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体系范文10篇

一、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补“统一监管”的短板

从监管体系看，金融监管分为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多边监管以美国为代表，统一监管以英国为代表。美国是一种典型的“多边监管”模式。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银行利率上涨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造成的，其深层原因却在于美国的“多边监管”体制的缺陷。美国的多边监管，纵向上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重监管，在联邦层面主要包括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储蓄管理局、信用合作社管理局等七个机构；横向上则是各专业机构的分业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对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监管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对储蓄贷款协会和储蓄贷款控股公司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1〕。次贷危机极大地暴露出美国多边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即监管疏漏与监管重叠并存。一些跨机构、跨市场、跨部门的穿透产品（如次贷证券化）拆除了各类市场之间的藩篱，形成了一体化的联动市场和产品链，多边金融监管难以对这样的产品进行有效监管。危机后，美国成立了跨部门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以扭转以往监管疏漏、协调不力和监管职权受限的困境。英国经历过从多边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型。1997年之前，英国实施分业金融监管，9家金融监管机构九龙治水，不仅协调成本高，而且缺乏一个足够权威的机构来应对危机。以致当危机来临时，监管部门无法通过协调一致行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就因其新加坡分行投资业务失控，监管部门因协调困难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1997年，英国开始实施统一的金融监管，设立英国金融监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标志着英国金融统一监管体系的正式形成。该法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不再兼有银行监管职能，只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对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由金融服务管理局全面承担。2009年英国在《改革金融市场》中提出，拟建立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防范系统性风险，以维护金融整体稳定。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对全球金融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据统计，目前世界上采用统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国家有56个。在这次危机中，采取统一监管的英国、日本和德国受损较小，这也充分说明了统一监管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我国现行的金融系统，与美国以及英国早期（1997年之前）有较多相似之处。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分业＋分段”监管模式，“一行三会”各司其职，缺乏政策协同性，协调成本高，容易形成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如2010年9月，为有效盘活信贷资源，人民银行指导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平台，但同年10月，银监会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转让业务为由，造成该业务实质停滞。2014年8月，银监会又单独打造推出功能相同的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人为造成信贷转让市场分割。不同金融行业在金融业创新和交叉监管上缺乏协作和配合，监管套利层出不穷。“一行三会”之间虽然有“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各监管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一旦出现跨机构、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金融风险时，由哪个监管机构来负责很难确定。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与国际上金融监管已形成的统一监管趋势相背离。为了克服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的弊端，有必要建立统一监管体制。统一监管符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发展趋向。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仅能解决“一行三会”的协调统一问题，而且从体制上根本解决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相比，在统筹协调方面，职能完整，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从分业到统一的转型。

二、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短板

在监管方法上，金融监管分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传统监管理论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就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危机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缺少宏观审慎监管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这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风险防范要有一个连接点，在微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下，由于监管机构的过度划分，使得各家监管机构都关注自身职责范围内的风险，这样会在金融体系内产生负外部性。于是，需要从宏观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理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清算银行就提出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开始广泛运用到金融领域。次贷危机则在制度上将“宏观审慎监管”引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以来，历次G20峰会都将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公告文件。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政策理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不仅是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对金融体系进行风险监测，而且对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也起到防范作用。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拓展和互补，不是简单的加总（二者区别见表1）。〔2〕那么，谁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呢？国际上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在IMF的调查样本中，有1/3的国家成立一个专门协调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委员会。如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监测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潜在的风险。英国成立一个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并将微观审慎监管整合进英格兰银行，负责监测系统性风险。欧盟也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稳定性。第二种模式，是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从历史演进看，中央银行是在不断应对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具有天然的稳定金融体系的责任。2010年，IMF对5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有50%的国家对微观审慎监管与中央银行进行了整合，专门成立了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尽管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但美国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主要集中在美联储，美联储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中有其独立的席位。在韩国、瑞士、爱尔兰、秘鲁则没有专设金融稳定委员会机构。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该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部门，一直是个争论的焦点。《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有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但该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下设金融稳定局，又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完全拥有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条件。理论上，“三会”负责微观审慎监管，是控制金融机构个体风险，“一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在实践中，央行作为名义上的监管协调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央行暂不具备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监管的职能，在与“三会”协调过程中，二者常有冲突。因此，有必要强化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由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这对于识别、评估、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深远意义。

三、加强行为监管：补“双峰”监管理念的短板

从国际监管改革趋势看，行为监管的作用日趋重要，即要体现“双峰”监管。所谓“双峰”监管，就是将金融监管机构分成两个，一个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一个则是保护消费者，即“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的“双峰”。“双峰”理念是英国经济学家迈克•泰勒（MichaelTaylor）在1995年提出的。泰勒形象地比喻，审慎监管像医生，目标是治病救人，发现了问题会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医治；而行为监管则类似于警察执法，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后会立即处罚，对当事人严肃问责（二者的不同特点见表2）。“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却由澳大利亚率先践行。在2008年以前，澳大利亚就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规范进行监管；另一个是“金融稳定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与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两个独立双峰机构不同，荷兰选择中央银行来行使审慎监管职能，行为监管则继续由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由于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特征，故称之为“经典双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全球33个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保持稳定，是没有出现任何金融机构倒闭或需要政府救援的国家，这与其最早采取“双峰式监管”密不可分。鉴于澳大利亚、荷兰等实行“双峰”监管的国家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危机后，如何体现“双峰”监管理念，各国都在探索。2007年英国政府开始对本国金融危机时的表现进行反思，英国财政部认为，三方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是英国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于是从2013年4月开始启动“双峰”监管改革。与澳大利亚和荷兰的“经典双峰模式”（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不同的是，英国实行的是“准双峰”模式，即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在英格兰银行内下设审慎监管局（PRA），并单独设立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直接向英国财政部和议会负责，即PRA与FCA双峰的机构层级低于英格兰银行，其最终确定的监管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方式有别于澳大利亚。危机后，美国也朝着一种修改的“双峰”监管模式改进，成立全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金融不当行为的侵害。有人甚至提出“双峰”监管模式可能会是未来最理想的监管结构。表2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不同特点“双峰”监管的优势是职责权限划分明确，将行为监管主体和审慎监管主体分离。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相关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即“左眼监管安全”；由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商业行为和消费者保护问题，即“右眼监管服务”。既避免功能重复，又消除监管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冲突和恶性竞争。当金融稳定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发生冲突时，“双峰”监管模式明确规定，审慎监管机构首先应该以金融稳定为主。从国内实践看，2011年以后，“一行三会”都在各自领域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形成一种分业体制下“内双峰”监管体制。在这种“内双峰”监管体制下，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密切程度远甚于监管当局与金融消费者，消费者保护目标仍是弱于审慎监管，很难从根本上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股灾说明，单一行业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没有能力来维护和稳定市场信心。当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场外配资快速增长，风险集中爆发时，监管部门却无法全面掌握融资的真实状况，也就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强行为监管，但并没有提到要成立新的部门来落实。建议可整合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功能，在金融监管制度安排上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区别对待，确保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随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我国并不需要像英国一样对金融监管框架做出大调整，可以考虑在央行内部设立行为监管部门。由于央行不负责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能着眼于整个系统、系统内各方关系，在行为监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摘要]文章通过比较中国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后的监管模式、监管目标、监管方式和手段等方面，思考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才更适应中国金融业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得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一、我国金融行业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所进行的所有监管举措都是为了能够让企业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企业也可借此来获取更多经济收益。但是，这种看似非常有益的监管体系，实质中却存在很多矛盾。

第一，监管部门过于频繁进行重复监管，可能造成监督矛盾日益激烈的同时还降低了监管工作的实质效用。与此同时，过度的监管调控还可能致使监管加大冲突频率。全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证券部门以及各保险公司都已实行了监管，所承担的相应职责分别是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承担。此类监管的模式都因金融控股企业的产生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各监督机构目的、标准体系，以及操作方法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个监督管理部门活动存在很大偏差，倘若金融控股企业只受单一机构监管，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者自愿接受其它监管者所负责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各不相同，也可能致使监管冲突发生。

第二，各监管部门之间因监督目的各不相同，则难以在彼此之间进行协调，调节性能与效率不高。关于金融监督的问题，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都是同一个水平。假使一家金融组织同时经营各项金融业务，比方说既从事银行业务，同时又开展保险业务或者证券业务，如果某项金融业务产生了风险，如何确定由哪家监管机构带头，选择哪家监管机构最终进行决策等实际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中国金融控股企业已经产生同时不断持续的发展，其运营方式可划分以下两种：第一种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即控股企业为商业银行）全资或控制部份股权，包括附属部门或子公司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类型的服务性质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这样的金融控股企业特点表现在母公司本身，设立了银行经济业务。所管理与控制的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部门或者子公司，各附属部门或独立的子公司自主对外进行与业务相关的活动，同时承担与之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风险。集团高管有决策权对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免及其它附属权利，并对重大事项决策产生影响。现阶段，与之形式相似的银行控股企业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第二种是金融控股公司为纯粹性质，集团的控股企业不是银行的金融组织。全资拥有或控制大部份股份，其中包括集中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公司和非金融服务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子公司。此类金融控股企业的特色是总部（母公司）本身并没有从事金融相关活动，但其关联公司或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控制进行独立的涉外金融服务，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集团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甚至是孙公司通过管控股权进行监管，集团公司（母公司）董事会对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拥有决定权，同时对子公司重大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国内这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主要有中信企业、光大企业、平安企业等。我国目前实行以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很难开展对金融控股企业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其次，金融控股企业下层设置的组织机构互相参股现象，导致法人结构难于分析，企业规模庞大以及跨国经营致使内部管理机构层次多样化，企业金融业务牵涉不同金融业务，又导致运营复杂化。从一个角度来说，致使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给金融控股企业的外部监管也带来了许多阻碍，可能致使监管真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由于牵涉不同行业的监管机构，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方案和核心截然不同，金融控股企业通过在不同专业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发觉出差异，有可能采取手段，回避监管行动，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阻碍建立组织形式，进而增大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在对相关金融部门进行监管过程中的困难。其次，监管主体对监管对象的管控虽然能够有效的避开风险，但由于各个监管主体之中信息沟通与交流不顺畅，可能致使信息传递受阻。使得金融控股企业整体的风险不易于掌控，极易造成监管真空现象。

第四，很难对金融行业的创新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开始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金融革新，促使金融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金融创新却开始与金融监管放松同时发生；风险管控与风险监督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导致风险管控与监督滞后。例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速度与风险监管速度发展不一致而造成。分析金融工具创新之所以难于被监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金融风险也不断加大，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金融市场监管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完善建议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等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金融创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尽快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金融创新产品与市场监管齐头并进。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并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可观、产品繁多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在2万亿元的基础上翻了数倍，融资结构也呈现多元发展，金融对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在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最为庞大，衍生品的种类和数量远超过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积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对金融行业意义深远，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增强，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府开始关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情况，同时由于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同时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如注重保护金融系统各层级的参与等，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摘要]文章通过比较中国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后的监管模式、监管目标、监管方式和手段等方面，思考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才更适应中国金融业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得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银行在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和存在的巨大风险，使各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研究和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形成的金融风险，同样也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虽然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金融监管并没有完全真正地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金融监管过渡。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立起全新的金融监管运行机制

关键词:金融管理；监督制度；金融危机

正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金融危机，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80年以来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银行在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和存在的巨大风险，使各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研究和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加入wto以后，进入了一个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预示着中国金融业全面竞争的时代到来，这不仅对于正处在金融体制转轨时期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对于实施金融监管的人民银行、保监委、证监委三大监管机构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此，适应新时期、新任务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建立起一个有序的、高效的、规范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和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从1996年开始，我国加入了国际清算银行并且参加巴赛尔委员会工作以来，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规范现场检查后评价以及指导和推行以风险防范为基础的贷款五级分类管理或者十二级分类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金融监管没有完全真正地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金融监管过渡，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

自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资产价格泡沫依次破灭,众多持有次级房贷的银行和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金融产品风险及流动性短缺进一步扩散,从而引发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房地产业持续低迷、房价暴跌、抛售银行股、银行提挤现象加剧,使得短短数月内,华尔街五大投行三家倒闭两家改制,正式宣告次贷危机演变成为金融危机。时至今日,本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已扩至全球,并严重和持续地摧残了实体经济,有学者将目前的状况描述为经济危机。

2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总结与检讨

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美国金融业能够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从另一侧面表明它的监管体系基本适应了市场发展,并具一定优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也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体制,是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混合体。在这个监管体系中,存在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换言之,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介于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之间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中,金融持股公司实行伞式监管制度,美联储为其伞式监管人,负责对公司的综合监管;同时,金融持股公司又要按所经营业务的种类接受不同行业监管人的监督。伞式监管人和功能监管人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

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产品创新加速、交叉出售、风险传递加快,原先的监管体系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本次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笔者认为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以下不足:

(1)“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重叠与真空。监管重叠是由于监管机构众多,对某一行为均具有监管权力而发生的现象。监管重叠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在监管过程中会产生不必要的内耗和监管资源浪费,但理论上可通过合理权力划分的方式得到解决。而监管真空是指所有监管机构的职权都无法触及某些金融风险。由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法定的统一最高监管组织,因此在类似于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管其一”的机构设置,极易使得各监管部门在金融混业经营的环境下,出现对某些金融市场行为,尤其是对一些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出现空白。因此,貌似全面监管的“双重多头”机构设置事实上是存在监管重叠和盲区的。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入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业日益融入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潮流，给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的金融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探索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尽快实现监管体系的变革，以确保金融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成为金融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分析

(一)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

1．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社会联合防范机制。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缺乏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下级行经营者强化内部控制的激励不足。同时，作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重要内容的稽核监督体系隶属于各级行经营者，没有有效独立出来，其监督职能也容易流于形式。由于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导致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薄弱，中央银行忙于外部监管，其结果，往往是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精力，但监管效果不明显。此外，社会信用秩序不健全，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金融运行的问题仍然存在，金融机构恶性竞争多，规范化的金融互律机制不健全，一个地方政府关心和支持、强化行业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监管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2．缺乏一整套系统性的风险预警、处置、缓冲、补救机制。金融监管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体系，缺乏早期预警和早期控制，监管信息没有有效利用，风险防范工作忙于事后“救火”；在当前机构市场退出主要采取撤销(关闭)和破产等方式的情况下，稳定的市场退出和保障机制(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的破产关闭程序等)没有建立起来，导致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的手段加以解决，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总体而言，系统化的事前预警、事中灵敏处置和缓冲化解、事后及时补救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不利于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3．基层中央银行尚缺乏一套科学严密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方法，监管工作具有被动性，监管权威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由于商业银行报送数据可用性较差，中央银行非现场监管体系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相结合的现代监管方法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从现场监管情况看，检查走过场、应付上级行任务、工作主动性差等现象仍然存在。同时，对监管工作中发现的未达到监管标准和违规违章的机构和人员，有的没有依法严肃处理，监管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降低了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和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威。

一、危机前欧盟金融监管框架概述

危机之前，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由欧洲经济与金融事务理事会（ECOFIN）、欧洲议会（EP）、欧盟委员会（EC）组成，主要职责是负责欧盟金融监管的原则性立法，具体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第二层级由欧洲银行业委员会（EBC）、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委员会（EIOPC）以及欧洲证券委员会（ESC）组成，主要职责是研究和制定与第一层级指令有关的金融监管实施细则；第三层级由欧洲银行业监管者委员会（CEBS）、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监管者委员会（CEIOPS）、欧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CESR）组成，主要负责加强欧盟成员国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以确保在实施第一、第二层级立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第四层级即执行层，具体由各成员国金融监管当局组成，具体负责实施欧盟金融监管指令、条例，同时受欧盟委员会的监督管理。此外，欧盟委员会（EC）、欧洲中央银行（ECB）、各国中央银行及部长级官员共同组成了经济金融委员会（EFC），以对欧洲金融市场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与第三方国际机构（如IMF）加强合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欧洲经济金融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危机与实体经济间形成了负反馈环，对欧元区经济形成重创：欧洲银行业大量交叉持有各国国债，主权债务危机导致银行遭受巨大损失，而政府救助银行又加大了主权财务负担；银行危机直接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足，并对企业、居民和金融业信心带来负面冲击，实体经济的衰退又进一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加剧政府债务危机。二是危机中资金和借贷市场持续的压力造成国别借贷条件不同，使得金融市场趋于割裂，进一步导致欧元区资金配置效率低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影响。三是由于缺乏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和处置机制，跨境风险传递无法得到有效识别、防范和处置，仅由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负责监管和处置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

二、危机后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

鉴于全球金融危机给欧洲经济金融带来的冲击以及危机中欧盟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暴露出的不足，2010年起欧盟启动了新一轮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重点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立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加强欧盟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危机前，欧洲地区的宏观审慎管理是松散的，由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独自开展，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欧洲地区金融市场风险不断累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强化欧洲地区系统性风险监管，提升宏观审慎管理效能，欧盟成员国于2011年成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行使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宏观审慎职能。ESRB负责监测并评估欧盟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威胁金融稳定的各种风险，识别、确定系统性风险，在出现重大风险时及时发出预警并提出应对建议，以及执行预警后的相关监控。ESRB主席由欧央行行长兼任，秘书处设在欧央行。欧央行代表ESRB负责数据等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并向ESRB提供分析、统计以及数据管理等方面的支持。此外，ESRB要求欧盟成员国以法律形式明确负责宏观审慎管理的机构，并提出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ESRB对成员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进行指导和建议。（二）建立泛欧监管机构，提高监管一致性。2011年初正式设立欧盟银行监管委员会（EBA）、欧盟证券监管委员会（ESMA），以及欧盟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监管局（EIOPA）。其主要职能包括六个方面：一是确保欧盟地区金融监管规则协调统一，具体包括制定在特定领域具有约束力的技术标准；二是确保欧盟金融监管规则实施的一致性；三是逐步形成统一的金融监管文化和一致的金融监管行动；四是对部分特定实体实施全面监督权；五是确保各成员国对危机反应的协调一致；六是收集微观审慎监管信息。上述三个泛欧机构与欧盟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共同组成危机后的欧洲金融监管者体系（ESFS）。该体系一方面建立在平均分摊和相互强化的职责基础上，将各国监管与整个欧洲层面的集中监管结合起来，以促进规则统一以及监管实践和执法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建立在伙伴关系基础上，以增进各国监管者的相互信任，确保东道国监管者有合适的权力来制定有关金融稳定和消费者保护的政策，从而使跨境风险得到更有效的管理和防范。（三）建立银行业联盟，强化欧盟地区金融风险识别和处置的协调性与统一性。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SM），赋予欧央行银行监管职能。2014年11月4日，欧央行正式承担银行监管职能，直接监管120家重要性银行，这些银行的资产约占欧元区银行总资产的82%，而另外约3500家次重要性（lesssignificant）银行则授权各国监管当局监管。如果需要，欧央行也有权在任何时候对次重要性银行实施直接监管。SSM将银行监管从国家层面上升到了欧洲层面。此外，SSM在扩大欧央行监管范围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欧央行的监管权和调查权，赋予欧央行对银行的直接监管权，包括颁发和撤销银行牌照，收集银行信息，监管规定、指令或一般性指南，以及对银行机构的最终处罚权。同时，欧央行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管架构和决策流程，从体系上将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严格分离，确保监管的独立性。二是建立单一处置机制（SRM），统一欧盟各国的银行处置规则。具体看，SRM通过“银行恢复和处置指令”（BRRD）统一规定了欧盟各国的银行处置规则。并通过设置“单一处置理事会（SRB）”和“单一处置基金（SRF）”实现统一的处置功能。其中，SRB是实施SRM参加国银行统一处置的单独机构。SRF作为SRM参加国银行处置资金，当出现偿付不足时，股东和债权人首先承担损失（即自救），仍不足的部分才可动用SRF。SRF的资金来源于向SRM参加国银行的预先收费，采取各国各自征收，然后逐步集中的方式，资金目标总额为参加国银行存款总额的1%（550亿欧元），并设定了8年的收费过渡期。三是修订存款保险计划（DGS），保障存款人权益和银行体系稳定。2014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存款保险计划指令”，新指令要求欧盟各国建立拥有存款保险基金的存款保险计划；继续维持储户受保护存款的上限为10万欧元，并且该存款不纳入银行“自救”范围（即该存款在任何情况下均受保护）；存款保险基金预先向银行征收，目标是未来10年内达到受担保存款总额的0.8%；支付时限从目前的20个工作日逐步降至2024年的7个工作日。新指令自2014年7月2日开始生效，并要求各成员国在2015年7月3日前，将大部分条款纳入本国法律。

三、危机后欧洲金融监管体系的特点及启示

（一）明确宏观审慎管理主体，强化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职责及工具。从危机后欧洲金融监管改革实践看，一是通过建立ESRB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并明确欧央行在ESRB中的核心地位，如ESRB由欧央行行长担任董事会主席，欧央行负责秘书处的运行。二是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的运作来看，欧央行为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提供包括信息搜集分析和行政执行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持，进而对欧盟整个金融系统履行宏观审慎管理。三是银行业联盟的框架下，欧央行正式承担银行监管职能，直接监管120家重要性银行。借鉴欧洲金融监管改革中关于明确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主体定位，并赋予充分履职手段的经验做法，明确我国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厘清独立工作的程序。同时，赋予中央银行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开展现场评估、收集信息、风险提示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以保障金融体系持续稳健运行。（二）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特别是信息共享机制，打造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协调发展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化解框架。从危机后欧洲金融监管改革实践看，一是建立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分析信息交流与监管合作。如赋予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从监管当局等渠道获取信息的法定权力，并确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对微观审慎监管的建议和反馈机制。二是欧盟层面和各成员国层面的相互配合。如，建立由三个泛欧金融监管机构和各成员国监管当局共同组成的ESFS，有助于形成国家间金融监管的协同工作网，将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整体优势与各成员国监管当局在辖内微观审慎监管的专业技术结合起来，促进欧洲监管的统一与协调。建议加强我国信息共享功能，建立涵盖金融统计数据、监管数据、监管信息、交叉性金融业务等具有权威性、准确性的宏观审慎监管信息库。同时，注重加强与监管当局的协调，建立风险提示和反馈机制，促进风险监测、评估结果的运用。此外，注重加强中央银行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授权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和维护金融主权中发挥主导作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和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变化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冲击和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监管失灵。阐述了金融监管定义、原则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响应对策，以其为有关金融业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金融监管；原则；必要性；对策

1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