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范文10篇

摘要：金融工程将数理分析技术、计算机和电讯技术、自动化和系统工程仿真技术等前沿技术全面导入和用于解决日益复杂的金融财务问题，使金融领域展现了全新的广阔前景，与此同时，它也给金融系统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体系影响

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金融风险也不断加大，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金融市场监管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完善建议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等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金融创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尽快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金融创新产品与市场监管齐头并进。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并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可观、产品繁多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在2万亿元的基础上翻了数倍，融资结构也呈现多元发展，金融对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在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最为庞大，衍生品的种类和数量远超过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积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对金融行业意义深远，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增强，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府开始关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情况，同时由于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同时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如注重保护金融系统各层级的参与等，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摘要：金融工程将数理分析技术、计算机和电讯技术、自动化和系统工程仿真技术等前沿技术全面导入和用于解决日益复杂的金融财务问题，使金融领域展现了全新的广阔前景，与此同时，它也给金融系统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体系影响

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摘要金融监管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从信息不对称、金融主体的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的角度看，我们可知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联系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缺陷，提出了改善金融监管方式、完善法律制度、加强信息披露是建立有效监管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监管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国际上，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加强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使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明斯基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特征，所以金融体系风险大，动荡不稳定。克鲁格曼认为货币供给是导致金融动荡的原因，金融危机爆发的机制是货币政策不协调。从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金融体系中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有必要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本文将讲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论述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及有效的监管措施。

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的爆发启示我们，正是由于人们对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才使经济遭受重大损失。鉴于金融体系存在着脆弱性，金融监管当局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防范和减少金融体系风险的产生与蔓延。所以金融监管是有必要的。

1.1信息不对称

摘要：本文从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和主要特征的分析入手，简要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金融支持的作用机制和意义，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在金融支持上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增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金融支持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金融支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相关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的城镇化仅为17.9%，尚不及中国历史上南宋时期的水平（22%），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7.35%，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7.7亿人。随着在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城市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诸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鉴于在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城镇化水平也必然继续提高，那么在保证中国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的同时，如何解决城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党中央提出了未来需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来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相应的，中国国内文化服务设施也在不断增加。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中国的文化机构（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艺术表演团体、艺术表演场馆等）由1978年的13065个增加到2015年的64213个，37年间增长了3.91倍，在这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博物馆的数量，37年间增长了10.04倍。虽然中国文化产品提供机构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由于在文化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产品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电台、电视台等，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这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文化产品，在产品提供上，存在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因此，绝大多数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虽然大部分文化产品可以由各级政府来提供，但由于各级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提供一些必要的基础性的公共文化产品，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需求，因此，在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同时，一方面，仍需要由赢利性机构提供部分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是由各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仍有必要鼓励赢利性机构参与其中，或者是由赢利性机构（如商业银行等）提供必要的各类支持，如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等，以保证政府可以在有限的财力下，尽可能地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综上所述，得出两个问题：第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有效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如何通过有效提供更多的、有效的金融产品，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以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上述两个问题是一个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金融支持作为分析新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的切入点，来研究新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金融支持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及特征

新型城镇化是指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是在充分保证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顺利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城镇化过程中集约高效的使用土地，更加注重节约能源和对环境的保护，更加强调在城镇化过程中，各级政府执政思路的变化，真正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执政思路，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加强调城乡统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中小城镇内在承载力的“和谐”内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面向大众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系、文艺精品创作服务体系、文化知识传授服务体系、文化传播服务体系、文化娱乐服务体系、文化传承服务体系、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综合上述对新型城镇化和文化服务体系这两个概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所具有的特征：第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反映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需要注重每一个个体的感受，将尽可能地满足每一个个体的需要作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第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多样性。由于每一个个体对于文化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导致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服务无法完全满足不同阶层不同个体对文化服务产品的需求，因此，这就要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文化服务产品，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电台、电视台等，来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群对文化服务的需求。第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调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对环境的保护。在建设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一是保证在土地利用方面，尽可能集约使用土地，尽最大可能保护耕地不受侵害；二是强调在文化服务设施方面，要增强对环境的保护，要尽可能避免在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所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第四，强调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政府执行思路的转变，政府需要转变过去单纯的以行政命令来建设文化服务体系的现象，在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更加强调“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政府在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的根本目标，最大程度的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摘要]文章通过比较中国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后的监管模式、监管目标、监管方式和手段等方面，思考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才更适应中国金融业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得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一、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补“统一监管”的短板

从监管体系看，金融监管分为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多边监管以美国为代表，统一监管以英国为代表。美国是一种典型的“多边监管”模式。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银行利率上涨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造成的，其深层原因却在于美国的“多边监管”体制的缺陷。美国的多边监管，纵向上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重监管，在联邦层面主要包括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储蓄管理局、信用合作社管理局等七个机构；横向上则是各专业机构的分业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对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监管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对储蓄贷款协会和储蓄贷款控股公司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1〕。次贷危机极大地暴露出美国多边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即监管疏漏与监管重叠并存。一些跨机构、跨市场、跨部门的穿透产品（如次贷证券化）拆除了各类市场之间的藩篱，形成了一体化的联动市场和产品链，多边金融监管难以对这样的产品进行有效监管。危机后，美国成立了跨部门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以扭转以往监管疏漏、协调不力和监管职权受限的困境。英国经历过从多边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型。1997年之前，英国实施分业金融监管，9家金融监管机构九龙治水，不仅协调成本高，而且缺乏一个足够权威的机构来应对危机。以致当危机来临时，监管部门无法通过协调一致行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就因其新加坡分行投资业务失控，监管部门因协调困难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1997年，英国开始实施统一的金融监管，设立英国金融监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标志着英国金融统一监管体系的正式形成。该法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不再兼有银行监管职能，只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对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由金融服务管理局全面承担。2009年英国在《改革金融市场》中提出，拟建立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防范系统性风险，以维护金融整体稳定。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对全球金融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据统计，目前世界上采用统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国家有56个。在这次危机中，采取统一监管的英国、日本和德国受损较小，这也充分说明了统一监管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我国现行的金融系统，与美国以及英国早期（1997年之前）有较多相似之处。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分业＋分段”监管模式，“一行三会”各司其职，缺乏政策协同性，协调成本高，容易形成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如2010年9月，为有效盘活信贷资源，人民银行指导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平台，但同年10月，银监会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转让业务为由，造成该业务实质停滞。2014年8月，银监会又单独打造推出功能相同的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人为造成信贷转让市场分割。不同金融行业在金融业创新和交叉监管上缺乏协作和配合，监管套利层出不穷。“一行三会”之间虽然有“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各监管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一旦出现跨机构、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金融风险时，由哪个监管机构来负责很难确定。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与国际上金融监管已形成的统一监管趋势相背离。为了克服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的弊端，有必要建立统一监管体制。统一监管符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发展趋向。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仅能解决“一行三会”的协调统一问题，而且从体制上根本解决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相比，在统筹协调方面，职能完整，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从分业到统一的转型。

二、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短板

在监管方法上，金融监管分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传统监管理论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就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危机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缺少宏观审慎监管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这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风险防范要有一个连接点，在微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下，由于监管机构的过度划分，使得各家监管机构都关注自身职责范围内的风险，这样会在金融体系内产生负外部性。于是，需要从宏观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理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清算银行就提出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开始广泛运用到金融领域。次贷危机则在制度上将“宏观审慎监管”引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以来，历次G20峰会都将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公告文件。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政策理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不仅是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对金融体系进行风险监测，而且对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也起到防范作用。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拓展和互补，不是简单的加总（二者区别见表1）。〔2〕那么，谁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呢？国际上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在IMF的调查样本中，有1/3的国家成立一个专门协调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委员会。如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监测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潜在的风险。英国成立一个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并将微观审慎监管整合进英格兰银行，负责监测系统性风险。欧盟也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稳定性。第二种模式，是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从历史演进看，中央银行是在不断应对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具有天然的稳定金融体系的责任。2010年，IMF对5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有50%的国家对微观审慎监管与中央银行进行了整合，专门成立了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尽管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但美国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主要集中在美联储，美联储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中有其独立的席位。在韩国、瑞士、爱尔兰、秘鲁则没有专设金融稳定委员会机构。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该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部门，一直是个争论的焦点。《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有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但该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下设金融稳定局，又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完全拥有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条件。理论上，“三会”负责微观审慎监管，是控制金融机构个体风险，“一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在实践中，央行作为名义上的监管协调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央行暂不具备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监管的职能，在与“三会”协调过程中，二者常有冲突。因此，有必要强化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由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这对于识别、评估、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深远意义。

三、加强行为监管：补“双峰”监管理念的短板

从国际监管改革趋势看，行为监管的作用日趋重要，即要体现“双峰”监管。所谓“双峰”监管，就是将金融监管机构分成两个，一个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一个则是保护消费者，即“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的“双峰”。“双峰”理念是英国经济学家迈克•泰勒（MichaelTaylor）在1995年提出的。泰勒形象地比喻，审慎监管像医生，目标是治病救人，发现了问题会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医治；而行为监管则类似于警察执法，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后会立即处罚，对当事人严肃问责（二者的不同特点见表2）。“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却由澳大利亚率先践行。在2008年以前，澳大利亚就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规范进行监管；另一个是“金融稳定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与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两个独立双峰机构不同，荷兰选择中央银行来行使审慎监管职能，行为监管则继续由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由于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特征，故称之为“经典双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全球33个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保持稳定，是没有出现任何金融机构倒闭或需要政府救援的国家，这与其最早采取“双峰式监管”密不可分。鉴于澳大利亚、荷兰等实行“双峰”监管的国家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危机后，如何体现“双峰”监管理念，各国都在探索。2007年英国政府开始对本国金融危机时的表现进行反思，英国财政部认为，三方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是英国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于是从2013年4月开始启动“双峰”监管改革。与澳大利亚和荷兰的“经典双峰模式”（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不同的是，英国实行的是“准双峰”模式，即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在英格兰银行内下设审慎监管局（PRA），并单独设立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直接向英国财政部和议会负责，即PRA与FCA双峰的机构层级低于英格兰银行，其最终确定的监管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方式有别于澳大利亚。危机后，美国也朝着一种修改的“双峰”监管模式改进，成立全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金融不当行为的侵害。有人甚至提出“双峰”监管模式可能会是未来最理想的监管结构。表2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不同特点“双峰”监管的优势是职责权限划分明确，将行为监管主体和审慎监管主体分离。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相关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即“左眼监管安全”；由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商业行为和消费者保护问题，即“右眼监管服务”。既避免功能重复，又消除监管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冲突和恶性竞争。当金融稳定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发生冲突时，“双峰”监管模式明确规定，审慎监管机构首先应该以金融稳定为主。从国内实践看，2011年以后，“一行三会”都在各自领域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形成一种分业体制下“内双峰”监管体制。在这种“内双峰”监管体制下，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密切程度远甚于监管当局与金融消费者，消费者保护目标仍是弱于审慎监管，很难从根本上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股灾说明，单一行业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没有能力来维护和稳定市场信心。当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场外配资快速增长，风险集中爆发时，监管部门却无法全面掌握融资的真实状况，也就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强行为监管，但并没有提到要成立新的部门来落实。建议可整合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功能，在金融监管制度安排上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区别对待，确保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随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我国并不需要像英国一样对金融监管框架做出大调整，可以考虑在央行内部设立行为监管部门。由于央行不负责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能着眼于整个系统、系统内各方关系，在行为监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一、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金融力度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政策金融体现国家意向。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一是作为政策性银行，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二是对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与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三是业务单一。本来政府建立农发行的目的就是要给农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后来成了农副产品收购银行，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而农村很多需要政策性支持的事情，如农业的开发，农业科技的推广等方面作用较少。

2.商业金融嫌贫爱富。农村商业银行，全国数量较少，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人们的认识尚不全面，具体的经营中表现为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不足及所涉业务的自然脆弱性，使其经营发展天生具有局限性，商业金融要赚钱就必须考虑交易成本和风险。大部分农民需要小额、频繁、多样的贷款，交易成本相对高一些。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金融对农民担心较多。发展空间很大，但愿意投入的主体很少，对从事农业的资金投入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3.合作金融名存实亡。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日益突显出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历史包袱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渐失去了合作金融的特性，严重影响到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效益提高，逐步成为制约扶植“三农”发展的瓶颈。

4.民间金融缺乏规范。农村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体系，适应于农村传统的固有经济模式，再加之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农村的金融体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村民间借贷在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扩大农户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促进农村个私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目前民间借贷来源主要是地下钱庄等。因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由于缺乏监管所容易引发的问题。首先，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支持，民间借贷风险大，容易引发债务纠纷。而且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一面，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影响社会稳定。其次，民间借贷其利率比银行同期利率较高。一方面加重了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况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较为齐全的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前，我闻农村金融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信贷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组成。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由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社，从而确立了中同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1994年从中同农业银行分离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金融增加了政策性金融部门。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标志着农村金融体制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1986年开始设立的邮政储蓄机构被界定为其他金融机构，但因得益于政策优惠，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成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为农发行，农行和农村信用社，而需求方则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产品受制于供给水平、能力及意愿等因素，目前品种较为单一，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千差万别的金融需求则显得供不应求。还有，客观上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短缺和抑制，供给方在市场体系中基本处于垄断者的地位，加之资金的价格未能市场化，由此导致金融交易行为扭曲现象普遍存在。

(三)农村金融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