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范文10篇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一次凸显了金融统计制度在宏观经济统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货币与金融统计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它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评判依据，为个人理财提供对称信息来源。货币与金融统计工作能否有效的进行以达到预期效用取决于金融统计制度完善与否。本文从我国金融统计体系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金融机构部门和金融工具分类、货币统计、金融统计、金融监管统计以及金融统计数据的披露和共享机制五大方面不足，并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一、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现状

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是追随或统一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但又不能忽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点，因此，我先将1993年设为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阶段的总分界点，再将1978年和2000年设为分分界点。1993年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MPS下的金融统计体系，第二阶段为SNA下的金融统计体系。在第一阶段中，将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折点作为分界点。1978年之前，中国金融统计体系是建立在苏联模式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金融体系基础上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主要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综合信贷计划服务为主。自1978之后，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已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以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为主体，保险、证券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这时，对于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来说，金融统计体系已经发生文/孔繁彬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简单综合信贷计划服务统计、现金统计已经远远不能与之相适应，涵盖全社会金融活动的金融统计体系已经形成。第二阶段，由于2000年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中国带来了无数机遇和挑战，比如如何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独善其身、如何解决加入WTO后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何应对相关国际准则的陆续出台，如何利用GDDS成员国身份学习先进经验并提高中国金融统计数据公布水平等，因此将新千年作为这段时期的分界点。200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MPS向SNA的成功转型，金融统计体系也在按照SNA的要求逐步发展完善。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相关统计法律法规，为金融统计提供了法律保证。同时，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报送金融统计数据的制度、全科目上报制度等，这些都是对金融统计方式的重大改革。新千年后，对中国金融统计体系影响最大的国际标准应该是《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它的出台为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目前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中国的金融统计框架是以《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要求的基础上构建的，随着SNA（2008）、CGMFS(2008)的相继出台，又为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不断优化提供了可靠方法指导和改革动力。

二、现行金融统计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总的来说，我国在金融统计制度改革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但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的深化，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现行的金融统计制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金融理论研究和宏观调控工作的需要，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与缺陷，下文就对现行的金融统计制度存在的不足作些阐释。

（一）金融机构部门和金融工具分类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和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及其联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联社等金融机构。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金融相关审计业务，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从事的下列业务：

（一）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的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二）接受金融机构委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进行的专项审计业务；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加强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授权投资主体对金融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

本办法所称金融企业，包括所有获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和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财政部门授权投资主体转让所持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以下统称转让方）转让所持国有资产给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受让方），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产业政策规定。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农业是弱质产业,面临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不可避免的市场风险。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农业保险立法缺位、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难以为继、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或是需求无法满足、缺乏政府有效的引导和扶持,这就需要财政资金给予扶持。构建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加强财政和金融的政策协调,建立巨灾风险专项基金,发挥财政对农业保险的监督与管理作用。特别是农业保险补贴是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有力工具,有利于构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

[关键词]农业保险;公共财政;农业保险补贴;普惠金融体系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缺位

从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来看都是立法先行。我国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或者相关的农业保险法规和条例。农业保险的立法思想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条文中。1993年《农业法》第31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对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被列入国务院2007年立法计划,由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起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台,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始终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农业保险发展主要依靠各地的政府文件,诸多问题的解决措施缺乏法律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面临挑战。

(二)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难以为继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劣化的过程，探讨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适应效率问题。昭和银行危机和战时金融管制决定了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行体系为中心，银行体系受到政府严格保护。政府严格保护下的银行体系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旧金融制度下的制度租金导致了银行业的贷款扩张冲动，从而助长了经济成熟期后泡沫的形成和膨胀。当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制度自身的危机也就在所难免。日本金融制度危机对转轨经济的一个重要教训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变革必须考虑到该制度对未来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效率，而市场竞争程度是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

根据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经济制度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废除这一由历史性事件的先行发生而形成的经济制度，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变化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金融制度发展史，其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分合合时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前，各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制度（投资银行业务和一般商业银行的存贷、结算业务均可在一家银行或金融集团进行）。如德国实行的是全能型银行制度，而在英国，法律上并不存在对银行业务的限制，但由于商业银行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在8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制度。但自1986年实行“大爆炸”式金融改革以来，英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模式。历史地看，美国在“大危机”之后通过的CS法案开创了以立法形式要求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的先河，此后，英、日、法等步其后尘，建立了与其类似的金融制度与监管框架。但自80年代以来，根据具体的国内情况及国际金融的发展潮流，英、法、日等国先后放弃了这一分业经营制度，并一度确立了在国际金融领域与美国抗衡的优势，而美国由于实行分业经营的弊端，在与英、日、德等国的较量中曾一度处于下风。在分业经营的管制下，美国商业银行面临狭小市场中的过度竞争，盈利水平下降，它们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以创新的形式改变现有的市场环境，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监管的束缚，使监管政策失去了初始成效，但却给市场增加壁垒和成本，这使得业务相对单一的美国商业银行在与外国商业银行、本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受到两面夹击，内忧外困，备受掣肘。随着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灵活的投、融资渠道增多，投资基金、投资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在整个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这也就是美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脱媒问题，导致其在竞争力和稳定性方面逊色于其他实行混业经营的竞争对手，甚至在80年代后期一度失去了国际金融霸主地位。美国银行界强烈呼吁废除了CS法案，给予其发展空间，直至1999年11月4日美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并同时废除CS法案。这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此正式迈入混业经营时代。而全球范围内，混业经营由于其自身优点，在国际金融竞争中逐渐胜出。日本也于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渐允许银行、证券混业经营，专业制银行和混业经营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国都是以市场为导向选择了混业经营。“大危机”时期，出于国家短期稳定、安全利益的考虑，美、日、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制度，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及金融机构（主要指商业银行）的逐利动机，从而以金融创新、金融工具的方式在实际上实现了混业经营，随后各国立法给予了事后的确认。这种银行业的分合之争的最终解决，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决定。

三、对金融经营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解释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是整个金融危机救助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独有的威慑力可以有效地防范危机救助中的不规范性、随意性、道德风险性和浪费性，避免救助中权力的滥用，从而保障金融危机的有效治理。为此，我国应未雨绸缪，在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中努力构建完善的危机救助惩罚制度。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

我国已经颁布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也明确了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问题。如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对存款人或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贪污、侵占以及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违法违规的纪律处分与刑事责任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情节对直接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警告、罚款、取消或限制其任职资格等惩罚措施，也明确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明确了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管理规定时，监管机构可以对该金融机构处以罚款、停业整顿、吊销金融业经营许可证的处罚，并且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还会受到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惩罚制度看似完备，但却很难在金融危机救助中发挥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模糊性

1．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惩罚制度。我国现有惩罚制度大多是针对金融监管过程和金融业务过程中金融监管机构员工、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其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没有考虑金融危机救助的特殊性，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也就使得制度适用上产生模糊。

2．现行惩罚制度对具体的惩罚措施常常只做原则性规定。如当商业银行违反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取消其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这一规范虽然表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分不同情形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任职资格进行限制或禁止，但是未明确“一定期限”，显然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一、理念创新:从教育需求方视角研究教育金融制度

教育金融,是解决教育融资问题的新理念。通常，人们大都习惯于将教育理解为一种公共产品，认为国家应理所当然地为教育发展提供经费。这种由国家提供教育经费的机制叫做“教育财政”。事实上，教育也具有“私人性”，教育经费应当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承担。当个人经费不足时，可以通过市场途径获得融资，这种机制叫做“教育金融”机制。大家熟知的“助学贷款”就是有政府参与的教育金融模式。

本文所研究的教育金融，又有如下新视角：

其一，融资主体特指教育需求方，不包含教育供给方。比如，它仅探讨学生的金融问题而不探讨学校的金融问题。后者研究的是企事业单位的投融资问题，属于传统问题；而前者属于自然人的投融资问题，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都比较落后。

其二，教育取其广义概念，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在职培训。从纵向上讲，广义教育与终身教育理念一致，它包括个体在母体中孕育到离开人世的整个过程。

其三，这里所谈的教育金融不仅仅是融资问题，还包括投资和理财。要从理财的角度探讨大学生如何有效运用所拥有的各种资源，高效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以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效果。上述教育金融概念的提出是对现存两大重要命题的进一步深化。

摘要：本文回顾了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沿袭，给出了自己对农村金融特点的理解，分别是农村信用社是改革的核心对象，改革进程较为缓慢，改革为自上而下，改革步伐后滞于农村金融自发的创新，从而归结出在新常态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关键问题。从问题导向出发，以及在研究国内外农村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时点。

关键词：农村金融；特点；改革

一、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1979年至1992年，起步与恢复；（2）1993年至2003年，整合完善；（3）2003年至今，深化调整。改革涉及到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与业务范围调整、农业风险保障机制等多方面,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农村信用社是改革的核心对象。（1）在起步与恢复阶段，农村信用社仍然作为农行的下属网点，但在经营上必须坚持“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原则。（2）在整合完善阶段，从农行中将农村信用社分设出来，打造成农村金融的主体。（3）在深化调整阶段，农村信用社开始向央行兑付票据，置换不良资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向农村商业银行改革过渡，转型成为服务于农村农业的专职银行。2.改革进程较为缓慢。我国新制度的实施一般采取先试点再推行的方式控制风险，也给百姓充分的时间适应。虽然这种方式比较稳妥，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改革过程的漫长，且影响了非试点地区改革推进乃至经济发展的速度。3.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我国的金融制度改革政策皆由政府出台，没有农业需求打地基。因此，在创新制度的实施中，把整合各个机构作为中心工作，而其他方面如风险管理等功能的完善却没有被提上日程。这种制度创新有效的提高了改革的效率、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却也加大了脱离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4.改革步伐后滞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与农村私企”两次重大变革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得到了优化，生产力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产业转移也大大推进。而对这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都未能亦步亦趋得与之匹配，形成了历史欠账。特别是2014年中央关于加快土地流转的文件下发后，农村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一次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远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具有对象单一性，进程缓慢性，政府意志性和步调不统一性。

二、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产权结构不明确。（1)中国农业银行产权主体虚置中国农业银行的产权主体是国家，目前虽然它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革，但其所有权、处置权等依然属于国家控制范畴。政府国家管理农行使农行的发展带有较多行政干预，不自觉的便与其商业化的理念相违背。且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难舍难分”造成了银行经营管理的工作链过长，提高了办事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2)农村信用社产权结构复杂，背离创建的本意农村信用社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它创建的本意为合作金融、民主管理。然而随着信用社产权制度的改革，众多社员由于股份小而无法参与信用社的管理，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更是导致了产权结构的模糊，产权主体虚置。有的片面追求高分红、高配股、高回报，竭泽而渔，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泛力。2.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不足。（1)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中国农业银行完全商业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个体农户借贷金额少，抗灾害能力差、风险大。同样贷一笔款，一亿和一万要经过的手续相同，银行要花费的成本相同，获得的利益却有天壤之别。自然，在两项贷款的比较中，商业化后的农业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农业银行不姓“农”，让支农工作的开展失去强大支撑。（2)农村信用社不堪重任农村信用社作为制度改革的单一对象，难以充分满足三农需求。由于农民个体分散经营，经营规模小、不良资产多、风险大等问题，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将钱贷给农民，撤去了农村网点。而农村信用社也因失去商业银行的合作支持，孤掌难鸣，而偷偷地跟着撤去了许多农村网点。这使信用社失去了熟知三农信息的优势，无法为三农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让国家本就不够充分的支农工作更加无法开展。3.农业发展银行功能不完善，支农效果不佳。前些年农发行将自身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粮棉油购销储备的工作上，集中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从很大的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近年来，农业发展银行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初具雏形，如高标准农田水利，农田灌溉，土地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等。但因机构延伸不到基层，面对农村千家万户在生产过程中的流动资金需求，无能为力，信贷支持无法向生产领域延伸。4.农业保险不到位，农业生产风险问题得不到解决。农业属于弱质性产业。特别在我国，经营规模小，个体经营受自然灾害影响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保险不可或缺。尽管我国保险行业长期滞后（总数少，分配布局不合理），自1982年重新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后，农保的发展一度呈上升趋势，防灾减损、风险补偿。但由于农保发展速度无法跟进农业发展的速度，1993年后，我国农保行业逐渐没落，农业保险的险种数目缩减了近一半。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风险问题得不到解决，生活也就得不到保障。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对金融机构衍生产交易进行规范管理，有效控制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以下简称外国银行分行）。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合约的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衍生产品还包括具有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可分为两大类：

（一）金融机构为规避自有资产、负债的风险或为获利进行衍生产品交易。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最终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