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调解范文10篇

具有方便、快捷、灵活之效能，农村民事调解是适合农村特色化解矛盾的主要手段。对于维护邻里和睦、社会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正面作用。如何把民事调解工作做到当事人的心坎上，就应掌握民事调解中的技巧，将一定的调解技巧妥善的应用于调解前、调解中、调解后中去，使之起到推波助澜、鼓风杨波的特殊作用。笔者就农村民事调解技巧提出肤浅的建议.

一、把握局势，找准矛盾焦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调解成功，在调解之前必先把握局势,收集有关信息，了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焦点、纠纷性质、起因经过，还要了解当事人的个性，找准当事人的认识误区和问题症结，这个过程是调解的基础环节，如果盲目介入，不但不容易搞好调解工作，反而会因对整个过程和当事人的情况缺乏了解，使调解工作陷入被动，甚至恶化。

二、控制场面，选准切入点

很多矛盾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听不进去劝说。甚至丧失理性，极易做出违法的行为，在遇到这种情况后，调解人员，首先应当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促使其回归理性。平息情绪的方法有：1、察言观色，进退结合。面对当事人的冲动性的言语和行为，调解人员应保持冷静的态度，用平静低沉而有力的语言与当事人交谈。在一方当事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要设法使另一方当事人保持克制，而不是互相激怒。2、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倾听当事人的心声，让其倾吐心中的压抑、不满和愤怒。也可以在调解人员主持下，让被侵权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倾诉和发泄，使其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如能引起侵权方当事人的内疚和后悔心里。从而当场向对方道歉，那么调解的成功机率就大大提高。3、分而处之，各个击破。由于发生矛盾冲突而处于不理智状态的当事人，极易脱离主题而相互攻击、谩骂，容易导致矛盾加深，战火升级，当务之急应把把双方当事隔开，互相避开对方恶言恶语的刺激和攻击，待双方恢复理智后，再进一步做调解工作。

三、换位思考，选准沟通点

第一条依据

根据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关于办理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的实施意见》的要求，为全面落实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民事纠纷调解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的各项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目的

进一步加强对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探索和实践人民调解工作新方法，提高我区人民调解工作水平。

第三条性质

工作室为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的工作机构。

全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机制于年月份启动运行，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的要求，我局认真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与市卫生部门加强协作，共同对全市近年来医患纠纷发生数量、类型、医患纠纷的成因及社会影响进行认真调研，并赴、市六合区学习考察当地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经验。今年月中旬着手组建市医患纠纷调委会，同时我局与卫生局共同草拟了《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施意见》和《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置暂行办法》，组织有关部门和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座谈征求意见，几经修改，于月14日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以天政〔〕44号文件印发全市。市医患纠纷调委会成立以来，在短暂的时间内已成功调处3起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探索我市医患纠纷解决的新途径。

一、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筹建、运行基本情况

（一）加强部门协作，搭建工作平台。

1、搭建医患纠纷调解运行平台。今年月中旬，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聘任三名专职调解员和一名调解员助理。同月，我局会同市卫生局商定市医患纠纷调委会组成人员，报市人民调解委员会批准。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三名专职调解员参加市医患纠纷调委会，负责全市医患纠纷个案的受理和调解工作。与此同时，在市卫生局支持下，组建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联络员队伍，在市卫生局和38家医疗机构内确定42名医患纠纷调解工作联络员，以加强调委会与医疗机构间的联系互动。在医患纠纷发生第一时间，联络员与医患纠纷调委会联系，调解员及时赶到现场，主动介入，在调处阶段，联络员积极配合调委会开展工作，促进医方、患方、调解组织三方间的沟通交流。

2、搭建医患纠纷责任分析论证专业支撑平台。为适应医患纠纷调解工作专业性要求，选择82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药、病理、护理等专业人士组成市医患纠纷责任认定医学专家库，在发生重大、复杂医患纠纷时，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聘请3—5名医学专家组成医疗责任分析论证小组，提出责任论定意见，供调解员参考，增强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的专业信服力。

3、搭建医患纠纷调解的阵地平台。依托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设置医患纠纷调委会办公场所，投入了3万元在司法局院内租赁了办公用房，进行装修，购置办公桌椅、档案柜、安装了电话、电脑、空调等办公设施，按照规范化调委会“五有六统一”的标准配置软硬件设施，各项工作制度、工作流程上墙公开，满足日常工作的需要。规定医患纠纷一律离开医疗机构场所，统一到调委会进行调解。

第一篇

2014年，全乡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要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大调解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能力，提升矛盾纠纷调处质量，努力实现矛盾纠纷调解率、调解成功率、群众对调解工作的满意率持续提升，民转刑案件发生率、非正常越级上访率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率不断下降，推动我乡大调解工作再上新台阶，现就我乡2014年“大调解”工作提出如下工作要点：

一、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全力夯实大调解工作基础

1、加强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建设。推行乡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实体化、实战化、规范化建设；推动落实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作调度、检查督办以及重大矛盾纠纷直接调处的五项职权。健全完善协调中心各项组织制度，优化工作流程，加大考核力度，努力将协调中心打造成集社情民意、舆情汇集、分析研判、矛盾调处、大调解工作协调管理于一体的一线实战单位。

2、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依照《人民调解法》的要求，认真加强基层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平安”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人民调组织的作用。一是进一步规范村（居）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村（居）调解网络覆盖率要达到95%以上，确保村（居）人民调解工作组织制度健全、人员落实、工作规范，发挥作用。二是巩固提升“大调解”工作进社区、进农村院落、进学校、进医院、进市场（商场）、进车站等面向群众的一线调解“窗口”工作，完善各级各类调解组织登记备案制度，夯实“就近就快”调处矛盾纠纷的基层基础，努力实现第一时间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始终把各村（居）乡级各单位纳入我乡“大调解”工作机制中，为“大调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三是积极发展区域性、行业性、重点领域、特殊人群的人民调解组织，努力构建多种类型、不同层次、全面覆盖的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形成专门机构、专职人员、专业调解的调解格局。五是健全和完善人民调解组织设立备案制度，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流程、内部管理、卷宗管理，组织卷宗评选，着力提升调解质量。

3、突出调解工作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热心调解、熟悉法律、会做群众工作”的调解员队伍，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委员队伍建设。一是建立健全村（居）调解委员会，配齐配强人民调解员。二是加强乡村（居）两级调解员的教育培训工作，通过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对潜在矛盾纠纷的发现和预警能力，对新型矛盾的化解能力，对重大矛盾纠纷的管控能力和突发矛盾纠纷的应急能力，着力培育“优秀人民调解员”，提高大调解工作保障水平。

一、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存在的必要性

现阶段，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期和农村经济发展期。土地纠纷的日益增多以及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背后，土地当事人面对实际经济利益都“志在必得”。我国是人情传统的熟人社会，目前，我国的法律虽不断健全完善，但针对土地纠纷仅通过诉讼是难以做到公正标准、利益平衡，尚有法难以之难，使其判决虽合法但不尽合理，导致结果上访、申诉等问题，导致当事人质疑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及公正性。法院调解在解决目前的土地纠纷案件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下是选择法院调解机制解决土地纠纷的原因和优势所在。(一)农村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是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土地纠纷案件进行调解，相对于人民调解的主动排查纠纷和行政机关主动调解与其职权相关的纠纷，法院对土地纠纷案件能否进行调解，取决争议主体意思表示。因我国法院调解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自愿原则及《民事诉讼法》九十三条规定，法院应在争议主体自愿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启动调解机制，即法院调解不是必经程序。由此，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程序的启动应取决争议主体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得强行调解。因此，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争议主体可根据自律和自主性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弥补法律适用的不足。(二)从土地纠纷法院调解协议的启动来看，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有同等效力。相对人民调解协议和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法院调解协议具有最高效力及强制力，使得争议主体必须履行，不得对调解事项再次提起诉讼。由此，法院调解协议简化了诉讼程序，并在实践中提高解决土地纠纷的办案效率，利于土地纠纷的妥善解决。(三)法院调解的调解程序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如调解主体的选择，调解书成立有效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程序方便灵活，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制，不似审判那般要求严格依法办事，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维护自身权利实现双赢的局面，实现当事人主义的司法功能，提高当事人及有关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四)低廉高效地彻底解决土地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和诉讼成本，达到最佳效果。尤其当法律服务收费高的时候，进行法院调解，对于贫困者或富者都是有利的。同时，在熟人社会，法院调解可以促进争议主体友好协商、互谅互让，促使争议主体达成调解协议，有效降低诉讼的对抗性，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由此，即维持争议主体的友好关系和长远利益，又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律和国家政策不断修改等原因导致农村土地纠纷数量、类型均呈上升趋势，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虽然法院调解机制在面对土地纠纷解决的问题上仍不断改革，但面对社会转型期及土地纠纷的复杂化、多样性，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在解决现代的土地纠纷陷入了困境。主要体现以下方面:(一)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程序规范性问题。目前，我国法院在调解土地纠纷的过程中，因存在法院调解和诉讼程序是否应该适用不同法理，遵循于各自程序规范的问题上，导致了法院调解和诉讼在调解土地纠纷时，交叉在相同的程序空间，导致土地纠纷法院调解过程中，因混淆造成实体和程序限制的双重软化。由此，既无法充分、纯粹的保障程序，也无法使土地纠纷有效率的妥善解决。在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程序中，法官因顾忌土地纠纷调解不成的诉讼程序而怠于主动调查取证;在诉讼程序中，因“调审合一”模式，法院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接触到的事实，虽不能当作裁判证据适用，但难以避免法官的自由心证，容易导致事实上的“心证突袭”。由于法院在调解土地纠纷实践中，因程序适用的随意性及法院调解具有灵活性这一正当理由，造成土地纠纷争议主体无法追究和保障法院调解过程中因程序适用带来的不足。因此，如不注重程序规制，可能导致合意型程序公平性上弊端的扩大。(二)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因现行的“调审合一”模式引发的问题，即审判组织和调解组织重合。“调审合一”是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的产物，但面对今日国情下的土地纠纷，已无法发挥其功能，已带来紧张和不协调。例如，无益于司法工作的开展导致法官的“角色”冲突，导致出现强制调解和任意审判问题。损害土地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其公正性和权威性的建立。另外，我国目前法庭审判的组织形式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前者是由审判和陪审员组成，后者仅为审判员独任。由于我国"调审合一”的司法模式，在解决土地纠纷的司法实际工作中，多方面因素导致陪审制度仅存于形式，阻碍其实际功效的发挥，造成司法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的过程及结果由专业法官决定。(三)我国法院调解原则严重走样。如法院的调解偏好和审调并重原则，目前，我国法官因国家政策、个人喜好和利益，往往选择趋利避害的解决方式处理纠纷。即一般偏重法院调解。在法官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间接承担积极主动的角色，提高了"强迫调解”或法官不中立的危险。虽土地纠纷争议主体在发生纠纷时有意选择诉讼，但法官以法院裁判性预测的话语间接的影射诉讼不如调解的结果好等间接干涉侵犯当事人的自愿调解权利。属于法院间接强制调解，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另外，法院调解的合法原则导致了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在本质上发生改变。法院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过程中，因我国现属社会的转型时期、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但仍存在部分地区民众意识淡薄、法律知识贫乏等因素，合法原则无法使得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大展拳脚。(四)法院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的作用功能日益弱化，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已使本应有的优势难以发挥，如在我国农村地区人情传统仍保留的熟人社会、历史遗留的“以和为贵”及农民的厌诉情结等问题导致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之前，习惯选择政府调解或上访等方式解决。就算进入诉讼，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势不两立，法院很难进行调解。另外，片面追求提高法院调解协议的效力，忽视土地纠纷解决的其他方面。法院调解土地纠纷结案后，从法院调解土地纠纷新动向看，进入强制执行比例高、执行难等问题，削弱法院调解本应具有的“案结事了”的功能和价值。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最新的司法解释第151条，虽强化了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调解协议的强制力，使得名义上调解协议和司法裁判具有同样的效力，但本质上仅赋予当事人“眼见为实”的确定力与执行力的调解协议。法律规定调解书不能上诉，仅在违反自愿原则和内容违法的情况下由土地纠纷争议主体申请再审，由此看出对调解协议的确定力具有较强的保护力度。然而法院调解土地纠纷制作的调解书与司法裁判相同，即争议主体不主动履行时仍由法院的执行机构强制执行，目前我国民事裁判仍有严重的"执行难”的问题，对保障和提高调解书执行力的问题上仍面临挑战。

三、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完善

为使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适应我国现在的国情，首先对我国相关法院调解的理论和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实践出现的问题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和探讨。目前，法院调解在面对新时期的土地纠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面对不健全的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需对法院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上进行改革完善，无论是从土地纠纷当事人还是法院调解主体等多方面进行完善。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调审分离模式奠定实践基础。通过对人员分离、角色分离、程序分离和地点分离以及现有民事诉讼制度的框架内完成调审分离的改革。(一)面对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程序规范性问题，最优的解决方案是将调审两个程序分离，如此减少法院程序的交错问题，同时确立法院调解和诉讼遵循其不同的程序规范，实现各个程序价值。在法院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如不能从机制上直接分离，即在当前的程序构架下，尽量针对其不同的程序交叉适用不同的法理，做到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实行职权探知主义，保障调解组织解决纠纷对象的范围不受争议主体主张的限制，保障因事实调查获得证据，保障程序的正当性，保障争议主体的合意。另外，保障法院在调解土地纠纷不成后的审判程序中，采取当事人主义，强调程序的严谨性与对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最终使程序保障与土地纠纷妥善解决。(二)目前，运用"审调合一”的模式的法院调解解决土地纠纷实践中，缺陷日益明显。面对此问题，我们应建立法院的调解和审判分离模式，将调解程序前置到立案后开庭审理前，改革调解庭的组成方式，设立专门的调解法官，以避免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的"角色冲突”。但在设立过程中，仍要坚持法院调解庭引入普通民众，扩大调解组织群众基础。在此，不得剥夺当事人选择调解员的权利和违背回避制度。另外，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诉调对接，发展和完善诉调对接机制。面对复杂多变的土地纠纷，设立或重建关于土地纠纷专业的基层调解组织，或在法院内设立土地纠纷调解室，并实行协助调解，建立协助人队伍，积极培育专业性调解组织。建立专业性的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由有法律素养的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调解解纷。不仅能起到分流作用，缓解积案压力，还可缓解诉讼调解"审调不分”，调解过程影响审理程序的弊端。(三)重构法院调解制度的原则。法院调解在解决农村土地纠纷过程中，法院应取消因调解结案率作为法院、法官的重要考评标准、法院的硬指标等衡量因素所带来的不良"调解之风”，让法院调解自愿原则落到实处，避免调解率成为法院或法官之间互逐的目标。为此，法院应理性对待"调解优先”，着重处理好调解优先与调解结案率、自愿原则以及民事权利保护等之间的关系。如法官对土地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的处理方式予以保护并充分尊重其权利。在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应及时查明双方纠纷争执点，合理合法地开展调解工作，充分考虑当事人利益，准确合理地确定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使争议主体的各项权利保持基本均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确保签订调解协议时的真实性、合法性，内容上确保当事人真实合意。至于法院调解的合法原则应与审前调解程序的合法原则一致，即不同于审判程序中的合法。这里“合法”的考察指标为当事人是否“合意”。土地纠纷法院调解过程中争议主体解决纠纷的合意是其私法行为，即采取宽松的标准，法不禁止即合法。保证土地纠纷争议主体在自愿合意的基础上，确保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限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即为合法。(四)强化土地纠纷法院调解协议的效力，针对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加强法院调解与诉讼衔接，强化其调解机制，有效运用农村“熟人社会”，减少调解资源的浪费，赋予调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既有利于及时、有效和良好地解决土地纠纷，稳定农村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对法院调解工作成效的认可。另外，法院在面对大量复杂土地纠纷进入执行程序等问题，应树立正确的调解观，理性地对待调解结案率，合理准确定位基层法院调解在大调解格局中地位，合理运用大调解，将土地纠纷化解在基层，加强法院调解与执行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从理论和实践上防范和缩小法院调解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的有效措施。

摘要人民调解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解纷成本低、效率高，有利于维护团结与稳定而备受推崇，被誉为“东方经验”。在高校建立人民调解机制，并使之有效运转，对于解决当前高校内部频发的民间纠纷，维护校园稳定与和谐意义重大。

关键词：高校内部民间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和谐校园

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高校内部人员成分日益复杂，各种利益主体相互纠葛，校园中民间纠纷激增，甚至影响到正常的教学与生活秩序。因此，寻找有效途径解决这些纠纷，维护高校的安定与和谐，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高校内部民间纠纷的特点以及解纷方式分析

（一）高校内部民间纠纷的特点

何谓民间纠纷？根据司法部《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的规定，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高校内部民间纠纷，即高校内部教职员工之间、学生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有关财产关系、人身关系产生的民事纠纷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其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纠纷主体特定，包括行政人员、教师、非教师技术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学生等等。第二，纠纷类型多样，涉及前述主体之间发生的有关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涵盖学校日常教学、管理、生活等诸多方面。特别是高校后勤社会化后，围绕着住宿、餐饮、医疗、商品买卖等方面的民事纠纷更是不断涌现。第三，纠纷多具有持续性与反复性，校园范围相对狭小，纠纷各方当事人常常由于共同的工作生活圈而无法相互回避，纠纷如果未作处理或处理失当，就会呈现出持续性与反复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化。

经开区管委会，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及时有效处置医疗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司发通〔〕5号），以及《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的通知》（渝办发﹝﹞89号），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建立市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一、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与医疗服务能力、医疗保障水平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疾病的诊治期望与医学技术的客观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医疗产生的医疗纠纷呈频发态势，严重影响医疗秩序，甚至出现了因医疗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我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对医疗纠纷的处置，本着合理合法、平等自愿、不妨碍当事人诉权和“调解优先”的原则，引入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有利于及时妥善、公平公正地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是建设“平安”的现实要求，是维护全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的设置及主要职能

2013年全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立足全区调解工作实际，以“抓基础、重规范、求创新”为总体工作原则，以提升矛盾纠纷调处能力水平为核心，不断提高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质量和效果，努力发挥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一、积极抓好调解组织建设，着力强化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

1、抓好调处中心实体化规范化建设。明确“人民调解为体、大调解为用”的思想，积极推动县级调处中心实体化建设，开展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年内完成区调处中心实体化建设，区调处中心创建成省级规范化调处中心。

2、抓好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加强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确保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组织健全、人员落实、工作规范，职能凸显。扩大企业人民调解组织的覆盖面，年内，力争300人以上企业都能建立人民调解组织。

3、抓好专业调解组织建设。严格按照《省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规范专业调解组织的设立、工作和指导管理，重点加强医患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专业调解组织建设。

(1)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对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工作人员进行结构调整，充实和加强有医疗知识的人员到中心工作。

摘要:近年来，医患纠纷数量多、调解难度大的问题依然显著存在。调解作为传统的医患纠纷处理方式之一，仍存在各部门缺少协同治理、调解员缺少专业医学知识等问题。华西坝派出所“调解天团”在调解医患纠纷中，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调解模式和经验，新创由患方、医方、医学专家组和调解员组成的调解模式，弥补传统调解方式的不足，兼具公平性、专业性与及时性，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可通过建立“互联网＋调解”模式，加强宣传与推广、培养专业性与复合型的调解人才来不断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调解机制；调解天团

近年来，全国医患纠纷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医患纠纷冲突不仅严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危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甚至严重扰乱社会秩序。2015年5月，连续十多起全国暴力伤医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患方维权意识增强等多方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医患关系不断“升温”。纠纷发生后，患方的非法维权行为往往演变为扰乱医疗秩序等恶性事件，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如何及时有效化解医患纠纷，避免矛盾升级成为关键。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颁布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其中在第二十二条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中增加了“人民调解”。但随着近年来因调解员的医学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容易导致医患双方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故成都市武侯公安分局在深入开展社会治理、践行枫桥经验过程中，华西坝派出所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4家医院［1］联合，采用由患方、医方、医学专家组和调解员共同组成的成都新创涉医纠纷“调解天团”模式［1］对纠纷进行劝解。调解员、医学专家组扭转了当事人医学、法学专业知识不对等的局面，促成当事人更好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

一、“调解天团”调解机制的产生

（一）传统医患纠纷处理方式存在弊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处理医患纠纷的途径分为医患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及人民法院裁决三种。在医患协商过程中，医患之间难以达成一致，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医患矛盾；在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过程中，患者往往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医院的主管部门，又是责任认定部门，调解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调解结果多不被患方接受；选择人民法院裁决方式，易存在诉讼成本高、程序繁琐、周期长等问题。由于上述三种解决医患纠纷的方式均存在一定缺陷，故在国务院颁布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后，更多患者选择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实现诉求。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是独立于患方、医方之外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能相对客观地分析事实，提出合理的法律意见，易为患者所信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调解法》）第二十条规定，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但在实践中，调解时一般无专业医学人士的出席或是找不到愿意为调解出力的医学专家。一般人民调解员大多只具备法学知识背景，而缺少医学专业知识，因此在调解过程中容易出现调解人员是“法学专家”却又是“医学文盲”的现状。虽然调解员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双方解决部分问题，但遇见特别棘手的问题，例如医疗损害因果关系的论证，第三方调解人员通常是束手无策。为解决上述问题，华西坝派出所“调解天团”在原调解员基础上增加了医学专家。当事人双方申请调解时，不仅有具备法学知识的调解员，也有具备医学知识的专家为当事人解疑释惑。调解员专业背景的增加不仅有助于缓解医患双方的紧张情绪，避免矛盾的激化，还可客观地分析事实，提出合理的意见，促进双方达成一致，化解彼此的矛盾［2］，使得各方花费最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以获得各自最大权益。（二）现有调解机制中缺少协同治理。现有医患纠纷调解机制中，普遍存在着“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情况。各部门之间缺少联系、合作，会使自身办事速度与质量大大降低。传统调解机制包括申请、受理和调解三个阶段，当发生医疗纠纷时医患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且自愿调解的，可向街道办事处进行申请。街道办事处受理审核合格后，派调解员到医院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进行调解。该种调解模式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派出所调解虽可以保证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避免发生“医闹”事件，但调解室数量有限，当事人在申请调解时需要进行预约排队，大多情况下需要等待较长时日才能找到调解室的“空档期”；第二，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集中了西南地区大量优质的医疗资源［3］，来就医的患者大多为外地患者，患方需要在预约日期赶到，途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大；第三，由于司法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公安系统间的差异，在调解受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各自为营”，各部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拒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综上可知，医患纠纷的解决不单单调解的是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还需要协调司法、公安等各方参与治理，以减少各方资源的浪费，维持良好的医患秩序。想要实现多部门协同分工，在治理过程中的“无缝对接”便成为关键。为此，“调解天团”在华西坝派出所的统一协调下，在四川大学华西四家医院院内增设医患纠纷调解室，一旦发生医患纠纷，由派出所民警向调解团队成员派单，调解员立即入驻所对应的医院调解室，实施联合调解。此操作省去预约的流程，医患双方可在华西各家医院的调解室随时进行调解。另外，“调解天团”也会随机抽取1至2名医学专家加入调解，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建议。由此以来，“调解天团”同时具有医学、法学背景的专家，经验丰富，能更好地在调解中满足双方的主张和诉求，为医患纠纷的解决提供专业服务。

二、“调解天团”处理模式的特征

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的意见》、《省司法厅关于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的意见》，《市司法行政系统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活动实施方案》要求，结合辖区工作实际，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指导思想和活动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营造和谐环境为目标，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为着力点，坚持统筹安排、立足预防、重在化解、健全机制、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通过开展专项活动，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杜绝群体性事件、民转刑案件、群体性上访事件，进一步提高矛盾纠纷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协议履行率、人民群众满意率，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不断提高人民调解的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实现“新跨越、进十强”的新目标作出新贡献。

参加人员和组织机构

四里河街道人民调解员参加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司法所整合法律援助资源，共同参与。为加强活动组织机构，经研究决定成立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由街道办事处主任胡云峰担任组长、办事处副主任董平担任副组长，司法所所长、司法所助理员及各社区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四里河司法所，负责本地区活动的开展。

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