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范文10篇

一、经济新常态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市场配置资源，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当前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1]。2.总体目标。通过实施农村金融改革，率先建立“统一开放、主体多元、竞争有序、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2]。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

1.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整个农村金融的核心，农信社承担了金融改革的重责，因此，必须要深化农信社改革，从而推动整个农村地区的金融改革。在新常态下，农信社需要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从农信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转变农信社的发展方向，将其资本结构进行优化，将农信社转变为股份合作制，并通过风险机制的设立来进行农信社的风险监管，让农信社避免出现过多的坏账，控制不良贷款率，降低金融风险，保证农信社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稳定性[3]。2.积极构建农村保险体系。积极促进农村地区的保险建设，通过在农村地区建立系统的完善的保险系统来维持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转移金融风险[4]。政府要扶持保险企业的入场，降低准入门栏，提供优惠政策，让商业保险与银行体系联合起来，将保险与信贷联系起来，让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生态，打造农村金融新环境。3.改善农村信贷环境。目前，由于一些现实原因，农村地区的信贷发展缓慢，民间资本介入不足，农民融资渠道狭窄，银行对于农民的扶持不足，导致许多农民面临着资金困难，致使农村信贷环境恶劣。因此，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市场，让银行降低准入门栏，提高农村的信贷环境，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真正的做到服务农村，改变金融服务模式。4.建立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农村金融改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也离不开财政的积极调控。为了让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竞争机制的建立。将农业银行纳入到竞争机制内，转变其服务方式。通过对民间资本引入，保险产品的介入，民营资本等资本的利用，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金融竞争体系，让金融机构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中不断地完善自身，进行改进，达到深化金融改革的目的[5]。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建议

1.培养专业的金融人才，向农村输送专业人才。金融体制的改革必须要依靠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政府要积极的进行人才的引进。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本身人才缺口较大，后续不足，再加上环境限制，很难留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政策的扶持，进行人才引进机制的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来积极的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将高素质人才转移到农村，提高政策扶持，挽留专业人才，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来为金融体制注入新鲜血液，促进深化改革。2.积极发挥政府的监督指导作用。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秩序规范的市场只是一盘散沙而已。在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和引导，大力倡导创新型和精细型发展方针，为行业的发展做好宏观调控和积极引导。对于在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不合规操作和不合理情况要及时进行监督管理，并及时做出调整和治理，确保金融市场的合法规范发展，让整个金融行业处在监督之下，不仅能够提高员工的合规意识，还能够侧面提高金融创新的质量[5]。3.不断进行金融体制创新。时代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要想顺应时代的潮流，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与创新思想，不断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勇于开拓创新，才能走的更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其独有的特性，必须符合农村的发展现状，因此要结合农村实际进行金融体制的创新，促进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

当前，为了促进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除了应当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主要是消除“不对称”格局）外，还应当大力深化金融改革。“深化”的方向是“市场化”，消除垄断，使金融体制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既能使资金顺畅地流向边际产出率较高的领域，又能明显改善小微企业、农户等各类低端客户的金融服务。为此，需要出台多项举措，主要有下列十项。

开放证券一级市场，从速造就多层次的“金字塔式”市场。基本内容是：股票发行实行“登记制”，并将“发行”与“上市”分开。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依法申请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社会募股，证监部门仅审核其手续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符合者便允许登记、发行。发行后，必须先在的券商中挂牌交易，期满一年后，业绩优良者可由券商推荐进入城市的柜台交易市场；再满一定时期的业绩优良者，可经柜台交易市场推荐、由证交所择优“录取”而进入主板、二板市场。

任何公司都必须遵守这个程序，不能有“特权”。主、二板市场中的“低劣者”，也按此程序逐级退市。证监部门不再从事发行、上市的审批后，专职从事证券发行、交易全过程的监管，依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向民间资本开放银行市场准入，使得民间资本也可以成为银行的“主发起人”。进而造就大批的“产权清晰、政企分开、党企分开”的控制权、人事权真正属于“三会”的民营银行。发展民营银行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当根据实际条件“循序渐进”。由于迟迟没有正式“开放”，以致现有的民营银行极少，仅仅在城市商业银行中个别“个案”，金融企业家和民间金融资本相当缺乏，因而只能把“开放”重点先放在村镇（社区）银行等微型商业银行上。为防止金融风险，应设立不得“脚踩两条船”（指工商企业主同时掌控银行）的“底线”。因为这会造成大量“关联”贷款，成为银行“杀手”。同时，民营的村镇（社区）银行不能是“有限公司”，而必须是“无限公司”或“两合公司”，董事长与董事股东必须对“未能清偿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坚决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众所周知，“利率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了。存贷利率体制格局已经严重影响了资金的优化配置并且“劣化”收入分配结构，它使信贷市场上的强势阶层（如银行，大型企业、尤其国有垄断企业，地方政府等等）得益，而民营中小微企业以及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则受其害，它还是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奇高的重要推手。目前，已是下定决心，冲破“利益集团”阻挠的时候了。当然，也不能贸然全部“放开”。作为第一步，或者可以将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定为GDP平减指或CPI（取两者中的高者）加1%，或者至少不低于两者；同时，允许上浮20%-30%。尽快让邮储银行发挥应有作用，真正成为小额信贷的中坚。邮储银行是全国性的中小微企业银行、小额信贷银行。它从筹建开始，就如此定位，并且也是这样做的。比如浙江分行，户均贷款仅30万元左右，比以发放小额贷款出名的台州银行（45万元左右）还小。它不但网点多，而且规模也大，目前存款余额已经超过4万亿元，列全国银行中的第6位。只是贷款余额才7000亿元左右，按存贷比75%计算，有2.3万亿元资金放空，不能进入中小微企业，十分可惜。个中原因是资本金数量不足，贷款规模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制约。

虽然，今年1月邮储银行已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增加了注册资本，但是，资本金还是偏少，还需要不断增加。同时，为了加速发展、转换经营机制，还应当广揽英才，可以考虑引入国内最优秀的小额信贷经营专家担任CEO，进而使邮储银行早日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力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金融机构”建设。为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小客户，银监会于2008年发文要求各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目前，各有关管理部门应当通力合作，切实加强推进力度。首先，要通过“政策”引导城商行、农信机构、村镇银行等小法人银行成为“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银行”。制定“达标”的标准，主要是“户均贷款”与“5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大体上可以分别为“100万元以下”及“60%以上”。给予“达标”的银行授牌并享受各种“差异化”优惠政策。比如，财税、货币信贷、跨区域发展与机构“升格”等方面的“差异化”政策，并且“差异化”力度要足够大。其次，鼓励大中型银行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尤其事业部制的专营机构。凡是“达标”者也可享受相应的“差异化”优惠政策。再次，对于此项“推进工作”做得好的管理机构，包括银监、人行、财税等地方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应给予表彰、奖励。

承认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身份。小额贷款公司“出台”后，由于允许民间资本“主发起”，并且由省级地方政府批准，发展迅猛。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信贷资金来源不足，只允许向银行融入占资本金50%（有的省为100%）的资金，而且还不容易融到；二是利率偏高，往往接近基准利率的4倍，以致有人称之为“合法的准高利贷机构”；三是缺乏有力的监管，违规行为难以有效约束，风险难以有效监控。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根本途径是承认它是金融机构。目前，银监部门仅承认它是金融组织。试问“金融组织”与“金融机构”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由法人银行设立的贷款公司是金融机构，而由民间资本设立的贷款公司却不是？一旦承认小额贷款公司也是金融机构，那么，首先就要解决监管问题，“设定”专业的监管机构；其次，作为金融机构，将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进而就允许融入数倍于资本金的资金，由于有良好的监管，银行也会比较乐意融资；再次，由于融入资金大大增加了，利率也会随之下降。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对我国金融深化的启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不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推进金融改革的需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这一概念密切相关、金融深化是目的，金融自由化是手段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要条件、拉美三国的实例考察、亚洲国家的实例考察、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历、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实现国有独资银行完全商业化、建立统一、高效、规范的现代金融市场、建立更加灵活的利率机制，实现利率水平、利率结构的优化、加强金融监管，为我国审慎推进金融自由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等，具体请详见。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

要探讨金融深化理论，首先明确“金融抑制”这一概念，它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1973年，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不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强行规定利率和汇率，使它们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而过低的利率抑制储蓄，过低的汇率(本币高估)抑制出口，最终抑制经济发展，形成所谓的“金融抑制”。

同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金融深化”这一理论。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应当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和控制，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和汇率机制自由运行，充分反映市场上资金与外汇的供求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还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业的扩展和完善。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爱德华·肖教授认为，解除金融抑制，实行金融深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繁荣金融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

可见，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推进金融改革的需要，而要实现金融深化首先要实施金融自由化。

二、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

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放大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推动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这些条件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等。

一、我国吸引FDI和金融深化现状

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的形势下，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了稳定健康发展，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继续名列全球前茅。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近7000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国。而与此同时，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金融领域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体系日益完善，资本市场日益活跃，投融资行为日益规范，金融体系正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有序的竞争体系转变。一方面，以2006年12月中国全面开放本土金融市场为标志，金融改革进入“后WTO”的加速调整阶段，金融市场更加开放，金融机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产品种类更加繁多。另一方面，以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事件为标志，中国金融体制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结构性改革，企业活力不断释放，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信贷市场发展迅速（如下图所示），资本流动效率不断增强，金融风险不断降低，金融市场正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加速。（巴曙松，2005）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外资银行业有14家法人机构、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242家代表处，另有9家法人机构获准筹建；资产总额1175亿美元，约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其中贷款余额616亿美元；负债总额1081亿美元，其中存款余额350亿美元。此外，已有21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29家境外投资者，投资总额190亿美元。不难看到，我国商业银行将日益面临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同场竞技的全新格局，竞争的范围更大、领域更广、层次更高；而且同一地区、同一业态、业态与业态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深化、FDI和经济增长都处于良性发展轨道，但三者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还需要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给予证明。下面本文将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给予验证。

二、金融深化、FDI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对我国金融深化的启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要探讨金融深化理论，首先明确“金融抑制”这一概念、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这一概念密切相关、“金融深化”则是通过金融自由化，让资金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适当的利率和汇率水平、拉美三国的实例考察、亚洲国家的实例考察、金融自由化首先要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实现国有独资银行完全商业化、建立统一、高效、规范的现代金融市场、建立更加灵活的利率机制，实现利率水平、利率结构的优化、要加强金融监管，为我国审慎推进金融自由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等，具体请详见。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

要探讨金融深化理论，首先明确“金融抑制”这一概念，它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1973年，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不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强行规定利率和汇率，使它们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而过低的利率抑制储蓄，过低的汇率(本币高估)抑制出口，最终抑制经济发展，形成所谓的“金融抑制”。

同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金融深化”这一理论。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应当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和控制，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和汇率机制自由运行，充分反映市场上资金与外汇的供求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还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业的扩展和完善。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爱德华·肖教授认为，解除金融抑制，实行金融深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繁荣金融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

可见，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推进金融改革的需要，而要实现金融深化首先要实施金融自由化。

二、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然后解析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同时对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作了综合评价，最后对中国金融业进一步进行金融深化的“拦路虎”提出了相关解决策略，以致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

一、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投资的形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实质就是放弃政府对金融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资、就业、收入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建立起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现在被概括为3P自由化，即价格自由化、产品自由化、参与自由化。

但在实践中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恐慌与倒闭，使人们对赞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论点产生怀疑。实际上，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导致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萎靡不振，无不与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主张日益受到怀疑与批评。此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对立理论——金融约束论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过透析该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约束实质上是在一国金融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准备，因此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径和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并就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1）货币化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已发展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

在这个论坛上，我想强调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落后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来，中国金融领域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是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讲，它是滞后的。它之所以滞后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金融面临着巨大的问题甚至是危机，当时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大量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的银行资金，银行背负了很重的债务，所以，受此影响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就比较慢。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从现在的形势来看，金融的改革必须跟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只有跟上了，我们的经济才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应该引进更多的民间资本，因为民间资本最具活力，具有可持续性。而政府资本、国家资本相对于民间资本来讲活力是比较弱的，可持续性也缺乏。所以，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大胆引进民间资本。全国工商联在十几年前就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成立以民营资本为主的银行，当时朱镕基总理批准了，中国民生银行就诞生了。经过十几年的运行，现在看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办银行是完全可以办好的，但是，我们中等、小型的民营银行还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问题，银行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起的作用太大了，超出了所承受的能力。很多西方国家市场融资过程当中，银行融资也就占到一半作用，但是，中国的融资市场是银行独霸天下，各种金融产品很薄弱，这样不利于金融市场发挥全面的作用，同时也使银行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个观点，金融体系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面向中小企业西方的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兴起了一股新的金融风暴，那就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飞速发展，虚拟经济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量。以美国为例，美国虚拟经济发展，包括金融衍生产品数量都是以几十万亿、上百万亿美元计算的。而它的实体经济力量也不过几十万亿美金，所以，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所产生的泡沫由于和一些金融高管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泡沫非常大。中国在这些年来也有此趋势，现在我碰到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们，他们说：办实体经济无钱可赚、风险太大、责任沉重。因此，他们把投到实体经济的钱用来成立投资公司，进行短期操作。由于金融资本市场不开放，民间资本就变成了一种投机资本，本来是积极健康的力量变成危害金融稳定的力量。所以，实体经济必须要发展，但是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什么问题了呢？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银行利息太高，很多企业家跟我讲，他们好不容易搞到年息15%的贷款，还认为很好，甚至搞到20%利息的贷款也认为很好，搞实体经济的企业有多少企业卖产品能够净赚20%？30年来，中国通过努力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现在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当然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这是发展必须走的历程，但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创造”的基础，没有了中国制造，就没有中国创造的基础。

所以，实体经济的问题是我们金融需要认真支持的问题。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调低了准备金率，也降低了贷存款的比率，这是一个方向，我认为还不够，还应该大大降低。现在金融机构的利润太高。根据2011年统计，金融上市公司行业就是十几家，金融上市公司利润占到了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说明金融体系太赚钱了，而实体经济就太困难了，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真正做到长期、共同的发展也是金融企业的长远之道。如果把实体经济逼入绝境，那么，金融企业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的贷款将变成死钱，将变成呆坏账，那个时候就会更困难。所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基础，对此应该形成共识，应该进一步降低贷款利息，金融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利润，但是必须要使贷款企业也有足够利润，这样才能长期共同合作。现在最需要帮助的是实体经济，实际上就是科技型的企业。科技型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什么叫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的理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科技贡献率来实现的，那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就实现了。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仍然是依靠大量投资、大量建工厂、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污染环境，那这种经济调整就无从谈起。所以，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指标，不仅是科技企业也是其他生产要素要给予支持的。

前几年有中关村企业发牢骚，说：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到了中关村，到现在没死真是万幸，但是我们也没有长大，我们自己是“小老头树”。一问这些企业的年头儿不少，但是一问产值才只是几千万，而房地产转眼间就是上百个亿，搞科技的企业却灰头土脸了。这样的政策是不行的，必须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因为只有科技强大了国家才能强大。现在正是发展科技型企业的最好时机，为什么？因为中国优势已经从劳动力优势转变为科技优势。现在招一个农民工没有两三千块钱是招不来的，像越南、印度尼西亚，三四百元人民币就可以招一个工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今后也不可能再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来占领市场。但是，有一个新的优势出现了，就是每年有将近700万大学生毕业，他们能不能在国民经济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问题是农民工稀少，招农民工很困难，而大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毕业每月挣3000块钱也行，两千块钱也行，跟农民工价格差不了多少，这就说明经济转型还没有开始。西方的一些大公司已经看到中国的比较优势转变，他们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廉价的科技优势来获取技术上的进步，而企业也应该充分利用科技企业人员多而相对的要求和待遇比较低的优势。到国外大企业看，一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中间还要喝咖啡，但是，我们的科技人员是辛苦的。中国这样的比较优势变化，为科技型企业的人才储备创造了条件。所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来发展科技型企业，所以金融机构应该对科技企业给予支持。

第三个观点：金融体系的改革必须要适应企业“走出去”的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势，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以商品“走出去”为战略，现在商品“走出去”已经遭到世界各国的抵制，人员“走出去”是承包建筑工程。现在是企业“走出去”的时候，经过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磨炼，一大批企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可以“走出去”，而且需要“走出去”，环境资源生产要素的束缚使一些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到国际上去。从中国整个发展态势来看，也必须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从GDP数量来看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大家很自豪，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个指标，叫做GNP的指标，中国的GDP要减去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产生的GDP，再加上中国企业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GDP，按这个数字来看远远不是世界第二，日本要比我们强，许多国家在国外跟国内产生的GDP相差不了多少，这就是世界大国的标志。现在我们只能够利用中国的资源、中国的土地、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人力来创造财富，而他们可以用世界的土地、世界的资本、世界的人才、世界的资源来为他们创造财富，所以,中国也必须“走出去”，这是大的发展要求。我们的企业已经准备好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准备“走出去”。有没有条件“走出去”？我认为有条件“走出去”。中国有三万亿外汇，应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世界资源，到世界上创造新的财富，这个条件其他国家都没有。现在国外都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国企业有钱，当然去国外投资有风险，但是这个学费也是必须交的。我相信民营企业80%～90%是会赚钱的，所以，一定要和私营成本结合在一起“走出去”，支持这样的企业在世界上做大，我相信经过10年、20年，世界将有一大批500强企业出现，我相信那个时候中国企业不仅强大，银行也一定会很强大！

一、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

2019年是我国成立的70周年，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农村经济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和基石，在解决“三农”问题、繁荣农村经济、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现代农业中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改革却问题不断。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总结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的进展，展望农村金融未来的研究方向，对未来农村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农村金融战略重点的部署都有重要意义。从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接管农村金融业务，并在之后进行商业化改造，突出商业属性，到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设立剥离中国农业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再到1996年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脱离，恢复合作金融组织属性。这一阶段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兴起，理论重视市场机制作用，排斥政府干预，主张由市场决定利率水平而不是由政府管制。主张尽量从农村内部筹集资金，反对外部注入。提出采用市场化手段提高农村信贷回收率，保持农村金融的自我可持续性。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认为对金融机构的保护和管制措施是没有必要的（王曙光，2015）。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学界开始反思完全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论也应运而生，提出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殷本杰，2006）。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政府有必要对金融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管制，并适度介入非正规金融，以提高非正规金融效率。2005年农村金融改革进入创新阶段，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调整，明确了微观层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放松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之后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论仍是主流理论，强调农村金融发展后期政府应逐步放松管制，鼓励竞争。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可大幅提升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葛永波等，2011），提出利用担保融资、使用权担保以及互助储金会等回收资金，改善信息非对称（高圣平，2014）。主张政策性金融应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不能妨碍正当的金融市场竞争。

二、农村金融的核心问题——金融抑制

在农村金融发展、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各种问题不断显现，金融体系和组织的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农村居民的借贷行为扭曲，追其根本是因为金融抑制。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十分严重，从表现形式来看，农村金融抑制可以分为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两种。（一）供给型金融抑制。供给型金融抑制是从资金供给角度研究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由于缺失、不适当或过度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等原因而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而产生的资金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呈现供给抑制性。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的考虑和对农业经济高风险特征的规避，大部分商业银行已经退出了“三农”领域，从农村阵地中逐步脱离。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支农范围有限，在改善农业金融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并未起到有效作用。同时，现阶段国家对新型金融仍持严格管制态度，小额贷款公司、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的准入门槛高，限制条件多且审批复杂，金融管制使金融机构不可避免的呈现抑制性（杨军和高鸿斋，2015）。二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呈现供给抑制性。未退出“三农”领域的金融机构一方面吸收农村存款，压缩农业贷款，将资金贷给非农企业，导致农村地区资金外流，农业资金向其他行业转移。一方面对农业借贷存在“理性排斥”行为，导致农村金融出现“市场失灵”（程惠霞，2014），收入越低的农民越难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越大，大量的农村金融需求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王小华等，2014）。三是农村金融服务呈现供给抑制性。农村居民碍于受教育水平和对外沟通的限制，对现代金融服务了解较少，缺乏认识，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会让农民感觉到金融的方便快捷，激发农村居民和企业对现代金融的需求。但是，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品种单一、手段落后，在许多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提供给农民的金融服务仍局限于传统的存款和贷款，阻碍了潜在需求的激活。（二）需求型金融抑制。需求型金融抑制是从资金需求角度研究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由于农村市场化程度低、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等原因导致了农村对正规金融组织借贷资金需求不足（高帆，2002）。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农村生产性和消费性借贷需求抑制。首先，我国小农经济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农民自给自足，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低，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强度远低于城市。其次，近年来农产品市场低迷，农业资金投资回报率远低于其他行业，农民不愿意向金融机构借贷做不盈利甚至赔本的经营，导致农民、农村企业涉农生产积极性降低（曹立群，2000）。再加上大量农户外出务工，务工人员获得非农收入对农户借贷具有很强的替代性（陈鹏和刘锡良，2011）。二是正规信贷需求抑制。吴雨等（2016）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农户信贷渠道偏好角度对农户信贷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有信贷需求的农户中，偏好非正规信贷渠道的农户比例非常高，正规信贷需求缺乏。成思危等（2005）提出，我国农户自给自足、不愿借款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逐渐改变，但向亲友借款而非正规信贷的比重仍比较大。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有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从而形成了正规信贷需求抑制。

三、农村金融抑制的形成机理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等特征，深入分析金融抑制的形成机理，对症下药才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寻求突破口。追究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交易成本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都居高不下，农村金融机构显性交易成本和隐性交易成本均高于城市金融机构（朱粤伟，2007）。我国农村人口密集度低，客户相对分散、单个客户信贷规模小、交通通讯设施落后，这些自然环境是造成农村金融交易成本过高的客观因素。农村金融市场信用中介的缺失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加重了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居高不下的现象。农村金融机构自身体制和自身制度的缺陷，也是交易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高昂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抑制了金融机构的供给热情和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强度。（二）风险因素。在农村资金的供给中，金融机构除了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还要面对农村金融的高风险性。首先，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生产项目受自然和市场影响较大，不可抗力因素较多，这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其次，为了预防信用风险，金融机构在给农民这一类缺乏信用信息和信用记录的人发放贷款时通常要求有抵押物做担保，虽然农民拥有土地、住房等实物，但是由于没有土地使用权流通市场，农民无法用土地作担保，缺乏有效的可抵押物（韩俊，2003）。再次，农业信贷主要以非生产性信贷为主。近年来，我国农村留守老年和儿童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农村贷款中非生产性借贷占据很大比例，而这一部分借贷是没有明确还款来源的（周立，2007）。最后，金融机构还面临农户主动违约风险，由于农户居民借贷的自偿性较差（何广文，1999），违约成本较低，涉农贷款不良率一直居高不下（丁志国，2011），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意也不敢插足涉农贷款。（三）市场机制。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可以推进农村金融从抑制状态向深化状态转变，从而实现农村金融市场化。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规模上已经取得了突破，但是农村市场机制并不健全。一方面市场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制度供给不足、资源配置机制不足阻碍了农村金融资源的聚集、就地转化以及使用效率的提高，以致供求渠道不畅和农村金融风险等问题（夏国强，2014）。以行政导向与市场引导交叉融合的农村市场机制，在金融产业组织、市场格局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缺陷，对农村金融市场化的推进是非均衡的，忽略了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与市场化的关系，导致了农村金融市场运行失范、价格失真（侯国栋，2017），这也是引起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供给失衡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农村金融机构竞争不充分，农户可选择的正规金融机构范围狭少阻碍了金融服务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阻碍了农户潜在需求的激发和收入的增长（林毅夫，2003）。（四）信息不对称。在我国的农村信贷市场上，贷款人很难收集到有关借款人的还款意愿、能力、风险偏好等方面的信息，对借款人贷款的使用情况更是难以监督，导致农村信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突出，极易产生信用风险。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明显的信息非对称是农户信贷违约率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王冀宁和赵顺龙，2007；丁志国等，2014）。农村金融市场借贷双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使命漂移”及衍生的锚定效应，使农户长期遭遇正规部门的金融排斥（吴本健等，2014），这也充分解释了银行机构的惜贷行为和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综合来看，国内学者对金融抑制形成机理的研究数量较多，理论化程度相对较高，系统性较强，主要使用数理模型分析。对农村市场机制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信贷合约模型，模型的负责程度较高。对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与国际主流研究接轨，主要使用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等理论。多数侧重从微观农户、金融机构角度入手，对中观金融市场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中国不同地区农村金融的区域特征以及交易成本的时序变化的研究也较少。

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既大量使用数据，也大量生产数据。在依法合规、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金融数据资源的融合利用与数据资源价值的充分挖掘，有利于增强宏观分析和金融监管决策支撑，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数据利用取得初步成效

近年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积极运用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利用金融数据服务普惠金融、服务宏观分析和金融监管，取得初步成效。数字央行建设成效显现。一是持续开展数字央行大数据平台建设，利用先进技术架构、建立统一数据标准、拓展数据覆盖范围、强化数据治理，实现主要业务应用数据的统一归集、统一存储、统一处理和统一展现，探索开展数据分析，初步形成大数据应用体系。二是搭建金融服务大数据平台，提供标准化数据交换接口，实现一点对接重庆市大数据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门，降低金融机构获取相关数据的门槛和成本，提升金融机构跨行业数据的应用能力。系统上线以来，已注册市、区（县）金融机构482家，为金融稳定重大事项报告、支付结算企业账号管理等提供了有效手段。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一是整合银企供需数据建设“渝融通”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有效提升市场主体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系统上线以来，已覆盖重庆各区县，累计放贷超15亿元。二是开发“长江绿融通”系统，实现金融、环保、财政、金科技、建设等绿色信息共享，精准识别、定期推送绿色项目，对接市、区两级绿色重点项目和小微企业融资1000多亿元。三是深化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推动重庆银行等23家金融机构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小微普惠金融智能化服务，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辅助宏观分析决策。一是运用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建立“清算云”数据中心，开展支付清算数据的治理、挖掘和分析，将属地明细数据转化为统计分析数据，实时动态呈现辖区资金流量和流向，为区域经济金融形势研判提供有价值的金融数据服务。二是打造智慧国库，建设国库大数据可视化平台，运用关联、聚类、穿透等数据分析方法，对国库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处理，实现国库资金流动情况的动态监测，提升了国库资金运行数据利用率，有效提高财政收支预算分析效率。提升金融监管效能。一是建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反洗钱智能检查系统，以脱敏后的反洗钱数据以及反洗钱现场检查数据为基础，构建可疑交易识别模型，在现场检查中实现高效、精准的可疑交易筛查和全量数据监管，大幅提升反洗钱现场检查效能。二是基于跨行业数据建设账户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系统，实现从事前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系统依托重庆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打破工商数据与银行信息之间的数据壁垒，提供企业注册开办、预约开户一站式服务，实现数据“一源多用，有源可循”，助力改善营商环境。三是基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ASone）监管数据，引入大数据、聚类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物贸易异常线索智能筛选，彻底解决贸易项下违规线索的识别效率难题。同时，通过整合外汇管理内外部数据，创新外汇管理事后综合分析监测方式，强化实时监测，持续提升外汇管理监测分析水平和效率。

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前景广阔

深化金融基础设施数据利用，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目前，金融基础设施数据包含大量关键支付交易和金融市场交易等数据。这些数据由交易主体发起，实时动态呈现企业和个人交易主体的跨行、跨境资金流动以及票据等金融市场工具信用状况，与银行行内支付结算数据、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征信数据等多个来源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和相互匹配，可以完整地反映企业日常现金流量、经营状况以及企业经营业主和个人的消费状况，有利于增强数据的穿透性，厘清企业境内、境外上下游关系网络，避免依靠单一数据来源建模可能面临的欺诈风险，从而建立更加科学精准的信用评估模型。贷款投放前，这些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客户经营稳定性、还款能力的评估，提高贷前审核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并弥补小微企业缺乏征信记录的“信用白户”问题，提高普惠小微首次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可得性。贷款投放后，金融机构利用实时跨行支付交易、转账流向等数据，可以及时掌握客户信贷资金用途和还款意愿变化，有效缓解资金空转、资金流向不明、资金难以收回等贷后监控难题。金融基础设施数据资源通过适度开放，允许金融机构进行依法合规、科学合理的利用，有利于打破目前在互联网领域和金融领域存在的数据垄断和“数据烟囱”等问题，充分挖掘数据资源价值，降低数据获取和利用成本，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矛盾，打造更多“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普惠金融产品。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优化宏观分析决策。运用经济金融交易实时全量数据，可提高宏观经济金融分析的前瞻性和准确性。目前，人民银行正在建设符合大数据发展方向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建立覆盖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活动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借助金融基础设施系统的实时全量支付交易数据和金融市场交易数据，加上对工商、税务等政务大数据融合利用和深度挖掘，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可以为央行决策提供一个更加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金融大数据监测预测平台，为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强化金融风险防控。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通过掌握全量、实时的金融交易数据和工商、税务、海关等政务数据，有助于掌握微观主体完整的资金链条和关系网络，大幅度提高对各种异常交易和违法违规风险的快速精准识别和防控能力，有效提升反欺诈、反洗钱、反逃税、反恐怖、反腐败等工作水平。同时，基于跨行业数据可以加强对交叉金融产品在跨行业、跨市场、跨机构交易的风险监测，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机构的风险预警，增强穿透性金融监管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交叉传染。技术发展为金融数据的安全利用提供了条件。个人隐私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是数据治理的关键。目前，联邦学习、差分隐私和多方安全计算等主流隐私保护技术能够在不接触明细数据、不传输非加密数据的前提下进行数据的利用和共享。近年来，金融业积极利用新兴技术促进数据资源融合利用，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比如，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与中国银联合作，在银联智慧平台基于脱敏后的银联跨行交易商户数据、本行数据构建套现评分模型，精准识别信用卡套现行为，增强支付风控能力。

进一步提升金融数据综合利用效果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金融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离不开金融提供连续持久的支持。我国农业基础比较薄弱，金融如何加大对农业的扶持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一、目前农村金融环境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薄弱环节”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和风险的能力不强，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拉大。农村金融环境总体上看是比较差的。主要表现：

（一）信用缺失。客观上农业生产风险较大，投入农业的资金风险也大。主观上也存在建国以来投入农村的大量资金，成了呆坏帐，承贷者长期以来形成了贷款是国家的钱，还不了迟早会豁免的观念，没有形成借债还钱天经地义的理念，信用观念淡薄。

（二）保障体系滞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农村经济受自然条件、市场环境、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大，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客观上导致银行投入的信贷资金的风险较大。面对存在的风险，却在风险的控制上缺乏必要的手段。目前我国尚未开办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保险在城市竞争已非常激烈，功能日臻完善，但在广大农村保险业务发展仍非常滞后，只有少量的房产和交通工具参加了商业保险。而种养业、农作物受自然灾害、市场供求的影响风险最大，这些领域商业保险又不愿意介入。

（三）缺乏有效的贷款担保手段。农民的资产主要是房产和一些生产资料。农村的房产一方面变现难，另一面属生活必需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不具备抵押担保的条件。农民的生产资料比较复杂、难定价，也不能作为抵押担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