋权属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显而易见必须首先明晰房屋权属登记的性质。厘清房屋权属登记的法律关系，确定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那么希冀相关主体承担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才有可能。鉴于房屋权属登记是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产物，故学界一直有房屋权属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的争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实现，所以有必要明确房屋权属登记行为的性质。

【摘要】新生效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权利和救济仍徘徊在原有的模式之中，显然已不适应宪政和行政法治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宪政和行政法治的背景，从权利与救济良性互动的视角，对中外公务员的权利与救济比较，以抛砖引玉，促进公务员行政法治化的进程。

【关键词】公务员；权利；救济；比较

众所期待的《公务员法》已于2005年4月27日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生效.然而，对于公务员权利和救济却仍在徘徊之中，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我们放眼国外，从权利与救济良性互动的视角予以比较，以资我国公务员权利和救济制度的构建和发展。

一、英国公务员权利及救济

英国公务员称之为文官，主要由有关文官法法院判例确认，其权利主要有：[1]①在工作中享有平等权。不因性别、肤色、民族、宗教、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工会观点而受到歧视。以上因素不得影响公务员的任用、待遇、职位变更和从事公务。②职业保障。一经任用，非因重大过失不受免职和开除。对文官的制裁适用特别的救济程序。③有权取得和职位、级别相应的报酬，包括工资和各种津贴。④有权要求进行教育、进修和进行培训，政府应提供时间和经济帮助。⑤享受退休保障，有权获取退休金、养老金。⑥享受假期（年度假、病假和产假），有权获得健康、卫生及生命安全等保障的权利。⑦执行公务中，其人身权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权利。

英国对公务员权利的救济既有内部又有外部救济。在行政系统内部，英国公务员事务部设有公务员申诉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申诉事宜。当公务员因品行、工作效率等原因受到免职处分或提前退休处分时，有处分权的机关在作出处分之前，应当将事由书面通知被处分公务员，并接受其辩解，受处分公务员可以向其直接主管领导或上级主管领导或直属部门主管大臣提出申诉。在英国，对公务员的纪律处分本来是国王的行政特权，由于国王不直接行使处分权，而是由各部大臣负责行使（实际上是由对各部大臣负责的常务次官行使），由此各部大臣这种对申诉的处理意见是带有终极性的。英国的公务员保障制度中，有“公务争议协议制”的规定，这是其他国家很少见的一种制度。在有关公务员的待遇、工作环境问题上，如果发生争议，则要提交惠特利委员会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到公务员仲裁法院（劳动仲裁法院）进行裁决。惠特利委员会协调政府与公务员在薪水、工作条件等方面的纠纷外，还可以就人事立法及其他人事管理提出建议。凡经该委员会调解不能解决的问题，则交劳资仲裁法院处理。劳资仲裁法院是专门处理工商界劳资纠纷的仲裁机构，不受理政府和公务员的争议问题。1925年，在公务员团体的呼吁下，增设了公务员特别法庭，专门处理惠特利委员会无法协调的有关纠纷问题。可见,公务员仲裁法院的裁决具有准司法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