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略范文10篇

一．泰西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连

l拿破仑时期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寄义：为商业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举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基了对法的上风职位地方，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斗是拿破仑时期。这场战争有着非统一样平常的经济价钱观的斗争，法国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顽强地推行重商主义，珍视商业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关闭英国，使之难以得到富足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商业为基本的重商主义体制，要领即是克制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关闭法国，克制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用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长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资本。

宛如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商业掩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外貌的征象。现实上，商业战在双方并非黑白常严酷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商业以及美洲与法国的商业在肯定水平上一连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构造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列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连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效果来看，英国人没有构造起有力的商业掩护体制，并有用地制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创建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固，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终极，是欧洲列国扬弃了拿破仑。

完全以经济的视角解读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争霸战是片面的，但是，我们确是可以发明两国的竞争中存在偏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斗争。斗争的效果是海洋商业与国际金融得到其在欧洲以致举世经济中的突出职位地方，以致可以说，国际商业与金融活动的现实职位地方是历史性地渊源于重商主义，并在十九世纪在举世取得的胜利。而重商主义的胜利不再是更早世纪的商业航道与海权的争取，实质上其确定了金融活动的国际职位地方与金融气力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战略职位地方。荷兰过早而明智地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予英国；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战竞争中败于英国后，其贵族体制没有表现出构造宽大拉美殖民地经济资源的本事；法国的扩张黑白常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这被布罗代尔称为“巨人症”，其放弃外洋殖民地以致可以说是其的一种开脱。唯有英国真正享受到地理大发明所带来的大国竞争所需的有力的外洋资源支持。这难以仅仅用重商主义商业使用和市场自由主义等加以评释的，题目的焦点是英国的金融恒久生长战略。

金融信息化已是大势所趋，目前，相关研究作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进入了启动阶段。这一项目，是构建在由通信网络、计算机、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四要素组成的国家信息基础框架之上，由具有统一技术标准，能以不同速率传送数据、语音、图形图像、视频影像的综合信息网络，将具备智能交换和增值服务的多种以计算机为主的金融信息系统互连在一起，从而创造金融经营、管理和服务新模式的系统工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信息化在国民经济信息化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客观上要求以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支撑，不断推行金融创新，实现自身的信息化和知识化。为此，需要我们从战略、运作和技术三个层面加快金融信息化的建设步伐，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知识密集型的金融业属性

与传统金融业相比，现代金融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在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和业务开拓等方面，日益体现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营管理特征。金融业的这种行业属性，决定了必须以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支撑，不断进行创新，实现自身的信息化，从而逐步达到整个业态的知识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在组织构架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为金融业提供着新的管理工具和技术设施，而且不断催生着新的管理方式。当金融业达到高度的信息化之后，它就像具备了健全的神经系统，各末端的信息能实时传送到营运总部，实现智能化的决策和快速的反应。这样，大大强化了管理效率，扩大了管理范围，减少了管理层次，缩短了管理链条，促进了金融机构的管理模式向“扁平化”方向转变。

在运作方式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信息服务内涵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带动了对信息服务需求的强劲增长。随着消费者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多样化，金融业过去的服务种类、服务方式已经越来越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金融机构若想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必须转变经营观念，由面向账户的经营转向面向客户的经营，向客户提供定向的个性化服务赢得客户的信任，并建立开放型、全方位、全天候的现代化营运体系，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中，欧美亚的大国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中，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受到了重视，但是似乎传统的解释总是将贸易的重要性视为根本，金融战略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金融战略并非是国家当局的随机选择，而是金融的价值原则、制度模式和金融体系力量的综合体现和持续柄持的国家竞争手段。

一．欧美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系

l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定了对法的优势地位，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战是拿破仑时代。这场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的斗争，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使之难以获得足够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方法就是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封锁法国，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加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

似乎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贸易保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贸易战在双方并非是非常严格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法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系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结果来看，英国人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贸易保护体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终，是欧洲各国抛弃了拿破仑。

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承接大国。发展服务外包对调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对外贸易增长、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日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印度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服务外包承接国。面对印度的领先优势，中国如何抓住当前时机提高竞争力、改善中国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上的竞争格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格局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服务提供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金融机构的一些操作性的、非核心的、成本高的甚至部分核心业务，如资产评估、报表审计、软件开发等业务，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缺乏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水平而难以兼顾，通过外包给专门机构可有效降低成本、转移风险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外包内容主要存在于两大领域，即业务流程外包(BPO)和IT外包(ITO)，具体来说有产品研发设计、发卡与收单服务、数据处理与灾难备份、呼叫服务等。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高速发展，当前在所有外包行业中，金融业的外包规模仅排在制造业之后位居第二。TowerGroup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的外包趋势正不断加强，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服务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9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4%。德勤公司200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美国将有356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要外包给海外机构，占现有金融服务成本支出的15%。另一份报告预测，全球外包市场容量将达1万亿美元左右。

外包通常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把耗费大量人力的服务及操作中间环节外包到人工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Gartner集团认为目前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外包出的IT职位比例不足5%，到2015年该比例将增至30%，未来5年内服务外包迅速增长的势头将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流向发展中国家。在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全球市场中，我国和印度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跨国金融机构从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印度是我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目前居于优势地位[1]。IDG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而印度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承接国，并垄断了美国市场。根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外包业务为印度公司带来了172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占全球同类市场的44%。预计到2008年印度在全球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市场所占份额将达到51%，年销售收入将达到480亿美元。另一份研究表明，印度外包商在全球离岸外包市场上占有80%的份额。美国情报文献中心的统计显示，2003年印度服务外包业赚取了170亿美元，而我国的服务外包仅有6000万美元的收益，远远落后于印度。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进金融服务方面，我国也与之存在差距，因为我国的高端通信产品和大型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严重依赖国外。

二、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1999年，为解决“千年虫”问题，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将数据修改工作外包给印度，这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业的崛起。印度金融外包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达56%，2005年营业总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目前，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提供范围扩展到信息类业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更具战略性的领域，越来越多的金融集团将业务流程整体外包给印度企业。这使印度企业不仅提供优质的互动式客户服务，也承担了欧美本土企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花旗、渣打、汇丰等大型金融集团已在印度设立了10多个处理中心，这些处理中心规模增长迅速。如渣打银行全球共享服务中心为渣打银行在全球56个国家的分支机构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后台业务支持，可以对全球各个分支机构业务运营情况进行比较和评价。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各种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等迁移到印度，带来大量相对高收入、高技能的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印度的产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在银行业中，金融服务外包已经涉及到批发银行、金融市场分析与交易等多种高端业务。在印度开展外包业务的花旗银行、VISA信用卡、通用金融公司、渣打银行等国际金融巨头创造岗位超过20万个。此外，一半以上全球最大的保险机构都在印度开展了金融服务外包[2]。

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中，欧美亚的大国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中，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受到了重视，但是似乎传统的解释总是将贸易的重要性视为根本，金融战略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金融战略并非是国家当局的随机选择，而是金融的价值原则、制度模式和金融体系力量的综合体现和持续柄持的国家竞争手段。

一．欧美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系

l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定了对法的优势地位，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战是拿破仑时代。这场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的斗争，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使之难以获得足够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方法就是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封锁法国，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加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

似乎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贸易保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贸易战在双方并非是非常严格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法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系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结果来看，英国人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贸易保护体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终，是欧洲各国抛弃了拿破仑。

创新驱动战略是江苏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江苏省“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最突出亮点是在过去“五大战略”基础上，提出实施“六大战略”，首次把“创新驱动”提升到战略层面，并作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江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开放型经济，成功实现了两次战略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了新台阶，201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545美元，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水平。“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江苏要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推动江苏经济发展进入以创新驱动为主的新阶段，实现第三次战略转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江苏把创新驱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在进一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过程中，江苏必须发挥好金融的支持作用。

一、江苏创新驱动战略的绩效

1989年，江苏在全国率先提出“科技兴省”战略，2006年又确立了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战略目标。《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1》显示，2010年江苏区域创新能力继续保持全国第一，连续三年蝉联榜首，这一成绩的取得可以用一系列事实来说明。2011年，江苏省专利申请量34．8万件，授权量20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8．47万件，均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授权量1．1万件，位居全国第三(见表1)。2011年全省企业共申请专利19．6万件，授权专利11．9万件，均居全国第一。2011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不含直辖市)中，江苏省有三个，分别为南京、苏州和无锡。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江苏全社会R＆D投入分别为580亿元、680亿元和840亿元，均居全国第一。2011年全社会R＆D活动经费为107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2%，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这一比例高于大部分省市，但与北京、上海等还有一定差距。全省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从2000年的19．4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84．2万人(其中R＆D人员为44．6万人)。

二、江苏金融支持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

江苏经济走在全国的前列，金融为推动江苏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江苏金融支持创新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我国金融体制的固有局限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正在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渡，银行信贷融资仍是主要的融资方式。银行基于稳健的经营原则，缺乏对高度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的支持。目前我国的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银行体系也比较单一，竞争不充分。较高的存贷差和没有竞争压力，使银行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的动力缺乏，融资难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中小企业。我国的创业板于2009年10月23日在深交所正式启动，获得快速发展，但在筛选、定价、退市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债券市场以国债为主，即便在十分弱小的企业债市场上，发行主体也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且发行程序复杂;债券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1．4倍，这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并阻碍了大量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进入债券市场;在债券品种上，我国多是中长期附息债券，短期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很少，有助于创新型企业融资的高新技术债券和垃圾债券更是缺乏。

摘要：国美自20世纪90年代成立以来，三十年间几经沉浮，如今正处于家电零售行业的领军地位。在此期间，国美的金融战略也成为了许多行业及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而近几年来，国美注重结构化转型，从提出“家生活”理念到推行“共享零售”战略，从专注于家电零售到侧重于向客户提供家庭整体解决方案，这位老牌零售巨头的商业模式转型在扎根主业的基础上逐渐向外推进，外界不禁好奇，国美同时期的金融战略到底如何进行规划与实施？本文将从资本结构、股利政策、融资策略、管理层架构和公司框架等因素对此话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美;金融战略;资本结构;股利政策;融资策略

1国美发展历程

国美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经过1997—2003年间的持续性扩张成为全国连锁的家电零售企业。2004年，国美在港交所上市，并在之后的几年通过兼并以永乐为代表的一系列同质公司实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计划，2011年开放线上市场。2016年国美公司更名为国美零售，同时明确了其整体家庭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商业定位。现今，国美是中国领先的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全渠道零售商。而对于国美选择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也许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公司考量：首先，国美在港交所可以获得更准确的公司价值预估。一方面，香港市场处于国际市场的潮流之中，相较于大陆市场而言，香港市场内有更多了解家电零售行业的专业人士和相关公司，这不仅能够确保国美估值的准确性，还能引起熟悉行业的投资者的兴趣；另一方面，香港股市始终投放于全球大环境下进行评估，其测算的企业价值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目前公开的所有信息，也使得估算结果更有信服力；其次，香港具有更成熟的市场环境和更严格的监管体系。相对于大陆市场，香港的股票市场产生时间更早，市场体系更加清晰，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行者风险；最后，香港拥有更大的市场以及更充足的流动性，香港作为自由体系市场，并没有货币数量限制，国际游资可以自由进出，这为市场提供了更好的流动性。

2基本面分析

本文选取了国美所在的家电零售行业的五家可比公司：苏宁、格力、美的、飞科、海尔作为基准对照，对于国美的营运情况进行简要分析：近几年国美在存货方面表现不佳，究其原因是产品的销售性变现性不强，这也许也是国美频打价格战的原因。而对于家电零售行业，其应付账款主要源于类金融模式的短期融资，这种模式需要良好的品牌影响力与品牌信用作为凭证以实现上游赊购行为，而随着国美信用评级的下降和债务比率的增加，其类金融模式能力与行业其他公司相比差距较大。但国美的应收账款数据表现亮眼，或许由于国美并没有因为库存过多而选择和海尔等公司相类似的清库存赊销策略，使得自身的现金流量保持健康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国美的现金周期优于行业平均值，如表1所示。2.1资本结构。如图1、表2所示，从广维角度来看，国美的资本结构大致分为股权(普通股)以及债权(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细究而述，国美的债股比例呈现了债升股降的趋势，债务比率从2015年的5.04%跃升到2018年的66.27%，这样的融资结构调整带来了四点好处：第一，融资成本大大降低。理论上因为税盾效应，越高债务比率对应的融资成本就越低，但在2017年后，因为利润的由盈转亏，税盾效应便不复存在；第二，管理层收回部分公司控制权。公司股权不再被稀释，使得管理层能够按照本身规划更为顺利的实行，诸如建立美店等战略改革，而无须担心与股东的冲突而产生的成本；第三，资本结构得到优化。资本结构优化的广义概念是在公司内在价值升高的前提下，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逐年降低。随着国美价值的逐步提高，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也从2015年的10.20%下降到2018年的6.30%；第四，国美现今股价处于低位，在此时选择发债而不是发股的策略，是对于国美公司价值的保护。同时，融资结构的改变也带来了些许问题：一方面，国美违约风险陡然提高。大量的借债提高了国美的违约风险和破产成本，这使得信用评级从2017年的BB降至2019年的B+，无异于增加了未来借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国美的资本灵活性受到重创。近三年来国美大额借债，其现有债务即将触及公司债务容量的临界值，未来公司的债务融资都将受到限制，但同时，国美的公司转型刚刚开始，2016年国美在提出上下游业务合并规划的基础上，还进行诸如家装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进行例如体验店等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美都需要充沛的资本注入和自由现金流予以支持。两者综合来看，高比例的债务并不适合国美现有的发展模式。债务融资可以概括分为短期债务融资和长期债务融资，国美的短期债务近些年持上升势头，从2016年的4.8%跃至2018年的48.1%。从成本而言，根据流动性溢价理论，利率曲线总是呈上升趋势，所以大比重的短期债务的确能够减少融资成本。同时，短期债务具有借债门槛低，借债速度快的特点，更容易向公司提供资本流动性。然而，现有的债务比例分配也许并不完全符合国美公司的现状。第一，近些年国美的速动比率、流动比率、现金比率以及运营资本数据都较为疲软，利息保障系数甚至小于0，这都说明国美目前短期偿债能力不佳，这时如果国美依然不减少短期债务的比率，高比例的短期债务就会引发资金链断裂的可能，从而产生运营风险；同时，国美的资产负债比从2016年的66.06%升至2018年的81.25%，也从侧面揭示了国美长期偿债能力的萎靡；第二，短期借款原本能够提高资金的流动性，从而产生新的收益，但是，国美目前利用供应商货款和短期贷款来偿还长期贷款，一旦资金运转出现问题，偿债便受到极大影响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总的来说，从资本结构的角度而言，国美急需快速减少债务比例。一方面，国美正处于缓慢的转型期，需要大量资本和时间来维持日常运营；另一方面，从资本获取的角度而言，首先，国美的资本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都低于资本成本和股本成本，以至于不能产生超额收益来补贴运营活动；其次，公司负债比例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高杠杆率便会产生违约风险从而引发小规模的财务困境，这也提高了公司的破产成本；如果向外融资，随着债务比率的增高，股权债权的成本都相应提高。同时长期短期偿债能力都表现不佳。2.2股利政策。国美在16年之前保持接近于40%的股息支付率，略高于行业平均值，从而吸引了一批热衷分红的稳健性投资者。在2017—2018年，因为企业转型，国美采取零股息政策，降低了国美股票对于原先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表3中股东自由现金流和分红的对比可以发现，2015年，分红总计远高于股东自由现金流，说明国美支付了超额分红以吸引股东并提升公司影响力。但分红情况和公司情况并不吻合，一方面，当年度国美的资本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都低于资本成本和股本成本以至于没有产生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作为低利润的零售行业，国美将价格战作为营销方向，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综合而言，对于2015年的国美，建议减少分红而将现金投入于最佳项目。在2016—2018年，分红总计低于股东自由现金流，资本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也都低于资本成本和股本成本而仍然没有产生超额收益，此时的零股息政策是明智的，超额的现金流量建议用于已有项目的调整中。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近些年国美不仅处于漫长的战略转型期，同时伴随着三个特点：第一，高收入，高成本，无利润或负利润。第二，内部融资少甚至为负，仍需要的高额外部融资支持。第三，自由现金流回收额低。这样的发展情况符合降低股利的背景需求。在2016年和2017年，国美都曾大量回购自由股票，在低股价时回购股票使得国美可以超低成本回收控制权，其次，回购行为也向市场释放了国美股价被低估的信号，以刺激股票需求，如图2所示，两次大型回购行为结束后，国美股价都获得了可见的提升；最后，国美也在利用回购行为创造接管壁垒，在市场中，低股价股票容易被做空，而对于当时的国美股票，在股票市场内投资者做空行为自然也比做多行为更加频繁，国美理应抓紧回购来实现反收购，如图2所示。如图3、图4所示，通过分析国美的融资策略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从债股分析中可以发现，更大比例的资金来源于债务融资，从国美的现实情况分析，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出于成本考虑，另一方面，国美现今股价被低估，股权融资不仅获得资金较少，而且会丧失公司控制权。第二，从债权内部比较，银行贷款比例低于发行债券筹得资金的比例。对于国美这种体量的公司，银行贷款成本更低，筹资速度更快，国美2016年提出“家生活”理念并推动全公司转型，短时间需要大量流动性强的资金以支撑，银行贷款自然是更好的选择。第三，国美融资来源较为单一。近几年来国美的筹资模式还仅限于普通的直接融资：普通股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以及以商业银行为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并没有通过多重融资手段实现风险分担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控制。从国美的管理层架构以及商业框架的角度来看，这其中也许有个别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第一，在近几年中，国美的董事会成员名目变化较小，整个领导层长时间处于相同配置会大大降低公司决策的全局性和有效性。第二，现阶段国美使用的商业策略较为激进。从2016年开始，国美从横向试图将业务开展到家装等相关产业，纵向试图将市场从一二线城市下沉到四五线县镇，在自身账面已经不获利的情况下采用两种扩张同时进行的商业策略过于激进。第三，2016年国美选择发行5000百万普通股来完成对艺威发展有限公司的收购，而不是像往常选择用留存收益或者债务完成收购，这大大增加了收购成本。第四，国美所在的家电零售本身处于低利润行业，但近些年为了加强客户黏性，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国美与苏宁、京东频打价格战，这会影响公司的健康稳定增长态势，更会因为逐利厮杀而忽略了对产品品质的掌控，导致服务品质陡降而使自身品牌受损。

一、上海金融人才资源现状与趋势

1.金融人才数量与质量现状。目前上海与世界上一些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在很多指标上均有较大差距。但是，最令人担心的差距还是在人才方面。从总量规模上来说，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从事金融业的人口达10%以上，而上海只有1%。纽约拥有77万金融人才，香港有35万，而上海不足20万。从质量和结构上看，上海基础金融人才总体来看还是供大于求，但高层次尤其是关键岗位的金融领军人才极其缺乏，主要表现在金融新产品开发、风险控制、营销管理、大额资金管理和保险精算等领域。既缺复合型人才，又缺相关专才；既缺理论人才，又缺实务人才。仅以国际公认的注册金融分析师为例，美国目前有25000名，香港、新加坡各有1000名，而上海才几十名。金融人才缺口超80万。目前金融人才市场的状况是：一方面金融人才缺口达几十万；另一方面却是大量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2.金融人才培养状况。目前，上海金融人才的培养体系主要来自各高校、商学院、银行系统以及民办金融学校，其中又以高校创办的金融或者经济学院为主。如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上海交大的经管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的商学院以及金融与统计学院、上海大学的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等，银行系中最为典型的是上海金融学院。上述这些机构，仅仅培养的是中低层次的金融人才以及管理人才，真正最后成为高端人才的凤毛麟角。

3.金融人才需求趋势。调查显示，中资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才2003年～2005年近3年的平均流失率在5%以下,而高级专业人才近3年的平均流失率则在5%～10%。这两类人才的流动去向都大致为同行外资、港澳台资企业或者同行中外合资企业。2007年4月，东亚、渣打、花旗和汇丰四大外资银行在华正式亮相，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各境外银行和境外投资机构厉兵秣马抢滩中国。随着金融机构的扩展，这个庞大而新兴的行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一轮竞争——人力资源已经开始。

据一份外资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35家外资银行将有7家预期雇员会在2008年以前增加50%，13家银行预计将以两倍的速度增长。东亚、花旗、渣打、汇丰在最近两年内至少增员1000名以上，汇丰银行则表示95％的员工将来自本土。据上海期货同业出具的数字显示，目前2007年仅浦东期货师缺口至少在1万名以上。

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上海最缺的是银行家和金融家，特别是既懂国内金融又懂国际金融规范运作的金融人才和专门人才，如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投资管理分析及决策人才，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活动和金融创新，需要大批合格的金融监管人才。二、上海金融人才资源开发展略研究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内容及意义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提出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四国陆地总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2012年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四国物产丰富，资源能源富集，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印缅孟次区域包括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在内，陆地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亿。次区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核心区和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孟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是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三大市场融汇地，联动全球1/3以上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通道价值、地缘区位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最早由云南省的学者于1998年提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关学者的策划下，1999年昆明市举办了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一直以来以非正式官方交流为主。从空间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综合视角，中印作为两个大国和大市场，尽管共有边境线较长，但出于地理特征和政治安全等因素，需要选择恰当区域开辟狭长的安全缓冲区和经济交往区，并依托本国的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园区建设、商贸旅游文化等交流与合作，促进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及周边缅甸、孟加拉等国家的经贸往来。该区域具有明显的“跨境经济走廊”特征，涉及中印缅孟四国，因此该区域称之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近年来，中印缅孟四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相互贸易、投资等不断增加，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5月，总理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达成一致同意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倡议建设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这也标志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重点应包含以下内容:1.以交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基本条件;2.互补性产业结构和巨大的相互贸易需求，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动力所在;3.分布在交通沿线的产业园区各具优势，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集聚明显;4.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在内的互联互通便利;5.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增强中印两个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6.提升对缅甸、孟加拉的投资水平，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能源优势。

(二)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后，但自2011年以来开始下滑，突出表现为对外贸易拉动量能不足。2012年，中印贸易额由2011年的739亿美元回落至664.7亿美元，同比减少10.1%，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因此，两国都迫切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出口市场，遏制出口贸易下滑态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于此背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面临加快西向和西南向开发开放的历史重任和现实需求;同时，印度也面临东北部和北部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缅甸、孟加拉也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有所作为。可见，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符合四国的共同利益，次区域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有望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也将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有利于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方政治互信。长期以来，缅甸和孟加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稳定，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民间往来十分频繁，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有必要加快在该区域的经济布局，以此进一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印两国关系近年来也不断改善，但领土边界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制约了两国在更多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有助于四国扩大经济合作范畴，以此为根基不断增强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可见，从深化经济务实合作入手，巩固全方位合作关系，对中国进入南亚进而连接西亚和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意义重大，对中国出海口战略、能源战略、资源战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影响深远。第三，有利于资源技术互通，增进各方国民福利。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区域之一。但是也要看到，四国在资源、技术、资本、人力等方面各具优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发展潜力巨大。经济走廊建设将推动各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和贸易投资往来，对促进次区域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增加投资和贸易机会，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强物质文化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提升福利水平。可见，建设好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促进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和最具潜力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带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发展，对开发亚洲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加快次区域融入全球化具有积极影响。

二、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中，欧美亚的大国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中，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受到了重视，但是似乎传统的解释总是将贸易的重要性视为根本，金融战略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金融战略并非是国家当局的随机选择，而是金融的价值原则、制度模式和金融体系力量的综合体现和持续柄持的国家竞争手段。

一．欧美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系

l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定了对法的优势地位，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战是拿破仑时代。这场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的斗争，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使之难以获得足够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方法就是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封锁法国，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加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

似乎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贸易保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贸易战在双方并非是非常严格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法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系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结果来看，英国人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贸易保护体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终，是欧洲各国抛弃了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