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范文10篇

摘要：我国在中将乡村振兴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以此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服务掌握农村经济的发展命脉，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先对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策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对具体的发展路径进行探讨，希望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关键词：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策略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有效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实现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为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需求相符，需要对金融服务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围绕“三农”对金融服务加强探索，从而实现农民增收、乡村建设以及治理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对金融服务乡村战略面临的挑战及具体的发展路径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策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度逐年提高，但是在服务“三农”时，基层金融服务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具体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首先，银行新政没有得到有效地落实，在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乡村振兴策略是提高农村建设水平的必经路径，在新农村建设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当地经济水平、农民生活水平，加强农村的生态环保力度，树立文明、民主的管理理念的方针上。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机构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服务时，一些基层的金融机构对乡村振兴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将服务领域集中在农户贷款方面，导致金融需求缺乏多样性。其次，金融服务缺乏创新性，现阶段在许多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规章条例，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为基层金融机构不具有创新意识，没有创建交流机制，无法对相应的问题进行反馈。最后，金融服务信息化建设不足，没有充分的发挥网点综合服务能力，出现资产业务薄弱等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在基层队伍上，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专业技能不足，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出现脱节的现象。

2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路径

一、农民工实际上是一种很独特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正在不断边缘化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基本为初中以下。从事的行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主要集中于建筑市场、装修市场、加工市场、制造市场、采掘及环卫市场、家政市场、餐饮市场等，工作苦重，但是报酬却很低，工资总体水平较低，大部分人的月工资收入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就业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强。

二、农民工金融服务意义与现状

农民进城务工,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亿万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不仅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也为城市发展和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党和国家把农民增收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全国范围内城市务工就业环境的逐步改善，进城就业已经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努力探索为进城务工和经商的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是金融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虽然我国金融业的规模和服务水平有了巨大的进步和提高，但是在为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一直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对很多进城农民来说，银行仅仅是存取款的机构，使用过存、取款业务的农民工占多数，近两年顶多是多了一项汇兑业务。与当地居民相比，外来农民工享受的金融服务品种要少得多。随着银行卡使用的增多，银行卡服务已成为倍受农民工欢迎的服务品种。

随着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这种金融服务空白和需求的矛盾日渐突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伴随农村经济要素流动的不断增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基于城乡二元分离的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求，积聚多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因此，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金融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能够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加强生产要素流动，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能够丰富金融品种，满足农村的多样化金融需求，是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手段；能够加强对农村金融风险的甄别、预防和控制，是控制农村金融风险、推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

二、当前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伴随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政策的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不断加深，农村金融服务规模、质量和水平有所提升，为培育农村金融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受城乡二元分离结构、农村资本流动性差、农业的弱质产业特点、农村金融获利空间小等因素的制约，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在服务机构、品种、资金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服务机构缺乏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尚未完善，仍存在投资渠道单一、融资渠道有限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管理混乱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市场政策法规缺失、农民金融意识薄弱和农村现有条件的局限。为此需要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建设、创新正规金融服务机构产品和推进非正规金融服务机构的合法化。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问题；原因；对策

“三农问题”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同样将重点落脚在农村地区。然而，资金短缺问题依旧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无论是农村城镇化的继续推进，还是“调结构、促增长”所需的从粗放式生产到集约化生产的转变，抑或是农村生态系统的改良与优化，都需要足额资金的投入与支持。质言之，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劲动力。

一、当前农村金融服务面临的现实问题

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村金融服务出现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见微知著，对问题保持敏锐的洞察力，防止其进一步扩大。现阶段，农村金融服务的短板表现在：

1、农村地区投资渠道单一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呼唤低成本农村金融服务

低成本农村金融服务不仅惠及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构建多元化、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推动力。竞争有利于金融机构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金融机构加强金融创新。随着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升级，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农业生产正从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并且由原来的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向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转变。在生产方式上，也由粗放型逐步向专业化、规模化以及集约化经营方向转变。这些都将对信贷资金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亲戚邻居间的借贷已经难以满足农户基本借贷需要。同时，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又要求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的农村农村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要想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就必须努力降低经营成本。现阶段，农村金融仍处于市场化的初级阶段，信贷资源相对稀缺，整体竞争压力极其有限。因此，只有构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才能根据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特点，在产品、价格、服务和信贷上实行差异化经营，才能最大限度地缩短贷款程序，减少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农村金融服务低成本的障碍

(一)金融垄断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有明显的卖方市场的特性从总体上讲，我国正规金融机构配置在农村地区的信贷资源相当有限。由于机构缩减、竞争不充分，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弱化，农民难以得到优质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农民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另一方面，即使能获得贷款，利率也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浮动到政策规定的上限。以湖北黄冈市为例，截至2009年末，中国农业银行营业网点较2000年末减少了116个，其中乡镇级营业网点减少占比更大。农村信用社作为支农的主力军，也难以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据统计，至2009年末，黄冈市农村信用社的小额农贷余额为267375万元，仅占贷款总额的35．65%。邮政储蓄机构以存为主，分流了农村金融资源，其支农作用相当有限。邮政储蓄机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大部分上存人行、省储汇局或国家储汇局，一少部分资金用来发放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而且贷款范围、对象、额度相当有限。以黄冈市邮政储蓄银行和机构为例，至2009年末，其各项存款总额为103．25亿元，小额贷款总额仅有2．95亿元。此外，目前农村的电子结算网络也远远落后于城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以黄冈市所辖的武穴为例，目前，全县仅有ATM机11台，全部分布在城区，很多地方无法使用银联卡，资金结算速度慢。(二)信息不对称加大金融运营成本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由于贷款对象分散，金融机构审查农户资质和监督资金使用需要更高的成本，分散经营的农户没有财务报表，没有融资历史记录，没有个人信用档案，也没有合适的抵押品。现阶段我国农户融资契约更多是依赖人际信任而非制度信任，由于严重的不对称信息，这种履约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会失去效率。农民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农户所拥有的资产一般是土地，林地，宅基、房屋等。我国法律规定，土地、宅基地不能抵押。房屋可抵押，但存在估价、转让上的困难。农村企业所拥有的资产房屋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也存在估价交易上的困难，而且交易成本高，价格易变。因为农村房屋一般不办理房地产权证，且办理农村房屋抵押贷款费用高(以占地1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的房屋计算，需办证费用1万元左右)，手续烦琐，导致贷款成本增加，农民难以接受，因此，大多数农户因无法满足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而不能获得所需贷款。(三)民间金融的逐利性与盲目性加大了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和社会成本笔者对黄冈市农村民间金融的现状进行了形式多样的社会调查，以户(家庭)为调查单位发放调查问卷85份，筛选确认回收的有效问卷60份。目前，黄冈市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呈现多样化，既有民间借贷、合会、私人钱庄和典当行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民间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互助储金会等。在接受调查的60户农户中，绝大部分以务农和外出打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共占调查总人数的79．4%。调查显示，在60个样本中只有8户有过向民间金融组织借贷的经历，仅占13．3%。在借贷途径的选择上，71%的农户选择向亲戚朋友借款，23%的农户向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借款，选择民间金融组织的只有2%，究其原因，农户对民间金融组织最大的顾虑是不受法律保护和利率过高，尤其是利滚利。问卷调查显示，农户认为民间金融组织“不受法律保护”的占38%，“利率过高”的占36%，“资金来源不安全”的占22%。(四)惠农贷款的使用偏离政策初衷一些地方官员利用职权之便，为己谋私，利用农民对金融知识的盲点，以微小利益为诱，以大量农业证件，获得惠农贷款，然而，惠农贷款的实际利益并没有真正落到广大农民身上。有的镇政府用行政命令或其他方法收集农民身份证，到银行统一办理小额支农扶贫贷款，获得资金全为镇政府所用，政府失信于民，造成地方信用环境恶化。同时，地方政府不重视农村征信建设，投入不足，金融机构不能自主灵活地收集征信数据，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对农村信贷发展影响较大。

对策建议

(一)构建竞争性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在农村地区构建既互补又竞争的金融机构体系，有利于金融机构改善金融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扩大农村金融供给。第一，成立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信用社进行改组，吸收地方政府、地方中小企业及民间资金入股，也可以吸引其他外来资金。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宗旨就是服务于农村经济，农村借贷的特点是单笔借款数额小，笔数多。大型商业银行要办理这些小额贷款，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高，缺乏办这些业务的积极性。第二，创办专门为农村弱势群体服务的乡村银行。乡村银行工作人员大都本地化，与农户或小微企业之间信息对称程度高。从整体上说，中国农民是比较守信用的，他们居住地相对固定，如果某人或某个家庭给人留下不诚实不守信的印象，在当地就失去了人脉。因此，乡村银行的信用风险可以得到较好控制。第三，规范非正规金融。小农经济天然地、长期地与民间借贷相结合，因为非正规金融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一是信息优势。他们更了解借款人的信用和收益状况，更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违约风险和可能的资金损失。二是交易成本优势。非正规金融手续简便、效率高，运转成本较低。三是担保优势。由于借贷双方彼此相互了解，担保品的管理和处置灵活，成本相对较低。(二)努力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农民才能得到低成本高质量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运用现代通讯技术，降低服务费用。如手机银行的诞生、先进信用系统的应用，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金融机构还可以雇佣一部分当地农民从事部分一般性、事务性的工作。有些技术含量不高，专业性不太强的一般性工作，如信贷员，只要具有基本的金融知识和基本的业务操作能力，熟悉借款对象的人品和财力，就能胜任。与受教育程度高的专业人才相比，农民居住在当地，生活成本低，对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要求不高，这样可以大大节约劳工成本。(三)完善农村征信系统建设征信系统是为企业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它能提供有效的信息传播平台，缓解信用交易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交易成本高的压力。征信系统的建立还有利于引导人们养成守信履约的行为习惯，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完善的征信系统可以帮助农村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资信信息，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各项金融服务的积极性，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规模效应自然可以降低单笔业务的成本，使农村金融消费者得到实惠。(四)加强金融机构创新能力涉农金融机构要调整经营思路和理念，切实把金融产品创新研发工作纳入到业务的整体规划之中，从绩效考评、信贷管理、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产品创新等方面实行专门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要增加科技投入，积极为业务创新提供基础平台。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只具备信贷业务开拓创新能力、熟悉农村金融市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逐渐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年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8万亿元、6.3万亿元、5.8万亿元和2.8万亿元，西部地区占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不超过1/3，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18.7万亿元、4.4万亿元、5.2万亿元和2.2万亿元，西部地区贷款余额也不及东部地区1/3。西部各省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宁夏、青海、西藏等地区，社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饥饿和贫穷仍然在困扰着这部分地区。众所周知，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寻找利用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第一部分从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角度，探讨金融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作用机理，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第三部分是资本形成差异的根源，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宁夏区提高金融服务创新的现实路径选择问题，从政府、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以及企业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1资本形成差异———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

国内理论界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文献较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区位决定论”、“人才决定论”以及“资本决定论”等。“区位决定论”理论认为地理位置是地区经济发展决定因素，落后地区经济的交通闭塞运距长，运输成本高，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诚然，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深化的经济环境中，交通闭塞无疑是严重制约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西部开发的政策提出以来，尽管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大力投资于交通建设，路是通了，然而并没有迎来预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才决定论”则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区域经济发展中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性。但是，“人才”的生长与发挥作用需要“环境”。西部地区拥有众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其中也不乏高精尖的人才。然而，西部地区并未因人才众多而出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决定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经典解释。它强调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原因是缺乏资本，储蓄率太低。毋容置疑，资本投入差异的确是地区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资本投入的多寡并不表示经济增长的快慢，倘若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不能将资金转变成现实的资本，拥有再多的资金亦无济于事。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已有文献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但还不够深入，没有述及问题的本质。下面我们从资本形成的视角对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从改革开放前后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差异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表1)，西部地区没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资本形成机制，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于是国有银行的存贷款成为储蓄—投资转化的主渠道。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服务于国有经济的，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投资选择上必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因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于是，在缺乏体制外的金融制度供给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有限的金融资源遭到扭曲配置：资本与良好投资机会相分离，流向了投资回报高的东部地区，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阻，与东部的差距愈拉愈大。

2区域资本形成差异源于金融创新

东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是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形成差距却日益明显，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如果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各级地方政府就是独立的行为主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函数，或者说是效用函数。因此，改革后，随着自主权的逐渐扩大，地方政府都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尽量追求本地的最大效用，即尽可能的加速本地的资本形成。改革初期，中央财政逐渐弱化，各地的资本形成基本上都是依靠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供给。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需求会愈来愈旺盛，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来讲，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越来越难以满足庞大的资金需要，这时就会出现金融制度创新的动机，当创新的金融制度能够带来高出创新成本的收益时，那么金融创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于是，能否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的信贷供给就成为各地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的先决条件，也是造成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同的区域而言，由于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机遇和水平、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差异，机会成本必然不一致，进而创新的动力也会有差异。东部地区因其改革以后私营性产业或者说非国有经济占据较大比重，那么从国有银行信贷所得到的资金必定有限或者根本得不到，在此背景下，如果不寻求别的资金来源渠道，必定失去投资及经济增长机会。因此，东部地区就会倾向于金融制度创新，寻求其他资本形成渠道，即上述的几种模式。西部地区没有出现民间金融制度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占比较高，可以得到更多的国家金融支持，因为西部可以凭借国有企业这一筹码与国家谈判。即便得不到经济发展所需的全部资金，西部也没有动力进行创新，这源于约束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创新成本过高，另一方面除了比重较大的、效率普遍低下的国有经济外，不存在类似于东部的增长机会。因而，等待国家的金融支持就成为西部的最优策略选择。综上，区域经济差异源于资本形成差异，而资本形成差异又取决于区域内有效率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所以，区域经济谋求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适合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形成渠道，创建国有金融组织制度外的金融组织形式。

一、引言

在成都市“十二五”规划中，依靠科技创新来把成都市建成“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已提上议事日程。加快推进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已是未来成都的发展方向。加快成都市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不仅是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全市今后科技经济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这一建设必将要求推动科技与金融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当前，成都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既需要系统总结多年来在实践中已经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也要加强跨部门的协作，在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积极探索。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国外的科技创新得到金融的大力支持。国外金融业发达，有完整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它们的风险投资经验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的做法对成都市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有一些参考价值。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此也有了初步研究。从国内理论界来看，江世银（2005）也进行了存在风险条件下的资本市场投资预期收益模型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认识；王磊、王淼（2009）进行了高新区融资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张云（2011）进行了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促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研究；郭庆平（2011）提出了金融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研究对策建议。成都市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很值得参考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但必须要在创新性和可操作性上深入研究、实现突破。从实践来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不是一个新问题，国内外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比如，符合科技企业创新特点的信贷模式相继涌现，服务于科技企业创新的各种金融机构方兴未艾。特别是诸如一大批适合科技企业创新特点的股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金融产品创新相继出现。可以说，为科技金融创新服务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正在形成，这些对于支持科技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广东、江西和四川都进行了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北京市科委通过深化科技管理体制创新，借助金融服务创新，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于科技创新，以满足企业多层次的融资需求，使资金要素在北京市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东在财政科技投入与银行科技信贷结合、科技金融与科技资本市场结合等方面作了很多尝试和创新，省科技厅分别与珠海、中山、东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科技金融综合试点市项目合同书，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道路。江西通过的《关于加强科技金融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意见》就加强科技金融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出了具体措施。四川也在不断地进行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成都市进行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可以参考这些做法，如广东大力打造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探索科技金融合作新机制，北京市从多方面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联姻等，但成都市不可照搬。这需要各界共同研究并提出很有针对性的、可供操作性的对策。

三、成都市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历程

近年来，根据科技和金融发展基础，成都市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作为推动科技发展的主要抓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成都高新区在科技金融的理论与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为四川仍至西部地区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成都市从理论上率先提出了具有创新探索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梯形融资模式，得到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从实践方面来看，成都市不仅初步搭建了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而且不断健全科技金融服务机制和不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摘要］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文章从机构建设、信贷管理、产品创新、流程优化、考核激励等多个维度，梳理分析了山西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主要措施、改革成效，并揭示面临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路径和策略。

［关键词］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金融机构

1引言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生力军，在繁荣经济、吸纳就业、改善民生、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判肺炎疫情影响时，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列为“六保”任务①之一，要求大力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上半年，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达35.6万亿元，其中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7万亿元，增长14.27%;普惠小微贷款户数2363万户，增加251.4万户，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得到明显提升。但面对疫情影响，客观来看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仍十分不利，地方政府配套支持不够、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小微企业自身发展存在缺陷等问题严峻，需要多方发力有效破解。

2山西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现状

近年来，山西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落实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要求，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转变经营思路，优化运营模式，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方式，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环境持续得到改善。

金融服务贸易，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8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被提出，并在1993年底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金融服务附录》中作了具体解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就乌拉圭回合谈判各方的金融服务自由化承诺进行了进一步谈判，并于1995年7月达成了一个金融服务贸易的过渡性协议。由于美国对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准入方面承诺不满而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因此该协议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经两年多的运行证明其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其间加上欧盟的努力，1997年又开始新一轮谈判，最终于1997年12月13日在日内瓦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WTO''''SFinancialServicesNegotiations)，将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逐步自由化的进程中。70个国家(欧盟以15国计)和地区同意开放各自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信息市场，签署了1999年3月生效的第五议定书。

一、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原则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关于法律原则的规定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一般性义务，适用于所有的服务部门，意思是无论成员方是否将某个服务贸易部门对外开放，在采取有关的措施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最惠国原则即属于一般性义务，每一成员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不低于它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过，最惠国待遇也存在一些例外与豁免。此外，像透明度原则、增加发展中国家成员的逐渐参与原则、法规客观合理性原则等都属于一般性义务。

不过对于GATS，一般义务并不是显得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具体的义务，是指通过谈判适用于各成员在承诺表中具体承诺范围内的服务部门。包括各国承诺开放哪些具体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开放程度如何，都体现在各国的服务贸易承诺表中。这体现于市场准入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之中。前者解决是否开放的问题，而后者解决外国投资者是否享有与本国投资者相同待遇的问题。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法律原则实际上是各国实力交锋的产物。对于大国，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一方而希望不要被冷落在游戏圈之外，而另一方面又要竭力争取一些町以凭借的盾牌。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世界格局是一个诸侯割据但客观上又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所连接的世界村，而汽车这种交通工具可以满世界跑的话，那么林林总总的争端无非可以浓缩为两个问题：首先，势力范围之外的汽车是否允许进入到范围之内；其次，进入的汽车是否应当遵守同样的交通规则。

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日内瓦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进行；外国公司享有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取消跨边界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比例超过50%。通观日内瓦协议，它秉承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原则并着重强调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以促使全球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1引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部门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部门，农业投入能够提高可供交易的农产品量、增加农民的收入流［1］。对家庭模式下的农业活动起支配作用的政策的任何变化，将不仅会影响生产，还影响到消费和劳动力的供给［6］。制度政策的不足与不恰当，导致农业生产及产后投入不足，加剧了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如:农业保险的缺乏，无法弥补农民所遭受的自然损失;农业财政补贴结构与投向不合理，未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正规金融无意提供农业贷款，农业投入受到限制;土地、房屋、户籍与生育制度限制资源的合理流动，降低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为防范、控制并化解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需要调整农业制度与政策，实施财政金融服务反哺农业的措施，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形成纳克斯所称的“产业部门间的平衡增长”，增强帕累托改进。但从已有研究文献看:除冉光和实证了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及其配合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同影响［7］，温涛，冉光和，熊德平实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得出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制度导致的中国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实际需求间不协调的事实外［8］，其他论述基本上属于理论与政策分析，缺乏实证支持，其余研究隐含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是通过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并能有效控制其绩效风险的逻辑，少有涉及财政金融服务控制农产品商品率及其绩效风险的文献，也少有研究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关系。本文拟通过建立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关系模型展开实证研究，提出控制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的财政金融服务建议。

2财政金融服务控制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的理论基础

2．1制度分析

建国伊始，国家为确保工业化的实现，抵御外来压力，为快速建立完备的工业化体系所面临的现实的长期的“理性”选择就是:国家通过财政制度单方面参与农业剩余分配，金融制度上动员农民剩余储蓄和经济资源，将金融财政化与实行农产品低价限制吸取农业剩余和农业经济资源的方式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这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初始最优选择，也是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财政金融服务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资金发展资源积累的最优路径选择。这种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生产价格限制的制度与政策选择，削弱了农业自身发展的资金与资源积累而被弱质化。基于国家控制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下的财政金融服务体制、结构与功能和农产品价格管控，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实施而有所改善，但综观中国经济和财政金融的发展，财政金融服务依然倾向工业和城市。从1985年到2012年，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平均在8%以下，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仅占财政总支出的0．536‰;1985～1997年间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份额一直处于10%以下，1998～2012年长期维持在5%左右，远远低于财政金融服务工业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通过财政金融渠道为国有企业改革注入所需资金。1984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农村合作基金组织由于背离了它的宗旨，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未能支持农业发展而被清理。1988年在政府主导下，改革开始转向城市和工业，财政金融服务更注意城市和工业，农村改革最终没有能诱导出农村经济的内生金融［9］。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大量注入财政资金以消化国有金融机构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同时将其企业化、股份化改造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营利性金融组织，释放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供给短缺。进入21世纪，政府不断向金融机构以财政还款方式实施融资参与城市建设和经济活动，而不顾及财政金融服务调控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新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农业剩余支持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现在正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10］。

2．2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