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革新范文10篇

生长市场竞争与改进市场管理

生长民间金融，也有利于生长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已往20年中国的市场化革新和市场竞争的生长，在很大水平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生长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已往我们积极在制造业生长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轻忽了在金融市场上生长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照旧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使用职位地方，竞争紧张不够。这种状态不光倒霉于金融市场的生长，也倒霉于对金融市场举行范例、管理的生长与成熟。其缘故原由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睁开而渐渐前进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生长而生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生长了、竞争存在了、睁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题目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明确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职位地方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罗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首创时期的重要融资要领

恒久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即是“乞贷”。而现实上，搪塞复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已往的“名誉历史”，又没有产业可以抵押，靠乞贷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虽然不否认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出发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源头，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名誉历史和产业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谋划者品行的信托，信托他开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生长，信托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自己赢利远景的信托，只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危害的事变。这里的融资渠道，着实即是资本市场，纷歧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其后才生长起来的）。如今变得非常时髦的“危害投资”，着实向来是中小企业所能得到的重要资金源头。

一、次级债危机及影响

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在这个论坛上，我想强调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落后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来，中国金融领域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是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讲，它是滞后的。它之所以滞后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金融面临着巨大的问题甚至是危机，当时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大量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的银行资金，银行背负了很重的债务，所以，受此影响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就比较慢。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从现在的形势来看，金融的改革必须跟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只有跟上了，我们的经济才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应该引进更多的民间资本，因为民间资本最具活力，具有可持续性。而政府资本、国家资本相对于民间资本来讲活力是比较弱的，可持续性也缺乏。所以，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大胆引进民间资本。全国工商联在十几年前就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成立以民营资本为主的银行，当时朱镕基总理批准了，中国民生银行就诞生了。经过十几年的运行，现在看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办银行是完全可以办好的，但是，我们中等、小型的民营银行还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问题，银行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起的作用太大了，超出了所承受的能力。很多西方国家市场融资过程当中，银行融资也就占到一半作用，但是，中国的融资市场是银行独霸天下，各种金融产品很薄弱，这样不利于金融市场发挥全面的作用，同时也使银行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个观点，金融体系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面向中小企业西方的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兴起了一股新的金融风暴，那就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飞速发展，虚拟经济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量。以美国为例，美国虚拟经济发展，包括金融衍生产品数量都是以几十万亿、上百万亿美元计算的。而它的实体经济力量也不过几十万亿美金，所以，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所产生的泡沫由于和一些金融高管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泡沫非常大。中国在这些年来也有此趋势，现在我碰到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们，他们说：办实体经济无钱可赚、风险太大、责任沉重。因此，他们把投到实体经济的钱用来成立投资公司，进行短期操作。由于金融资本市场不开放，民间资本就变成了一种投机资本，本来是积极健康的力量变成危害金融稳定的力量。所以，实体经济必须要发展，但是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什么问题了呢？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银行利息太高，很多企业家跟我讲，他们好不容易搞到年息15%的贷款，还认为很好，甚至搞到20%利息的贷款也认为很好，搞实体经济的企业有多少企业卖产品能够净赚20%？30年来，中国通过努力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现在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当然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这是发展必须走的历程，但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创造”的基础，没有了中国制造，就没有中国创造的基础。

所以，实体经济的问题是我们金融需要认真支持的问题。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调低了准备金率，也降低了贷存款的比率，这是一个方向，我认为还不够，还应该大大降低。现在金融机构的利润太高。根据2011年统计，金融上市公司行业就是十几家，金融上市公司利润占到了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说明金融体系太赚钱了，而实体经济就太困难了，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真正做到长期、共同的发展也是金融企业的长远之道。如果把实体经济逼入绝境，那么，金融企业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的贷款将变成死钱，将变成呆坏账，那个时候就会更困难。所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基础，对此应该形成共识，应该进一步降低贷款利息，金融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利润，但是必须要使贷款企业也有足够利润，这样才能长期共同合作。现在最需要帮助的是实体经济，实际上就是科技型的企业。科技型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什么叫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的理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科技贡献率来实现的，那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就实现了。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仍然是依靠大量投资、大量建工厂、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污染环境，那这种经济调整就无从谈起。所以，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指标，不仅是科技企业也是其他生产要素要给予支持的。

前几年有中关村企业发牢骚，说：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到了中关村，到现在没死真是万幸，但是我们也没有长大，我们自己是“小老头树”。一问这些企业的年头儿不少，但是一问产值才只是几千万，而房地产转眼间就是上百个亿，搞科技的企业却灰头土脸了。这样的政策是不行的，必须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因为只有科技强大了国家才能强大。现在正是发展科技型企业的最好时机，为什么？因为中国优势已经从劳动力优势转变为科技优势。现在招一个农民工没有两三千块钱是招不来的，像越南、印度尼西亚，三四百元人民币就可以招一个工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今后也不可能再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来占领市场。但是，有一个新的优势出现了，就是每年有将近700万大学生毕业，他们能不能在国民经济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问题是农民工稀少，招农民工很困难，而大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毕业每月挣3000块钱也行，两千块钱也行，跟农民工价格差不了多少，这就说明经济转型还没有开始。西方的一些大公司已经看到中国的比较优势转变，他们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廉价的科技优势来获取技术上的进步，而企业也应该充分利用科技企业人员多而相对的要求和待遇比较低的优势。到国外大企业看，一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中间还要喝咖啡，但是，我们的科技人员是辛苦的。中国这样的比较优势变化，为科技型企业的人才储备创造了条件。所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来发展科技型企业，所以金融机构应该对科技企业给予支持。

第三个观点：金融体系的改革必须要适应企业“走出去”的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势，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以商品“走出去”为战略，现在商品“走出去”已经遭到世界各国的抵制，人员“走出去”是承包建筑工程。现在是企业“走出去”的时候，经过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磨炼，一大批企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可以“走出去”，而且需要“走出去”，环境资源生产要素的束缚使一些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到国际上去。从中国整个发展态势来看，也必须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从GDP数量来看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大家很自豪，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个指标，叫做GNP的指标，中国的GDP要减去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产生的GDP，再加上中国企业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GDP，按这个数字来看远远不是世界第二，日本要比我们强，许多国家在国外跟国内产生的GDP相差不了多少，这就是世界大国的标志。现在我们只能够利用中国的资源、中国的土地、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人力来创造财富，而他们可以用世界的土地、世界的资本、世界的人才、世界的资源来为他们创造财富，所以,中国也必须“走出去”，这是大的发展要求。我们的企业已经准备好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准备“走出去”。有没有条件“走出去”？我认为有条件“走出去”。中国有三万亿外汇，应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世界资源，到世界上创造新的财富，这个条件其他国家都没有。现在国外都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国企业有钱，当然去国外投资有风险，但是这个学费也是必须交的。我相信民营企业80%～90%是会赚钱的，所以，一定要和私营成本结合在一起“走出去”，支持这样的企业在世界上做大，我相信经过10年、20年，世界将有一大批500强企业出现，我相信那个时候中国企业不仅强大，银行也一定会很强大！

当前，为了促进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除了应当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主要是消除“不对称”格局）外，还应当大力深化金融改革。“深化”的方向是“市场化”，消除垄断，使金融体制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既能使资金顺畅地流向边际产出率较高的领域，又能明显改善小微企业、农户等各类低端客户的金融服务。为此，需要出台多项举措，主要有下列十项。

开放证券一级市场，从速造就多层次的“金字塔式”市场。基本内容是：股票发行实行“登记制”，并将“发行”与“上市”分开。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依法申请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社会募股，证监部门仅审核其手续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符合者便允许登记、发行。发行后，必须先在的券商中挂牌交易，期满一年后，业绩优良者可由券商推荐进入城市的柜台交易市场；再满一定时期的业绩优良者，可经柜台交易市场推荐、由证交所择优“录取”而进入主板、二板市场。

任何公司都必须遵守这个程序，不能有“特权”。主、二板市场中的“低劣者”，也按此程序逐级退市。证监部门不再从事发行、上市的审批后，专职从事证券发行、交易全过程的监管，依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向民间资本开放银行市场准入，使得民间资本也可以成为银行的“主发起人”。进而造就大批的“产权清晰、政企分开、党企分开”的控制权、人事权真正属于“三会”的民营银行。发展民营银行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当根据实际条件“循序渐进”。由于迟迟没有正式“开放”，以致现有的民营银行极少，仅仅在城市商业银行中个别“个案”，金融企业家和民间金融资本相当缺乏，因而只能把“开放”重点先放在村镇（社区）银行等微型商业银行上。为防止金融风险，应设立不得“脚踩两条船”（指工商企业主同时掌控银行）的“底线”。因为这会造成大量“关联”贷款，成为银行“杀手”。同时，民营的村镇（社区）银行不能是“有限公司”，而必须是“无限公司”或“两合公司”，董事长与董事股东必须对“未能清偿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坚决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众所周知，“利率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了。存贷利率体制格局已经严重影响了资金的优化配置并且“劣化”收入分配结构，它使信贷市场上的强势阶层（如银行，大型企业、尤其国有垄断企业，地方政府等等）得益，而民营中小微企业以及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则受其害，它还是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奇高的重要推手。目前，已是下定决心，冲破“利益集团”阻挠的时候了。当然，也不能贸然全部“放开”。作为第一步，或者可以将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定为GDP平减指或CPI（取两者中的高者）加1%，或者至少不低于两者；同时，允许上浮20%-30%。尽快让邮储银行发挥应有作用，真正成为小额信贷的中坚。邮储银行是全国性的中小微企业银行、小额信贷银行。它从筹建开始，就如此定位，并且也是这样做的。比如浙江分行，户均贷款仅30万元左右，比以发放小额贷款出名的台州银行（45万元左右）还小。它不但网点多，而且规模也大，目前存款余额已经超过4万亿元，列全国银行中的第6位。只是贷款余额才7000亿元左右，按存贷比75%计算，有2.3万亿元资金放空，不能进入中小微企业，十分可惜。个中原因是资本金数量不足，贷款规模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制约。

虽然，今年1月邮储银行已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增加了注册资本，但是，资本金还是偏少，还需要不断增加。同时，为了加速发展、转换经营机制，还应当广揽英才，可以考虑引入国内最优秀的小额信贷经营专家担任CEO，进而使邮储银行早日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力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金融机构”建设。为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小客户，银监会于2008年发文要求各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目前，各有关管理部门应当通力合作，切实加强推进力度。首先，要通过“政策”引导城商行、农信机构、村镇银行等小法人银行成为“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银行”。制定“达标”的标准，主要是“户均贷款”与“5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大体上可以分别为“100万元以下”及“60%以上”。给予“达标”的银行授牌并享受各种“差异化”优惠政策。比如，财税、货币信贷、跨区域发展与机构“升格”等方面的“差异化”政策，并且“差异化”力度要足够大。其次，鼓励大中型银行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尤其事业部制的专营机构。凡是“达标”者也可享受相应的“差异化”优惠政策。再次，对于此项“推进工作”做得好的管理机构，包括银监、人行、财税等地方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应给予表彰、奖励。

承认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身份。小额贷款公司“出台”后，由于允许民间资本“主发起”，并且由省级地方政府批准，发展迅猛。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信贷资金来源不足，只允许向银行融入占资本金50%（有的省为100%）的资金，而且还不容易融到；二是利率偏高，往往接近基准利率的4倍，以致有人称之为“合法的准高利贷机构”；三是缺乏有力的监管，违规行为难以有效约束，风险难以有效监控。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根本途径是承认它是金融机构。目前，银监部门仅承认它是金融组织。试问“金融组织”与“金融机构”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由法人银行设立的贷款公司是金融机构，而由民间资本设立的贷款公司却不是？一旦承认小额贷款公司也是金融机构，那么，首先就要解决监管问题，“设定”专业的监管机构；其次，作为金融机构，将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进而就允许融入数倍于资本金的资金，由于有良好的监管，银行也会比较乐意融资；再次，由于融入资金大大增加了，利率也会随之下降。

进入2012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增速持续低于预期，出乎许多研究者的意料。从实际调研的情况看，除了部分商业银行面临存贷比等监管指标约束导致投放能力受到限制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实际信贷需求强烈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新增信贷需求受到监管政策的严格约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微金融等领域受到金融主管部门的积极鼓励，但是商业银行在经济增速平稳回落、小微企业盈利回落、经营难度加大的背景下则普遍对此领域持异常谨慎的态度，导致在经济回落时期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度继续加大。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显示，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在服务于小微企业群体等方面离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需要通过金融改革来突破。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集中表现在以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上市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重组取得显著进展，面向大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有了明显改进，因为大型金融机构日益在重组改制过程中将业务重点日益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也使得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也有了不小的进步。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应当如何推进?从金融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当前实体经济对金融业的现实需求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相对滞后，利率市场化等推进相对谨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总体要求出发，小微金融服务的改进与上述实质金融服务需求都程度不同地相关，并有潜力成为下一阶段金融改革的重点。小微金融从其功能来说，其有效发展可以服务“三农”、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缓解农村金融市场资金需求；培育和发展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开辟满足农民和农村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新渠道，进而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合理有效利用民间资本，引导和促进民间融资规范发展；以及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围绕小微金融服务，当前应积极调整金融结构，培育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使不同的金融机构在小微金融服务中找到其定位，使其与小微企业的实际需要相匹配据统计，当前中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小企业数量10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机会。央行的《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末，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现)余额l0．76万亿元，同比增长25．8％，比上年末下降3．9个百分点。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小微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中小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与其获得的金融资源相比明显不匹配。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时期，金融机构容易将更为稀缺的信贷等金融资源向大型企业倾斜，客观上形成对小微企业的挤压，加大了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要逐步缓解这个问题，需要针对小微金融的不同金融需求，为不同的金融机构找到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商业定位与可行的商业模式，一方面要积极发展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小微金融机构，同时要推动大型的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大型商业银行要通过建立差异化的考核机制和商业模式推进客户结构调整。

二、适当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鼓励小贷公司等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当前金融业的严格的准入管制，使得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明显不足，即便是在民间融资十分活跃的2011年，主要面向小微企业的小贷公司在年底贷款余额也仅仅达到3914．74亿元，仍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其实，不仅小贷公司，从整个金融机构的分布看，在小微企业较为集中的中小城镇，能够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十分有限，金融服务的供应不足，也使得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竞争不充分，从而使得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相对较高。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业的严格准入管制导致竞争不充分，直接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严格的准入管制，带来了显著的牌照溢价，也使得金融机构往往习惯于依赖牌照管制带来的溢价等来经营，内在的改进经营管理的动力不足。因此应当适当放松管制指标，以促进小贷公司等小微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并通过引进新的小贷公司促使竞争来降低小微企业贷款成本。

三、以支持小微金融机构发展为突破口，推进利率市场化，探索小微金融机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小微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小微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可以覆盖其营业成本和资金成本，以实现其独立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小微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从总体上看，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进小微金融机构本身的财务可以持续发展的发展。从发展历史看，中国的一些早期小额信贷经营状况欠佳的原因之一是政策导向上一度错误地认为低利率才是“扶贫”，这一方面使得商业化的金融机构不愿意从事小额信贷业务，或者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只能依靠扶持性质的特定外部资金，从而无法实现小贷公司的财务独立；另一方面低利率可能导致的寻租现象往往使得真正需要资金的小微企业无法获得信贷机会和资金扶持。可见，要促小微金融机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其能够通过正常经营获取必要的利润，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逐步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放开利率的管制。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小微金融机构应聚焦小微企业的客户定位，提供那些最能体现小微企业需求的金融服务，并发挥小微金融机构区域特征明显、信息成本较低以及业务审批速度快、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集中精力发展有潜质的小微企业客户，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创新，调整业务结构和业务竞争能力，走与大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有差异化的发展道路。这样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推动整个金融结构的调整。

四、应鼓励优秀的小贷公司转制成村镇银行现行的关于村镇银行的管理规定是2009年6月中国银监会下发《小额贷款公司转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其中允许符合条件的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该文件对希望改制的小贷公司，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但是从实行该规定以来，小贷公司目前尚没有一家改制为村镇银行。其实，对比《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两份文件不难发现，小贷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的条件在许多方面要高于投资者直接申请设立村镇银行的条件，这种看似正向的引导实际上反向封堵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的道路。从机构规模以及客户定位方面看，村镇银行客观上可以结合大型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二者在提供小微金融服务方面的一些优势，例如大型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和监管框架，以及小贷公司的区域特色和灵活机制。因此，有必要在坚持“只贷不存”的前提下，必要时适当放松其他制度限制参数，从而让那些在实际经营中表现非常优秀的小额贷款公司晋级为村镇银行，以扩大其在提供小微金融服务方面的能力。同时，小贷公司谋求向银行转型，实际上是尝试将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直接与公众资金联系，相应地在监管方面自然应当根据商业银行监管的一般要求相关强化。

五、应适当放松小贷公司从银行融资比例的限制

1物联网的发展现状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是以产品电子代码（EPC）为核心，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所有需要联网的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共享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物联网的概念是由IBM公司在互联网、电信网和广电网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智能生活和应用需求提出的，将信息获取和传递的范围，在anyone、anywhere、anytime的基础上，又延伸到了any-thing。通过将人们生活中的物体进行数字化管理、统一化监控、拟人化交流，使人类社会进入智能型社会。200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Union)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正式确认了“物联网”的概念。因为物联网的发展，能够使世界上任何的物体，通过因特网主动互联互通，所以不仅要从国家高度考虑，更需要从全球一体化的目标来考虑，构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重塑国家长期竞争力，这对于一个国家未来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实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目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等都更加关注物联网的发展，投入巨资深入研究探索物联网技术。

1.1国外物联网的发展

目前欧洲已经实现了物联网在汽车信息通信、自动抄表、安全检测、自动售货、交通系统、自动化工业、城市信息化等领域的应用。2009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后，对“智慧地球”构想作出了积极回应，并将其提升为国家层级的发展战略，将“新能源”和“物联网”列为振兴经济的两大武器，并在《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RecoveryandReinvestmentAct）中鼓励物联网技术发展，推动能源、宽带和医疗三大领域开展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亚太地区物联网的应用中，日本和韩国发展较快，日本重点发展智能交通、透明物流、自动抄表、汽车信息通信、智能家居、远程医疗、远程办公等领域。2008年，日本总务省提出“u-JapanxICT”政策。“xICT”代表不同领域乘以ICT（信息通信技术）的含义，一共涉及三个领域-“产业xICT”、“地区xICT”、“人民生活xICT”，将各行业、地区、人民的生活生产与ICT深化融合，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2009年7月，日本IT战略本部颁布了信息化战略-“I-Japan”战略，让数字信息技术融入每一个角落，为物联网的应用奠定了信息自动采集的基础，实现了物体拟人化的前提条件。继日本提出u-Japan战后，韩国也确立了u-Korea战略，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有科技智慧服务，不仅为人们创造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更便利的生活服务，更可以强化产业优势与国家竞争力，目前物联网主要应用于智能交通、远程抄表、自动监测、智能家居等领域。与国际物联网的发展进程相似，我国物联网总体处于初创阶段，但已具备一定的应用技术和产业基础，对物联网的应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1.2我国物联网的发展

我国已经把物联网明确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和2050年国家产业路线图。2009年8月和12月，总理分别在无锡和北京发表重要讲话，重点强调要大力发展传感网技术，努力突破物联网核心技术，建立“感知中国”中心。2010年3月5日，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指出，将“加快物联网的研发应用”明确纳入重点产业振兴计划。这代表着中国传感网、物联网的“感知中国”已成为国家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2010年6月7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快发展物联网研发和建设新一代互联网”。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决定》明确了信息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突破方向为：新一代信息网络、“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2011年物联网产业发展(上海)论坛”上，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李力指出物联网“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十二五”期间，发展物联网的主要任务包括大力攻克核心技术，加快构建标准体系，合理规划区域布局，着力培育骨干企业，协调推进产业发展，积极开展应用示范和加强信息安全保障等七个方面。2020年之前国家计划投入3.86万亿元用于物联网的研发。工信部将支持重点领域应用示范工程，具体包括智能工业、智能农业、智能物流、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环保、智能安防、智能医疗与智能家居九大领域。李力还表示，增加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大产业化专项对物联网的投入比重，鼓励企业投入，积极发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用，支持相关领域开展物联网应用示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加快制定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金融、人才、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推进医药、信息、电力、新能源等领域的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发展环境。预计到2015年，物联网产业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1%左右，物联网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情况，金融体制改革2011年取得了显著成果，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经济转型期的金融体制，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基本动力。

一、金融机构改革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

为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在坚持市场化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2011年2月，银监会等三部门印发《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从2011年7月1日起，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人民币个人账户的部分服务收费。主要包括：本行个人储蓄账户的开户手续费和销户手续费；本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开户手续费和销户手续费；密码修改手续费和密码重置手续费等。取消如开户手续费、密码修改费用、对账单费用、存折工本费等老百姓意见比较集中的收费项目，不仅顺应了民意，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服务收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信息不透明、告知不充分，给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够，尊重和引导消费者选择不够，必须加快改进。

（二）证券公司自身改革步伐加快

一是证券公司部分事项的审批权下放。为减少行政干预，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证监会公告下放证券公司部分事项的审批权。根据公告，证券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设立、收购、撤销分支机构，变更注册资本，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增加或者减少经纪、投资咨询、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承销等原来由证监会机构部审批的涉及证券公司的五项事项都将授权给派出机构办理，由派出机构审核。但这五项事项的授权并非全线铺开，而是考虑派出机构的承受力，条件成熟一批授权一批。此举是证监会从公共利益出发，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有利于实现微观监管和宏观监管的结合，构建抗风险能力更强的金融系统。其中授权派出机构审批部分事项和拟取消部分审批事项是监管审批方式的重大转变，二是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投资范围扩大。2011年5月，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投资范围及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明确了证券自营业务的投资范围，以及证券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投资其他金融产品的监管政策。《规定》采取制定《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的方式，规定了三类证券自营可投资品种：第一类是已经和依法可以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第二类是已经和依法可以在境内银行间市场交易的部分证券；第三类是依法经证监会批准或者备案发行并在境内金融机构柜台交易的证券。此举将进一步放开我国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投资范围，有利于国内证券公司逐步形成国外投资银行多品种、多策略的自营业务模式。从长期看，自营业务范围扩大有利于国内券商的自营业务收入来源多元化，同时也将有利于做市商、国际板等各种自营业务结合紧密的创新业务开展，券商盈利模式将进一步优化。

从金融史的角度看，每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会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带来冲击，也是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全面考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政府对现有监管体制进行反思，开始尝试推出积极的监管改革举措。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发端于美国，并且波及到全世界。面对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金融体系，西方国家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新反思，并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力求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里选取美国、欧盟和英国三个经济体作为代表，简单介绍其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代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构建起严格的分业监管体系。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不断加剧，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介于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之间的“双线多头”监管模式。在该模式下，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金融监管机构按照银行、证券、保险分别对所辖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目标是“将最有经验的监管者置于其最熟悉的金融业务监管领域”。美国这种多重监管体制的形成，与其文化中崇尚自由、信奉“分权与制衡”以及鼓励自由竞争的理念密不可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种种弊端，诸如监管漏洞、监管重叠等问题纷纷暴露出来，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财政部于2009年6月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方案，经国会参众两院审议并修改后，最终在2010年7月形成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被视为自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标志着美国金融体系“去监管化”的终结，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能力，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专门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ervicesOversightCouncil，FSOC）负责识别、监测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强调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一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高监管标准，抑制其扩张冲动，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制定“生前遗嘱”（FuneralPlans），建立起有序破产清算机制，以便在丧失偿付能力后迅速实施破产清算，降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此外，对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超大型金融机构，美联储有权利予以强制拆分。二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从监管范围看，该法案明确要求资产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基金必须进行注册，同时提供必要的交易和投资信息，以便对其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填补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空白。在监管要求方面，法案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行更高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率等监管标准，建立起逆周期的资本监管体系，同时严格遵循沃克尔规则，限制金融机构从事与自身业务无关的高风险交易。此外，法案还限制了场外衍生品交易，要求引入中央交易对手制度和保证金制度，以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三是注重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制衡，强调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法案规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具有协调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同时为了避免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过于集中，还赋予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监管美联储的权力，形成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该法案表达了美国在统一全球监管标准方面的意愿，体现了与国际统一监管标准的一致性，同时也表达了参与国际危机救援和金融监管合作的积极态度。总体来看，《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做了努力，另一方面还兼顾了金融效率的目标，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了适应性调整，增强了对系统性风险的抵抗能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该法案并未触及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根本，以分业监管为主的“双线多头”模式与混业经营的矛盾依然存在，原有监管体系存在的监管重叠和监管漏洞等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使该法案的改革力度和最终效果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二）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自1993年成立以来，为切实推进一体化进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不断推动联盟层面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1999年的《欧盟委员会金融服务行动计划》为标志，欧盟建立了莱姆法路西监管框架（LamfalussyFramework），改善欧盟金融监管决策程序，使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更迅速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了监管协调的效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欧盟委员会开始反思自身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于2010年9月7日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原有的莱姆法路西框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建立起新的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其改革的核心是在原有莱姆法路西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两大支柱———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和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uropeanSystemofFinancialSupervisors，ESFS），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加强了欧盟的统一监管。新的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全力凸显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将其提升到与微观审慎监管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独立的宏观审慎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风险。专门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负责监测、预警系统性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其具体职责包括负责欧盟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识别、监测、评估各种可能威胁到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在可能出现重大风险时及时发出预警，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防范和化解潜在系统性危机的措施。二是提高金融监管要求。一方面强化了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要求其增加不同时期在险价值的额外资本缓冲；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建立内部流动性管理方案，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增强抗风险能力，确保流动性保持正常，或者是在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具有充足的流动性。此外，欧洲议会还于2010年11月正式通过了《欧盟对冲基金监管法案》，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之中，并引入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集中由欧盟统一监管。三是更加注重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将原有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督委员会升级为欧洲监管局（EuropeanSupervisoryAuthori-ties，ESA），同时成立了指导委员会（SteeringCommittee）以加强各个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先后出台了跨国金融危机九项原则、跨国稳定小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等实施方案，旨在加强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范系统性危机，并对陷入危机的国家实施救助。相对而言，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最为彻底，这与其长期倡导的强化监管、重视金融稳定理念密切相关。通过确立宏微观一体化的金融监管体系，欧盟初步搭建起金融稳定合作机制，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宏微观之间、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意识到，欧盟新监管方案的实施以及监管费用需要依赖各个成员国，要在各个成员国之间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欧盟的金融监管将是“没有牙齿”的监管。因此，欧盟新金融监管体系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欧盟各国关于实施细则的最终共识才能意味着改革方案的真正落实。

（三）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针对混业经营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一体系以《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为基础，由三个管理当局，即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管理局和英国财政部对金融稳定共同负责。2008年金融危机使英国政府意识到，这种“三方（tripartite）”的监管体系存在很大的漏洞，没有哪个单独的机构有责任、职权或权力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督，识别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并采取协同行动来对此做出反应。鉴于此，英国政府着手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监管漏洞问题，英国政府陆续推出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银行特别条款法案》、《2009银行法案》、《特纳报告：通过监管改革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2010年金融服务法》等一系列方案，力求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2010年大选后，联合政府宣称将撤销金融服务管理局，将其功能并入英格兰银行，并陆续推出了《金融监管的新举措：判断、焦点及稳定》和《金融改革新方案：构建更强的监管体系》等方案，旨在构建更稳定的金融体系。尽管前后两任政府对金融监管体系架构的改革存在不同意见，但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均作出了较大的努力：一是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强化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2009年银行法》明确规定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及其核心地位；2010年6月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则提出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PolicyCommittee，FPC），以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该委员会为金融稳定的最高决策部门，负责制定维护金融稳定的各种政策，而新设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Regula-toryAuthority）则为金融监管政策的执行部门。二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2009年银行法案》明确规定英格兰银行可以实施各种政策工具来保障金融稳定，同时赋予其更大的灵活性。同时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制定“生前遗嘱”，使问题机构迅速并有效地实施破产，降低其倒闭所产生的影响。此外，ICB（IndependentCommissiononBanking）的报告还提出要彻底分离零售业务和批发、投资业务，尽可能地降低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应。三是强化金融监管合作。《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认为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至关重要，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通过实施统一的监管标准提高各国金融监管水平，避免监管套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二是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核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建设；三是特别注重欧洲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四是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建立起国际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五是增强对跨国金融机构的跨境处置能力。从总体看，英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都是为了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从长远的角度讲对于维护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看，过于严格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的相互隔离要求部分商业银行对原有业务进行精简和调整，可能带来部分金融业务的萎缩和人才的流失。其次，ICB提出的10%一级资本充足率、维持债务缓冲资金等要求远远高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一方面伦敦本地的金融机构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有可能导致当地资金成本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明显的监管套利，金融资源可能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流，反而不利于维护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我国的城乡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同时，我国经济改革非均衡性的特点，使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非常大，除了东中西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还包括同一区域内不同省、市、自治区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上的巨大差异。从图1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三类区域农村金融的相关比率（即FIR）从总体上逐步上升，而2005年有所下降，但从总体上都在2.0000以上，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与深化大幅度改善。相关数据与全国金融相关比率差距还很大，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现象仍普遍存在（2008年全国金融相关比率为2.77）。从图1中还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但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相关数据差距也很大。在发达地区，FIR值普遍在3.0000以上的水平，这与全国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水平比较相近，但从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的数据来看，则大部分年份都低于全国农村金融的相关比率。从相关数据的增长情况来看，不发达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增长最为迅速，FIR值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几年来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存贷款额的大幅增加造成的。从均值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比不发达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低，这显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主要是因为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速度比工业发展速度缓慢，而不发达地区农业的发展较工业好的原因。

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情况来看，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较少，覆盖程度也很低。据数据显示(《农村金融服务地图集》中国银监会)：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最高的省市是重庆和四川，最低的是青海和西藏。两个自治区平均每个县的金融机构网点只有18.96个，每个乡镇平均只有1.58个金融机构网点，平均每80个行政村才有一个网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的撤并仍在继续。金融机构网点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从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业务的种类来看，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存贷款、汇兑等基本业务上，比较单一，一些新型业务如涉农保险业务在欠发达地区开展并不普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与该地区农民高涨的保险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知识、金融法规、致富信息、市场动态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介绍和普及开展得也非常不够。

在发达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户对金融的需求呈现出了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发达地区还出现了许多如“公司+基地+农户”贷款、农户循环信用授信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明星示范户贷款等新的贷款类型，这些新的贷款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农业发达地区的农户增收致富。就农户对金融的需求来看，农业发达地区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调整，呈现出和其他地区不同的需求特征。首先是贷款主体由传统的种养户向规模种养户、家庭工商户和农产品贩销户等转变。其次是贷款用途的多样化。再次，相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农业发达地区农户的借贷金额也比较大，有些甚至达到百万元以上。最后，购买汽车和住房等消费信贷的需求也在农业发达地区呈井喷式的发展态势。

从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网点的分布情况来看，我国的金融机构从地区上主要分布在东部，从城乡差异上则主要分布在城市，出现了城乡失衡、区域失衡的现象。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农村地区来说，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较小，而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则相对较大，农村金融商品的供给也比较充分、完善。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金融商品供给中，农业发展银行不与个体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农业银行则将设置在乡镇及以下的大量分支机构撤销、合并。总之，我国目前农村中金融供给主体在区域布局上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现象，在广大的农业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金融商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大多数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只能通过农村信用社的垄断性供给来提供。

二、我国农村金融多元化改革的对策

过去的2011年，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屡屡与“资金链危机”、“破产跑路”等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难，在“炒楼”、“炒煤”、“炒蒜”等被遏制之后转向了民间高利贷；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被大银行拒之门外，“融资难”困扰着他们的生存，不得不通过地下钱庄高利息融资，恶劣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助长了社会资本“脱实向虚”的倾向。今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同时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科学做法。

一、温州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现状

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不外乎自筹、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政府扶持等4种途径。由于企业类型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需的融资方式也不尽相同，对融资的需求具有不同的规律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融资相对较难，这是普遍现象。

（一）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

2008年次贷危机波及到中国，为救市，中央政府于2008年底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且央行开始连续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造成贷款增加较多和流动性过剩，引起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为应对危机，从2010年1月至今，央行开始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目前企业实际的银行贷款利率已高达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通常在10%左右，这就意味着以现有的银行利率来贷款，企业很难依靠自身盈利来偿还。对于无法偿还到期银行贷款的企业，便只有改由民间借贷资金来临时弥补；对于银行近两年收紧钱袋子而无法从正规渠道融资的中小企业，也只有求助于民间借贷了。而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机构不够规范，在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他们便会随意涨息。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利率高达180%，对15%的银行利率尚且难以用正常盈利来偿还的企业，面对180%的高利贷，其资金链断裂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温州老板“跑路”事件。

（二）企业缺钱与民间资本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