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霸权范文10篇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总体而言趋向和平和稳定，西方大国用政治的对抗和经济的合作取代了传统的军事对抗观念，地缘政治论也逐步被地缘经济论所取代。进入90年代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最近，复旦大学著名国际金融学家陈观烈教授呼吁警惕世界金融霸权（1998年12月25日《经济学消息报》），令笔者颇受启发。在此沿着陈教授的思路对金融霸权的实质、条件、形式及其影响作粗浅的分析，并希望对次话题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多题批评意见。

金融霸权及其本质

霸权（Hegemony）是一种“霸主权”或“盟主地位”，尤其是指特定联盟或邦联中的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或领导地位，有时也作霸权国推行的支配性的政策或强权政治。“Hegemony”一词在古希腊本来具有“领导性（leadership）”的含义，但在征服了马其顿之后，又加上了“支配（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霸权”含有暗示巨大权力的剥削、压迫性质的双关语气。

金融霸权（Financialhegemony）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并不存在金融霸权，因为金融本身就是一国经济的核心。本质上，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没有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根本谈不上金融霸权。用武力冒险无法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非暴力的市场竞争而获得。在传统金本位制下，英国曾占据金融霸权地位，迫使世界各国经济遵守“货币体系规则”，使得英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货币的供应。而当代只有美国才称得上是“金融霸权国”，与以前的霸权国不同的是美国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组成了一个“霸权集团”如七国集团，但美国仍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霸权的作用与影响金融霸权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1、金融霸权维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这可以参照经济霸权主义的“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金德尔伯格（P.Kindleberger）于70年代初提出的，他指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要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流动，而且当货币制度呆滞不灵陷入困境时，它能为提供清偿能力建立某种再贴现的机制”。在汇率浮动和资金市场一体化的世界上，霸权国“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管理汇率结构，并对各国国内货币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该理论表明，如果没有霸权国建立并管理国际社会体系，当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让位给经济民族主义势力时，国际经济就会动荡不稳。

因此金融霸权有以下作用：制定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和政策协调、执行国际经济竞争规则、稳定世界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控制危机。2、金融霸权国（或集团）利用其霸权地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金融霸权国生产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其他国家不能只“搭便车”，必须付费。这种费用是金融霸权国通过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收取的，具体地说，这种剥削是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实现的。这将在下面做详细论述。3、霸权国地位更迭时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动荡和不稳定。根据金德尔伯格的理论，霸权国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日常维持该体系的运营，而且在于控制危机局面。

〖本文摘要〗：进入90年代，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金融霸权地位，通过国际组织强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用其货币的国际特权、国际投机资本和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侵略和剥削，并成为近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警惕和防范金融霸权成为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新课题。

〖关键词〗：金融霸权霸权稳定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

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尚没有停火的迹象。空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扭转了冷战后一度有过的化剑为犁、全球裁军、削减军备的势头，必将加剧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战争的阴云掩盖不住美国的军事霸权，而军事霸权下的真正目的是金融霸权。因为进入90年代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军事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推行其金融霸权的手段。美国随时都会反击任何对其金融霸权构成的（潜在）威胁，不管它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索沃危机就是美国给欧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机的“帮助”下，美国股市一路凯歌，欧元疲态尽现，美元无疑已经取得了与欧元较量的首回合胜利。对9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分析也能证明，金融霸权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金融霸权及其本质

霸权（Hegemony）是一种“霸主权”或“盟主地位”，尤其是指特定联盟或邦联中的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或领导地位，有时也作霸权国推行的支配性的政策或强权政治。“Hegemony”一词在古希腊本来具有“领导性（leadership）”的含义，但在征服了马其顿之后，又加上了“支配（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霸权”含有暗示巨大权力的剥削、压迫性质的双关语气。

金融霸权（Financialhegemony）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并不存在金融霸权，因为金融本身就是一国经济的核心。

〖本文摘要〗：进入90年代，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金融霸权地位，通过国际组织强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用其货币的国际特权、国际投机资本和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侵略和剥削，并成为近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警惕和防范金融霸权成为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新课题。

〖关键词〗：金融霸权霸权稳定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

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尚没有停火的迹象。空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扭转了冷战后一度有过的化剑为犁、全球裁军、削减军备的势头，必将加剧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战争的阴云掩盖不住美国的军事霸权，而军事霸权下的真正目的是金融霸权。因为进入90年代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军事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推行其金融霸权的手段。美国随时都会反击任何对其金融霸权构成的（潜在）威胁，不管它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索沃危机就是美国给欧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机的“帮助”下，美国股市一路凯歌，欧元疲态尽现，美元无疑已经取得了与欧元较量的首回合胜利。对9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分析也能证明，金融霸权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金融霸权及其本质

霸权（Hegemony）是一种“霸主权”或“盟主地位”，尤其是指特定联盟或邦联中的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或领导地位，有时也作霸权国推行的支配性的政策或强权政治。“Hegemony”一词在古希腊本来具有“领导性（leadership）”的含义，但在征服了马其顿之后，又加上了“支配（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霸权”含有暗示巨大权力的剥削、压迫性质的双关语气。

金融霸权（Financialhegemony）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并不存在金融霸权，因为金融本身就是一国经济的核心。

〖本文摘要〗：进入90年代，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金融霸权地位，通过国际组织强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用其货币的国际特权、国际投机资本和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侵略和剥削，并成为近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警惕和防范金融霸权成为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新课题。

〖关键词〗：金融霸权霸权稳定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

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尚没有停火的迹象。空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扭转了冷战后一度有过的化剑为犁、全球裁军、削减军备的势头，必将加剧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战争的阴云掩盖不住美国的军事霸权，而军事霸权下的真正目的是金融霸权。因为进入90年代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军事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推行其金融霸权的手段。美国随时都会反击任何对其金融霸权构成的（潜在）威胁，不管它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索沃危机就是美国给欧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机的“帮助”下，美国股市一路凯歌，欧元疲态尽现，美元无疑已经取得了与欧元较量的首回合胜利。对9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分析也能证明，金融霸权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金融霸权及其本质

霸权（Hegemony）是一种“霸主权”或“盟主地位”，尤其是指特定联盟或邦联中的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或领导地位，有时也作霸权国推行的支配性的政策或强权政治。“Hegemony”一词在古希腊本来具有“领导性（leadership）”的含义，但在征服了马其顿之后，又加上了“支配（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霸权”含有暗示巨大权力的剥削、压迫性质的双关语气。

金融霸权（Financialhegemony）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并不存在金融霸权，因为金融本身就是一国经济的核心。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建立起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即由美国“独霸”到寻求日本“协作”才能实施有限的金融霸权的“过渡阶段”。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减少了金融业的经营风险，增强了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激活了资本市场，使其恢复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恢复了金融霸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竭力推进金融自由化，为其实现新金融霸权营造合适的外在条件。这样，美国安全度过了有可能丧失金融霸权的“危险期”，并于90年代确立了它在世界的新金融霸权地位。在金融霸权的充分施展之下，美国终于汇集世界巨额资本，孕育出本国的经济繁荣。

关键词：美国金融霸权经济繁荣

金融霸权是指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经济(尤其是金融)、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来获取用武力冒险与政治讹诈所无法获得，但是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运作而轻易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从本质上来看，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政治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是主要依靠新金融霸权，赢得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

一、由“独霸”到“协霸”——美国金融霸权的历史转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

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它一手设计的国际金融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等同于黄金，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绝对垄断地位，由此变相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通过征收铸币税，美国为其工业的国际性扩张融通资金，为其扮演“世界银行”融通资金，为其充当“世界警察”融通资金。亦即，美国可以不受其国际收支盈亏的限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其任何经费的短缺都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的速度来解决。“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印刷美元，以便在越南打一场殖民战争，尽量买进外国公司，并通常为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权提供资金。”美国的随心所欲行动，引发国内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直接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从而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美元由一家独霸绝对垄断地位，到与马克、日元相竞争的相对垄断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也由独霸而向联邦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寻求协助霸权转变。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建立起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即由美国“独霸”到寻求日本“协作”才能实施有限的金融霸权的“过渡阶段”。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减少了金融业的经营风险，增强了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激活了资本市场，使其恢复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恢复了金融霸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竭力推进金融自由化，为其实现新金融霸权营造合适的外在条件。这样，美国安全度过了有可能丧失金融霸权的“危险期”，并于90年代确立了它在世界的新金融霸权地位。在金融霸权的充分施展之下，美国终于汇集世界巨额资本，孕育出本国的经济繁荣。

关键词：美国金融霸权经济繁荣

金融霸权是指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经济(尤其是金融)、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来获取用武力冒险与政治讹诈所无法获得，但是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运作而轻易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从本质上来看，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政治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是主要依靠新金融霸权，赢得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

一、由“独霸”到“协霸”——美国金融霸权的历史转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

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它一手设计的国际金融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等同于黄金，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绝对垄断地位，由此变相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通过征收铸币税，美国为其工业的国际性扩张融通资金，为其扮演“世界银行”融通资金，为其充当“世界警察”融通资金。亦即，美国可以不受其国际收支盈亏的限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其任何经费的短缺都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的速度来解决。“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印刷美元，以便在越南打一场殖民战争，尽量买进外国公司，并通常为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权提供资金。”美国的随心所欲行动，引发国内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直接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从而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美元由一家独霸绝对垄断地位，到与马克、日元相竞争的相对垄断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也由独霸而向联邦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寻求协助霸权转变。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建立起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即由美国“独霸”到寻求日本“协作”才能实施有限的金融霸权的“过渡阶段”。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减少了金融业的经营风险，增强了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激活了资本市场，使其恢复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恢复了金融霸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竭力推进金融自由化，为其实现新金融霸权营造合适的外在条件。这样，美国安全度过了有可能丧失金融霸权的“危险期”，并于90年代确立了它在世界的新金融霸权地位。在金融霸权的充分施展之下，美国终于汇集世界巨额资本，孕育出本国的经济繁荣。

关键词：美国金融霸权经济繁荣

金融霸权是指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经济(尤其是金融)、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来获取用武力冒险与政治讹诈所无法获得，但是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运作而轻易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从本质上来看，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政治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是主要依靠新金融霸权，赢得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

一、由“独霸”到“协霸”——美国金融霸权的历史转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

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它一手设计的国际金融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等同于黄金，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绝对垄断地位，由此变相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通过征收铸币税，美国为其工业的国际性扩张融通资金，为其扮演“世界银行”融通资金，为其充当“世界警察”融通资金。亦即，美国可以不受其国际收支盈亏的限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其任何经费的短缺都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的速度来解决。“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印刷美元，以便在越南打一场殖民战争，尽量买进外国公司，并通常为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权提供资金。”美国的随心所欲行动，引发国内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直接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从而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美元由一家独霸绝对垄断地位，到与马克、日元相竞争的相对垄断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也由独霸而向联邦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寻求协助霸权转变。

一、从整体来看收益与成本的具体内涵

（一）收益的具体内涵一个全球金融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获取我们记为R。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是否有公共产品的提供？健全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包括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国际监管体系、汇率制度等等，这些都属于全球公共产品，需要被合理地提供出来，且要求这些公共产品是适合当时的历史趋势的。如果这些公共产品没有行为主体能够提供，或者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问题，不符合当时的金融现状，则全球金融体系就会呈现出不稳定。（2）体系内的公平程度。体系内的公平程度也会影响体系的稳定性。如果公平程度高，重要国家的利益都被考虑了，那么治理的决策和行为就会得到更多的主动性服从，体系的运转更加通畅。如果公平程度差，总有一些重要国家的利益被损害，那么治理的决策和行为会遭到这些被损害利益国家的抵制或者是反对，存在较多的不服从。同时，这些国家会进行自我保护，而这些自我保护措施有可能不利于全球体系的稳定。（3）在解决公共问题方面的效率。当全球性共同问题出现时，需要行为体快速发生反应，以解决问题。反应及时，行动迅速，则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若反应不及时，难以采取行动，则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且矛盾积累越来越多，则全球金融体系将会出现不稳定，甚至是爆发危机，或让危机更为严重。（4）是否具有动态调整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演进，全球经济金融会出现新的发展趋势，相应地要求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也应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原来的基础上能自动进行调整。如果治理体系不具备这种自动调整的能力，则长此以往，会与全球金融发展趋势脱节，该治理体系自然也就不稳定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治理模式的收益函数为：R=f（g，f，e,d）其中，R为总收益，g为有效公共产品的提供，f为体系内的公平程度，e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的效率程度，d为动态调整的能力。R受到g、f、e和d的影响，并随他们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当g↑，f↑，e↑,d↑时，R↑，但，变化的程度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二）成本的具体内涵从整体来看，全球金融治理的成本主要体现为：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和调整成本。这三项的加总为总成本，记为C。其中交易成本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进行金融往来所发生的所有交易费用。国际制度是否发展健全，是否具备统一、明确的各种国际标准和规则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在明确的、透明的国际标准之下，信息得到充分的沟通，非法交易的代价增加，由此，各国之间进行往来的行动更加明确，交易成本得以降低。相反，如果缺乏统一、明确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各国间进行往来则要增加信息的采集和沟通，耗费精力去进行谈判，往来过程中还要加强运作和监督的成本。这里，交易成本记为C1。进行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主要国家的协调合作，因此要发生协调成本。首先是认识成本，从公共问题出现，到大家形成统一的认识，需要时间成本和信息的沟通成本；其次是会议组织和会议协调成本，需要将参与各方组织到一起共同交流讨论该公共性问题，并产生讨论的结果；最后是实施成本，需要参与各方共同实施其讨论达成的决议，实践中共同解决公共性问题。协调的难度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参与方的数量。参与方的数量越多，利益越分散，越难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一方不同意，协议就很难达成；二是公共性问题的公共性。公共性问题对大家的影响越大，影响程度越均匀，大家就越容易形成一致认识和采取一致行动。这里，协调成本记为C2。调整成本。长期来看，由于全球金融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的，全球金融治理也应当根据趋势及时进行调整，因此，要发生调整成本。调整成本的大小与该体系是否具有自动调整的能力有关。若该体系具备动态调整能力，则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从而不至于使该体系严重滞后于现实。这样，每一次调整时的难度也都不大，成本相对较低。相反，如果该体系不具备动态调整能力，那么就不会根据历史的发展随时进行调整，这样积累一段历史时间，就会使该体系严重滞后于现实。经过较长历史时期的积累后，再进行调整，则困难会很大，成本高昂。调整成本的大小除了与动态调整能力有关，还与调整时是否存在强国的阻碍有关。如果有强国甚至是霸权国阻碍调整的进行，则调整的成本更加高昂，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要等更强国家的出现。这里，调整成本记为C3。据此，我们可以得到总成本的函数C=C1+C2+C3=f1（s）+f2（n，p）+f3（d，b）其中，C为总成本。C1为交易成本，C2为协调成本，C3为调整成本。s指的是国际标准、规则和惯例的成熟度，当s↑时，C1↓。n指的是参与方数量，p指的是公共问题的公共性，当n↓，p↑时，C2↓。d指的是动态调整能力，b指的是强国的反对，当d↑，b↓时，C3↓。（三）效益函数判断哪一种治理模式更好，要比较其成本收益的大小。效益=收益-成本，效益用B表示。用函数表示B=R-C=R-（C1+C2+C3）哪一种治理模式给全球金融带来收益越多，成本越低，则该治理模式的效益越高。理论上，该治理模式就值得我们所提倡和追求。

二、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与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二战以后到1990年代以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并不明显。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缓慢。我们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时期。那么，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霸权治理和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如何？本部分将作分析。（一）霸权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1、收益分析。（1）霸权治理在收益方面最突出的优势有两点：一是能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行动效率高。这两点恰好迎合了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时的历史特点，对当时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国是世界中经济金融实力最强的国家，一般情况下，既愿意也有能力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例如，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美国的经济在全球占有绝对份额，有能力组织建立世界新秩序。同时，美国也希望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确立霸权地位，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模式中的强国和弱国的经济实力悬殊，且强国的数量并不多，霸权基于主导地位。当遇到公共问题时，霸权国与其他强国组成的利益集团由于利益的一致性，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并促成集体行动，效率较高。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球经济出现失衡，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剧增，而日本和德国呈现出盈余。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迅速采取行动。1985年，美国召集五国集团（G5，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签署了《广场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有秩序贬值。从全球角度来看，当时的广场协议确实较好地解决了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维护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2）霸权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的弊端主要在于其较差的公平性和僵化的调整机制。但这两点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并没有明显暴露出来，所以，其对当时全球共同利益提高的负面作用也没有明显体现出来。在霸权治理模式中，霸权国往往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在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会形成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严重的情况下，尤其是当霸权衰落或受到挑战时，霸权国会不惜使用非常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这会加大对其他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伤害，带来全球体系的动荡不安。但在金融全球化较低发展阶段，合法性和合理性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当金融全球化还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时，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取决于当时较强大的几个国家。因此，牺牲一些国家利益同时，若能尽快统一行动，也能带来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这些被牺牲利益的国家，有时也并不表示强烈反对，因为它们从共同利益的提高中也获得收益。即使它们的净效益仍体现的是损失，若当时体系中存在霸权，它们的反对也不足以阻碍决策和行动的推出。因此，公平性的缺失并没有对该阶段全球共同利益的提高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霸权治理模式中，核心行为体是霸权国，体系的种种设置都是为霸权国的利益服务的，没有自动调节的机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体系可能是越来越滞后的，也就有可能变得不稳定了。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刚成立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确为全球提供了稳定的金融体系。但该体系有内在的不稳定因素：美元强行与黄金挂钩，与其他货币固定挂钩，强行作为唯一的储备货币。这些强行设置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稳定就逐渐暴露出来。在该体系之下，其他国家努力积累美元这一国际储备资产，并不断向美国兑换黄金，使得美国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终于美国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宣布废除固定汇率制。但，在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较低阶段，动态调整并不显得十分重要，因为那时的趋势变化是缓慢的，短期内没有调整的需要。总的来说，由于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公平性和动态调整能力的重要性并不显得那么突出，因此，霸权治理模式本身存在的弊端并没有显现出来。相反，霸权治理模式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决策行动效率方面却表现良好，维护了当时历史时期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显著提高了全球共同利益R。因此，从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给全球性金融整体带来的收益R是相对较高的。2、成本分析。（1）霸权治理在成本方面最大的优势是其协调成本低，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模式的核心行为体数量不多，相关协议较容易达成。例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核心行为体主要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核心行为体现为G7成员国。主要参与者数量都不多。同时，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利益较为一致。这主要在于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由于其他国家与G7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实力悬殊，全球性公共问题影响的主要就是这几个强国，且影响程度较为均匀，也就是对G7国来讲，公共问题的公共性较高。鉴于此两点，G7成员之间较容易形成一致认识和采取一致行动。（2）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贡献也是正面的。在此阶段，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经济金融的发展也没有那么复杂。此时，霸权治理模式下制定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对全球金融体系是适用的，其他国家也都认可霸权国制定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如，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安排，由于当时各国刚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混乱和二战的创伤，固定汇率制无疑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稳定的汇率安排，交易成本得以大大降低。（3）霸权治理模式在成本方面最大的弊端是其调整成本高。霸权治理强调霸权在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霸权国不会一直固定在某一个国家身上，而霸权具有衰退的必然趋势。霸权治理理论上就要求有新的霸权国家来替代旧的霸权国家。但这种替代可能会带来对抗，带来世界的不稳定。而且，替代并不是顺理成章的，有效的替代需要历经较长的历史时间，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上，美国替代英国成为金融霸权国就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在未进行有效的霸权替代之前，霸权治理结构是滞后于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这将带来混乱，并阻碍经济金融的发展。因此，在霸权治理下，长期的历史调整成本是非常高的。不过，在金融全球化的较低发展阶段，全球金融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对治理体系的动态调整能力也不是特别需要。因此，尽管霸权治理本身的调整成本很高，但在当时并没有暴露得很明显。总的来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在短期内对动态调整的需求不高，霸权治理调整成本高的的问题并未显现。同时，由于当时经济相互依存度较低，霸权治理模式下国际规则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因此交易成本也出现有效地下降。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霸权治理的协调成本低，这一点非常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整体成本。因此，从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给全球性金融整体带来的成本C是相对较低的。3、总结。总的来说，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的收益要大于成本，效益函数是正的，霸权治理是有效的。霸权治理的效益函数为：其中，Bh为霸权治理的效益，Rh为霸权治理的收益，Ch为霸权治理的成本，Ch1为交易成本，Ch2为协调成本，Ch3为调整成本。（二）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1、收益分析。（1）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最大的优势是高合法性和较好的动态调整能力。但对于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因此，其对于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提高没有多大的帮助。理论上，多边主义治理之下，各参与行为体的利益都会得到照顾，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提高。各参与行为体对多边主义制度将呈现出一种主动服从的态势，有利于在全球建立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稳定良好的国际金融秩序将给全球各国都带来共同利益。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在金融全球化较低发展阶段，合法性和合理性并不是那么重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取决于当时较强大的几个国家。即使牺牲一些国家的利益，但若能尽快统一行动，也是能带来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的，且这些被牺牲的国家也能从共同利益的提高中获得收益。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低级历史阶段，勉强照顾所有国家的利益，显然并不能显著提高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形式上的多边主义可能会被霸权利用，受到霸权国权威的制约，其合法性也同样得不到体现。例如，二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多边主义性质的，但其只是形式上的，美国在其中发挥着霸权国的作用。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本质上是动态和变化的，有利于根据发展趋势进行改变和调整。每一历史阶段，多边主义治理的核心主体都是当时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比较重要的国家，但并没有像霸权治理一样固定在某些国家身上。因此，多边主义治理的制度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当有一些国家衰退，变得不再重要，就会较容易退出多边治理的核心结构。而当有一些新的国家崛起，变得非常重要，也较容易进入到多边治理的核心结构。多边主义的这种动态性将使治理结构始终与当时的历史趋势保持一致，从而有利于经济金融的发展。同时，也避免了重要行为体硬性替代而带来的混乱。因此，从长期来看，多边主义治理更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提高。但在金融全球化较低的特定历史阶段，全球金融趋势的变化是较为缓慢的，霸权的衰退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体系的动态调整能力并没有那么急迫。因此，多边主义治理的动态调整优势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2）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最大的弊端在于其“效率低下”，且，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该弊端被放大了。在多边主义中，每一参与方都有自己的发言权，缺乏核心的领导人。因此，在多边主义的会议和行动中，往往出现集体行动的困难，很难产生明确的结果。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不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和决策；实施中某个国家可能背叛。由于每个国家的立场有所不同，预期合作中的未来收益也有所不同，权力与责任、成本与收益间的不对称会造成多边会议成员间的分化，使决议难以达成。另外，由于信息沟通的问题，一些国家不愿意积极合作。即使合作，实施中也有可能背叛。在金融全球化的较低历史阶段，相对于公平而言,效率是更加重要的。此阶段坚持多边主义治理，强行将参与者数量扩大，会使问题悬而不决，损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而以此为代价所提升的合法性在当时却是没有意义的。（3）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着困难。首先，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只有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才有实力参与。例如，IMF成立的初期需要各国认缴份额，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足够的资金去认缴。其次，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因为，此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较低，世界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对弱国影响相对较小。若这些国家又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时，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它们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它们更愿意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来利用别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将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损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总的来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对于合法性和动态调整能力地要求不高，因此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优势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出来。相反，其弊端却被放大了，“效率低下”的特点会导致公共问题难以解决，严重损害全球共同利益。最后，由于大多数国家既无实力，也不愿意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是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因此，从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给全球金融整体带来的收益R是相对较低的。2、成本分析。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成本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其协调成本太高。在金融全球化的较低阶段，若坚持多边主义治理，则会强行将核心参与者的数量扩大，而这些参与者中有很多并不一定是全球重要行为体。对系统重要性国家和非系统重要国家而言，全球性问题的公共程度低，要想在他们之间达成合作将十分困难。因此，协调成本十分高昂。交易成本方面。由于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模式下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体系比较符合当时的现实，交易成本并不高。重新建立一套考虑各国利益的统一的标准和规则，显然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对于交易成本的改善也不会有什么显著作用。由于多边主义本质上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因此，其长期调整成本低是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一种优势。但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全球金融趋势的变化是较为缓慢的，动态调整在当时并不是必须的。因此，该优势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总的来说，虽然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调整成本上具有优势，但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并不十分需要。同时，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对较低阶段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无多大的帮助。问题最突出的是，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坚持多边主义治理会带来非常高的协调成本。因此，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给全球性金融整体带来的成本C是相对较高的。3、总结。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多边主义治理的收益要小于成本，效益函数是负的，多边主义治理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是不可取的。多边主义治理的效益函数为：Bm=Rm-Cm=Rm-（Cm1+Cm2+Cm3）<0其中，Bm为多边主义治理的效益，Rm为多边主义治理的收益，Cm为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Cm1为交易成本，Cm2为协调成本，Cm3为调整成本。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与多边主义治理成本收益的动态演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金融全球化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金融整体之中，形成全球性统一的金融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各国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出现许多新兴的经济大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迅速，且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我们将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时期作为金融全球化较高阶段时期。那么在金融全球化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中，霸权治理与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将出现怎样的演化？（一）霸权治理的成本收益动态演化1、收益演化。（1）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的各种弊端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最突出的弊端就是其公平性差的问题。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不再只依靠霸权国或几个较为强大的国家，而是依靠越来越多的国家。一个国家发生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全球，因此，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示出来。而霸权治理模式本身就缺乏公平性，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并且形成了许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对全球金融共同利益造成损害。例如，在此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美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几次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流动性涌向新兴市场国家，使这些国家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很多国家不得已采取紧缩的政策来抑制流动性。这使得刚刚从危机之中缓解的世界经济再一次陷入混乱局面。结果，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从中受益，全球性整体公共利益受损。（2）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对动态调整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霸权治理的僵化的调整机制难以满足其需求。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金融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速度也很快，不断有新的元素出现。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客观上需要不断将这些新元素纳入到治理体系当中来，因此动态调整能力变得非常重要。霸权治理本身的调整机制是僵化的，难以适应需求。（3）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在提供公共产品和行动效率高方面的优势也不再体现出来。霸权治理为世界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是一致的。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霸权国已不再是唯一最重要的国家。全球金融治理需要世界所有重要国家的共同合作，全球金融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此时，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开始出现不一致。在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与全球金融共同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霸权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地维护了其自身的利益，没有照顾到甚至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金融全球化的较高阶段，各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在其他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全球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而体系的不稳定则会损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例，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可以看作是以美国为主提供的一项全球共同产品。美元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美元霸权维护的是美国的巨大利益。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这样的货币体系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不稳定，不断地引发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也与此有关。在效率方面。当金融全球化发展到较高阶段，霸权治理的高效性已不再是一种优势了。首先，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霸权国即使再强大，也难以独自应对新的全球性金融问题。其次，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霸权国的实力是相对衰落的，面对新的问题也显得无能为力。最后，由于霸权国推行的决策更多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在推行过程中，会遭到其他国家显性的或隐性的反对和抵制。尽管其行动是高效的，但行动的结果不一定有效，这使得霸权治理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例如，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不合理，调整责任主要落在逆差国一方。这使得东亚国家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但由于美国的反对，改革一直难以进行。危机以后，东亚各国出于“自我保护”，一直努力积累外汇储备，以防止类似金融危机的再度发生。这种“隐性的反对或抵制”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美国是失衡的重要一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此相关。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共同利益带来巨大伤害，包括美国本身。因此，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全球金融治理需要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和全球的整体利益，公平民主显得较为重要，有效性的重要性相比要降低，因为公平民主的较大缺失也自然会影响有效性的发挥。总的来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的公平性问题凸显，从很多方面对全球金融共同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危害。霸权治理虽仍然提供公共产品，但其却越来越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是无效的公共产品。霸权治理的行动效率也依然很高，但行动的结果却往往是无效的，不能真正解决全球性金融问题。最后，霸权治理僵化的调整机制也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因此，从整体来讲，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给全球性整体带来的收益R是不断下降的。2、成本演化。（1）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的协调成本仍是较低的，但协调的结果往往是无效的，优势不再。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历史环境在发生变化，霸权国及其利益集团，例如G7，不再是世界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具有实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全球性金融公共问题影响着世界所有国家，对于G7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程度都很大。因此，面对全球性金融公共问题，协调的不仅仅是G7国，而是关乎利益的所有国家。真正的协调成本应发生在这些所有重要性的国家之间。霸权治理的核心行为体G7出台决策和采取行动虽然协调成本低，但由于其排除了其他重要性行为体，其协调的结果往往是无效的。因此，协调成本低也就不再是一种优势了。（2）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的交易成本和动态调整成本都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往来越来越需要更加统一的、明确的一系列国际标准和规则，并且不断需要新的适应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的标准和规则。霸权治理则难以提供这样的规则，且由于缺乏自身利益的获取，霸权国也不愿意去创建新的合适的规则体系。霸权治理模式下，各国之间难以形成开放的交流平台，信息是不对称的，发现成本和谈判成本都会上升。同时，各国之间也难以形成基于公平基础上的合作平台，交易中的运作成本和监督成本也都会出现上升。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会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治理体系具有不断进行调整的能力，对于重要的行为体而言，应具备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很显然，霸权治理是难以做到的。主要在于：一是霸权治理主要维护的是霸权国的利益，本身不具备动态调整机制；二是霸权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多方面阻扰新参与者的进入。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的长期调整困难凸显出来，阻碍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正常发展。总的来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虽然仍具备协调成本低的特点，但由于缺失非霸权集团的重要性国家，协调的结果是无效的。同时，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下的国际规则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发展滞后，交易成本呈不断上升趋势。调整成本也越来越高昂，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因此，从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给全球性整体带来的成本C是不断上升的。3、总结。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最终霸权治理的收益将小于成本，效益函数为负。当金融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霸权治理的效益函数为：Bh=Rh-Ch=Rh-（Ch1+Ch2+Ch3）<0其中，Bh为霸权治理的效益，Rh为霸权治理的收益，Ch为霸权治理的成本，Ch1为交易成本，Ch2为协调成本，Ch3为调整成本。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霸权治理的效益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金融全球化处于较低阶段时，霸权治理的效益是大于零的，该治理模式是有效的。但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霸权治理的收益不断下降，成本不断上升，效益是逐步下降的，当金融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霸权治理的效益将趋于负数，该治理模式是无效的。（二）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动态演化1、收益演化。（1）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其本身具有的较好的公平性，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其优势越发展现出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合法性和合理性会变得非常重要。首先，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会将新的重要的系统性国家排除在治理结构之外，这些被牺牲利益的国家会在行动中采取不配合或者是反对。没有这些新兴国家的参与，是很难统一行动的，即使能行动起来，其效果也不好，很难真正解决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其次，在合法性和合理性提高的基础上，各参与行为体对多边主义制度将呈现出一种主动服从的态势，有利于在全球建立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稳定良好的国际金融秩序将给全球各国都带来共同利益。例如，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若同时考虑逆差国和顺差国的对应责任，同时IMF对危机中的逆差国存在有效的救助机制，那么，1998年以后的东亚国家就不会努力囤积外汇储备，全球经济也不会陷入严重失衡的状态。因此，多边主义的治理正好符合了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对于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将是显著的。（2）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动态调整能力也越来越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一些国家趋于衰退，一些国家开始崛起。经济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增加，客观上要求各国间更为密切的往来和合作。新产品、新情况、新形式不断出现，客观上要求治理理念和制度也要不断更新。因此，金融全球化需要治理体系具有较高的动态调整能力。而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正好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下，许多制度可以设置动态的调整机制，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如，G20作为重要的多边主义协调平台，可以以GDP的标准来选择成员国。那么，当有一些国家衰退，变得不再重要，就会较容易退出。而当有一些新的国家崛起，变得非常重要，也较容易进入。（3）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公共产品的提供客观上要求所有重要性国家的参与，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成为一种必需。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各国间的经济实力差距也在不断缩小，重要性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此阶段，全球性金融公共产品的提供应基于所有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需要集体的决策。因此，多边主义治理在此阶段较为适合。首先，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加，已经初步具备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例如，2008金融危机以后，对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增资方面，新兴市场国家表现积极。其次，新兴市场国家也愿意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因为，此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世界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希望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以获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以“搭便车”的策略来享用别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虽然节省了成本，但无法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以多边主义的治理原则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会考虑所有重要性国家的利益，将有助于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全球公共利益的提高。（4）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已不能因此来否定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虽然从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平性的提高等方面看，多边主义是进行全球金融治理的最佳原则，但多边主义治理仍然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没有比多边主义更好的全球治理方式，但多边主义的致命弊端是效率低下（庞中英，2010）。例如，大家虽然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改革等是进行有效全球金融治理的必要条件。但由于改革给各方带来的预期利益不同，各方的观点也不同。新兴市场国家主张这些改革措施，而美国是反对改革的，由于这些分歧的存在，各种改革是很难有实质进展的。再例如，2008年的G20华盛顿峰会明确承诺反对保护主义,但世界贸易组织在伦敦峰会前夕公布的报告却显示,各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呈现增多之势。这就是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奖惩机制的情况下，一国很难相信别的国家会真的反对保护主义，因此自己也就不会率先采取反对保护主义的措施。由于公平和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公平性变得日益重要。因此，即使多边主义治理面临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应坚持多边主义治理。但应采取一些方式方法来降低效率低下的程度。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和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参与者的数量。人员太多，难以达成协议，有效性就会差。如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由190个成员参加，就很难达成协议。以选出代表的形式参加，数量是少数的，较容易达成协议，如一直处于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G7，成员数量为7个，利益取向也较为一致，因此容易达成协议；二是与多边主义的组织原则有关。绝对地强调公平，即每一方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平等地参加，这将是非常没有效率的。相对地强调公平，根据一定标准分配给参与方以不同权重的投票权，以投票的形式进行表决，效率性就会较高。但投票权分配的标准应是绝对公平的，如严格按照GDP比重来进行分配，否则会违背多边主义原则。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坚持多边主义治理应坚持相对的多边主义，而不是绝对的多边主义。总的来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越来越能体现出其优越性来。其较高的合法性和较好的动态调整能力都很好地适应了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基于多边主义原则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有效的，这些都对全球金融公共利益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多边主义治理难以摆脱效率低的问题，效率问题将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但效率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足以抵消上述的积极作用，且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降低其负面作用，如强调相对的多边主义，以小组的方式降低核心参与者的数量等。因此，从整体来看，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多边主义治理给全球性金融整体带来的收益R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成本演化。（1）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下的交易成本和动态调整成本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全球性的金融问题关系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制定相应的制度应站在多边主义的立场之上。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有利于各国之间交流信息，有利于制定一系列统一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标准。在这些统一的、明确的标准、规则和惯例的基础之上，各国间合法交易的成本得到降低，非法交易的代价增加，行动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例如，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如果存在有效的多边主义治理，在各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制定全球性的监管规则，及时将那些跨境的金融交易纳入到监管系统当中，则会有效降低国际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防范全球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调整成本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对动态调整的要求。多边主义治理的制度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可以设置动态调整的机制，能有效降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调整成本。（2）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多边主义治理的协调成本仍是较高的。与同时期的霸权治理相比，协调成本要高。但与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时相比，协调成本趋于下降。随着历史的发展，当金融全球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系统性重要国家的数量包括了更多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下，参与方的数量将大大增加，且在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因此，要在这些参与者之间达成协议会变得很困难。与霸权治理模式相比，协调成本要上升。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这些新成员排除在外。因为这些新成员都是系统性重要国家，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本身就需要将这些新兴国家纳入到治理体系的核心结构中来。与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时的多边主义治理相比，在参与者数量都扩大的基础上，全球性问题的公共性提高，利益不一致的程度降低了，因此协调成本较那时是降低的。这主要由于，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前，各国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危机一旦发生，影响的是所有的国家。以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为例，刚开始危机只限于美国的次贷市场，但很快通过投资银行的倒闭，迅速波及到欧洲，再之后全世界都卷入进来。2010年以前，许多学者还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受危机的影响较小，但很快，由于发达国家不再具有消耗新兴市场国家生产力的能力，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也相继陷入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等危机之中。应对全球性金融问题，需要世界所有重要性国家的共同努力，全球性金融问题的公共性空前提高，因此，在面临大的问题时，大家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协调成本降低。2008年开始，各国包括新兴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较好地控制了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霸权稳定论指出，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乃是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保证。而本文的分析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恰恰来自于美元霸权。当前美元霸权的行使体现为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位于中心的美国获得了铸币税以及通货稳定的收益；而外围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成本。这种不平衡的构架注定是不会持久的。当前美元霸权对中国的影响包括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的效率损失和汇率风险，以及“冲突美德”的威胁。中国的相应对策则包括：在近期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削减外汇储备的规模、将FDI的水平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关键词：美元霸权中心－外围构架人民币汇率

一、霸权稳定论与美元霸权

金德尔伯格1973年在他论述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最早提出了霸权稳定论的思想。他谈到，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实质上乃是公共产品，其提供既不能通过“世界政府”，也无法寄希望于国家间的自发合作。“若要使世界经济变得稳定，必须要有一个稳定者，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

随后，Gilpin、Krasner和Keohane等学者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角度发展了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核心思想包括：第一，霸权是确保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繁荣和发展的前提保证；第二，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其政府社会目标和国内权利分配必须有利于国际自由秩序；第三，霸权国在获得其经济政治霸权所带来的各项收益的同时，必须承担两项重要义务，一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保障世界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二是推动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来；第四，竞争优势的转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和其他国家的搭便车现象，将会造成霸权的逐渐衰弱，而霸权的丧失和追逐必将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直至新的霸权产生。

世界经济的历史似乎恰好吻合金德尔伯格的假说。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是英国拥有霸权地位的时候，也正是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高潮时期；二战之后美国拥有无可挑战的霸权地位，这正是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出现并达到高潮的时期。尤其是，金德尔伯格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英国的霸权地位已经衰落，而新兴的美国却不愿出面提供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因此各国陷入混乱的“贸易战”、“货币战”，世界经济由繁荣转向旷日持久的萧条。

一、从环境和贸易的“对立统一”中寻找主动进攻的策略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一方面对中国产品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高筑贸易的技术壁垒，试图以苛刻的技术标准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环保标准就是其中严厉的措施之一。环境与贸易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如果统一起来，发展环境贸易，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1.“环境标准”可以成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产品的价格、质量和技术含量作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很少考虑其它标准。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趋势，进出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热点。发达国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资发展环保产品，实施补贴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法规、环境标志、绿色标准等制度，为其产品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将产品的“环保标准”作为竞争力要素，在我国可以产生两方面的优势：其一，环保产品兼有带动高新技术发展和促进企业改革的双重特点。它针对有关企业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效益低等问题，目标明确地要求企业从解决环保问题入手，促使产品生产向技术水平高、资源利用率高、污染尽可能少、经济效益好等方面改进，使环保产品的生产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切入点；其二，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产品在价格方面的优势，避免所谓“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之类的无端刁难。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修改后的国际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环保产品的这类补贴属于不可申诉的补贴范围。因此，我国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环保产品提供专项补贴、低息贷款，又可以进一步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大大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我们可以通过“以内需促外贸”的途径，大力发展环保产品，促使出口产品符合环保标准。要消除那种“产品不外销就不能促进外贸发展”的错误观念，要让企业家明晰“绿色壁垒”问题，辨识高增长中的潜在危机和巨大的内需市场的关系，引导我国企业开发比较绿色环保产品，迎接WTO挑战。据世界银行1997年一份报告说，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8%，也就是说基本抵消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为此，我国在21世纪初计划的环保总投资将超过5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外国企业必将以中国“入世”为契机大举进入，我国企业如果无动于衷，就会坐失发展的良机。