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范文10篇

在WTO的众多协议中，直接涉及金融业的有1994年4月15日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1997年12月13日在日内瓦达成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FSA），前者于1995年1月1日生效，后者于1999年3月1日正式生效。GATS所确立的种种制度将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尚未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和地区在金融领域“更多地参与”和“逐步自由化”。《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要求签约国取消或减少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各种限制，旨在消除各国长期存在的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业的贸易壁垒，确立多边的、统一开放的金融市场的规则和政策。我国加入WTO后，便意味着我国金融改革必然要进一步深化———放宽限制、开放市场，这将直接冲击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传统的金融监管不仅要收缩和废弃那些不必要的、多余及过时的管制，而且金融监管的新任务将更为艰巨。

一、监管定位：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并重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诸如对利率、汇率、信贷等方面实施了较严的管制，特别是针对外资进入的监管还远未达到GATS及FSA的一般要求。我国加入WTO时，必须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完全的市场进入许可和国民待遇，并且公布通过具体措施来对金融企业放松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的计划时间表。这就促成了我国金融监管走上了放松管制之路。事实上，各国推行的金融体制改革都有放松管制的趋向。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成了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不力、效率低下、该管的尚未管起来等流弊，倘若将此置于放松监管的背景下，势必导致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为此，强化监管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又一基调。处理好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的关系甚为关键。强化监管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强化监管是以放松管制为基础的，强化监管并不是把放松了的管制又管起来或管得更严，而是强化那些不应放松和本应管而尚未管的监管；其二，强化监管要突出监管的重点，使强化了的监管能顺应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的需要；其三，要在监管的手段、措施等方面下功夫，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和质量。

二、监管主体：加强和完善主体自身建设

我国目前的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三个。虽然三个法定主体均已成形，但是仍然有许多局限性，以致现有监管无法有效实现。为适应加入WTO后强化监管之需要，应在完善监管主体自身建设上下功夫.首先要改进现有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其次，加强监管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金融监管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当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实力雄厚，业务创新不断，加大了监管工作的难度，因此高水平的监管队伍至为重要。再次，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我国应致力于补充监管主体的建设，即建立金融同业公会。金融同业公会在法国、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及我国香港地区等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我国完善同业公会自律机制更为必要，一则可以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二则可以同业公会促进法定监管主体改进和完善监管，三则可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的滥用权力。此外，为保证法定监管主体监管的有效，应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机构及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

三、监管方法：突出方式方法的多元化、现代化

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着两种现象，一是腐败行为蔓延，二是金融秩序混乱。两种现象之间的连接点则是金融监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中国作为转轨国家，在金融监管中也同样存在着腐败现象。

一、金融监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根据“主权在民”的原理，金融监管是社会公众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赋予金融监管部门的特定权力。金融监管部门在依法获得金融监管职权之后，便拥有了对金融市场秩序、金融机构行为以及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的“垄断”权力，但往往同时也拥有了对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干预的可能。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权力，如果其内部缺乏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督，那么腐败就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并泛滥。

在转轨国家，金融监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利用审批特权寻求“腐败租金”

在转轨国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惯性，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对金融市场的准人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依旧实行十分严格的控制和限制，拥有市场准入审批特权的金融监管官员就有可能通过拒绝批准、提高准入门槛或增加不合理要求以及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对申请者进行刁难和“设租”，从而收取“腐败租金”。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必然使得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大幅升值，相应地，金融监管部门专项审批权的“市场价格”也会随之大幅升值。一般地，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的控制越严格，审批权限就会越集中；而审批权越集中，其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大，审批权的价值就会越高；而自由裁量权越大，审批权价值越高，发生腐败的几率也就越高。因为审批权限集中度越高，潜在的受贿者越少，而潜在的行贿者越多，通过行贿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腐败租金”或“贿赂价格”就会迅速抬高。由于转轨时期，潜在的行贿者会大量增加，因而这种竞争会非常激烈。其结果，在高额腐败租金的诱惑下，发生腐败行为的官员的绝对数虽然可能会有所下降因为集权导致拥有相关权力的官员人数减少，但是相对数却会大幅上升，即：拥有相关权力而发生腐败行为的官员占拥有该项权力官员总数的比率会绝对地上升。

入世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其影响是深远的。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机遇是潜在的，而挑战却是现实的。就我国金融业而言，这种挑战，给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与冲击。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当今金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国际金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也在增多，这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改革并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谓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和管理，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健康、高效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依法经营、监管当局依法监管是确保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

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发生，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金融体系的运行安全，保护资产所有者的利益。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要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作条件，而这个条件能否具备则依赖于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应是一个包括政府监管、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行业自律、社会监管等多个层面的立体监管体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目录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摘要:文章以英国为例,简述了1997年开始英国对其金融监管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的原因措施意义以及其后在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对我国完善和发展自有金融监管模式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启示

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20世纪末,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对金融监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改革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革前的分业监管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论文

然而,直到1998年之前,英国实行的仍然是以政府监管和自律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分业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时期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同时自律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三个证券自律组织分别负责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的执业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在英国分业监管使得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同时监管的现象大量存在,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显现无余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特别是在巴林银行事件后,英国国内要求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内容摘要：金融创新是金融深化的突破口，金融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对金融创新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不同类型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在“博弈”互动过程中，共同促进金融业发展。

Abstract：

Financialinnovationisthebreakthroughpointoffinancialdeepening.Asameasureofcontrol,financialregulationcannotonlypromotebutalsorestrainthefinancialinnovation.Differentkindsoffinancialinnovationsdemanddifferentfinancialregulations.The"game"interplayofthefinancialinnovationandregulationpromotesthedevelopmentoffinancialindustrysimultaneously.

关键字：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我国已加入WTO。为了应对WTO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只有继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而金融业的竞争又是异常残酷的，因此各市场主体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频繁的创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在不断地调整，本文拟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

20世纪末，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对金融监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国最为典型。继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来，英国金融业已由分业监管转向了混业监管。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sAurhority)，已经取代了若干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而成为英国整个金融行业唯一的监管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对英国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政策背景

1.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业并购浪潮，使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实现了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界限愈来愈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如英国的房屋建筑业协会通过开展住房信贷业务日益银行化，事实上已经成为金融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一。

2.金融业分业监管的缺陷日渐暴露。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分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局(IMRO)、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房屋协会委员会(BSC)、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互助会委员会(FSC)和友好协会注册局(RFS)。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由于在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金融市场，银行、保险公司与投资基金都在争夺共同的顾客，经营着类似的金融产品。分业监管虽然表面上无所不包，但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政出多门的“混合监管”，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而且某些被监管者可以钻多个监管者之间信息较少沟通的漏洞，通过在不同业务类别间转移资金的方法，转移风险，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盈利等方法，以达到逃税、内部交易甚至洗黑钱等目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使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二、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1.颁布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特点是以金融机构自律监管为主，英格兰银行的监管为辅，且以“道义劝告”为主要监管方式。20世纪后期，英国制定了一系列用以指导相关金融业的法律、法规，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这是一部英国历史上议院对提案修改达2000余次创下修改最多记录的立法，也是英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使得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如1979年信用协会法(theCreditUnionsAct1979)、1982年保险公司法(theInsuranceCompaniesAct1982)、1986年金融服务法(theFinancialServicesAct1986)、1986年建筑协会法(theBuildingSocietiesAct1986)、1987年银行法(theBankingAct1987)、1992年友好协会法(thefriendlySocietiesAct1992)等，都为其所取代，从而成为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这一整套新的“游戏规则”为英国适应新世纪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一个空前崭新的改革框架。

摘要：金融市场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一柄“双刃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可以极大的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不能有力的控制住金融风险则会导致经济严重衰退甚至出现金融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便是最好的例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壮大，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也逐渐增大，如何从制度方面优化金融监管架构，便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金融市场监管货币政策中央银行

金融市场从广义上理解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现代经济已经进入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已成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舞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业界都已经承认这一观点，同时也认为金融市场是柄“双刃剑”。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大衰退都在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市场风险失控时对经济的巨大破坏性。

我国的金融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开而发展壮大并不断规范着，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争辩的重大推动作用，但在当前WTO框架下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逐步兑现和不断显现的混业经营的大环境下，各自为政或者说分业监管、多头监管的监管架构制度安排将很难满足市场监管需要，金融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监控，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也将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及监管现状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改革，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日益壮大，金融市场运作、监管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能力不断加强。据相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20.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1.7%，各项贷款余额1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1.1%；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上市公司达1313家，全年股票市场融资额达32115.13亿元，财政部全年累计发行国债6355亿元；基金市场从无到有，各类基金有80余只，全年累计发行各类基金总份数达到1164.8亿份；保险市场也空前壮大，全年各类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880.4亿元，较上年增长27.1%；外汇市场由封闭到开放，产品由单一逐渐多样，全年银行间外汇交易额达12450.64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截止2004年9月达4700亿美元，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为将来我国外汇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将起到根本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黄金市场全年总成交量235.35吨，总成交金额229.62亿元，黄金日均交易量960.59公斤，日均成交金额9372.28万元，交易品种、交易方式、交易主体和成交量不断拓展或放大，进一步繁荣了我国金融市场。

1金融监管更强调市场力量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理解成一种平行替代关系，金融监管力量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化，从而形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压制性特征。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金融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金融监管并不是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高效的运行。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在即将在全球金融界正式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新资本协议提供了可供金融机构选择的难度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那些选择难度更大的风险管理体系的金融机构，其所需配置的资本金要少，从而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更为主动，这种监管理念较之1988年巴塞尔协议所采用的单一的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显然是更好地协调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另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强调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约束，还补充强调了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强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越来越强调市场约束对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作用。美联储认为：未来监管者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市场纪律─—通过有效的公开信息披露─—来更多地分担监管任，减少对政府监管的需要。

2金融监管更鼓励金融创新

对待金融创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机构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抑制到积极鼓励的过程。实际上，在那些具有浓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监管环境下，不少金融创新可能都是以绕开行政法规审批规定等为最初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监管者消灭这些创新的理由，而应当成为改进监管方式的推动力，因为这些来自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反映了市场的金融服务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趋势。例如，通过绕过税收法规等产生的金融创新，可能本身就反映了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税收部门据此可以改进税收体系加强管理，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为了促进这一良性的金融创新互动过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开的金融创新监管规则和程序最为关键，减少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和随意性也最为重要，这样才会给金融创新主体一个清晰的创新预期和稳定的创新环境。

3金融监管更强调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监管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往往只注重监管的收益而忽视成本，使监管决策建立在非科学的基础上。金融监管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金融监管机构日常运行的行政成本和金融机构为了满足各种监管要求所产生的成本；另外还包括间接成本——金融监管对国民经济体系运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如过度的管制抑制了竞争，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得不到实现，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监管的收益主要包括金融体系安全稳定有效的运行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科学的监管措施应对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考虑，只有监管的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时，才是理想的监管强度。因此，监管并不是越严越好。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收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

金融全球化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又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具体情况，不断地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调整，以顺应金融全球化的潮流，同时降低金融风险。

一、金融全球化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对金融监管最直接的影响是使金融监管的对象本身发生了变化。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指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通过日益频繁的并购活动，金融机构呈现出大型化、业务交叉、国际化等特征。90年代，金融机构的并购规模不断扩大，世界上的大型金融集团不断涌现。从1991～1998年底，全球银行业的并购交易值增加了5～6倍。在以美国为首的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时，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活动不再局限于同行业，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之间的并购成为其扩大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如美国花旗银行兼并旅行者集团后成立的花旗集团，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该集团的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各方面。德国安联保险公司收购该国德累斯顿银行，组成全球第四大金融集团，致力于保险、资产管理与银行业务。并购也不再限于一国内部，国际间的并购活动也日益增多。这些特点在2001年的全球金融业并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美国第一联合银行收购了瓦霍维亚信托银行，成为美国第四大银行；英国保诚保险集团以265亿美元合并了合众美国通用保险，成为全球性的保险公司；花旗银行收购了墨西哥第二大银行，从而使花旗集团拥有的资产超过9000亿美元，其实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另外，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间资本流动的迅速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日益融合，使得金融风险在国家间的传递渠道扩大，一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难度不断增加。90年代国际间资本流动大幅度增长。以吸收资本流入份额最多的美国为例，2000年以长期债券形式流入美国的资本净值高达4500多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了近1倍。随着资本项目开放的深入，金融技术创新的发展，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增长趋势仍将持续。目前，国际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掌握着巨额资金，成为资本流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据统计，1990～1998年间，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掌管的资产翻了一番，达到30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当年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这些资产以各种形式在国与国之间流动，成为传递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模糊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时空界限，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成为覆盖全球的网络，可以为全球的投资者提供连续24小时的服务。WTO的一项报告显示(OPENINGMARKETSINFINANCIALSERVICESANDTHEROLEOFTHEGATS)，从1987～1996年的10年间，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发行量从100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5000亿美元以上，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增长了10倍以上，国际信贷虽然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也已达到4000亿美元的水平。

二、欧洲金融监管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受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对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以顺应金融机构大型化、业务融合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尽量保证金融安全。为了深入了解金融监管的发展状况，我们考察了英国、德国、捷克的监管情况。

一、金融监管改革意义重大

距我国金融领域分业监管体制成立已有十年，在此期间，监管工作较好地维护了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基本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但仍然有部分早已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逐渐成为金融监管体系的沉疴旧病，降低监管效率，有损监管绩效。首先，监管部门以机构为单位划分各自监管范围，面对日益增加的混业经营往往出现监管空白或多头监管，缺乏能够处理监管冲突的协调机制；其次，监管部门似乎对金融机构承担着无限责任却无暇顾及金融消费者，不甚合理的监管理念导致其成为“风险厌恶者”，过于重视事前审批，压制金融创新；再次，现有金融监管制度并不健全，如存款保险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市场退出机制等亟待补充与完善，部分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修改。不只是固有缺陷，面临改革的金融市场也需要从多个方面加强防护。

（一）价格市场化要求全面提升金融监管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针对金融市场，《决定》明确指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我国资本资源错配现象一直存在，资本要素价格扭曲是主要原因。利率与汇率实现市场化，意味着对内对外双重开放，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金融市场更富有弹性。但是，鉴于我国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价格市场化可谓“惊险的一跃”。利率完全放开首先会对国内的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型银行造成冲击，必须转变经营管理理念，减少对存贷利差的依赖，需找新的增长点。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步骤，央行常态式干预的减少意味着外汇市场波动加剧，国民经济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金融系统能否安全接受市场的洗礼，关键取决于监管体系能否提供更加高效、周到的保护。

（二）民间资本介入对金融监管提出新挑战

2013年下半年，关于民营银行的话题持续火热，许多民间资本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决定》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相信市场对此已有充分预期，民间资本介入现有金融体系有望改变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可以满足各方需求，为市场带来正能量。但也应当看到背后的一些负面因素，由于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民营银行频繁的关联交易不可避免，加之公司治理、内部风险控制等方面水平较低，民营银行面临的风险以及破产可能性高于其他银行类金融机构。此外，出于对回报率的追求，进入金融领域的民间资本盲目追逐利润最大化，而放松风险管控，民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有限，这样就背离了放低金融门槛的初衷。因此，《决定》为民间资本的介入设立了一个前提———“加强监管”，这不仅是一种约束，更是金融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11月25日，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表示，坚持“纯民资发起、自愿承担风险、承诺股东接受监管、实行有限牌照、订立生前遗嘱”等原则推进试点，该说法引起市场较大关注，被解读为再次强调自担风险。“实行有限牌照”指未来监管层可能要对民营银行的开展业务范围、区域、合格存款人等予以一定限制，体现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等。“生前遗嘱”原则要求民营银行设立前就要安排好未来破产倒闭的有效处理办法。该原则是欧美监管机构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办法。这一办法要求银行作出说明，在没有纳税人救助的情况下，如果银行无力偿债面临倒闭，将如何处理处置。“一行三会”应尽快推出配套机制，发挥监督和引导作用，做好设立民营金融机构的前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