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范文10篇

一、两套逻辑的比较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摘要：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涉及民事、民商、行政、公证、仲裁等类型，其中有一部分案件中，涉及多名当事人的群体性执行案件，为了全面了解北安市法院几年来对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执行情况，笔者通过阅卷及承办人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总结近年来群体性纠纷案件执行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些不成熟的建议和想法。

关键词：群体性纠纷执行案件解决对策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自2002年以来，北安市法院共受理涉及个案当事人5人以上的群体性纠纷案件19件，其中涉及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案件6件，执结2件；拖欠民工工资案件3件，执结2件；拖欠工程款案件6件，执结3件；金融机构抵押借款纠纷案件2件，执结1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2件，部分执结。19件案件中，执结8件，执结率为42、1%，平均执结时间为9个月，最长执结时间为26个月，执行卷宗最厚达392页，个案请示汇报在5次以上的有6件，因请示、汇报耗费法院财力在3000元以上的案件有3件。调查结论：当前涉及群体性执行案件的特点是难度大、干扰强、影响广、耗财多、效果差。笔者重点研究执行中涉及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和拖欠工程款的案件问题及对策。

二、房屋拆迁和拖欠工程款所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由于中央1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发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解决拖欠农民工的有关文件的要求，关于房屋拆迁和拖欠工程款的执行案件难度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有时表现得更为尖锐、复杂。

一、纠纷发生与心理秩序失衡

（一）心理秩序衡平之假设

秩序，按中国传统之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秩序也作秩叙，或作次序，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按现代解释，秩序，乃人和事物存在和运转中具有一定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结构、过程和模式等{1}。心理秩序，是一个人的心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某种常度的状态。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活动与既定的时间、空间等相协调，因此人的心理总是积极乐观并有助于控制其行为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假定这种状态下，人的心理需求是渐进的，那么外在的时间、空间等事物不仅能够完全满足此时的心理需求，而且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促进心理需求更大限度获得满足的外在因素。比如邻里关系的形成，各方在无心理对抗状态下由相识到融洽相处以及感情不断升华；比如发起人与入伙人的经济需求正好能够得到互补的合作式谈判，由于某种方案完全符合双方的经济需求，所以在谈判进行中双方的心理需求也不断得到满足，最终顺利地实现合作等等。因这种心理需求主要依赖于外在的时空因素，可以称为外因主导型心理需求。相应地，外在的时空因素（包括对方当事人）构成了对当事人心理需求的“供给”。换言之，事物的发展持续性地沿着当事人的愿望方向发展，能够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心理需要。另一种情况是内因主导型心理需求，主要受到当事人性格等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自信、开朗等等，其“供给”主要源于自身心理调控。

心理需求与供给构成的秩序，即心理秩序，也可大致分为外因主导型和内因主导型。从广义上讲，在常态下由于人的心理几乎不受外在因素的消极干扰，因此心理需求与供给总是保持瞬间的平衡状态，并且不断展现出潜在的并行渐进趋势，这种恰好状态即为心理秩序之衡平。根据意识的相互作用，外因主导型心理秩序又可分为单向意志施加型和多向意志作用型。如果人们之间不发生交往，则意志作用是单向的，即人将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客体单向施加意志，尽管也会经常出现心理需求达不到满足的情况，但不会产生由“多向意志作用”的心理对抗，因此通过自身心理调控能够尽快恢复心理秩序衡平，比如改造自然未达到预期目的、独立进行的科研结果不理想等等，即属单向意志施加型，与内因主导型的调控机制几近相同。然而，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因多向意志作用而维系的心理秩序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从调控手段来看，心理秩序可分为自我调控型和意志合作型。上述内因主导型和单向意志施加型心理秩序如出现失衡，主要依靠当事人自身心理调控来修复，因此属于自我调控型；而多向意志作用型心理秩序失衡的修复，则需要多方沟通达到意志合作。就自我调控型而言，心理秩序的失衡并不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而意志合作型（即多向意志作用型）紧紧围绕生产关系展开，关系到各方的心理秩序与他们之间的意志作用，这与纠纷产生和解决机制的建立具有天然联系。尽管审视角度不同，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秩序总是处于动态衡平状态。

（二）纠纷发生与心理秩序失衡

农业税降低、取消特产税、粮食直补等政策出台，农村出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对全市部分街镇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是没有贯彻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反映，已经给农村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务必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妥善予以解决。

一、诱发土地承包纠纷矛盾的主要成因

从调查情况分析，诱发土地承包纠纷矛盾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承包关系不稳定的纠纷。据统计，实行免征农业税等政策后，市农经部门共接待因土地承包纠纷而上访的农民52人次，此类信访件创历史新高。土地承包纠纷案例虽多，但归纳起来为3种矛盾纠纷。

（1）重新要田要地的农民与村里的矛盾纠纷。由于二轮土地承包时，农民负担重、农产品价格低，种田收益低下，二轮土地承包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一些农民外出打工，口头承诺不要承包地，村里为了不让承包地负担的税费落空，就将其承包地发包给其他农户。现在，这部分打工人员跑回来要田要地。一些农户二轮土地承包时书面申请不要承包地，现在也找村里要田要地。

（2）耕地被占压的农户与村里的矛盾纠纷。

【内容摘要】由于在纠纷解决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简便、经济、快捷、专业型及保密性强等优点，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根据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是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主要包括仲裁、调解、和解与行政裁决。这四种纠纷解决方式各具特点，适用于不同情况下医疗纠纷的解决。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疗责任保险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

The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ofMedicalDispute

ZhangHaibin

Abstract: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hasbecamethetendencyofcivildisputeresolutioninmanycountriesforitsconvenience,economy,quickness,highspecializationandstrictconfidentiality,etc.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ourcurrentmedicaldisputeresolutionsystemwhichneedstobereformedandperfected.Infaceofthecurrentsituation,weshouldrealizethatitisagoodwaybyusingADRinmedicaldisputeresolution.TheADRofmedicaldisputemainlyincludesarbitration,mediation,negotiationandadministrativeruling.Allthefourkindsaresuitabletotheresolutionofdifferentmedicaldisputesfortheircharacteristics.

KeyWords:MedicaldisputeMedicalmalpractice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

本文作者：王欣新孙向齐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现代社会,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纠纷大量而普遍地发生。其中一些消费纠纷,由于标的价值较大或者损害较为严重,消费者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通过传统的法律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但是,大多数消费纠纷涉及的争议金额不大,通过传统的解决机制处理,往往会发生与其可能得到的利益不相应的人力、物力、时间等高额成本。面对解决纠纷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消费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为小额消费纠纷设计更为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廉的解决机制,成为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深入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所面对的特殊问题

小额消费纠纷是指消费者在接受商品或服务过程中与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因合同或者侵权而发生的标的较小的争议或纠纷。小额0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确定标准与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力和消费水平有关。如在日本小额诉讼程序中,小额诉讼的标的为30万日元以下。美国小额诉讼法庭受理的小额诉讼案件标的一般在2000美元以下。在英国,作为简易法院的郡法院主要受理数额不超过3000英镑的民事案件。在设计、完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时,我们应注意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及其对解决机制的特殊要求。11小额消费纠纷发生的经常性和普遍性。现代社会中,消费群体十分庞大。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各种形式的消费来得到满足。食品、衣服、化妆品、电器等消费品人们会经常使用,反复购买,这使得以小额消费品为标的的交易大量频繁发生,继而导致小额消费纠纷的普遍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71个城市的部分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全国城市居民中,因消费而蒙受经济损失的4900万消费者中,有4810万人受到的损失在3000元以下。[1]全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也表明,在消费者投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小额消费纠纷,小额消费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对消费者权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在立法上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缺乏必要的关注,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忽视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要求,不能充分发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21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由于小额消费发生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已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问题,而且是关系民生福祉、关系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化品质使得我们必须超越私法自治的范围寻求更加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忽视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及其解决的公益性,就难以找到解决纠纷的正确途径。消费关系中的市场失灵,更说明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单个消费者的力量,国家公权力对消费纠纷进行介入和矫正是十分必要的。3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成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主体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是否进行某项活动以及以多大热情进行,取决于该活动给其带来的利益大小。消费者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小额经济纠纷,在多数情况下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问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就不会有大的改观,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小额侵害也得不到根本扼制。41小额消费纠纷解决的效率问题。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0,现代诉讼制度把迅速裁判视为当事人的重要权利。对消费者而言,解决小额经济纠纷的效率如何更是影响权利行使与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纠纷解决周期过长,不仅使当事人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增加,并会造成精神负担,而且由于法律秩序的长期不稳定,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因此,建立科学、快捷、高效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方法除了设计特殊的纠纷解决程序,如小额仲裁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外,更重要的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尽量简化程序、限制期间,摈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51合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对公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义。公平可分为实体上的公平与程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公平与形式上的公平。实体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上大致相当,不能重此轻彼。程序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时地位平等,无高低之分。但无论是实体上的公平还是程序上的公平,都只能在形式上给消费者的权利以公平保护。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是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但不是最终目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从实质上保证公平。实质公平是保护结果的公平,而不是起点的公平。现代消费社会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地位与实力相差悬殊。一方面,个体消费者势单力薄,缺乏专业知识,在纠纷解决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经营者则实力强大,信息充分,对于合同的制定和自身权利的维护细密周到。如经营者在现代消费交易中制定、使用的大量格式合同,一般消费者往往无暇细看,这不仅给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留下很大空间,也给公平解决消费纠纷带来了困难。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由于没有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面对维权的巨大障碍和可能得到微薄利益的巨大反差,消费者只能放弃抗争,无奈地听任经营者一点点地侵蚀其权益,社会公平不复存在。

二、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途径选择

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包括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两种途径,两种途径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1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诉讼机制现代国家依靠完善的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在解决纠纷方面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模式。诉讼程序设计周密,运作规范,又有较高素质的法官居中裁断,可以为纠纷当事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权利保障。诉讼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的权益纠纷作出裁判,也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因此,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最基本方式。但是,消费者小额纠纷的多发性和普遍性对原有诉讼机制形成挑战。过多的消费争议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会造成诉讼爆炸0,使司法机关疲于应对。尤其是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高,各类消费纠纷案件逐年递增,给司法机关带来极大压力。这种社会压力促成了司法程序的诸多变革,许多国家都在尝试通过更加灵活的诉讼机制来处理大量的小额纠纷,改革复杂、费时的传统程序,设置更加简易、快捷的程序。如美国、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尽可能使用纠纷合并解决技术,通过对大量案件的集体处理0,对大量同质同类的纠纷合并审理解决。在这种集体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也使单个的消费者联合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诉讼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2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非诉讼机制非诉讼机制,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美国称之为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是目前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ADR是各种诉讼以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方法或技术的总称,包括传统的仲裁、法院附属仲裁、建议性仲裁、调解仲裁、棒球仲裁、调解、微型审判、简易陪审审判、中立专家认定事实等。[2]根据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可以分为司法ADR、行政性ADR和民间性ADR。[3]司法ADR即法院附设的ADR(court-annexedADR),是一种以法院为主持机构、与诉讼有一定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程序,其对于诉讼的替代功能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法院附设ADR强调与审判程序的本质区别,通常吸收社会人士或律师进行,即使是法官主持也强调其不同于审判者的身份,程序上也更为灵活。一般认为,诉讼中调解、审前调解、诉讼和解等活动不属于ADR范畴。由于各国司法ADR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类程序是否设置,如何设置,完全取决于其实际需要。行政性ADR即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地方政府)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非诉讼程序,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劳动仲裁以及申诉和信访等。随着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设置行政性ADR的机构仍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和政府部门被赋予了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性ADR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协调纠纷行政处理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关系。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未能合理协调时,行政处理结果可能被法院推翻,由此将导致资源与时间的浪费,必然会削弱行政性ADR的作用,也会影响到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积极性。同时,行政性ADR中也存在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益(效率)的问题,各国通常采取独立的行政法院与附属于主管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机构并行的做法,前者有利于保证公平,而后者效率则明显更高。民间性ADR指由民间团体或组织主持的ADR,其中包括民间自发成立的纠纷解决组织以及由政府或司法机关组织或援助的民间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等。此外,行业性ADR(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和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助性质的ADR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一般来说,非诉讼机制程序灵活,成本低廉,方便快捷,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方面比诉讼机制有更多的优势。53消法4十年广东城镇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报告6显示,消费者在被问及权益受到损害时,第一步通常采取何种途径解决0时,被访者选择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的比例是82.5%,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的是12.9%,愿意通过诉讼解决比例仅0.1%。[4]可见,中国消费者十分倾向于通过非诉讼途径来解决消费纠纷。这主要是因为消费纠纷大部分属于小额纠纷,多数消费者希望通过快捷、有效的途径解决,而不愿花费太多的社会成本。如果说诉讼机制在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公平实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非诉讼机制所具有的高效、便捷机制,则是任何诉讼程序都望尘莫及的。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而言,消费者对效率的期待有时更甚于对公平的期待。因此,非诉讼机制应该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农业税降低、取消特产税、粮食直补等政策出台，农村出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对全市部分街镇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是没有贯彻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反映，已经给农村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务必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妥善予以解决。

一、诱发土地承包纠纷矛盾的主要成因

从调查情况分析，诱发土地承包纠纷矛盾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承包关系不稳定的纠纷。据统计，实行免征农业税等政策后，市农经部门共接待因土地承包纠纷而上访的农民52人次，此类信访件创历史新高。土地承包纠纷案例虽多，但归纳起来为3种矛盾纠纷。

（1）重新要田要地的农民与村里的矛盾纠纷。由于二轮土地承包时，农民负担重、农产品价格低，种田收益低下，二轮土地承包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一些农民外出打工，口头承诺不要承包地，村里为了不让承包地负担的税费落空，就将其承包地发包给其他农户。现在，这部分打工人员跑回来要田要地。一些农户二轮土地承包时书面申请不要承包地，现在也找村里要田要地。

（2）耕地被占压的农户与村里的矛盾纠纷。

近年来，物业管理纠纷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已引起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

总体而言，物业管理纠纷除少数为行政管理纠纷之外，大多数则属于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如拖欠物业管理费和维修基金纠纷、车辆保管纠纷以及租赁纠纷等。这类纠纷在双方协商不成或有关部门调解无效时，人们更习惯于将其付诸诉讼，而不采用仲裁。

其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仲裁也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法定方式、与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自愿性

一项纠纷产生后，是否将其提交仲裁，交与谁仲裁，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如何产生，仲裁适用何种程序规则和哪个实体法，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故仲裁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

二是专业性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区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职能作用，促进全区社会的和谐稳定，按照《区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目标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进平安建设为主线，以“法律服务进村居”为载体，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为重点，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依法稳妥地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力争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达到“小纠纷不出社区(村)、一般纠纷不出街道、大纠纷不出区”的目标，筑牢和谐稳定社会的“第一道防线”。

二、工作重点

各基层司法所要紧密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按照区综治委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切实加强八处试点街道和社区的人民调解工作，实现多样化人民调解组织形式，多渠道矛盾纠纷受理业务，多元化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促使人民调解工作得到根本强化和提高。

(一)要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建设相结合，健全工作网络机构。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我区新的基层管理模式，是基层党委政府全面迅速了解民情、把握社会舆论、准确研判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政府服务基层、服务民众、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效能的有效手段。各基层司法所要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挥优势，主动使各项职责与社区网格化建设相配套，真正把司法行政工作的最末端延伸到网格中，把基层司法行政的资源力量凝聚到网格内，并逐步把司法行政的业务数据载入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满足网格内居(村)民的司法行政管理服务需求。要进一步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完善以街道调委会为重点，以社区（村）调委会为主体，以单元网格调解小组(信息员)为延伸的三级组织网络体系，并将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员)融入到各级“网格”中。要从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人民调解工作，将调解组织延伸到社区所有的社会团体、事业机构、商业网点、建筑工地等，进一步调整完善调解网络化建设布局。各街道和社区(村)要根据人员、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充实各级人民调解组织，配齐配强人民调解员，吸收热爱调解事业、有文化、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强、群众信得过的人进入人民调解委员会，特别要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尤其要注重发挥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和辖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

农业税免征、取消特产税、粮食直补、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等政策出台，农村出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全区部分街镇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是没有贯彻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反映，已经给农村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务必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妥善予以解决。

一、今年农村出现的新特点

正当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省委1号文件和市委特1号文件的时候，农村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形势，主要表现在：

1、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高了。农村出现了要田要地的多了，土地撂荒的少了。2003年初，全区撂荒面积为3.3万亩，今年4月底统计，撂荒面积不到2000亩。

2、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了。一是种粮面积增大。前几年，我区早稻种植面积徘徊在20万亩左右，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到29.6万亩；二是复种指数提高了，预计今年的晚稻种植面积将达到35万亩，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3、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增大了。今年农民购买小型农机具、化肥及其他农用生产资料的数量明显多于前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